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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十年总结》中写道:“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他在不同场合提议,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次,毛泽东还向他的卫士披露了自己埋藏已久的心迹,他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要请一位地质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
可是,人一旦到了至高无上的境地,就连最起码的要求也成了一种奢望。他似乎怎么也无法走出这座“围城”。
毛泽东觉得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也许这正是他要走出丰泽园,走出菊香书屋,凭借黄河再度“突围”的真正含义。
1964年8月初,平阔恬静的北戴河浴场突然传来一阵军马嘶鸣之声,一支由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精心组建的骑兵大队,在北京西郊香山经过特殊训练后,奉调紧急赶至北戴河海滨。
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在卫士簇拥下登上一匹专门挑选的白色高头大马。他昂首挺胸,挽缰策马,行进在金色的沙滩上,一如当年“屈指行程二万”之风采再现。
“练吧,不会骑马就去不了黄河。如果人生连黄河都没有见过,那是会后悔的。”毛泽东语重心长地鼓励身边工作人员。
然而,就在这时,一场“千里走黄河”的壮行却注定要搁浅了。因为毛泽东感到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订了几桌菜,请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以及少数劳动模范、科学家一起过生日。宴前,毛泽东即席讲话“今天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什么四清四不清,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你们什么事情都不给我讲,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一顿寿宴大家吃得索然无味。
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当然要比千里走黄河重要。于是,黄河骑兵大队很快就宣布解散。一场最高规格的“黄河壮行计划”无果而终。
不过,即使在轰轰烈烈的中,毛泽东也没有忘记黄河的事情。1972年他大病初愈,在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还曾风趣地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里去了一趟。他俩对我说,你那个国家的钢铁、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不用来这么早了。你先回去吧。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黄河啊,这是毛泽东魂牵梦绕的一条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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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李宗仁在美国公开提出反对“台W,托管”和“T湾,独,立”,主张国共再度和谈,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事情。
1965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下,李宗仁冲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干扰,摆脱特务机关的暗杀,毅然返回祖国,他声明:“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他还希望留在台湾的人,凛于民族大义,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做出贡献。
1830年11月,费列德利克·肖邦(波兰作曲家、钢琴家)决定到外国深造,为祖国争光。
出发前,朋友们为他举行了一个送别晚会。肖邦满怀感激之情,接受了朋友们赠送的装满祖国泥土的银杯,表示永远不会忘记可爱的祖国。肖邦辗转于维也纳、伦敦、巴黎等地,通过他的艺术活动,增进西欧人民对当时正在受难的波兰人民的同情和了解。
可是,在辗转流离的生活中,他得了重病。1849年秋天,肖邦临终时告诉从华沙赶来的姐姐,波兰反动政府是不会允许把他的遗体运回华沙的,他要求至少把他的心脏带回去。
肖邦的心脏,按照他的遗愿被送到华沙,埋葬在曾哺育他成长的祖国大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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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戏剧性也是最神秘的一个重大事件。其主要参与者为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蒋介石、宋子文和宋美龄 。其中,宋子文一方面说服蒋介石妥协,
一方面稳住南京政府不要轰炸西安,一方面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谈判。尽管有关西安事变内幕的许多说法或当事人回忆已陆续见诸报刊和书籍。但宋子文的亲笔日记,因其不是为发表而写,反而是最有可能真实记述历史事实的。
张学良和杨虎城1936 年12 月12 日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后,宋子文日记记述的时间从20 日抵达西安当天“ 探路” 开始,到25 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为止。日记用英文写成,为打字稿,其中要点和人名均为中文亲笔手写,共15 页。
蒋介石痛哭绝食
宋子文 20 日上午10 时乘飞机抵达西安,“ 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
蒋介石刚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与张学良连话都不讲,更别说谈判了。张学良告诉宋子文,蒋曾于17 日接受他所提出的四项条件,即:1 、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2 、废除《塘沽》、《何梅》 、《察北》协定;3 、发动抗日运动;4 、释放被捕七人。但蒋当天早晨又改变了主意。
蒋在见面时果真告诉宋,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宋向蒋指出,“ 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
当天下午,蒋介石“ 渐次通情达理” 。他再次见张学良,事后告宋,他已同意张学良将其军队开往绥远 ;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蒋介石性命堪忧
宋子文在西安之所以敢对蒋介石直言,晓以利害,其主要原因是宋子文抵达西安后确实为蒋介石的性命感到担忧。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 他们( 张、杨) 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并在-心态下杀死他。汉卿( 张学良) 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当天晚上,宋继续探寻解决办法,与张、杨甚至谈到请阎锡山 出面调停。他在次日的日记中得出了唯一结论:和平解决。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 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中共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
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在离开南京之前,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经我实地细量,我坚信,拯救中国 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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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是现代史上有名的军阀。他出身“红胡子”(土匪),由清军管带起家,成为“东北王”,1927年攻进关内,任安国军大元帅,组织北洋政府。后因不甘受日本人的支配,而于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由于他经常跟日本人打交道,因而关于他和日本人交往的趣闻很多。
张作霖因经常要与日本人打交道,故不得不学几句寒喧用的日语,但他只学了三句日语:“阿里安多”(谢谢)、“巴格牙鲁”(混蛋)、“沙约挪拉”(再见),而这三句话,他常常弄错。
一次,他请日本一位大将吃饭。为了向光临寒舍的大将表示谢意,他与大将握手时,连连说道:“沙约娜拉!沙约娜拉!”大将感到莫名其妙,几乎拂袖而去。经日语翻译解说后,才明白乃是误会,是把“阿里安多”说错了。酒过三巡,副官上菜时,不小心将菜汤滴在大将身上了,张作霖连忙用餐巾为大将揩拭,一面大骂副官“阿里安多!阿里安多!”这时连那日本大将都知道他又是将“巴格牙鲁”说错了。宾主尽欢后,张亲自送日大将至门口,握手道别。当大将的车开动后,张热情地挥手,口里大呼:“巴格牙鲁!巴格牙鲁!”
有一次日军杀死了一个中国兵,张作霖亲自去向日本领事交涉,提出抗议。日领事说:“这事情很简单。”说着随即离坐走向写字台,写了一张50000元关东券的支票,交给张作霖。张回去后立即下令,全军一半人放假回去,遇着日本人就杀。不过那时已是半夜,结果只杀掉两个日本人。晚上三点钟,日本领事来找张作霖了,说:“怎么的?你们中国人杀死了我们两个日本人!非常严重!”张作霖忙说,“那简单得很。”随即交还了日本领事给他的那张支票,另外再写了一张5000元的支票交给日本领事。事后他说:“这就叫以牙还牙。”
一次,日本人请张作霖写字,张的书法不怎么样,但还是马上答应了。他写了一幅条幅后,署名为“张作霖手黑”。副官提醒他,应该是“手墨”,下边还有个“土”。谁知,张作霖大声地说:“我张作霖就是不愿意把‘土’送给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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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她要团长带队突围,自己担任掩护,左手手腕中弹负伤。她在村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奋起迎战时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她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受刑后几度昏迷,仍坚贞不屈。她生命垂危时,日寇担心死去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医院女护士韩勇义,都为她的英勇所感动,又听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于是决心参加抗联队伍。在二人帮助下,她于1936年6月28日深夜逃出哈尔滨,朝抗日游击区的方向走。
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敌人反复折磨了她一个月,她只是怒斥敌人:“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赵一曼负伤被捕解到哈尔滨后,日寇和伪满的警察头目立即对她进行审讯。此时,她伤口不断流出的鲜血湿透了棉衣,依然滔滔不绝地痛斥日寇侵占中国东北的暴行。负责审讯的日本特务恼羞成怒,竟用竹签从她的指甲缝中钉进去,用鞭子狠戳赵一曼的伤口,使她几次昏死过去。日寇将她送到医院,伤势刚好一点,日寇又在病床前审问,赵一曼依然坚不吐实,日寇拳打脚踢,她的伤口再度破裂,又昏迷过去。医护人员甚至包括看守的警察都对她产生了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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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流血祭变法
咸丰皇帝死后,慈禧太后把持朝政长达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间,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凌辱,慈禧太后不思富国强民,反而无耻地对帝国主义列强露出奴才嘴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光绪皇帝即位之后,国力更是衰弱,但是他不愿做亡国皇帝,于是一场风暴掀起,谭嗣同就是这场风暴的策动者之一。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湖南浏陽人。他的父亲是清末巡抚谭继洵,母亲徐氏出身贫寒。谭嗣同虽出身于官宦之家,但是他的母亲作风简朴,经常督促谭嗣同刻苦学习。他十岁的时候,拜浏陽著名学者欧陽中鹄为师。在欧陽中鹄的影响之下,他阅读了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的著作,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涉猎甚广,文才出众,喜欢探讨经世济民的学问,对当时的八股文非常反感。他非常喜欢那些锄强扶弱的英雄,自己也颇具侠义之风。
1877年,谭嗣同在浏陽师从涂启先,系统地学习中国的典籍,并且开始接触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1884年,他游历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开阔了他的视野。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的精神,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精华和唯物色彩思想,同时广泛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来充实自己。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妥协退让,中国战败,并且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上书清政府,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深深地烙印在谭嗣同的心里,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义愤填膺,并且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生命而卖国求和的行为极其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他开始研究数十年来中外变法改革的实例和原理,以及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认为,只有推翻腐朽的封建专制,进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7年夏秋之际,谭嗣同完成了维新派第一部哲学著作《仁学》。在这部著作中,他阐述了他的唯物思想,并且愤怒地抨击了封建思想对人性的摧残压抑。这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1898年初,他接受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
1898年3月,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他还 创办了《湘报》。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不久,有人向他推荐谭嗣同,光绪帝同意召见。9月5日,光绪下诏授予谭嗣同四品卿衔,参与新政。第二天,光绪又召见他,表示自己其实同意变法,只是慈禧太后和守旧大臣多方阻挠,所以对变法有些力不从心。他许诺谭嗣同,只要是变法内容他一概同意,且谭嗣同可以当面指责他的错误。光绪对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他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到了。他参政时,维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已经进入白热化,慈禧太后等人已经密谋发动政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9月18日,谭嗣同夜 访袁世凯,请求他带兵进入北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表面答应先回天津除掉慈禧太后亲信荣禄,然后率兵进入北京,但是他20日赶回天津后,卑鄙无耻地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慈禧太后。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并下旨逮捕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生命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
谭嗣同把自己的书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并告诉他:“没有人逃走,就没有办法完成以后的大业;没有人牺牲,就不能报答圣上的厚遇之恩!”日本使馆愿意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大使说:“贵国明治变法肯定有不少人流血牺牲,所以才能成功,现在中国还 没听说过有因为变法而流血的人,这就是国家不兴盛的原因。要有这样的人,那么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9月24日,谭嗣同被捕,在狱中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名句。9月28日,他与其他五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菜市口刑场,史称“戊戌六君子”。行刑之前,他镇定自若,神色不变,并大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
谭嗣同是那个时代真正的英雄,他死在封建制度的残酷和黑暗之下,却更加映射出他的伟大精神和品格,为后来的革命者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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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如:造飞机
飞机是20世纪初由美国莱特兄弟最早研制成功的。他们没想到,只过了几年时间,中国人就自我研制出了飞机。这个有志气的中国人叫冯如。冯如12岁那年,他要出国谋生,父母舍不得他走,他说:“大丈夫四海为家,一辈子守在家里,不是我的志愿!”
他来到美国,刻苦学习机械、电学等各种知识和技术。一九零四年,他听到祖国的东北被日俄侵略,中国人被任意屠杀的时候,气愤极了。当时美国莱特兄弟刚发明了飞机,冯如就想,如果中国有了飞机,守住边疆海口,外国就不敢欺负了。他对朋友们说:“我决定自我研制飞机,然后驾机回去,报效祖国。如果不成功,我情愿去死。”于是他四处搜寻资料,钻研学习,又用筹集到的很少一点资金,开始研制。父母亲想他,期望他回国探亲,他表示:“飞机不成,誓不返国。”
1909年,冯如成功地制出了飞机。他驾驶着自我的飞机在美国奥克兰上空飞行,航程超过了莱特兄弟的首次记录。美国报纸刊登文章说:“中国人的航空技术超过西方”。冯如之后回国筹办航空事业,在一次飞行表演时不幸失事牺牲,年仅29岁。他为振兴中华做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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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生于湖北黄冈。1923年6月加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毕业后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界。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同年4月随部队上井冈山,先后任红军第四军二十八团营长、团长,参加了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1月随军挺进赣南、闽西,3月任红四4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6月任红四军军长。1932年3月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长沙、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多次指挥所部担任主攻任务。1934年10月率红一军团开始长征,参加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等作战。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会后指挥所部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同年9月任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后兼政治委员。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率部挺进华北前线,同聂荣臻指挥了平型关战斗。1938年冬赴苏联就医。1942年2月回国。抗战胜利后,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与罗荣桓等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辽沈战役等重要战役,解放全东北。1948年底率部入关,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指挥平津战役。1949年3月起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等职,先后指挥了湘赣、衡宝、广东、广西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8日,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妄图谋害毛泽东。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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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广为传颂的便是他的爱国。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大片地区已成为金朝的统治区。辛弃疾自幼丧父,他是由祖父辛赞抚养长大的。宋朝廷南渡时,辛赞因受家口拖累,只能留在北方,并且担任了金朝的开封府知府等职。但辛赞身在曹营心在汉,念念不忘的是大宋政权。他常带领子孙们登高望远,放眼山河,希图恢复中原。他对辛弃疾寄予的期望尤其殷切,曾两次让辛弃疾去金都燕京参加科举考试,乘机侦察、了解金人的形势。
在祖父的培养教育下,辛弃疾不仅诗文写得好,剑术高超,而且从小就立下了抗金爱国的大志。他曾豪迈地说:我要用词骂尽天下的贼,用剑杀尽天下的贼!
公元1161年,金国的海陵王完颜亮率兵大举南下,想灭亡南宋,统一江南。但这时中原地区的百姓因不堪金朝的压迫,纷纷起义。当时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毅然率众起义,组织了有两千多人的队伍。后来他又带领起义部队,投奔了在山东影响的农民起义军领袖耿京,受到耿京的器重,让他掌管全军的文件和大印。
1162年,完颜亮被杀,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他对起义部队采取了劝降诱降、分化瓦解和调集兵力、严酷镇压相结合的政策。耿京领导的起义军,是他们重点镇压的目标。
面对这样的形势,辛弃疾力劝耿京取得南宋朝廷的支持,接受南宋朝廷的领导,与宋军配合作战。耿京即派辛弃疾等十一个人为代表,去和南宋朝廷联系。宋高宗在建康接见了他们,并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天平军掌书记。
辛弃疾等人回山东复命,走到海州(今江苏东海附近)却听到了一个坏消息:耿京的部下张安国、邵进等人在金朝的收买下,杀死了耿京。起义军大部分溃散了,一小部分被张安国带去投降了金兵。张安国也被金兵任命为济州(今山东巨野)的知州。
辛弃疾既愤怒又悲伤,他立即约海州统制王世隆,带了五十名精锐人马直奔济州,捉拿张安国。到达济州的那天晚上,张安国正和金朝的将领在中军帐中喝酒。辛弃疾率众出其不意地闯进有五万金兵的大营,活捉了张安国。他还向金兵宣称:宋军十万人马即将开到,劝他们赶快投降。军中不少将士都是耿京的旧部下,听辛弃疾这么一说,当场就有上万人投到了辛弃疾一边,跟着他南下。张安国后来在临安被斩首示众。
辛弃疾的壮举在南宋朝野引起极大震动,不仅军民们非常敬佩,连宋高宗也连声赞叹。
此后,辛弃疾便留在了南方。他被朝廷派往江阴做官。江阴虽靠近前线,但在主和派的势力下,辛弃疾的抱负和才能根本无法施展。宋孝宗即位后,重用主战派的张浚,南宋王朝第一次主动出击。但张浚在符离大败,宋金签订了隆兴和议,主和派又占了上风。
尽管如此,辛弃疾仍向宋孝宗上奏了他的着名的《美芹十论》(又称《御戎十论》)。在文中,他分析了当时宋金双方的形势,从而提出了恢复中原的大计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但他的主张、建议都没引起朝廷的重视,这使他感到了极大的悲愤和苦闷。这时期他写了不少词,大都是抒发自己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不平和悲愤的。
从1168年起,辛弃疾先后到建康府、滁州等地任职,后来又当过江西、湖南的安抚使,成了职位颇高的封疆大吏。可是主和派当道,他职位再高也实现不了杀敌报国的志向。他只能花力气整顿地方政府,并创办准备北伐的飞虎军。这却又给主和派们抓到了把柄,公元1181年,他被主和派排挤,罢官回江西上饶的带湖闲住。
十多年后,直到宋光宗绍熙年间,他才又被起用,担任过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等职。不久又被罢官。公元1203年,他再度被起用,担任了绍兴知府、浙东安抚使等职。
在绍兴期间,他特地去拜会了年近八十的陆游。这对文坛骁将、抗敌志士喝酒做诗,相见甚欢。这年底,宋宁宗召辛弃疾去临安,征求军国大计。临行前,辛弃疾又去向陆游告别。陆游特地写了一首七言长诗《送辛幼安殿撰造朝》,为他壮行。诗中有稼轩落笔凌鲍谢,青史英豪可雄跨的句子,这是陆游称赞辛弃疾的词作超过南北朝的着名诗人鲍照、谢灵运,并且具有非凡的才能,可以超过历的英雄们。陆游对这位文坛后起之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公元1205年三月,辛弃疾被任命为镇江知府。正当他积极备战时,朝廷却以他所推荐的官员有不法行为而把他连降两级,后来又把他罢了官。公元1207年,宰相韩侂胄在北伐失败后,又召辛弃疾等人去挽救局势。可是辛弃疾已重病在身,于当年九月十日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八岁。
辛弃疾去世后,留有词集《稼轩长短句》,后人辑录的有《辛稼轩诗人钞存》,存词六百多首,数量为宋代词人之冠。他的词继承苏轼的风格,以慷慨豪放为主,是南宋词人中豪放派的杰出代表,在文学与苏轼并称为苏辛。他的作品内容丰富,有写自己的报国心声的,有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的,也有揭露主和派投降丑行的,也有吟咏大好河山的。但作品的中心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抗金御敌,恢复中原。
此外,辛弃疾的文章也写得很好,特别是政论文,和他的词一样大气磅礴,充满激情,很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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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0日和1949年5月14日,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负责人葛庭燧、曹日昌教授分别写信,他们劝说钱学森回国参加祖国战后建设。同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钱学森下定主意,立誓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
1950年7月,钱学森准备将整理好的八百公斤的书籍和科研笔记带回祖国,但遭到美国移民当局的强行拘留,并扣押了所有的资料和书籍。美国海军部高级次长表示:“钱学森参加了美国很多机密科研机构,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抵得上5个步兵师,我宁可将这家伙击毙,也不让他回到中国!”
钱学森在美国遭到强行拘留的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惊丨国内多位科学家纷纷声援钱学森,谴责美国政府的做法太过极端。新中国公开指责美国在违反个人意愿的情景下强行扣押钱学森,这是完全不贴合美国所谓的人权、民主、自由等口号。
中国为了让钱学森早日回国,也在时时刻刻地想着法子。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表示,中国能够释放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美国十一名高级将领,为了表示诚意,中国会先释放4名美国的王牌飞行员。然而,美国坚持不让步,声称并没有证据表示钱学森想要回国。
就在谈判无以为继的时候,全国人大副常委陈叔通忽然收到钱学森的来信,信中的资料是要求祖国帮忙他回国。原先钱学森经过美国的报纸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陈叔通’而陈叔通正是他父亲钱均的好朋友,于是便决定给他写信。钱学森先是摆脱美国特务的监督,在写给比利时的亲戚家书的夹层中留下了这封写给陈叔通的信件。
陈叔通接到信后,立刻将信交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以此作为美国扣留钱学森的铁证,美国只得以“驱逐犯人”的名义放钱学森先生归国。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先生最终得偿夙愿,携带妻子和一双幼小的儿女踏上了归国的路途。当年10月8日,钱学森先生最终回到中国广州。
可是,对于美国政府以驱逐罪犯的名义将他放回,钱学森异常愤恨,他坚决表示,如果美国不就此向他道歉,他就永远不再去美国。果然,在钱学森回国后的生命中,他再也没有前往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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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早年在美国很受学术界器重。有人想和他签订合同,把他留在美国,给予优厚的待遇,但当他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回国。途经香港时,他发表了一封给留美学生的.公开信,满怀热情地呼吁他们:“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
分析:“富贵不能淫”,物质再丰厚也不能阻挡爱国者回归祖国的脚步。
话题:“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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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学源远流长,历曾涌现出许多名医。扁鹊便是其中的一位。扁鹊年轻时跟随师傅学医,非常用功。他学成后医术高超,到各地治病救人,被人们称为“神医”。
有一次,扁鹊到齐国见到齐桓侯,通过观察,扁鹊知道齐桓侯生病了,就对他说:“您生病了,如今病在皮肤里,如果耽误了,病情将会加重。”
齐桓侯不相信扁鹊的话,说:“我没病。你们医生贪功好利,总想靠医治没病的人来显示自己的医术。”
过了五天,扁鹊又见到齐桓侯,他真诚地说:“您的病已到了血脉,不治疗会加重。”齐桓侯不高兴地说:“我没病。”又过了五天,扁鹊对齐桓侯说:“您的病已经深入到肠胃了,再不治疗后果会很严重。”齐桓侯仍觉得扁鹊在骗他,没有理会。
五天后,扁鹊再见到齐桓侯,他转身就跑开了。齐桓侯感到很疑惑,就派身边的人去问扁鹊。
扁鹊说:“以前齐桓侯的病我能治好。可现在病已经到了骨髓,我治不好,只能赶紧跑开了。”
不久,齐桓侯果然生病了。他的病情越来越重,没一个医生能治好。临终前,他后悔地说:“要是听扁鹊的话该多好啊!”
扁鹊还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出诊断疾病的四种方法:望气色、闻气味、问病情、把脉,为祖国医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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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袁丽萍同学:两年前,我是新闻学院本科四年级一名普通的学生,后来担任清华大学首届文科国防班的辅导员,与19名国防生相聚到一起,深受他们的感染。去年11月份,我正式成为清华在研究生阶段转为国防生的第一名同学。我认为现在国防建设需要我们青年人投身其中,我也渴望着能用自己的所学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作为一名清华女生,我爱红装,但我更爱那身代表着守卫国土重任的绿色军装。我们清华国防生愿追寻前辈的足迹,投身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在绿色军营中实现以身许国的梦想,踏踏实实为祖国工作50年。
温家宝总理称赞说,袁丽萍同志将来要做一名国防战士,这是非常光荣的。我希望你把自己献身国防事业,守卫祖国的安全,守卫人民的安宁。你一生所从事的事业是光荣的,是值得骄傲的。你在清华这些年学习的收获,一定会用到你今后的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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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争光,不是只有干大事的人才做得到。比如下面说的事,就经常发生在普通人当中:
一个姓刘的青年司机拉一位外宾游览北京城,他热情周到的服务,使外宾深受感动。回国那天,外宾拿出1万多元外汇券要送给他,作为酬谢。小刘有礼貌地谢绝了,说:“为外宾服务是我的责任,每个中国司机都会这样做。您的友情我领了,可钱我不能要。”外宾伸出拇指说:“只有在中国才会有这样美好的事情,中国人民确实伟大高尚!”
还有一个姓白的司机,拉客人去饭店吃饭,回来途中发觉客人把贵重的照相机和闪光灯忘在车上,立刻开车赶回饭店,可客人已经改去了另一家饭店,他又满头大汗地赶去,把东西还给了失主。客人感激地说:“中国人拾金不昧的品格,我亲身体验到了!”
一个姓刘的饭店服务员,不辞辛苦地为外宾服务,还学会了英语,与外宾交谈。外宾说:“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中国好!”
一对日本老年夫妇游览长城,忽然从后面追上来一位中国警察。日本夫妇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正在奇怪,警察气喘吁吁地把几百元外汇券交给了他们,他们才知道钱掉在了地上,被警察拾到。他们忙拿出几张要给警察。姓吴的警察边走边说:“这是我的职责呀!”日本老人连声说:“OK,中国警察!”
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不也是在为祖国争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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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回国造科技
1955年初冬,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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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传祥(1915—1975),男,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是一位“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的掏粪工人,山东省齐河人。
时传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受生活所迫当了掏粪工。在旧中国,掏粪工不仅受到社会的歧视,还要受行业内部一些恶势力的压榨和盘剥。解放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使他扬眉吐气,他对党充满感激。他用一颗朴实的心记住了一个通俗的道理:掏粪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他把掏粪当成十分光荣的劳动,以身作则,以苦为乐,不分分内分外,任劳任怨,满腔热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2年,他加入了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继续从事城市清洁工作。时传祥合理计算工时,挖掘潜力,带领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到80桶,他自己则每班背90桶,最多每班掏粪背粪达5吨。管区内居民享受到了清洁优美的环境,而他背粪的右肩却被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因而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也赢得了很多荣誉。1954年,他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56年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时传祥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时传祥高兴地表示:“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当一辈子掏粪工”。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被推选为北京市观礼团副团长,率观礼团登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时传祥1975年病逝,终年60岁。去世之前他还反复叮嘱,让儿子继承父志,也当一名称职的环卫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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