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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初到东北农村时,作为一位南方来的女性,对这片土地是非常陌生的。但她很快就融入到农民群众之中,帮助妇女们烧火做饭、补衣服、看孩子,召集群众开会,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农民会、妇女会、儿童团纷纷建立起来,还成立了青年义勇军、模范队。赵一曼那时的化名仍是李洁,因为身材消瘦,战友和当地群众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瘦李”。妇女们对她非常关心,为了保护她的安全,不暴露她的名字,妇女们听说她姓李,一些本不姓李的也都跟着姓起李来。她们用老李、大李、小李、黑李、白李、胖李、瘦李等名字来掩护她,使敌人、特务难以分清哪个才是真的赵一曼。
尽管赵一曼领导的农民武装手中除了几杆老洋炮,就是扎枪、大刀、棍棒,但她依然敢于虎口拔牙,策划出一套在敌人眼皮下夺枪的战斗方案。
当时在通往帽儿山车站的公路线上,每隔五六里地就有一个警察哨所,每个哨所有四五个警察,用一台电话互相联系。赵一曼和同志们悉心谋划出了一个“瞒天过海”的夺枪计划:他们商定在前边摸敌人岗哨的人,腰里带个灌进水、打上气的胶皮球。如敌人没发现就把哨兵干掉,如被哨兵看见,就蹲下装大便,把皮球一按,立即发出“噼噼啦啦”像泻肚子似的响声,借此等哨兵一转身就扑上去干掉他。
一天晚上,一位同志腰里带上皮球,别把杀猪刀,在前边开路,赵一曼带着几个人在后边接应。顺利干掉哨兵后,大家一拥而上,每缴一个哨所的枪,就把电话线掐断,再奔另一个哨所。他们在一夜之间端掉了五个哨所,缴获二十多支枪和许多子弹。这些武器送给了游击队,增强了战斗力。
正如党组织的一份内部报告对赵一曼的评价:“党地方同志中最有能力者”,尽管只是领导着一支人数有限、武器简陋的抗日武装,但赵一曼却发扬敢打敢拼的精神,她的非凡胆略与军事才能,无疑非同寻常。
有一次,三军三团被敌人包围,双方激战一天一夜,关键时刻,敌人的背后突然响起枪声——是赵一曼率领青年义勇军杀了上来。
双方激战时,赵一曼已派人探明敌人指挥部的位置。青年义勇军虽缺乏战斗经验,又大都是扎枪、大刀之类的冷兵器,但仗着人多势众,特别是直捣敌人的指挥部后,敌人顿时大乱,再加上许多老百姓呐喊助威,敌人惊慌失措地撤退了。
后来,伪《大北新报》等报纸刊发了《“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敌人或许无法想象,他们眼中的彪悍“赤匪”,其实只是一名患有肺病、身形瘦削的四川女子。
1935年秋天,日寇为了消灭我抗联第三军,采取割断队伍和群众联系的毒辣手段,大肆向我珠河游击区进行疯狂的“讨伐”,施用野蛮的“归屯并户”“集团部落”政策,使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第三军留在原地活动非常困难,决定率主力部队进行远征,开辟新的游击区,赵一曼则继续留在珠河铁道南北,领导游击战争。
当时,日本侵略者对游击队的存在深感如芒在背,虽屡次“讨伐”,却大多以失败告终,他们变本加厉地展开更残酷的清剿。这一年的秋天,日军又纠集了大批军队向游击区进攻,并在丛林和山谷中遍设卡哨,全力搜寻赵一曼等人的踪迹。
1935年11月15日拂晓,日军珠河“讨伐”队包围上来,子弹的呼啸声打破了黎明的寂静。赵一曼和二团的50余人,被500多名日伪军重重包围在铁道北区的一个山沟里。激战一昼夜后,部队伤亡很大,团长王惠同要求政委赵一曼带队突围,但赵一曼却坚持要担任掩护。在随后激烈的战斗中,赵一曼负伤滚下了山崖。醒来后,赵一曼发现自己被战友转移到了山沟的一间窝棚养伤。
当地一位汉奸得到消息后,立即报告了日本人。日本特务和警察立即包围了农舍。一场激烈的战斗后。赵一曼左大腿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而昏迷过去,最后不幸被捕,被敌人押送到滨江省警务厅。这一天,是1935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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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里,我读了《共产主义者赵一曼》,收获很大。
在子弹飞啸中,她突然感到肩头一热,一股鲜血喷了出来。她知道自己受伤后,就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向敌人投去,然后跳下山崖。寒冷中,赵一曼苏醒过来,可是由于叛徒的出卖,赵一曼被敌人抓获了。
赵一曼被关进狭窄阴暗的地牢里。日军一连几天对她严刑拷打,逼她招供,可她一直用沉默对抗。敌人无计可施了,最终把她押到哈尔滨警察厅。
经过一番审问,警察局长见赵一曼一直恒心没改,不由得拉长了脸,说:“我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再不说实话,就别怪我不客气!”
“随你们的便,我早就准备好了!”
警察局长最终恼羞成怒,他拍着桌子大叫。
刽子手把赵一曼拖到阴森恐怖的地下室,用细细的铁丝绳把她双手吊到天花板上。皮鞭在空中呼呼作响,劈头盖脸地抽打在头上、身上。衣服打烂了,鲜红的血滴滴答答躺了一地。但赵一曼一声也不吭,直到昏死过去。
刽子朝她脸上泼了两盆冷水,她苏醒过来,愤怒的注视着敌人。刽子又把她绑在木架上,用一根根尖利的竹签,狠命的钉进她的指甲里,然后又拔出来。赵一曼手上血肉模糊,那钻心刺骨的疼痛使她反复晕过去。
由于敌人的严刑拷打,她的伤势一天比一天重,敌人见无法继续审问,只好把她送到医院治疗,赵一曼的伤势逐渐好转起来,敌人来医院的次数也频繁了,来一次审讯一次,毒打一次,但是赵一曼仍然用沉默对待这一切。1937年8月1日,赵一曼被押回地牢,第二天早晨敌人就把她送上了刑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赵一曼满怀激情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一声枪响,年仅31岁的赵一曼倒在血泊之中,共产主义战士——赵一曼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
赵一曼的英勇事迹,让我懂得了一定要坚守共产主义信念,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因为千千万万个像赵一曼一样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来坚守,才变得幸福,中国也是因为千千万万个革命烈士的坚守才如此强大,而我们更要坚守,接过他们的旗帜向着幸福中国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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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05年10月25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北部白杨嘴村(现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一曼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 [13] 父亲李鸿绪,曾花钱捐了个“监生”的功名,后自学中医,为乡里看病。母亲兰明福,操持家务,共生六女三男,一曼排行为七。1913年8岁,赵一曼入“私塾”学习,成绩良好。1918年13岁,父亲逝去,由大哥李席儒和大嫂周帮翰管家。
1924年大姐夫郑佑之(中共首届四川省委委员)介绍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6年2月28日考入宜宾女子中学(现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中学校)。读书时,被选为女中学生会常委兼交际股股长、宜宾妇联常委会主席。同年,宜宾特别支部成立时,她即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同时担任宜宾妇联和学联党团书记。
学习共产主义
1926年5月,“五卅”运动一周年时,正是抵制洋货的高潮。赵一曼按照中共的指示组织党团员在学生中宣传,抵制英国煤油轮船靠拢宜宾码头,学生们遭到了武装镇压,由此引发了全城罢工、罢市、罢课。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赵一曼考进武汉黄埔军校。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1927年9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冬奉命回国,赵一曼先后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秘密工作。1928年4月,赵一曼与湖南人陈达邦结婚。婚后不久怀孕。11月,赵一曼回到上海。12月,被派到宜昌工作。在宜昌产下一子。取名“宁儿”。
1930年,赵一曼带孩子回到上海,抱孩子寄养在陈达邦大哥陈岳云家。
领导抗日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调到东北,在沈阳工厂中领导工人斗争。
1932年赵一曼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
1933年,赵一曼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同年4月,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斗争。为掩护身份,她曾同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黄维新)假称夫妻。
1934年春,赵一曼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书记,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游击队,配合抗日部队作战。后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率部活动于哈尔滨以东地区,给日伪以沉重的打击。7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一度被抗联战士误认为是赵尚志总司令的妹妹。
1935年秋,赵一曼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群众亲切称她“瘦李”、“李姐”,而当地战士们则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日伪报纸也惊叹这位“红枪白马”的妇女。
被捕牺牲
1935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腿部负伤后在昏迷中被俘。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审讯。
在狱中,日本人动用酷刑,她没有吐露任何信息。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的罪行。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使用马鞭狠戳其腿部伤口。身负重伤的赵一曼表现出了一个中国人保卫民族的决心,痛的几次昏了过去,仍坚贞不屈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
1935年12月13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赵一曼在住院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受到教育的两人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
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勇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经过辗转后,赵一曼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1936年6月30日,赵一曼在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日军追上,再次落入日军的手里。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等酷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
1936年8月1日,日军将她押往珠河。8月2日,日军将其绑在大车上,在珠河县城“游街示众”。此时,赵一曼牺牲之前,面对敌人的屠刀,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当赵一曼昂首走到小北门外的草坪中央时,几个军警的枪口对准她。一个日军军官走到赵一曼跟前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赵一曼怒视着,把手中的纸卷递过去说:“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日军官看过字条,向军警们猛一挥手,罪恶的子弹射进赵一曼的躯体,牺牲于珠河县(今黑龙江省尚志县)小北门外,年仅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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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女英雄之中,赵一曼的名字家喻户晓,她的真实名字叫李坤泰,又叫李一超,大家都习惯性地称她为李姐,鲜为人知的是,赵一曼曾经是黄埔第六期的学生,担任过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2团政委。
日军发动“九一八”之后,赵一曼受组织派遣到东北进行抗日运动,她在沈阳工厂领导工人斗争,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发展组建起了游击队,此后她率领游击队配合抗日作战。在险恶的抗战斗争中,赵一曼逐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女军人,1935年11月,在与日寇的一次战斗中赵一曼腿部受伤,在撤退途中被日军俘虏,日军为了套出她口中的情报,对她给予了优待。日军先是请医生为她治疗腿伤,之后在吃饭和居住方面都给她安排好的,赵一曼早就识破了日军的伎俩,对此嗤之以鼻,日军见优待不奏效,于是失去了耐心,开始对她动用各种酷刑。在狱中日军用马鞭重新戳破赵一曼腿部的伤口,在日军酷刑的折磨下,赵一曼奄奄一息,日军为了她口中的情报,紧急把她送到了哈尔滨医院治疗,医院外面是日军宪兵的严密把守。赵一曼对日寇不屈的精神感染了许多人,医院的护士和爱国的伪军警察暗中帮助她,这一次赵一曼从医院逃出了日军的虎口,休养一段时间之后赵一曼的伤势得到了恢复,她又重新走上抗日前线。
可万万没想到,1936年6月30日,赵一曼在前往抗日游击区的半路,再次被日军俘虏,日军将她关进了监狱,在狱中对她动用酷刑拷打,老虎凳、辣椒水和电刑等等都用上了,赵一曼被折磨的遍体鳞伤。日军始终无法口中得到一个有用的字,最终日军失去了耐心,1936年8月1日,日军找来一辆车把赵一曼绑在上面,车子在珠河县城的大街上行驶,日军把赵一曼“游街示众”。随后日军把赵一曼拉到了县城小北门外将其枪毙,时年31岁,当时赵一曼尚有一个儿子陈掖贤在世,赵一曼给儿子写了一份遗书,在遗书中她向儿子表达了一个母亲未尽到责任的愧疚。她在遗书中期望儿子长大之后不要忘记她是为国牺牲,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陈掖贤没有辜负母亲赵一曼的期望,解放后毕业于中国人人民大学,1955年,陈掖贤走上了教师岗位。陈掖贤本该享受烈士后代抚恤的,但是他没有领取抚恤金,一直到1982年病逝,陈掖贤死后留下两个女儿,也就是赵一曼的孙女,分别是长孙女陈红和次孙女陈明,其中陈红和赵一曼长得最为相似。据说赵一曼的烈士雕像就是参照了陈红的模样建造的,陈红还参与了拍摄纪录片《赵一曼》的拍摄,影片播出之后被一个侵华日军老兵看见了,这个日军老兵得知赵一曼的孙女在世,特地找了陈红。
这个日军老兵向陈红当面忏悔,希望得到原谅以摆脱自己内心的谴责,将来可以安心的死去,陈红说:“你老了想得到良心的解脱,可我的国恨家仇怎么办?”陈红的回答让日军老兵意外,却令中国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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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等被带回哈尔滨,关进市 厅刑事科的拘留所里(今东北烈士纪念馆院内)。 厅特务科的日本大特务、特高股长林宽重(外号林大头)亲自出马审讯赵一曼,凶手们施用了各种酷刑:用铁条刺她腿上的伤口,往她的嘴里灌汽油和辣椒水……但赵一曼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受赵一曼影响教育的董宪勋、韩勇义,被捕后也都表现得很坚强,董宪勋受刑过重死于狱中;韩勇义在被审讯期间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后被叛了徒刑四个月,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期满出狱。
经过一个月的审讯,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七月末,伪滨江省警务厅决定把赵一曼送回她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示众”。八月二日凌晨,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心情反而更加平静。敌人在一份“报告”材料中记述了赵一曼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情景:
“在押送的中途,她虽然感觉到死亡迫近,但她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态度,反而透露了‘为抗日斗争而死才是光荣’的口吻。她希望给她的一个儿子写遗言,从押送的职员处要了笔纸,写了如下的反满抗日之遗言书:
‘宁儿!
母亲对你没有尽到教育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牺牲的前夕 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到了珠河县,敌人把赵一曼又放到一辆马车上“游街”,妄图以此威胁我爱国群众。为了鼓舞人民的抗日信心,她激昂地唱起了《红旗歌》: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殓着战士的尸体,尸体还没有僵硬,鲜血已染红了旗帜,………高高举起呀!血红旗帜,誓不战胜,终不放手。……牢狱和断头台来就来你的,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歌!……
在小北门外敌人刑场上,人民的好女儿、杰出的爱国者赵一曼壮烈地牺牲了。她热血洒地,壮志烛天,以三十一岁年轻的生命火炬,为儿孙后代照亮了永远前进的征程。
人民怀念赵一曼,永远赞颂女英雄。新中国诞生后,赵一曼的英名传遍全国。她的光辉事迹首先陈列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哈尔滨人民把她战斗过的一条街道“山街”改名为一曼大街,以志永久纪念。朱德、宋庆龄、董必武、何香凝,陈毅等许多老革命家都为赵一曼题过词。郭沫若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也为纪念和歌颂赵一曼题写了充满革命热情的诗章:
蜀中巾帼富英雄,
石柱犹存良玉踪;
四海今歌赵一曼,
万民永忆女先锋;
青春换得江山壮,
碧血染将天地红;
东北西南齐仰首,
珠河亿载漾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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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宜宾市城西风景秀丽的翠屏山上,坐落着著名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纪念馆。纪念馆建于1960年,馆前是一尊汉白玉赵一曼的戎装全身塑像,正门上方是朱德题写的馆名。纪念馆以翔实的内容和展品向人们展示了这位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抗日女英雄为人民而战、为民族牺牲的战斗人生。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10月生于四川省宜宾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赵一曼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妇女周报》等革命书刊,接受革命新思想。1923年加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村团支部书记,在家乡积极组织“妇女解放同盟会”。1926年夏,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帮助下,进入宜宾女子中学。她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抵制仇货”的爱国运动,成为当地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同年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大革命失败后,赵一曼按照党组织安排转移到上海。9月,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进行党的秘密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她在一首诗里抒发了自己为抗日不惜牺牲一切的坚定决心:“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932年春,到沈阳。同年秋,到哈尔滨,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代理书记,曾参加领导1933年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她两次去海伦等地巡视工作,组织联系抗日队伍打击当地的伪自卫团,有力地推动了哈北地区的抗日斗争。1934年,任中共珠河(今尚志)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组织领导当地工人农民成立反日游击队,与日伪军进行斗争。
1935年秋,她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治委员。同年11月,她和团长带领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在一座山里。她沉着地协助团长指挥部队与日伪军激战,连续打退敌人6次进攻,但由于敌我兵力悬殊,无法打破敌人包围。突围中,赵一曼身负重伤。在珠河县春秋岭附近一农民家中养伤时,被搜捕的日军发现,战斗中她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军对她施以酷刑,用马鞭抽打,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投降招供,她宁死不屈。日军问她为什么要抗日,她严词痛斥道: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为得到口供,日军将她送进医院监护治疗。在医院监护治疗的几个月里,她教育争取中国籍看护人员。1936年6月28日,在看护人员帮助下逃出医院。6月30日晨,被日本军警追捕再度被俘。敌人对她施以更加残酷的刑讯,仍毫无所得,遂决定把她押回她曾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示众。
1936年8月2日凌晨,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在这最后的时刻,她给心爱的儿子写下遗书:“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临刑前,她高唱《红旗歌》,“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殓着战士的尸体,尸体还没有僵硬,鲜血已染红了旗帜……”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时年31岁。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历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赵一曼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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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6年8月1日,日军将她押往珠河。8月2日,日军将其绑在大车上,在珠河县城“游街示众”。此时,赵一曼牺牲之前,面对敌人的屠刀,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当赵一曼昂首走到小北门外的草坪中央时,几个军警的枪口对准她。一个日军军官走到赵一曼跟前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3、赵一曼怒视着,把手中的纸卷递过去说:“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
4、日军官看过字条,向军警们猛一挥手,罪恶的子弹射进赵一曼的躯体,牺牲于珠河县(今黑龙江省尚志县)小北门外,年仅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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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0月27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北部白杨嘴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李鸿绪,曾花钱捐了个“监生”的功名,后自学中医,为乡里看病。母亲兰明福,操持家务,共生六女三男,一曼排行为七。1913年8岁,赵一曼入“私塾”学习,成绩良好。1918年13岁,父亲逝去,由大哥李席儒和大嫂周帮翰管家。
1924年大姐夫郑佑之(中共首届四川省委委员)介绍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6年2月28日考入宜宾女子中学(现宜宾第二中学)。读书时,被选为女中学生会常委兼交际股股长、宜宾妇联常委会主席。同年,宜宾特别支部成立时,她即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同时担任宜宾妇联和学联党团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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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看了一部电影,片名叫《我的母亲赵一曼》。影片以一个儿子的视角,描述了母亲赵一曼生前的英雄事迹,好像又把我们带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去了。 看了这部电影后,我热泪盈眶,深受感动。赵一曼同志为了保护游击队员们快速安全地撤离,竟然主动吸引敌人的 注意。她的手枪在这紧要关头也没了子弹,因此她被敌人打伤了腿,不幸被俘虏了。敌人逼她说出其他抗日同志们的藏身位置,就保她性命,但是赵一曼守口如瓶就是不说。敌人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想办法让她招供。穷凶极恶的敌人屡次对她使用鞭刑,甚至使用惨无人道的电刑,对她而言都丝毫不起作用。 她在遭受鞭打时想到了儿子宁儿,在遭受电刑几乎昏厥时也想到了儿子宁儿,可见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极度牵挂。敌人见没有任何办法让这位女抗日英雄招供,只好决定将她处死。在坐火车去刑场的路上,她给儿子宁儿写了一封信作为遗书。我清楚地记得她在信中写到了这样一句话:我亲爱的宁儿,等你长大了,你可以自豪地说出自己的母亲是赵一曼。
在刑场,面对敌人的枪口,她毫不畏惧,大义凛然,怒瞪敌人,视死如归。最后她被敌人打死了,她的身体倒在了雪白的雪地上,鲜血把雪地染红了一片。赵一曼同志牺牲了,牺牲时她才年仅31岁,她是为了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的,用英雄这个词称呼她真是当之无愧,一点也不夸张啊!
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也一定要学习女英雄的知难而进,好好学习,振兴中华,不让外国人有机可乘。我也希望我们大家都向她那样对于国家的秘密要守口如瓶,不要再让日本人钻空子,尤其是那些知道我国军事机密的人希望你们像女英雄学习,这样中国的领土就安全了。
最后让我们向赵一曼一样的抗日英雄们致敬。她们为了国家的安全人民的幸福安康抛头颅洒热血,难道不值得我们全国人民爱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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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街241号的东北烈士纪念馆,每天前来追忆革命先烈的群众络绎不绝。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80多年前,这座建筑物还是当时的伪满哈尔滨警察厅。在阴森恐怖、充满血腥的地下室,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曾在这里承受了最残酷的刑讯。
从被捕到牺牲的九个月,是赵一曼人生中最悲壮英勇的九个月,也是后来无数文艺作品重点描述的九个月。这期间,敌人所施刑罚之惨绝人寰,赵一曼经受考验的残酷痛苦,至今仍令人难以卒读。
日本皇军的自尊受到一个中国弱女子的打击凌辱,战犯大野泰治后来在供述中依然历历在目:“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
大野泰治撬不开赵一曼的嘴,转而加重刑讯其他被关押的人,初步了解到赵一曼是县委领导,认定她是一个“中心指导者”。大野泰治自然更不会放过这个重要人物了,他把赵一曼押到哈尔滨,一边治疗,一边审问。
直到最后牺牲,日寇也没弄清赵一曼的真实情况,档案仅记录赵一曼自称“湄州人”。日本人不会明白,赵一曼的这个自称是对他们的戏谑藐视。在四川宜宾,小孩遇到倒霉事,会自嘲“走湄州”了。生命的最后关头,遍体鳞伤的赵一曼竟然用一个嘲弄轻松的玩笑,回应日本人的禽兽之举。
在审讯赵一曼期间,最先抓捕她的大野泰治被派到新京受訓。他临行前特意到监狱里看望赵一曼,恳请赵一曼为自己留字纪念。赵一曼再次书写了律诗《滨江抒怀》送给大野泰治,表达了自己仍要继续战斗的豪情和决心,也是对敌人连番审问的回答。
日本战败后,大野在共产党的战犯管理所泪流满面,跪在地上忏悔。他说:“我一直崇敬赵一曼女士,她是真正的中国的女子。作为一个军人,我愿意把最标准的军礼给我心目中的英雄,作为一个人,我愿意下跪求得赵女士灵魂的宽恕。”
那些惊天动地的宏大胜利相比,这个历史的细节更加具有一种于惊雷无声的力量,它才真正代表了我们民族最后赢得胜利的精神根源。
迟到20年的红色家书
从被捕到牺牲,赵一曼忍受着敌人的酷刑,不仅坚贞不屈地与敌人斗争着,还以随机应变的智慧欺骗敌人,一直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审讯一开始,当大野泰治询问赵一曼的姓名、年龄、籍贯等情况时,她态度坦然地编造情况从容应对敌人。而问到抗日部队的事情,赵一曼一概推说不知道。
即使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赵一曼在遗书中也没有向儿子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叫李坤泰或李一超,而是延续了在审讯中编造的口供。她虚构口供首先是为了保护抗联组织,其次是防止敌人对自己亲人的追捕和迫害……
16岁的妇女会员杨桂兰,是和赵一曼一同被捕的抗联战士。每当大野泰治刑讯折磨赵一曼时,杨桂兰总是愤怒地跳起来护着她。赵一曼不愿让小杨这么小的年纪就遭受敌人的折磨,她暗中叮嘱杨桂兰编造假口供,就说是赵一曼找她来伺候养伤的,其他什么都不要说,一切由自己承担,这样敌人查不到真凭实据就会放她出去。后来赵一曼即将被转运到哈尔滨受审时,她又强烈要求必须释放杨桂兰,她什么也不知道。由于赵一曼千言万语的保护,小杨被敌人关押了二十八天后,释放回家。
费尽心机的日寇最终意识到,他们对赵一曼施加的种种酷刑都是徒劳。敌人终于绝望,他们决定赵一曼押回珠河,要用她的鲜血恐吓当地抗日群众。
1936年8月2日凌晨,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生命最后的时刻来临,赵一曼更加从容镇定。这个世上,儿子是她最后的牵挂。在冰封雪冻的抗日密营,在阴森漆黑的敌人牢房,在血火拼搏的前线,在暗无天日的狱中……她多少次思念着自己的宁儿,多少次映现他活泼可爱的面容。
从哈尔滨乘火车押往珠河的途中,赵一曼从看守那儿要来纸和笔,在晃动的车厢里,开始一笔一画写下给孩子宁儿的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日伪警务厅在《关于赵一曼逃走前后的状况以及其死》的材料上记述了这一情景:“在押送的途中,她虽然感觉到死亡迫近,但她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态度,反而透露了‘为抗日斗争而死才是光荣的口吻,她希望给她的一个儿子写一遗言,从押送的职员处要了笔纸……”并在这个材料中全文抄录了这份示儿遗书,这才使我们及其后人能够看到这份极为珍贵的革命英雄的遗书。这封舐犊情深的母爱遗书,这段牵肠挂肚的最后叮嘱,是赵一曼凛然赴死的誓言心声,更是寄望来者的殷殷重托。
在今天的四川成都,一位普通的退休女工人陈红,一直珍藏着一份特别的信件。这是八十多年前奶奶写给父亲的一封家书。虽然不是原件,只是父亲的手抄版,但随着岁月的沉淀,它在陈红心底的分量越发沉重: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宁儿,是陈红父亲陈掖贤的小名。陈掖贤的母亲,名叫李坤泰。另外,她还有一个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化名——赵一曼。
2019年5月1日,在奶奶赵一曼牺牲83年后,陈红迎来了一次真情倾诉的机会。
在江西卫视《跨越时空的回信》节目现场,年过花甲的陈红缓缓展开一封家书,饱含深情地诵读写给奶奶的回信:
奶奶:“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您留给您的宁儿——我的父亲的最后嘱托。父亲看到这封信时,是在您牺牲二十年后……要是可以选择,我愿意有一个能够与我们一起粗茶淡饭,平静生活,共享天伦的奶奶……
素未谋面的祖孙二人,在此有了特殊的精神重逢。一封穿越83年漫漫岁月的红色家书,连结起一家三代人的感情纽带。陈红几度热泪哽咽,才完成了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现场的观众情不自禁为之潸然泪下。
92年前,中国满目疮痍,当奶奶李坤泰(即赵一曼)离开家乡四川宜宾时,是时代洪流中追求进步的一位女学生,还不到22岁;92年后,山河岁月静好,作为孙女的陈红都已经有了外孙,第五代都已经5岁了,一家人过着幸福而平静的生活。
在陈红的记忆中,她的父亲陈掖贤终其一生,都珍藏着这封字字泣血的传世家书,都生活在对母亲赵一曼无尽的思念里。1957年,当得知赵一曼就是自己的母亲之后,陈掖贤专程前往东北烈士纪念館,第一次见到了母亲留给他的遗书。他一笔一画抄下了这份遗书,禁不住百感交集,失声痛哭。后来他把“赵一曼”三个字用钢针和蓝墨水刺刻在了自己的左小臂上,以示对母亲永世铭记。直到去世,这三个字都留在他的手臂上。
家书难托慈母泪,化作啼鹃带血归。对于一位从小失去母爱的儿子来说,这是一封整整迟到了20年的遗书。
今天,在赵一曼浴血战斗过的东北大地,哈尔滨人民把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一曼大街;在四川和东北的纪念馆里,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观众前来参观,赵一曼的英名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而在赵一曼出生的村庄,在她的故乡宜宾,在神州大地的朗朗读书声中,赵一曼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而那封感人肺腑的遗书,已经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回荡在一代代中国人心间,焕发着一个民族英勇奋斗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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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之初,在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刷下,反动、腐朽的封建制度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抨击和摧毁。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_封建社会的统治,尤其是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封建制度下提倡的封建礼教、男尊女卑、女子贞节以及“三从四德”等,仍然在严重地束缚、压迫和摧残着中国农村妇女。赵一曼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山村封建地主家庭里,也就必然逃脱不掉当时操持家业的兄长像“阎王”似的以封建礼教严厉地管束她,使她失去自由。男尊女卑,一方面造成了男性在家庭中的骄横,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女性的压迫和侵夺。
在赵一曼十二岁那年的腊月二十五日,赵一曼的父亲李鸿绪因为咳嗽痰涌昏迷不醒后死去了。按世俗规矩,大哥李席儒便名正言顺地成了当家人。
父亲病死后,小一曼失去了父爱,家里的生活更是沉闷极了。大哥不仅没有父亲那般行医抓药的本事,反而成天赌博、抽鸦片,还要天天摆着家长的派头。大嫂也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之人,两口子三天两头吵嘴闹气。在这种家庭环境里,赵一曼受到了极大的憋屈,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有一天她便向大哥提出:“这样活着实在太没意思了,我要出门读书去!”大哥只顾抽烟,耷拉着眼皮,头也懒得抬地哼道:“不行,我没钱供你!”
赵一曼已经十几岁了,李席儒不仅不叫她上学读书,还让母亲严格地监视着她。
母亲虽然慈祥善良,却受封建思想禁锢,既然丈夫死了,“长子为父”,儿子的话也是要听的。她不让赵一曼再出院门,不让赵一曼像小时候那样到草丛里捉蝴蝶,也不能到竹林里去挖幼笋,自然更不能和男孩子们一起玩耍了。
赵一曼的母亲按着老辈留下的规矩,要给赵一曼扎耳朵眼儿,要给她缠足。
按封建传统,女人“三寸金莲”被认为是一种美。赵一曼母亲的脚就是姥姥给裹的,穿着一双尖尖的小鞋,走起路来一步三摇的,实在是活受罪!在少年时期的赵一曼看起来既可怜又可笑。
一天上午,母亲把赵一曼叫到八仙桌前,拉住赵一曼的一双小手郑重地说:“淑端哪,你该裹脚了,再不裹,大脚丫子会被人笑话的。长大了也是没人娶你的!”
一听裹脚,赵一曼的心就像被蜂蜇针扎似的缩紧了。村里的小脚女人她看得多了,本是一双天然脚,却被一条长长的白布缠成了“尖辣椒”,有的连脚趾骨都被勒断了。尖尖小脚,站也站不稳,走也走不快。她低头看看母亲那一双只有三四寸的小脚,心头涌起一股酸楚。小时候,她常常看到父亲一不顺心就要拿母亲出气,连踢带打,母亲总是颤巍巍跌倒在地,为躲避丈夫只能满地爬行;有时候,遇到天阴地湿,母亲要到山间拔两棵青菜,也要爬着去。一次,她随母亲一起下田,正好碰上下雨,妈妈脚下一滑摔倒在地,满身满脸的泥巴……想到这些,赵一曼不寒而栗,她打内心深处不愿意像母亲一样活受罪!
她倔强地对母亲说:“妈,我不裹脚!”
“女孩子大了都要裹脚,这是祖辈留下的规矩!”
“裹了脚走路都走不稳,我不裹!”赵一曼坚持说。
“不裹也得裹!”母亲也强硬起来。
“不,我就不!”赵一曼一边说着一边就从母亲眼前溜出了门外。
赵一曼还能跑到哪里去呢?晚上她小心翼翼地又回到了家里。母亲似乎已经心平气和了,给她用辣椒油烧了两个菜。赵一曼一边吃饭一边用两眼观察着母亲的脸色,看母亲若无其事,她以为已经闯过了这一关。
然而,赵一曼猜错了。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请来村里一位老婆婆当帮手,对她实行强制裹脚。两个人把小一曼死死摁倒在木床上,紧紧地压住她的双脚,母亲将她的脚趾使劲捏拢,老婆婆用一条白粗布将她的脚一层一层地裹紧,每裹一层,老婆婆就使劲勒一勒,赵一曼痛得号啕大哭,眼泪“刷刷”地直往下掉。缠呀,缠!裹呀,裹!一层一层又一层,赵一曼拼命抗争着、挣扎着,嗓子也哭喊得嘶哑了,直到哭喊不出了声,也挣扎不动了,两只脚也已被裹成了像母亲那样的“尖辣椒”。
母亲满意了,她又给女儿双脚套上了两只尖尖鞋,板着脸儿对她说:“从今天起,不准你出大门、上大街,所有男人都不能见!”
赵一曼看看自己被缠了足的双脚,嘟囔着说:“这样的脚咋走路啊!”
母亲安慰她说:“慢慢习惯就好了,来!站起来走一走,让妈看看咋样儿。”
赵一曼试着慢慢地站了起来,抬起身却根本站不住,两只脚麻痛麻痛,还没有迈步走路就一下子跌倒了。她一阵懊悔,索性在地上打起滚来,哭闹着把两只小鞋甩得远远的。
母亲没有发火,弯腰把她甩远的两只小鞋捡了回来,又要给她穿上,她说啥也不穿,母亲就哄着她穿。
这一次,赵一曼被关在屋子里,躺在床上却烦躁得难以入睡,她透过窗棂望着朦胧的月色,发痴发呆。满山的竹林在夜风中呼啸着,如涛似浪,她家的小屋就像一叶扁舟在夜雾茫茫的大海上颠簸着,一会儿被推拥到浪尖上,一会儿又被埋入浪谷下,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在夜海中被吞没。她想在船上站起来,但两只小脚痛得钻心,说啥也站不起来。她便大声呼救。没有人理睬她。母亲就坐在屋门外,她睡得很晚,却装作没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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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5月,“五卅”运动一周年时,正是抵制洋货的高潮。赵一曼按照中共的指示组织党团员在学生中宣传,抵制英国煤油轮船靠拢宜宾码头,学生们遭到了武装镇压,由此引发了全城罢工、罢市、罢课。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赵一曼考进武汉黄埔军校。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1927年9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冬奉命回国,赵一曼先后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秘密工作。1928年4月,赵一曼与湖南人陈达邦结婚。婚后不久怀孕。11月,赵一曼回到上海。12月,被派到宜昌工作。在宜昌产下一子。取名“宁儿”。
1930年,赵一曼带孩子回到上海,抱孩子寄养在陈达邦大哥陈岳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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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30日,赵一曼在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日军追上,再次落入日军的手里。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等酷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
1936年8月1日,日军将她押往珠河。8月2日,日军将其绑在大车上,在珠河县城“游街示众”。此时,赵一曼牺牲之前,面对敌人的屠刀,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当赵一曼昂首走到小北门外的草坪中央时,几个军警的枪口对准她。一个日军军官走到赵一曼跟前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赵一曼怒视着,把手中的纸卷递过去说:“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日军官看过字条,向军警们猛一挥手,罪恶的子弹射进赵一曼的躯体,牺牲于珠河县(今黑龙江省尚志县)小北门外,年仅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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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之初,在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刷下,反动、腐朽的封建制度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抨击和摧毁。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推翻封建社会的统治,尤其是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封建制度下提倡的封建礼教、男尊女卑、女子贞节以及三从四德等,仍然在严重地束缚、压迫和摧残着中国农村妇女。赵一曼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山村封建地主家庭里,也就必然逃脱不掉当时操持家业的兄长像阎王似的以封建礼教严厉地管束她,使她失去自由。男尊女卑,一方面造成了男性在家庭中的骄横,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女性的压迫和侵夺。
在赵一曼十二岁那年的腊月二十五日,赵一曼的父亲李鸿绪因为咳嗽痰涌昏迷不醒后死去了。按世俗规矩,大哥李席儒便名正言顺地成了当家人。
父亲病死后,小一曼失去了父爱,家里的生活更是沉闷极了。大哥不仅没有父亲那般行医抓药的本事,反而成天赌博、抽鸦片,还要天天摆着家长的派头。大嫂也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之人,两口子三天两头吵嘴闹气。在这种家庭环境里,赵一曼受到了极大的憋屈,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有一天她便向大哥提出:这样活着实在太没意思了,我要出门读书去!大哥只顾抽烟,耷拉着眼皮,头也懒得抬地哼道:不行,我没钱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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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1905年10月-1936年8月),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人称李姐。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民族英雄,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赵一曼1935年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在与日寇的斗争中于1936年8月被捕就义。
英雄事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中国共产党派到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1934年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道北区委书记,组织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1935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11月,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因腿部受伤被捕。
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严酷的审讯。面对凶恶的日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的罪行。
凶残的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使用马鞭很戳其腿部伤口。身负重伤的赵一曼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痛的几次昏了过去,仍坚定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
1935年12月13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赵一曼在住院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人深受感动,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
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勇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经过辗转后,赵一曼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6月30日,赵一曼在准备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的日军赶上,再次落入日军的魔掌。
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辣椒水等更加严酷的刑讯,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的珠河县处死“示众”。
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她知道日军要将她枪毙了,此时,她想起了远在四川的儿子,她向押送的警察要了纸笔,给儿子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赵一曼将对民族的大爱展现淋漓,将自己伟大的母爱藏在心底。1928年,赵一曼做了全天下女生都想做的一件事,那就回为人母。赵一曼成为了一个母亲,但是赵一曼要在民族和儿子之间做出一个选择,为了民族存亡,赵一曼只能奋不顾身的投入事业中,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母爱永远没有消亡或减少,这就是赵一曼,一个民族英雄,一个顶天立地的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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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中国共产党派到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1934年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道北区委书记,组织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1935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11月,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因腿部受伤被捕。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严酷的审讯。
面对凶恶的日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的罪行。凶残的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使用马鞭狠戳其腿部伤口。身负重伤的赵一曼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痛的几次昏了过去,仍坚定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
1935年12月13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赵一曼在住院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人深受感动,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勇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经过辗转后,赵一曼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6月30日,赵一曼在准备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的日军赶上,再次落入日军的魔掌。
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辣椒水等更加严酷的刑讯。据敌伪档案记载,日本宪兵为了逼迫她供出抗联的机密和党的地下组织,对她进行了残酷的拷问。刑讯前后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其中就包括电刑。在那次刑讯中,日本宪兵将赵一曼的手脚从背后绑在一起,将其一丝不挂地吊在刑架上(当刑讯一开始,日本宪兵就将赵一曼的衣裤全部剥光,这一事实在文学作品中没有得到真实反映),然后将电极一端夹在赵一曼的乳头上,另一端分别插入导尿管和阴道内,对她施以惨绝人寰的电刑。据当时的审讯记录记载,曾在刑讯中经受了灌辣椒水和汽油,子弹尖头摩擦肋骨,反复烙烫乳房也没有喊叫一声的赵一曼,“两眼直翻,口吐白沫,多次出现大小便失禁”,也忍不住“发出厉声惨叫”,而且“叫得越来越厉害,令人心悸的惨叫声忽起忽落,甚至不断发出一种间歇性的上滑颤音和下滑颤音,越来越惨烈,身体剧烈抖动”。“连胆汁也呕吐出来”,最后连被电极夹住的“乳头也开始慢慢焦黄,直至把整个乳晕焦成两个铜钱般大的黑瘢。耻骨前区的部分体毛也渐渐地被烤焦,皮下静脉网呈树枝状”。……。受刑后,“赵一曼女士的乳头、乳房、泌尿器官和阴道的组织呈不同程度的炭化状”。……。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刑法是何等地残暴和难以忍受。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
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县(现尚志市)的火车,她知道日军要将她枪毙了,此时,她想起了远在四川的儿子,她向押送的警察要了纸笔,给儿子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中国人民会永远牢记女民族英雄赵一曼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为赵一曼题写了“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哈尔滨市将她战斗过的一条主街命名为一曼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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