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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黄旭华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如果不出意外,他长大后也会像父亲一样悬壶济世,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然而一场战争爆发,却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规划。
七七事变后,沿海城市的学校大多被迫停办了。可日本鬼子轰炸愈发频繁,每次警报一响,还在上小学的黄旭华和同学都被逃难的人潮挟搂着往城外的山洞跑。逃难的经历让幼小的黄旭华感到无比屈辱:“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土地,为什么别人敢来我们家欺负我们?!我不学医了,我要造飞机、造大炮,造军舰!”
于是,黄旭华走上了一条与父辈完全不同的道路,21岁的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1954年,他在专家的指导下,设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艘扫雷艇和第一艘猎潜艇。曾经的少年郎已成长为国之栋梁,可黄旭华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些成就所带来的荣誉,他的命运,又一次被改变了。
1958年的春天,研究所通知黄旭华到北京开会,黄旭华没多想,连行李都没带就来到了北京。可到了北京才知道,这次,他回不去了。
和黄旭华一样被通知到北京“开会”的共有29人,都是舰船方面的专门人才,他们成立了一个代号为“19”的研究所。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此行的目的,都一无所知。
直到几天后,聂荣臻元帅亲自给大家开会,黄旭华才明白自己的任务是什么。
在当时,核潜艇是顶尖的军事装备技术,为打破当时的军事强国对核潜艇技术的垄断,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下了指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随后,我国核潜艇工程正式立项,29位经过反复遴选的杰出专业人才,被秘密地召集至北京,开始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研制工作,而年轻的黄旭华被任命为核潜艇研制总工程师。
顶尖的科研难度意味着严苛甚至说残酷的保密要求,而那时的黄旭华很清楚,“保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就这样,年轻的黄旭华没有来得及跟父母家人告别,放下了从前的一切荣誉与成就,从亲友们的身边消失了,他留下的,只是一个神秘的145信箱……
这个145信箱在哪呢?不在北京,在海上。
研究核潜艇当然得去海上,因为机密和危险,还必须是远离人烟的海上。在海上奔波了几个月后,黄旭华和战友们在黄海和东海的中国海域分别选择了一个荒凉的小岛,小岛都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在地图上也查不到。为了保密,不通邮,不通电话,偶尔只有经过伪装的民船靠岸送给养和信件。就这样,黄旭华带着团队到岛上扎下了根。
核潜艇是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其研制难度远非常规潜艇可比拟。包括黄旭华在内的29名科研人员已是各自领域的顶尖人才,可就是这样一支堪称“天团”的队伍,都没有一个人见过真正的核潜艇长什么样。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在可能爆发的核战争中,核潜艇担负着第二次核打击的重任。只要一个国家还剩下一艘如幽灵一般飘荡在大洋之中的核潜艇,那么它就足以对侵略者发动致命的报复,甚至扭转战局!因此,核潜艇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不是其他武器装备能够比拟的。国际上一些军事大国也纷纷加强了这一新型武器的研制工作,同时将其列为顶级机密。所以说,中国的核潜艇事业是真正地从零开始。
那么第一艘核潜艇,到底该怎么造呢?说出来您都不信,帮了大忙的,是一个小小的玩具模型。
原来,就在整个团队艰难推进的时候,有人从国外带回两只儿童核潜艇玩具模型,搁在别人,可能不会太在意,一个玩具有什么参考价值,可黄旭华不一样,他通过计算、对比,发现这个玩具模型与他们之前搜集到的许多媒体资料数据都是相吻合的,这让所有人都信心大增。于是,一个玩具模型,就成为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的重要参考资料!
为了尽早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核潜艇,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把核潜艇的发展列入了国家战略,并打破常规造船程序,采取了边研究、边试验、边设计、边基建、边生产的“五边”政策。除了这打破常规的“五边”政策,缺乏计算机支持的研制团队,甚至用上了算盘、计算尺。这是什么概念?这个3000多吨重的钢铁圆筒,需要集成航海、导弹、计算机、核反应堆等几十个专业学科,而一艘核潜艇的发电量,可以满足一座中等城市的照明用电,艇内仅控制阀门就有一万多个,各种仪表达到几千个,制造工艺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但黄旭华和团队的成员们,却只能凭着手里原始的算盘与计算尺,与这些天文数字展开激烈的战斗。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鱼雷攻击核潜艇“401”艇神秘下水。1974年八一建军节这天,“401”艇正式交付海军,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这是世界核潜艇史上罕见的速度:上马三年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四年后正式入列。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这一场核潜艇从零到一的攻坚战,黄旭华和他的团队赢了,而且赢得足够漂亮,可接下来的10年,他们却依然像核潜艇一样,深深地藏在历史的海洋中,为中国的核潜艇事业继续默默无闻地付出着。
1988年年初,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迎来了一个关键的日子,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号潜水艇在交付海军使用之前,必须按设计极限在南海进行深潜试验。可就在试验即将进行之前,黄旭华发现参与实验的艇员心理包袱很重,有人甚至给家里留了遗书!
原来,在此之前有国外的先进核潜艇在进行深潜实验时失事沉没,所有参试人员一百余人全部遇难。面对这样的情况,黄旭华的解决办法简单而有效:“我,跟你们一起下去!”
他这一句话,点燃了整个会议室,战士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位时年62岁的总设计师,要和他们一起去冒险。而黄旭华的心里,却没有太多波澜,作为总设计师,他不仅仅要为这条艇负责,更要为艇上一百多个艇员的生命安全负责。这一点,黄旭华有信心。
实验的日子很快到来了,黄旭华与艇员们一同进入潜艇,慢慢沉入深海。
50米、100米、130米、160米、180米、190米、195米、197米……随着深度不断增加,核潜艇下潜的速度也越来越慢,每一秒都像是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狭窄的潜艇仓内,安静地甚至能够听得到一百多颗心脏跳动的声音,海水的压力不断增大,潜艇外壳也在慢慢发生着形变,下沉到300米时,潜艇顶壳因为承受着巨大的水压逐渐变形,发出咔咔的声音,个别的焊条因为到达了承压极限而撕裂,发出了好像尖叫般惨烈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在水下300米的深处令人毛骨悚然。而黄旭华却依然镇定自若,指挥试验人员记录各项有关数据,就这样,这艘国产核潜艇满载着黄旭华和艇员,一直下沉到既定的实验深度,再缓慢地上浮到海面。实验,成功了!
这次深潜试验,黄旭华的眼底、耳朵和牙龈都因承受压力过大而渗出了血,同时,他也成为了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成功后,黄旭华兴奋地拿起笔写了几个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从此,中国核潜艇劈波斩浪,遨游在深蓝的大洋之中,为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释放出巨大的震慑力。
30年前,黄旭华最后一次回老家过春节。母亲拉着他的手说:“我和你爸也老了,你们要经常回来看看……”黄旭华点头答应。可从这之后的三十年,他再也没回过家,甚至与家人亲友彻底断绝了联系,父母多次写信问他到北京去干什么工作?在北京哪一个单位?黄旭华能给出的回答,永远是沉默。
父亲将他寄回的钱退回,姐姐也写信骂他“越大越不懂事”——面对那张退回来的汇款单,黄旭华心中五味杂陈,再后来,父亲因为脑梗到北京看病,父母和兄弟姐妹除了145信箱外,完全没有其他任何能联系到他的方式。等到黄旭华收到信时已是半个月后,父亲早已离开人世,老人家是带着埋怨和不解走的。在父母兄妹眼中,这样的黄旭华,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不孝子。1987年,一篇题目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长篇报告文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黄旭华把杂志寄给了母亲。
文章中并没有提到黄旭华的名字,可三十年未见儿子的母亲,硬是从字里行间读出了他的样子。母亲满脸泪水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篇文章,她把子孙们召集过来,郑重地对大家说:“三哥(黄旭华)的事情,大家都得谅解!”
如今,黄旭华的母亲也离开了人世,母亲去世的时候,黄旭华留下了母亲的一条旧围巾。每年冬天,他都会戴母亲的围巾。那时他才会感觉到,母亲永远与他在一起。
作为中船重工第七一九研究所名誉所长,直到今天,93岁的黄旭华仍然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为年轻一代答疑解惑、助威鼓劲……几十年来,黄旭华言传身教,培养和选拔出了一批又一批技术人才。他常用“三面镜子”来勉励年轻人:一是放大镜——跟踪追寻有效线索;二是显微镜——看清内容和实质性;三是照妖镜——去伪存真,为我所用。
2019年9月17日,为新中国军事装备事业隐姓埋名奉献一生的黄旭华被授予了“共和国勋章”,而黄老却说:“这荣誉,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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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高新尖端技术,尤其是核潜艇技术,都被列入为国家最高级别的机密。黄旭华走上研制核潜艇的道路,就已经做好了无法“赢得身前生后名”的准备。
“时时刻刻严守国家机密,不能泄露工作单位和任务;一辈子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进入这个领域就准备干一辈子,就算犯错误了,也只能留在单位里打扫卫生。”刚参加核潜艇研制工作时,领导给黄旭华提出要求。
从此,黄旭华的身影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消失于公众的视野,远在老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不知道他从事的工作。
1987年,在老家的黄母收到了一本黄旭华寄来的上海《文汇月刊》,其中刊登了一篇题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长篇报告文学,详细介绍了中国核潜艇“黄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文章并未提及具体名字,但提到了其夫人李世英,黄母这才恍然大悟。
这位93岁高龄的老人没想到,30年没回家、被兄弟姐妹们埋怨“不孝”的儿子,原来在为国家做大事。
她把家人召集到一起,告诉他们:“三哥(黄旭华在兄弟姐妹中排第三)的事情,大家要理解,要谅解。”黄旭华在远方得知,他哭了,他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成了黄旭华继续核潜艇事业的动力。
“试问大海碧波,何谓以身许国。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磊落平生无限爱,尽付无言高歌。”这是2014年词作家阎肃为黄旭华写的词。黄旭华从不讳言“爱”字:“我爱我的妻子、母亲和女儿,我很爱她们。”他顿了顿,“但我更爱核潜艇,更爱国家。我此生没有虚度,无怨无悔。”
黄旭华的办公桌上有张照片,照片上的他衬衣、领带、西裤,正在指挥一场大合唱。自从2006年开始,研究所每年文艺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都是他指挥全体职工合唱《歌唱祖国》。
在为国打造重器而隐姓埋名的日子里,黄旭华需要承受很多不能言说的孤寂和痛苦。随着解密期的到来,他终于能和家人团聚,也一步步走进了公众的视线。1994年,黄旭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中国好人”、2013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全国道德模范……
而今日,尽管在核潜艇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奉上的“中国核潜艇之父”的称呼,黄旭华并不接受,认为这是集体的功劳、团队的贡献。“我仅仅是核潜艇研究战线中的一个成员,站在我的岗位上,完成交付给我的任务而已。而且核潜艇牵扯的面很广,是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和2000多个科研院所和高校大协作搞出来的。”
的确,为做惊涛骇浪的大事,选择隐姓埋名的人,不只是黄旭华。
“作为我国核潜艇战线的一名老兵,近60年来与同志们一起奋斗的日日夜夜,我永世不忘。”在2017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颁奖典礼上,黄旭华声音洪亮:“我愿继续为核潜艇事业发挥余热、贡献力量。”
2016年10月15日,中国首艘核潜艇游弋深海40多年后退役,进驻青岛海军博物馆码头。而它的总设计师仍在“服役”。除了每天上班,黄旭华还经常到校园、科研院所做讲座。对于年轻一代的科研设计人员,黄旭华会送给他们“三面镜子”:一是“放大镜”——扩大视野,跟踪追寻有效线索;二是“显微镜”——放大信息,看清其内容和实质;三是“照妖镜”——鉴别真假,吸取精华,为我所用。他说,自己要做年轻人的“啦啦队”,为他们加油鼓劲,必要时出个点子。“什么时候退休不知道,身体还可以干几年。”
黄旭华也深深影响了大女儿黄燕妮——这位719所前工程师,年轻时投身到中国核潜艇研制事业中,循着父亲的人生轨迹一直工作到退休。
而黄旭华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能早日建成科技强国,从“跟随者”变成“领跑者”。
从1945年“弃医从工”,到30年的隐姓埋名,1988年一起深潜,黄旭华,与绝大多数时候在这个世上“沉默无闻”的科技工作者一样,是“无轻重”的一叶,但他从未抛弃“献宏谋”的一片丹心——名藏于九地之下,声动于九天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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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旭华,男,87岁,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1958年,我国批准核潜艇工程立项。那时中苏关系尚处于蜜月期,依靠苏联提供部分技术资料,是当初考虑的措施之一。1959年,苏联提出中断对中国若干重要项目的援助,对中国施加压力。毛泽东听后发誓:“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曾有过几年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经历又毕业于上海交大造船系的黄旭华被选中参研。
30多年中,8个兄弟姐妹都不知道黄旭华搞核潜艇,父亲临终时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母亲从63岁盼到93岁才见到儿子一面。
核潜艇是集核电站、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中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是从一个核潜艇玩具模型一步一步开始的。
为研制核潜艇,新婚不久的黄旭华告别妻子来到试验基地。后来他把家安在了小岛上。为了艇上千万台设备,上百公里长的电缆、管道,他要联络全国24个省市的2000多家科研单位,工程复杂。那时没有计算机,他和同事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
19世纪60年代中,黄旭华终于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年,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作深潜试验。黄旭华亲自下潜300米,是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黄旭华曾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等,为国防事业、为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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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孩子,但不溺爱孩子,是黄旭华夫妇在养育下一代一直坚持的原则。
在家里,小孩子能够做的事情,大人从来不帮,就连参加高考这样重要的日子黄旭华夫妇都不会去接送。学滑冰,黄旭华从来都是站在一旁,让孩子自己摸索,哪怕摔个鼻青脸肿;学游泳,父亲把她们举起来,往水里一丢,让她们自己扑腾。夫妇俩对女儿们的成长也不过多干预,从小培养孩子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品质。
但有一样,却是他们不厌其烦对孩子们讲的:“不仅要学知识、学本领,更要做一个有人性、有人格、有尊严的人。自己一辈子干什么都要想到国家,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决不做损人利己的事。”
“国家如今的富强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奋斗过来的,不能说我们就应该享受这个条件,没有这个道理。你应该珍惜,而且要继续奋斗。”这是黄旭华给出的理由。
大女儿黄燕妮至今记得小时候看父亲工作时的情景。“我那时候人还没有桌子高,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书桌下面看他,很长时间,他一动都不动,那种专注忘我的神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我就说,我长大了要坐在爸爸对面办公。”
在女儿们的印象里,无论条件多么艰难,父亲都是一脸平和,没有一句怨天尤人的话,也从没有因为困难而放弃自己的科研事业。
“眼睛里看到的,耳朵里听到的,就会跟着去做。”黄燕妮说,“那时虽然都不知道父亲具体是干什么的,但那份体现在点点滴滴中的忠心和热爱,对我影响很大。我就想,我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像他那样做事。”
1980年,在全市招考中,黄燕妮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研究所,成了父亲黄旭华的同事,实现了小时候“要坐在父亲办公桌对面办公”的豪言。如今,她也已退休,和父亲一样,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中国核潜艇研制事业。
小女儿黄峻则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了武汉广播电视台,将宣传工作当作了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出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又选择回到武汉,回到了原来的岗位。“留学、取得博士学位,不是为了找个更好的工作,是要让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变得更好。”黄峻说。武汉发生新冠疫情后,从事对外宣传的她早早就开始了工作,积极宣传武汉的抗疫努力和武汉重启后的新生,“让全世界知道武汉,了解中国”。
“我们可能作不了像父亲那样大的贡献,但他忠于国家、热爱事业的信念我们会一直传承下去。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才能对得起自己和家人。”女儿们说。
如今,家里最小的外孙也已在读大学,学习和生活中遇到问题,他总喜欢来跟外公聊聊在后辈们那里,黄旭华是亲人,更是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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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参与战斗舰艇研究设计,1958年,调任海军核潜艇研究室任副总工。那时候,国家还是一穷二白,又赶上“三年灾害”,研发核潜艇的难度,可想而知。首先就是人才匮乏。没有技术、没有工具、没有原材料。没有核潜艇模型,但找到了两个美国导弹核潜艇的儿童玩具,于是对玩具进行拆解,揣测结构原理;没有大型运算用的计算机,那就用算盘和计算尺,用纸和笔,计算出惊人的大数据;没有资料,没有图纸,那就大海捞针,从国外报刊杂志上捕获蛛丝马迹;没有食物,那就饿着肚子干,黄旭华后来回忆说:“如果那时候有杯豆浆,心里就暖融融的!”
就在这样的简陋艰苦环境中,黄旭华和同事们吃住都在研究所,一门心思扑在核潜艇上。一有情况,零下20摄氏度,掀起被窝就能起身工作。仅仅几年,1964年,第一艘核潜艇就研制成功,1970年就顺利下水。1988年,中国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第二次核报复力量的国家。
为了测试改进核潜艇的性能,他无数次亲随潜艇深潜检测,那是需要冒着牺牲的危险的。1988年,黄旭华亲自随潜至南海300米深处,检测记录各项指标数据,成为世界核潜艇总设计师下水深潜第一人。他说:“我是总师,我要对潜艇负责,对艇上170名战士负责”,试验成功后,他豪情满怀挥笔写下:“花甲痴翁,智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因为祖国的召唤,因为保密的需要,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三十载,默默奋斗在科研一线,甘当无名英雄。30年里,父母、8个兄弟姐妹竟都不知他在干什么!父亲去世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全家人都在骂他不孝、无情、冷血。黄旭华泪流满面地说:“有人问我忠孝不能两全,你怎么理解?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他又说:“我非常爱我的夫人,女儿,父母。但在核潜艇这个事业上,我可以牺牲一切!”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他一生崇尚俭朴生活,坚持艰苦奋斗。办公室没有空调,夏季经常在40摄氏度高温下蒸桑拿。分房时,挑了没人要的顶楼,直到2005年,才给家装了一台空调。院士的他,没有专车,所里最好的车,是用了多年的“桑塔纳”。名片上,好多年连手机号码都没有,手机也是后来才买。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却把名利看得淡如水,却把享受视为身外物。舍弃了个人,舍弃了小家,是为了国家,是为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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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我们都会听到看到有这样的一群人的感人故事。我们学会感动,从这群人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时代的印记,看到中国人的脊梁!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我们向这一位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普通人身上学到我们身上所缺少的东西,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传承!
沉默是金--黄旭华用实际行动为我们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无声的英雄故事。
1958年,我国批准核潜艇工程立项。那时中苏关系尚处于蜜月期,依靠苏联提供部分技术资料,是当初考虑的措施之一。1959年,苏联提出中断对中国若干重要项目的援助,对中国施加压力。“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曾有过几年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经历又毕业于x交大造船系的黄旭华被选中参研。
30多年中,8个兄弟姐妹都不知道黄旭华搞核潜艇,父亲临终时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母亲从63岁盼到93岁才见到儿子一面。 核潜艇是集核电站、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中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是从一个核潜艇玩具模型一步一步开始的。
为研制核潜艇,新婚不久的黄旭华告别妻子来到试验基地。后来他把家安在了小岛上。为了艇上千万台设备,上百公里长的电缆、管道,他要联络全国24个省市的2000多家科研单位,工程复杂。那时没有计算机,他和同事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
1964年,黄旭华终于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年,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作深潜试验。黄旭华亲自下潜300米,是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黄旭华曾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等,为国防事业、为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为我国的高科技术行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是搞核潜艇的,父亲临终都不知道自己儿子这么大出息。 对此,感动中国委员会的颁奖词说:“时代到处是惊涛骇浪,你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一穷二白的年代,你挺起胸,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你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是啊,无声但是其力千钧!像黄旭华爷爷学习,立志报效祖国,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感动我的不止黄院士一人,也不止组委会评选出的十人。还有一部分人,也和他们十人一样,坚守信念,持之以恒;把奉献举在头上,把责任放在心上;把道义担在肩上,把艰辛咬在嘴上;把聪明、智慧、仁心、善良,紧紧地捆在身上,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燃烧自己,释放光芒。他们,都是共和国真正的精英,时代的楷模,国人的榜样!
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我还是喜欢隐姓埋名每天上班
“我还是喜欢隐姓埋名每天上班”
1958年,我国批准核潜艇工程立项。1959年,苏联中断对中国若干重要项目的援助。“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曾有过几年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经历又毕业于x交大造船系的黄旭华被选中参研。
当时,核潜艇长什么模样,大家都没见过,手头只有一位外交官从国外带回的一个核潜艇模型。这个玩具模型被专家们拆了又装,装了又拆,而“真家伙”的内部结构则一无所知。黄旭华和同事们克服10多个顶级难题,逐渐让中国的核潜艇出现了丝丝“轮廓”。那时没有计算机,他和同事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
1988年,我国政府对外宣布:中国进行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国家。至此,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走完了它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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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旭华是我国核潜艇的总工程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在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之后,社会的发展还是非常滞后的。国家领导人为了能够增强国家的力量,秘密开展了研制核潜艇的工作,而担任这个工作的总工程师就是黄旭华。
为了保障工作的保密性,黄旭华不得不孤身前往“孤岛”,并且一呆就是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他对家里人也是采取保密的态度,甚至在父亲病危的时候也没有赶回去。在不知情的人眼里,黄旭华俨然是一个不孝顺的儿子,黄旭华本人也一直觉得此事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好在他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尽管当时我国对核潜艇的了解很少,但是黄旭华和和他的团队硬是在十年后成功研制核潜艇。在当时如此薄弱的科学环境下,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浩大而又艰巨的工程,实在是一件令世界都为之惊叹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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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这辈子没有虚度,一生属于核潜艇、属于祖国。——黄旭华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当“蓝色巨鲸”奔向大海之际,在场的人无不热血沸腾,他更是喜极而泣。
隐姓埋名,荒岛求索,深海求证,他和他的同事们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辽阔海疆从此有了护卫国土的“水下移动长城”。
青丝变为白发,依旧铁马冰河。
如今,第一艘核潜艇已经退役,但年逾九旬的他仍在“服役”。
他就是黄旭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
走进他的办公室,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弹道导弹核潜艇模型,一个深蓝、一个金黄,仿佛在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又仿佛隐藏着他那激荡人生里的重重谜团:
是什么让他守口如瓶30年,父亲临终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为什么“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核潜艇,不到十年就搞了出来?是什么让一个花甲老人以身试潜,成为世界第一个极限深潜的总设计师?又是什么魔力让一个年逾九旬的老人依然痴迷核潜艇?
辗转求学:颠沛流离立救国之志
初次见面,硬朗的身板、敏捷的思维和良好的记忆,一点也看不出眼前这位老人已经九十高龄。黄旭华中气十足而带点潮汕口音的普通话,把我们带回到80年前烽火连天的岁月。
1937年冬,广东省海丰县田墘镇的乡村舞台上,一个流亡的小姑娘正唱着日本侵略军的罪行,台下观众群情激奋。
这是抗日宣传剧《不堪回首望平津》,台上的小姑娘正是男扮女装的黄旭华,那年他13岁。“那时我就想,长大了,一定得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战火纷飞,山河飘零。
连天的战火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黄旭华的中学时代不得不辗转广东揭西、梅县和桂林、重庆等地求学。
父母是医生的黄旭华,儿时的志向是从医,治病救人。然而,一路坎坷的求学经历,让他决定弃医从工。
“想轰炸就轰炸,因为我们国家太弱了!”黄旭华说,我不想学医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我要科学救国!
1945年9月,海边出生的黄旭华,考入国立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开始了学术成长的起步。同时,加入校学生进步社团“山茶社”,进行了革命思想的启蒙。
1949年春的一天,大学四年级的黄旭华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有人跟我开玩笑:你研制核潜艇以后,就是‘不可告人’的人生了!我说:是的,我很适应,因为上大学时,我就开始‘不可告人’的地下党人生了。”黄旭华说。
1950年4月,黄旭华入党转正。汇报思想时,他用这样的一段话表明心志:
如果革命需要我一次把血流光,我可以一次流光自己的血;如果革命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把血流光,我就一滴一滴地流光。
誓言无声。入党转正时的话语,成为其一生信守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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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黄旭华,男,汉族,1926年3月出生,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海丰,中共党员,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19所名誉所长、原所长,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曾先后担任我国核潜艇工程第一代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隐姓埋名30年,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主持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领导团队突破了核潜艇最关键、最重大的七项技术,实现了我国核潜艇装备从无到有的历史性壮举,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2019年9月,获得“共和国勋章”。2020年1月,获得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他总不在家,四季的衣服鞋袜,早晚的茶水饭点,凡是家里的事情都用不着他管。单位分了2斤猪肉,他倒正好回来了……”夫人李世英笑着“吐槽”黄旭华在家的表现。
“要利用这个机会夸她一下,表扬她一下。”黄旭华接过话茬,引得大家一阵欢笑。
把核潜艇放在第一位,是黄旭华的原则,也是李世英一直以来的坚守。
1956年,黄旭华与同单位的李世英结婚,两年后便赴京参与核潜艇研制。李世英没有多问,托人给丈夫捎去了衣物。直到四年后,她也被调到北京参与核潜艇项目,才知道丈夫从事的事业。
黄旭华工作繁忙、经常出差,家里的事情几乎全靠李世英打理。冬天每月供应的300斤煤,全部由她用簸箕一趟趟搬回家;地震了,她抱着刚出生的小女儿,拉着大女儿去住安置帐篷;有一年冬天,大女儿黄燕妮上学途中跌入雪坑昏迷,李世英独自一人在床边守候了9天9夜……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为了家里的一件事情把丈夫从工作中叫回来。
“核潜艇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尽力支持他,家里的事不给他拖后腿,我觉得这是我的本分。”李世英说。
1988年年初,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核潜艇迎来了第一场“大考”——在南海进行极限深潜试验。紧张的气氛在参试人员之间蔓延,有人甚至开始写近似“遗嘱”的家书。
为了给参试人员鼓劲,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当场宣布将上艇与大家一起下潜。
试验之前,他带着李世英回了趟广东老家,并把要进行极限深潜的事告诉了她:“万一我回不来,我的老家你怎么也得去一次。”
“你是总师,你必须要下去,艇上100多个人的生命安全你要负责到底,否则这个队伍就不能带了。”妻子内心翻江倒海,对他却假装冷静。
极限深潜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时年64岁的黄旭华,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参与深潜试验的核潜艇总设计师。
消息传来,李世英哭了。“她之前表现得冷静,是担心动摇我的决心,影响我的情绪。直到我深潜成功了,压在她心里面的大石头,终于落下来了。”黄旭华哽咽着回忆。
歉意与感激时常萦绕,黄旭华尽己所能,用爱去弥补。
每次出差回家,黄旭华总会想着给妻子买点东西,不知买什么好,就跟着别人学。有一次见别人买了块印花布,也跟着买了一块,回家一看,发现妻子早就有一件这样布料的衣服了。李世英开玩笑:“你可以背得出你工程上的多少数据,就记不得我在你面前穿了几年的印花布衣服。”黄旭华跟着别人买菜却是灵得很,到菜市场,先暗中找一个看上去很精通家务、和妻子年龄相仿的人,人家买什么,黄旭华就跟着买什么,妻子果然满意!
每年下雪,黄旭华只要在家,总会陪女儿们一起去堆雪人,父女试比高下,玩得不亦乐乎。过年了,他买许多鞭炮,还别出心裁弄来个空罐头盒戴在大鞭炮的头上,一炸,先是一声闻所未闻的奇响,再是罐头盒凌空几丈跳起霹雳舞,孩子们笑弯了腰:“爸爸,过了年就把你送到托儿所去!”
家里的“音乐会”也是表达爱意的好方式,很随意的时间里,有一个人哼哼两句,其他人便自发跟着唱起来,吹口琴、拉二胡、打扬琴……黄旭华样样都能来,以一身才艺,博一家欢乐。
“为事业尽力,以爱来治家。”黄旭华说,“我们从来没有跟对方讲过一句我爱你,或我要给你什么荣华富贵,但是我们一直是心心相印的。为了国家的事业,我们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互相促进,这就是爱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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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旭华,男,87岁,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1958年,我国批准核潜艇工程立项。那时中苏关系尚处于蜜月期,依靠苏联提供部分技术资料,是当初考虑的措施之一。1959年,苏联提出中断对中国若干重要项目的援助,对中国施加压力。“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曾有过几年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经历又毕业于上海交大造船系的黄旭华被选中参研。
30多年中,8个兄弟姐妹都不知道黄旭华搞核潜艇,父亲临终时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母亲从63岁盼到93岁才见到儿子一面。
核潜艇是集核电站、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中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是从一个核潜艇玩具模型一步一步开始的。
为研制核潜艇,新婚不久的黄旭华告别妻子来到试验基地。后来他把家安在了小岛上。为了艇上千万台设备,上百公里长的电缆、管道,他要联络全国24个省市的2000多家科研单位,工程复杂。那时没有计算机,他和同事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
19世纪60年代中,黄旭华终于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年,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作深潜试验。黄旭华亲自下潜300米,是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黄旭华曾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等,为国防事业、为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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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旭华,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原籍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玉湖镇新寮村,1924年2月24日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田墘镇。1949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造船系船舶制造专业,先后从事过民用船舶和军用舰艇的研究设计工作,1958年开始参与并领导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究设计工作。先后出任第一代核潜艇副总设计师、第二任总设计师,历任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副所长、所长、党委书记。曾先后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2年获国防科工委二等奖。他参与完成的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研制获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导弹核潜艇研制获1996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89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4年1月当选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 2017年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深海同舟”
1958年,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元年。就在那一年,34岁的黄旭华奉命进京,参加“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工作。这六十年,这一个甲子的时光,只够黄旭华做一件事:为国家设计最好的核潜艇。
30年前的4月20日,中国核潜艇首次出海执行深潜任务。
“300米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核潜艇研制的世界水平,美国和苏联研制的核潜艇深度大都在这个深度上下。”黄旭华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海军尚以近海防御战略为主,那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主要的对手是谁?只能是来犯的敌水面舰艇及水下潜艇,甚至是来犯的敌战略核潜艇。来犯者潜多深,防御者也必须潜多深。“虽然当年我们的科研力量和工业水平在今天回首看去都还是刚刚起步,但我们制定的第一代核潜艇设计目标并不低。”黄旭华告诉记者。
客观地说,我国在六十年前要研制核潜艇,不仅当时国家尚不具备基本的工业制造基础,而且毫无研制核潜艇的科研技术储备。而这个雄心,仅源自一个不能落后挨打、再被帝国主义侵略欺辱的民族梦想!
“1988年我们进行了首次深潜,但我们不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才想起来深潜的,早在我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研制初期就有了深潜的目标。”黄旭华说,“我们设计时就提出,我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401’艇应该既是试验艇,又是战斗艇。”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401”艇神秘下水。下水时,艇上核燃料尚未安装就绪。“核潜艇下水后,首先要进行系泊、设备联调、启堆,完成系泊试验。系泊试验成功了,核潜艇才能出海,进行航行试验。航行试验的主要内容是核动力堆的性能以及核动力和应急动力的转换试验,以及潜艇的操纵、导航、声呐、武器等各个系统和噪音测试试验,等等。”黄旭华说,“‘401’艇下水以后,我们所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核潜艇总体建造厂和潜艇部队解决试航、试验中发现的一切问题,提出不断完善的方案,力争尽快完成该型核潜艇的设计定型,使我们的核潜艇尽早形成战斗力。”
“我们三方经过4年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将近600次的核堆启堆、提升功率、发电、主机试车等系泊试验;以及20多次、累计6000余海里的出海航行,完成了水上、水下高速巡航200多次,不断优化设计,终于在1974年‘八一’建军节这天,将‘401’艇正式交付海军,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黄旭华清楚地记得,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代表中央军委宣布了《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命名》的命令,首任艇长杨玺亲手升起的“八一”军旗,在碧海晴空中迎风招展。被命名为“长征一号”的“401”艇缓缓地驶离军港码头,在众人的注目礼中,潜入波涛之中。人民海军由此跨进了“核时代”。
“‘401’艇解决了中国‘有没有’核潜艇的问题。黄旭华说,“我们在后续的‘402’‘403’艇上又不断改进。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404’艇终于可以向‘极限深潜’这个目标冲刺了。”
时任“404”艇副艇长、退休前为海军某潜艇基地副司令员的薛法玉告诉记者:黄旭华的工作非常严细。“在深潜前的准备工作中,他要求把核潜艇的主要设备,如通海阀门、蒸汽管等八大系统的关键部位都挂上牌子,写清楚这个设备正常情况下应该怎样、应急情况下如何处置,海军艇员是谁在操作,719所是谁在监控保驾,核潜艇总体建造厂是哪位师傅负责维修,都一目了然。”但是准备工作越充分、越周全,大家的精神压力也就越大。
“404”艇艇长王福山请黄旭华去帮助做艇员思想工作,缓解一下过分紧张的情绪。上艇后,黄旭华也感觉到气氛有点沉重。他当即对艇长说:“作为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我对核潜艇的感情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不仅疼爱,而且相信它的质量是过硬的,我要跟你们一起下去深潜。”
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亲自参与深潜!这在世界上尚无先例,总设计师的职责里也没有这一项。很多领导得知后,都劝年已64岁的黄旭华不要亲自参加深潜了。
黄旭华坚持这么做。他说:“首先我对它很有信心;但是,我担心深潜时出现超出了我现在认知水平之外的问题;而且,万一还有哪个环节疏漏了,我在下面可以及时协助艇长判断和处置。”
中国人有句形象地表达“生死与共”的成语,叫作“风雨同舟”。黄旭华的深潜,是现代版的“风雨同舟”,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别紧张,兄弟,咱核潜艇的总设计师和你“深海同舟”!
“404”艇和后续艇,成为我国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的定型艇。从此,我国核潜艇的总设计师随同首艇一起深潜,成了719所的“光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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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我市举办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潜艇之父、2014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黄旭华专题报告会,黄旭华始终对党忠诚、任劳任怨、默默奉献、淡泊名利,执着于党和国家的事业的事迹和高尚品格深深感动着我市干群。黄旭华院士立足本职岗位,艰苦奋斗,成为我国核潜艇之父,他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30年隐姓埋名,身先士卒,默默坚守,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追求和道德情操。
黄旭华的感人事迹不仅是汕尾人的骄傲,更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学习的榜样。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更应立足本职,做好教书育人工作,深入践行群众路线,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为我市的教育创强,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学习黄旭华院士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精神,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培养下一代,培养出各行各业杰出人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并教育学生以黄旭华院士为榜样,刻苦学习,立志成才,使自己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才。
总之,我们要以黄旭华院士为榜样,对照先进找差距,着力查找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努力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岗位,开拓进取,勇往直前,团结奋斗,积极凝聚推动汕尾教育事业发展的正能量。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为汕尾振兴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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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旭华,“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
他曾隐姓埋名30年;他的人生,就像深海中的核潜艇—无声,却有无尽的力量。
在中船重工719研究所黄旭华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胖”一“瘦”两个核潜艇模型。
93岁的黄旭华,至今还没有退休。
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6点起床打太极长拳,早餐是一块面包,加少许核桃、葡萄干,从家中步行3000步左右,8点半准时到办公室。办公室倚靠墙根堆着各种资料,这些文字、数字,凝结着黄旭华的毕生心血。抓紧时间整理好这些资料,是他迫在眉睫的愿望。黄旭华时常感到“年纪越大,时间越不够”。
“从1958年开始到现在,我没有离开过核潜艇研制领域,我的一生没有虚度。”黄旭华说。
打造国之重器
“父亲这辈子,就是一条道,走到亮。”小女儿黄峻一语中的。
黄旭华出生在广东海丰一个医者家庭,从医是他幼时的梦想。而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苦难,面对当时落后贫穷的祖国,少年黄旭华开始重新思考:“我不学医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将来造飞机保护祖国蓝天;制造军舰抵御海上侵略。”海边出生的黄旭华,1949年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毕业后,开启了与潜艇一生的缘分。
1954年,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试航。1957年,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这种新武器的巨大能量,一度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当时有一个说法来描述核潜艇的续航能力: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可以让潜艇航行6万海里,如果用柴油作燃料,则需近百节火车皮的柴油。对于大国而言,核潜艇是至关重要的国防利器。
黄旭华用了个有意思的比喻:“常规潜艇是憋了一口气,一个猛子扎下去,用电瓶全速巡航1小时就要浮上来喘口气,就像鲸鱼定时上浮。核潜艇才可以真正潜下去几个月,在水下环行全球。如果再配上洲际导弹,配上核弹头,不仅是第一次核打击力量,而且有第二次核报复力量。有了它,敌人就不大敢向你发动核战争,除非敌人愿意和你同归于尽。”因此,《潜艇发展史》的作者霍顿认为,导弹核潜艇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1958年,出于国防安全形势需要,中国也启动研制导弹核潜艇,选拔了29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骨干人才,组建了造船技术研究室(后改为09研究所)。曾参与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的黄旭华,作为1/29,被选中参加研究。
研究开始不久,苏联宣布撤回援华专家。毛泽东主席下令:“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在位于武汉的中船重工719研究所办公大楼里,毛泽东主席的誓言刻于墙壁之上。
就是这句话,坚定了黄旭华的人生走向。“那个地方一年刮两次七级大风,一次刮半年。”黄旭华回忆说。恶劣的自然条件还不算,没人、没钱、没资料、没技术,最大的困难是大家不知道核潜艇长什么样。
因为摩擦阻力小,水下机动性和稳定性好,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外型是水滴型。美国在研制中谨慎地选择了三步走,先采用适合水面航行为主的普通线型,再建造一艘常规动力水滴型潜艇,都成功后,才结合研制成水滴型核潜艇。
而黄旭华认为时间紧迫,在与团队商定后,通过大量水池拖曳和风洞试验,取得了丰富的数据,决定一步到位将核动力和水滴艇体相结合。
“当时连基本的研制条件都不具备,就开始干了。”黄旭华回忆说。他和同事们只能“大海捞针”——从国外报刊中搜罗有关核潜艇的只言片语,拼凑出一个核潜艇的轮廓。
但准不准确,谁也不知道。恰好,有研究人员从国外带回了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儿童模型玩具。大家把玩具反复拆装,发现这些密密麻麻的设备,和他们一半靠零散资料、一半靠想象构思出的图纸基本一样。“我当时就想,核潜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再尖端的东西,都是在常规技术的基础上综合创新出来的,并不神秘。”黄旭华说。
资料难找,数据计算也是难题——他们只能用算盘和计算尺计算核潜艇上的大量数据。那些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部件配重,他们只能靠一台磅秤一个个零件称。为保证计算准确,科研人员分为两三组分别计算,结果不同就重来,直到得出一致数据。
至今,黄旭华还珍藏着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这把算盘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日夜。“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出自于这把算盘。”黄旭华说。
曾于1988年跟随黄旭华参与核潜艇深潜试验的中船重工首席技术专家张锦岚,对用算盘计算核潜艇数据感到不可思议:“这可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而是要运用三角函数、对数等各种复杂和高难度的运算公式和模型。”
但在一穷二白的年代,黄旭华和同事们正是用这种土办法,突破了核潜艇中最为关键、最为重大的核动力装置、水滴线型艇体、艇体结构、人工大气环境、水下通讯、惯性导航系统、发射装置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加入海军战斗序列。
“我们的核潜艇没有一件设备、仪表、原料来自国外,艇体的每一部分都是国产。”黄旭华自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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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一个电话改变了黄旭华的一生。
“电话里只说去北京出差,其他什么也没说。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就去了。”黄旭华说,他从上海到了北京才知道,国家要搞核潜艇。
这是黄旭华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的一生与核潜艇结缘。
在此4年前,美国建造的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首次试航。一年前,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核潜艇刚一问世,即被视为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杀手锏”。
时不我待。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元帅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
这份绝密报告,拉开了中国研制核潜艇的序幕。
然而,当时的中国要造核潜艇,谈何容易!
1959年秋,赫鲁晓夫访华。中国领导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潜艇,但赫鲁晓夫认为,核潜艇技术复杂,中国搞不了。
对此,毛泽东誓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主席这句话,体现了中国人自己造核潜艇的决心。”黄旭华说,这种激励难以言表。
然而,当时连核潜艇长什么样儿也不知道。“没办法,只能‘骑驴找马’,搜罗核潜艇相关信息,拼凑出核潜艇的轮廓。”
黄旭华说,他们只得带着“三面镜子”找有用信息:用“放大镜”搜索相关资料,用“显微镜”审视相关内容,用“照妖镜”分辨真假虚实。
就这样,中国核潜艇事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在一波三折中发展。
1962年底,核潜艇研制工程因故“下马”。不过,黄旭华并未离开,继续核潜艇研究。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原子弹上天,带来核潜艇下海的希望。5个月后,核潜艇研制工作全面启动。
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在葫芦岛成立,黄旭华开始了“荒岛求索”的人生。
与黄旭华共事多年的施祖培说,没有现成的图纸和模型,就一边设计、一边施工,晚上准备两个馒头,加班加点地干。当时有个土口号,叫“头拱地、脚朝天,也要把核潜艇搞出来”。
时任核潜艇总体性能设计师陈源说,荒岛维艰,但大家劲头不减。所有人心里都装着使命,尽快研制出中国的核潜艇。
没有计算机计算核心数据,就用算盘和计算尺。为了控制核潜艇的总重和稳性,就用磅秤来称。
黄旭华和同事们用最“土”的办法解决了尖端的技术问题,同时用创新的思维解决关键问题。
核潜艇的形状是采用常规线型还是水滴线型,一度困扰着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美国发展核潜艇分三步走,先是采用适合水面航行为主的常规线型,同时建造一艘常规动力水滴线型潜艇,摸索水滴型体的流体性能,在此基础上研制出先进的水滴型核潜艇。
依据大量试验和科学论证,黄旭华提出,“三步并作一步走”,研制中国的水滴型核潜艇。
“一个侦察兵已把最佳路线侦察出来,再去就没必要重走他侦察时的路线了。”黄旭华说。
参与核潜艇研制工作的核动力专家张德峰说,当时,核潜艇工程“三驾马车”——堆(艇用核反应堆)、艇(核潜艇总体)、弹(潜射弹道导弹),相互合作、互相配合,去攻克一个个难关。
功夫不负有心人。
黄旭华和同事们先后突破了核潜艇中最为关键和重大的核动力装置、水滴线型艇体、艇体结构、人工大气环境、水下通讯、惯性导航系统、发射装置7项技术,也就是“七朵金花”。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顺利下水。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
这是世界核潜艇史上罕见的速度:上马三年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四年后正式入列。
1981年4月,我国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成功下水。两年四个月后,交付海军训练使用,加入海军战斗序列。
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深海,潜伏着中国核潜艇,也深藏着“核潜艇人”的功与名。
“为了工作上的保密,我整整30年没有回家。离家研制核潜艇时,我刚三十出头,等回家见到亲人时,已是六十多岁的白发老人了。”黄旭华说。
苦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黄旭华埋头苦干的人生,正是中国核潜艇人不懈奋斗的缩影,他们是骑鲸蹈海的“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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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旭华,男,87岁,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1958年,我国批准核潜艇工程立项。那时中苏关系尚处于蜜月期,依靠苏联提供部分技术资料,是当初考虑的措施之一。1959年,苏联提出中断对中国若干重要项目的援助,对中国施加压力。毛泽东听后发誓:“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曾有过几年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经历又毕业于上海交大造船系的黄旭华被选中参研。
核潜艇是集核电站、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中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是从一个核潜艇玩具模型一步一步开始的。
为研制核潜艇,新婚不久的黄旭华告别妻子来到试验基地。后来他把家安在了小岛上。为了艇上千万台设备,上百公里长的电缆、管道,他要联络全国24个省市的2014多家科研单位,工程复杂。那时没有计算机,他和同事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
1964年,黄旭华终于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年,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作深潜试验。黄旭华亲自下潜300米,是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黄旭华曾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等,为国防事业、为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时代到处是惊涛骇浪,你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一穷二白的年代,你挺起胸,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三十载赫赫而无名,花甲年不弃使命。你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黄旭华:隐姓埋名30年
被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为了造出我们自己的核潜艇,他30年隐姓埋名在荒岛工作,无法和家人联系,堪称一部国防版的“潜伏”。他生在广东,却早已定居武汉,是中船重工集团公司719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
昨天晚上,“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已经88岁高龄的黄旭华院士入选。他的家人感叹,虽说这个荣誉不关名声和任何财富,但它告诉我们,国家对这一代科技工作者并未忘记。
“潜伏”30年没有回过老家
1958年,我国批准核潜艇工程立项。1959年,苏联中断对中国若干重要项目的援助,对中国施加压力。毛泽东听后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曾有过几年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经历又毕业于上海交大造船系的黄旭华被选中参研。这一年开始,由于工作性质需要高度保密,黄旭华开始减少了和家人朋友的 1
联系,整整30年没有回过广东老家。不多的家信中也只能告诉父母自己在北京工作,但工作单位、地址和具体内容一个字不能透露。
当时,核潜艇长什么模样,大家都没见过,手头只有一位外交官从国外带回的一个核潜艇模型。这个玩具模型被专家们拆了又装,装了又拆,而“真家伙”的内部结构则一无所知。黄旭华和同事们克服10多个顶级的难题,逐渐让中国的核潜艇出现了丝丝“轮廓”。那时没有计算机,他和同事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
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在做深潜试验时,艇上的100多人,下去了就再也没上来。中国进行这项最危险的试验时,身为总设计师的黄旭华却亲自下水,这在世界核潜艇研制中从未有过。
1988年,我国政府对外宣布:中国进行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国家。至此,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走完了它的全过程。
“忙得连娘老子都不要了”
无法在父母身边尽孝,为他们养老送终,可能是黄旭华院士一生的遗憾。黄旭华的父亲于20世纪70年代去世,当时黄旭华忙于工作,无法回去奔丧;每年过春节时,家里的人聚在一起,只有他这个“三哥”永远缺席,大家都会对他有所埋怨:“不知道在做什么,忙得连娘老子都不要了!”
1988年,已经两鬓斑白、62岁的黄旭华终于回到了广东老家,母亲这时已经93岁。当时,有媒体报道了黄旭华的事迹,老人终于知道了自己这个30年不知踪迹的三儿子是在进行一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她把所有的子女都叫到身边,叮嘱他们:“你们要理解你们的三哥,不要再埋怨他。”听到这句话,黄旭华的眼泪立刻流了下来,母亲的理解也让他释然了许多。
1995年老人临终前,黄旭华从北京赶回广东老家,仅仅两三个小时后,老人就离世了。直到现在,早已儿孙绕膝的黄旭华院士跟晚辈谈起自己的父母,仍然感到心痛和遗憾。
年近90仍每天坚持上班
虽然已经是88岁的高龄,但黄旭华院士的身体仍然很不错。他除了有轻微的高血糖外,在每年的医院体检中,医生都对他的身体状态表示满意。据了解,这要归功于他多年来坚持打太极拳的习惯,黄院士每天都会练习40多分钟的陈氏太极拳,空闲时喜欢养花。他现在每天还坚持上半天的班。
一位知情人透露,日常生活中,院士一家经常有很浓郁的音乐艺术氛围。院士擅长扬琴、二胡和小提琴等多种乐器,夫人年轻时很喜欢苏联歌曲,现在演唱苏联民歌更是驾轻就熟,大女儿也很喜欢演奏小提琴,家里两把小提琴都是院士的珍藏,一把自己留着,一把送给了大女儿。只要不出差,平时过节时,家里都会聚上不少人,举行一个小型的家庭音乐会。院士和子女伴奏,夫人演唱,很有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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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了计算机,只要把数字输进去,一个软件一下子都算好了。当时我们只有算盘和计算尺,后来才有了手摇计算器,”黄旭华说,“但是即使现在有计算机,最原始的数据录入,依然要人一个一个输进去的,同样一个数据都错不得。”
当年只有算盘和计算尺的黄旭华他们,经常为得到一个正确数值而组织三组人马同时计算:如果三组人的计算结果都一样,那OK,通过;只要三组数据有一个不同,就必须重算,必须算到三组人得出的是同一个数值。
计算之难,还因为设计时很多配套的设备尚未研制完成。更何况,设备粗制滥造十分常见,一台设备运进厂里,才发现原来说是七八百公斤的,现在1吨多重了。只要一个数值变化,所有的重心、力矩都要从头算过。
黄旭华发现,核潜艇的重量和浮容积很难控制。没等潜艇造完,在施工中很快就发现全艇总重量将超重近200吨,核潜艇面临着超重、重心无法确定、无法平衡下潜的问题。
黄旭华和大家反复研究,并吸取了其他设计师的意见,终于想出了控制潜艇的总重和稳性的多项措施。其中一条就是“斤斤计较”,采用最古老又最管用的办法,在施工时,所有设备、管道、电缆上艇都要称重备案,安装完毕切下的边角废料、剩下的管道电缆拿下艇时也要过秤,并从总重量中扣除。
如今走进“401”艇,就会发现核动力舱的过道是舷侧布置的。而美、苏核潜艇核动力舱的过道都在核岛的上部,那为什么改用舷侧布置呢?钱凌白说,最初我们也打算将过道设在上部,因为核潜艇采用的是两次屏蔽,第一层屏蔽是核堆,第二层屏蔽是核动力舱的舱壁。为解决稳性问题,采用了舷侧走道的方案,艇的稳性指标也相应得到了提高。“401”艇最后总装完毕,实测下来重心与原来的设计基本一致,海军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当年的老同事,至今非常怀念与黄旭华一起攻关的日子,感激他“还为我国的核潜艇事业带出了一支队伍”。尊重每一位科研人员的贡献,充分发掘大家的智慧,在智慧的“众筹”中激荡创新,是黄旭华的创新智慧。
黄旭华带领719所的核潜艇设计专家团队,从最初的方案论证开始,到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设计,他们总共画了多少张图纸?
“我知道他们719所的专家总共为‘401’艇画了45000张设计图纸。如果把它们一张一张连接起来,大约有30公里长!”行业的一位资深专家透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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