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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前,人们手握长柄大镰刀来割草。这是一种费力活,而且需要把草弄短的许多技能。
一个名叫托马斯·普拉克内特的英国工程师是第一个想出制造割草机的人。他在1805年获得了第一台割草机的发明专利。那是一台装有环形刀身的笨重机器,而且运转不很理想。
其他发明家看到普拉克内特的机器后,认为他们能够干得更好。最成功的是埃温·巴丁。他是一家纺织厂的工程师。从工厂的某一机械上获得了割草机机械结构的想法。他在1830年制造的割草机非常类似于今天使用的那些机器。
割草机由几家公司生产,其中包括一家叫做“伊普斯威奇的兰索姆斯 ”的商行。1899年,兰索姆斯开始制造机动割草机,由小型汽油发动机提供动力。
巴丁的机器是第一台实用的割草机。它非常类似于如今仍在使用的手扶滚筒割草机。当推动扶手时,割机机向前推进,刀身也随之转动。修剪下来的东西则落进木盒里。
长柄大镰刀要能做到有效地割草,草必须是潮湿的。与此相反,如果草是干燥的,那么用割草机来得更好。开始时,人们经常同时拥有一台割草机和一把长柄大镰刀,至于使用时选择哪一种就取决于天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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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苏步青在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上第一次见到-。当时,全场响起“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则高呼:“同志们万岁!”这种热烈场面使苏步青感到无比激动。他想:我这个在旧社会教了近20年的教书匠,今天也能在大会上聆听毛主席的讲话,简直是不敢想象的啊!
翌年底,苏步青等一行九人组成的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国时,他和另一位成员是乘船回到上海的。此前,-在杭州接见了先回国的七位代表团成员。
1月10日,-由杭州抵达上海,下午六时,同上海各界人士及党内高级干部共七十多人座谈并共进晚餐。此前-提出要补行接见苏步青等两人,苏步青因此参加了座谈会,并由老市长陈毅介绍给-。-握住苏步青的手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苏步青后来回忆:“那天毛主席和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毫无拘束,这对我的教育意义实在太大了。”
-的接见,给了他巨大的鼓励,觉得有用不完的劲。1956年,他获得了新中国第一次颁发的国家科学奖。1959年3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1年五一节前夕,苏步青和周谷城、谈家桢、周信芳等人在上海见到了-。在这次会见中,他讲得少,听得多,而且听的是与他自己专业无关的话题。但他同样感到收获很大。苏步青后来回忆:“这次接见,使我进一步了解到毛主席胸怀宽广,善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特别是把学术研究和政治问题分开来对待,这就有力地支持了学术讨论的开展。”
1974年,他重登讲坛。当时的工农兵学员,水平参差不齐。为了给他们打下良好的基础,苏步青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当有学生问“听说您见过毛主席”时,他立即利用这样的机会教育学生:“是毛主席接见我,接见过四次。主席对数学十分关心,要我们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赶先进,首先要打好基础。你们的基础实在太差了!毛主席说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们应该努力学习,国家需要大量的知识青年。”
1978年他出任复旦大学校长后,迅速使复旦走上正轨,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大成绩。1982年,他退居二线,并于198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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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台打字机究竟是在何时何地由谁发明,各种资料说法不尽相同。可能是由于国人对发明打字机的成果看不上眼,国内系统介绍它的文章寥寥无几。就是一些英文打字教材和讲义,也只是在前言里顺便提到而已。我们只能根据所搜罗的若干零星资料(包括英语原文)进行归纳和整理。
记录时间最早的是1714年,即英国女皇安妮逝世的那年,一位名叫亨利·米尔的英国人首先登记了发明专利。据说米尔发明的这种机器,“无论什么文章都可以用它写在羊皮纸上,其整洁清晰的程度与印刷品毫无区别”。然而,没有人知道它的模样,甚至不能够描述它看上去象什么东西。
据美国人讲,第一个美国打字机专利是底特律市的威廉·奥斯丁·伯特于1829年注册,它的名字是“伯特家庭字母打字机”。
奥地利人认为,第一台有纪念意义的打字机是细木匠彼得·米坚霍费尔于1864年制作。这种打字机的接触杆是木制的,木杆的前端钉上许多小针,组成不同的字母。当木杆打在纸上时,小针就把字母印在纸上——这一点倒与现代的“针式打印机”十分相似。
还有其他一些说法,比如法国马赛的“与钢笔书写一样快”的机器等等。当时这种机器的发明者,大概多为木匠、钟表匠或机械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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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霉桂”是一种肉桂中的提取物,可以用来阻止物体发霉。香港圣公会李炳中学《克霉桂》项目的辅导老师林国华向记者解释说,这是一项实用价值很高的发明。
这项发明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现象。据林老师介绍,一个叫袁旭文的学生在洗手间里发现许多地方已发霉,就想找到一种能够预防发霉的物质。记者没有见到袁旭文,不过他的一个叫梁羽翘的合作伙伴在现场接受了采访。
“有些植物有抑制霉菌生长的作用,特别是蒜头、姜、还有肉桂。我们将它们进行比较,发现肉桂的防霉功能最强,于是想把它用到生活当中。”梁羽翘说。
林国华老师告诉记者,当学生把这种想法告诉他时,他觉得很不错,就找了一些相关的书借给同学看。同学们看后,了解到很多植物里都含有防止物体发霉的物质。然而中学的实验条件没办法提取这些物质,他们求助香港中文大学,借来了一些高端仪器,比如高效液相色层分析仪。林老师最后介绍道,“这个实验项目用了半年时间,曾在香港学生科学比赛中获得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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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能宽以擅长填词作诗扬名学界。在许多重大试验成功后,他常以诗词抒怀,认为这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高品位精神享受。这些内涵丰富的诗句,也是核武器研制集体在极艰苦的环境下工作的真实写照。
1964年10月16日,在第一颗-爆炸现场,激动不已的陈能宽赋词:东方巨响,大漠天苍朗。云似蘑菇腾地长,人伴春雷鼓掌。欢呼成果崔巍,称扬举国雄飞。纸虎而今去矣,神州日月增辉。
中子弹原理试验再获成功,他书《七绝》一首:东风报喜北山场,戈壁玉成‘合金钢’。巧夺锦囊藏浩气,天机不负苦心郎。
1992年冬,他应邀出席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召开的发展战略研讨会。会上,受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等科学家的推举,兴致盎然地泼墨挥毫。其中最为人传诵的句子有:许身为国最难忘,神剑化成玉帛酒,共创富强。
陈能宽喜爱古典文学,文学功底深厚。核试验前夕,指挥者和负责人总是高度紧张,有如临深渊之感。在一次核试验现场的讨论会上,他有所触动,忽然脱口背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在场的于敏先生亦感慨万千,接口背诵:“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两人一句接一句地往下背诵,在座诸人无不肃然恭听,感情随之波荡起伏。
陈能宽热爱生活,懂得生活的真谛。有着为科学事业奋斗终身的澎湃激情、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永不言弃的鲜明个性。这已成为他赢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遗憾的是,自2011年起,他卧病301医院,缓慢但持续发展的疾病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老人已经无法与人交谈。但是,在医生、亲友和同事面前,他依然表现出令人动容的坚定与执着。
2011年,在他病情还不算太严重的时候,小儿子陈子浩为他念诗,他最爱听毛主席诗词,每当听到《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时,老人就会捏紧右拳锤击自己的胸口,轻声地说:“我们,我们!”
到后来,他已不能说话应答,但是每当听到年轻时喜爱的那些慷慨激越的诗句,眼神中依旧会闪现无与伦比的神采。
2013年,他在病床上迎来了九十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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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电话走进了千家万户,你知道电话是谁发明的吗?贝尔,就是发明电话的人。他1847年生于英国,年轻时跟父亲从事聋哑人的教学工作,曾想制造一种让聋哑人用眼睛看到声音的机器。
1873年,成为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的贝尔,开始研究在同一线路上传送许多电报的装置—多工电报,并萌发了利用电流把人的说话声传向远方的念头,使远隔千山万水的人能如同面对面的交谈。于是,贝尔开始了电话的研究。
那是1875年6月2日,贝尔和他的助手华生分别在两个房间里试验多工电报机,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故启发了贝尔。华生房间里的电报机上有一个弹簧粘到磁铁上了,华生拉开弹簧时,弹簧发生了振动。与此同时,贝尔惊奇地发现自己房间里电报机上的弹簧颤动起来,还发出了声音,是电流把振动从一个房间传到另一个房间。贝尔的思路顿时大开,他由此想到:如果人对着一块铁片说话,声音将引起铁片振动;若在铁片后面放上一块电磁铁的话,铁片的振动势必在电磁铁线圈中产生时大时小的电流。这个波动电流沿电线传向远处,远处的类似装置上不就会发生同样的振动,发出同样的声音吗?这样声音就沿电线传到远方去了。这不就是梦寐以求的电话吗!贝尔和华生按新的设想制成了电话机。在一次实验中,一滴硫酸溅到贝尔的腿上,疼得他直叫喊:“华生先生,我需要你,请到我这里来!”这句话由电话机经电线传到华生的耳朵里,电话成功了!
1876年3月7日,贝尔成为电话发明的专利人。贝尔一生获得过18种专利,与他人合作获得12种专利。他设想将电话线埋入地下,或悬架在空中,用它连接到住宅、乡村、工厂……这样,任何地方都能直接通电话。今天,贝尔的设想早已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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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个摩天大楼和安全升降机的故乡,也是自动楼梯的出生地。创造自动楼梯的有两个人,他们是杰西·W·雷诺和乔治·H·惠勒。他们最早的想法是设计一个活动的斜面。要制造这东西很容易,但对于乘客们来说,它很可能不稳甚至危险。
因此雷诺和惠勒改变了设计,以活动台阶去取代斜面。活动楼梯在1892年获得了专利,但直到1899年才拥有了自己的名字—“自动楼梯”。
每个台阶都靠4只轮子运送,这4台轮子在一条藏在下面的轨道上转动。轨道在自动楼梯的顶层和底层都呈水平状态,使人们能够踏上或离开台阶。台阶形成了一个连续的转动环道,正像今天自动台阶环道那样。
自动楼梯比升降机占据了更多的空间,但可以运送更多的人。对于巴黎“蓬皮杜中心”这样的大型建筑物来说,它们十分理想。
“自动人行道”在自动楼梯的基础上加以变化,有一个活动的平伸走道。它主要用于机场,因为人们在机场里经常要携带沉重的行李步行很长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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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测量人体血压的工具--血压计的发明与研制源于18世纪初的英国,至今有近两百年的时间。人们测量血压是在动物身上作首次试验的。18世纪初,英国医生哈尔斯把自己家里饲养着的一匹最心爱的高头大马作为测试血压的对象。他将一根9英尺长的玻璃管与一根铜管的一端相连接,接着将铜管的另一端插入马腿的动脉内,然后使玻璃管垂直,让马腿动脉血管里的血顺着玻璃管上升,这样就测得马的血压为83英寸的高度。这就是世界上的第一次血压测量。很明显,这样测量血压既不安全,也不方便,特别是对血管的破坏更严重,是难以用于人类的。于是,到1896年,意大利人里瓦罗克西在哈尔斯测量马的血压的试验基础上,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经过大胆的试验,终于改制成了一种不破坏血管的血压计。这种血压计由袖带、压力表和气球三个部分构成
。测量血压时,将袖带平铺缠绕在手臂上部,用手捏压气球,然后观察压力表跳动的高度,以此推测血压的数值。显然,以这种血压计测量血压较之哈尔斯的测量方法要科学、安全得多。但是,它也有很大的缺陷,只能测量动脉的收缩压,而且测量出的数值也只是一个推测性的约数,欠准确性。为了克服这些不足,大约10年后,俄国人尼古拉科洛特科夫对罗克西的血压计的基本构造不变,只是在测定血压时,另在袖带里面靠肘窝内侧动脉搏动处放上听诊器。
在测量时,当听到听诊器中传出的第一个声音时,水银柱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收缩压,接着水银柱下降,到脉搏跳动声音变弱时,此时水银柱所在的高度就是舒张压。大量临床应用证明,这种血压计测定血压的方法既科学,又安全、准确。所以,它一直延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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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80年,一个在荷兰德夫特的市政厅门房干了几十年门卫工作的半老头子,却被当时欧洲乃至世界科技界颇具权威的英国皇家学会吸收为正式会员;接着,英国女王亲笔给他写来了贺信。一时,他从一个最普通、最平凡的人霎时间变成了震惊世界的名人。他的主要业绩,就是经过自己几十年坚韧不拔的努力和探索,发明了世界医学史上第一架帮助人类认识自然、驾驭自然、打开微观世界大门的显微镜,从此,他的这一业绩时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命和生活。这个令世界震惊的小人物就是1632年出生于荷兰德夫特一个普通工匠家庭,而后成为荷兰着名微生物学家的列文虎克。
早年的列文虎克由于父亲的早逝,妈妈无力负担他求学,16 岁时,就来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杂货铺里当了学徒。虽然天天早起晚睡,干着脏活累活,然而,他却并没有多少的怨言,因为来到这里虽然时间不长,他却有幸结识了杂货铺对面一位和善的老大爷。老人家中藏书丰富,博学多识,他给年轻的列文虎克讲了许多充满神奇色彩的新鲜而有趣的故事,这使列文虎克懂得了想要知道的关于大自然奥秘的许多东西。于是,他一有空暇就向老人求教,在老人那里借阅图书,老人也非常喜欢这个爱读书、爱提问的好孩子。
后来,在一天深夜,他正在伏案读书时,被隔壁眼镜店作坊的工匠磨制镜片的沙沙作响的声音吸引住了。他放下手中的书本,悄悄来到眼镜作坊里。他望着工匠们磨出的一块块镜片,脑际突然浮现出一个奇怪的念头:如果能磨出一块特殊的镜片,让我们能看清许多用肉眼看不清、看不到的东西该多好哇!就是这样一个灵感似的奇想,竟从此使他下定了磨制一块“魔镜”的决心。从此以后,列文虎克拜一位老工匠为师,虚心求教。
有一天,这位老师傅给列文虎克讲了这样一件事:老师傅的孙子有一天偶尔将两块磨制好的透镜叠在一起放在一张废纸上看上面的字,只见这些字比原来的大好多倍,老师傅马上拿过这两块镜片放在孙子头上看头发,突然发现头发像铁丝一样粗。老师傅讲的这件事引起列文虎克的极大兴趣,他发誓一定要磨制出比眼镜镜片更精制、用途更广泛的镜片。为了达到目的,他的手磨破了,腿跪麻了。有时,手指上的鲜血顺着磨破的伤口流淌,浸湿了镜片。有时,他磨至深夜也毫无倦意,实在累了,就蜷缩在屋角和衣而卧。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滴汗水换来一份收获,他辛勤地劳动最后结出了丰收的果实,他终于磨成了两块光亮精巧的透镜。他将镜片叠起来看鸡毛,只见一根鸡毛上被放大了的绒毛像树枝一样排列着。接着,他试着将重叠在一起的两块镜片间的距离上下变化,只见随着镜片间距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观察的效果。
那么,怎样将这两块镜片各自固定起来,同时又能自由地上下调节距离呢?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了他的面前。为了解决新的难题,列文虎克一连几天苦苦地思索着。一天,他在干完杂货铺的工作后来到大街上,边走边思索。忽然间,他被一阵丁丁冬冬的响声所吸引,猛然抬头往左一看,是一家铁铺在打铁。于是他来到铁铺里,看到了铁匠们打制出的一件件铁器。这时,他忽而又想到:如果能让铁匠打制一个铁架和一个铁筒,将镜片固定在镜筒的两头,然后再固定在铁架上,这样观察不是既省力又方便吗?想法既出,马上他就找了铁匠师傅,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
没过几天功夫,列文虎克按照自己的设想所发明的第一架显微镜终于诞生了。正当他带着胜利的喜悦准备磨制更精密的显微镜的时候,他却被杂货铺的老板以不务正业之名开除了。为了谋生,他只好辗转回到了故乡德夫特,好不容易经人介绍在市政厅的门房找到了一个当门卫的差事。他一面看门,一面继续着他对显微镜的研制、改造工作。几年之后,他终于又研制出多台更精制、完美的显微镜。同时,他运用自制的显微镜,第一次发现了血液里的血液细胞和生物王国中神奇多彩的微生物世界。于是,他将自己研制的显微镜和所发现的关于血液细胞和微生物的观察实验记载寄给了英国皇家学会。
不久,他的成果终于被世界承认了。从此,这一关系着人类生命与生活的重要学问--微生物学的研究开始步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的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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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任浙大校长期间,被诱迫加入国民党,后又被列名为中央委员。临近解放,竺可桢拒绝了蒋介石去台湾的邀请,他潜居上海。上海解放第三天,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解放军之来,人民如久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随后的现实没有让竺可桢失望。刚解放,他就被推上了当时被认为全国科学事业机关--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岗位上,担任了负责自然科学的副院长。
1949年09月,竺可桢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以后,此后又多次受到-的接见和宴请。1961年01月21日下午,包括竺可桢在内的中科院四位科学家受邀,到-怀仁堂给-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作科学方面的报告。竺可桢主讲生物学、地学和农学方面的问题。四位科学家共讲四个半小时。-提议今后每月可组织两次这样的科学报告,“对大家都有好处”。
1963年8月,在青岛休养期间,竺可桢写就《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在国家科委编印的内部刊物《科学研究动态》274期上读到此文,立即引起兴趣。他决定请竺可桢来谈谈这个问题。
翌年02月06日,-请竺可桢,还有李四光和钱学森前往-菊香书屋谈话。对于这次谈话,李四光后来曾回忆:“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
竺可桢《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一文,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谈到此文时对竺可桢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
竺可桢在次日的日记中谈到这次谈话:“毛主席以为‘水、肥、土、密、保、种、工、管’八字宪法在农业方面照顾尚有缺点,应加‘光和气’(日光和气候)。”谈话中-对气候变化情况的详细询问以及对未来气候发展趋势的关注,使竺可桢收到鼓舞,此后几年潜心于历史气候变迁的研究。他决意要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汇集资料,集以往三四十年的深思,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历史气候变迁问题。1972年04月17日,竺可桢对《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作了最后修改,交《考古学报》发表。在此后几个月里,在校稿过程中又进行了一些修改。1972年09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晚间又重复改了气候变迁文稿,为最后一次,可称为毕生之作。”嗣后该文共刊印了11种版本,除中文的几种版本外,尚有英、德、法、日、阿拉伯和世界语文种。这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方法上都具有创新的科学论文一经发表,便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晚年的竺可桢对-愈加崇敬。而与科学终生结缘的他,更是强烈地感受到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取得的辉煌成就。他深深感受到了新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认为这种成就的取得要归功于-的领导。他在1968年02月09日的日记中写道:“十八年中,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科学技术进步之速,前所未有,大不同于解放以前,现在我们能够自己制造所需要的仪器,能够培养高级科技人才,能够有信心解决一切疑难问题,科学真正在我国落地生根,这是解放以前所梦想不到的,而在十八年内统统做到了”。
1970年03月07日是竺可桢的80岁生日,亲身经历过新旧-的他在日记中提到了,他兄弟姊妹六人,有四人在旧社会不到40岁就去世了,他和一个姊姊活到了80岁,“这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卫生政策‘防重于治’之赐。国内鼠疫、伤寒、天花等病几乎绝迹,这不可不为是世界一个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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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 年,人称“世界发明大王”的爱迪生觉得兼顾发明和制造两项工作很难充分发挥自己善于发明的专长,于是卖掉了发明工厂的股份,邀集了各类专业人才,在纽约郊区的门洛公园建立起一个研究所。爱迪生在研究所里的第一项发明就是炭精送话器。爱迪生的炭精送话器本来是受和他同年的电话发明家贝尔的启发而发明的。有一次,爱迪生在调试送话器时,因为听力不好,就用一根短针来检验传话膜的震动,不料出现了一个新奇的现象:他手里的针一接触到话膜后,随着声音的强弱变化,就发生一种有规律的颤动。这种奇异的现象触动了爱迪生的发明灵感。他想,如果反过来使针颤动,不是就可以复原出声音来吗?这样也就可以把人的声音贮存起来。为此,他开始了试验。当时正是盛夏酷暑,天气闷热,蚊子猖狂。
爱迪生顾不了这些,经过四天四夜的苦战,终于设计出了留声机的图纸。1877年8月20 日,爱迪生将自己设计好的图纸交给机械机。按照图纸造出来的留声机结构简单。有人看到这简单的东西时,简直难以相信它会说话。有的人还打趣的说,爱迪生是在“开国际玩笑”。爱迪生当场进行了演示,他一边用手摇动铁柄,一连对着受话器唱起来:“玛丽有只小白羊,它的绒毛白如霜”然后,爱迪生停下来,让一个同伴把耳朵对着受话器,自己将针头放回原来的位置,重新摇动手柄,刚才的声音又出现在了同伴耳边。大家无话可说。
这台留声机的问世是电声学史上继贝尔发明电话后又一伟大创举。当时,爱迪生年仅30岁。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的消息很快传播开了,人们对爱迪生的发明惊叹不已。报刊也纷纷发表文章,称赞他的发明是 “19世纪的奇迹”。他的发明震动了整个世界。关于留声机的发明,历史上曾有过一场争议,有人认为法国物理学家夏尔克罗应是留声机的发明者,其发明时间是 1877年4月16日。克罗当时是个穷困潦倒的诗人,图纸设计出来后,无钱投资制造。因此,人们无法断定这台机器造出之后是否能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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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的中国遗传学领域,有一段时间独尊苏联的李森科为社会主义学派,指责美国的摩尔根为资本主义学派。
1956年0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当时在学术界一些领域乱贴政治标签的现象说道:“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谈家桢和他的老师李汝祺都是都先后从师摩尔根,是坚定的摩尔根学派。1948年,谈家桢代表中国遗传学界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当时,许多人劝谈家桢不要回国。谈家桢却坚定地选择了回国。他认为,共产党总比国民党好,中国共产党不一定会学李森科那一套。
谈家桢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1956年08月10日,遗传学座谈会在中科院青岛疗养院召开。在此前几年饱受压抑的中国的摩尔根学派的学者们,迎来了一个畅所欲言的好机会。谈家桢和李汝祺都参加了会议。后来李汝祺写了《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看后非常赞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把标题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将原来的标题作为副标题,还亲自为之写了按语。
1957年03月13日晚,-在-召集科学工作者座谈会,谈家桢应邀参加。-亲切地对他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座谈会开始后,-还专门把身子转向谈家桢与他亲切交谈。-说:“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搞起来。”
1958年01月05日晨零时三十分,谈家桢和周谷城、赵构超应邀从上海到达杭州刘庄见-。他们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话题广及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等各个方面。谈天说地间,-亲切地问谈家桢:“谈先生,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谈家桢后来回忆:“在这位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领袖关切的的询问下,我十分感动,积郁心头已久的心里话,汩汩地涌了出来。-仔细地倾听完我的话后,再一次表了态,他的语气显得很坚决:‘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在-的鼓励下,1961年年底,复旦大学的遗传学教研室升格为遗传学研究所,成为了国内高等院校的第一家遗传学研究所。担任所长的谈家桢应用摩尔根的治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有为的遗传学工作者。
1974年冬,-已经病重,还让王震给谈家桢带去了口信:“毛主席很关心你,他在病中没有忘记你。这次让我带口信给你,问这几年为什么没有见到你发表文章。有什么话还可以说嘛!”
谈家桢后来回忆道:“我凝视着坐在自己面前和蔼可亲的王震将军,百感交集,一时如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向老将军说了这么一句话:‘谢谢他老人家,我是要把遗传学搞上去啊!’“毛主席的关心和希望,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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