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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吉尔不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知名人物,而且是英国历任首相的长寿者,他整整活了90岁,他长寿的秘诀之一就是善于睡眠。
邱吉尔精力充沛,一向是大干、酣睡。在其任职期间,正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极不稳定,瞬息万变,国事极其繁忙。他日理万机,每日睡眠时已精疲力尽,躺下便睡着,从不失眠。他常对记者说:“我每一天大约在半夜三点睡眠,上床时如释重负,睡得很香。”
早八点左右,邱吉尔醒来后,先是躺在床上看看报纸、电报和其它急件,然后接见来访者,向各部和参谋委员会口授命令、指示,直到中午才起床。邱吉尔在说长寿经验时说:“如果有地方坐着,我绝不站着,如果有可能躺着,我决不坐着。”
邱吉尔每一天还持续一个多小时的午睡,以便养精蓄锐,使晚上精神充沛。他常常向周围的人们宣传午休的好处,劝他们向自己学习。因而效法他的很多,据说美国总统肯尼迪、里根等就曾模仿过他的午睡方法。
除此之外,邱吉尔还十分喜爱户外,常常在午睡前后和晚饭前后骑马、打棒球、画画、观赏动植物,有时还砌一会墙,做到动静结合、劳逸结合。
能让内心持续宁静的人,才是最有力量的人。“神静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则心荡,心荡则形伤。”一个人心浮气躁时,方寸已乱,必然会导致举止失常,进退无据,会失去正确的决定力。反之,心静神定,泰然自若,你便听不到外界的喧嚣和嘈杂,为人处世就不会失于轻率。每临大事有静气,方为大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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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李白,是矛盾的集合体,他是将儒仙侠三者合以为气的第一人,他有那种天上地下独来独往的气概,又有用世济时,汲汲于功名的壮志。这种矛盾并没有困惑他的心志,而是勾勒出李白的棱角分明,狂放豪迈的真性情。
我眼中的李白,特例独行,淡泊名利。曾几何时,他高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昂首挺胸走进皇宫,在他的眼里没有功名利禄的。有的只是一展才华,报效国家的豪情。然而事与愿违,不可一世的李白怎能卑屈地作个“御用文人”?“安能捶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只有李白这般狂放的人吐得出这样的诗句,也只有他,能举起诗歌的火炬。他骄傲,因此不会向任何人卑躬屈膝,因而在他的笔下,无数的“若垂天之云”的诗篇留于后世也,千古不朽。
我眼中的李白,对酒当歌,享受人生。他的狂放,他的才气,终遭人妒;但即使仕途受挫,即使孤独寂寞,即使怀才不遇,他也仍可以高唱“天生我才毕有用”,仍可以“举杯邀明月”,也仍可以“一醉累月轻王侯”。酒的清冽张显了李白的狂放,李白的豪迈给酒添了几分魅力。失意时借酒消愁,得意的时候饮酒助兴,酒陪伴李白走过人生的大起大落,无论何时何地,李白都是“人生得意须尽欢”,“会须一饮三百杯”。他固然有愁苦,他固然有寂寞,可他从没放弃过,他知道人生短暂,转眼就“青丝如雪”。一去不复返,面对无限的时间和有限的矛盾,他懂得享受人生,懂得抓住生命中每一个瞬间。
我眼中的李白,追求理想,向往自由。他眼中的长江,不仅仅是滔滔江水,而且有“白波九道流雪山”的气势;他眼中的天姥山,可以“势拔五岳掩赤城”;他眼中的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切高山大川都像是他的内心世界,他追求没有阻隔的大地,他将自己的感情融于山水,将豪气赋予景物,一吞一吐道出他崇高的理想,没有矫揉造作,有的只是真实,真挚。
他是空中的一轮明月,月光所及的地方都有他浪漫的气息,他并没有陨落,他只是永不安于现状,永不停止追求的寻觅了另一个世界继续发光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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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哐当、哐当……”听见那清脆的打铁声了吗?清风拂面,强健的肌肉散发出生命的气息,熊熊的烈火陶冶着高尚的情操。嵇康,这个时代的英雄,一代才子,就在这儿过着铁匠的生活。和其他人一样,你也对他期望很高吧,可是你敢劝他人仕吗?是否忘了《与山涛(山巨源)绝交书》?那铿锵的言辞己经向所有人宣告了他对仕途的不屑,就让他做他自己吧,让“竹林七贤”永远过着“邺下放歌”、“竹林饮酒”、“曲水流觞”、“南山采菊”的生活,不要让世俗的秽气覆盖了菊花淡淡的幽香。
或许这就是生命的真谛,不管他人如何期望,自己认为是对的就不懈追求,追求自由、追求崇高、追求生命的尊严、追求英雄本色,抛开他人的期望,抛开他人的劝阻,向着自己的认识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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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只有小学学历的金克木经人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负责借书还书。一天,他忽然想到:我为什么不能也像那些教授、学生一样读一些书呢?
但如何在书海中寻到最有价值的书,令他一筹莫展。后来,他想到了一个办法——“索引”,就像他根据“索引”给借书人找书一样,反过来,他也可以从借书人那里搜索到有价值的书啊!
从此,借书人就成了他的“导师”。白天,他在借书台和书库间穿梭;晚上他就偷偷阅读那些被别人借过的书。他的“导师”五花八门,但以毕业生为主,这些学生要写论文,因此他们借的书都很有方向性。
给金克木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从十几公里外步行赶来的教授。他夹着布包,手拿一张纸往借书台上一放,一言不发。金克木接过一看,全是些古书名。待这位教授走后,金克木赶紧把记下来的书名默写出来,以后有了空闲,便照书单到善本书库中一一查看。
日久天长,这个曾经的懵懂少年不仅靠自学精通了梵语、印地语、世界语等十多种语言文字,还在文学、历史、天文等领域卓有成就,成为一代奇才,与季羡林、张中行和邓广铭并称为“燕园四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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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一首大气磅礴,气势宏伟的赞歌拉开了三国的序幕。《三国演义》,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它记录了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描绘出杰出的历史人物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最辉煌的历史巨著之一。细细品读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罗贯中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以东汉末年灵武帝中平元年到晋武帝司马炎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讲述了从黄巾之乱开始,到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再到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三分天下,直至三国统一归晋的故事。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诸葛亮是“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具有救世济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具有料事如神、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他未出茅庐便知天下大事,且将天下三分的鼎力局面准确预知,出山后一展其雄才大略,巧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巧设空城计。他的事迹激励我努力读书,获得丰富的知识和智慧。曹操乃一代奸雄,他提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奸诈,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可是他没杀自己膝下的刘备,又让我看到了他的大度。刘备重情重义,仁民爱物,是一位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任君,不管是大城小镇,都忠于职守,受人爱戴,他让我懂得了热爱百姓和忠于职守的深刻道理;关羽威猛刚毅,义重如山,他不降曹操,日夜思念兄长;过五关斩六将,毫不畏惧,他誓与刘备共存亡的精神让我明白了仁义十分重要;孙权为人谦和,少年得志,同为天下英雄,使我体会到宽容大度的重要……
《三国演义》为我们讲述了许多富有策略的战争故事。官渡之战以少胜多,谋长节短,百战百胜,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一场刀光血影的场面;赤壁之战更是波澜起伏,惊心动魄;还有那巧妙的连环计,精密的借刀杀人计,和那动人心弦的苦肉计……真是一幅幅壮丽宏伟的战争场面。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三国演义》,它使我明白了:为人处事要动脑,步骤计划想周到,心平气和勤思考,谋长节短胜战多,坚定信念不动摇,义重如山知回报,忠于职守待人好,一生美名乐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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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30日,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先生与世长辞。
当晚,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一片哀婉,数百名师生自发来到广场,点燃烛光、手持鲜花,举行哀悼仪式,众人潸然泪下。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道路两旁的树木间拉起了黄丝带,绵延几十米,一旁还拉出了悼念横幅——“钱校长一路走好,来世还做您的学生”。
2010年8月7日,上海龙华殡仪馆里人潮涌动,数千名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各界人士和市民在这里与这位“中国力学之父”挥泪作别。
随着这位老人的驾鹤西去,中国科学界的巨星“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都相继陨落,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绝响。
在央视2010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上,一段52字的颁奖辞概括了钱伟长跌宕起伏、艰难曲折,而又无比崇高和伟岸的人生道路。
“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意有祖国!”
寒门学子的艰难求学路
1913年10月9日,钱伟长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鸿声镇七房桥村的一个贫民家庭中。鸿声镇位于无锡县的东部,距离无锡县城大约40公里,鸿声一名源自清末富商钱鸿声。从家谱上循脉,钱伟长的先祖可以追溯到吴越国王钱镠,但此时家境已经没落。
钱伟长的祖父钱承沛是晚清秀才,以教私塾谋生,在村中颇受人们尊重,他牢记“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祖训,先后送两个儿子钱挚、钱穆去读私塾。可惜的是钱承沛在39岁的盛年,因为贫病交迫而去世。钱挚和钱穆不得不考入师范学堂,以求早些谋生贴补家用。,当时军阀混战,虽然父亲和叔父有薪水,但十分微薄,依然难以维持家计。
钱伟长的母亲王秀珍和善而勤劳。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钱伟长从小就争着帮助祖母、母亲和婶母采桑养蚕、挑花刺绣、拾田螺、捞螺蛳、捉田鸡、挑金花菜、马兰头、荠菜等田岸边上的各种野菜,还要做放鸭子,摸小鱼小虾,湖边挑灯捉蟹,泥中拾蚌等各种能贴补家用或助餐的活计。生活贫困,农村中卫生条件又很差,钱伟长的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相继夭折,他也曾患过肠胃寄生虫病、疟疾、伤寒等各种疾病,在缺医无药的条件下,钱伟长终究还是活了下来,但疾病留给他一个发育不良的瘦弱体格。
但是生活依然艰辛无比,在钱伟长5、6岁时,一场大火吞噬了老宅,全家人不能不到附近的荡口镇上租房生活,钱伟长的课业也无法持续,在六年中,他辗转了附近的五所小学,读书的全部时间加起来,仅仅只有2-3年。
虽然学业断断续续,但是钱家毕竟是世代诗书之家,祖辈和父辈都是饱学之士,四叔钱穆后来更是通过自学成为一位国学大师。在这样深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钱伟长从小就熟读《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国学著作。父亲更是让他两天写一篇作文,由他的八叔负责批改,给他打下了很好的国文基础。
1924年是钱伟长人生的转折点,祖母和母亲希望小学毕业的长子去做学徒,以后可以捧一些诸如邮局职工、铁路职工的铁饭碗,可以补贴家用。但是家学渊源深厚的父亲和叔父却不同意钱伟长就此结束学业,他们对这个孩子的未来还是寄予了厚望。
随着父亲调任无锡荣家主办的荣巷工商中学教务主任,钱伟长也获得了中学学习的机会,但是他天生不喜欢商业,却对国学情有独钟。父亲把他送到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主办的国学专修学校学习。1926年,父亲转任无锡县立初中教务主任,钱伟长又来到这所初中求学,但是不久因为学校停办而辍学。此时的家庭之间的争论又开始了。已经成为江苏省苏州中学主任教师的叔父钱穆鼓励侄子报考苏州中学。
江苏省苏州中学是一所有千年办学渊源、百年办学历史的中国江南名校。其前身可上溯至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名相范仲淹在此创建苏州府学,聘请有声望的教育家胡瑗等名师掌教。在此执教的名师有国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史学家吕思勉、文学家吴梅、语言学家吕叔湘、美术家颜文樑、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等,也包括钱伟长的叔父国学家钱穆。钱伟长的运气不错,他是以“压分”的成绩勉强进入苏州中学的,在录取榜上排名最后一名。
当时的苏州中学是苏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名校,那里不仅群英荟萃、名流云集,而且思想活跃。师生们都坚信,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拯救中国。而钱伟长也依稀看到了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
1928年,钱伟长的父亲钱挚英年早逝。在苏州中学临别时,父亲最后的叮咛一直铭记在钱伟长的心中,“苏州、无锡一带出过不少文人名士。人说这里人杰地灵,这不过是欺人之谈。其实哪一个人的成功不是辛苦攻读的结果呢?“
因为家境贫寒,当时钱伟长靠的是他四叔钱穆的接济,同时也向乡里的“钱氏义庄”中领救济。他万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因为基础差,钱伟长在理科方面非常吃力。2007年11月23日,一篇题为“钱伟长:在苏州中学求学的日子”署名文章在光明日报刊发,在文中钱伟长回忆说,“我那时很用功,但数学、物理、化学等还是由于小学、初中基础差而很困难。我最怕的是分数和小代数、平面几何等。高中要学三角、大代数和解析几何,对我都非常困难。”他在高中阶段真正拿得出手的只有国学。
数学老师严晓帆是带领钱伟长走向科学殿堂的恩师,基础薄弱的钱伟长经常在学生宿舍熄灯后来到严先生宿舍进行半夜攻读,先生孜孜不倦地鼓励和引导,学生发奋苦读,日积月累,钱伟长终于在理科中能跟上学校的大部队了。
为了科学救国,他弃文从理
1931年,钱伟长又一次站在了抉择的十字路口,虽然家境艰难,他依然希望能够继续学业,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去注视这个世界。
北京大学任教的叔父钱穆给予了他有力的支持。此时的上海滩有位实业家吴蕴初,他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发展化学工业上,是民国时期中国的“味精大王”。吴蕴初出身清寒,对没钱而想读书者的迫切心情有切身感受。1931年,吴蕴初出资5万元发起成立“清寒教育基金会”,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家教育基金会。
高中毕业的钱伟长来到上海,在一个月之中参加了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入学考试,凭借他雄厚的文科基础,以及还算过得去的理科成绩,他被五所大学录取,也十分幸运地争取到了“清寒奖学金”。他最后的选择是北上求学,进入国立清华大学深造。
录取钱伟长的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他的文科成绩独树一帜,中文和历史双科均是满分,但三门理科的成绩不佳,总分才25分。
此时,国家的前途让钱伟长改变了自己的发展目标,入学第三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青年学生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此时的钱伟长心潮澎湃。五四运动以来,“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思想在青年一代中深入人心,科学救国的理想在钱伟长心中升腾着。钱伟长决定弃文从理,转入物理系学习。他找到了当时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和物理系主任吴有训,真诚地诉说着自己的理想,“目前我们祖国迫切需要的是科学技术、是飞机大炮!所以我要学物理。我的数理化成绩虽然不好,但我有决心赶上去,这一点请先生放心。
”
叶企荪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1918年,叶企孙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去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师从实验物理大师布里奇曼,这位大师在194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吴有训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师从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主任康普顿教授,这位康普顿教授在1942年12月与恩利克·费米等人协作建立起了人类第一台核反应堆“芝加哥一号堆”。吴有训的贡献是回国后开创X射线散射光谱等方面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创造性地发展了多原子气体散射X射线的普遍理论。除了钱伟长外,他的学生还有钱三强、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等。
一个文科生要转成理科生,谈何容易?
叶企孙看着这位文科优等生有些犹豫,吴有训当时提出,让钱伟长试读一年,如果化学、物理和高数都及格,就允许他转系。但是一开始效果并不好,一连7个星期,钱伟长的课堂测验都不合格。吴有训亲自传授了一些物理学的学习方法。钱伟长也是起早贪黑学习,全力以赴。在他晚年回忆起那段岁月时,是这样表述的:“那时候跟我一样拼命的有华罗庚。我是很用功的,每天早晨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可是华罗庚已经背完了。”
到学年结束时,他的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科目的考试成绩都超过了80分,转系的梦想成功了!
在此后的岁月中,钱伟长起早贪黑地学习,四年之中,通过课堂学习和自主学习,他学到了需要八年完成的课程内容,满足了化学系、物理系都能毕业的要求,成了一名出类拔萃的优秀生。更重要的是在清华名师们的指点下,他学会了创造性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和钱伟长一起改学物理的清华学生共有5个,但是最终只有钱伟长一人坚持到毕业。
靠教书筹路费奔赴西南联大
当年的物理系本科生就业选择面很窄,钱伟长也不想谋个官职或者从商,为了科学救国的理想,毕业后钱伟长选择了攻读硕士学位,1935年,成为了清华物理系吴有训教授的研究生。
经济困难的钱伟长当时幸运地申请到了已故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先生用遗产设立的“高梦旦奖学金”,钱伟长跟着吴先生进行 X-线衍射,原子光谱学等研究,研究生阶段,他与同学顾汉章一起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物理学论文《北平大气电量的测定》,在青岛举行的全国物理学年会上钱伟长宣读了这篇论文,这是中国自行测定大气电量的第一批数据,也是钱伟长科学研究的起步,之后他又完成了有关电离钙、钾和单游离硒的光谱研究的三篇论文。
在研究生阶段,钱伟长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在学生运动中,他和清华国学系的孔祥瑛相识相恋。孔祥瑛同样出身于书香门第,她是孔子第七十五代孙。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为了躲避战火,大量北京的高校纷纷往西南迁移。因为家境贫寒,钱伟长无法和其他师生同行。为了继续追求自己的学术理念,筹措到足够的路费,他来到在天津的耀华中学教授了一年的物理课,当时他培养出了火箭控制专家梁思礼院士等一批杰出人才,这也是他未来成为教育家的预兆。
1938年,钱伟长开始了南下,他要前往西南联大,与清华的师生们一起战斗,保留中国科学事业的火种。
这次的长途跋涉也改变了钱伟长的科研走向,当时的中国大地被日寇的敌机狂轰乱炸,大量难民流离失所,钱伟长看着满目疮痍的祖国,心如刀割,痛苦万分。他认为中国必须要有人做航空科学研究,有自己先进的武器,这样就不会被人随意欺凌。随后他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在了航空工程方面,他要从事力学研究,这是航空工程最基础的物理学领域。
来到西南联大后,钱伟长在教书的同时,开始钻研弹性理论。
1939年,中英庚款第七届公费留学生招生委员会同时在上海、昆明、重庆三地招考,总招生名额仅仅二十名,但是报考者超过三千人。钱伟长报考的是力学专业。其中力学专业原拟录取弹性力学、流体力学各一名,共两人。由于前三名考生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的考试分数相同,原清华、北大的理学院院长叶企孙、饶毓泰决定破例同时录取,于是这届庚款留学生共达二十一人。1939年9月2日,留英学生22人抵达香港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有赴英客轮扣作军用,钱伟长等学生的留学计划也被迫延期。
在返回昆明等候通知的时候,钱伟长借到一本《弹性力学的数学理论》,仔细研读后发现当时国际学术界关于弹性板壳理论十分混乱,不仅板、壳分开,而且各种不同形状的板壳有不同的方程。于是,钱伟长决心寻找一种统一的以三维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内禀理论。
四十多年后,钱伟长将自己当时的研究设想和研究目标告诉了上海大学终身教授戴世强。
首先是板、壳的分析处理“各自为政”,各种形状的板壳(如柱壳、锥壳、球壳、环壳等等)又“各搞一套”,各有各的描述方法;
其次是各种处理方法花样繁多,众说纷纭,十分混乱,没有一种系统的简化与近似方法;另外,多数处理方法基于一些先验性假设,如克契霍夫-勒夫假设,理论上不够严谨。
因此,钱伟长就想,为什么不能另辟蹊径,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呢?于是,经过刻苦钻研,新理论的雏形悄然诞生。他采用微观视角,以微元体为出发点,引进三维应力-应变关系,得到用应变分量表示的平衡方程和协调方程;同时首次以张量分析和黎曼几何为工具,得到了用板壳中面的拉伸变形张量和曲率变形张量的六个分量表示的全部方程,建立了弹性薄板薄壳的内禀统一理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确理论,避免了一些纯经验的假设;而且经过条分缕析,归纳岀各种板壳类型,建立了相应的方程,有希望把过去的各种类型的方程悉数“收入囊中”。
1940年8月,21位留学生搭乘“俄国皇后”号抵达加拿大,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三人前往到多伦多大学深造。钱伟长师从应用数学系主任、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辛吉教授。辛吉教授是爱尔兰人,也是著名的应用数学家和英国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在应用数学、固体力学、流体力学等领域颇有建树。1939年,二战爆发,他在德军空袭伦敦时被疏散到加拿大,之后在多伦多大学创建了北美第一个应用数学系,并把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精神带到了多伦多大学。仅仅入学半年,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三人就拿到了硕士学位,成为了多伦多大学的一段佳话。
在大洋彼岸成为“中国骄傲”
说来也巧,钱伟长和老师的第一次见面就十分投缘,因为他和辛吉教授都在研究“板壳内禀理论”的统一性问题。只不过辛格教授的研究偏向宏观,他的研究更加微观。
板壳内禀理论是力学领域的一大难题,但是很有实用价值。在航空航海工程、武器装备、仪器仪表和各项工程设施中,到处可见到平板和壳体,例如,方板、圆板、三角形板、环形 7 板、球形壳、柱形壳、锥形壳、环形壳、波纹形壳等等,实践中,必须了解它们承受各种载荷时的平衡和运动状况。多年来对于各种各样的板壳,各学派学者用不同的方程式来描述,钱伟长和辛格都认为它们应该有内在的联系,有必要加以统一。
1941年5月11日是现代航空大师、美籍匈牙利人冯• 卡门(T. von Kármán)教授六十岁寿辰。美国科学界在前一年就决定为他出祝寿文集。
冯• 卡门是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他开创了数学和基础科学在航空航天和其他技术领域的应用,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他所在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实验室后来也成为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喷气实验室。
在第一次相见时,辛吉教授就提议把自己的宏观理论和钱伟长的微观理论合在一起,写出一篇论文,投交给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用以祝贺冯• 卡门教授的寿辰。钱伟长经过50天的日夜苦战,就拿出了论文初稿。此后,辛吉教授与钱伟长进行了反复讨论、修改,论文《弹性板壳内禀理论》终于诞生,发表在冯·卡门教授六十诞辰纪念文集中,该祝寿论文集于1941年夏季刊发,文集有二十几位作者,除了钱伟长是未到而立之年的年青学者以外,纪念文集上的作者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学术权威,其中包括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数学家冯·诺依曼、柯朗,力学家铁木辛柯、冯·米赛斯、莱斯纳等人。
当年,爱因斯坦看了钱伟长的论文后由衷感叹:“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爱因斯坦的高度评价也使得钱伟长奠定了他在世界科学界的地位。
为什么钱伟长的文章会得到爱因斯坦的认可呢?对于这段迷雾,戴世强教授的解释是这样的,钱伟长的博士论文的名称叫做“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内禀就是内在统一理论,他用曲面几何做工具,建立了中面坐标系,来研究板壳的微观距离,建立了一个内在统一理论。而研究曲面上几何问题需要用到黎曼几何,钱伟长充分利用了黎曼几何进行了张量分析。爱因斯坦研究广义相对论时,所用的工具也是黎曼几何,因为用了相同的数学工具,所以他肯定会比较关注钱伟长的论文。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因斯坦对于黎曼几何的掌握能力还略逊于钱伟长,因此爱因斯坦会对钱伟长用黎曼几何和张量分析去解释板壳理论的能力非常钦佩,所以才会感叹表示“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无论如何,28岁的钱伟长此时成为世界科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获得硕士学位后,郭永怀、林家翘赴美深造,钱伟长继续从师辛吉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42年,他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应用数学学科的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于1944年发表上美国《应用数学季刊》的一、二卷上,后来也成了板壳理论中的经典文献。文中提出的关于扁壳(即跨度远小于曲率半径的壳体)的非线性方程组之后在国际上被称为“钱伟长方程”。1977年在美国出版的《板壳渐近解》一书中,将钱伟长当年的工作认定是“划时代的工作”。
在科学领域成绩斐然
取得博士学位后,经过辛吉教授的推荐,钱伟长来到了冯·卡门教授所在的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在那里他还获得了教职,1942年到1946年期间,钱伟长担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哥根海姆实验室喷射推进研究所总工程师。
在冯 ·卡门的指导下,钱伟长完成了有关水轮机曲线导叶的实际离角计算和变扭的扭转问题的研究,还参与了超音速的锥流计算等重要研究课题。钱伟长撰写的《变扭率的扭转》一文,曾使冯·卡门赞叹不已,称誉这是一篇经典式的论文,后来此文由他们两人共同署名发表在美国《航空科学月刊》上,冯 ·卡门曾说这篇论文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
当时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美国当时正在加紧研究火箭、导弹,精确地计算火箭导弹的弹道成了当务之急,钱伟长担起了这个重任,他经常到喷气推进研究所在地墨西哥州的白沙基地参加火箭试验,对各种型号的导弹(特别是下士式导弹)的弹道及空气动力学性能进行细致分析,写出了许多保密的内部报告,并提出了有关火箭、导弹落点的理论。
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地区上演了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登陆行动:海面上,600多艘军舰大炮齐鸣;在空中,数千架轰炸机怒吼天际。盟军史无前例地以288万兵力、参战飞机13700架(其中轰炸机5800架、战斗机4900架)、海军舰艇9000艘之多投入这次登陆战役,以雷霆万钧之势猛扑诺曼底的德军防地,乌云和硝烟顿时笼罩了海滩。
钱伟长与林家翘根据情报资料,研究了德国V-1与V-2导弹的最大的射程和射点后发现,德国的火箭多发自欧洲的西海岸,而落点则在英国伦敦的东区,这说明德军导弹的最大射程也仅如此了。他们认为只要在伦敦的市中心地面制造多次被击中的假象,以此蒙蔽德军,使之仍按原射程组织攻击,伦敦城内就可避免遭受导弹的伤害。他们建议对英国伦敦城内主要标志性建筑物用色彩进行巧妙伪装,将伦敦城的著名建筑诸如伦敦塔、白金汉宫、圣保罗教堂、不列颠博物馆、伦敦桥、天文台与道路都涂上草绿、灰暗的保护色,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同时,在伦敦东郊区像玩魔术般的让其神奇地呈现一座灯火时明时暗、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的假伦敦城,让德国人造成一种错觉。
丘吉尔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德军中计,23000多发导弹乖乖地听命于钱伟长设计的弹道射程,全部飞到伦敦东郊区,假伦敦城被导弹摧毁得寸草不留,而伦敦城安然无恙。
后来,钱伟长又参加了美国人造卫星的规划和研制工作。他通过反复研究和计算,首次提出判明人造卫星在天际运行的轨道由于能量消耗,每绕地球一周将降低多少高度的简便计算方案,以及火箭弹道的微分修正等,在初期的人造卫星轨道计算上做出了贡献。
1945年8月,中国抗战取得了胜利,在美国科学界发展如日中天的钱伟长坐不住了,他归心似箭,期望能尽快回国,为新中国的发展尽一份赤子之心。但是钱伟长参与了很多美国政府的绝密研究,美国政府怎么可能轻易放他这样的科学人才回到中国,钱伟长对此十分清楚,他开始默默为回国做准备。
义无反顾投入新中国建设
1946年春,钱伟长以回国探亲的理由向冯·卡门告假回国,他已经离别妻儿六个年头,在拒绝多次后,冯·卡门最终还是动了恻隐之心,因为欧美人同样十分注重家庭之爱,他同意让这位中国助手回国一次。为了不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钱伟长仅仅带上了简单的行李和必要的研究书籍,就匆忙登上自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远洋轮,他要用自己多年所学建设久经战火洗礼的中国。
回国的钱伟长担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46年9月,钱伟长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清华大学,也见到了久别的妻儿。当时的清华园在战争时期被日本人改成伤兵医院,遭到了严重破坏,钱伟长积极参与到复校工作中去。
但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并不想建设新中国,而是忙着发动内战。现实无情粉碎了钱伟长的梦想,当时的物价飞涨,国际知名的火箭专家不仅报国无门,甚至连吃饭都是问题。美国方面获知他的现状后提出,希望他回去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同时允许他全家迁居美国。作为这个优惠待遇的附加条件是:让他在一张申请书上签字允诺,保证在中国和美国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永远忠于美国。
钱伟长没有动摇科技报国的理想和信念,他拒绝了美国政府的“好意”,坚持在清贫的环境中坚守着自己的科学梦想。
圆薄板大挠度问题,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问题,其非线性方程由冯·卡门在910年提出,但长期没有找到好的求解方法。1934年,韦(Way)提出了幂级数解法,但是,收敛太慢。冯·卡门在1940年提出这个问题还需要一种工程师能够运用的解法。1947年,钱伟长找到了解决的好方法。他发表的《均匀载荷下固定圆薄板大挠度变形》一文,提出以中心挠度为小参数的摄动法,获得了很好的效果,被美国机械工程学会的《应用力学季刊》称为“钱伟长方法”,一直沿用至今。1948年,他又发表了著名论文《均布载荷下固定圆薄板在特大挠度下的渐近特性》,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渐近方法,后来在奇异摄动理论中被称为合成展开法,成了合成展开法的“开山鼻祖”。
在困难中坚守的钱伟长终于迎来了曙光,1948年末,解放军来到了北平城下,他的岳父老同盟会员孔繁霨先生受华东军区委托,北上参加动员傅作义先生起义的工作。
面对充满希望的新中国,钱伟长激动万分,他和航空系青年教师董寿莘辗转了来到了解放军进城工作组驻地良乡,与荣高棠、钱俊瑞、叶剑英、陶铸几位同志激动地讲述起北平城内,以及清华园内的情况。
1949年3月,清华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叶企孙任主任,钱伟长成为了副教务长,他还幸运地参加了开国大典。建国后,钱伟长又先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和技术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担任《力学学报》《物理学报》等杂志的编委。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正是新中国建国伊始,国内有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出于对祖国新生的欣喜和对青少年成长的关爱,纷纷执笔撰写了一批科普性通俗读物,钱伟长也是其中一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热情洋溢地撰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的科普通俗读物。在这本书的“绪言”和“编后记”中,钱伟长热情颂扬了新中国对科学技术和专家们的重视,解放了生产力,期待着科学技术一定会有飞跃的发展。但他也同时指出,对祖国的历史遗产应抱有科学态度,如许多古代的传说、后人的牵强附会、外行表面的、甚至渲染过分的描写,均不足为据,对他们的真实性和科学价值,应该运用考古学上的材料来加以分辨等等。全书洋溢着一位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怀,充满了严谨的科学精神。
这本书的背后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50年钱伟长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后,随中央慰问团赴东北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回国伤病员,在东北各地历经十几个城市,深感旧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对于建设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言,无疑是一种心理枷锁。新中国的科学技术虽然落后于西方工业先进国家,但要赶上他们,超越他们,并不是不可能的。中国祖先在历史上曾有许多创造发明,中华民族同样也是优秀民族,有着光荣的创造发明的遗产,只要我们有自信,能团结,我们是能富强起来的。为了实现这个“中国梦”,钱伟长在慰问期间就开始执笔起草写作有关我国古代科技发明事迹的文章,用以激励青年坚定创建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心。1951年1月后,他一连在《中国青年》、《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中国科学发明史实的文章,如《中国古代的科学创造》、《中国古代三大发明》等,1953年又编著了《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一书。
为了培养新中国的科学大军,钱伟长先后为清华师生和京郊高等院校的教师开设了弹性力学、塑性力学、应用数学等课程,后来又从全国高校中选拔优秀的三年级学生,参与创办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由钱学森担任班主任,他担任副班主任,并亲自授课。
1954年,钱伟长和他的学生林鸿荪、胡海昌、叶开沅共同写成了专著《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这部著作荣获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钱伟长当选了波兰科学院院士。1956年另一本专著《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问世了,美国《应用力学评论》杂志立即以较大的篇幅对此书进行评论,做出了相当高的评价。
因为开创性的学术贡献,钱伟长、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四人被称为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
艰难险阻无法磨灭科研报国斗志
世界著名作曲家兼演奏家贝多芬有一句名言,那就是卓越的人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饶。挫折是人生最好的试金石。钱伟长无疑是卓越的科学家,他始终是人生的强者。
1957年,钱伟长雄心勃勃地制定出新的庞大的科学活动计划,踌躇满志,希望再攀高峰的时候,意料不到的打击接连而至。
因为一篇署名文章,他被打成右派,科研团队也解散了,出书的计划被取消,论文也不能发表,白天他是清洁工,从事是繁重的劳动工作。只有晚上回到狭小的家中,才能争分夺秒地继续从事自己的科研工作。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中,钱伟长做了很多面向实际的研究工作。他曾代叶堵沛院士起草了加速推广转炉的建议书,设计了高炉加压顶盖机构;在李四光的恳求下,钱伟长研究了测量地引力的初步设想措施,并推荐自己的研究生潘立宙去从事该项研究;为国防部门建设防爆结构、穿甲试验、潜艇龙骨计算提供咨询;为人民大会堂眺台边缘工字梁的稳定提出增强方案;为北京工人体育馆屋顶网络结构提出计算方法……
1968年,钱伟长被下放首都钢铁公司特殊钢厂做了一名炉前工,55岁的钱伟长拿着近20公斤重的搅拌铁棍难度可想而知,他没有抱怨这一安排。钱伟长和工人们一起白手起家建造了热处理车间,他发明了一种杠杆设备,可以让工人更容易地拿起20公斤重的铁棒。他还和工人们一起设计建成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液压机。
周恩来总理没有忘记困境中的钱伟长,他把研发坦克电池的任务交给了钱伟长,这是一种高性能的军工电池,但是钱伟长学的是力学,电池研发涉及的是材料学和化学。接近花甲之年的钱伟长骑着一辆自行车,在一年中跑遍了北京市所有跟电池有关的单位。他牵头成立了十余人的研制小组,在两年时间内,翻译了三百万字的外文资料,提出了很多方案和计算数据,在全组同志共同努力下,设计出一种效率比普通电池高七、八倍的新型电池,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生产的电池。
一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为何可以放下身段,在长达十多年的困难阶段中,不计名利,依然锲而不舍地坚持研究工作,甚至去从事和自己本专业没有关系的科研工作呢?
戴世强回忆说,在1981年时,钱伟长曾经回答过类似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我对党、对祖国、对我个人的前途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要向前看,不能向后看,我一直相信我们国家会好起来的,要不然,我就不可能活到现在了。”他还说过:“祖国是我们的母亲,哪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子女的?你能说母亲错打你几下屁股,你就记恨了吗?天下没有这个事情。我们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应当是永恒的。”
1972年10月,由周总理推荐,钱伟长参加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了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他回到了母校多伦多大学,学校专门组织了授予钱伟长博士学位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1978年,年届65岁的钱伟长满怀欣喜地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他沐浴在科学的春风中,再一次憧憬和期待。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立下宏愿:每年写一本书,写十五篇论文,办好一个刊物,当好两家外国杂志的编委。
钱伟长他在他的《应用数学和力学论文集》序言中写道:“‘四害’已除,重新获得了工作的权利。欣逢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春风拂人,奋起之情油然而生。虽已年近七旬,还能为四化效力,感到无限幸福。我力图夺回已经失去的良好岁月,日以继夜的工作。”
钱伟长对友情也极为看重。1979年,钱伟长住在清华大学照澜院小区。钱伟长和郭永怀是留学时的同学也是挚友,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因为要给郭永怀撰写传记,郭永怀的研究生李家春和戴世强经常前去拜访,钱伟长非常支持,一聊就是2个多小时。
1979年,中国力学方面的重要学术期刊《应用数学和力学》创刊,钱伟长将冯·卡门写的一篇文章《用数学武装工程科学》作为《应用数学和力学》的创刊词,并让李家春和戴世强翻译成英文。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钱伟长富有前瞻性地倡导非线性力学。从1980年到1983年,钱伟长共举办了若干非线性力学领域的学术会议。他根据非线性力学的几个主要研究方向,将理性力学、奇异摄动理论、非线性波、非线性稳定性、分叉、突变、混沌等逐年召开专题讨论会,最终形成了“3M系列学术会议”,即现代数学力学会议。1985年,时机成熟,钱伟长创办了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每四年一届,该会议已成为该领域颇有影响的国际例会。
拆墙理论打造高水平的上海大学
1983年,上海大学(原上海工业大学)邀钱伟长出任校长。
上海工业大学与钱伟长原来所在的清华大学有很大的差距,上海工业大学创建于1960年9月30日,时称上海工学院,首任党委书记兼院长是原上海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李华。1972年,上海工学院撤销建制,并入上海机械学院。1979年恢复建制,成立上海工业大学,后被确立为上海市属重点大学。1981年成为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因为某些原因,这所大学的校长岗位已经空缺了两年之久。在对上海工业大学进行了一番“考察”后,钱伟长接下了这份工作。当时他72岁,按规定已经超龄。
在美国的时候,钱伟长就经常和同去留学的中国同学们一起想象,将来要回国办一个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还要好的大学。这成为缠绕在他心中的一个梦想。这样的梦想在他晚年得以付诸实践。
1994年,由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上海大学,四校合并时,李鹏总理为新上海大学题词:“发扬光荣传统,培育跨世纪人才”,李岚清副总理也为学校题了词:“自强不息,砺志改革,发挥联合优势,提高教学质量,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题词含义深远。
肩负着重担,钱伟长不辱使命。
钱伟长南下上任后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将原本的二学期制变成了三学期制,上海工业大学也成为了在国内率先实行西方大学三学期制的中国大学。
三学期制的提出最早来自于康奈尔大学于1918年举行的一次非正式教师会议。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康奈尔大学希望提供灵活的注册入学时间,以服务于当时服兵役的大学生和学生军团。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导致大批学生中断学业入伍,还带来了大量老兵安置问题,因此,哈佛大学也进行了三学期制改革,为这些人提供灵活入学的机会。同时,当时的哈佛校长还指出,三学期制能够满足一些希望压缩教育过程总时间、更快毕业的学生的需要。战争之后,三学期制逐渐在更大范围得到普及,因为他自身有诸多优势,包括:更有效地利用时间、鼓励教师之间的协调、扩大课程范围、减少对资源的需求、提高调度和变更的灵活性等。
考虑到当时两学期制存在的弊端,即一方面高校教学内容庞杂,另一方面学期过长导致学生一开始松懈学业,钱伟长希望通过学期制改革促使教学内容得到精简,并锻炼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习效率。这是一个三个理论学习学期加一个实践教学学期的教学制度。两学期制有36个星期授课,调整至三学期制后,授课周数就降至30个星期,这既解放了教师,为其提供科研便利,也最大化地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
今天,教育工作者们已经达成了共识,大学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要与社会需求和产业需求挂钩。而早在20多年前,钱伟长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理念。“拆掉四堵墙”是钱伟长教育思想的精髓,即:拆掉学校和社会之墙,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墙,教育与科研之墙,教与学之墙。
拆去第一堵“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目的是为了加强学校与社会、工厂企业的联系, 适应上海新的工业结构的需要,改造和发展专业,强调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办学方针。钱伟长一生中执著地追求“办能兴国的教育”。
拆去第二堵“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是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注重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的融合,发挥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综合优势,淡化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
拆除第三堵“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是主张高等学校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反对在大学里人为地把教学与科研绝然分开。
拆掉第四堵“教与学之间的墙”。钱校长认为,学生只有通过主动的学习,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在工作中能不断学习新知识,面对新条件能解决新问题的人。”
鲜为人知的是,掌舵上海大学,钱伟长过着的是不领工资、不要住房的“无产者”生活。“乐乎楼”是靠近上海大学延长校区南门的校区招待所,自钱伟长任原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以来,他就一直居住在这招待所的二楼——一间很简朴的屋子,二十多年如一日。钱伟长也不穿现成买来的衣服,都是请学校附近的裁缝用最简单的布料做衣服。但是即使在古稀之年和耄耋之年,钱伟长每天的工作时间保持在5个小时以上。
钱伟长为上海大学引入和培育了大量的人才。初时南下,钱伟长就调集了潘立宙、卢文达、孙厚钧和蔡树棠等力学专家来到原上海工业大学。1996年,钱伟长已年过八旬,为了从兰州大学引进程昌钧教授,他也亲自跑到上海市人事局,克服了年龄超过55岁的教授难以进沪的障碍,程昌钧教授到沪后,立即帮助钱先生创建力学系。
戴世强也是钱伟长当年从中科院力学所引入的人才,他至今保留着1984年6月14日钱伟长给他写的亲笔信。这封信写在两张白纸(相当于B5大小)上,信封超小,笔迹苍劲有力。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关于他从中科院力学所到上海工大力学所的调动问题;二是叙述筹建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的设想和举措。
2000年,上海大学因为学科建设的需要,向远在北京科技大学的翟启杰教授发出了邀请,让翟启杰最难忘的是当时87岁的钱伟长拉着他整整谈了一个上午,不仅在科研工作上给予支持,还关心他生活上的后顾之忧。18年后,翟启杰领衔的“脉冲磁致振荡连铸方坯凝固均质化技术”荣获201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而上海大学培养的一批人才也在飞速崛起。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周文波在1990年师从钱先生攻读硕士学位,钱先生对于这位当过工人的青年学者并没有歧视,而是积极鼓励他从事应用科学研究,并为他指定了“施工工程中保护地面构筑物”的科研方向,周文波收集了300多条国内外隧道成败经验,建立了“软土隧道盾构法施工对于周边环境防治”的专家系统,后来在国内建设中被广泛应用。60后吴明红已经成为了中国环境科学领域的知名女科学家,70后的张建华也成为了中国知名的新型显示首席科学家……
因为钱伟长教育理念的浸润,上海大学多年来保持着蓬勃向上的发展趋势,今天学校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处于全国高校先进行列。国际三大检索(SCI、EI、CPCI-S)收录的学术论文数分别位于全国高校49、43、28位,9个学科进入ESI排名全球前1%,近年来,每年都有科学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或者自然科学奖,上海大学成为了上海这座东方之珠土地上熠熠生辉的创新巨擘。
钱伟长的科学人生,是一代中国学人希冀和奋斗的缩影。他从中华最艰辛的岁月中走来,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始终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去为人、去从学,去做事,为华夏崛起拼搏了终身,矢志不渝,无怨无悔,成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和表率。
2012年10月9日是钱伟长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当日,钱伟长铜像揭幕仪式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举行,时任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副市长沈晓明专门前来为铜像揭幕。2018年10月9日钱伟长诞辰106年纪念日当日,钱伟长孙女钱泽红女士和上海大学校领导为钱伟长图书馆前方的“钱伟长坐像”雕塑揭去了幕布。在未来的岁月中,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将静静地“注视”着蓬勃向上发展中的上海大学,他的科学精神将像一盏指路明灯照亮无数学子未来的前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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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冲之在数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秦汉以前,人们以"径一周三"做为圆周率,这就是“古率”。后来发现古率误差太大,圆周率应是“圆径一而周三有余”,不过究竟余多少,意见不一。
直到三国时期,刘徽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割圆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来逼近圆周长。刘徽计算到圆内接96边形,求得π=3.14,并指出,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所求得的π值越精确。
祖冲之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过刻苦钻研,反复演算,求出π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并得出了π分数形式的近似值,取为约率,取为密率,其中取六位小数是3.141929,它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最接近π值的分数。
祖冲之究竟用什么方法得出这一结果,现在无从考查.若设想他按刘徽的“割圆术”方法去求的话,就要计算到圆内接16,384边形,这需要化费多少时间和付出多么巨大的劳动啊!由此可见他在治学上的顽强毅力和聪敏才智是令人钦佩的。祖冲之计算得出的密率,外国数学家获得同样结果,已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了。为了纪念祖冲之的杰出贡献,有些外国数学史家建议把π=叫做“祖率”。
祖冲之博览当时的名家经典,坚持实事求是,他从亲自测量计算的大量资料中对比分析,发现过去历法的严重误差,并勇于改进,在他三十三岁时编制成功了《大明历》,开辟了历法史的新纪元。
祖冲之还与他的儿子祖暅(也是我国着名的数学家)一起,用巧妙的方法解决了球体体积的计算。他们当时采用的一条原理是:“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意即,位于两平行平面之间的两个立体,被任一平行于这两平面的平面所截,如果两个截面的面积恒相等,则这两个立体的体积相等。这一原理,在西文被称为卡瓦列利原理,但这是在祖氏以后一千多年才由卡氏发现的。为了纪念祖氏父子发现这一原理的重大贡献,大家也称这原理为“祖暅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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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是我国唐代著名的诗人,他一生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被后人称作“诗仙”。
李白小时候不爱学习,还经常逃课,学习也不用功。有一天,李白又出来逃课了。他走着走着,忽然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正拿着一根大铁棒在石头上磨。
李白很好奇,便走过去看。李白上前问道:“老婆婆,您在干什么呀?”
老婆婆说:“我正在用这根铁棒磨一根又细又长的绣花针呢!”
李白又问:“这么粗的铁棒,怎么可能会磨成一根细长的绣花针呢?”
老婆婆说:“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李白听了这句话后非常后悔,也很受启发,于是便发奋读书。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为一位著名的诗人,写了许多优美的诗,“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些诗一直流传至今。
关于李白,还有一件有趣的故事呢。有一天,李白来到了黄鹤楼,被眼前的美景吸引住了,于是便登上了黄鹤楼。
李白在黄鹤楼上,看到风景如画,刚想吟诗,突然他看见崔颢已经在上面题了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看到这首诗,李白惊讶的写不出诗来,只好写了一首打油诗“三拳打碎黄鹤楼,一脚踏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于是惆怅而去。
尽管在黄鹤楼下留下了遗憾,但李白仍不愧是我国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流传千古,至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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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沙俄乘机派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奉天(今沈阳),并于1900年11月9日逼迫大清国驻奉天将军增祺与之秘密签订了一个以“交还”奉天为名、实则由俄人控制东三省的“九条密约”,即《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朝廷得知增祺私下与俄签约,大为震怒,宣布该章程无效,并将增祺革职,同时任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在圣彼得堡就更改章程以及归还和收复被占领土问题与俄方进行谈判。
1901年1月4日,一场十分艰苦的谈判正式开始,对手是俄方新任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
杨儒公使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干预内政,侵我主权,断难接受,须重修约稿”。1月17日,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向杨儒公使口头提出约稿十三条,杨公使当即提出异议。2月16日,俄方在事先未经任何沟通的情况下,正式提出议款十二条,逼迫杨儒签字。杨儒公使以“条款须无损我主权方可签字”为前提予以拒绝。为维护中国领土主权,杨儒公使与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的谈判前后共有13次之多,每次均由陆徵祥担任翻译和记录,经整理后电告清廷。陆徵祥回忆说:“这些记录反映了我国历最悲惨、最耻辱的时代。”对于沙俄外交大臣在谈判中提出的主张特别是俄国不但要控制东三省,还要控制蒙古和新疆、俄军不撤出东三省中国就不能在东三省驻军等,李鸿章与军机处竟电告杨儒“全权定计,朝廷不予遥制”,而杨儒则坚持不签约。1901年2月5日,拉姆斯多夫约见杨儒,催逼签字,杨以“未奉朝旨”为由断然拒签,然后离开沙俄外交部直接返回使馆。杨儒公使面对强权能够做到毫不畏惧,但面对腐败无能的清廷却束手无策,因此心情一直不好,加上艰难的谈判令其身体不支,回到使馆下车时不慎跌倒在地,不省人事,十日后以身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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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出生于美国西北角的西雅图市。他先后就读于西雅图的里奇景小学、湖滨中学。
比尔从小就精力过人,早在婴儿时期自己就能让摇篮晃动起来,从小就极爱思考,一迷上某事便能全身心投入。从外祖母循循善诱的启蒙教育到父母不辞辛苦地为比尔·盖茨寻找适合他天分发展的社团与学校,无不为他天赋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清新的空气。
外祖母特别喜欢和聪明的小比尔一起做游戏,尤其是涉及一些智力的游戏。她教少年比尔下跳棋、玩筹码,还有打桥牌等她所喜欢玩的东西。玩游红时,外祖母总爱对小比尔说:“使劲想!使劲想!”她也常常为比尔下一步好棋、打一张好牌而拍手叫好,外祖母还常常让比尔·盖茨读书,给他讲故事,比尔·盖茨从中受益匪浅。他在外祖母的帮助与指导下,成了兴趣广泛、废寝忘食的读者——读书成了他打发精力的好方式。他十分喜欢他家附近一个图书馆举行的夏季阅读比赛,他总得男孩中的第一,偶尔也会勇夺总冠军。外祖母意识到比尔·盖茨在思维与记忆上的潜力,她总是不失时机地激活比尔这方面的潜能,有时祖孙俩到公园散步,外祖母常会与比尔·盖茨交流下棋的技术或看某篇佳作,让比尔寻找更新下法或表达更独到精辟的见解。
比尔·盖茨的父母也十分关注孩子的成长。他们在质朴的处世方式中,更多地关心孩子的成长与教育,他们在工作之余总是尽可能地与孩子们呆在一起。一家人不断地进行各种游戏,从棋类到拼图比赛,几乎所有的益智游戏。
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家庭中的环境已无法满足比尔·盖茨天赋的进一步发挥。小比尔有时会责备母亲智力不足呢!于是,父母把目光投向社会,积极为比尔寻找属于他的空间。在一次活动中,比尔·盖茨给班上准备一份报告,叫《为盖茨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这篇报告几乎成了全家人的事,他的外祖母帮着弄封皮,连父亲也插手帮忙,气氛很活跃。
小学毕业后,父母在征求比尔·盖茨意见后,送他进了湖滨中学。在湖滨中学,比尔痴迷上令他今后倾注毕生精力的计算机。
比尔·盖茨在湖滨中学读书时,常按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安排学习。比尔·盖茨在喜欢的课程上下功夫,学得非常棒,如数学和阅读方面。每次父母看到比尔拿回来的成绩单,尽管他们知道比尔在一些课程上会学得更好,但他们并没有拉下脸来责备比尔·盖茨。
中学毕业后,比尔·盖茨很想到哈佛大学去读书,这也正是父母们最大的心愿。幸好,比尔·盖茨的父母并没有像其他父母那样把孩子看做自己的私产,必须让孩子们来完成父母喜欢的事。经过冷静思考后,父母放弃了让儿子当律师的想法,让比尔·盖茨在大学领域里自由发展。这一点帮了比尔·盖茨的大忙。
但一年后,更大的难题摆在了比尔·盖茨的父母面前:比尔·盖茨要离开哈佛,放弃锦秀学业,与别人一起创办计算机公司!
比尔与父母多次交谈,平静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了解儿子秉性和志向的父母又能说什么呢!或许儿子的天赋与计算机事业是最佳的切合点吧!比尔·盖茨便毅然离开了令亿万学子向往的哈佛大学,开始在软件领域大展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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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最仰慕文人,然神州苍穹,文海茫茫,可谓众芳斗艳,群星闪烁,但我一直倾慕李白,这位被天堂逐入凡间的谪仙人,且早已以心相许,矢志不渝。一向最倾慕美,诸如诗歌、美酒、明月、爱情,每一个美的意象,都会引人产生美的遐想,而李白恰能集诸美于一身。所以,李白,你是我一生一世的情人。你超凡脱俗的风采,总让我神魂颠倒。
炯目明眸,顾盼神飞。峨冠博带,衣袂飘举,霓衣风马,壮思欲飞,风神俊朗,神采飞扬。侠肝义胆,豪气干云,仙风道骨,飘逸绝伦。你是风流倜傥的儒生,你是遗世独立的仙人,你是手执利剑的侠客,你是脉脉含情的名士,你是我风采浪漫的情人。
你青春永驻的浪漫气质,总给予我狂飙般的激情。
青春总是短暂难留,稍纵即逝的,任你位高权重,凭你钱广财多,惟有时光留不住,惟有青春唤不回。然而你,李白,留给世人的永远是澎湃激情,是勃勃英姿,是天马行空,是浪漫无拘。你是大鹏,同风直起,扶摇直上;你是天马,来出月支,虎背龙翼;你是长剑,彻夜吟啸,雄心千里;你是谈笑净胡沙的英雄,你是直为斩楼兰的壮士。你登山“云间连下榻,空中接行杯”,你临瀑“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孤独时,你邀月对饮;寂寞处,你借酒浇愁;愤懑时,你高歌“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失意时,你呐喊“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即使身边有再显赫的权贵显要,你也不会“摧眉折腰”;纵然前方有再猛烈的惊涛骇浪,你也深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让力士脱靴,让贵妃研磨,你挥金如土、一掷千金。你的率真率直的感情,如大江东去波涛滚滚,如黄河决堤飞天而来。你的热情会融化一切坚冰,你的活力可冲决一切阻塞,你豪迈的气概与天地同在,你浪漫的情怀与日月争辉。和你在一起,没时间感叹衰老疲惫,和你在一起永不会产生美人迟暮之悲。所以,李白,我要你做我一生一世的情人。你恢弘瑰丽的锦绣文章,总滋润我贫瘠干涸的心田。
人世莫测,世路多艰,所以人的心情也是多彩的四季,瞬息万变的红霓。于是,得志时,你同我一起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失意时,你和我一起低吟“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既然现实无法让我们摆脱烦恼与痛苦,那么就让我们将心灵自我放逐到一个自在逍遥的新境界。清晨,我们一起追随“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豪迈洒脱,亲身体验轻舟飞渡的畅快愉悦;傍晚,我们一起欣赏“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苍茫景色,亲自感受大自然的雄壮瑰丽。当“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时,我们一起看“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尽情消受春愁;当“人生得意需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时,我们一起“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尽情享受人生。不管人生如何坎坷多舛,李白,有你的诗篇为伴,我的心灵不孤独。李白,做我一生一世的情人吧,我要和你一起,心骛八极,神游万仞;我要和你一起,对月相酌,共影徘徊;我要和你一起,诗意地逍遥在神州大地,天上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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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上的人都知道钟子期和俞伯牙的故事:钟子期听俞伯牙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间,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
从此伯牙视子期为知音。二人谈诗吟对,举杯邀月,对影奏琴,《高山流水》曲罢,弹者动情,听者沉醉,好不惬意。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十分不幸的是,某一天钟子期仙逝了,俞伯牙自是伤心不已。
人死不能复活。俞伯牙将子期葬于村西的泾河旁,那里风景宜人,白色的水鸟栖息在河边,高大的垂柳扬枝吐绿,红色的玫瑰开向天边,子期的墓掩映其间。
伯牙长叹:“天下再无知音!”从此每天操琴于子期墓前,但奏《高山流水》,不再过问世间事。这自然引起俞伯牙老婆的强烈不满,整天抱怨他不懂赚钱,只会消费。俞伯牙心想妇人之见,实在俗不可耐,同床共枕几十载,却还不及楚人钟子期理解他,一个能达到心灵共鸣的知音岂是易得?
某日,伯牙和往常一样到子期墓前,忽然看到老婆追将过来,不禁摇头喟叹:“天下之大,知音却难觅啊!”
老婆这次却未数落他,只走到伯牙面前,取过他手中的琴,端坐下来。伯牙疑惑地看着她,结婚这么多年,他从未见过妻子奏琴,也未听她谈琴,不知这回葫芦里卖什么药?
却见她已经开始弹奏,正是《高山流水》,他无数次弹给子期听的曲子!他不曾知道妻子的琴艺竟是如此之高,远在自己之上!时而玉拨金鸣,如大江东去,万马奔腾。时而灵动婉约,如小桥流水,燕过柳梢。一曲奏罢,万籁俱寂。
良久,夫人开口:“天下不只一个钟子期,也不只一个俞伯牙。所谓知音难觅,是自己的心难觅。”
伯牙颓然坐下:常慨叹别人不理解自己,自己又何曾尝试过去理解别人?所谓知音,存乎一心之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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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仁东1945年出生于吉林辽源,被誉为中国“天眼之父”。
在担任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期间,南仁东负责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科学技术工作,带领团队接连攻克多个技术难关,确保FAST项目落成投入使用,使得我国在单口径射电望远镜领域内,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019年,南仁东被授予“人民科学家”荣誉称号,并被评选为“最美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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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家境贫寒,他年仅20岁就辍学踏入社会。
那时正逢经济萧条时期,要想找份工作非常艰难。一家知名医药企业刚刚贴出招聘科员的告示,就引来了数十名应聘者,他也在求职大军之列。
招聘者被一一编了号,他排在50多号。求职者相继沮丧地从招聘室走出来,说:“条件很苛刻,没有大学文凭,没有两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一概不收!”门外的应聘者一听,呼啦一下走了不少人。他也不符合应聘条件,可他没走。
不久,又有几名应聘者走出办公室:“年龄要25周岁以上!”
应聘者又散去了不少,但他继续耐心地排队等待。后面的应聘者问:“看你25不到吧?”他点头。那人又道:“肯定也会被淘汰的,不如走掉算了!”他笑着说:“机会难得,即便是不符合条件,也应该试一试!”
结果,他的人生就因“试一试”的勇气而改观。各方面都不符合条件的他,虽然未被招聘为科员,但招聘主管因他形象不错口齿伶俐,破格录用他作了一名药品推销员。参加工作以后,这位没有社会背景和学历的青年,凭借着这份敢于尝试的勇气,一边卖药一边考公务员,短短20-年,就从普通的卖药仔,一路飙升为香港政要。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他敢于动用外汇金融储备干预股市,以过人的胆识、智慧及谋略捍卫了香港的金融体系。他就是香港特区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
后来,在很多场合,他都被问到:成功是不是靠运气?曾萌权就说:“从前人们都说从尖沙嘴坐船到中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水流湍急,会把你带向大海。我不相信,试过一次,意外地发现,虽然坐船到不了中环,但却可以到湾仔或西环,同样是很好的落脚点啊。凡事不要先断定结果,只要你有心尝试,不管是否如你所愿,生活总会给你惊喜!”
平庸和精彩往往就是一步之隔:在那扇机遇的门前,有人想着自己各种不足,想着可能的失败,望而却步,转身走掉;而有人却勇敢地推门而入,即使是洪水猛兽,遍布荆棘,也要趟出自己的新道来——生活,因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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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晋国君主晋献公的宠妃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害死了太子,又害得太子的两个弟弟重耳和夷吾逃亡国外,各奔东西。
重耳逃亡到楚国时,得到了楚成王的厚待,重耳非常感激。
有一天,楚王又设宴招待重耳。酒过三巡,楚王问重耳:“日后公子若返回晋国做了国君,如何报答寡人?”
重耳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说:“楚国富饶,什么都不缺,我实在不知该如何报答。假如真的有那一天,我希望与楚国永远和睦相处。”
楚王已有几分醉意,说:“列国争霸,也说不定有一天楚国会与晋国交兵,公子你怎么办?”
重耳老老实实地回答:“倘若真是不得已交兵,我愿命令部队退让三舍(九十里)。”意思是说不想与楚国发生战争。
后来,秦国出兵平定了晋国内乱,杀灭群奸,重耳得以回国做了国君,称晋文公。他整顿朝纲,发展生产,逐渐使国家变得强盛起来。
楚王早有称霸中原的野心,第一步想先消灭宋国。宋襄公便派人向晋国求援。
晋文公与群臣商量。狐偃、赵衰等大将主张不要直接与楚军交锋,而去讨伐归附楚国的卫、曹两个小国。
晋文公于是派先轸为大将,顺利地攻克了卫、曹两国,并俘获了这两国的君主。
楚国大将成得臣得到消息,只好暂缓攻打宋国,派使者见晋文公,表示愿意不再伐宋,希望晋军能退出卫、曹领地。
晋文公接受条件,让卫成公和曹共公复国,但要求他们从此臣服晋国。
成得臣得知消息之后暴跳如雷,决意要与晋文公决一死战。他指挥大军,向晋国发起进攻。
晋文公想起当年对楚王的承诺,便命令部队向后撤退。众将都不解,说:“主公难道怕成得臣吗?”晋文公说:“不,成得臣有勇无谋,我怎么会怕他呢?只是我当初与楚王有诺:一旦交兵,我当退避三舍,不可失信。”
于是,晋军一口气退了九十里,在一个名叫城濮的地方驻扎下来。
楚军中有的将领主张不必追了,此时收兵也算不战而胜,面子挣回来了。可是成得臣却丝毫听不进去,说:“他知道不敌我军,于是胆气尽丧,你们都给我追,不要停下!”
楚军追到城濮,与晋军相遇。一场恶战已不可避免了。在此之前,晋军大将先轸已巧妙布阵,在许多险要地段设下埋伏,将楚军切为几段,首尾不能相顾,终于大败,损失惨重。成得臣只得拔剑自刎而死。
晋文公因城濮之战声名大振,终成一代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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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倒霉的作家,他出生在一个穷医生家里。小时候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参军后被俘身负重伤,左手致残,并屡立战功,得到元帅的嘉奖。可是当他拿着元帅的保荐书,做着即将成为将军的美梦时,在归国途中,被俘后卖到阿尔及利亚,在那里做了5年苦工。
当他回到祖国的时候,很不幸,他的国家已经忘记了这位英雄,他连一个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好不容易在无敌舰队找到一个军需的职位。一次也下乡催征,因不肯为乡绅通融减税,被乡绅诬陷入狱。从监狱出来以后,他改作税吏。一次他把税款交给一家银行保管,偏偏银行倒闭,他第二次入狱。第二次出狱,他贫困贫,而且家里妻子、妹妹、女儿一帮人都靠他一个人养着。他住的地方,环境如此恶劣;楼下是酒馆,楼上是妓院。一天,酒馆里有人斗殴,一人倒在地上奄奄一息。他出于同情把那人背到家里,谁知人未救活,他涉嫌谋杀再次入狱。在此之后,他妻子死去,他又因为女儿的事情被法庭传讯。
就这么一个两次被俘三次入狱的人,命运从来不肯眷顾他。但恶劣的环境没有淹没他,倒霉的境遇没有打倒他,反而丰富了他。他的智慧是把倒霉当作生命的一个必然结果加以接受,而化为生命的财富。凭着他对生活的反思和那个国家斗牛士的精神,他写出了名震世界的巨着——《堂·吉诃德》。
这个伟大的倒霉蛋就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而作品的主人公仿佛是作者的一个自我嘲讽。他证明了承受倒霉时的痛苦和顺风时的欢乐都是人生的收入,他的账本上没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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