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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日教师节,南开大学举办《掬水月在手》影片首映式。叶嘉莹先生是国际儒联荣誉顾问,我衔命陪同王念宁副会长专程赴南开致贺,有幸在南开礼堂聆听九十六岁高龄的迦陵先生与白岩松共话诗意人生。迦陵先生坐在轮椅上娓娓道来,鬓发皤然,声如洪钟,风华绝代。
首先,“弱德之美”是一个词体美学的概念。叶嘉莹先生将此种美感定义为:“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状态的一种美”。词体美学的“弱德之美”,是一种敬畏、节制、内敛、隐忍的美感,是“感情上那种承受”,是“在承受的压抑之中自己的坚持”。
再者,“弱德之美”不仅是词体美学的意蕴,更有人格风骨的美感,是一种在承受压力时坚持理想、坚韧不拔、外圆内方、一以贯之的美,是代表儒家至大气象的美。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弱德是我们儒家的传统,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是我在承受压抑之时坚持我的理想、我的持守,坚持而不改变。”
进而,追问“弱德之美”因何而生?乃是因为词人追求理想境界而受挫不得,曲笔叙说“难言之处”。面对压力,词人可以保持沉默,但却选择了用折笔言之——苏轼、辛弃疾、朱彝尊莫不如是,那是因为他们皆受内心生发的理想情怀、美好情感所驱使。从这个意义而言,“弱德之美”追求的是天池、蓬山、瑶台这样的诗意胜境,是陈寅恪先生笔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
研读《迦陵诗词稿》,我发现叶先生诗词中经常出现的五种意象:荷花、柔蚕、蓝鲸、鲲鹏、妙音鸟,皆能体现“弱德之美”的意蕴。
叶嘉莹先生是在农历六月出生的,六月又称为荷月,叶先生的小名就叫小荷。也正因此,荷花在迦陵诗词中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叶先生十六岁时初学作诗,就写了一首《咏莲》:“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自此,荷花的意象伴随叶先生的诗词人生。“花开莲现莲落成,莲月新荷是小名”“昨夜西池凉露满,独陪明月看荷花”“一任流年似水东,莲华凋处孕莲蓬”“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
柔蚕的意象出现在两首迦陵诗词当中。二〇〇〇年,叶先生作《鹧鸪天》一阕:“似水年光去不停,长河如听逝波声。梧桐已分经霜死,幺凤谁传浴火生。花谢后,月偏明,夜凉深处露华凝。柔蚕枉自丝难尽,可有天孙织锦成。”二〇〇七年,叶先生用此阕词韵作七言绝句:“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火凤凰生。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从“柔蚕枉自丝难尽,可有天孙织锦成”,到“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相隔七年光景,迦陵诗词同样的意象,风格一变,由戚婉到豪健,由忧思惆怅到雄心万丈,仿佛杜甫笔下“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迦陵心态可见一斑。
二〇〇〇年,叶先生读到美国作家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著作《鲸背月色》(The Moon by WhaleLight),说远古时期海洋未被污染以前,蓝鲸可以隔洋传语,受此意象感发,创作一阕《鹧鸪天》:“广乐钧天世莫知。伶伦吹竹自成痴。郢中白雪无人和,域外蓝鲸有梦思。明月下,夜潮迟,微波迢递送微辞。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时隔十七年后,叶先生又受此意象感发,创作绝句:“来日难知更几多,剩将余力付吟哦。遥天如有蓝鲸在,好送余音入远波。”
鲲鹏是《庄子·逍遥游》中出现的意象。叶先生年少时即熟读《庄子》,生平所作第一首诗作《秋蝶》,就有“三秋一觉庄生梦”之语。鲲鹏的意象在迦陵诗词中多有显现:“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余生。”“一朝鲲化欲鹏飞,天风吹动狂波起。天池若有人相待,何惧扶摇九万风。”……
叶先生少年时从伯父习诗词,始知清代词人陈维崧别号“迦陵”、郭麐别号“频迦”,迦陵与频迦合起来,迦陵频迦就是一种鸟的名字。后来叶先生在辅仁大学从顾随先生学诗,选择与“嘉莹”发音相似的“迦陵”作为别号。迦陵频迦是佛经中描绘的一种栖息在雪山或极乐净土的人首鸟身的神鸟,向人间传递美妙声音,又被称为妙音鸟,在梵文中称为Kalavinka。迦陵频迦经常作为乐舞的形象,出现在各种讲经说法盛会上。在敦煌莫高窟的多幅唐代壁画上,在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柱头斗拱上,在正定隆兴寺大悲阁观音基座上,甚至在法门寺地宫金银器和日本正仓院漆器上,都能看到迦陵频迦的婀娜身姿。妙音鸟的意象在迦陵诗词稿中也出现了两处:“妙音声鸟号迦陵,惭愧平生负此称。偶往佛庐话陶令,但尊德性未依僧。”“迦陵从此得所栖,读书讲学两相宜。学舍主人心感激,喜题短歌乐无极。”
荷花、柔蚕、蓝鲸、鲲鹏、妙音鸟,是迦陵诗词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五种意象。柔蚕虽然纤小,但却是坚韧不拔、九死不悔的精魂。小荷与妙音鸟,一为先生乳名,一为先生别号,此二者身形小巧,甚至不失柔弱,却亭亭玉立、卓尔不群。蓝鲸与鲲鹏,身形不复娇弱,但却遗世高蹈,雍容华瞻,是天国人间美妙高洁的象征。此五种意象在某种意义上皆为迦陵自况,具有不折不扣的“弱德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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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1923年生于北京察院胡同,1948年跟随身为国民党军官的丈夫迁往台湾。最初她任教于台湾彰化女中,之后受台静农先生赏识,1954年至1969年先后被聘于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1969年,叶嘉莹又受邀前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2013年她回到祖国定居,并受邀在天津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任教。
“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
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这是1974年,叶先生申请回国探亲,写下洋洋洒洒近2000字的《祖国行长歌》中的长词节选。在陈传兴看来,叶先生对祖国的深情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道义和使命感,是最打动他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没回国定居前,她都是自费往来于祖国和加拿大之间,为大陆的公众讲授诗词、传授吟诵的方法,2019年她向执教的南开大学捐赠1700余万元的个人版税和稿酬,成立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迦陵基金’,用于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研究,我觉得是时候,把叶先生的故事、把她的精神世界,通过影像语言,讲给观众听。”诗词、家国、血缘,在叶嘉莹先生身上相互作用交织,陈传兴希望用影像语言,把自己和叶嘉莹先生同样从中国诗词文化中获取的人生滋养,分享和传递给更多的两岸观众。
在电影中,陈传兴也完成了一次大胆的实验:“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中国自己的电影美学叙述方式?”
敦煌壁画、晋祠、五台山佛光寺……长短句、慢词、小令,2个小时的电影中,陈传兴试图用最中国的元素,写意悠缓又注意留白的方式,向观众讲述中华传统文化的脉络以及各种文化元素之间的联结。
陈传兴说,他相信在诗的国度里,大家可以一起翱翔,消弭所谓语言、文化、国家、时间的隔阂,同时通过诗词,为两岸民众打开认识中华传统文化之门。
遗憾于在台湾,已经鲜有年轻人知道叶嘉莹先生、热爱古典诗词。拍摄《掬水月在手——叶嘉莹传》实际也是在了陈传兴他自己的一个心愿,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的社会使命。
随着《掬水月在手——叶嘉莹传》的公映,陈传兴“诗人三部曲”终曲。谈到为何要耗费10年的时间,以漫长的生命时光,去探寻诗人的精神世界?陈传兴给出的答案是,“拍的是诗人的人生,想表达和述说的,其实是中国文化在经历不同历史时期中,一直在保留的核心精神。”
用10年的时间,专注拍摄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派诗人,好似有陈传兴没有明说的私心。他希望用诗歌重要的黏合剂,把中华文化和历史以及整个华语世界中的人凝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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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让诗词文化真正化入生活中,用各种形式去承载它,比如音乐、绘画、舞蹈、影像等。作为叶嘉莹唯一授权的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辗转10个地区,采访43位受访者,历时近两年才完成拍摄制作。主创团队采访了叶嘉莹本人和她的学生白先勇、席慕蓉、汉学家宇文所安等名家,但也许还不够广泛,它应该给学界带来一种思考:纪录片能否成为承载和传播古典诗词的一个好的形式?
纪录片、电影、电视剧作为大众文艺形式,应该成为古诗词非常好的传播载体。比如电影《妖猫传》里,就演绎了白居易的名作《长恨歌》;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也唱了李白的多首诗作;电视剧《清平乐》中,则穿插了一些宋词……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的是处处有诗,处处能读到诗,思考、创新更多丰富的形式去传播诗歌之美,这也是叶先生一生努力所愿。
在《掬水月在手》中,我们看到一个弱小的文人如何在大时代的动荡中坚持个人信仰。从老北平大宅中走出的96岁高龄的叶嘉莹,她的个人纪录片的意义,更在于保存和记录一位传统中国文人的活化石。她的人生经历或见于杜甫,或见于李商隐,或见于朱彝尊,只不过叶嘉莹比他们经历了更大的时代变革,她走得更远,也思得更深。
叶嘉莹在读着自己写过的诗句时,想起当时是如何创作的,也许就是开着车,或是去医院看牙医,就有几句突然从头脑里冒出来。她保存了旧体诗,也保存了旧体诗的赋比兴方式,保存了兴观群怨的诗歌生态。我们常说要培育文化生态、艺术生态,而诗的生态是藏于心灵之中的,读懂叶嘉莹的一生,也许能帮助当下的年轻人找到和那些传统文人,以及他们背后诗词文化相勾连的钥匙,找到让诗词文化在当下真正复活的方式。
用纪录片的形式去表现一场文化讲座同样值得探讨。叶嘉莹最宝贵的是她的学问,许多对之感兴趣的学子无缘现场听其传述,但可以将那些讲座拍成纪录片的形式,配上恰当的画面和音乐,穿插戏剧化的场景演绎,去传递背后的学术理念。这些都是纪录片形式可以去探索及应用的方向。也许很难就一部电影去谈教育意义,它更像是一扇门,或是指了一条路,激发你走下去的兴趣,告诉你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但需要你自己去追寻探索,达成背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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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陈传兴执导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自2020年10月16日上映以来,排片率最高时也不足1%,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日均票房徘徊在五位数左右,也就是说,这些城市日均观看这部电影的总人数仅千余人。截至11月6日,累计票房突破600万,比起同期热映首两日票房就破亿的《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这样的票房成绩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一部极其小众的纪录电影而言,这又无疑是一个值得瞩目的可喜成绩。根据猫眼电影的购票评分榜数据显示,《掬》片以9.4的评分始终占据评分榜的前列,也正由于这样的口碑,《掬》片有了尽可能多的排片周期。
这是作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语言学博士的导演陈传兴,在继执导诗人郑愁予纪录电影《如雾起时》、诗人周梦蝶纪录电影《化城再来人》后,“诗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电影记叙了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的生平,既看到了这位女君子磅礴的生命历程,也看到了她澄明的心灵建树。电影从筹备、拍摄到上映历时三年有余,辗转亚洲、北美洲,足迹遍及海内外十余座城市。比起漫长的摄制期和巨大的素材量,影片的最终呈现又极其节制和简朴,多处选择了无声胜有声的留白,不得不说这是电影向诗的一次回归和靠拢,也是没有矫揉造作的一次纪录。尽管有很多评论声音将焦点聚集在片中叶先生所阐述的“弱德之美”上,赋予影作以中心思想,但从更宽广的视境中去忖度电影本身,对观影者而言更像是一次生命的淬纯——这其中自然包含了作为“弱者”的人类,需要承受、坚持、完成自我的过程,但又不止于此。
不是所有人都可生平壮阔,于苦难中成就生命的光辉;也不是所有人在逆境中都可将身外事“轻而化之”,守护心灯。叶先生的做到,在于她把生命的外延衔接到不朽的古诗词上,所以在片尾,我们看到八十余岁回到原乡寻找叶赫水的叶先生竟然并无耄耋老态,只有一个普通寻根人对飘零人生要找到物理栖息地的深情寄望。只是一眼望去,再也寻不到族群的踪迹。叶先生回想起上一次踏足,吟诵起《诗经·王风》篇中的“彼黍离离”,最痛是那一句:“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是对生命的追问,也是从诗意到现实人生的比兴。
客观地说,这是一部“难于看懂”的电影。所谓难不是因为晦涩,而是因为“电影诗”的风格,对观影者的文学积淀有很高的门槛要求。片中多次出现了呢喃般的影音,叶先生如游吟诗人般对格律的吟诵,唐诗,宋画……叙事整体看似在时间线上从人物幼时讲起,但又总是以诗词间隔——这当中有古诗,也有新诗,有已亡人的旧篇,也有叶先生的自创。这种材料组织方式让影片的空间感十足,但也增加了理解领会的难度。前一段还是平易近人的生活琐碎事,后一段却是意味深长的言此及彼。没有解说词的纪录片,很像没有脚注的文章,如自心不能沉浸和共情,且对文中所引有通晓了解,看一遍很难完全明了。这是对观者的挑战,也是其作为文学纪录电影的魅力之所在。
大门、脉房、内院、庭院、西厢房……这是叶先生记忆中幼时住过的家园——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落构成,她的自叙就是从记忆中的房门所打开的。而这也一一对应了她从童年到老年的人生历程。那个“梦中常忆,青盖亭亭”的精神家园早已不复,留在身后的是一世磊落功与名。可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眼前这位华发学者,而是当年那个出生在夏荷花期的“小荷子”,她令人无尽遐想和揣摩。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亲历家园沦陷、饿殍遍野,18岁痛失爱母,无爱的婚姻,苛重的家养,无依的海外飘零,中年丧女之殇……除去满腹才学和瞩目成就,这些大概构成了叶先生人生的主要事件,足以证明“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不是妄言。但如果只是惊呼叶先生面对诸种遭遇的刚健不息,恐怕又有些余味不足。
在云淡风轻回望坎坷身世的叶先生身上,最可贵和最耀眼的精神,是她求学时的恩师顾随先生所书就的那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它有如雪莱在《西风颂》中掷地有声的宣言:“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笑对不可控、不可逆悲剧时共有的人文精神。
这不是一部标榜与赞美为传扬中国古诗词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叶先生的传记片,而是一首电影诗——以叶嘉莹的人生轨迹为蓝本,用声画为媒,所作的电影诗。和无数的璀璨诗篇一样,它永远无法一时间尽悟,但是每每捧卷,都是一次新的生命淬炼。这也是一位中国女性,普通又不普通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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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是叶嘉莹最重要的研究代表作。电影邀请日本音乐家佐藤聪明以杜甫《秋兴八首》为本,结合雅乐及现代乐创作电影音乐,为杜甫诗歌带来新生命,并以杜诗形成电影的隐性双线叙事结构,由外而内,追寻交织于叶嘉莹身上的个人生命史和诗史。
影片表层的结构,是以叶嘉莹在北京察院胡同的祖宅为章节,从大门走入脉房、庭院、内厢房,循着时间和空间脉络,一层层进入更深的心灵境地。最后一节没有名字,似乎暗喻祖宅的被拆,也隐藏了内心深处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味。王国维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是叶嘉莹辛苦坎坷的一生经历,而一位友人却说她,“人生最难的就是把自己退到一个位置,用相同的态度去接受一切,轻而化之”。
经历了这么多离难兴悲,一个人如何能够承受得了?但叶嘉莹泰然处之,平静、疏淡地回忆自己的漂泊辗转和至亲的离去,仿佛都是第三人称叙事中的云烟过往,而她沉浸、陶醉其间的,是唐诗宋词。她津津乐道于王国维的“要眇宜修”难以统领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自得于为它找到了一个名词“弱德之美”。当她沉醉地吟诵《桂殿秋》“思往事,渡江干”,娓娓道来其诗词之法门时,像在电影里滴了几滴她的学术精华,令人想见那些学生为何会仿造听课证来聆听她的讲学。叶嘉莹一针见血地道出古诗词中幽深隐秘的情感,而对于自己亲历的丧乱、生死却仿佛视而不见,这在电影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复调,留给观众思考回味。
这种优美的复调形式中,也带有对古典诗词呈现形式的一种现代化创新探索。前不久,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在网上再次引发热议,很多网友好奇于其中的男女对唱歌词全然不同,却能完美和谐,其中也借鉴了一种诗词相和的复调形式。在《掬水月在手》中,最为精妙的一处是叶嘉莹和其师顾随两首同题词作的呈现。他们曾就一残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先后创作两首《踏莎行》,两词意思相和,但文辞不同。电影中,男声和女声同时吟诵了这两首词,字幕分在左右两边,而最后一句合为一处。这令人感受到了诗词吟和中,文辞虽异,却能共通共鸣的妙处。稍显遗憾的是,“对唱”版《踏莎行》朗诵语速稍快,字幕停留太短,未能给观众留够思考和欣赏的间隙。这是复调结构对于大银幕呈现的挑战,细节、层次丰富,大量文言文和古诗文穿插呈现,在小屏幕和网络传播中,更方便随时停留查看信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这种复调结构所带来的参差错落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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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关于叶嘉莹的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开拍。拍摄前,导演陈传兴做了大量关于诗词的功课,他想探讨“叶先生跟中国诗词史、中国诗人的大的生命河流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呼应”。
陈传兴“每次都要背着一大袋的书,随时要翻开”。拍摄有时不按提纲走,叶先生会即兴提到某一首诗,现场的工作人员开始手忙脚乱地翻资料,担心犯错出丑,尴尬又窘迫。“每次拍摄都非常紧张,感觉就是‘上战场’。”
1954年,只有中学语文教学经历的叶嘉莹受聘于台湾大学。若以论文著述为录用标准的话,她不够资格。
时任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后来回忆,当年邀聘叶嘉莹到台大任教,是因为看到了她“所作的旧诗,实在写得很好”,所以“就请了她”。
叶嘉莹出生于1924年的北平,从小被关在悬着“进士第”匾额的大门里长大,家里保留着满族的“花盆底”和“阿玛”的称呼。
女孩儿玩的荡秋千、溜冰、踢键子、抓子儿,她都不会,有的根本没见过。她不识字的时候就开始背诗,“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读书了”。《论语》是她“背诵的最熟的一本经书”。
11岁时,她跟着伯父学作诗。庭院中的竹子、石榴花、枣花、落日、月影是她写诗的主要题材。“迦陵”的别号也是她从与伯父聊天中得来——清朝的陈维崧,是中国词人里写得最多的,号迦陵。
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后,她遇见了影响自己一生的老师顾随。
顾随讲课,她埋头一字不落地记笔记。听了6年课,她记下8大本笔记,此后的50余年,她在台湾、美国、加拿大漂泊,只有这些笔记她随身携带。顾随当年评改的习作旧稿、信件、赠诗,都被叶嘉莹作为书法装裱起来,带在身边。
受顾随的影响,她一改善感的诗风,写下“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70多年后,迦陵学舍在南开大学落成,这两句分挂在月亮门两侧。
她一生中的大多数时候确实无处可逃。1945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第八年。敌寇占领下的北平,人们吃又酸又臭的混合面,穿打补丁的旧衣裳。师生在课堂上用诗句相互慰勉。顾随在课堂上将雪莱《西风颂》里的诗句”if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behind”改写成中文诗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叶嘉莹模仿顾随的风格,用这两句诗写成了一阕《踏莎行》。
12年后,顾随同样用词牌《踏莎行》填了一阕词。但此时,师生二人已失去联系多年。
1977年叶嘉莹从加拿大回国,开始整理顾随文集。一向不喜欢麻烦别人的她为此事托关系找朋友。
“内行”人看出来,叶嘉莹讲课、为文与为人都深受顾随影响。中国古典诗词曲研究家郑骞曾评价她,“走的是顾先生的路子,传了顾先生的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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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受聘于中国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
2012年6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5年10月18日,阿尔伯塔大学授予叶嘉莹荣誉博士学位,成为该校文学荣誉博士,2016年3月21日,华人盛典组委会公布叶嘉莹获得2015-2016年度“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2018年4月,入选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名单,荣获2018年度最美教师称号,2018年12月,入选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候选人,2019年9月,获南开大学教育教学终身成就奖。
这满目的荣誉和成就,象征着的是叶嘉莹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与成长,然而这成长的背后,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荆棘满丛,充满痛苦的,每次生活刚开始出现一点阳光,立马又是一阵狂风暴雨,把所有的希望都一扫而空。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一格充满诗书气息的大家庭里,给一个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尤其是她的伯父,伯父因为痛失了女儿,叶嘉莹的到来给他带了新的生活气息,所以从小就把叶嘉莹当作亲生女儿看待。
叶家是叶赫那拉的后代,和纳兰性德、席慕蓉同宗,或许从根源上就和诗书有着难以割断的渊源,叶家不仅是名门,还是旧学底子深厚的诗书世家。
从叶嘉莹的外曾祖母开始,个个都是诗词爱好者,外曾祖母的晚年还以自己的“仲山”名号自刻了一本诗集,集名《仲山氏吟草》,知书达理的父亲母亲,吟诵成性的伯父,还有善良质朴的姨母,连伯母都拿着《唐诗三百首》用心教她。在这些人的环绕中快乐成长的叶嘉莹,一出生,就被诗情浸染不停。
在众多优秀的人的精心培养下,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大庭院里成长,叶嘉莹的童年可谓是过得充实又美满,因为从小家里人就培养了她的阅读习惯,所以叶嘉莹对诗书的爱从小就被建立起来了,家人都喜欢诗歌,叶嘉莹在这种美好的气氛下成长,渐渐地,诗发出来的光也照进了叶嘉莹的心。
因为年幼,对很多人和事没有深刻的体会,所以叶嘉莹的诗是从她家的大庭院中的景物中得来的,她家的大门正上方悬挂着一块黑底金子的匾额,写着“进士第”三个大字,由此可见,叶家是一个家底深厚的大户人家,既是大户人家,又是书香世家,庭院里的美自然能够充斥叶嘉莹的整个童年了。
等到叶嘉莹从家庭教育中脱离出来,进入了正式教育时,她已经是一个满腹诗书的大才女了,在中学的学校了也是人群中的焦点,成绩也是名列前茅,属于学霸级人物,高中结束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铺仁大学国文系,从此一生便和国文成为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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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叶嘉莹南下结婚,不久跟随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的丈夫去了台湾。她未能像老师所期盼的那样,“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非孔门之曾参”。反而在历史的江河中,“随命运拨弄和抛置”。
抵达台湾的第二年,丈夫因为“白色恐怖”入狱近4年,叶嘉莹带着吃奶的女儿一度被捕和接受审讯。她和女儿睡过亲戚家的走廊,住过“房子没有顶棚,屋顶上可以看见木头梁柱”的宿舍。
丈夫失去了工作,她靠在中学教书的收入养活全家。一次课堂,讲到《淝水之战》里苻坚的云母车。下课后,她搭公共汽车回家,等车时,由“云母车”想到李商隐的诗:“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经历了患难,她和诗人有了心灵上的共鸣,体会那种孤独、寂寞和悲哀。
回到家,她又是那个擦地板,架着竹笼在炭火上为女儿烘烤尿片的人。家里地方促狭,她在走廊边的一个小桌子上备课,椅子一半在屋里,一半在走廊。
丈夫性情变得更加暴戾。晚上,她梦见过自己和两个女儿被丈夫打,陷入遍体鳞伤的弥留境地,梦到母亲要接自己回家,困在一片芦苇荡里找不到路。
因为悲观的心境,她那段时间喜欢读王国维提到的极为悲观的词。这也是她讲授诗词的特点——无论讲诗词还是写论文,都是有自己真的感受、真的体会才会写出来,讲出来。
她想过,一个人真的绝望了,哪种自杀的形式最好呢?有人问她,为什么不选择离婚?她答:我是旧的女子,我还有我的父亲,两个女儿。
“后来我谅解了他,是想到王安石的一首诗《拟寒山拾得》。”她记住的与原诗有出入,但她更喜欢自己记住的诗句:风吹瓦坠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
叶嘉莹从不向旁人透露自己的不幸,外表平和。回忆起叶嘉莹,台湾诗人痖弦想起两件事:一件是在台北远东电影院看电影,他看见相隔不远的走廊上站着一位女子,身穿米黄色风衣,围着淡咖啡色丝巾,衣着合身,清雅脱俗,对周围乱糟糟的人群视而不见似的,如“空谷幽兰”,神情则“意暖神寒”。几十年后他才向叶嘉莹本人确认,那晚在电影院看见的女子就是她。
另一件,是叶嘉莹曾让台湾的新诗人和旧诗人能够破除隔阂,“坐在一起吃粽子了”。
当时,台湾文坛新诗人推崇西方的句法颠倒、意象晦涩的作品,旧诗人认为这些晦涩不同的诗句是故作高深。双方打起了笔仗,甚至“端午节不肯纪念同一个屈原”。
叶嘉莹在文章里,有意解释新旧诗人的困惑。她认为,杜甫的《秋兴八首》的一个特色就是句法的颠倒,“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她解释了颠倒的妙处。“形象的跳接是可以的,语法的颠倒也是可以的”,所写的内容表达得好坏不取决于形式,而是感情是否真挚。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外的学者到台湾后,听叶嘉莹的课,邀请她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讲学。哈佛大学远东系的海陶玮教授正在研究陶渊明,也邀请她到哈佛。
“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选择,去美国也不是,结婚也不是。”叶嘉莹说,“但是我先生因为被关了那么多年,幸而放出来了,他离开了海军,没有找到工作。他不想在台湾待了,看到我有机会出去,就坚持让我把孩子先带出去,他也就能出去了。”
镜头前,叶嘉莹平静地回忆着过往。母亲在她17岁那年离世。她写《哭母诗八首》,至今都“清楚地记得母亲棺殓时,钉子钉在棺材上的那种声音”。漂泊北美时丧父。讲了那么多关于爱情的诗词,自己却从未经历过爱情,婚姻里她遭受丈夫的咆哮凌辱。
纪录片拍摄持续了3年。陈传兴觉得,自己拍摄了一位女性的百年孤独。尽管有学者认为“不能把诗词与叶先生作主客体似的分割”,但公映前,导演组敲定了印在宣传海报上的话,“诗词救了她。”
“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87岁那年,叶嘉莹在给一本书的结语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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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秋天,叶嘉莹怀着梦想进入了她的象牙塔,在辅仁大学,是叶嘉莹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然而人生总是在喜从天降时祸也不请自来,1941年9月,十七岁的叶嘉莹正沉浸在大学开学季的欢喜里,同时,也迎来了她人生当中第一个厄运——母亲的去世。
母亲的去世给叶嘉莹的人生造成了很大的打击,17岁的她,已经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已经对万事万物都有了深深的情感,她不再是懵懵懂懂的孩子,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所以母亲的离去对她来说,无疑上天给了她一颗甜枣,又打了她狠狠地一巴掌,同时也断了她一条路。为了祭奠母亲,她写下了八首哭母诗,这段痛苦的日子是诗陪她一步一步走了出来。
此后,叶嘉莹与伯父、伯母及两个幼弟一同生活,北京家中她是长姐,还要照顾两个弟弟,她一下子长大了,懂得了责任是什么,彼时沦陷区物质条件艰苦,度日很是艰难,但幸运的是,她情感并不孤寂,她还拥有贤惠慈祥的伯母,母亲去世后,伯母就担当起为两家人做饭的责任,每当叶嘉莹要帮忙时,伯母总推开她让她去专心读书。
走出母亲去世的阴影后,叶嘉莹把心思放在了学习上,因为才华卓然,容貌清丽,很快就成为了学校里的名角儿,也就是在这期间,她遇见了人生的伯乐顾随老师,1942年秋季,叶嘉莹正值大二,在唐宋诗课程上,遇到了她生命中的贵人——恩师顾随,顾随既是她的文学教父,又是她的人生导师。
两人成为师生关系后,因为共同的爱好,对诗书的追求,使得两个人成为了高山流水之情,顾随的授课方式飘逸自然,从不刻板,因为对诗词有着很深得研究,所以很多东西信手拈来,叶嘉莹成为了顾随的小迷妹,顾随也非常欣赏这个极具天赋的姑娘,所以经常一起讨论诗词,一起做文学研究,这段日子是叶嘉莹最充实最快乐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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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近年来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一种流行,也许是因为流行了之后发现除了古人,当下的“偶像”极度稀缺,最近,一部讲述叶嘉莹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成为一时文化现象。读过叶嘉莹诗词的人,并不是人群中的大多数,但不妨碍这一代年轻人渴望接近她。96岁的叶嘉莹,突然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电影只有120分钟,拍摄过程却累积了几十位受访者的百万余字素材,同名衍生图书《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的出版,可以算是弥补了影片篇幅有限的缺憾。
陈传兴想把一个女诗人的个人历史、一段家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古诗词的几千年历史,投射到同一个落点上。我相信每一种历史都是真实的,但相伴发生的未必是完全的因果关系。所以,我更看重不同的人对叶嘉莹的描述。“盲人摸象”并不一定是贬义词,每一部分都是活生生的存在。
除了“穿裙子的士”“诗的女儿”这些头衔,她也是女儿、妻子、母亲、学生、老师……如果说叶嘉莹在古典诗词上的成就如朗月当空,清辉万里,那每位受访者就仿佛江河湖海,分别映照出她的不同侧面,她不是神,是一个鲜活灵动的人,波光粼粼,是谓月映千川。
诗人席慕蓉的朋友是叶嘉莹在台湾大学的学生,她与她由此结识。叶嘉莹第一次见到席慕蓉,第一句话是:“我也是蒙古人(族)。”叶嘉莹从未在任何作品里提过自己的族姓叶赫那拉,她的祖上虽然是旗人,居住在叶赫水畔,却本属蒙古族土默特部。
无论回到中国,还是回到北京,回乡——这个千百年中国诗人的关键词,也贯穿了叶嘉莹大半生的念想。在她快80岁的时候,一个秋天,席慕蓉陪着她去叶赫(现吉林省梨树县叶赫镇)寻找祖先的故乡。
叶赫古城遗址如今只是一片高出来的土堆,陪同的一个热心人先行跑上去探路,回头说,叶老师您不用上来了,上面什么都没有,就是片玉米地。叶嘉莹还是继续往上走,日已西斜,秋天的红玉米挂在那里,紫红的穗子垂下来,风一吹,发出阵阵沙沙的声响。
叶嘉莹站着看了一会儿,转过头说:“这不就是《诗经·黍离》中描绘的景象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我现在的心情和诗里说得一模一样。”
快80岁的叶嘉莹,是他们家族第一个回到叶赫水畔的人,她还找到了三千年前特地为她写的诗。3年后,81岁的她又想去看蒙古高原,席慕蓉陪着她又出发了。在海拉尔,叶嘉莹口占的第一首绝句是:“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叶嘉莹是他们家里唯一一个在一百年、甚至三百年里,回到土默特蒙古高原的族人。她跟席慕蓉说,她在北京的家已经没有了,可是到了蒙古高原,天穹低处尽吾乡,突然之间,人就打开了。
有时候我想,如果人生是电影,就能在不顺遂的时候黑屏,出一行小字“某年以后”,把悲伤快进到烟消云散。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又说,诗人有两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叶嘉莹大概属于后者。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时的助手。她记得,有一次叶嘉莹在国家图书馆讲女性词的时候,谈到法国作家法郎士写过一本《红百合花》,书里说一个女子如果出生在一个比较幸福美满的家庭,婚后的生活也比较甜蜜,到30岁的时候连一场大病都没有生过,那么,注定她对人生的认识是肤浅的。
当花间词的作者用女性口吻表达男性的阴柔一面时,叶嘉莹在一个被压抑的环境里半生飘零,站在高原之上说“余年老去始能狂”,这个场景,让人想起苏东坡、辛弃疾。在访谈中,叶嘉莹和她的学生,也会反复提到《人间词话》里的那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在这本访谈集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几十个人的记忆中,叶嘉莹都是以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她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只存在于她自己的口述中。难得有人提到她先生,还说的是“她的先生很不讲理,她自己这么精彩的一个人,竟然都可以忍下来”。
1971年的夏天,文化史学者郑培凯在哈佛大学学习,经常去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各种各样的善本,经常碰到叶嘉莹,“叶老师只要进了图书馆,就一整天不出来”。郑培凯到香港后,创立香港城市大学的中国文化中心,曾请叶嘉莹来担任客座教授。让他惊讶的是,叶嘉莹竟然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个很大的箱子。就这样,她一个人住了一个学期,那一年,她80多岁了。
离开香港前,郑培凯去送行,一进门就看见她自己在那儿收拾行李。她把所有行李收拾在一个大箱子里,外面再用带子绑起来,绑得非常好。她对郑培凯说:“我都习惯了,旅行的时候都是这样,都是自己做。”
叶嘉莹有一个自创的概念——弱德之美,意思是要把内心的感情收起来,要有一种持守、一种道德,而这个道德是在被压抑之中的,不能表达出来的。但“弱德”不是软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持。
叶嘉莹说过,有时候集大成的时代,比如西晋太康时期,正是质朴的五言诗在风格上将转未转的一个阶段,却没出现一个可以集大成的天才,那是诗人对不起时代;有时候诗人很有才华,可是遇到的时代不是文学发展集大成的时代,比如江西诗派,那是时代对不起诗人。
从1924年至今的近百年间,是不是一个对得起叶嘉莹的时代,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她一定是对得起时代的。
有一天,叶嘉莹打电话给学生施淑仪,请她把自己梦中偶得的诗句用书法写出来。那首诗是“换朱成碧余芳尽,变海为田夙愿休。总把春山扫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青春年华已经远去,但还是要把眉黛扫成春山,那是无望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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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业内人士说,纪录片要有一种“静水流深”的特点,《掬水月在手》可谓对这一特点的很好诠释。如果选一句诗来形容这部纪录片给人的感觉,相较标题“掬水月在手”,也许更适合的是曹丕《燕歌行》里的“短歌微吟不能长”。短歌轻吟,似续还断,它说明中国艺术需要留白,而留白不等于停顿或缺失,同样是一种内容的呈现形式。
电影中有许多看似和主题无关的传统文化展示,比如细腻地去拍摄一片青瓷,一袭精美的丝绸旗袍,一尊斑驳的摩崖石刻,这些空镜头堆叠出诗的韵味。一首诗不能太实,再浓而烈的感情,也需要有一两笔荡开来,写写山里的叶子,香炉里快燃尽的灰,地上的月光。看似没有关联,但反而是最触摸心灵的东西,更见诗人的火候。《掬水月在手》作为金爵奖纪录片官方入选影片,曾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不少观众喜爱它诗意的镜头和唯美的表现形式,但也有人批评其叙事的支离破碎和过于软性的细节选取,仿佛不足以支撑起叶嘉莹一生的创举和身后波澜壮阔的时代。这也许是因为,《掬水月在手》选择了一种诗性的创作方式,而在体裁里,它更近乎一首婉约词。
据该片创作团队介绍,在拍摄过程中,叶嘉莹的“弱德之美”是最打动团队的地方之一,也是该片想传达给观众的重要理念。而“弱德之美”是叶嘉莹对词体的美感特质提出的一种说法,纪录片中明确提到“弱德之美”的地方,是叶嘉莹谈论朱彝尊的词时。显然,在写作手法上,电影是偏于慢词、长调的,但稍显矛盾的一点是,它选取了《秋兴八首》作为隐线叙事,来烘托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主题,略有一种割裂之感。无论“弱德”还是“要眇宜修”,都是词的一种难以直言的隐曲之美。词之为体,适宜表现女性之柔美,而用词去表达离乱兴衰,有时会失于晦涩难懂,让人觉得形式上有些轻和散。鲜少时代的大处落笔,回避一些直接的现实矛盾,过于清空骚雅,这是《掬水月在手》的不足之处。但我们无须过于苛责它,正如叶嘉莹自述,“我觉得陈导演取的名字很好,因为那不是真实的我,只是水中的一个影子,大概介绍了我一生的经历。”至少,它是一首完整的婉约词,借叶嘉莹之言,照见了古诗词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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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弱德之美”
叶嘉莹先生提出的这一概念,出自对词这一文体美学特性和内在意蕴的研究,最早见于其《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一文。基于过往对词体的研究“神韵说”“境界说”等不能秉承主旨,叶嘉莹先生从张惠言“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王国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等论点出发,探寻词作者因内心的“难言之处”于无意之中结合进入了词的创作,敏感地把握住词体以深微幽暗、富于言外之意蕴者为美的美学品质。
叶嘉莹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弱德之美”的概念,来归纳词体的这种美感:“这种美感具含的乃是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
叶嘉莹先生发现,在清朝词人朱彝尊《静志居琴趣》《江湖载酒集》等作品中,隐含了一段与其妻妹的不伦恋情。因为这段不为社会所容的爱情,朱彝尊将内心中缠绵郁结的“难言之处”,化生成词作中隐曲的“弱德之美”。在叶嘉莹先生看来,不但“低徊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佳词、《花间集》中男性作者托名女性叙写所表现的“双性心态”,甚至苏东坡、辛稼轩等豪放词人蕴含“幽咽怨断之音”和“沉郁悲凉之慨”的作品,都具有“弱德之美”——究其本质,这些都是在外在环境的强压之下,不得不将“难言之处”以曲笔道出。
也正因此,叶嘉莹先生认为词体的“弱德之美”具有双重意蕴和双重心态。东坡词意蕴的深曲,因其儒家用世之心受挫后遁而为道家之超旷的一种双重的修养;稼轩词意蕴的深曲,因其英雄之志受到外界压抑所形成的一种双重的激荡;朱竹垞词作意蕴的深曲,只是由于爱情的追求在礼教的约束之下所形成的一种既想要冲决网罗却又不得不驯服于礼教的挣扎与矛盾。
朱彝尊收入《江湖载酒集》的一首小词《桂殿秋》,言尽朱词“弱德之美”:“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竹垞《桂殿秋》一词深受后世词评家激赏,甚至被况周颐评为清词压卷之作。江弱水《十三行小字中央:朱彝尊的风怀诗案》一文对朱彝尊与其妻妹缠绵悱恻的爱情作了福尔摩斯探案般的考据。
同为具有“弱德之美”的作品,但在叶嘉莹先生眼中,风骨高下立判:东坡词可以称为“弱德之美”中的达士,稼轩词可以称为“弱德之美”中的豪杰,竹垞词才真可称为“弱德之美”中一个真正的弱者。
叶嘉莹先生甚至认为,在古典诗歌行列中,陶渊明和李商隐也含有“难言之处”和“弱德之美”。陶渊明“不以五斗米折腰”,退隐归园田居。李商隐身陷晚唐牛李党争,以隐忍态度承受痛苦。陶渊明、李商隐的诗歌各有其“难言之处”,以曲笔委婉道出,同属“弱德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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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皇帝,她一口气说来十五个。“小山重叠金明灭”里的“小山”,她能讲上3页纸。
讲哲理诗,她随手把张九龄、陶渊明、朱熹的诗拎出来作比较;讲李商隐的《嫦娥》,她会谈到王国维和王维,比较纯诗人的自哀、哲人的的悲悯、修道者的自得;从辛弃疾的词,讲到词的本质,再由词的牌调拐到小令与长调的区别,因此讲了讲柳永,然后再回到辛弃疾的另两首词和用典,结合西方的意识批评理论……最后回到这堂课讲的这首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年轻教师去听她的课,感慨“叶先生‘跑’一大圈还能跑回来,而且几乎不出错”。
品鉴韦庄《思帝乡》里的“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叶嘉莹告诉学生,不要把它看成仅仅是写美女和爱情的小词。做学问和追求理想也需要这种精神,学物理不一定都能获奖,要对自己的追求有终生不渝的奉献。那一年,杨振宁
和李政道获诺贝尔物理奖。物理一下子成了热门,许多学生争着报考物理系。
她在课上感慨,当今世界科学发达,物质享受也越来越高级,可战争的危机到处埋藏着,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什么时候人类才有李商隐说的“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的世界呢?
听过叶嘉莹讲座的学生觉得,叶先生先“降低了诗词赏析的门槛,又手把手领着人进来”。“她讲诗是结合着自己生命的经历,是与生命相融会的感发。”比如叶先生讲杜甫的诗,讲到‘国破山河在’,她是真正体验过的——“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吃混合面,穿补丁衣,学校更换了教师,英文课程改上日语课,她们在教室按要求把历史、地理课本逐页撕毁涂抹。
顾随说诗的主要作用,是在于让人感动。叶嘉莹在国外的课堂上,也常常给学生用英文“care”,她说要有一颗关怀的人,对人、事、物,对大自然的关怀。
顾随不讲书里写的内容,也不怎么引经据典,完全是自己读诗的感受。叶嘉莹讲诗,也常把自己的感受、情谊放里面。 顾随讲喜欢的作者,也讲不喜欢的。他直言姜夔的词,最大缺点是清空。他认为,一个人做人只是穿着白袜子不肯粘泥,总
是自己保持清白、清高,这样的人比较狭隘、自私,遇事不肯出力,为人不肯动情。
“顾先生讲诗歌生命里的感发。”叶嘉莹说。而“生命的感发”也是她研究古典诗词的核心,也是她“终身热爱诗词,虽至老而此心不改的重要原因”。她认为,“诗词的好坏,永远以它的感发的生命的厚薄、大小、深浅为评量的层次。”
讲周邦彦时,叶嘉莹称赞词人的技巧和艺术,但仍要“很真诚地说话”。她说周邦彦这个词人,和苏东坡就差了一点点。两个人同样经历了新旧党争,苏东坡是将自己的得失、福祸置之度外的。而周邦彦最后学到的是明哲保身,“委顺之名,人望之如木鸡,自以为喜。”她觉得周邦彦的词里缺少一种博大的、深厚的感发的生命。
她喜爱辛弃疾,说辛弃疾和苏东坡、陶渊明不同,陶、苏都准备了一个“退”,是穷则独善其身的退。但辛弃疾和杜甫是没有“退”的人,他一生也没有忘记收复自己的故乡和故国,他是坚持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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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讲诗词被公认的特点是“跑野马”。
唐朝的皇帝,她一口气说来十五个。“小山重叠金明灭”里的“小山”,她能讲上3页纸。
讲哲理诗,她随手把张九龄、陶渊明、朱熹的诗拎出来作比较;讲李商隐的《嫦娥》,她会谈到王国维和王维,比较纯诗人的自哀、哲人的的悲悯、修道者的自得;从辛弃疾的词,讲到词的本质,再由词的牌调拐到小令与长调的区别,因此讲了讲柳永,然后再回到辛弃疾的另两首词和用典,结合西方的意识批评理论……最后回到这堂课讲的这首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年轻教师去听她的课,感慨“叶先生‘跑’一大圈还能跑回来,而且几乎不出错”。
品鉴韦庄《思帝乡》里的“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叶嘉莹告诉学生,不要把它看成仅仅是写美女和爱情的小词。做学问和追求理想也需要这种精神,学物理不一定都能获奖,要对自己的追求有终生不渝的奉献。那一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诺贝尔物理奖。物理一下子成了热门,许多学生争着报考物理系。
她在课上感慨,当今世界科学发达,物质享受也越来越高级,可战争的危机到处埋藏着,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什么时候人类才有李商隐说的“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的世界呢?
听过叶嘉莹讲座的学生觉得,叶先生先“降低了诗词赏析的门槛,又手把手领着人进来”。“她讲诗是结合着自己生命的经历,是与生命相融会的感发。”比如叶先生讲杜甫的诗,讲到‘国破山河在’,她是真正体验过的——“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吃混合面,穿补丁衣,学校更换了教师,英文课程改上日语课,她们在教室按要求把历史、地理课本逐页撕毁涂抹。
顾随说诗的主要作用,是在于让人感动。叶嘉莹在国外的课堂上,也常常给学生用英文“care”,她说要有一颗关怀的人,对人、事、物,对大自然的关怀。
顾随不讲书里写的内容,也不怎么引经据典,完全是自己读诗的感受。叶嘉莹讲诗,也常把自己的感受、情谊放里面。
顾随讲喜欢的作者,也讲不喜欢的。他直言姜夔的词,最大缺点是清空。他认为,一个人做人只是穿着白袜子不肯粘泥,总是自己保持清白、清高,这样的人比较狭隘、自私,遇事不肯出力,为人不肯动情。
“顾先生讲诗歌生命里的感发。”叶嘉莹说。而“生命的感发”也是她研究古典诗词的核心,也是她“终身热爱诗词,虽至老而此心不改的重要原因”。她认为,“诗词的好坏,永远以它的感发的生命的厚薄、大小、深浅为评量的层次。”
讲周邦彦时,叶嘉莹称赞词人的技巧和艺术,但仍要“很真诚地说话”。她说周邦彦这个词人,和苏东坡就差了一点点。两个人同样经历了新旧党争,苏东坡是将自己的得失、福祸置之度外的。而周邦彦最后学到的是明哲保身,“委顺之名,人望之如木鸡,自以为喜。”她觉得周邦彦的词里缺少一种博大的、深厚的感发的生命。
她喜爱辛弃疾,说辛弃疾和苏东坡、陶渊明不同,陶、苏都准备了一个“退”,是穷则独善其身的退。但辛弃疾和杜甫是没有“退”的人,他一生也没有忘记收复自己的故乡和故国,他是坚持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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