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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秋天,叶嘉莹怀着梦想进入了她的象牙塔,在辅仁大学,是叶嘉莹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然而人生总是在喜从天降时祸也不请自来,1941年9月,十七岁的叶嘉莹正沉浸在大学开学季的欢喜里,同时,也迎来了她人生当中第一个厄运——母亲的去世。
母亲的去世给叶嘉莹的人生造成了很大的打击,17岁的她,已经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已经对万事万物都有了深深的情感,她不再是懵懵懂懂的孩子,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所以母亲的离去对她来说,无疑上天给了她一颗甜枣,又打了她狠狠地一巴掌,同时也断了她一条路。为了祭奠母亲,她写下了八首哭母诗,这段痛苦的日子是诗陪她一步一步走了出来。
此后,叶嘉莹与伯父、伯母及两个幼弟一同生活,北京家中她是长姐,还要照顾两个弟弟,她一下子长大了,懂得了责任是什么,彼时沦陷区物质条件艰苦,度日很是艰难,但幸运的是,她情感并不孤寂,她还拥有贤惠慈祥的伯母,母亲去世后,伯母就担当起为两家人做饭的责任,每当叶嘉莹要帮忙时,伯母总推开她让她去专心读书。
走出母亲去世的阴影后,叶嘉莹把心思放在了学习上,因为才华卓然,容貌清丽,很快就成为了学校里的名角儿,也就是在这期间,她遇见了人生的伯乐顾随老师,1942年秋季,叶嘉莹正值大二,在唐宋诗课程上,遇到了她生命中的贵人——恩师顾随,顾随既是她的文学教父,又是她的人生导师。
两人成为师生关系后,因为共同的爱好,对诗书的追求,使得两个人成为了高山流水之情,顾随的授课方式飘逸自然,从不刻板,因为对诗词有着很深得研究,所以很多东西信手拈来,叶嘉莹成为了顾随的小迷妹,顾随也非常欣赏这个极具天赋的姑娘,所以经常一起讨论诗词,一起做文学研究,这段日子是叶嘉莹最充实最快乐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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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叶嘉莹而言,更沉重的打击在52岁那年到来。她曾对大女儿说早点生孩子,我退休了可以帮你带。这是她对自己晚年的另一种设想。
1976年3月,52岁的叶嘉莹在美国东部参加亚洲学会。她收到大女儿和女婿车祸去世的消息,立即飞往多伦多。回到温哥华后,她把自己关在家里,接连数十天闭门不出。
她在《哭女诗十首》里,写“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老瘁竟何为”,“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参加完葬礼,她回来学校工作。见到同事朋友学生,最多眼圈一红,就低头走过去了。“她的丧女之痛,似乎都用学问和诗词抚平了。”叶嘉莹的朋友刘秉松回忆。
导演组问她,这种抚平,是因为叶嘉莹不敏感吗?
“我觉得她不是不敏感,她对诗词中那些幽微的情感体会得那么透彻,怎么会是不敏感呢?恰恰是古诗词救了她。古诗词给予她生命的精华,让她的生命永远停留在那么高的层次。她的苦痛都被诗词溶解了。”在刘秉松看来,“人生最难就是把自己退到一个位置,用相同的态度去接受一切去轻而化之。”
女儿的离世几乎彻底改变了叶嘉莹的后半生,家庭已经不再是她所谓的牵绊了。
“她觉得上帝听到了她的心愿,但是她有未完成的任务,所以带走了她的女儿。”《掬水月在手》副导演沈祎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她要这样去说服自己或这样去相信自己接下来的使命,其实是以他的亲人的离去为代价的。”
诗词帮助她缓解丧失亲人的痛苦,提醒她还有诗词传承的使命。
女儿去世的第二年,她再次回国探亲。那时_结束。在火车上,她看到年轻人捧着《唐诗三百首》,高兴得不得了。在长城参观时,买到《天安门诗抄》。
“我当时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劫难,还是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她觉得“平生学的这点东西”,还可以报效祖国。
1978年,叶嘉莹给国家教委写信,申请回国教书。
1979年,叶嘉莹回南开讲学之时,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只是帮忙提行李的中文系研究生。每次往返加拿大与中国,她都自费坐经济舱,讲课也分文不取。
陈洪坦言,当年叶先生还是有些“囊中羞涩”。自己跟着叶嘉莹去水果摊,3堆橘子价格不同,叶先生一定买最便宜的。
在北大最大的阶梯教室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跑来听这位北美教授的课。她回忆叶先生讲《古诗十九首》,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看到了另外一个智慧的女性师者的美”。戴锦华说,“叶先生是我当时毫不犹豫地选择未来要做教师的重要和直接的推动力。”
叶嘉莹写竖排繁体的板书,一边说一边写,速度很快。因为经常写板书,粉笔灰使她的手指总是皴裂。她的右手拇指和食指上总贴有胶布。
一些听过她的课的朋友,常常告诫她,讲得不要太大声,要节省点精力,注意身体。但她一讲起课来,就什么都忘了。
因自小接受“声闻过情,君子之耻”的古训,叶嘉莹不喜欢过分热闹的铺排。但只要邀请方以弘扬古典诗词传统的重要性劝说,她都答应了。
“虽然我知道国内有不少才学数倍于我的学者和诗人,传承的责任也不一定落在我头上。可是我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种不能自已之情。”她给大学生讲,也给幼儿园的小朋友讲。密集的时候,隔一天一讲,每次3小时。
有的课程录像中能看到她轻微地咳嗽,但是她的语调没有降低或减慢。“如果用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我讲课,就是,‘余虽不敏,然余诚矣’。”
她的讲稿被整理出来,有学理工的学生看了一个通宵。
1990年,叶嘉莹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退休。她决定捐出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在南开大学设立“叶氏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驼庵”是顾随的号,“永言”则从她已故的大女儿和女婿名字中各摘了一个字。
前几年,她又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变卖房产收入。目前已累计捐赠3568万元。有记者来采访,叶嘉莹说,我本来也没有要他们公布。本来是我捐了就是捐了,是校友会他们说出去了。
“我本来要跟你讲学问,看样子你对于学问是没有兴趣的。”面对记者的追问,她很直接地对着镜头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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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得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于敏,出生于1926年,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为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于敏曾经为我国的核武器研究隐姓埋名长达28年,在氢弹突破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填补我国原子核理论空白
于敏生于一个天津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对新知,探究其所以然。进入北大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1951年,于敏在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长期领导核武器研究设计
1961年,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他谈话,秘密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
在氢弹研制中,于敏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并最终实现了“氢弹突破和武器化”。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速度世界第一。
为核战略部署奠定了基础
突破氢弹后,于敏带领团队乘胜又干成几件事——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技术。
于敏不仅在实际研究领域为我国的核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战略部署层面也曾奠定重要基础。他曾与邓稼先提出了“加快核试验进程”建议,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核试验时间。
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说这是集体的功劳。
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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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努力读书,是为了回来帮助家乡摆脱贫困。”12月17日,黔西南州望谟县实验高中副校长刘秀祥应邀参加了在贵州大学举行的读书活动。
活动当天,刘秀祥在贵州大学里见到了自己的学生韦天琴、杨娜娜和黄锦秀,看着他们现在在学校里认真学习、奋力拼搏的样子,刘秀祥很是欣慰。
皮肤黝黑的刘秀祥,身高不算高挺,但在他身上,记者看到了比同龄人多一份的稳重与坚韧。
2012年,刘秀祥从山东省临沂大学(原临沂师范学院)历史学专业毕业。这个曾背母求学从大山深处艰难走出的学子,选择回到了家乡望谟县任教。
或许是深知走出大山不易,也或是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刘秀祥对每一个学生都非常上心。
教学工作中,刘秀祥不只上好每一堂课,也常常奔波在控辍保学、教育帮扶的崎岖山路上。8年的从教时间里,他骑着摩托车几乎跑遍望谟县的每个
乡镇,单是摩托车就骑坏8辆,先后把40多名孩子“拉回”了课堂,并帮助他们考上大学。
今年17岁的廖段写就是被“拉”回来的一名学生。2018年,廖段写进入望谟县实验高中学习,由于父母离异,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在外务工的母亲,家中经济负担过重,加上母亲的思想落后,觉得女孩子读书没用,她只能被迫放弃学业,外出务工。
得知廖段写外出务工的消息,刘秀祥十分着急,下着大雨也立马赶到她家中,对她母亲做了思想工作。
刘秀祥没有放弃把廖段写“拉”回学校的机会,一直保持与她电话联系。“刘老师我好想回学校上学!没有文化就只能做苦工……”在电话里,刘秀祥听到廖段写这样说更是心疼。
2019年12月31日,经过刘秀祥与学校以及社会爱心人士的共同努力,廖段写的母亲终于同意她返校读书。
重新回到校园的廖段写,因坚守读书信念,被评为“2019年望谟县实验高中最美少年”,2020年被评为“望谟县新时代好少年”。“我很感谢刘老师和学校帮助我争取到读书的机会,如果不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努力,我今天也不能坐到教室里学习,我要像刘老师那样,靠自己奋发读书来改变命运。”廖段写说。
在望谟县,像廖段写一样被刘秀祥求学故事激励到的学生还有很多……
刘秀祥经常到其他学校做演讲,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鼓励学生们坚持学习。每次演讲他都分文不收,但是邀请单位必须要资助两个贫困的孩子。八年时间里,刘秀祥巡回演讲1200多场,听众累计超过百万人,用这种方式,也一对一资助贫困学生2600多人。
后来许多老师与刘秀祥交流反映,学生们的作文里多次提到了“刘秀祥”这个名字,表明要以他为榜样,他才明白身上有了更大的责任。
他告诉自己,“一定要为山里的孩子们坚守下去,用自己的经历让更多的贫困学子看到希望,点燃他们心中火苗”。
“我不知道你是谁,清晨6点的校园,但我知道你的未来。”12月11日,刘秀祥在微信朋友圈里更新了这样一句话并配了一组照片,照片里的学生正在这个寒冷冬季的清晨迎风苦读。天虽还未亮,但孩子们的前路一定很亮。
刘秀祥看到他们,就像看到当年的自己,刘秀祥告诉记者这或许就是他存在的意义,是一种“被需要”的幸福感。
8年前,刘秀祥回到望谟当教师时,望谟县全县高中1000多人参加高考,考取本科的只有70人。而在今年,望谟县本科上线人数1200多人,排名全州第三,紧随兴义、兴仁两市之后。
“现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望谟县的教育越来越好了。家长都愿意学生来读书,而且以前许多学生为了追求更好的教学资源都会选择外出求学,现在学生和家长却更愿意留在本地;一是更加方便,二也是对我们学校、我们县教育工作的极大认可,更是对我们教师工作最好的鼓励。”刘秀祥说。
2012年以来,省内多所名校曾向刘秀祥抛出年薪百万的橄榄枝,可都被他婉言拒绝,刘秀祥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教师初心”,坚守在乡村教学的第一线上。刘秀祥说:“只想在教师这个岗位上,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让每一位学生都可以有学上、上好学,用知识帮助孩子们看到更远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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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前一则“儿子不惜千里背着精神病母亲上大学”的消息引发全国的关注,很多人被这个故事感动得泪流满面,很多父母幻想自己有个这样听话懂事的孩子该多好。
这个孩子叫刘秀祥,出生于1988年,是贵州偏远山区一个普通农家的孩子。家里兄妹三人,他最小,有个哥哥和姐姐。本来一家人过着清贫又幸福的生活,可惜天有不测风云,1992年,当时的刘秀祥只有四岁,父亲在干活的时候突然发病,被紧急送往医院后带着对家人的无限眷恋溘然离世。父亲的突然辞世,让一家人措手不及,母亲经受不住打击精神失常。一个原本贫寒的家庭坠入深渊,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刘秀祥家里发生变故的时候只有四岁,哥哥和姐姐也才十岁出头,生活的重担一下子落到了三个年幼的孩子身上,他们过着朝不保夕、食不果腹的日子。半大的哥哥姐姐一边学习种地,一边照顾年幼的弟弟和生病的妈妈,靠着村里好心人的帮助艰难地维持着生存。这样的苦日子过了整整七年,不堪忍受生活重压的哥哥姐姐相继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这么多年也苦了这两个孩子了,也不知道现在他们过得好不好。
哥哥姐姐走后,家里只剩下十岁出头的刘秀祥和生病的母亲相依为命,这一年刘秀祥正在读小学三年级,和当初的法子英一样面临命运的抉择。但是刘秀祥挺住了,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孩子挑起了家里的重担,承受了连三四十岁的成年人都很难面对的艰辛。
每天早上天还不亮,刘秀祥就去砍柴种菜,然后走两个小时的路程去上学,放学后回家干农活做饭照顾母亲。生活的重担没有压垮这个坚强的孩子,他凭着顽强的毅力考上重点中学,但是高额的学费却让他望而却步,还又生活无法自理的母亲该怎么办呢?这时刘秀祥做了一个大胆又明智的决定,放弃重点中学去免费的民办中学读书,带着母亲一起去县城上学。为了解决住宿的问题,刘秀祥在学校附近的山坡上搭建了一个简陋的窝棚,这个漏风漏雨的房子成了他和母亲的新家。白天,他在学校刻苦读书,晚上,他去拾破烂换钱,然后去菜市场捡剩菜做饭,常常十天半月碗里看不见一点油花。初中和高中的这段时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刘秀祥长得又干又瘦,体重只有80斤,但是为了自己和母亲心中的梦想,他依然咬牙坚持了下来。
2008年的时候,他拿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兴奋地围着山坡跑了好几圈,为了赚取大学的学费,他又背着母亲前往山东打工。毕业那年,刘秀祥拒绝了多个单位提供的offer,面对一片大好的未来和丰厚的薪资待遇,他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心,回到家乡做一名乡村教师,他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大山里的孩子努力读书,用知识改变命运。
生如蝼蚁,当有鸿鹄之志;命如纸薄,应有不屈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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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祥回到了家乡贵州省望谟县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他言传身教,以真诚善良的心灵,刚毅顽强的品格获得了学生们拥护和爱戴。“祥哥来了,赶快奋斗!”这句话,表达孩子们对他的肯定和信任。
在教坛默默耕耘的7年里,一组组的数字串起了刘秀祥的累累的工作硕果:
刘秀祥担任了5个教学班的工作和3个班的班主任,并且兼顾学校的德育、团委、教研组和年级部的工作。刘秀祥骑着摩托车几乎跑遍了望谟县的各个乡镇到学生家中家访,摩托车骑坏了8辆,先后把40多个孩子从打工工地拉回了校园。
教学之余,刘秀祥积极开展公益活动,全国巡回励志演讲1000多场,听众上百万人,牵线企业和爱心人士一对一资助贫困学生1700多人。刘秀祥曾经在一个差生班担任班主任,毕业时全班47名学生全部都考上了大学。
刘秀祥说:“在我教书的过程中,我一直都告诉自己,一个都不能放弃,一直都不能放弃,要让大家相信奋斗的力量。”经过刘秀祥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多年来辛勤的劳动,终于使全县的教育工作全面改观,教育水平直线上升,高考上线率翻倍提高。在望谟县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有这样一段话:
“望谟教育成效显著。把教育扶贫作为提高脱贫质量、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斩断穷根的根本举措……高考成绩连续三年创历史新高,本科录取人数从2015年以前的全州挂末提高到2018年的全州第四位。
2019年本科上线学生达946人,上线率增加值在全州排第3位,上线人数实现逐年大幅增长,较2014年增长了477%。”
望谟县的教育工作得以蓬勃发展,可知道这个成绩的背后凝聚了刘秀祥等教育工作者多少辛劳的汗水和呕心沥血的付出啊!
刘秀祥2018年被任命为望谟县实验高级中学副校长,同年被评为“中国好教师”,得到了社会对他工作成绩的肯定和赞扬。
如今的刘秀祥也成立了美满的家庭,他的贤内助帮他一起照顾母亲,不但使母亲过上了更加幸福的晚年生活,也替刘秀祥分担了后顾之忧,使他能够拿出更多的精力从事教育事业,服务社会,回报大众!
提到过去的艰难生活时,刘秀祥感到历历在目。当年在面对困境时,刘秀祥选择了坚强面对和勇敢付出,他开玩笑地称自己为打不死的“小强”,经过了种种磨砺终于苦尽甘来,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他说:
“如果没有和母亲相依为命的生活,我可能没有那么坚强,没那么勇敢,有了她我才有了活下去的目标,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需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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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刘秀祥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各种帮助也随之而来。临沂大学为他和母亲提供了临时住处,并给他安排了勤工助学岗位。
入学后,不少热心人士和企业都曾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但都被他拒绝了。刘秀祥说,他害怕别人是因为可怜他而提供帮助,“我觉得人活着不应该让他人觉得可怜,而是让人觉得可亲和可敬”。
虽然拒绝他人帮助,但刘秀祥却积极帮助他人。
大学期间,他课余时间外出做兼职,并将部分收入寄回贵州,用以支持初中拾荒时认识的三个弟弟妹妹上学。“我每个月给他们每个人寄300元的生活费。”刘秀祥说,两个弟弟妹妹后来考上了大学,现在有着不错的工作。
2012年,刘秀祥即将大学毕业,最初他并不打算回贵州工作,而是计划在外省找一份好工作,然后将工资寄回去,帮助老家那些像曾经的他一样需要帮助的人。
刘秀祥收到了不少企业的橄榄枝,但从家乡打来的一通电话,让他改变了想法。
电话是初中拾荒时认识的一个妹妹打来的,她告诉刘秀祥,自己不想读书,准备结婚了。
通话很短,却改变了刘秀祥的想法。
刘秀祥说,听到妹妹的决定后,他很震惊、心酸,觉得自己必须回去。
就这样,离开望谟八年后,刘秀祥又带着母亲回到家乡,成为打易中学的一名历史老师,不久后被调入望谟县民族中学任教。2018年8月,望谟县高级实验中学成立,他被任命为副校长。
曾经拼尽全力守护梦想的刘秀祥,成了别人的“守梦人”。
刘秀祥说,现在学生最大的问题是迷惘,不明白为什么要读书。他想通过自身经历,告诉那些处于迷惘中的孩子:人生必须有梦想。“如果我没有梦想的话,可能早就放弃了。”
为此,除了常规教学和处理行政事务,刘秀祥还会应邀到各个地方演讲。目前,他已经演讲超过1000场,足迹遍布贵州各市(州),今年8月份还应邀去了浙江宁波。
近年来,刘秀祥先后被授予“中国好教师”“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最美教师”等荣誉称号,也曾有机会去到更好的平台发展,但他都婉拒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出去可能对我自己会更好,但我更愿意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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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一个电话改变了黄旭华的一生。
“电话里只说去北京出差,其他什么也没说。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就去了。”黄旭华说,他从上海到了北京才知道,国家要搞核潜艇。
这是黄旭华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的一生与核潜艇结缘。
在此4年前,美国建造的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首次试航。一年前,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核潜艇刚一问世,即被视为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杀手锏”。
时不我待。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元帅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
这份绝密报告,拉开了中国研制核潜艇的序幕。
然而,当时的中国要造核潜艇,谈何容易!
1959年秋,赫鲁晓夫访华。中国领导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潜艇,但赫鲁晓夫认为,核潜艇技术复杂,中国搞不了。
对此,毛泽东誓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主席这句话,体现了中国人自己造核潜艇的决心。”黄旭华说,这种激励难以言表。
然而,当时连核潜艇长什么样儿也不知道。“没办法,只能‘骑驴找马’,搜罗核潜艇相关信息,拼凑出核潜艇的轮廓。”
黄旭华说,他们只得带着“三面镜子”找有用信息:用“放大镜”搜索相关资料,用“显微镜”审视相关内容,用“照妖镜”分辨真假虚实。
就这样,中国核潜艇事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在一波三折中发展。
1962年底,核潜艇研制工程因故“下马”。不过,黄旭华并未离开,继续核潜艇研究。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原子弹上天,带来核潜艇下海的希望。5个月后,核潜艇研制工作全面启动。
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在葫芦岛成立,黄旭华开始了“荒岛求索”的人生。
与黄旭华共事多年的施祖培说,没有现成的图纸和模型,就一边设计、一边施工,晚上准备两个馒头,加班加点地干。当时有个土口号,叫“头拱地、脚朝天,也要把核潜艇搞出来”。
时任核潜艇总体性能设计师陈源说,荒岛维艰,但大家劲头不减。所有人心里都装着使命,尽快研制出中国的核潜艇。
没有计算机计算核心数据,就用算盘和计算尺。为了控制核潜艇的总重和稳性,就用磅秤来称。
黄旭华和同事们用最“土”的办法解决了尖端的技术问题,同时用创新的思维解决关键问题。
核潜艇的形状是采用常规线型还是水滴线型,一度困扰着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美国发展核潜艇分三步走,先是采用适合水面航行为主的常规线型,同时建造一艘常规动力水滴线型潜艇,摸索水滴型体的流体性能,在此基础上研制出先进的水滴型核潜艇。
依据大量试验和科学论证,黄旭华提出,“三步并作一步走”,研制中国的水滴型核潜艇。
“一个侦察兵已把最佳路线侦察出来,再去就没必要重走他侦察时的路线了。”黄旭华说。
参与核潜艇研制工作的核动力专家张德峰说,当时,核潜艇工程“三驾马车”——堆(艇用核反应堆)、艇(核潜艇总体)、弹(潜射弹道导弹),相互合作、互相配合,去攻克一个个难关。
功夫不负有心人。
黄旭华和同事们先后突破了核潜艇中最为关键和重大的核动力装置、水滴线型艇体、艇体结构、人工大气环境、水下通讯、惯性导航系统、发射装置7项技术,也就是“七朵金花”。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顺利下水。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
这是世界核潜艇史上罕见的速度:上马三年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四年后正式入列。
1981年4月,我国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成功下水。两年四个月后,交付海军训练使用,加入海军战斗序列。
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深海,潜伏着中国核潜艇,也深藏着“核潜艇人”的功与名。
“为了工作上的保密,我整整30年没有回家。离家研制核潜艇时,我刚三十出头,等回家见到亲人时,已是六十多岁的白发老人了。”黄旭华说。
苦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黄旭华埋头苦干的人生,正是中国核潜艇人不懈奋斗的缩影,他们是骑鲸蹈海的“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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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8日,有一位校长因为拒绝已毕业的女学生捐款,还粗暴地怒斥学生“滚”上了热搜,这位其貌不扬的女校长因此进入了我的视野,可当我在考古她的事迹时,禁不住泪流满面,感慨颇深。
她就是云南华坪女中校长张桂梅,她扎根边疆,创立了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帮助了1804名贫困女孩圆梦大学,创造了深山里的“教育奇迹”,幼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夫,生活千百次虐她,她的世界几度陷入黑暗,但是她却活成一道光,照亮了别人前行的路。
生活以痛吻她,她却报之以歌,他乡的生活提纯着张校长温暖的善良,人生的困难也从未撼动她执着的坚强;虽然没有自己的子女,却被上千名孩子叫做“妈妈”,日子清苦,内心却充满阳光。张校长深深懂得女孩在社会中承担的责任,挽救一个女孩挽救三代人,她像一颗火种,照亮了山区女孩的人生;她像一把利剑,斩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有记者曾经问她:“张校长,为办这所女高,你付出了什么?”她说:“我付出了我的整个生命。”张校长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山里女孩的命运,令人欣慰的是女高的大部分毕业生,走出大山后,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积极回报社会,得到爱,回报爱,让贫困的山区进行着爱的薪火传承。
张桂梅校长被各种疾病缠绕,但是从未停下她坚定地步伐,今天已经63岁的她,依然每天五点起床,拿着小喇叭,喊:姑娘们,起床啦!这是一个党员的坚定信念,这是一位校长的无私奉献,这也是一个女人的凤凰涅槃。一心只想着她的学校,她的姑娘,没有一点私心杂念,用近乎苛刻的方式要求着学生,甚至想提前预支丧葬费用到学校建设上,这是一种怎样的崇高精神?值得我们每位为人师者深思。我们有没有拼尽全力做好工作?有没有摒除私心一心为了学生的发展?有没有抛去功利主义默默奉献?
张桂梅校长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但却像牡丹那样热烈开放,用自己的行动温暖这个世界,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改变尽可能多的大山女孩的命运,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尽自己所能,做好教育工作,为了祖国的明天,时代需要更多的“张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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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让大家感动,官兵们的心灵也同样受到震撼和洗礼,感动和泪水之后便是平静与思索。虽然我们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普通一员,也许做不出让国人感动的事情,但我们可以做到让周围的战友、亲人感动。我们可以帮生病的战友打份病号饭,可以在训练中帮助落后的战友一把,可以在休息的时候帮助驻地周边的老乡干一些农活......我们活着除了为自己,更是为了自己的小家乃至中国这个大家。
感动中国,情系人间温暖。感动的背后,他们也留给了我们无限多的生活启示。一家四口,义渡百年的万家人、分毫积攒,千万捐赠的老人马旭;勇斗歹徒的退伍军人吕保民......这十位2018感动中国人物就是我们的楷模,我们在向他们学习的同时更要化感动为力量带领身边的战友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一件小事做起,甘于奉献,乐守祖国南疆,做一名称职合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雷神”杜富国用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一名作为军人应有的初心和立志当高远的先进做法,他也身体力行努力实践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优秀作风。在遇到危险时那句“你退后,让我来”承载了多少的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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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明,男,汉族,籍贯黑龙江依安,中共党员,硕士学位。1966年9月出生,1985年6月入伍,199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少将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师某团中队长,安全飞行1050小时,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1998年1月入选为我国首批航天员。2005年6月,入选神舟六号飞行任务备份乘组。2008年9月,执行神舟七号飞行任务,同年11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航天功勋奖章”。2019年12月入选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乘组。
据央视新闻消息,17日12时43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此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
返回舱成功着陆后,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第一时间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
随后,汤洪波、聂海胜、刘伯明安全顺利出舱,身体状态良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航天员刘伯明55岁的生日。他说:“这个生日,我终生难忘。以后,我们会飞得更远、更久,会将外太空更美的风景带给亿万华夏儿女!”
前天,中国空间站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即神舟十二号,在太空中遨游了92天后,成功降落在东风着陆场。
在太空“出差”的英雄航天员们,终于回家了。
航天员刘伯明今年55岁,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曾经参加过神舟七号载人飞行任务,而对于很多南方人来说,齐齐哈尔这是一座“查无此人”的城市。
9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这是航天员聂海胜(中)、刘伯明(右)、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新华社发
其实并不是,这是一座很厉害的城市,神舟七号第一位出舱活动的中国人翟志刚,东京奥运会第34金王曼昱,演员沈腾、张翰,歌手吴莫愁等也来自齐齐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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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让诗词文化真正化入生活中,用各种形式去承载它,比如音乐、绘画、舞蹈、影像等。作为叶嘉莹唯一授权的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辗转10个地区,采访43位受访者,历时近两年才完成拍摄制作。主创团队采访了叶嘉莹本人和她的学生白先勇、席慕蓉、汉学家宇文所安等名家,但也许还不够广泛,它应该给学界带来一种思考:纪录片能否成为承载和传播古典诗词的一个好的形式?
纪录片、电影、电视剧作为大众文艺形式,应该成为古诗词非常好的传播载体。比如电影《妖猫传》里,就演绎了白居易的名作《长恨歌》;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也唱了李白的多首诗作;电视剧《清平乐》中,则穿插了一些宋词……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的是处处有诗,处处能读到诗,思考、创新更多丰富的形式去传播诗歌之美,这也是叶先生一生努力所愿。
在《掬水月在手》中,我们看到一个弱小的文人如何在大时代的动荡中坚持个人信仰。从老北平大宅中走出的96岁高龄的叶嘉莹,她的个人纪录片的意义,更在于保存和记录一位传统中国文人的活化石。她的人生经历或见于杜甫,或见于李商隐,或见于朱彝尊,只不过叶嘉莹比他们经历了更大的时代变革,她走得更远,也思得更深。
叶嘉莹在读着自己写过的诗句时,想起当时是如何创作的,也许就是开着车,或是去医院看牙医,就有几句突然从头脑里冒出来。她保存了旧体诗,也保存了旧体诗的赋比兴方式,保存了兴观群怨的诗歌生态。我们常说要培育文化生态、艺术生态,而诗的生态是藏于心灵之中的,读懂叶嘉莹的一生,也许能帮助当下的年轻人找到和那些传统文人,以及他们背后诗词文化相勾连的钥匙,找到让诗词文化在当下真正复活的方式。
用纪录片的形式去表现一场文化讲座同样值得探讨。叶嘉莹最宝贵的是她的学问,许多对之感兴趣的学子无缘现场听其传述,但可以将那些讲座拍成纪录片的形式,配上恰当的画面和音乐,穿插戏剧化的场景演绎,去传递背后的学术理念。这些都是纪录片形式可以去探索及应用的方向。也许很难就一部电影去谈教育意义,它更像是一扇门,或是指了一条路,激发你走下去的兴趣,告诉你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但需要你自己去追寻探索,达成背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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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时刻,一句‘你退后,让我来’的挺身而出,展现着军人的责任和担当!演绎着新一代‘四有’革命军人的品质,铁骨铮铮,以血肉之躯挡住危险,我们同时也作为滚雷英雄的一员,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使得我们练就过硬本领,随时为人民,为祖国牺牲一切,牢记军人的使命永葆军人铁血担当和英雄本色”深刻的感悟,时刻激励着官兵们向“雷神”同志看齐。
观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雷神”,你是好样儿的!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你虽然失去了双眼和双手,但请让我们来做你的眼睛和拐杖,让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守纪,恪己奉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再一次看到扫雷英雄杜富国时,我的内心深处深深的被触动,在平凡之中看出英雄的可贵,一个国家的强盛需要英雄的挺身而出,双目失明不能阻挡你为国奉献的热情,失去双手你还能勇当排头兵!让我们为这个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献上一个军礼,英雄的事迹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强军路上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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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有看过抗美援朝的影片当我看到朝鲜人民遭受美国飞机扫射的时候,尤其是当我看到一个朝鲜小孩因为失去了亲人,在破瓦堆上哭泣的时候,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志愿军从火中救出了朝鲜小孩,并立刻用棉衣替他盖上,这是多么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志愿军不怕一切困难,在朝鲜爬山、渡河、挖工事、运输、追歼敌人、俘掳敌人和战胜敌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保卫了我国的安全,巩固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70年过去了,中国人民没有忘记气壮山河的志愿军英雄;没有忘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明决策;更没有忘记积极支援志愿军作战的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和平来之不易,和平必须捍卫!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值得我们一代代人去继承与发扬,而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安全独立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而我们青少年更应该大学生应当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应当热心于改革和开放,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努力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献身;应当自觉地遵守宪法、法律,严格遵守校纪校规,增强法制观念,有良好的品德;应当勤奋学习,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立志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合格人才,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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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组织分配,接受国家挑选。对此,钱七虎觉得光荣,近70年前哈军工录取通知书上的话他还记着:“录取通知书上讲‘这是你的光荣,也是学校的光荣。’我感到很光荣,因为组织信任我。我服从分配,而且愉快地服从分配。”
钱七虎被哈军工录取后,志愿上报了空军系、海军系、工程兵系三个系,空军是他的首选,“因为空军海军当时来看很漂亮,大盖帽。”可是钱七虎没有“如愿”,因为,“报工程兵系的人少,大家都不愿意报,我报了就录取了。”没能被第一志愿录取的钱七虎并没有觉得有任何遗憾,当时我国空中、地面的武器装备,要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一旦受到攻击,没有坚固的防护,就会遭到巨大的损失,国家急需防护工程专业的人才,钱七虎愿意急国之所需。不仅如此,他作为班长,还积极做其他同学的工作,动员他们选择防护工程。
在哈尔滨学习六年,他只回过一次家,所学课程门门优秀。1960年毕业时,他是全年级唯一的全优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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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上机械臂,面向茫茫宇宙,目之所及是璀璨银河,环绕身边的是光焰夺目的“天宫”。
这曾是刘伯明脑海中的画面,现在,梦想即将照进现实。6月17日,他搭乘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第二次进入太空,成为天和核心舱的首批“入住人员”。
按照计划,飞船将与天和核心舱对接,航天员预计将在天和驻留3个月,开展舱外维修维护、设备更换、科学应用载荷等一系列操作。
对刘伯明来说,出舱并不陌生。2008年9月,执行神舟七号飞行任务时,他与翟志刚和景海鹏配合,共同完成我国首次太空出舱行走。当时,刘伯明和同伴在打不开舱门、轨道舱火灾警报的“惊心动魄”后,最终让五星红旗在宇宙中飘扬。
这次飞行任务更加复杂,航天员需要多次出舱,出舱时间也将大幅增加。“无论困难多大,风险多高,任务多重,我坚信有地面专业人员的支持,有我们乘组三位‘帅哥’的默契配合,我们将满怀信心迎接一切挑战。” 刘伯明这样说。
1966年9月,刘伯明出生在黑龙江省依安县红星乡东升村的一户普通农家。6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的他,和其他孩子没有太多不同。
在父亲刘志生看来,刘伯明最大的特点就是调皮,爱拆东西。他曾向媒体讲起刘伯明小时候的趣事:当时家里并不富裕,最值钱的东西就是收音机。有一次,刘志生发现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刘伯明把收音机拆成了零件,气还没消,就看到儿子快速把收音机重新组装,而且还能正常收听。
刘伯明成为航天员后,他的父亲再讲起他小时候的调皮经历时,总是会透出骄傲,因为儿子的聪明让他一路走出农村,进入飞行员大队、航天员大队,让他在家人难以想象的光荣事业中发着光。
1983年,刘伯明考入依安一中读高中。当时,家里要同时负担5个孩子读书,这给一个农村家庭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给家里省点钱,刘伯明没有住校,而是选择了跑校(走读)。
骑着家里低价买来的二手破旧自行车,刘伯明开始了每天近20公里的跑校生活。从刘伯明家到学校,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晴天颠簸不断、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溅得满身是泥水,冬天道路结冰,骑行难上加难。在刘志生的印象中,“披星戴月”是儿子跑校期间的常态,天不亮就要出门,天黑了才能到家。
依安的冬天寒冷而漫长。刘伯明高三时的班主任张福林,二十多年后仍然记得,刘伯明骑到学校时经常脸上、脖子上、身上挂满白霜,被同学们戏称为“小雪人”。“他是我所教过的学生中最肯吃苦的孩子。”在张福林看来,辛苦的跑校生活也让刘伯明的身体更加结实,意志更加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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