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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清,1963年6月生,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中共党员,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团总校长,小学高级教师。1981年,为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杨瑞清从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南京市江浦县五里村小学工作。41年来,他先后创办了行知实验班、行知小学、行知基地,开展了“不留级实验”“村级大教育”以及“赏识教育”研究,取得优异成绩。他坚持扎根乡村办教育、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走出了一条现代乡村学校独具特色的时代新人培育之路。他两次拒绝进城,创办的行知小学从一所简陋破旧的乡村小学发展成为集幼、小、中和教育实践基地为一体的集团化现代学校。
他创建教育基地,把乡土生活作为教学资源,积极探索学生校外活动、劳动实践、生态教育模式。他曾先后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十杰中小学中青年教师、全国师德标兵、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工作者、全国两基工作先进个人、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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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知小学的标识及校徽是一位校友设计的,他当年因学习成绩不好而自卑,是杨瑞清的鼓励燃起了他的希望之光——“你对色彩与线条那么敏感,一定是个美术人才”。后来,这个“后进生”不仅考上了大学,还走上了艺术设计之路,现在已是副教授。杨瑞清“赏识教育”理念再一次被证实。
几乎每一个行知小学的学生都对杨瑞清心存感激和怀念。1986届毕业生王荫霞“重读四年级”倾注了杨瑞清太多的心血,这位荣获2018“南京好人”“中国好人榜”的优秀校友曾在很多场合表示,是杨瑞清老师在自己心中种下了善良的种子;2001届毕业生张兴海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此生无悔入行知》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行知学校给予我的是精神的力量、精神的气质;2013届毕业生杨彩艳身患重病绝望之时,是行知小学师生和杨瑞清的关心帮她渡过了难关……因为他们在孩子心中投射了一束光,所以走上社会的行知学生普遍都很阳光善良、热爱生活。
在杨瑞清的眼中,每个学生都是可造之材,每个学生都是一颗星,他们彼此紧密地挨着,谁也不排挤谁,每颗星星都用光和热彰显自己存在的价值。“不能只盯着考试,只看到分数。”在杨瑞清眼里,给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学生快乐自信、健康成长,才是小学教育发展的硬道理。
多年前,杨瑞清邀请一位农民丁跃生来学校种荷花,如今,丁跃生种出了1000多种荷花,每年有两三百万收入,还成了南京农业大学的兼职教授,是行知小学送给孩子们的另一本活教材。杨瑞清把孩子看到的、学到的归纳为4个字:第一个字是“美”,每年5-11月,万紫千红竞相开放,景色很美;第二个字是“富”,看到种田也能种得那么富有,生活过得那么潇洒,孩子们非常羡慕;第三个字是“高”,高收入是来源于高科技含量;第四个字是“乐”,丁老师总是笑呵呵的,种荷花让他快乐,劳动致富更让他快乐。杨瑞清认为,这四个字有巨大的教育价值,“有人生观、价值观在里面,有理想在里面,有美感在里面”。
杨瑞清的教育理念影响着一届又一届的行知学子,也感染着越来越多的教育同人。
2021年,江苏省教育科学成果奖评选,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团的《扎根乡村40年的行知教育实践》获特等奖。此外,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生动的实践总结,杨瑞清撰写的著作《走在行知路上》被列入“中国当代教育家丛书”正式出版。他本人也先后获得全国师德标兵、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当代教育名家等十余种荣誉称号。
从五里小学到行知教育集团,杨瑞清带领师生用40余年走出了一条乡村学校“逆袭”之路。教育部原副部长、全国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湛对此评价:“行知教育集团这个经验很宝贵,让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新时代绽放光彩,推动乡村学校育人方式变革和教育发展。”
步入行知教育集团,迎面便可看见一尊陶行知先生的全身塑像,校园环境清幽,碧水映荷,它们仿佛穿越时空,凝望着杨瑞清41载“行知路”上的欢乐与艰辛、付出与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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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恋城市去乡村,不恋“官位”爱课堂。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团总校长杨瑞清一生信奉、两次选择,41年坚持扎根乡村办教育,一以贯之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走出了一条乡村学校特色发展之路。
1981年“五四”青年节,即将从南京市晓庄师范学校(现南京晓庄学院)毕业的杨瑞清忐忑地敲开了校长室的门,递上一份决心书:学习陶行知,走陶行知之路,到艰苦、偏僻的乡村教书办学。
在那个师范生还是“稀缺人才”的年代,留在城里分配到“好学校”显然是更加“理所当然”的选择。许多亲戚朋友劝告杨瑞清,“关键一步,影响一生,一定要慎重”,但杨瑞清意志坚决,带着满腔热情来到了江苏省江浦县(现南京市浦口区)一所村办小学——五里小学。
这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当地人曾编过一句顺口溜:“黑屋子,土台子,一排矮房破样子,里面坐着泥孩子。”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杨瑞清接手了二年级的一个班级,38名学生中有20名留级生。同是农村出身的杨瑞清理解这些孩子的不易:不是笨,而是学习条件差——平时在家拔草种瓜,家里没活了才能到校上课。乱哄哄的课堂上,他从陶行知的思想和精神中汲取力量,“就算吃得千般苦,也要把孩子教出来”。
乡村孩子上学不易,辍学也时有发生。杨瑞清主动要求从一年级起始班带起,但开学第一天,却有一个女孩没有来。当天下午他上门找家长,得到的只是一句冰冷的回答:“女孩子读不读书无所谓,家里需要她放鹅。”杨瑞清不愿放弃,于是每天放学后都赶到女孩家,一边陪她放鹅,一边教她功课……一个月以后,家长被杨瑞清打动了,说:“这样的老师我真服了!”
一传十、十传百,“五里小学来了一位好老师”的事情很快就在村里传遍了。村民们很感动,自愿集资帮助五里小学异地新建,学校请不起工人,村民们还出工出力。
如果说第一次放弃城市选择乡村,是出于师范毕业生对陶行知的崇敬之情;那么第二次放弃进城则是因为杨瑞清对乡村教育深深的爱。
工作两年后,已经小有名气的杨瑞清正踌躇满志想要让五里小学更上一层楼,一张调令打乱了他的计划,他被任命为江浦县团委副书记。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杨瑞清却带着些许迷茫和遗憾走上了新工作岗位。
工作条件好了,杨瑞清心里却总是空荡荡的,眼前挥之不去的是离开五里小学时,孩子与他告别的场景:一个个哭成了泪人,拉着自己的手一遍遍地问“杨老师,你能不能不要走”?
后来,村里老支书也坐不住了,托人给县教育局局长写信,希望能多分配几位像杨瑞清那样质朴又肯干的教师,把村里的孩子们教好。得知这件事的杨瑞清久久无法平静,思虑再三,郑重地向组织提出:“适合做共青团工作的人很多,不缺我一个;扎根乡村教育的人不多,不能再少我一个。”就这样,当了4个月江浦县团委副书记的杨瑞清回到五里小学。
杨瑞清的举动导致有些人把他看成“傻瓜”。对此,他在日记中写下了陶行知的一句话:“傻瓜种瓜,种出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华,我甘愿做这样的傻瓜,铁心做一辈子乡村教师。”他这一做,就是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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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杨瑞清创建行知基地。在这里,杨瑞清初次尝试利用乡土资源,吸引城市孩子来学习农事。采茶叶、刨花生、喂牲口,夜晚的星空和篝火,吸引了许多城市孩子来体验乡村生活。杨瑞清巧妙地将学农活动归为三类课程,一类是“体验农村生活”,粗茶淡饭,夜半行军,野外生存;一类是“学习农村科技”,让孩子了解种植、养殖、气象等在农村伸手就能摸到的科学技术;一类是“了解农村建设”,组织学生走村串户,了解农民种什么、养什么、如何出去打工。很多城市孩子表示,行知基地的活动对他们触动最大的是走访农民:农民的淳朴和善良、疾苦和希望都使他们感动,让他们思考。此后,杨瑞清又带领学校教师开发了生命安全实训课程、军训课程和奥林匹克课程等,在营地建设、校外活动、劳动实践、生态教育等方面持续发力,引发社会关注。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如今的行知校园还完整保留着村小的面貌,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现代化教学楼淡雅素净,现代气息与田园风光比邻,书声与鸟鸣相得益彰。300亩校园,3000名师生,曾经落后的村小,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所集幼儿园、3所小学、一所初中、一个基地于一体的国际化教育集团。
“如果没有行知基地的创立和发展,行知小学极有可能在布局调整中被撤掉,也就不可能得到新的经费投入,获得新生。”杨瑞清坦言,行知基地为行知小学的孩子争取到了现代化、国际化的办学条件。但更大的意义在于,行知基地为乡村孩子的成长打开了一扇窗、一扇门。而随着基地的长足发展,杨瑞清的想法也越来越“高上大”了,他希望能与志同道合者“共办行知教育,共建世界学校,共育地球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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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让乡村孩子接受好的教育?空有一腔热情显然不够。初来五里小学时,杨瑞清曾对学情做过深入分析:全村9个学段357个学生,小学阶段平均留级1.27年,孩子们普遍缺乏自信心,间接导致农村家庭负担增加。
怎么办?杨瑞清决定从陶行知身上找答案。
1981年,杨瑞清开设了行知实验班,提出了“学会赏识、扬长避短、促进迁移”的赏识教育理念,“想让孩子在哪个方面发展,就在哪里寻找闪光点”,教育要让孩子在“我是好孩子”的心态中觉醒。杨瑞清认为,留级会让学生彻底丧失信心,于是提出了“小学不留级”制度。1985年,五里小学正式更名为行知小学,学校再也没有一个留级生,学生学业成绩稳步提升。该项教改实验后来获得了全国陶行知教育思想理论和实践成果一等奖。
受陶行知“生活即教育,学校即社会,教学做合一”思想的触动,杨瑞清将教学改革从教室延伸到了室外。乡村学校没有先进的教学设备,却有着美丽的大自然和丰富的农村生活,这些都是杨瑞清取之不尽的教育资源。他带着学生,春天在乡间认识植物,夏天到河边捉鱼抓虾,秋天爬山,冬天玩雪……原本单一的课堂教学变得生动起来,学校也成为学生最爱去的地方。
乡村学校留不住人,上世纪90年代,学校一度走入困境。越是在困难时刻,杨瑞清越能体会陶行知先生的理念,“虽然没有高端仪器,但我们的资源也很宝贵,稻田很宝贵,荷花很宝贵,方圆百里的大山就在我们脚下。”杨瑞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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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杨瑞清毕业于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院,放弃留在城市的机会,志愿到偏僻的乡村小学任教,一干就是30多年。
1983年,杨瑞清被调到共青团江浦县委担任副书记。他只在团委工作了几个月,又辞职回乡,在从政和从教之间选择了从教。
他的工作得到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信任,1985年,他所在的学校被更名为行知小学。
他在全省率先开展了小学不留级实验,取得成效,1990年获得了全国学陶成果一等奖。
他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以小学教育为中心环节,向幼儿教育和成人教育两头延伸,向产业建设、文化建设、队伍建设等多方拓展,形成了富有活力的“村级大教育”办学模式。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把这一做法向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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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杨瑞清邀请农民丁跃生来学校种荷花,如今,丁跃生种出了1000多种荷花,成了南京农业大学兼职教授,每年有两三百万元的收入,这成了行知小学孩子的另一本“活教材”。杨瑞清把孩子们看到的、学到的归纳成4个字,一是“美”,荷花竞相开放,当然美了;二是“富”,种田也能种得那么富有;三是“高”,高收入来源于高科技含量;四是“乐”,丁老师总是笑呵呵的,种荷花让他快乐,劳动致富让他快乐。杨瑞清觉得这4个字有深刻的教育价值,“有人生观、价值观在里头,有理想在里头,有美感在里头”。
2021年,江苏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团的《扎根乡村40年的行知教育实践》获特等奖;杨瑞清撰写的著作《走在行知路上》被收入“中国当代教育家丛书”正式出版;他本人也先后获得全国师德标兵、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当代教育名家等10余种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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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面临着毕业分配,杨瑞清选择了一条他人看来“不同寻常”的道路,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选择回到乡村小学,为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初为人师的杨瑞清,面对出乎意料的复杂乡村教育环境,不畏艰难,在五里小学开办了行知实验班。教学过程中,他始终秉持着陶行知的“爱满天下、手脑并用、小先生制”思想,教学面貌获得了显著的改观。正当他准备再接再厉大干一场的时候,他的人生又面临着第二次选择。1983年,他被调任团县委副书记。然而,工作了四个月后,杨瑞清重新选择了从教。杨瑞清的举动,当时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一个“傻瓜”行为。对此,他在日记中写下了陶行知的一句话:“傻瓜种瓜,种出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华,我甘愿做这样的傻瓜,铁心做一辈子乡村教师。”他这一做,就是41年,虽然后来也有过提拔和进城的机会,但慎重考虑后都放弃了。“选择走行知路,办乡村教育,我早有思想准备,我确信,普通的乡村教师也能创造崇高的生命价值。”这是杨瑞清一直坚守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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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杨瑞清创建行知基地。在这里,杨瑞清初次尝试利用乡土资源,吸引城市孩子来学习农事。采茶叶、刨花生、喂牲口,夜晚的星空和篝火……许多城市孩子来这里体验乡村生活。杨瑞清巧妙地将学农活动归为三类课程,一类是“体验农村生活”,粗茶淡饭,夜半行军,野外生存;一类是“学习农村科技”,让孩子了解种植、养殖、气象等在农村伸手就能摸到的科学技术;一类是“了解农村建设”,组织学生走村串户,了解农民种什么、养什么、如何出去打工。此后,杨瑞清又带领学校教师开发了生命安全实训课程、军训课程和奥林匹克课程等,在营地建设、校外活动、劳动实践、生态教育等方面持续发力。
“在与杨瑞清校长共事的30多年里,我是一名直接受益者。”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基地管理中心主任刘明祥告诉记者,“不能关起门来孤零零的办一所小学”,是杨校长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学校上世纪80年代开展“村校联合”,开办夜高中班,五里村扫盲班,家长学习班,在为村服务的同时为校争取发展。上世纪90年代开展“城乡联合”,在南京市和浦口区的关工委教育局等支持下,办起了为城里学生开展学农劳动实践的行知基地。2005年以后,学校又开展“国际联合”,开始将学校资源服务境外师生,至今累计接待了1.2万名境外师生来校开展中华文化体验活动。2015年,行知教育集团成立后,杨校长不断整合资源,在放大学校服务社会的同时,也最终实现了“让农民孩子也能享受到优质教育”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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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2年起,杨瑞清连续五届担任浦口区人大代表,同时担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在杨瑞清看来,乡村教师不仅承载着教书育人的职责,还肩负着推动基层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历史使命。他始终站在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角度主动参与代表履职,秉承着对教育负责的态度,潜心学习,潜心钻研,针对教育工作的痛点、焦点,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建言献策作用,为全区教育事业贡献智慧。在历年人代会上,杨瑞清累计提交了30多份关于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面的建议,每一项建议都受到了人大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获得满意答复,对推进浦口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杨瑞清提出的《关于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清理整顿无证幼儿园和无证培训机构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清理整顿无证幼儿园和无证培训机构取得显著成效,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关于做强行知教育品牌的建议》得到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实施行知工程,落实劳动和社会实践教育”的要求被列为浦口区“十四五”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十项举措之一。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区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杨瑞清又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浦口区家庭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该建议得到了区教育局、区妇联、区关工委等部门单位的大力支持,为推进全区家庭教育工作贡献了“代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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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杨瑞清和刘明祥等同事抓住机遇,争取到南京市关工委、市中小学生科技活动基金会、市教育局、县政府的支持,创立了行知基地。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行知基地已拥有床位700张以及相配套的生活、活动设施,可以一次性接待南京市一所学校一个年级活动一星期。基地开设了“学习农业科技”、“了解农村建设”、“体验农民生活”的“三农”系列课程,14年来总共接待十多万学生,使他们增长了见识,提高了能力,提升了“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南京市现有南师大附中、金陵中学、外国语学校、北京东路小学、夫子庙小学等一大批城市学校以及浦口区中小学每年定期组织学生来此开展活动。从2005年开始,这里还成为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中小学生的中华文化浸濡活动基地。2007年,行知基地接待了13700人,其中有800名境外师生,被中国关工委授予“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示范基地”。
2005年教师节,梁保华、罗志军等领导同志视察行知基地,作出把行知基地建设成江苏省重点基地的决策。经过精心筹划论证设计,由省市区政府划拨200亩土地,投入1.4亿元资金的行知基地建设工程于2007年4月正式开工。现在,4.5万平方米的建筑已经全部封顶,所有的工程将于2011年9月左右竣工。
从1995年开始,杨瑞清系统总结南京家长周弘等人的经验,探索赏识教育的育人模式,在行知小学开展了“班级赏识教育”、“家庭赏识教育”、“自我赏识教育”三个层面的实验,取得实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荣获南京市政府颁发的“十五”素质教育创新奖,中央电视台作了专题报道。他主持的课题《借鉴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赏识教育实践研究》,被审定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2001年,行知小学获得近千万元投入,开始建设现代化新校舍,周边5所村办小学陆续并入行知小学。2005年成为江苏省实验小学、江苏省文明单位。2008年学校附属幼儿园也通过了省级优质园验收。30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花,昔日落后的村办小学正在成为上千农家子弟健康成长的现代校园,上万社区农民终身学习的精神家园,众多城市学生尽情体验的乡村田园,无数有识之士热情共建的文化乐园。
为了适应乡村小学的发展需要,他自学了学校教育专业的大学课程,参加了南师大教育基础理论博士研究生课程进修,完成了中央教科所国内高级访问学者的研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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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的“五四”青年节,即将从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毕业的杨瑞清忐忑地敲开了校长室的门,递上一份决心书:学习陶行知,走陶行知之路,到最艰苦、最偏僻的乡村教书办学,让农村的孩子也能得到好的教育。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在当时属于“稀缺人才”,留在城里或分配至“好学校”是符合“潮流”的选择,但杨瑞清决心坚定,要求回乡教书。他带着一腔热情,来到江苏省江浦县偏远地区的一个村办小学——五里小学,一所当时条件非常简陋的学校。当地人有一句顺口溜:“黑屋子,土台子,一排矮房破样子,里面坐着泥孩子。” 由于教学质量不好,农民纷纷把孩子转到别的小学。
杨瑞清带着初为人师的喜悦投入到教学之中。他接手的是被称为“二年级万岁”的差班,38名学生竟然有20人留过级。杨瑞清把这个班命名为“行知实验班”。面对“差班”“差生”,杨瑞清暗下决心,一定要实践陶行知“爱满天下”的思想,不让一个孩子失学,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就算吃得千般苦,也要把孩子教出来。
开学了,一个叫徐玲的孩子还没来。当天,杨瑞清就去找家长。孩子的父亲冷淡地说:“女孩子读不读书无所谓,还是在家里放鹅吧。”家长的工作一时做不下来,杨瑞清又换了一个办法。每天放学后,他就赶到徐玲家,一边陪她放鹅,一边把当天的功课教给她。整整一个月,女孩的心情开朗了,家长愿意送孩子上学了,“这样的老师我真服了!”农民口口相传,“五里小学来了一位好老师”。第二年春天,村民自愿集资7万多元建了新校舍。学校的面貌变了,教学质量提高了,不少原来转学出去的孩子又纷纷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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