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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沈阳市档案馆社会宣传处处长孙凯介绍,周恩来小学时曾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就读,1912年10月,适逢东关模范学校成立两周年,周恩来写下了题为《东关模范学校成立第二周年纪念感言》的作文。
记者10日在该馆看到了这篇作文。尽管文纸已经泛黄,但周恩来的笔迹仍清晰可见,当时老师的评语是:“心肠语重,机畅神流”,意在肯定周恩来文章论点扎实、论述流畅。
孙凯说,人们家喻户晓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言壮语,也是周恩来在此期间的一次修身课上回答魏校长提问时说出的。“翻开尘封近百年的作文,我们仿佛还可以看到当初那个‘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少年周恩来。”
事实上,这篇作文早在周恩来读书期间就曾在当地展出。1913年6月,奉天(今沈阳)举办教育成绩展览会,这篇作文被推选为甲等作文参加展出。两年后,上海进步书局收集全国九省中小学优秀作文,集结成《学校国文成绩》出版,周恩来的这篇作文又被收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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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第一次喝醉酒,是在他与邓颖超结婚的大喜日子里。
邓大姐后来曾对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起过这件事,她笑着摇摇头感叹说:"从那天起,我才知道总理能喝酒,也是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反对他喝酒。可是没办法,几十年了,也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的酒一直没少喝......"
1925年的8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喜结良缘。这对革命情侣摈弃一切陈旧习俗,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几个亲密同志聚在一起喝酒乐一乐而已。
人逢喜事精神爽。当时的气氛热烈而祥和,周恩来情绪极好,对于敬酒,来者不拒,以至喝醉了酒。有人一醉就瘫,就蔫,周恩来是另一种类型,醉了也精神,吐过之后仍然情绪高涨,谈兴甚至更浓。
那天晚上,蔡畅大姐也在场,看到天色已经很晚,且又是周恩来的新婚之夜,就要告辞。周恩来拦住,死活不让走。蔡大姐看他醉得厉害,说也没用,只好留下来陪着邓颖超,同周恩来一道谈天说地。
周恩来对有幸能找到邓颖超这么一个知心爱人非常满意,他俩的相爱历程他一辈子都刻骨铭心,想来就春潮澎湃,温馨无比。周恩来是1919年4月由日本回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那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他们一起开会、办刊物、组织"觉悟社",接触虽多,却还谈不到恋爱这一层,在周恩来眼中,邓颖超还不过是个"小妹妹",有时称她"小超",才15岁嘛。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与邓颖超保持着通信关系,通信内容全是探讨"中华雄飞"之路。
李维汉从法国回来时,周恩来还托他给邓颖超带来一封"情书"。于是,邓颖超被感动了,回了一封恳切的信,对周恩来的求爱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们的恋爱关系就这样在通信中确定了。1924年,周恩来归国,1925年,党组织把邓颖超由天津调往广州,此时他们已经有5年未见面。
现在见面了,结婚了,周恩来的高兴喜悦之情自不必言;高兴而喝多了,也是在情理之中。不过,新婚之夜大醉,又不让蔡大姐走,这不能不算失态。在这点上,邓颖超同周恩来有点矛盾是正常的,喝酒,特别是喝大酒,确实容易伤身。邓颖超从身边中央领导同志的情况得出一个结论:喝大酒比嗜好抽烟还要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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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周恩来同志从延安乘飞机去重庆。同行的除了工作人员,还有叶挺的女儿小扬眉,她才11岁。
飞机飞得又快又稳。透过云层,可以看到积雪的山峰层层叠叠,好像波涛汹涌的大海。突然,飞机遇到一股强烈的寒流,机翼和螺旋桨上都结了冰,而且越结越厚。不大一会儿,机身也蒙上了厚厚的冰甲。飞机像冻僵了似的,沉甸甸地往下坠,还失去了平衡。机翼掠过一座座山峰,眼看就要撞着山尖了,情况十分严重。机长命令机械师打开舱门,把行李一件一件往下扔,好减轻飞机的重量,还要大家背上降落伞包,做好跳伞的准备。 大家正忙着,忽然听到小女孩的哭声。周恩来同志立刻站起来,从摇摆不定的机舱一头,几步跨到小女孩面前。原来小扬眉的座位上没有降落伞包,她急得哭了。周恩来同志马上解下自己的伞包给小扬眉背上,还亲切地鼓励她说:“孩子,不要哭,要像你爸爸那样勇敢、坚强,同困难和危险做斗争!” 大家看到周恩来同志不顾自己的安危,把伞包让给了小扬眉,都要把自己的伞包让给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不要管我!大家要沉着,不要慌张……” 就在这时候,飞机冲出了寒流的包围。在阳光的照射下,冰甲开始融化了,整块整块的冰哗哗地往下掉。飞机渐渐升高了,继续快速平稳地向前飞行。“咱们脱险啦!”机舱里一片欢腾。 周总理的睡衣 邓妈妈七十多岁了。她戴着花镜,安详地坐在椅子上,给敬爱的周总理补睡衣。睡衣上已经有好几个补丁了。这一回,邓妈妈又穿上了线,右手捏着针略略抬起,左手在熟练地打结。她是多么认真啊。 一位年轻的护士,双手捧着这件睡衣,望着补丁上又匀又细的针脚,眼睛湿润了。 在她们面前的小凳子上,摆着个针线包。这个绣着红五星的针线包特别引人注目。它是多年来周总理和邓妈妈随身带着的。
是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就带在身边,一直带到北京来的呢?是从延安窑洞,从重庆红岩,还是从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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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第二次醉酒,是在1954年初出席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之前,在莫斯科发生的。
周恩来1月1日到莫斯科,为日内瓦会议作准备,同苏联协商有关事项,统一会议上的步调。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一致看法后,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由总理回国向中央汇报协商情况。临行前的晚上,为庆祝会谈胜利结束,苏联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设宴招待周恩来总理。
赫鲁晓夫起来讲话了。话很简短,几句便开始敬酒,那些苏联领导人也都跟着起立举杯。苏联人的热情豪爽是没得比的。中国人敬酒,一般是谁敬谁喝;苏联人则不然,赫鲁晓夫敬酒,咕咚一口干杯,那些跟着举杯的主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都实实在在地"咕咚"干杯,我们的总理便也不能不"咕咚"了。
外交礼节,人家敬了酒,你就不能不回敬。所以总理也得讲几句,也得回敬,眨眼工夫,又响起一片"咕咚"声。
周恩来神采飞扬,脸上红光流溢,反应敏捷,思路仍然清晰。他幽默地将酒杯上下颠一颠,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
周恩来没有马上干杯,举着酒杯进一步说:"这次会议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我们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的。"他的讲话又赢来一片喝彩声,紧接着是更热烈的敬酒、干杯、拥抱......
这时周恩来的脸色已经不再是红光流溢,而是悄悄地转向了苍白。可是敬酒还没完,继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之后,莫洛托夫又向总理举杯:"这次日内瓦会议,我们俩将并肩战斗。为我们的友谊合作,干杯。"
周恩来虽然脸色有变,风度却依旧,点头微笑,贴近莫洛托夫说:"我们的友谊很久了。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来参加了。那次我见到了你,你还对我们代表们讲了话。你是老大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日内瓦,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还要继续向你们学习......来,为我们共同奋斗干杯!"
这时,宴会厅已经乱了。那时中苏友谊亲密无间,无须更多的注意,主人客人完全融为一体,苏联人自己跟自己也互相干杯,多数人都离开了席位,互相转着敬酒、聊天,谈着各自感兴趣的话题。
周恩来也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着,同苏联领导人碰杯,说着热情友好的话。可是,他的脚步突然踉跄了,在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对面站住,欲言又止,身体摇晃几下,忽然弯下腰,接着便呕吐了。
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本身也带了醉意,面对突然发生的这种情况,一下子愣住了,又想扶人又想叫人,但又发觉手里的杯子不知该放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抢上去扶起周恩来,莫洛托夫也赶过来帮忙,他们一左一右扶着周恩来往出走。那些苏联领导人,有的也醉意不轻,没注意发生的事,有的注意到了,却手足失措,不知该干点什么。
"这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我们的过错。"莫洛托夫边走边喘息着说,"没有照顾好你,我们很不安,我们感到内疚。"
周恩来下意识地说着应酬话:"不要紧,喝猛了些,这段时间太累......"
张闻天边走边说:"周总理肝脏不太好,长征时得过脓肿,不宜多饮酒,加上这些天疲劳过度,才出现这种情况。"
莫洛托夫不停地道歉、自责:"怪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都在我们......"
周恩来向毛泽东_主席、党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汇报结束后,又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地把手一挥,"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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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向很多人推荐《红楼梦》,许世友说,这是吊膀子的书,没意思。毛泽东对他说,看五遍才能看懂,书里讲的是阶级斗争,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喜爱文艺的周恩来同样钟爱《红楼梦》,却从来没有向别人推荐过。因为周恩来早在童年时期,在自己的封建家族里,体会出了《红楼梦》的况味。
他曾对侄子周华章说:巴金写了一本《家》,将来等我退休了,写一本叫《房》的书。他后来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时还曾说:“12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在研究了周恩来的家世后,才理解了他的这句话。
一个人的长成是离不开家庭、家族影响的。比如,我在研究周恩来爷爷、外祖父、二伯、六伯,及三伯妻兄、民国总理钱能训时发现,周恩来从少年时代起就与家族中这些达官贵人有交往。正是这些交往使他认识到,统治阶级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不乏志士仁人。这塑造了后来周恩来对待来自旧阵营中人的态度
比如,1922年七八月间,朱德放弃高官厚禄,千里迢迢找到上海的陈独秀,要求入党,陈独秀却将他拒之门外。同年10月,朱德在德国见到周恩来,彻夜长谈后,周恩来同意他入党,并在上级批准后亲自做介绍人。这年周恩来仅24岁,而陈独秀已经43岁了。这件事显示出周恩来二十几岁时就有胆识和担当,能从实际出发而不拘泥于教条。
1927年,周恩来又做贺龙的工作,并任命贺龙为南昌起义总指挥,还在起义军南下至瑞金时出席贺龙的入党仪式。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家族对人的影响。马克思在计算劳动力价值时,是以简单劳动(即体力劳动)为主的,很多人因此误解为脑力劳动者不是无产阶级。
周恩来众多亲属都是读书人,他们中有官僚、中下层官吏、师爷、医生、教师、学生、作家、职员,通过对这些人的观察,周恩来认为,脑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也是受剥削、受压迫的,也是革命的依靠对象。所以他在1957年就提出:“他们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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