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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时,少年时的匡衡,非常勤奋好学。
由于家里很穷,所以他白天必须干许多活,挣钱糊口。只有晚上,他才能坐下来安心读书。不过,他又买不起蜡烛,天一黑,就无法看书了。匡衡心痛这浪费的时间,内心非常痛苦。
他的邻居家里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起勇气,对邻居说:“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匡衡听后非常气愤,不过他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书读好。
匡衡回到家中,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邻居家的烛光就从这洞中透过来了。他借着这微弱的光线,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渐渐地把家中的书全都读完了。
匡衡读完这些书,深感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想继续看多一些书的愿望更加迫切了。
附近有个大户人家,有很多藏书。一天,匡衡卷着铺盖出现在大户人家门前。他对主人说:“请您收留我,我给您家里白干活不报酬。只是让我阅读您家的全部书籍就可以了。”主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借书的要求。
匡衡就是这样勤奋学习的,后来他做了汉元帝的丞相,成为西汉时期有名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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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过书家有书家的个性,在某种情况下,会拒绝写字。苏东坡遇到下列五种情况,也绝不提笔赠书,这也就是“五不写”。
限定字体大小的不写:东坡认为求书的人,居然限定字的大小,可见他的用意根本不在乎笔法的工拙,大概怕字体太大浪费纸张吧!既然担心浪费纸张,又何必多此一举,浪费笔墨呢?
不认识,未曾谋面的人不写:东坡曾经回答刘元忠一封信,说道:“白云居士是不是你的号称?或者是你替他代求的?不管怎么说,我既然不认识他,就不便随便落款赠送,如果真是你的名号,我却不喜欢你轻易使用这个我不知道的别号。”结果自然没有写啦!这大概是怕别人别有居心,或诚意不够,不知珍惜。东坡是自负的,假如字落在一个下里巴人手中,岂不是对牛弹琴,他如何舍得?
绫绢不写:东坡认为绫绢该用来做衣服,不该用来写字。如果用绫绢写字,上帝都要禁止的。
想藉他的字画,扬名后世的不写:当时有些文人想把文章透过他的笔法,以求彰显于后代,东坡非常生气,他认为这种方式未免太卑鄙无耻了,世人不凭正当手段求得门径,却只会钻营、巴结,这种邪风杜绝还来不及,怎么能再助长呢?
文无深意,无法下笔
不写:如果所写的没有内容,欠缺深意,必然格调浅陋,当然写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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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1936年出生于江苏南京,在呼吸道传染病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领域,拥有着极高的造诣,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不论是在2003年爆发的“非典”疫情中,还是爆发于2019年的“新冠”疫情中,钟南山都冲在第一线,为抗击并有效控制疫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20年,钟南山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并在《2020中国品牌人物500强》中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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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大仲马的一位好友前来拜访他,见他正独自坐在书桌前,双手抚摸着稿纸,低声抽泣着。朋友就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等,可等了好长一段时间,还不见他的情绪有所好转,就决定去劝劝自己的朋友。他拍了拍大仲马的肩膀,关心地问:“亲爱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令你如此伤心?”
大仲马回头一看,见是好友来了,便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原来,大仲马正在创作《三个火枪手》,最后由于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其中的一个火枪手非死不可。可大仲马非常喜欢这个人物,想试图改变这个人物的命运,然而却无法做到。他一想到自己喜欢的英雄任务将被自己的笔杀死,而自己对此又无能为力时,就不由得伤心至极,流下了眼泪。
他的朋友听了他的诉说后,笑着对大仲马说:“我的朋友,你可知道我已来了多久了……”
这时大仲马的一位仆人刚好从门口经过,听了这话也笑了,说道:“先生,您不过来了45分钟,而主人却已经哭了好几个小时啦!”
小仲马是大仲马的儿子,大仲马是当时很着名的作家,在文学领域声望很高。小仲马也喜欢文学,但他频频投稿都没有被采纳、都没有成功过,大仲马得知这一情况,就建议小仲马每次投稿的时候都注明“我是大仲马的儿子”,但小仲马拒绝了,他想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后来,他终于创作出了世界闻名的《茶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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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因为有了梦想,而拥有了生机;水因为有了梦想,而拥有了活力;我们因为有了梦想,就有了攀登的目标。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画家,可是我很担心梦想不会成功。那是因为,画画又苦又累,遇到困难,我最先想到的就是放弃,不免也就没有了信心。可读了《不可不知的世界名人故事》故事后,我便重拾信心,向着梦想迈出了第一步。
拿破仑想当将军,可他面黄肌瘦,连二等兵都不能胜任,当将军便成了天方夜谭。可他并不放弃,他这样说:“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为此他不断努力,自强不息,最后,成功当了将军。他永不放弃的精神成就了他。
我想到了教科书中曾学到过的布鲁斯王子,为抵抗外国的侵略,屡败屡战,最终胜利。这正说明了“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我一直坚信,有梦就要坚持去努力,持之以恒就会成功。
我喜欢画画,已经坚持画了三年,每次我都会早早地来到老师家上课。老师会教我们许多画画的技巧,我总是一笔一画认真地学着。记得有一次,老师让我们画在听音乐的大白鹅。我们照着老师的临摹。我觉的画得很像,再和老师的一比,差远啦!怎么办?只能重画了。于是我拿起画笔,先打好轮廓,然后再细心勾线。就在这时已经有同学画好了,我有些焦躁不安,不是勾弯了就是勾错了。这时,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一边教我画,一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画画需要细致和耐心,别气馁,你也能画出栩栩如生的大白鹅。”老师的话给了我坚持的动力。终于,一幅惟妙惟肖的画出炉了。为了早日达到老师的要求,我坚持每天练习,画纸用去了一袋又一袋,笔用去了一支又一支,我现在仍坚持在画。
读了《不可不知的世界名人故事》这本书,我受益匪浅,为梦想努力,最终到达梦想巅峰的拿破仑,成为了我的偶像。相信坚持不懈,梦想一定会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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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这就是我对鲁迅先生的第一印象。他“俯首甘为孺子牛”日夜为改变民族的命运而忙碌着。身体瘦弱的他却是文学上的巨人。鲁迅先生幽默,且不乏亲切。他憎恨黑暗如魔鬼,而且处处为他人着想,淡化自己。在我看来,他是平凡而伟大的人!
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终年才55岁,却写出了无数经久不衰的书:《阿Q正传》、《狂人日记》、《彷徨》、《坟》等作品广为流传。但被世人所敬仰的鲁迅先生却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鲁迅先生的房间必定是最“热闹”的时候,他正演奏着“文字交响曲”希望这一首首动听的曲子能唤醒麻木不仁的中国人。
鲁迅先生在日本学医时,意识到中国人“中国人的病不在身体上,而是在心理上。”于是他决定拿起笔,通过自己的文章来呼吁所有的中国人,所以有的人说:“鲁迅先生的笔是同黑暗作斗争最厉害的武器。”
人们把鲁迅先生誉为“民族魂”,原因是鲁迅先生或者是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他给人民当牛做马,却毫不骄傲,更不曾骑在人民的头上高呼:“啊!我多么的伟大!”所以,群众们把他举得很高,很高。鲁迅先生从不突出自己的地位,卖弄自己的知识。他只是默默地接受人们给他的荣誉和赞赏。
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文章永远是中国历最璀璨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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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门立雪”这个成语家喻户晓。它出自宋代著名理学家将乐县人杨时求学的故事。
杨时从小就聪明伶俐,四岁入村学习,七岁就能写诗,八岁就能作赋,人称神童。他十五岁时攻读经史,熙宁九年登进士榜。他一生立志著书立说,曾在许多地方讲学,倍受欢迎。居家时,长期在含云寺和龟山书院,潜心攻读,写作教学。
有一年,杨时赴浏阳县令途中,不辞劳苦,绕道洛阳,拜师程颐,以求学问上进一步深造。有一天,杨时与他的学友游酢,因对某问题有不同看法,为了求得一个正确答案,他俩一起去老师家请教。
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浓云密布。他们行至半途,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冷飕飕的寒风肆无忌惮地灌进他们的领口。他们把衣服裹得紧紧的,匆匆赶路。来到程颐家时,适逢先生坐在炉旁打坐养神。杨时二人不敢惊动打扰老师,就恭恭敬敬侍立在门外,等候先生醒来。
这时,远山如玉簇,树林如银妆,房屋也被上了洁白的素装。杨时的一只脚冻僵了,冷得发抖,但依然恭敬侍立。过了良久,程颐一觉醒来,从窗口发现侍立在风雪中的杨时,只见他通身披雪,脚下的积雪已一尺多厚了,赶忙起身迎他俩进屋。
后来,杨时学得程门立雪的真谛,东南学者推杨时为“程学正宗”,世称“龟山先生”。此后,“程门立雪”的故事就成为尊师重道的千古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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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省隆化县北郊,长眠着模范共产党员、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英灵。在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碑上铭刻着朱德总司令的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
董存瑞,1929年生,河北省怀来县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当过儿童团团长,13岁时,曾机智地掩护区委书记躲过侵华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1945年7月参加八路军。后任某部六班班长。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军事技术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在一次战斗中只身俘敌10余人。先后立大功3次、小功4次,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他所领导的班获“董存瑞练兵模范班”称号。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毅然决然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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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大音乐家舒伯特和贝多芬是忘年之交,舒伯特几乎比贝多芬小三十岁。在贝多芬蜚声欧洲、誉满全球之时,舒伯特还默默无闻,鲜为世人所知。起初,舒伯特并不想高攀贝多芬,在别人的鼓励和督促下,他才抱着求教的愿望,挟着自己的六十首曲子前去拜访贝多芬。不巧,贝多芬外出了。
贝多芬回来后,看到了舒伯特留下的作品,不禁拍案惊呼:"这里有神圣的闪光!"并渴望见到这位才气不凡的青年。当舒伯特到来的时候,贝多芬拉着他的手说:"我的灵魂是属于你的!"
贝多芬这个知音给了舒伯特巨大的力量,贝多芬不仅从精神上,而且从艺术上都在舒伯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而舒伯特热情的为人、新颖的见解在某些方面又支持了贝多芬的艺术生命。不幸,贝多芬很快离开了人世,第二年,舒伯特也患了重病,临终前,他告诉友人,把他葬在维灵公墓贝多芬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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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少云,1952年10月,所在部队担负攻击金化以西“联合国军”前哨阵地391高地。为了缩短进攻距离,便于突然发起攻击,11日夜,部队组织500余人在敌阵地前沿的草丛中潜伏。12日12时左右,美军盲目发射燃烧弹,其中一发落在他潜伏点附近,草丛立即燃烧起来,火势迅速蔓延到他身上。在邱少云身后就是一条水沟,当时只要他后退几步,就势一翻,就可以在泥水里将火苗扑灭。但为了不暴露目标,确保全体潜伏人员的安全和攻击任务的完成,他放弃自救,咬紧牙关,任凭烈火烧焦头发和皮肉,坚持30多分钟,直至壮烈牺牲。实践了他在入党申请书中所写:“为了世界革命,为了战斗的胜利,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的钢铁誓言。
战后,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追授“模范青年团员”称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他“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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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钦州,有一位人人皆知的“孝女”,名字叫韩瑜。韩瑜中等个头,身材矮小,却为自己的父亲捐出了左肾,被评为“全国十大敬老之一”。
1997年,韩瑜的父亲因带病工作,导致病情恶化,后来被确认患了尿毒症。每个星期都要作血化治疗,每月将近要花费5000元,给家庭生活带来了困难。学习优异的韩瑜放弃了报考高中、大学的机会,报考了中专,把每天的生活费控制在3元钱以内。尽管这样,还是不够父亲的治疗费。
几年后,韩瑜的两个哥哥从电视上得知尿毒症可以换肾,便欣喜若狂的跑去医院查看是否与父亲的肾匹配,但是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韩瑜得知后,就偷偷跑去医院做检查,自己的肾与父亲的匹配!韩瑜奋不顾身要把肾捐给父亲。一听到这个消息,全家人都来阻止韩瑜,父亲更是宁愿一死也不愿让女儿捐肾给自己。然而,韩瑜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肾捐给父亲,救活父亲。她还说,如果父亲不在人世,那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身体瘦小的韩瑜决心一刻也没有动摇,每天她就在病床前,苦苦地哀求父亲。7天以后,父亲终于被她的真诚感动了,含泪同意了韩瑜的请求。2003年,父女俩在桂林市解放军医院成功换了肾。
这就是我家乡的“孝女”韩瑜,是啊,古有木兰替父从军,今有韩瑜捐肾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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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难,43岁的晋文公开始过着流亡的生活,可以说是颠簸流离,尝尽了苦难。这位在外辗转19年才得以回国,随即称霸中原的春秋霸主,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
前656年,重耳遭到骊姬之乱的迫害,离开了晋国都城绛,到蒲城,他父亲晋献公派勃鞮谋杀重耳,勃鞮割断了重耳的袖子,重耳爬墙侥幸逃走,开始了流亡生活。前636年(62岁)秦穆公护送重耳回晋国。重耳即位,称晋文公,即位后他在诸侯中威信很高。在外漂泊19年的晋文公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先后投奔了齐、曹、楚、秦等国,有的国君对他礼遇有嘉,有的却是冷言冷语。在曹国的时候,曹共公听说重耳的肋骨连成一片,很好奇,所以乘重耳洗澡的时候,偷看了他的-。(一个国君也居然喜欢看希奇)。前633年,宋国都城商丘被楚军包围。、前632(65岁)年初,晋文公率兵救宋,为报答楚国在他流亡国外时楚国的款待,下令军队退避三舍(九十里),在城濮(今山东濮县南)大败楚军。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成为霸主。、前628年(69岁)冬天,晋文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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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读书方法之一是重视读原着,一般不轻易使用第二手、第三手材料。1884年8月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格奥尔格?享利希?福尔马尔给恩格斯写了一封,说有一位女士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并打算研究社会科学,但不知进哪一所高等学校才。恩格斯复信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大学里每一门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被糟蹋得很厉害,关键是要自学,并掌握有效的自学方法。
恩格斯在信中说:“从真正古典的书籍学起,而不是从那些最要不得的德国经济学简述读物或这些读物的作者的讲稿学起。”“最主要的是,认真学习从重农学派到斯密和李嘉图及其他学派的古典经济学,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著作,以及马克思着作,同时要不断的努力得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说,要系统地读原着,因为“研究原着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
从其阅读过的书目来看,他虽然也读过大量的通俗小册子,报刊等,但花功夫最大,读得最多的还是那些经典原着。他认为,系统读原着是从事研究的一种正确的读书方法。这样,可以了解一个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不仅可以全面系统地掌握基本原理,而且可以掌握其发展过程,了解这一理论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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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大师梅兰芳不仅在京剧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而且还是丹青妙手。他拜名画家齐白石为师,虚心求教,总是执弟子之礼,经常为白石老人磨墨铺纸,全不因自己是个名演员而自傲。梅兰芳不仅拜名画家为师,也拜普通人为师。有一次他在演出京剧《杀惜》时,在众多喝彩叫好声中,听到有个老年观众说“不好”。梅兰芳来不及卸妆更衣就用专车把这位老人接到家中,恭恭敬敬地对老人说:“说我不好的人,是我的老师。先生说我不好,必有高见,敬请赐教,学生决心亡羊补牢。”老人指出:“阎惜姣上楼和下楼的台步,按梨园规定,应是上七下八,博士为何八上八下?”梅兰芳恍然大悟,连声称谢。以后梅兰芳经常请这位老先生观看他演戏,请他指正,称他为“老师”。
正如泰戈尔所说:“当我们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梅兰芳大师不满足于自己取得的成就,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所以别人只要有一点长处,他马上就可以看到并学习。同时,他也懂得尊重别人。谦虚和尊重使他的能力、智慧、人生的境界,在不知不觉中就提高了。自然,他也赢得了别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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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30日,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先生与世长辞。
当晚,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一片哀婉,数百名师生自发来到广场,点燃烛光、手持鲜花,举行哀悼仪式,众人潸然泪下。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道路两旁的树木间拉起了黄丝带,绵延几十米,一旁还拉出了悼念横幅——“钱校长一路走好,来世还做您的学生”。
2010年8月7日,上海龙华殡仪馆里人潮涌动,数千名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各界人士和市民在这里与这位“中国力学之父”挥泪作别。
随着这位老人的驾鹤西去,中国科学界的巨星“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都相继陨落,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绝响。
在央视2010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上,一段52字的颁奖辞概括了钱伟长跌宕起伏、艰难曲折,而又无比崇高和伟岸的人生道路。
“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意有祖国!”
寒门学子的艰难求学路
1913年10月9日,钱伟长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鸿声镇七房桥村的一个贫民家庭中。鸿声镇位于无锡县的东部,距离无锡县城大约40公里,鸿声一名源自清末富商钱鸿声。从家谱上循脉,钱伟长的先祖可以追溯到吴越国王钱镠,但此时家境已经没落。
钱伟长的祖父钱承沛是晚清秀才,以教私塾谋生,在村中颇受人们尊重,他牢记“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祖训,先后送两个儿子钱挚、钱穆去读私塾。可惜的是钱承沛在39岁的盛年,因为贫病交迫而去世。钱挚和钱穆不得不考入师范学堂,以求早些谋生贴补家用。,当时军阀混战,虽然父亲和叔父有薪水,但十分微薄,依然难以维持家计。
钱伟长的母亲王秀珍和善而勤劳。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钱伟长从小就争着帮助祖母、母亲和婶母采桑养蚕、挑花刺绣、拾田螺、捞螺蛳、捉田鸡、挑金花菜、马兰头、荠菜等田岸边上的各种野菜,还要做放鸭子,摸小鱼小虾,湖边挑灯捉蟹,泥中拾蚌等各种能贴补家用或助餐的活计。生活贫困,农村中卫生条件又很差,钱伟长的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相继夭折,他也曾患过肠胃寄生虫病、疟疾、伤寒等各种疾病,在缺医无药的条件下,钱伟长终究还是活了下来,但疾病留给他一个发育不良的瘦弱体格。
但是生活依然艰辛无比,在钱伟长5、6岁时,一场大火吞噬了老宅,全家人不能不到附近的荡口镇上租房生活,钱伟长的课业也无法持续,在六年中,他辗转了附近的五所小学,读书的全部时间加起来,仅仅只有2-3年。
虽然学业断断续续,但是钱家毕竟是世代诗书之家,祖辈和父辈都是饱学之士,四叔钱穆后来更是通过自学成为一位国学大师。在这样深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钱伟长从小就熟读《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国学著作。父亲更是让他两天写一篇作文,由他的八叔负责批改,给他打下了很好的国文基础。
1924年是钱伟长人生的转折点,祖母和母亲希望小学毕业的长子去做学徒,以后可以捧一些诸如邮局职工、铁路职工的铁饭碗,可以补贴家用。但是家学渊源深厚的父亲和叔父却不同意钱伟长就此结束学业,他们对这个孩子的未来还是寄予了厚望。
随着父亲调任无锡荣家主办的荣巷工商中学教务主任,钱伟长也获得了中学学习的机会,但是他天生不喜欢商业,却对国学情有独钟。父亲把他送到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主办的国学专修学校学习。1926年,父亲转任无锡县立初中教务主任,钱伟长又来到这所初中求学,但是不久因为学校停办而辍学。此时的家庭之间的争论又开始了。已经成为江苏省苏州中学主任教师的叔父钱穆鼓励侄子报考苏州中学。
江苏省苏州中学是一所有千年办学渊源、百年办学历史的中国江南名校。其前身可上溯至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名相范仲淹在此创建苏州府学,聘请有声望的教育家胡瑗等名师掌教。在此执教的名师有国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史学家吕思勉、文学家吴梅、语言学家吕叔湘、美术家颜文樑、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等,也包括钱伟长的叔父国学家钱穆。钱伟长的运气不错,他是以“压分”的成绩勉强进入苏州中学的,在录取榜上排名最后一名。
当时的苏州中学是苏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名校,那里不仅群英荟萃、名流云集,而且思想活跃。师生们都坚信,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拯救中国。而钱伟长也依稀看到了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
1928年,钱伟长的父亲钱挚英年早逝。在苏州中学临别时,父亲最后的叮咛一直铭记在钱伟长的心中,“苏州、无锡一带出过不少文人名士。人说这里人杰地灵,这不过是欺人之谈。其实哪一个人的成功不是辛苦攻读的结果呢?“
因为家境贫寒,当时钱伟长靠的是他四叔钱穆的接济,同时也向乡里的“钱氏义庄”中领救济。他万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因为基础差,钱伟长在理科方面非常吃力。2007年11月23日,一篇题为“钱伟长:在苏州中学求学的日子”署名文章在光明日报刊发,在文中钱伟长回忆说,“我那时很用功,但数学、物理、化学等还是由于小学、初中基础差而很困难。我最怕的是分数和小代数、平面几何等。高中要学三角、大代数和解析几何,对我都非常困难。”他在高中阶段真正拿得出手的只有国学。
数学老师严晓帆是带领钱伟长走向科学殿堂的恩师,基础薄弱的钱伟长经常在学生宿舍熄灯后来到严先生宿舍进行半夜攻读,先生孜孜不倦地鼓励和引导,学生发奋苦读,日积月累,钱伟长终于在理科中能跟上学校的大部队了。
为了科学救国,他弃文从理
1931年,钱伟长又一次站在了抉择的十字路口,虽然家境艰难,他依然希望能够继续学业,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去注视这个世界。
北京大学任教的叔父钱穆给予了他有力的支持。此时的上海滩有位实业家吴蕴初,他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发展化学工业上,是民国时期中国的“味精大王”。吴蕴初出身清寒,对没钱而想读书者的迫切心情有切身感受。1931年,吴蕴初出资5万元发起成立“清寒教育基金会”,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家教育基金会。
高中毕业的钱伟长来到上海,在一个月之中参加了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入学考试,凭借他雄厚的文科基础,以及还算过得去的理科成绩,他被五所大学录取,也十分幸运地争取到了“清寒奖学金”。他最后的选择是北上求学,进入国立清华大学深造。
录取钱伟长的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他的文科成绩独树一帜,中文和历史双科均是满分,但三门理科的成绩不佳,总分才25分。
此时,国家的前途让钱伟长改变了自己的发展目标,入学第三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青年学生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此时的钱伟长心潮澎湃。五四运动以来,“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思想在青年一代中深入人心,科学救国的理想在钱伟长心中升腾着。钱伟长决定弃文从理,转入物理系学习。他找到了当时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和物理系主任吴有训,真诚地诉说着自己的理想,“目前我们祖国迫切需要的是科学技术、是飞机大炮!所以我要学物理。我的数理化成绩虽然不好,但我有决心赶上去,这一点请先生放心。
”
叶企荪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1918年,叶企孙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去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师从实验物理大师布里奇曼,这位大师在194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吴有训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师从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主任康普顿教授,这位康普顿教授在1942年12月与恩利克·费米等人协作建立起了人类第一台核反应堆“芝加哥一号堆”。吴有训的贡献是回国后开创X射线散射光谱等方面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创造性地发展了多原子气体散射X射线的普遍理论。除了钱伟长外,他的学生还有钱三强、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等。
一个文科生要转成理科生,谈何容易?
叶企孙看着这位文科优等生有些犹豫,吴有训当时提出,让钱伟长试读一年,如果化学、物理和高数都及格,就允许他转系。但是一开始效果并不好,一连7个星期,钱伟长的课堂测验都不合格。吴有训亲自传授了一些物理学的学习方法。钱伟长也是起早贪黑学习,全力以赴。在他晚年回忆起那段岁月时,是这样表述的:“那时候跟我一样拼命的有华罗庚。我是很用功的,每天早晨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可是华罗庚已经背完了。”
到学年结束时,他的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科目的考试成绩都超过了80分,转系的梦想成功了!
在此后的岁月中,钱伟长起早贪黑地学习,四年之中,通过课堂学习和自主学习,他学到了需要八年完成的课程内容,满足了化学系、物理系都能毕业的要求,成了一名出类拔萃的优秀生。更重要的是在清华名师们的指点下,他学会了创造性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和钱伟长一起改学物理的清华学生共有5个,但是最终只有钱伟长一人坚持到毕业。
靠教书筹路费奔赴西南联大
当年的物理系本科生就业选择面很窄,钱伟长也不想谋个官职或者从商,为了科学救国的理想,毕业后钱伟长选择了攻读硕士学位,1935年,成为了清华物理系吴有训教授的研究生。
经济困难的钱伟长当时幸运地申请到了已故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先生用遗产设立的“高梦旦奖学金”,钱伟长跟着吴先生进行 X-线衍射,原子光谱学等研究,研究生阶段,他与同学顾汉章一起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物理学论文《北平大气电量的测定》,在青岛举行的全国物理学年会上钱伟长宣读了这篇论文,这是中国自行测定大气电量的第一批数据,也是钱伟长科学研究的起步,之后他又完成了有关电离钙、钾和单游离硒的光谱研究的三篇论文。
在研究生阶段,钱伟长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在学生运动中,他和清华国学系的孔祥瑛相识相恋。孔祥瑛同样出身于书香门第,她是孔子第七十五代孙。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为了躲避战火,大量北京的高校纷纷往西南迁移。因为家境贫寒,钱伟长无法和其他师生同行。为了继续追求自己的学术理念,筹措到足够的路费,他来到在天津的耀华中学教授了一年的物理课,当时他培养出了火箭控制专家梁思礼院士等一批杰出人才,这也是他未来成为教育家的预兆。
1938年,钱伟长开始了南下,他要前往西南联大,与清华的师生们一起战斗,保留中国科学事业的火种。
这次的长途跋涉也改变了钱伟长的科研走向,当时的中国大地被日寇的敌机狂轰乱炸,大量难民流离失所,钱伟长看着满目疮痍的祖国,心如刀割,痛苦万分。他认为中国必须要有人做航空科学研究,有自己先进的武器,这样就不会被人随意欺凌。随后他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在了航空工程方面,他要从事力学研究,这是航空工程最基础的物理学领域。
来到西南联大后,钱伟长在教书的同时,开始钻研弹性理论。
1939年,中英庚款第七届公费留学生招生委员会同时在上海、昆明、重庆三地招考,总招生名额仅仅二十名,但是报考者超过三千人。钱伟长报考的是力学专业。其中力学专业原拟录取弹性力学、流体力学各一名,共两人。由于前三名考生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的考试分数相同,原清华、北大的理学院院长叶企孙、饶毓泰决定破例同时录取,于是这届庚款留学生共达二十一人。1939年9月2日,留英学生22人抵达香港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有赴英客轮扣作军用,钱伟长等学生的留学计划也被迫延期。
在返回昆明等候通知的时候,钱伟长借到一本《弹性力学的数学理论》,仔细研读后发现当时国际学术界关于弹性板壳理论十分混乱,不仅板、壳分开,而且各种不同形状的板壳有不同的方程。于是,钱伟长决心寻找一种统一的以三维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内禀理论。
四十多年后,钱伟长将自己当时的研究设想和研究目标告诉了上海大学终身教授戴世强。
首先是板、壳的分析处理“各自为政”,各种形状的板壳(如柱壳、锥壳、球壳、环壳等等)又“各搞一套”,各有各的描述方法;
其次是各种处理方法花样繁多,众说纷纭,十分混乱,没有一种系统的简化与近似方法;另外,多数处理方法基于一些先验性假设,如克契霍夫-勒夫假设,理论上不够严谨。
因此,钱伟长就想,为什么不能另辟蹊径,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呢?于是,经过刻苦钻研,新理论的雏形悄然诞生。他采用微观视角,以微元体为出发点,引进三维应力-应变关系,得到用应变分量表示的平衡方程和协调方程;同时首次以张量分析和黎曼几何为工具,得到了用板壳中面的拉伸变形张量和曲率变形张量的六个分量表示的全部方程,建立了弹性薄板薄壳的内禀统一理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确理论,避免了一些纯经验的假设;而且经过条分缕析,归纳岀各种板壳类型,建立了相应的方程,有希望把过去的各种类型的方程悉数“收入囊中”。
1940年8月,21位留学生搭乘“俄国皇后”号抵达加拿大,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三人前往到多伦多大学深造。钱伟长师从应用数学系主任、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辛吉教授。辛吉教授是爱尔兰人,也是著名的应用数学家和英国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在应用数学、固体力学、流体力学等领域颇有建树。1939年,二战爆发,他在德军空袭伦敦时被疏散到加拿大,之后在多伦多大学创建了北美第一个应用数学系,并把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精神带到了多伦多大学。仅仅入学半年,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三人就拿到了硕士学位,成为了多伦多大学的一段佳话。
在大洋彼岸成为“中国骄傲”
说来也巧,钱伟长和老师的第一次见面就十分投缘,因为他和辛吉教授都在研究“板壳内禀理论”的统一性问题。只不过辛格教授的研究偏向宏观,他的研究更加微观。
板壳内禀理论是力学领域的一大难题,但是很有实用价值。在航空航海工程、武器装备、仪器仪表和各项工程设施中,到处可见到平板和壳体,例如,方板、圆板、三角形板、环形 7 板、球形壳、柱形壳、锥形壳、环形壳、波纹形壳等等,实践中,必须了解它们承受各种载荷时的平衡和运动状况。多年来对于各种各样的板壳,各学派学者用不同的方程式来描述,钱伟长和辛格都认为它们应该有内在的联系,有必要加以统一。
1941年5月11日是现代航空大师、美籍匈牙利人冯• 卡门(T. von Kármán)教授六十岁寿辰。美国科学界在前一年就决定为他出祝寿文集。
冯• 卡门是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他开创了数学和基础科学在航空航天和其他技术领域的应用,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他所在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实验室后来也成为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喷气实验室。
在第一次相见时,辛吉教授就提议把自己的宏观理论和钱伟长的微观理论合在一起,写出一篇论文,投交给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用以祝贺冯• 卡门教授的寿辰。钱伟长经过50天的日夜苦战,就拿出了论文初稿。此后,辛吉教授与钱伟长进行了反复讨论、修改,论文《弹性板壳内禀理论》终于诞生,发表在冯·卡门教授六十诞辰纪念文集中,该祝寿论文集于1941年夏季刊发,文集有二十几位作者,除了钱伟长是未到而立之年的年青学者以外,纪念文集上的作者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学术权威,其中包括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数学家冯·诺依曼、柯朗,力学家铁木辛柯、冯·米赛斯、莱斯纳等人。
当年,爱因斯坦看了钱伟长的论文后由衷感叹:“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爱因斯坦的高度评价也使得钱伟长奠定了他在世界科学界的地位。
为什么钱伟长的文章会得到爱因斯坦的认可呢?对于这段迷雾,戴世强教授的解释是这样的,钱伟长的博士论文的名称叫做“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内禀就是内在统一理论,他用曲面几何做工具,建立了中面坐标系,来研究板壳的微观距离,建立了一个内在统一理论。而研究曲面上几何问题需要用到黎曼几何,钱伟长充分利用了黎曼几何进行了张量分析。爱因斯坦研究广义相对论时,所用的工具也是黎曼几何,因为用了相同的数学工具,所以他肯定会比较关注钱伟长的论文。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因斯坦对于黎曼几何的掌握能力还略逊于钱伟长,因此爱因斯坦会对钱伟长用黎曼几何和张量分析去解释板壳理论的能力非常钦佩,所以才会感叹表示“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无论如何,28岁的钱伟长此时成为世界科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获得硕士学位后,郭永怀、林家翘赴美深造,钱伟长继续从师辛吉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42年,他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应用数学学科的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于1944年发表上美国《应用数学季刊》的一、二卷上,后来也成了板壳理论中的经典文献。文中提出的关于扁壳(即跨度远小于曲率半径的壳体)的非线性方程组之后在国际上被称为“钱伟长方程”。1977年在美国出版的《板壳渐近解》一书中,将钱伟长当年的工作认定是“划时代的工作”。
在科学领域成绩斐然
取得博士学位后,经过辛吉教授的推荐,钱伟长来到了冯·卡门教授所在的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在那里他还获得了教职,1942年到1946年期间,钱伟长担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哥根海姆实验室喷射推进研究所总工程师。
在冯 ·卡门的指导下,钱伟长完成了有关水轮机曲线导叶的实际离角计算和变扭的扭转问题的研究,还参与了超音速的锥流计算等重要研究课题。钱伟长撰写的《变扭率的扭转》一文,曾使冯·卡门赞叹不已,称誉这是一篇经典式的论文,后来此文由他们两人共同署名发表在美国《航空科学月刊》上,冯 ·卡门曾说这篇论文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
当时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美国当时正在加紧研究火箭、导弹,精确地计算火箭导弹的弹道成了当务之急,钱伟长担起了这个重任,他经常到喷气推进研究所在地墨西哥州的白沙基地参加火箭试验,对各种型号的导弹(特别是下士式导弹)的弹道及空气动力学性能进行细致分析,写出了许多保密的内部报告,并提出了有关火箭、导弹落点的理论。
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地区上演了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登陆行动:海面上,600多艘军舰大炮齐鸣;在空中,数千架轰炸机怒吼天际。盟军史无前例地以288万兵力、参战飞机13700架(其中轰炸机5800架、战斗机4900架)、海军舰艇9000艘之多投入这次登陆战役,以雷霆万钧之势猛扑诺曼底的德军防地,乌云和硝烟顿时笼罩了海滩。
钱伟长与林家翘根据情报资料,研究了德国V-1与V-2导弹的最大的射程和射点后发现,德国的火箭多发自欧洲的西海岸,而落点则在英国伦敦的东区,这说明德军导弹的最大射程也仅如此了。他们认为只要在伦敦的市中心地面制造多次被击中的假象,以此蒙蔽德军,使之仍按原射程组织攻击,伦敦城内就可避免遭受导弹的伤害。他们建议对英国伦敦城内主要标志性建筑物用色彩进行巧妙伪装,将伦敦城的著名建筑诸如伦敦塔、白金汉宫、圣保罗教堂、不列颠博物馆、伦敦桥、天文台与道路都涂上草绿、灰暗的保护色,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同时,在伦敦东郊区像玩魔术般的让其神奇地呈现一座灯火时明时暗、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的假伦敦城,让德国人造成一种错觉。
丘吉尔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德军中计,23000多发导弹乖乖地听命于钱伟长设计的弹道射程,全部飞到伦敦东郊区,假伦敦城被导弹摧毁得寸草不留,而伦敦城安然无恙。
后来,钱伟长又参加了美国人造卫星的规划和研制工作。他通过反复研究和计算,首次提出判明人造卫星在天际运行的轨道由于能量消耗,每绕地球一周将降低多少高度的简便计算方案,以及火箭弹道的微分修正等,在初期的人造卫星轨道计算上做出了贡献。
1945年8月,中国抗战取得了胜利,在美国科学界发展如日中天的钱伟长坐不住了,他归心似箭,期望能尽快回国,为新中国的发展尽一份赤子之心。但是钱伟长参与了很多美国政府的绝密研究,美国政府怎么可能轻易放他这样的科学人才回到中国,钱伟长对此十分清楚,他开始默默为回国做准备。
义无反顾投入新中国建设
1946年春,钱伟长以回国探亲的理由向冯·卡门告假回国,他已经离别妻儿六个年头,在拒绝多次后,冯·卡门最终还是动了恻隐之心,因为欧美人同样十分注重家庭之爱,他同意让这位中国助手回国一次。为了不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钱伟长仅仅带上了简单的行李和必要的研究书籍,就匆忙登上自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远洋轮,他要用自己多年所学建设久经战火洗礼的中国。
回国的钱伟长担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46年9月,钱伟长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清华大学,也见到了久别的妻儿。当时的清华园在战争时期被日本人改成伤兵医院,遭到了严重破坏,钱伟长积极参与到复校工作中去。
但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并不想建设新中国,而是忙着发动内战。现实无情粉碎了钱伟长的梦想,当时的物价飞涨,国际知名的火箭专家不仅报国无门,甚至连吃饭都是问题。美国方面获知他的现状后提出,希望他回去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同时允许他全家迁居美国。作为这个优惠待遇的附加条件是:让他在一张申请书上签字允诺,保证在中国和美国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永远忠于美国。
钱伟长没有动摇科技报国的理想和信念,他拒绝了美国政府的“好意”,坚持在清贫的环境中坚守着自己的科学梦想。
圆薄板大挠度问题,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问题,其非线性方程由冯·卡门在910年提出,但长期没有找到好的求解方法。1934年,韦(Way)提出了幂级数解法,但是,收敛太慢。冯·卡门在1940年提出这个问题还需要一种工程师能够运用的解法。1947年,钱伟长找到了解决的好方法。他发表的《均匀载荷下固定圆薄板大挠度变形》一文,提出以中心挠度为小参数的摄动法,获得了很好的效果,被美国机械工程学会的《应用力学季刊》称为“钱伟长方法”,一直沿用至今。1948年,他又发表了著名论文《均布载荷下固定圆薄板在特大挠度下的渐近特性》,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渐近方法,后来在奇异摄动理论中被称为合成展开法,成了合成展开法的“开山鼻祖”。
在困难中坚守的钱伟长终于迎来了曙光,1948年末,解放军来到了北平城下,他的岳父老同盟会员孔繁霨先生受华东军区委托,北上参加动员傅作义先生起义的工作。
面对充满希望的新中国,钱伟长激动万分,他和航空系青年教师董寿莘辗转了来到了解放军进城工作组驻地良乡,与荣高棠、钱俊瑞、叶剑英、陶铸几位同志激动地讲述起北平城内,以及清华园内的情况。
1949年3月,清华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叶企孙任主任,钱伟长成为了副教务长,他还幸运地参加了开国大典。建国后,钱伟长又先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和技术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担任《力学学报》《物理学报》等杂志的编委。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正是新中国建国伊始,国内有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出于对祖国新生的欣喜和对青少年成长的关爱,纷纷执笔撰写了一批科普性通俗读物,钱伟长也是其中一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热情洋溢地撰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的科普通俗读物。在这本书的“绪言”和“编后记”中,钱伟长热情颂扬了新中国对科学技术和专家们的重视,解放了生产力,期待着科学技术一定会有飞跃的发展。但他也同时指出,对祖国的历史遗产应抱有科学态度,如许多古代的传说、后人的牵强附会、外行表面的、甚至渲染过分的描写,均不足为据,对他们的真实性和科学价值,应该运用考古学上的材料来加以分辨等等。全书洋溢着一位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怀,充满了严谨的科学精神。
这本书的背后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50年钱伟长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后,随中央慰问团赴东北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回国伤病员,在东北各地历经十几个城市,深感旧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对于建设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言,无疑是一种心理枷锁。新中国的科学技术虽然落后于西方工业先进国家,但要赶上他们,超越他们,并不是不可能的。中国祖先在历史上曾有许多创造发明,中华民族同样也是优秀民族,有着光荣的创造发明的遗产,只要我们有自信,能团结,我们是能富强起来的。为了实现这个“中国梦”,钱伟长在慰问期间就开始执笔起草写作有关我国古代科技发明事迹的文章,用以激励青年坚定创建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心。1951年1月后,他一连在《中国青年》、《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中国科学发明史实的文章,如《中国古代的科学创造》、《中国古代三大发明》等,1953年又编著了《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一书。
为了培养新中国的科学大军,钱伟长先后为清华师生和京郊高等院校的教师开设了弹性力学、塑性力学、应用数学等课程,后来又从全国高校中选拔优秀的三年级学生,参与创办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由钱学森担任班主任,他担任副班主任,并亲自授课。
1954年,钱伟长和他的学生林鸿荪、胡海昌、叶开沅共同写成了专著《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这部著作荣获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钱伟长当选了波兰科学院院士。1956年另一本专著《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问世了,美国《应用力学评论》杂志立即以较大的篇幅对此书进行评论,做出了相当高的评价。
因为开创性的学术贡献,钱伟长、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四人被称为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
艰难险阻无法磨灭科研报国斗志
世界著名作曲家兼演奏家贝多芬有一句名言,那就是卓越的人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饶。挫折是人生最好的试金石。钱伟长无疑是卓越的科学家,他始终是人生的强者。
1957年,钱伟长雄心勃勃地制定出新的庞大的科学活动计划,踌躇满志,希望再攀高峰的时候,意料不到的打击接连而至。
因为一篇署名文章,他被打成右派,科研团队也解散了,出书的计划被取消,论文也不能发表,白天他是清洁工,从事是繁重的劳动工作。只有晚上回到狭小的家中,才能争分夺秒地继续从事自己的科研工作。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中,钱伟长做了很多面向实际的研究工作。他曾代叶堵沛院士起草了加速推广转炉的建议书,设计了高炉加压顶盖机构;在李四光的恳求下,钱伟长研究了测量地引力的初步设想措施,并推荐自己的研究生潘立宙去从事该项研究;为国防部门建设防爆结构、穿甲试验、潜艇龙骨计算提供咨询;为人民大会堂眺台边缘工字梁的稳定提出增强方案;为北京工人体育馆屋顶网络结构提出计算方法……
1968年,钱伟长被下放首都钢铁公司特殊钢厂做了一名炉前工,55岁的钱伟长拿着近20公斤重的搅拌铁棍难度可想而知,他没有抱怨这一安排。钱伟长和工人们一起白手起家建造了热处理车间,他发明了一种杠杆设备,可以让工人更容易地拿起20公斤重的铁棒。他还和工人们一起设计建成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液压机。
周恩来总理没有忘记困境中的钱伟长,他把研发坦克电池的任务交给了钱伟长,这是一种高性能的军工电池,但是钱伟长学的是力学,电池研发涉及的是材料学和化学。接近花甲之年的钱伟长骑着一辆自行车,在一年中跑遍了北京市所有跟电池有关的单位。他牵头成立了十余人的研制小组,在两年时间内,翻译了三百万字的外文资料,提出了很多方案和计算数据,在全组同志共同努力下,设计出一种效率比普通电池高七、八倍的新型电池,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生产的电池。
一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为何可以放下身段,在长达十多年的困难阶段中,不计名利,依然锲而不舍地坚持研究工作,甚至去从事和自己本专业没有关系的科研工作呢?
戴世强回忆说,在1981年时,钱伟长曾经回答过类似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我对党、对祖国、对我个人的前途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要向前看,不能向后看,我一直相信我们国家会好起来的,要不然,我就不可能活到现在了。”他还说过:“祖国是我们的母亲,哪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子女的?你能说母亲错打你几下屁股,你就记恨了吗?天下没有这个事情。我们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应当是永恒的。”
1972年10月,由周总理推荐,钱伟长参加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了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他回到了母校多伦多大学,学校专门组织了授予钱伟长博士学位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1978年,年届65岁的钱伟长满怀欣喜地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他沐浴在科学的春风中,再一次憧憬和期待。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立下宏愿:每年写一本书,写十五篇论文,办好一个刊物,当好两家外国杂志的编委。
钱伟长他在他的《应用数学和力学论文集》序言中写道:“‘四害’已除,重新获得了工作的权利。欣逢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春风拂人,奋起之情油然而生。虽已年近七旬,还能为四化效力,感到无限幸福。我力图夺回已经失去的良好岁月,日以继夜的工作。”
钱伟长对友情也极为看重。1979年,钱伟长住在清华大学照澜院小区。钱伟长和郭永怀是留学时的同学也是挚友,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因为要给郭永怀撰写传记,郭永怀的研究生李家春和戴世强经常前去拜访,钱伟长非常支持,一聊就是2个多小时。
1979年,中国力学方面的重要学术期刊《应用数学和力学》创刊,钱伟长将冯·卡门写的一篇文章《用数学武装工程科学》作为《应用数学和力学》的创刊词,并让李家春和戴世强翻译成英文。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钱伟长富有前瞻性地倡导非线性力学。从1980年到1983年,钱伟长共举办了若干非线性力学领域的学术会议。他根据非线性力学的几个主要研究方向,将理性力学、奇异摄动理论、非线性波、非线性稳定性、分叉、突变、混沌等逐年召开专题讨论会,最终形成了“3M系列学术会议”,即现代数学力学会议。1985年,时机成熟,钱伟长创办了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每四年一届,该会议已成为该领域颇有影响的国际例会。
拆墙理论打造高水平的上海大学
1983年,上海大学(原上海工业大学)邀钱伟长出任校长。
上海工业大学与钱伟长原来所在的清华大学有很大的差距,上海工业大学创建于1960年9月30日,时称上海工学院,首任党委书记兼院长是原上海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李华。1972年,上海工学院撤销建制,并入上海机械学院。1979年恢复建制,成立上海工业大学,后被确立为上海市属重点大学。1981年成为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因为某些原因,这所大学的校长岗位已经空缺了两年之久。在对上海工业大学进行了一番“考察”后,钱伟长接下了这份工作。当时他72岁,按规定已经超龄。
在美国的时候,钱伟长就经常和同去留学的中国同学们一起想象,将来要回国办一个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还要好的大学。这成为缠绕在他心中的一个梦想。这样的梦想在他晚年得以付诸实践。
1994年,由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上海大学,四校合并时,李鹏总理为新上海大学题词:“发扬光荣传统,培育跨世纪人才”,李岚清副总理也为学校题了词:“自强不息,砺志改革,发挥联合优势,提高教学质量,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题词含义深远。
肩负着重担,钱伟长不辱使命。
钱伟长南下上任后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将原本的二学期制变成了三学期制,上海工业大学也成为了在国内率先实行西方大学三学期制的中国大学。
三学期制的提出最早来自于康奈尔大学于1918年举行的一次非正式教师会议。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康奈尔大学希望提供灵活的注册入学时间,以服务于当时服兵役的大学生和学生军团。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导致大批学生中断学业入伍,还带来了大量老兵安置问题,因此,哈佛大学也进行了三学期制改革,为这些人提供灵活入学的机会。同时,当时的哈佛校长还指出,三学期制能够满足一些希望压缩教育过程总时间、更快毕业的学生的需要。战争之后,三学期制逐渐在更大范围得到普及,因为他自身有诸多优势,包括:更有效地利用时间、鼓励教师之间的协调、扩大课程范围、减少对资源的需求、提高调度和变更的灵活性等。
考虑到当时两学期制存在的弊端,即一方面高校教学内容庞杂,另一方面学期过长导致学生一开始松懈学业,钱伟长希望通过学期制改革促使教学内容得到精简,并锻炼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习效率。这是一个三个理论学习学期加一个实践教学学期的教学制度。两学期制有36个星期授课,调整至三学期制后,授课周数就降至30个星期,这既解放了教师,为其提供科研便利,也最大化地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
今天,教育工作者们已经达成了共识,大学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要与社会需求和产业需求挂钩。而早在20多年前,钱伟长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理念。“拆掉四堵墙”是钱伟长教育思想的精髓,即:拆掉学校和社会之墙,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墙,教育与科研之墙,教与学之墙。
拆去第一堵“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目的是为了加强学校与社会、工厂企业的联系, 适应上海新的工业结构的需要,改造和发展专业,强调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办学方针。钱伟长一生中执著地追求“办能兴国的教育”。
拆去第二堵“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是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注重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的融合,发挥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综合优势,淡化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
拆除第三堵“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是主张高等学校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反对在大学里人为地把教学与科研绝然分开。
拆掉第四堵“教与学之间的墙”。钱校长认为,学生只有通过主动的学习,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在工作中能不断学习新知识,面对新条件能解决新问题的人。”
鲜为人知的是,掌舵上海大学,钱伟长过着的是不领工资、不要住房的“无产者”生活。“乐乎楼”是靠近上海大学延长校区南门的校区招待所,自钱伟长任原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以来,他就一直居住在这招待所的二楼——一间很简朴的屋子,二十多年如一日。钱伟长也不穿现成买来的衣服,都是请学校附近的裁缝用最简单的布料做衣服。但是即使在古稀之年和耄耋之年,钱伟长每天的工作时间保持在5个小时以上。
钱伟长为上海大学引入和培育了大量的人才。初时南下,钱伟长就调集了潘立宙、卢文达、孙厚钧和蔡树棠等力学专家来到原上海工业大学。1996年,钱伟长已年过八旬,为了从兰州大学引进程昌钧教授,他也亲自跑到上海市人事局,克服了年龄超过55岁的教授难以进沪的障碍,程昌钧教授到沪后,立即帮助钱先生创建力学系。
戴世强也是钱伟长当年从中科院力学所引入的人才,他至今保留着1984年6月14日钱伟长给他写的亲笔信。这封信写在两张白纸(相当于B5大小)上,信封超小,笔迹苍劲有力。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关于他从中科院力学所到上海工大力学所的调动问题;二是叙述筹建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的设想和举措。
2000年,上海大学因为学科建设的需要,向远在北京科技大学的翟启杰教授发出了邀请,让翟启杰最难忘的是当时87岁的钱伟长拉着他整整谈了一个上午,不仅在科研工作上给予支持,还关心他生活上的后顾之忧。18年后,翟启杰领衔的“脉冲磁致振荡连铸方坯凝固均质化技术”荣获201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而上海大学培养的一批人才也在飞速崛起。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周文波在1990年师从钱先生攻读硕士学位,钱先生对于这位当过工人的青年学者并没有歧视,而是积极鼓励他从事应用科学研究,并为他指定了“施工工程中保护地面构筑物”的科研方向,周文波收集了300多条国内外隧道成败经验,建立了“软土隧道盾构法施工对于周边环境防治”的专家系统,后来在国内建设中被广泛应用。60后吴明红已经成为了中国环境科学领域的知名女科学家,70后的张建华也成为了中国知名的新型显示首席科学家……
因为钱伟长教育理念的浸润,上海大学多年来保持着蓬勃向上的发展趋势,今天学校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处于全国高校先进行列。国际三大检索(SCI、EI、CPCI-S)收录的学术论文数分别位于全国高校49、43、28位,9个学科进入ESI排名全球前1%,近年来,每年都有科学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或者自然科学奖,上海大学成为了上海这座东方之珠土地上熠熠生辉的创新巨擘。
钱伟长的科学人生,是一代中国学人希冀和奋斗的缩影。他从中华最艰辛的岁月中走来,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始终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去为人、去从学,去做事,为华夏崛起拼搏了终身,矢志不渝,无怨无悔,成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和表率。
2012年10月9日是钱伟长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当日,钱伟长铜像揭幕仪式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举行,时任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副市长沈晓明专门前来为铜像揭幕。2018年10月9日钱伟长诞辰106年纪念日当日,钱伟长孙女钱泽红女士和上海大学校领导为钱伟长图书馆前方的“钱伟长坐像”雕塑揭去了幕布。在未来的岁月中,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将静静地“注视”着蓬勃向上发展中的上海大学,他的科学精神将像一盏指路明灯照亮无数学子未来的前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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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的时候,爸爸给我讲“黑洞不黑”的故事,让我结识了一位继爱因斯坦之后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物理学家——霍金。最近,老师推荐我们读《宇宙之王霍金》一文,使我有机会走进这位科学巨匠的内心。现在如果有人问我:“霍金是谁?”我会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更是一位人生的斗士,命运的强者。
霍金在21岁患上“渐冻症”,当时医生预言他还有两年的生命,可他既没有自怜自哀,也没有坐以待毕,仍然顽强地工作,乐观地生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奇迹。尽管被病魔永远地禁锢在轮椅上但他坚持用可以活动的手指驱动着轮椅前往办公室,虽然路上引发了几次事故,可每次他都能奇迹般地重新“站”起来;有一次在饭店中,他甚至带着大家跳舞,看他转动轮椅快乐自信的样子所有的客人都被感动了。不仅如此,我在许多图片中惊奇地发现四十几年来霍金在讲学时,旅游时,接受采访时脸上永远洋溢着微笑。
我很困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使他在他饱受病痛的折磨后依然能够笑对人生。今天,我终于在《宇宙之王霍金》一文中找到了答案,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有一颗感恩的心。”因为他有一颗感恩的心,现在他还有大脑能思维还有手指能活动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颗感恩的心,能够得到家人的关爱和照顾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颗感恩的心,能终身追求科学和理想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写到这儿我不禁问自己,今天我学会感恩了吗?我的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无微不至地照顾我长大,我该感谢他们;我的老师呕心沥血地教给我知识教会我做人,我该感谢他们;我的小伙伴真诚友善地陪伴我长大,我该感谢他们……。
感恩是一种美德,是一缕阳光,让我们倍感温暖,让我们更有力量。也许我们不能像霍金那样成为一名卓越的科学家,但我们可以像霍金那样拥有一颗感恩的心。这样,有一天当面对困难和挫折,我们将不再害怕和退缩,可以勇敢乐观地战胜它,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赢得一个精彩又美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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