1. 数据收集与分析:报告应详细介绍“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的调查方法,包括样本选择、数据来源和统计分析手段。这部分需要详细说明调查覆盖的城市范围、家庭规模及收入分布等关键因素,以保证数据的代表性。
2. 城市家庭住房现状:接下来,深入探讨城市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住房面积、购房时间、贷款状况等指标,反映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和购房压力。对比不同城市等级(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差异,揭示城乡间的住房消费差距。
3. 住房消费趋势:分析期内的住房消费变化趋势,如房价走势、购房意愿、租赁市场的发展等。这部分可以结合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影响等因素进行讨论。
4. 影响因素分析:探讨影响城市家庭住房消费的主要因素,如收入水平、家庭人口结构、政策导向、金融市场状况等,并通过数据模型展示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
5. 问题与挑战:指出当前城市家庭住房消费存在的问题,如高房价、住房供需失衡、租赁权益保障不足等,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6. 政策建议:基于上述分析,提出针对十三五规划后期及未来改善城市家庭住房消费环境的政策建议,如调整住房供应结构、完善住房金融体系、强化租赁市场建设等。
开头:
"十三五"时期,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家庭住房消费作为民生重要一环,其变化趋势和问题备受关注。本报告通过对这一时期全国多个城市家庭的广泛调研,深入剖析了住房消费的现状、变化、影响因素及面临的挑战,旨在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结尾:
总的来看,中国城市家庭在"十三五"期间的住房消费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既反映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成果,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未来,我们需要持续关注住房市场的动态,科学引导住房消费,优化住房供应结构,保障不同群体的居住需求,以实现更加和谐、宜居的城市生活环境。
五年规划,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部分,属长期计划。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
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中国住房消费发展报告(1998—2024)》、《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2024)》24日在南开大学发布。报告指出,“一线城市的城镇居民中有超过80%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者较高”,“几乎4/5的城市家庭认为当前购房时机并不合适”。
报告基于对我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全面系统的入户调查数据研究而成,样本覆盖全国32个城市,共收集2056个家庭户样本、5201个家庭成员样本,并建立了相应的数据库。
对于取消限购,“55.08%的城市居民认为其购房行为不会受到影响”“54.14%的城市居民认为限贷政策不会影响其购房行为”。报告认为,“在住房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取消住房限购、限贷政策对城镇居民住房需求弹性影响有限,但会对居民住房行为结构产生影响。”报告显示,在城镇居民最希望房贷松绑类型分析中,“降低贷款利率是城镇居民最希望松绑的类型,有39.17%的城镇居民认为利率偏高,希望能够降低贷款率;22.32%的城镇居民希望能够下调二套首付比例。”报告反馈也与今年我国出台相应房地产政策及央行屡次降息相呼应。
报告同时发布的“住房价格风险指数”对全国70个城市近五年的住房价格风险进行了评估,根据指数显示: 2024年,住房价格风险排名前10的城市依次为深圳、北京、上海、牡丹江、广州、南宁、昆明、襄阳、锦州、合肥。
在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中,报告指出,“一线城市的城镇居民中有超过80%还是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者较高”,在对于当前住房市场的评价中,“几乎4/5的城市家庭认为当前购房时机并不合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周京奎教授为该项研究主要牵头人,其博士生、硕士生为核心成员;同时,项目邀请包括南开大学数量经济研究所、天津工业大学、山东大学、湘潭大学、徐州师范大学、太原师范学院、哈尔滨商业大学、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的教师加入。
周京奎表示,希望该项研究在政府制定住房发展政策,企业制定发展规划,解决住房民生问题方面提供数据支持和政策咨询。同时,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建设的发展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中国住房问题研究由市场层面转向消费层面的条件下,希望调查结果能够填补我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领域的空白。
十三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同时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蓝图。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
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未来中国将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能否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
一问:中高速是个怎样的增速?
发展是硬道理。未来5年将有什么样的“中国速度”?“十三五”规划涉及的众多内容中,经济增长目标引人瞩目。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专家普遍认为,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离不开对国内外大势的准确审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十三五”时期战略定位的精准把握。同时,着眼于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必须统筹考量包括gdp在内的若干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表示,“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就是“新常态”,既不是增长停滞、也不是低增长,而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尽管表现为经济增长下行,但7%左右仍将属于世界的高增长水平。
“如果今年经济增速为7%,那么‘十二五’年平均实际增速将达到7.8%,要实现2024年gdp比2024年翻一番的目标,‘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速需要达到6.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余斌说,新常态下,我们不能再追求不切实际的高增长,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短期大幅度滑坡,将很难实现转型。
尽管目前仍存在一定下行压力,但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对“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抱有信心。
他说,当前增长势头企稳回升,经济结构逐步优化,发展质量稳步提高等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预示着中国“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增长,将既有量的扩张,又有质的提升。
二问:中国经济新动力何在?
设立母基金引导金融投资机构和社会资本参与对科创企业的投资,以服务券形式为中小微企业购买科技服务……上海普陀区日前发布28条政策意见,从平台建设、信贷促进等方面进一步打造创新环境。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普陀区区长程向民说,着眼于“科创驱动转型实践区”与“宜居宜创宜业生态区”的定位,下一步将继续做好双创服务,特别是发挥上海普陀并购金融集聚区的集聚效应,为创新营造更好的生态环境。
普陀的实践是当前各地不断深化改革,努力挖掘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一个缩影。“要实现这种驱动力的切换,必须激发亿万群众创造和创新的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认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千方百计激发企业内在创新动力,健全体制机制、坚决清除影响创新能力提高的制度障碍。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国平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中心转向亚太,创新要素也在向东流动,这反映在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研发中心放在中国。挑战尽管不少,但在中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过程中也有不少机遇可抓。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东琪表示,当前我国养老消费、健康消费、旅游消费等热点加速形成、升级态势明显,尤其网络消费等新业态方兴未艾,显示了对经济的强大拉动力。同时我国城镇化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全会提出了“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的新要求。“‘十三五’时期,‘消费+创新’有望成为可持续增长的源动力。”陈东琪说。
三问:实现中高端还要迈过几道坎?
今年7月,我国出口马其顿的动车组在中国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下线,这是我国动车组首次打入欧洲市场。中车株机专家委员会主任刘友梅说,企业大踏步走出去,必须以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作为支撑。
同样地处湖南株洲的千金药业,力求通过主业从制药到养生的转变,投身“二次创业”。“企业不是比谁跑得更快,而是看谁活得更久。”千金药业董事长江端预说,企业要可持续必须谋求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个是高端装备制造通过自主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一个是传统医药行业求新求变,通过打造养生产业转型发展。两家企业,行业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但都在探索迈向中高端。
全会提出,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二〇二五》,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十三五”要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一方面要提高服务业比重,同时要重视服务业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之间的内在关系,提高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
而在第二产业内部,迈向中高端意味着要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世界产业变革,均给我国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窗口期”。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说,未来我国制造业转型的战略思路是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通过关键领域、重要环节和重点行业创新突破,逐步淘汰低端制造、积极发展中高端制造,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
四问:改革“硬骨头”怎么啃?
一个共识业已形成——改革,是中国经济的红利。面向“十三五”,我国改革任务繁重而艰巨,剩下的多是难啃的“硬骨头”。但唯有推进改革,才能化解结构性矛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保障。
改革推向“深水区”,要抓住关键环节、寻求突破。__全会提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税收制度,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
当前,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正全面推开。到2024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其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六项任务是重点。
啃掉改革“硬骨头”,统一思想、推动落实是关键。“深化改革要坚决破除懒政庸政、等待观望、拖延应付、找借口、不作为、假改革等种种消极态度和投机思想。”王军说,要抓紧出台具有重大结构支撑作用的改革实施方案和实施细则,扎实推进,落实督办,坚决消除中梗阻、肠梗阻,提高改革方案穿透力。
五问:区域发展新格局如何布?
最近,让蒙羊牧业总裁闫树春牵挂的是,8月份在兴安盟启动的万亩草地生态畜牧产业试验示范项目建设进展。通过生态规模化种植养殖、标准化深加工等产业化发展,蒙羊牧业去年销售额突破12亿元,预计今年将突破20亿元。
着力体现绿色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如今成为不少中西部畜牧业资源丰富地区调结构、促发展的共识。
全会指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今年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加快推进,一系列重大区域规划政策相继出台。随着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四大板块”和“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个支撑带”战略不断深入推进,我国区域结构进一步改善,一些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增速超过了东部地区,区域发展不平衡正转化为中国经济梯度发展的强大动力。
“加强区域发展规划,应着力消除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有效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通过改革和创新,不断释放结构生产力”。王军说。
在胡鞍钢看来,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不同功能区之间要相互协调、定位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并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完善绩效评价体系。
张占斌表示,“三大战略”要发挥推进“四大板块”协调发展、一体化发展的功能,成为打造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战略支撑。
六问: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关键何在?
全会提出,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胡鞍钢认为,“十三五”时期,中国对外开放将进入“全面开放、全面参与、全面合作、全面提升”的新阶段。
“全会为我国当前和‘十三五’时期深化全方位开放,统筹开放型经济做了全面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张占斌说,要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环保部已经制定出环保“十三五”规划编制基本思路。具体工作包括
(1)质量改善。建立健全全面环境质量管理体系,实行刚性约束;
(2)治污减排。实行全过程治污减排,加大监管力度。
(3)生态保护。
(4)风险管控。
四项基本内容。
制定出八个重大工程:环境质量改善和提标工程、主要污染物减排工程、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工程、重点领域环境风险防范工程、农村环境清洁工程、环境监管能力基础保障工程、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工程、社会行动体系建设工程。
具体指标:具体到水环境质量方面: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稳定达标,基本消除劣五类水体,城市内无黑臭水体,现状水质优于iii类水体保持稳定,近岸海域水质略有改善。
大气环境质量方面: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明显改善、重污染天气减少60%、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浓度下降30%以上,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和臭氧平均浓度达标。
土壤环境质量方面:全国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达标率不低于82%,新增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保障率100%,完成土壤污染综合治理试点200个,区域土壤综合治理示范区6个。
生态环境方面:水土流失面积下降,生态系统维持稳定、生态服务功能有所改善。
环境风险防控方面: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数量显著下降,环境和人群健康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环境应急管理体系基本完善。
核与辐射环境方面:核设施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放射性污染防治水平全面提升,辐射环境质量继续保持良好,核安全得到保障。
预计十三五规划将会涉及七大政策创新:
一是工作思路。目标导向从以管控污染物总量为主向以改善环境质量为主转变,工作重点从主要控制污染物增量向优先削减存量、有序引导增量协同转变,管理途径从主要依靠环境容量向依靠环境流量、环境容量的动静协调、统筹支撑转变。
二是全面质量管理。按照标准、总量、环评和执法的工作链条推进质量改善工作。
三是总量控制。建议将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与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作为总量控制约束性指标。
四是全面有效的环保治理体系。加快修订符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环境质量标准,建立健全统一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管理体系。
五是基本生态管治。建立国土空间生态管治制度。
六是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七是环保投融资机制。积极发展生态金融,把生态成效作为理财期权,研究风险规避办法,探索新业态、新产品和新模式,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环保领域。推行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统一的排污权交易市场,促进企业治污减排。有序开放可由市场提供服务的环境管理领域,大力发展环保服务业,加快建立和完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环保部:高举生态文明旗帜 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在“辉煌十二五”系列报告会上的报告
环保部14日发布“高举生态文明旗帜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报告。报告指出,有史以来全球森林已减少一半,不可再生的煤炭、石油等自然资源被大规模消耗,气候变化不再是未来的影响而成为现实的威胁,大力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修复工程,建成以自然保护区为骨干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网络体系。同时指出将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坚决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不断提高环境管理的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市场化和信息化水平,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到2024年实现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环境质量目标。
工业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诸强国无一不是工业大国。为进一步推进工业强国战略,《____第__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为“十三五”期间我国工业发展制定了明确的路线: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二○二五》,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
“十二五”期间,中国制造业取得重要发展。无论从“量”还是“质”来衡量,中国已经毋庸置疑的成为体型庞大的“制造业巨人”,业已具备建设制造业强国的基础和条件。在“量的积累”方面突飞猛进:2024年,中国工业产值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在“质的提高”范畴,我国在一批重大技术装备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了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骨干企业。
然而,由于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下游、高科技产品核心技术大多受制于人,中国工业仍存在诸多不足。此外,由“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引起的制造业劳动成本大幅降低和所谓“就地设计、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及“大规模定制”等制造业新模式以及制造业“回流”美欧日等西方国家,有可能削弱中国的竞争力,使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严重冲击。
在此情况下,“十三五”规划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指明了道路,是中国实现制造强国之梦的关键战略机遇期。《中国制造2025》绘出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之蓝图,不但规划处中国制造业“三步走”的路线,还列出一批重点发展的高新科技产业,这些产业对包括经济、军事乃至国际声望等诸多方面在内的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起着重要的带动作用,为实现人民“求富”与国家“图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它的实施必将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起到巨大促进作用。
“十二五”期间,中国高铁、航天和核电作为新世纪中国“超级产业”三大王牌闪亮登场,赢得举世赞誉;根据《中国制造2025》内容,笔者认为,“十三五”期间,以下四大产业将处于重点优先发展地位。
第一,信息产业和航空航天产业。前者代表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后者门槛高且带动效应强,重要性自不待言。
第二,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出于经济、政治等多重考虑,中国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海洋拥有丰富的矿产、油气、生物和空间资源,维护正当海洋权益成为中国发展海权的巨大动力。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作为开发海洋资源、保障中国海权的物质基础,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
第三,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通过发展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柔性制造系统等现代装备制造业,可控制新产业制高点,并可以此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通过装备新兴产业来强化新兴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能力。
第四,新材料。新材料技术是世界上公认的六大高技术领域之一,重点是开发性优异的新型结构材料和功能材料,其意义在于一旦研制成功,将会带动整个制造业实现技术突破,这一点对于中国工业创新而言尤为重要。
从__届__全会公报可以看出,中国对创新的重视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十三五”时期是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决胜阶段,也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关键时期。公报将“创新”置于实现“十三五”需要树立并贯彻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并明确要求“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对中新社记者表示,强调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是要求创新“全覆盖、全方位”,是把创新“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胡逸山看来,如此推崇创新“堪称全会公报的亮点之一”。
实际上,在经济增速放缓,新旧增长动力转换艰难的背景下,2024年以来官方对创新的重视和扶持力度一直在加码。
国务院总理___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要靠创业创新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打造发展新引擎。设立400亿元人民币的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等一系列鼓励政策大量出台。
胡逸山对中新社记者指出,高歌猛进多年之后,中国经济已到了需着力提升经济发展品质和效益的阶段。“日益重视创新,表明官方将当前经济增速放缓视为转机而非危机,意识到不必也不能一味拼速度,要致力于提高可持续性。”
徐洪才表示,在海外对未来中国经济能否顺利转型心怀疑虑之际,__全会公报对创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力度”,有助于稳定国内外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和信心。
围绕创新发展的具体策略,公报提出要拓展发展新空间,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等。
此前“互联网+行动计划”已被写入2024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互联网+”的顶层设计规划也已于今年7月出台。
分析人士认为,作为执政党的文件,__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意味着对互联网的重视更进一步。考虑到__全会的重要议题是研究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互联网+”的地位或将在“十三五”规划中得到进一步体现。
在徐洪才看来,发展分享经济从国内层面来看,意味着中国将更重视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混合所有制落地;从国际层面来看,更大力度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将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公报还提出,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
“这实质上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双管齐下,强化创新发展。”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对中新社记者分析说,以货币政策为例,目前中国存贷款利率管制已基本放开,利率市场化关键一步已经走完,之后需考虑如何建立有效的调控体系。在制度架构的过程中,创新思维无疑不可或缺。
作为特殊时间节点召开的关键性会议,__全会对创新理念的高度推崇不仅利好中国经济,也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机遇。
十三五规划即将跨越的五年,将成为___确定的“两个一百年”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变为现实的关键性阶段,也将很有可能成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历史性时刻,必将成为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中国梦”的美妙之旅。
网络已成国民生活方式和政府行政方式
十三五规划期间,正值互联网+的工业4.0时代到来之时,我们面临着传统行政理念的转换、市场自由的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经济格局的重构等新老问题的交汇之口。互联网科技已经在上个五年计划中完全发挥了对产业发展和模式的“_性”效果,十二五规划的成功和中国经济的活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党和政府对互联网经济和网络技术的重视程度。在上个五年中,我国基本完成了信息化建设,全球前__大互联网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一半席位。一线城市率先完成的信息化建设基础,以及网络技术和网络产业取得的辐射性效果,已经开始向二三线城市延伸。互联网作为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国防、通讯、信息交互、民生、交通、金融、零售、服务等各个国计民生的领域。互联网已经从单纯的互联互通,转变成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云存储等几乎所有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网络已经成为国民的生活方式,成为企业的发展形态,成为了政府的行政方式。
不过,十二五之前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和层次,绝大部分仍停留在“+互联网的工业3.0”时代,仍是将网络看作是传统产业或服务的载体。未来的五年正是互联网+转变成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性时期,互联网的基础性作用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云存储、大数据应用、云计算与产业结合、可穿戴移动设备、物联网将成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能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关键助推器。届时,共享经济和大数据的全面产业化将从概念模式转换成实体经济,这也是中国未来五年能否抓住机遇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所在。
把握时代方向 让网络成为带动经济形态新动力
正是因为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_性作用,所以,在欧洲又被称为是工业4.0的革命。历次的工业革命不仅是新旧产业之间的更新换代,更是新旧利益体之间的博弈过程。与此同时,我国的改革进程也进入到深水期,产业变革引发的旧有利益分配与市场重新划分问题,远不是仅依靠产业规划可以解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十三五纲要明确指出,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点,“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和利益协调机制,核心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这就是说,在互联网+产业改革时期,政府应该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市场能够自由调节的事项,就应相信市场,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减低新型企业入门门槛,促进市场的自由度。政府改革的痛点,就是要真正做到简政放权。简政放权,放下的不仅是权,还是钱。十三五规划的政府体制改革方向,就是不与民争利,勇于放下行政权力,回归市场主导,只有民富才能国强。只有大道至简,才能充分市场的基础性地位,在互联网+的风口上把握住时代的方向,也只有以深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才能将网络成为带动中国新经济形态的新动力,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达到转变市场经济增长的方式。
利用“互联网+ ” 构建新型民生工程体系
十三五规划的另一个重要核心问题就是改善民生。民生问题是涉及到改革红利的公平和社会福祉建设的大问题,也是党和政府经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十二五期间我们在改善国民收入、减小城乡差别、治理生态环境和增加社会福利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十三五期间,如何利用互联网+去构建新型民生工程体系就摆到我们面前。互联网+的本质就是“共享经济模式”,这不仅是民间资源转化为公共资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渠道,而且也会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方式将涉及到公共利益资源的效率问题数据化。“需求数据化”一方面可以指引政府完善宏观调控政策,更为有效地发挥社会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也可以将数据预测转变成对市场自由的有效补充,限度的避免市场的盲目性和偏离性。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民生问题,已经不单纯是国家投入和产出比例的问题,更多的是依靠民间资源服务与公共利益的问题。
以城市交通出行为例,十二五之前,城市发展的重点在于公共交通服务建设,不过,在经济增长过快和城市人口激增的现实,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发展的投入和产出比例受到制约。未来互联网+的出行方式,则在公共交通现状的基础上,通过互联网平台,将私家车与公共交通系统相连,实现了交通公共出行车辆数量的“潮汐化”。在早晚高峰,或雨雪天气的拥堵时刻,私家车可以通过拼车、顺风车、专车等方式进入到公共服务领域,在城市交通压力宽松之时,这些车辆又回归到私家车的性质,这样一来,多种出行方式通过互联网的结合,变成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既能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又解决了就业和兼职劳动收入提高的问题。可见,互联网+对民生的改变既是一种思维模式的转变,也是一种经济模式的变革。在十二五期间,互联网+对民生的改变已经开始,像是大数据精准营销、o2o平台的发展、网络约车平台的建立、互联网与快递的结合、网络购物和网络支付的普及,以及网络金融和众筹的崛起等等,这些新的技术在出生以来就铭刻着互联网的基因,必将成为十三五规划发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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