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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1926年8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的一个普通百姓家庭。他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梁启超之子,中国导弹控制系统创始人之一梁思礼等大佬在此中学就读过)。
1944年,18岁的于敏考入了北大工学院,他在校园中平常最爱干的事情,除了夏天到景山(崇祯皇帝曾在此自缢)乘凉学习,冬天在宿舍裹着旧军大衣学习,就是到数学系旁听。除了勤奋学习之外,他的天分在下列故事中展露无疑。
在某次数学系组织的考试中,因试卷难度非常之高,连专修数学的北大天才们,最高分也不到60分,平均分更是掉到仅剩20分,然而老师居然掏出来一张100分的满分试卷,上面的考生姓名,正时旁听生于敏。
于是,于敏的天才之分,很快响彻北大。但是,就在入学第二年的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放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让于敏见识到了物理、科学的威力。怀着不能让祖国落后于世界强国的梦想,1946年,于敏毅然转入了物理系学习。1951年,研究生毕业的于敏,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了中科院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同事包括有邓稼先,金星南等人,全是日后的功勋大佬,两弹一星奠基人。
随着1952年美国人引爆了第一颗氢弹,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及后来的炮击金门和边境冲突中,帝国主义多次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对此,毛泽东多次强调“美国的原子讹诈,是吓不倒中国的”;后来又下达了紧急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1957年,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理论物理学泰斗朝永振一郎带领学者访华,当他得知于敏竟然没有一丁点留学经历,完全靠基本物理学著作和自己,从零开始研究时。惊讶并钦佩的称赞于敏为“国产土专家一号”。这让于敏从国内科学家,跨入了世界物理知名人士行列。
二.为应对列强核威胁第二次转型
1961年10月30日,苏联引爆了那颗著名的沙皇炸弹(氢弹),比在日本的那颗原子弹威力,还大出了整整3846倍,一时间,举世哗然。然而,此时中苏关系破裂,白头鹰和棕熊对我们虎视眈眈,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更是直接挑明,不能让中国搞氢弹。
为了积极应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国家决定在成功发射原子弹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制氢弹。所以,就在苏联试爆氢弹同年的某一个冬日,钱三强再次找到了于敏,并直言不讳的表示,希望他能从研究原子弹转为研究氢弹。
这对于于敏个人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因为原子弹和氢弹虽然名字听起来差别不大,但实际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原子弹的原理是核裂变,氢弹的原理是核聚变,他在原子核领域研究了十多年,眼看就要到了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转行意味着将要放弃原来的一切,重新开始。
然而,为了祖国的需要及国家的强盛,于敏忍痛割爱,坦然接受了这次转行。而且为了保密需要,他从此隐姓埋名28年之久,放弃了原来可以成名世界的机会,默默为祖国的国防事业作贡献。
对于氢弹的研究,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这项研究主要的难度就在于计算的繁复。当时中国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
于敏不畏艰难,发挥自己记忆力惊人的优势,率领工作组成员人手一把计算尺、算盘,废寝忘食地计算。在持续的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并且依靠自己的理论,举一反三的进行探索,终于,在1965年完成了氢弹的理论突破。
在理论突破后,于敏又率领科研团队远赴大西北的核试验场,进入了紧张的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一句祖国需要,让这些原本走到哪国都能享受超高额待遇的专家,学者,远赴千里到戈壁滩当起了野人,无人知晓,工资待遇微薄,家人失联,还要长年累月经受高强度辐射。
这一切,终于换来了我国引爆第一颗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后,1967年6月17日的一声巨响(中国引爆第一颗氢弹)。更加惊喜的是,这二弹之间研发时间相隔之短,创下了当时的世界之最,令外国同行惊叹不已!
因为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六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六个月,而当时一穷二白没有任何外界援助的中国,竟然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次的于敏团队给那些瞧不起中国的列强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三.提高核武器的实战性,击破列强的核威慑
在氢弹研发成功后,于敏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因为他发现中国虽然拥有了核武器,但在实战性上还有很大的不足,如果要保证国家的安全,还得继续研发出更实用的中子弹和小型化的核武器。
面对美国、法国与前苏联相继研发出了中子弹,于敏寝食难安,他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率领科研团队于1988年研制成功了中子弹。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自觉已经拥有了足够强大的核威慑,开始在国际社会呼吁全面禁核,限制其他国家的核发展。紧急之下,于敏又带领团队,仅用46次核试验就研制成功了第二代小型核武器,赶在1996年7月30日中国政府宣布加入全面禁核试条约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29日,完成了最后的两次实验,而美国走完这个完整的过程,用了1054次!
于敏院士,就是这样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带领中国科研团队实现核突破,吊打了同期西方半个世纪的几代科学家,让中国在核大门关闭之前,拥有了足以平视美国的底气。从而彻底击破了列强们的核威慑。
总之,中国“氢弹之父”于敏,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核物理学家,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他将个人志向服从祖国需要,默默为我国国防事业奉献了终生。
于敏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无私奉献给祖国国防事业的精神,值得人们尊敬与学习,他不畏列强、勇于为国争光的斗志,更加值得我们敬佩与称赞。我们应当向他那样,努力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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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318项成果、8位科技专家和1个外国组织获得表彰。创新,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秉性和发展进步的动力,奖励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就是奖励创新,就是表明我国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要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心。而作为与创新驱动一脉相承的重要工作,知识产权在历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获奖人和获奖项目中均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从本期起,本报将从多个角度对今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的创新和知识产权故事进行梳理,以飨读者。
他是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也是我国自主培养的杰出核物理学家,更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他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对中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1月9日,他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接受了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就是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于敏。
自主创新的“国产专家”
对于于敏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并不熟悉,但是,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我国成功爆炸氢弹,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在我国氢弹原理的探索中,正是于敏组织领导的攻关组,首先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提出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设计方案。他也是和邓稼先、钱学森等共同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人。
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今属天津市)一个普通职员的家庭,年幼时凭借聪慧勤奋,考进了北京大学。像所有有抱负的莘莘学子一样,于敏在大学里像海洋一样吸收知识,也从此踏上了他人生的物理之路。和氢弹结缘是在1961年,当时于敏和他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小组正处于有可能取得重大成果的关键阶段,组织却决定让于敏转而投身到氢弹研究中。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一方面原子弹和氢弹在技术原理上并不相同,另一方面国际上核大国对氢弹的研究绝对保密,没有任何公开资料。但是于敏没有犹豫,怀揣着自主创新的精神,在那样一个技术封锁、信息封闭的年代,毅然挑起这一重任。当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访期间,年轻的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也由此而来。
护卫和平的“氢弹之父”
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于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核武器研发。“我不愿意打仗,我打心眼里认为核武器最好被彻底销毁、完全禁止。可是,在50年代,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你要想不受人家欺负的话,就不能没有核武器。”于敏说,我国的核武器是属于战略防御性质,完全是为了自卫。因此,技术路线也和国外不同,我国只是运用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打破国外核技术垄断,在核武器多样化上并没有过多追求。
在我国氢弹原理突破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上,于敏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
在此之后,于敏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对我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8个月时间,正是依靠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和封锁的理念和魄力,于敏与诸多科学家共同创造了这样的奇迹。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留学英国、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则认为:“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于敏坚信,当全球战略多极化发展,只有依靠不断的技术创新,在核心领域有所突破,掌握自主的核心技术,才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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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8年被媒体报道以前,很少有人知道于敏是谁,更少有人了解他在做什么,连他的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于敏从事的“高级的秘密工作”是研究氢弹和核武器。
于敏的科研生涯始于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钻研多年后,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将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交给了他。从那时起,于敏转向研究氢弹原理,开始了隐姓埋名的28年。
当时的核大国对氢弹研究绝对保密,造氢弹,我国完全从一张白纸起步。
由于大型计算机机时非常紧张,为了加快研究,于敏和团队几乎时刻沉浸在堆积如山的数据计算中。1965年9月,上海的“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于敏以超乎寻常的直觉,从大量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数据中理出头绪,抽丝剥茧,带领团队形成了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然而,设计方案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在那里,科研人员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喝的是苦碱水,茫茫戈壁飞沙走石,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低至零下30摄氏度,道路冻得像搓板。于敏的高原反应非常强烈,食无味、觉无眠,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路,有时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解决完问题才离开基地。
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1969年,于敏带领团队来到了四川绵阳的深山里,研究核武器。他判断,“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
他不敢停止脚步。但长期在艰苦环境里工作,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于敏上台阶都要用手抬着腿才能慢慢上去,同事都劝他休息,他坚持要到小山冈上观测火球。由于操劳过度,在工作现场,他几近休克。1971年10月的一天深夜,于敏再次因为过度劳累休克……
2015年1月,89岁的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满脸谦逊祥和。上一次像这般“抛头露面”,还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对于敏而言,他并不习惯这样的场合,在隐姓埋名的那些年里,默默耕耘的他“沉”在深处很自在。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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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是一位科技工作人员,领导人员询问于敏是否愿意放弃一切搞氢弹什么的研究,于敏马上答应了,他说“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他的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感到身后一种坚强的后盾的力量,祖国的强大力量。
更令人心酸的地方还有由于于敏常常工作奉献自己,甚至很少回家,以致于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他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为了祖国的科技,是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他的妻子也更是一位功勋,于敏为了研究氢弹,很少照顾到家里,一直都是他的妻子要为每天的生活精打细算,照顾一家老小,孩子们常常问爸爸起做什么工作时,他的妻子也只能闭口不谈。其实像现在舍小家为大家的科学家们还有很多,他们也像于敏一样,一直在为祖国默默奉献,这些科学家的背后,也有许许多多像于敏妻子一样的人,独自一人撑起了一整个家庭,值得我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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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双“日”横空举世震惊,埋名近三十载,于敏院士以自己的一生谱写着什么叫“国之干城”。今年的1月16日是于敏院士逝世两周年,致敬于敏院士,青年党员当有“三问”“三不问”。
问己所求,淡泊明志,不问得失。“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本可出国留学却甘当“土专家”;本来在基础理论领域到了关键进程却毅然放弃十年苦功转头研究一片空白的氢弹;本有一条轻松的锦绣大道却甘选最泥泞的崎岖山路;干的是几十亿的大项目,却不舍得在自己身上用一分。青年党员当扪心自问人生追求所在,将高尚的品格和坚定的信仰力量贯穿于自我实现,以脚踏实地创造外在价值,以宁静淡泊追求内在价值,志存高远,胸怀广阔。致敬于敏院士,以淡泊名利坚守信念、坚定理想;以立志高远守职为公、慎终如始;不趋私利,不问得失。
问国所需,我将无我,不问姓名。“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家有贤妻爱子却鲜于陪伴;干着伟大事业却不能公开发表论文著书立说;为国奉献隐姓埋名28载却不为大多数人所知。青年党员当胸怀大我问党和国家之所需,舍小我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组织的需要即为方向,组织的安排就是位置,至人无己,公而忘私。致敬于敏院士,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无私奉献到党和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作为做党和国家最需要的事情;舍身忘我,不问姓名。
问梦所往,鞠躬尽瘁,不问归期。“春蚕蜡炬,睹物回首,感慨系之。”三次休克与死神擦肩,身体虚弱却还坚持在岗;古稀之年还作为顾问为我国核事业努力;去世前两个小时还在听学生做工作汇报。青年党员当以一腔热血问梦想之所往,将个人的梦想融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竭尽全力不留退路,耗尽生命亦不觉惜,殚精竭虑,勇毅前行。致敬于敏院士,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无畏坚定甘做筑梦路上青石一块;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赤诚炙热燃烧自我照亮逐梦路上哪怕一寸;鞠躬尽瘁,不问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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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这是2014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委员会写给于敏院士的颁奖词。也是对他一生的事迹的最佳凝练。
人生经历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
1944年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在张宗遂、胡宁教授的指导下,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他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从此至1988年,近30年时间,于敏过起了隐名埋姓的保密生活。
记忆力惊人创奇迹
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主要一个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当时中国的设备更无法可比,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1967年,中国完成了氢弹核爆实验。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在氢弹研制过程中,于敏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成为中国氢弹研制中的关键人物。
军事迷们都知道,世界上氢弹只有两种构型,而“于敏构型”就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构型诞生于美国。如此,也能看出于敏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大!
轶闻故事
国产土专家
于敏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在天津木斋中学念,后转学到天津耀华中学。1944年于敏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1955年,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由此而来。
与邓稼先的暗号
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与死神三次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主要荣誉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获光华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4年,国家科学技术奖榜单揭晓,89岁高龄的核物理学家于敏院士捧得象征科技终身荣誉的2014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当钱学森邓稼先等人被挂在教室里励志用时他却长时间属于保密人物,这就是他的水平和贡献。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前苏联用了四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而综合国力尚属落后的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速度之快让许多国家认为这是个奇迹。
2015年1月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5年2月27日,于敏获选“感动中国2014年度十大人物”。
2015年10月13日,于敏被授予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称号。
2018年12月18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获得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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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于敏先生:
您好!通过《功勋》了解到您的事迹,我对您的敬意日益弥深,您于“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隐姓埋名28年,您愿吃苦能吃苦,不放弃不抛弃,自主创新竞自由,创造出中国独有的氢弹构型,为我国核武器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此向您深深致敬!
“追梦人”防“核讹诈”,学习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挑战精神。您本深耕原子弹领域,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上已初露头角,在“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号召下,克服个人因素,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毅然投入到一片空白的氢弹研究,坚持为核武器事业攻坚拔寨。您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您不仅接受了研发氢弹的技术挑战,更克服了必须隐姓埋名且无法与外人道辛酸苦辣的精神挑战。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学习您快速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的勇者精神,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气概,攻克新时代干事创业路上的“娄山关”“腊子口”,不断在减税降费、稳住就业、乡村振兴等民生事业上取得突破。
“土专家”练“真把式”,学习您“自主创新天地宽,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开拓精神。您自谦为“地道的国产”,您虽从未出国留学,却带领团队层层攻破西方严密的技术封锁,用一张纸、一支笔、一把计算尺、一张黑板,证明了氚氚反应截面高达15巴的问题为假,在上海华东计算所“百日会战”,在千头万绪的数据中抽丝剥茧,从零开始创新完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而中国跑出了2年8个月的“加速度”。我们要汲取您创新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勇当开拓创新的排头兵,敢于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探寻新路径、抵达新高度,突破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无名者”怀“赤子心”,学习您“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奉献精神。任凭历史风云变幻,岁月江河奔流浩荡,总有丹心赤子甘为国家鞠躬尽瘁,总有殷殷志士愿为民族负重前行。您曾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在西北大漠,在茫茫戈壁,在-30℃的苦寒中,您带领团队吃着夹沙的馒头,喝着苦碱水,在冻得像搓衣板的道路上奔波试验氢弹理论,在罗布泊沙漠深处见证了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您错过了妻子生产、孩子成长、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把一生奉献给了国家,您在《抒怀》中写道:“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我们要学习您“此身长报国,拿命换科研”的爱国情怀,涵养“民之所盼,我必行之”的奉献精神,把一腔热血献给党,用苦干实干换得万家灯火、江河安澜。
“给人以星火者,必然怀火炬。”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我们将以您为榜样,从细着力、从微着手、从精落子,一辈子学习进步,一辈子改造提高,一辈子自我革命,奋进实干新征程,书写为民新篇章!
星光赶路人屈扬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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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
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
受命之日,寝不安席
当年吴钩,申城淬火
十月出塞,大器初成
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
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
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
这是2014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委员会给于敏院士的颁奖词。在新中国的成长历程中,这位没有任何留学经历、土生土长的“中国氢弹之父”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1951年至1965年,于敏在原子能院(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先后从事核理论研究和核武器理论研究。2019年1月16日,这位改革先锋在京去世,享年93岁。就在9月29日,他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氢弹技术是各个核大国的最高机密,没有参考借鉴,中国的氢弹研究是彻底白手起家。因于敏的工作内容较为特殊,在28年时间里,他的名字曾是绝密,直到1988年解密。连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百日会战”:跪在地上做研究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速度世界第一。
“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西方科学家评论。
巨大的成功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全国仅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95%的时间算原子弹,5%留给氢弹设计。
1965年9—11月,上海。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来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对加强型原子弹进行优化设计。这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试验成功的这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他早已成竹在胸。
“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为了真理,他曾拍案而起:
1971年,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由于某型号试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被军管会定性为“理论长期脱离实际的恶果”,进而在“学习班”上对理论部横加批判。时任理论部副主任的于敏分析出实验失败是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从模型和原理上提出修改设想。
然而,这却完全违背了军管会定下的表态基调,在变本加厉的威逼胁迫下,一向温文尔雅的于敏竟拍案而起,“我不会同意你们的说法,那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事后,他对一同工作的胡思得说“顺了他们的意思,的确很好过关。但那是对不起真理,经不住历史考验的。”事实胜于雄辩,后来按照于敏的改进建议,实验得到技术上的修正并实现了成功。
对《出师表》,泪流满面:
1984年的12月,新疆核试验基地。零下三四十度的天气,早起刷牙拖鞋都会被冻在地上。
这次实验,参试人员都倍感压力。一次讨论会,大家刚刚坐定,心有触动的陈能宽忽然吟诵起诸葛亮的《出师表》“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在场的于敏也来了兴致,一人一句地接下去,狭小的会议室安静得没有其他声响。到后来,只听于敏一个人在吟诵,“夫难平者事也!……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那次原理实验的圆满成功,为我国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于敏生于一个天津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对新知,探究其所以然。进入北大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透过现象抓本质的功底、善抓“牛鼻子”的见解,深入浅出的表达……于敏的学术报告很“火”,头一天就有人占座位。
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说这是集体的功劳。
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
“人们亲切地称他‘老于’。作为后辈,我们竭力沿着前辈们留下的震撼心灵的足迹,继续前行。”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华说。
人,总有憾事。
老于说,亏欠妻儿很多;妻走了,他想补偿,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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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土专家
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与邓稼先的暗号
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与死神三次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靠古诗词安眠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多年来于敏的休息时间一天只有6个小时左右。而至少有30年了,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的。
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5年1月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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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8月生,2019年1月去世,天津宁河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全国劳动模范”“改革先锋”等称号。
追思
2019年1月16日,著名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院士,在北京因病去世。据了解,于敏院士已经病了许久,一直住在医院,此前曾下过几次病危通知。这一次,他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
“国之栋梁”“共和国的英雄”“中国人的脊梁”……网友们在缅怀与致敬里,又一次回顾起这位科学家默默无闻而又轰轰烈烈的一生。于敏,这个曾经被秘密封存了28年的名字,如今成了某种精神的代名词。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于敏院士生前的一次自白。但在今天,当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它成了一个永垂不朽的丰碑。
惊闻于敏院士逝世,与其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杜祥琬院士悲痛万分。但在悲痛之中,他表达了一种希望:“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种共性,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这种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不断传承下去。”
1.“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度过的,他曾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的印象”。此后,于敏考取北京大学,并于1949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看中,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不断取得突破,但在1961年1月的某一天,他的理论研究要暂停了。这一天,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的第一反应是不解,因为他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自认为不适宜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而且,他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的脑海里很快就回想起了那段“亡国奴的屈辱生活”。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后来解释。
当时,年幼的新中国正遭受核讹诈、核威慑,美国等核大国多次威胁使用核武器来打击中国。20世纪50年代,美国成功研制世界上第一颗氢弹,其威力相当于1945年在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数百倍。更大的威力,意味着更大的核威胁。中国要反氢弹,必须得有自己的氢弹。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当时的心境。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自此开始隐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
2.“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国际上的战略核武器都是氢弹,氢弹的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而且核大国对氢弹技术绝对保密。对于于敏而言,不能指望有任何依靠。
于敏带领三十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和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课题研究问题,而且还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编制了计算程序,建立和初步研究了有关模型,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加快氢弹研制速度,1965年9月,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加强型原子弹模型进行优化计算。在上海的“百日会战”里,于敏带领同事们发现了热核材料充分燃烧的本质和关键所在,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到结构基本完整的中国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
试验成功的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守候在北京的电话旁。胜利的消息传来,于敏很平静,“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西方科学家评论。
突破氢弹后,于敏带领团队又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技术,为我国核武器发展战略和国防高技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当于敏的工作解密后,他的妻子才恍然大悟:“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3.“氢弹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数十年默默无闻,于敏却怡然自得。他喜欢诸葛亮,喜欢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是将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奉为圭臬。这个内向又安静的科学家,对“宁静”有着自己的理解:“所谓宁静,对一个科学家而言,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始终守着一片“宁静”,大声说出自己的良知。他曾在__期间遭受错误批判,“如果我说假话,我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
与于敏深交并共事30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因此,遇到争论,邓稼先常会说:“我相信老于的。”
这份“宁静”,让于敏的身影显得更伟岸。当国家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于敏说这是集体的功劳。当人们把“氢弹之父”的称号送给他时,他直言这种称呼不科学:“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于敏未曾出国留学,自言是“道地的国产”。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开阔视野。因此,他鼓励学生出国留学,但有一个条件——“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于敏曾对身边人说,不要计较有名无名,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正如他73岁那年在一首题为《抒怀》的七言律诗中想表达的那样,即使“身为一叶无轻重”,也要“愿将一生献宏谋”。
这种胸怀与情怀,怎能不让人钦佩。周光召院士称他“毕生奉献、学界楷模”,陈能宽院士称他“敬业奉献、风高范远”。
此刻,当我们再次回顾于敏为国家“献宏谋”的一生,再好的辞藻也无法完全道出这个名字背后的意义。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谢谢您,佑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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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1月16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于敏是新中国氢弹研究中的关键核心人物。他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1965年10月,在于敏的亲自组织和部署下,氢弹理论得以突破。目前全世界只有两种氢弹构型,美国的T-U构型和中国的于敏构型。
此后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
对中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4年获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由于核武器的保密原因,于敏的一切长期以来都处于高度保密中。从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直到1988年以后,于敏才获得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首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
提出氢弹原理方案
在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就已做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参加氢弹原理研究,于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主要一个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中国的设备更无法可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 年9 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总结经验,带领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爆炸成功。
上世纪80年代初,于敏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核理论研究的开展。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中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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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他的这一生有什么遗憾时,于老告诉我,如果说他的这一生有遗憾的话,那应该是两个,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二是因为工作太忙对孩子们关心不够,没有将他们培养成对国家有所建树的人。但他说,虽然想起来是遗憾,并不后悔。
于敏认为,对于科学家来说,正式的职业是科学研究。而学术研究的环境和学术氛围比较浓的是欧美和过去的苏联。他说,我虽然在国内是一流的,但没有出过国总是一种遗憾。如果年轻时能够出国进修或留学,对国家对科学的贡献或许会更大。其实,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从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对这一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但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
他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双向交流。但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不能交流又哪来考察的收获。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这样对这些年轻人,对我们的事业都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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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
“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
于敏用一生践行了这句话。
“于敏是谁?”
这个名字出现在1987年“全国劳动模范”名单中时,其余4人都有详尽的人物事迹介绍,唯独关于于敏只有短短13个字:“于敏是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
除此之外,人们对他几乎一无所知。
30多年过去了,尽管于敏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又被授予“共和国勋章”等至高荣誉,尽管2021年热播剧《功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普及了他的事迹,但记者近日在进行于敏相关采访时,仍有身边朋友不知道他是谁。有些电脑输入法依然不能默认打出“于敏”这个名字。
6月17日,是中国首颗氢弹爆炸成功55周年,作为“中国氢弹之父”,于敏这个名字值得被重提和铭记。
“国产土专家一号”
1961年1月12日,北京飘着雪花,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副部长兼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把于敏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严肃地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
当时,美国、苏联和英国已相继研制出比原子弹威力大几十倍、几百倍的氢弹。
“杜鲁门跟艾森豪威尔都赤裸裸地讲,他们决不能让中国搞氢弹。”于敏回忆说。
1960年,苏联又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中国决定自主研发核武器。
二机部负责核武器的研制。作为二机部的科学家副部长,钱三强很了解有哪些“将”可遣“兵”可用。
为什么选中于敏?
1957年5月,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率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代表团回国后发表文章称,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仅在北京大学学习过的于敏是中国“国产土专家一号”。
20世纪60年代的于敏。
只是,当时一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的于敏,要转向氢弹预先研究,并非他的兴趣所在。
“父亲一生崇尚‘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喜欢安安静静地搞基础理论研究,最喜欢从事的工作是大学刚毕业时的量子场论研究,后来根据国家需要改行做的原子核理论研究也还是基础理论研究。而氢弹研究是应用研究,接受这个邀请,就意味着又一次改行,要放弃在原子核理论上取得的一切成就,隐姓埋名地投身于核武器事业。”于敏之子于辛说。
但对于这个影响一生的抉择,于敏当即就答应了。
“爱国主义压过兴趣。”于敏回忆说,“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一定全力以赴把氢弹搞出来。”
从此,于敏的名字就在原子核理论界,乃至整个物理学界“蒸发”了。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回忆道。
“百日会战”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转年,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提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立即要求有关部门作出全面规划。
于敏就是在这个时候率队加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今北京九所)的,与主任邓稼先和副主任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周毓麟、江泽培、何泽慧,共同被称为理论部“八大主任”。
杜祥琬于1965年3月到理论部报到,那年27岁,是理论部里的小字辈。
他说:“当时,我们不分领导职务大小,一律以‘老’‘小’相称。邓稼先、周光召、于敏叫老邓、老周、老于,我是小杜。大家常常在一起开‘鸣放会’,不管老小,谁有想法,都可以到黑板上去画、去说。从不同的意见中发现每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理论部聚集了全国的顶尖高手,但天才并不等于天然成功。
一条条途径、一个个方案被提出来,经过仔细讨论和计算分析,又一个个被否定了,“山穷水复疑无路”是于敏等人当时常有的感觉。
为突破氢弹原理,于敏可谓废寝忘食。有一次,妻子孙玉芹让于敏去食堂买饭,他随手拿了一个破底的塑料袋。包子和米饭装进袋子里,没走几步就漏了出去,散落一地,惹得大家哄然大笑。
最终,理论部形成了几种可能成形的方案,需要在计算机上进行大量的数值模拟计算。
1965年国庆节前夕,于敏按上级要求带领几十位工作人员前往上海,利用国庆假期使用J501型计算机抓紧验算。
“核武器爆炸后,每个时间、空间点上,都有温度、速度、压力、加速度等物理量。计算机就把这些物理量计算出来后打印在A4纸大小的连续纸带上。”杜祥琬说。
当时,打印出的字迹很不清楚,用手一摸打印纸,手上就会留下金属烧蚀后的灰烬。于敏等人就是在这样的纸带上,往往一趴就是几个小时,手上、衣袖上都是黑乎乎的一片,但个个依然热情高涨。
经过3个多月的分析、比较,于敏带领同事们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杜祥琬说,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百日会战”。
1996年,于敏在北京办公室查阅计算机数据。
“三万六千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
很多人看到过一组数字: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空军飞行员驾驶轰—6甲型轰炸机,在预定着弹点成功投弹。
这颗全当量氢弹在距地面2930米的高度爆炸,天空中出现了“两个太阳”。烟云上升到1万米高的平流层,蔚蓝的天空中出现了壮观的蘑菇云。
“这种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从心提到嗓子眼上,到成功,心情是无法概括的。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不只是欣慰,也不只是喜悦,是种说不出来的心情。前面提心吊胆得很厉害,知道成功了,好像五脏六腑、三万六千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于敏回忆道。
一个感人至深的细节是,在马兰基地参加核试验的工作人员来自全国各个单位,他们互相保密。即使是一个单位的,被分在不同岗位,也互不知情。直到在核试验时见面了才知道:“原来你也是干这个的呀!”
在于辛印象中,父亲从不谈起他的工作,只说是做科研。于辛说:“那时候,经常有他的同事来家里探讨工作,这时候妈妈就带我和姐姐出去玩。”
直到1999年,于敏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于辛才真正知道父亲具体是干什么的,才知道父亲的成就有多大。
除了氢弹,于敏还是中国中子弹理论设计的技术把关者和负责人。中子弹也是一种核弹。
于敏又被人们称为“中国中子弹之父”,但他生前并不愿意人们叫他“某某之父”,曾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对于敏老师生动的写照。由于长期过度的脑力劳动,他身体很虚弱,有时实在不舒服,无法来办公室讨论,就约我们去他家里讨论,而且一讨论就是三四个小时。孙阿姨说:‘你们一来,老于就好多了。’”北京九所研究员、于敏带的博士生蓝可说。
他把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国家尖端国防科技的发展上,甚至无暇出版学术专著。
记者苦苦搜寻于敏写的书,结果只发现60多年前出版的那本定价1.1元的《原子核理论讲义》。201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
1959年夏,于敏与北京大学教授杨立铭合作在成都主办原子核物理培训班,并以此为基础出版了《原子核理论讲义》一书。
2019年9月,于敏获得“共和国勋章”。遗憾的是,他在2019年1月已驾鹤西去,成为唯一一位获得“共和国勋章”却没有机会佩戴它的人。
如今,于敏已离世多年多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官网首页仍在显要位置展示着缅怀于敏的照片,上书他的自勉诗句:“身为一叶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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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天空风云变幻,岁月的江河奔流浩荡。唯一不变的是,总有丹心赤子甘为国家鞠躬尽瘁,总有殷殷志士愿为民族负重前行。
那个爱皱眉头、喜欢思考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走了。今年1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这样的“抛头露面”,于敏只经历过两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
对于这样的大场合,于敏并不习惯。因为此前几十年里,作为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的他,一直都隐姓埋名。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于敏生前的一次自白。今天,当我们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他已经成为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
生命无法永恒,精神却能不朽。
人物小传:于敏,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于敏生前的卧室里,一本《三国演义》摆放在案头。和煦的阳光从窗口透进来,照着泛黄起皱的封皮。可想而知,那位温文尔雅的主人,曾经多少次倚在窗前的靠椅上,翻阅着心爱的书籍。
其实,于敏自己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更没想过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正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他,原本以为会在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然而,一次与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谈话,让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1961年1月的一天,雪花飘舞,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坚毅的眼神中,于敏立刻明白,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也要尽快进行。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还有几分不解。一向沉默的他,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后来这样说。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地独立。面对这样庞大又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当时的想法。
这个决定,改变了于敏的一生。自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我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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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和大学生交流中,我谈到了于敏,并鼓励学生们自行搜索于敏的先进事迹。教学相长,结合正在开展的学习教育,丰富有关资料学习,其中有“三句话”入心难忘,带给我深刻的精神洗礼。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于敏生前的一次自白,也可以视为先生的初心夙愿。是呀,人之一生,相对这大千世界,宛若沧海一粟,但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融入到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之中,在奋斗中不断延展丰厚生命的意义,便有了永恒。于敏是这样,一切平凡人的不平凡亦是如此。“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想想自己73岁时,接过党组织授予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幸福?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有的只是坦然,只是淡定,或许还有点小激动:那份“小确幸”,真是极好的!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所处的时代,年幼的新中国正遭受核讹诈、核威慑,“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为此,从1961年到1988年,他28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于敏身上,我们看到了老一辈科学家以身许国、科技报国的凌云志气和“大我”追求。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人,我们或许处在平凡的岗位,从事平凡的工作,但同样应当从中汲取敢于担当、迎难而上的无畏,汲取“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追求,立足平凡岗位,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进取之中,书写青春不负韶华的篇章。
“所谓宁静,对一个科学家而言,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试验成功的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胜利的消息传来,他很平静,“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这个细节很令人感动和钦佩,那一瞬间,和东晋谢安面对淝水之战取胜消息时的泰然淡然,竟是毫不逊色,着实令人钦敬。今天的我们,也当通过学习教育,对标先辈先烈、榜样英雄,从于敏们的身上,涵养这份矢志不移、成竹在胸的“静气”,这份决胜千里之外的气度。面对“两个一百年”交替之际,立足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呼声,我们唯有不忘初心使命,不断摆脱“小我”的私心私欲,唯有求真务实、实事求是,主动接受实践风雨的洗礼,方能最大程度激发我们的智慧和潜能,方能于千淘万漉之后,“吹尽狂沙始到金”,收获水到渠成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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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视剧着重刻画了研究氢弹的科学家为了为国家的国防事业默默奉献的故事。于敏本来有出国留学的机会,可当氢弹研究所的领导希望他留下时,他依然决然地留下了,他说“中国要不受别的国家欺负,就必须有核武器,只有核平衡才能带来和平。”从此他决心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干什么事情。研制氢弹可不是轻松的事情,他们已经不知道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经历了无数次失败。那时候电子计算机很少,大部分数据靠手算,经常是花了很多的精力算出来的数据不精确,只好推倒重来。这样的事情已经是家常便饭。可为了国家的国防事业,还是要咬牙坚持。
于敏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可当时国家困难,他的生活是如此的清贫。他的妻子在家里攒了一些鸡蛋,等于敏回家吃,孩子想吃鸡蛋也只能等爸爸回来,可爸爸回来的次数很少。看到这里,真使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新中国研制氢弹的科学家是在怎样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就像牛一样,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经过于敏等科学家和无数工作人员、解放军指战员的努力,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人民日报出号外的那一天,举国欢腾。这一天,于敏带着妻子和孩子在走在北京的长安街上。妻子却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研制氢弹的功臣。于敏想带家人去吃烤鸭,可他的爱人一算钱不够,只好放弃。夜深人静,家人都睡下了。于敏悄悄地在家里挂起五星红旗,深情地背诵起诸葛亮的《出师表》,用以表达自己为了国家的国防事业鞠躬尽瘁的决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投身国家两弹一星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他们舍小家为国家,没有国家哪有小家。有国才有家。愿作春蚕吐银丝,甘为红烛照人寰。新中国成立后,很多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和科研条件,毅然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因为他们知道,科学没有国界,可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为了祖国的强盛,研制核武器的科学家们,在戈壁荒滩上,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努力拼搏。正是因为他们的默默付出。我们亲爱的祖国强大了。岁月静好,是有人负重前行。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你们无愧于共和国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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