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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严辞拒绝了敌人的劝降。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到土牢里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
临刑前,监斩官凑近说:“文将军,你现在改变主意,不但可免一死,还依然可当丞相。”文天祥怒喝道:“死就死,还说什么鬼话!”于是,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慨就义了。文天祥生前,留下一首撼人心弦的《正气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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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11月,费列德利克肖邦(波兰作曲家、钢琴家)决定到外国深造,为祖国争光。出发前,朋友们为他举行了一个送别晚会。肖邦满怀感激之情,接受了朋友们赠送的装满祖国泥土的银杯,表示永远不会忘记可爱的祖国。肖邦辗转于维也纳、伦敦、巴黎等地,通过他的艺术活动,增进西欧人民对当时正在受难的波兰人民的同情和了解。可是,在辗转流离的生活中,他得了重病。1849年秋天,肖邦临终时告诉从华沙赶来的姐姐,波兰反动政府是不会允许把他的遗体运回华沙的,他要求至少把他的心脏带回去。
肖邦的心脏,按照他的遗愿被送到华沙,埋葬在曾哺育他成长的祖国大地中。叶落归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祖国的眷念,是每一个爱国者的共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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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学家华罗庚,在“七七”事变后,从生活待遇优厚的英国回到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祖国,不为金钱和学位,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
1950年,他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第一流数学家,并被美国伊里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他毅然带领全家回到刚解放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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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邓稼先进入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成立于抗战极端困难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条件简陋,生活清苦。尽管如此,联大却有非常良好的学术空气,先后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邓稼先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以良好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
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8年8月奉命带领几个大学毕业生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细胞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同志离开人世。他,是个把一生献给祖国的人。
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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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快暖了,连队里发放夏衣,每人两套单军装,两套衬衣,两双胶鞋。大家喜滋滋地向事务长领来了衣服。发到雷锋的时候,他却说:“我只要一套军装,一件衬衣和一双胶鞋就够了!”
事务长奇怪地问道“为什么只要一套?”
他说,“我身上穿的军装,缝缝补补还可以穿,我觉得现在穿一套打补钉的衣服,比我小时穿的要好上千万倍呢!剩下的两套衣服交给国家吧!”
雷锋的生活很简朴,从来不随便花一分钱。组织上每月发给他的津贴,他留下一角钱交团费,两角买肥皂,再用些钱买书,好扩充他的“小图书馆”,其余的钱,全部存入银行。他穿的袜子,补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完全改了样,还舍不得丢。他用的搪瓷脸盆,漱口杯,上面的搪瓷几乎掉光了,他也舍不得买新的。有的同志实在不明白,就问他:
雷锋呀,你就一个人,没家没业的,干吗这样苦熬自己?“
雷锋说:“谁说我苦熬自己?现在的生活,比起我过去受的苦,真是好上天了。”
又说:“谁说我就一个人,没家没业?我们祖国大家庭有六亿多人口呢。为了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党中央号召咱们发愤图强,艰苦奋斗,这样做不对吗?”
有的同志就说:“国家那么大,也不缺你那几块钱哪!”
雷锋说:“积少成多啊!每人一天节约一角钱,你算算,全国一天节约多少钱?当了国家的主人,不算这毛帐还行?”
有人说:“雷锋是傻子,是小气!”
他在日记上写道:
“有些人说是我傻子,是不对的。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甘心愿意做这样的傻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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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钱学森就已经成为力学界,核物理学界的权威和现代航空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在美国,钱学森能够过上富裕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然而,钱学森却一向牵挂着大洋彼岸的祖国。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兴奋不已,觉得此刻正是回到祖国的时候。美当局明白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自然不想放走,因为钱学森明白了太多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在客服百般阻挠之后,钱学森最终回到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回到祖国他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从成功地指导设计了我国第一枚液体探空导弹的发射,到我国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成功;从组织领导了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研制工作,到我国第一艘动力核潜艇的设计制造,以及我国第一颗回到式卫星的成功发射,他始终站在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最前沿,突破无数科研难题,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贡献。
钱学森关于金钱和名利的故事,钱学森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慷慨献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万元稿酬,资助贫困学生;80年代,他又将《论系统工程》中自我的那份稿酬捐出,用作研究经费。晚年,他先后获得两笔100万港元的科学奖金,也悉数捐出,情系祖国西部,用于沙漠治理。应对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等实权官衔,他没有向谁伸手,而是主动放手。即便美国曾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但仍被他拒之门外,抛在脑后。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外国荣誉。
他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曾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管是什么大官,那些大官的待遇我一样不要。他曾为自我定下了不题词,不给人写字,不上名人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参加成果鉴定,不理解媒体采访的原则。这就是我们一代伟大科学家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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