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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1月16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
于敏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61年,于敏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氢弹理论探索任务,并取得了我国氢弹试验的成功,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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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答主我是一只小萌刀:于敏是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
建国初期参与原子弹氢弹研究,他几乎是唯一一个没出过国的土专家,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参与研究。
国内当时就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95%给了原子弹计算,只有5%用于氢弹设计,他居然不知天高地厚领着人去做,工具就是计算尺,居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因为他的不知天高地厚,中国也不知天高地厚,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而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
他对自己的身体更是不知天高地厚。1969年,于敏因奔波在北京和大西南之间,胃病严重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1971年10月,幸亏上级考虑于敏身体状况,特许妻子照顾他,才不至于深夜休克无人发现,终于被医生抢救过来。1973年,他在回京车上便血,在医院输液时又一次休克。
但他似乎又懂得天高地厚。因为工作性质,他隐姓埋名三十载。他面对别人甚至最亲近的人时,他说的最多的也是我不能说,就像邓稼先面对妻子质问时,回答的是地点我不能说,去多久我不能说,干什么我也不能说。
他曾遗憾的说一生没有出过国,如果出国学习,也许现在对国家的贡献会更大。其实他可以出国,但为了国家,他放弃了。
对于别人说他是氢弹之父,他总是婉拒。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于敏最大的遗憾是他的夫人去世了,他经常看到遗迹遗物,睹物思人,因为他觉得亏欠夫人太多,他引用了元稹的一句诗——报答平生未展眉。
于敏在房间里挂了诸葛亮说过的一句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我当年坐在饭馆里吃饭,电视上正在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于敏坐着轮椅缓缓走过来领奖。我看着颁奖,我高兴地哭了。
我看着坐在轮椅上的他,我记得他因为家里穷没路费,于是暑假不回家自己跑到景山顶,迎着夏日的凉风,拿着课本,做着习题,他从不认为自己天赋异禀,他只是勤奋。
我看到了那个年代那帮科学家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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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天空风云变幻,岁月的江河奔流浩荡。唯一不变的是,总有丹心赤子甘为国家鞠躬尽瘁,总有殷殷志士愿为民族负重前行。
那个爱皱眉头、喜欢思考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走了。今年1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这样的“抛头露面”,于敏只经历过两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
对于这样的大场合,于敏并不习惯。因为此前几十年里,作为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的他,一直都隐姓埋名。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于敏生前的一次自白。今天,当我们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他已经成为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
生命无法永恒,精神却能不朽。
人物小传:于敏,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于敏生前的卧室里,一本《三国演义》摆放在案头。和煦的阳光从窗口透进来,照着泛黄起皱的封皮。可想而知,那位温文尔雅的主人,曾经多少次倚在窗前的靠椅上,翻阅着心爱的书籍。
其实,于敏自己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更没想过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正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他,原本以为会在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然而,一次与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谈话,让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1961年1月的一天,雪花飘舞,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坚毅的眼神中,于敏立刻明白,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也要尽快进行。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还有几分不解。一向沉默的他,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后来这样说。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地独立。面对这样庞大又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当时的想法。
这个决定,改变了于敏的一生。自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我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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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1月16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于敏是新中国氢弹研究中的关键核心人物。他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1965年10月,在于敏的亲自组织和部署下,氢弹理论得以突破。目前全世界只有两种氢弹构型,美国的T-U构型和中国的于敏构型。
此后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
对中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4年获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由于核武器的保密原因,于敏的一切长期以来都处于高度保密中。从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直到1988年以后,于敏才获得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首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
提出氢弹原理方案
在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就已做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参加氢弹原理研究,于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主要一个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中国的设备更无法可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 年9 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总结经验,带领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爆炸成功。
上世纪80年代初,于敏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核理论研究的开展。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中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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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1926年8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的一个普通百姓家庭。他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梁启超之子,中国导弹控制系统创始人之一梁思礼等大佬在此中学就读过)。
1944年,18岁的于敏考入了北大工学院,他在校园中平常最爱干的事情,除了夏天到景山(崇祯皇帝曾在此自缢)乘凉学习,冬天在宿舍裹着旧军大衣学习,就是到数学系旁听。除了勤奋学习之外,他的天分在下列故事中展露无疑。
在某次数学系组织的考试中,因试卷难度非常之高,连专修数学的北大天才们,最高分也不到60分,平均分更是掉到仅剩20分,然而老师居然掏出来一张100分的满分试卷,上面的考生姓名,正时旁听生于敏。
于是,于敏的天才之分,很快响彻北大。但是,就在入学第二年的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放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让于敏见识到了物理、科学的威力。怀着不能让祖国落后于世界强国的梦想,1946年,于敏毅然转入了物理系学习。1951年,研究生毕业的于敏,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了中科院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同事包括有邓稼先,金星南等人,全是日后的功勋大佬,两弹一星奠基人。
随着1952年美国人引爆了第一颗氢弹,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及后来的炮击金门和边境冲突中,帝国主义多次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对此,毛泽东多次强调“美国的原子讹诈,是吓不倒中国的”;后来又下达了紧急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1957年,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理论物理学泰斗朝永振一郎带领学者访华,当他得知于敏竟然没有一丁点留学经历,完全靠基本物理学著作和自己,从零开始研究时。惊讶并钦佩的称赞于敏为“国产土专家一号”。这让于敏从国内科学家,跨入了世界物理知名人士行列。
二.为应对列强核威胁第二次转型
1961年10月30日,苏联引爆了那颗著名的沙皇炸弹(氢弹),比在日本的那颗原子弹威力,还大出了整整3846倍,一时间,举世哗然。然而,此时中苏关系破裂,白头鹰和棕熊对我们虎视眈眈,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更是直接挑明,不能让中国搞氢弹。
为了积极应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国家决定在成功发射原子弹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制氢弹。所以,就在苏联试爆氢弹同年的某一个冬日,钱三强再次找到了于敏,并直言不讳的表示,希望他能从研究原子弹转为研究氢弹。
这对于于敏个人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因为原子弹和氢弹虽然名字听起来差别不大,但实际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原子弹的原理是核裂变,氢弹的原理是核聚变,他在原子核领域研究了十多年,眼看就要到了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转行意味着将要放弃原来的一切,重新开始。
然而,为了祖国的需要及国家的强盛,于敏忍痛割爱,坦然接受了这次转行。而且为了保密需要,他从此隐姓埋名28年之久,放弃了原来可以成名世界的机会,默默为祖国的国防事业作贡献。
对于氢弹的研究,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这项研究主要的难度就在于计算的繁复。当时中国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
于敏不畏艰难,发挥自己记忆力惊人的优势,率领工作组成员人手一把计算尺、算盘,废寝忘食地计算。在持续的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并且依靠自己的理论,举一反三的进行探索,终于,在1965年完成了氢弹的理论突破。
在理论突破后,于敏又率领科研团队远赴大西北的核试验场,进入了紧张的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一句祖国需要,让这些原本走到哪国都能享受超高额待遇的专家,学者,远赴千里到戈壁滩当起了野人,无人知晓,工资待遇微薄,家人失联,还要长年累月经受高强度辐射。
这一切,终于换来了我国引爆第一颗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后,1967年6月17日的一声巨响(中国引爆第一颗氢弹)。更加惊喜的是,这二弹之间研发时间相隔之短,创下了当时的世界之最,令外国同行惊叹不已!
因为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六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六个月,而当时一穷二白没有任何外界援助的中国,竟然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次的于敏团队给那些瞧不起中国的列强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三.提高核武器的实战性,击破列强的核威慑
在氢弹研发成功后,于敏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因为他发现中国虽然拥有了核武器,但在实战性上还有很大的不足,如果要保证国家的安全,还得继续研发出更实用的中子弹和小型化的核武器。
面对美国、法国与前苏联相继研发出了中子弹,于敏寝食难安,他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率领科研团队于1988年研制成功了中子弹。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自觉已经拥有了足够强大的核威慑,开始在国际社会呼吁全面禁核,限制其他国家的核发展。紧急之下,于敏又带领团队,仅用46次核试验就研制成功了第二代小型核武器,赶在1996年7月30日中国政府宣布加入全面禁核试条约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29日,完成了最后的两次实验,而美国走完这个完整的过程,用了1054次!
于敏院士,就是这样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带领中国科研团队实现核突破,吊打了同期西方半个世纪的几代科学家,让中国在核大门关闭之前,拥有了足以平视美国的底气。从而彻底击破了列强们的核威慑。
总之,中国“氢弹之父”于敏,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核物理学家,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他将个人志向服从祖国需要,默默为我国国防事业奉献了终生。
于敏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无私奉献给祖国国防事业的精神,值得人们尊敬与学习,他不畏列强、勇于为国争光的斗志,更加值得我们敬佩与称赞。我们应当向他那样,努力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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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一个曾经绝密28年的名字
他28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
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崇高荣誉,盛名之下保持一颗初心:“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是于敏,“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国产专家一号”——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于敏。
没有留过洋,却也成为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一切从头开始,装备实在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计。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百日会战”令人难忘。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记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用热血书写历史丰碑
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于敏婉拒。他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一个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这是参加“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代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在大会上发言。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 摄
如一滴水,融入大海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
20年前,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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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8年被媒体报道以前,很少有人知道于敏是谁,更少有人了解他在做什么,连他的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于敏从事的“高级的秘密工作”是研究氢弹和核武器。
于敏的科研生涯始于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钻研多年后,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将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交给了他。从那时起,于敏转向研究氢弹原理,开始了隐姓埋名的28年。
当时的核大国对氢弹研究绝对保密,造氢弹,我国完全从一张白纸起步。
由于大型计算机机时非常紧张,为了加快研究,于敏和团队几乎时刻沉浸在堆积如山的数据计算中。1965年9月,上海的“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于敏以超乎寻常的直觉,从大量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数据中理出头绪,抽丝剥茧,带领团队形成了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然而,设计方案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在那里,科研人员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喝的是苦碱水,茫茫戈壁飞沙走石,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低至零下30摄氏度,道路冻得像搓板。于敏的高原反应非常强烈,食无味、觉无眠,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路,有时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解决完问题才离开基地。
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1969年,于敏带领团队来到了四川绵阳的深山里,研究核武器。他判断,“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
他不敢停止脚步。但长期在艰苦环境里工作,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于敏上台阶都要用手抬着腿才能慢慢上去,同事都劝他休息,他坚持要到小山冈上观测火球。由于操劳过度,在工作现场,他几近休克。1971年10月的一天深夜,于敏再次因为过度劳累休克……
2015年1月,89岁的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满脸谦逊祥和。上一次像这般“抛头露面”,还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对于敏而言,他并不习惯这样的场合,在隐姓埋名的那些年里,默默耕耘的他“沉”在深处很自在。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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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1926 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在天津木斋中学念,后转学到天津耀华中学。
1944年于敏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后张病了,指导他学业的便是胡宁教授。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胡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于敏被彭桓武、钱三强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这个所是1950年成立的,当时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我国科学界一片空白,他们高瞻远瞩,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1955 年,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由此而来。
经过长期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也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留学英国、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则认为:“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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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是一位科技工作人员,领导人员询问于敏是否愿意放弃一切搞氢弹什么的研究,于敏马上答应了,他说“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他的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感到身后一种坚强的后盾的力量,祖国的强大力量。
更令人心酸的地方还有由于于敏常常工作奉献自己,甚至很少回家,以致于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他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为了祖国的科技,是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他的妻子也更是一位功勋,于敏为了研究氢弹,很少照顾到家里,一直都是他的妻子要为每天的生活精打细算,照顾一家老小,孩子们常常问爸爸起做什么工作时,他的妻子也只能闭口不谈。其实像现在舍小家为大家的科学家们还有很多,他们也像于敏一样,一直在为祖国默默奉献,这些科学家的背后,也有许许多多像于敏妻子一样的人,独自一人撑起了一整个家庭,值得我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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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于敏就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理论研究的开展。
1986年初,邓稼先和他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对我国所处发展阶段作了准确估计,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了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如今,于敏虽然认为自己已经“垂垂老矣”。但他仍然关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他认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不是实战的。现在则在考虑将核武器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反导系统,并开始部署,使得核对他没有威慑性。去掉了对方的威慑,就是新的垄断。
“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五十年代,就要受核讹诈。但我们还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们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威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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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土专家
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与邓稼先的暗号
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与死神三次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靠古诗词安眠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多年来于敏的休息时间一天只有6个小时左右。而至少有30年了,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的。
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5年1月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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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他的这一生有什么遗憾时,于老告诉我,如果说他的这一生有遗憾的话,那应该是两个,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二是因为工作太忙对孩子们关心不够,没有将他们培养成对国家有所建树的人。但他说,虽然想起来是遗憾,并不后悔。
于敏认为,对于科学家来说,正式的职业是科学研究。而学术研究的环境和学术氛围比较浓的是欧美和过去的苏联。他说,我虽然在国内是一流的,但没有出过国总是一种遗憾。如果年轻时能够出国进修或留学,对国家对科学的贡献或许会更大。其实,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从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对这一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但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
他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双向交流。但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不能交流又哪来考察的收获。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这样对这些年轻人,对我们的事业都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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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视剧着重刻画了研究氢弹的科学家为了为国家的国防事业默默奉献的故事。于敏本来有出国留学的机会,可当氢弹研究所的领导希望他留下时,他依然决然地留下了,他说“中国要不受别的国家欺负,就必须有核武器,只有核平衡才能带来和平。”从此他决心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干什么事情。研制氢弹可不是轻松的事情,他们已经不知道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经历了无数次失败。那时候电子计算机很少,大部分数据靠手算,经常是花了很多的精力算出来的数据不精确,只好推倒重来。这样的事情已经是家常便饭。可为了国家的国防事业,还是要咬牙坚持。
于敏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可当时国家困难,他的生活是如此的清贫。他的妻子在家里攒了一些鸡蛋,等于敏回家吃,孩子想吃鸡蛋也只能等爸爸回来,可爸爸回来的次数很少。看到这里,真使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新中国研制氢弹的科学家是在怎样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就像牛一样,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经过于敏等科学家和无数工作人员、解放军指战员的努力,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人民日报出号外的那一天,举国欢腾。这一天,于敏带着妻子和孩子在走在北京的长安街上。妻子却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研制氢弹的功臣。于敏想带家人去吃烤鸭,可他的爱人一算钱不够,只好放弃。夜深人静,家人都睡下了。于敏悄悄地在家里挂起五星红旗,深情地背诵起诸葛亮的《出师表》,用以表达自己为了国家的国防事业鞠躬尽瘁的决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投身国家两弹一星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他们舍小家为国家,没有国家哪有小家。有国才有家。愿作春蚕吐银丝,甘为红烛照人寰。新中国成立后,很多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和科研条件,毅然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因为他们知道,科学没有国界,可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为了祖国的强盛,研制核武器的科学家们,在戈壁荒滩上,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努力拼搏。正是因为他们的默默付出。我们亲爱的祖国强大了。岁月静好,是有人负重前行。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你们无愧于共和国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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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考98分,是因为你只能考98分;而学霸考100分,是因为试卷上只有100分”。
网上的这个段子很有趣,但如果用来形容中国“氢弹之父”于敏,却会显得有些想象力不足。
有一年,北大的代数考试非常难,数学系的平均成绩不足20分。然而物理系的于敏却考了100分,这轰动了整个北大校园。可以说,于敏是一位让天才们也心服口服的天才。
1951年,于敏研究生毕业后,加入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朝永振一郎来华进行学术交流。他对于敏从未出过国感到非常震惊,称赞于敏是中国“国产专家1号”。正当于敏准备大展拳脚时,他的命运却迎来了决定性的转折。
选择题:出国深造还是为国效力?
电视剧《功勋》艺术再现了这一幕:郝所长突然请于敏去听戏,称赞于敏和台上的诸葛亮一样是个角儿,于敏听出话里有话。随后两人吃馄饨时,郝所长问于敏愿不愿意参与氢弹研究,于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表示第二天就可以上班。
这个决定其实并不容易下。一旦参与了氢弹研究,从此注定隐姓埋名,把这当成“带到坟墓里去的秘密”。于敏和妻子当时正在准备出国留学,得知于敏不能出国后,妻子只能无奈地撕下写满英语单词的笔记本,扔进火炉里。
邻居都在传于敏政审出了问题,面对传言,于敏却连妻子也不能解释。现实中,于敏的妻子也是直到28年后,看到媒体报道,才得知他竟然参与了这么重要的工作。
判断题:权威期刊的数据是否可信?
于敏加入氢弹研究后,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氘氘聚变、氘氚聚变和氚氚聚变,究竟哪种热核反应适用于氢弹。
当时,美国一家权威科学期刊发表论文,公布了一个新的数据,表示在设计中添加氚有利于氢弹起爆。这对研制氢弹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问题是,这个数据是真的吗?
氘和氚都是稀缺且获取困难的材料,要做实验验证的话,需要花费3年时间和几亿人民币。当时的中国面临严峻的外部形势,花不起这个钱,也等不起这么长时间。
于敏选择了用笔和草稿纸进行理论验证,经过大量演算后否定了这个数据,避免氢弹研究走上这条弯路。后来国外有人重复了那个实验,证明期刊的数据果然是错的。
问答题:为了什么奋斗终身?
剧中,于敏多次晕倒,这不是艺术夸张,而是真实地累到休克。
研究遭遇瓶颈后,面对落后的进度,于敏强行给同事们放了3天假。但他却没有给自己放假,因为他深知新中国研制氢弹的窗口期有限,力争要抢在法国前面研制成功。
于敏为什么这么拼命?因为他小时候差点被侵华日军的卡车撞死,于敏深深地知道,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就只能任人宰割。新中国如果不能掌握氢弹技术,势必再次遭到核讹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氢弹试验取得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我国成为继美苏英之后,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
1988年退休后,于敏的名字得以解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于敏淡然地说:“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需要!”他婉拒了“氢弹之父”的称谓,客厅里高悬着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2022年1月16日,微博话题#两弹一星元勋于敏去世3周年#被网友们顶上热搜,大家纷纷缅怀致敬,用这种方式缅怀于敏……
缅怀国之英雄,致敬民族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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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双“日”横空举世震惊,埋名近三十载,于敏院士以自己的一生谱写着什么叫“国之干城”。今年的1月16日是于敏院士逝世两周年,致敬于敏院士,青年党员当有“三问”“三不问”。
问己所求,淡泊明志,不问得失。“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本可出国留学却甘当“土专家”;本来在基础理论领域到了关键进程却毅然放弃十年苦功转头研究一片空白的氢弹;本有一条轻松的锦绣大道却甘选最泥泞的崎岖山路;干的是几十亿的大项目,却不舍得在自己身上用一分。青年党员当扪心自问人生追求所在,将高尚的品格和坚定的信仰力量贯穿于自我实现,以脚踏实地创造外在价值,以宁静淡泊追求内在价值,志存高远,胸怀广阔。致敬于敏院士,以淡泊名利坚守信念、坚定理想;以立志高远守职为公、慎终如始;不趋私利,不问得失。
问国所需,我将无我,不问姓名。“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家有贤妻爱子却鲜于陪伴;干着伟大事业却不能公开发表论文著书立说;为国奉献隐姓埋名28载却不为大多数人所知。青年党员当胸怀大我问党和国家之所需,舍小我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组织的需要即为方向,组织的安排就是位置,至人无己,公而忘私。致敬于敏院士,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无私奉献到党和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作为做党和国家最需要的事情;舍身忘我,不问姓名。
问梦所往,鞠躬尽瘁,不问归期。“春蚕蜡炬,睹物回首,感慨系之。”三次休克与死神擦肩,身体虚弱却还坚持在岗;古稀之年还作为顾问为我国核事业努力;去世前两个小时还在听学生做工作汇报。青年党员当以一腔热血问梦想之所往,将个人的梦想融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竭尽全力不留退路,耗尽生命亦不觉惜,殚精竭虑,勇毅前行。致敬于敏院士,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无畏坚定甘做筑梦路上青石一块;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赤诚炙热燃烧自我照亮逐梦路上哪怕一寸;鞠躬尽瘁,不问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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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1月16日在京逝世,享年93岁。
于敏,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他从1961年便开始氢弹理论探索,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194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后以北大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了北大理学院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专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开始工作后没有几年,于敏便写出了许多有重要影响力的论文和专著,其中包括于敏与杨立铭教授合著的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于敏是“两弹一星元勋”之中,为数不多的没有留学经历的专家之一。
1961年,已是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顶级专家的于敏接到了新的任务:研制氢弹。他毫不犹豫地放弃持续了十年、已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原子核研究,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在这个过程中,于敏和邓稼先发明了一套只有他们内部人才听得懂的暗语:“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但还不能把它煮熟,需要进一步研究。”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废寝忘食。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氢弹试验取得成功。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于敏一生载誉无数。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于敏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面对纷至沓来的极高荣誉,于敏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谦逊。在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同于敏会晤,称其是“中国的氢弹之父”时,于敏婉拒了这个称谓,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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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6日,惊悉于敏先生逝世,心中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为中国失去了氢弹主要的一位研究者,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失去了一位学术造诣很高的科学大家,为我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道德高尚的良师益友。
于敏先生曾在原子能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进行氢弹原理研究。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一位对祖国和人民做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师长。
记得1956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原子能所工作。在秋天的一个晚上,所里开大会,钱三强所长向全所职工介绍所里工作情况,谈到人才培养时,就表扬了于敏,“于敏就是我们国内自己成长起来的优秀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希望刚到所里工作的新大学生向于敏同志学习!”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于敏的名字,心中就产生了敬意。
1961年,于敏去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参加一个国际核物理的会议,我负责照料于敏在杜布纳期间的生活,并在开会时当翻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于敏。我发现于敏接受的能力很强,有一些我没翻译的地方,他也都听懂了,这源于很深的业务功底。
1982年,全国第一次惯性约束聚变研讨会在北戴河举行,于敏应邀在会上作了激光核聚变的主旨报告,王淦昌先生等当时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学会的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会后原子能院从事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的研究团队和王淦昌先生一起合影照相,距离我们不远的于敏先生听到了,他也跑过来,主动参加我们的合影,大家拍手欢迎,可见他对原子能院的感情是很深的!
于敏先生对我的工作帮助也很大。1965年,我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回国后,被调往青海工作,从事核试验中近区物理的测试工作。为了验证武器理论设计的正确性,在热试验中要测量核武器设计中许多关键的物理量,要进行很多探测设备的设计和安排。这就需要我们弄清楚理论部对物理测试有什么要求,物理测试的精度和量程要如何去满足检验理论的要求。这时于敏就成了我们最好的老师和朋友。
有时候,我们从青海、四川到北京来专门向他请教,回到青海和四川后有时有些还没有彻底弄明白,或许还有些不放心的地方,就专门跑去找于敏讨论、请教,每一次他都是那么谦逊、耐心地和我们讨论,直到我们把问题弄清楚。
在氢弹研发突破的过程中,我们和于敏的接触就更多了。在向领导和技术骨干介绍突破氢弹的会议上,我们听到了邓稼先和于敏同志介绍的理论方案,当时心情都十分激动。我们近区物理测试的工作也按照理论的要求,准备了物理测试的方案。于敏提出了很多改进的意见,这些都对后来取得重要成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氢弹原理性试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我们测量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它不仅达到了原定的设计指标,而且还超过了原来设计的当量。
于敏不仅精通理论,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视实验、理论联系实验的典范。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有幸和于敏等人在一个小组,当时有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困扰了我半年多,它直接影响着我测量数据的修正效果,我想解决它,也看了好多书,请教过许多同志,都没解决。有一天在会议休息的时间,我把问题告诉了于敏等人,他们说可以帮忙。在散会的那一天,他把写了好几张纸的推导给了我,我当时又感动又佩服。
在国家高技术主题专家组中,于敏的真知灼见对我们选择正确的技术路线、制定既积极又稳妥的工作规划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有很好的理论物理基础、渊博的知识,又熟悉许多具体的实验技术。在小组会上,他总是非常认真地听其他同志的发言,又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发表他的见解和分析。我们听了后,总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分析得很透彻,他最擅长把一个复杂的问题进行剖析分解,找到各种矛盾的相互关系,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对立面,并加以解决。这可能是他多年从事科研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方面。
我和于敏最后一次的交谈是在一次人民大会堂春节茶话会上。当时已有很长时间没见过他了。我在远处看见了他,就急忙地往他的方向走去,我们高兴地相互问候,并谈了一些自己的情况,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讲话的声音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响亮。
今年,这样一位对祖国和人民有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这样一位品德高尚、为人师表的师长和我们永别了!我们爱戴他,敬仰他,他将毕生的经历都奉献给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事业,并作出了载入史册的卓越贡献。我们将永远学习于敏的光辉榜样,将他的爱国精神和崇高思想铭记心中,继续前进!
愿于敏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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