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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上午,湘乡市第一中学,一尊罗健夫的半身铜像注视着穿梭的后辈。雕像的底座,刻着“校友罗健夫,1935——1982”字样。
铜像是罗健夫年轻时的模样,面色柔和,带着微笑,眼神坚定。“他是他们的学长,有中国科学家最为典型的样子——心中有家国、淡泊与超然、专注也执着。”湘乡市一中校长张四海告诉记者。
罗健夫生前是原航天工业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第771研究所)一名工程师。他短暂的一生都与图形发生器发生着关联。
图形发生器是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制版设备。没有它,研制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几乎不可能。这个在今天早已被CAD技术取代的笨重“家伙”,曾经却帮我国航天电子工业发展打开了一扇门,也承载了一段罗健夫个人的奉献史。
心中有家国,才会舍小为大、竭尽所能。
1970年,罗健夫受命研制图形发生器,并担任课题组组长。当时,图形发生器是国外“禁运”设备,无资料,无样机。而且,研制图形发生器需要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光学等多方面知识,可罗健夫大学学的是核物理,怎么办?
一切从头学起。接到研制任务后,他一头扎进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搜集所有能找到的相关资料,“恶补”有关专业知识。
研制过程中,课题组里负责计算机的技术员因有其他项目被抽调。无人负责计算机,对于罗健夫的研制工作来说,不亚于斩断了一条胳膊。当大家以为他就此会撂挑子时,他却坚持下来:“我们研制图形发生器,是国家急需,党的事业急需!作为一个党员,我为什么不替党着急?调走了一个人没有人搞计算机了,我为什么没有承担起双份工作的勇气,自己顶上去?”
这就是科学家的真情实意。
1972年,罗健夫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终于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我国电子工业的一个空白。
3年后,他又成功研制出Ⅱ型图形发生器,为我国航天电子工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8年,Ⅱ型图形发生器项目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励。当时申报奖项时,罗健夫把同事的名字写在前面,自己的名字则放在最后。
这是科学家的淡泊与超然。
在科研事业这条路上,罗健夫拼搏奋进,唯独忘了自己。1981年10月,他在进行Ⅲ型图形发生器的改良工作时,病魔向他袭来。为了Ⅲ型图形发生器能早日投入使用,他以惊人的毅力,一直坚持工作。
1982年2月,罗健夫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可他跟医生说不要告知自己的家人。胸腔的癌肿把胸骨顶起,皮肤如烧灼般剧痛,但他仍扎在资料堆里,修改Ⅲ型图形发生器的图纸。
除了工作,他想得最多的就是别人。面对绝症,他看得很开,不止一次对主治医生说:“你们现在就可以在我身上做实验,死后我的身体捐献给国家,你们可以解剖好好分析一下,希望对以后其他人的治疗有帮助。”
1982年6月16日,47岁的罗健夫与世长辞。按照生前遗愿,医生对他的遗体做了解剖,结果发现他周身布满癌瘤,胸腔里的肿瘤比心脏还大。他得的是“低分化恶性淋巴瘤”,癌症中最凶的一种,潜伏期已在两年以上。医护人员一下子就哭了。
如今,罗健夫的母校湘乡市一中,总会在新生入校时组织学生走进校史馆,学先辈高尚情操,立笃学报国之志。而罗健夫的故事总会被提到。他忘我工作、勇于攻关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在后人心中树立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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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健夫
罗健夫(1935—1982)航天工业科学家,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湖南省湘乡县(今湘乡市)人,1935年9月21日出生于湘乡县城关镇南正街。1948年入湘乡一中读书。1950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初中三年二期及高中三年的全部课程。1956年考入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1959年4月14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先后在西北大学、中国科学院西安电子计算机技术所、航天工业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工作。1965年开始研究微电子。1968年参加北京电机厂技术攻关协作。1970年主持国家空白项目——图形发生器攻关。图形发生器是中国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关键设备之一,为了更快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他在较短的时间内,以顽强的毅力学会了两门外语,先后攻读了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数学、集成电路等多门课程,掌握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他经常整日不出工作室,饿了啃块馍,困了躺在地板上打个盹,带领研制组人员克服了许多困难,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1975年又研制成功Ⅱ型图形发生器,为中国航天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这一年,他又带领研制组成员技入了皿型图形发生器的研制工作。1981年10月完成了全部电控设计,进入调试阶段。1982年6月18日因患晚期淋巴癌不幸逝世,年仅47岁。
他是一位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平时酷爱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以保尔的志趣行为作榜样,身体力行,忘我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出了成果从不表现自己,发了奖金分文不取,多次放弃评聘高级工程师和升任领导干部的机会,连去香港考察的机会也让给别人,专心致志完成科研任务。因此,他被人们誉为"中国式保尔"。1981年10月,他正带领研制组人员试制皿型图形发生器时,突然感到胸口阵阵作痛,仍不去医院检查,也没有告诉同事,只抓了几副中草药吃,照常拚命工作。1982年春节后,病情恶化,医院诊断为低分化恶性淋巴瘤。他知道后保持镇静,更加奋不顾身地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的事业。
他临终前交待,将其遗体献给医学事业。1982年9月16日,航天工业部追授他为优秀共产党员。11月11日,中共陕西省委追授他为省特等劳动模范。1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发出通知,号召向他学习。《工人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性报刊连续报道了他的感人事迹,他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1983年2月12日,国务院追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掀起了向科技先进人物罗健夫学习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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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潭人,1935年9月5日出生在湘乡县南正街(今湘乡市昆仑桥办事处南正街)。他从小喜欢阅读历史故事、剑侠小说、传记等各种文学书籍。1948年7月,罗健夫趁父母外出,准备偷奔峨嵋山“练功”,幸亏母亲回家发现,经规劝,未能出走。1949年8月,家乡解放,罗健夫以优良的成绩考入县立中学。1950年被吸收为校内首批新民主义青年团员。1951年上初中三年级时,带头报名参军。不久,进入军校学习。毕业后,在甘肃山丹县军马场工作。
罗健夫在马场工作期间,利用三年时间,以惊人的毅力自学完高中的全部课程,于1956年考入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虽然罗健夫的基础较差,但是通过勤学苦练,他的成绩很快提高了。他一直担任班干部,工作积极,1959年4月14日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先后在母校、西安电子计算机技术所、骊山微电子公司工作。
1965年,他开始研究微电子技术。1968年参加北京电机厂技术攻关协作。1969年底,开始参加国家攻关项目——图形发生器的研制工作。“--”中研究工作一度中断,但他努力排除干扰,以顽强的毅力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两门外语,攻读完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数学、集成电路等多门课程。
为了早日研制成功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关键设备——图形发生器。罗健夫白天紧张工作,晚上刻苦攻读,到了周日,新华书店像块大磁铁一样紧紧地吸引了他。有一次,他从酒仙桥书店出来,乘车返回住地。他一上车就看书,下车后,才发现自己已过住地三个站了,只好返身往回走。路上,他又把书掏出来边走边看。三辆公共汽车从他面前过去了,他都没有察觉,因为他在深深思索着自己苦心钻研的问题……
为了发展祖国的微电子事业,罗健夫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在外地出差,每天坚持工作十多个小时。有时一连许多天不回家,在工作室里连轴转。饿了吃块馍,喝口水;困了就随便倒在地板上睡一会,醒了接着再干。1968年,他和一个同志在北京电机厂做超声压焊机试验,在装备调试的几个月里,每天晚上只睡四个小时,而且要分两次睡。有一次,他离开实验室上厕所,迷迷糊糊地把厕所当宿舍,准备睡觉。当解开钮扣,脱衣服时才发觉错了。
1980年4月,公司要罗健夫和几个同志一道去广州验收一台进口计算机,当时因为缺乏检验手段,对外部设备无法进行程序检验。有的人主张不检验了,干脆先弄回来再说。罗健夫不同意,提出一定要想办法先验后收。为此,他不辞辛劳,乘公共汽车来到渭南的一个基地,经多方了解,终于找到了检验仪器和资料,一切准备就绪,才上路去广州。
广州,这颗南国明珠,古往今来曾使多少游客陶醉。罗健夫第一次出差到这儿,又适逢“五一”佳节,有的同志提议说:“先休息两天,出去玩玩。”可是老罗摇了摇头,他想,要搞好这次验收,有许多工作要做,如果在外面多待一天,不仅要多花钱,还会影响科研生产的进度。不过他考虑到多数同志都是头一次来广州,出去看看也是应该的。于是,他让同志们上街,自己留在招待所,查资料,看图纸,搞汁算,作记录……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充分,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出国学习,这是很多人向往的事,可罗健夫却总是把这种机会先让给别人。1978年,组织决定要他带一组人去日本实习,随后接收一套进口设备,他又多次推荐要别人去。由于时间紧迫,领导坚决要他去,他才带领一个实习小组出发。
出国后,他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事,处处注意节约。他多次叮咛同志们:“这儿的生活水平比咱们国家高,要尽可能吃得便宜点,多节约一些外汇。”当时,在日本学习的有几个组,食宿也在一处,其他组的生活费用都达到了甚至超过了标准,而罗健夫带领的小组不仅一文不超,还节约了40%的经费,回国后罗健夫将节约的经费全部上缴给了国家。
罗健夫出国回家,带回一台电视机,孩子们多高兴啊,可有谁能想到,这台黑白电视机,是他路过北京时在一家寄卖店掏二百多元钱买的。
按规定,常在外面出公差的人,超过年度,家属可以享受探亲假。1968年,爱人陈显万第一次去北京探亲,当时罗健夫正忙于超声压焊机的研制工作,陈显万看到罗健夫很瘦,十分心疼,从早到晚帮他抄抄写写,整理资料,一个月探亲假,竟比平时工作还忙。临别时,老罗才抽了点时间,与爱人合了一张影,作为纪念。在探亲的日子里,爱人生怕给罗健夫添麻烦。一个月时间,夫妻二人没有游过一次公园,没有去过一次王府井。
罗健夫对爱人这样“无情”,可对别的同志却体贴入微。1975年冬,他和一位同志在北京出差。一天,当他得知这位同志的爱人要来北京探亲时,就主动提出帮助去接。他们头天晚上赶到车站,在车站整整等了一夜,直到凌晨4点,回到住地后他又帮助同事安排好食宿,然后才放心地回到自己的住处。
百人百性,各有不同。罗健夫就是一个很有个性、与众不同的人。他长期从事半导体设备的研究工作,是Ⅰ、Ⅱ、Ⅲ型图形发生器的主要设计者和研究者,工作成绩显著,业务扎实。领导和同志们都说,按照他的贡献和实际水平,晋升高级工程师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1980年和1981年两次考高级工程师时,他都悄然避开了。公司副经理、总工程师黄敞同志亲自动员他报名,他谦虚地说,水平不够,还没做出成绩,让别的同志考吧。以后,动员他的人越来越多,他只好说:“等Ⅲ型图形发生器研制出来以后再考虑吧!”
1977年,有的人为了调资大肆争吵,而罗健夫完全具备了升级条件,却一再找领导表示:“我是党员,家里经济不困难,把名额让给别人吧!”实际上,他工资不高,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家庭负担很重。这一年他弟弟不幸去世,留下两个孩子,他每月还要给弟媳寄20元。当党委批准他主动让出升级名额时,他高兴地说:“我感到这是党对一个党员的信任,也是我最大的光荣!”以后两次调资,他又主动提出把名额让给别人。
1978年,组织曾打算提升他为研究室主任,1981年又要提升他为制版中心副主任、主任工程师。他说,我能力不行,不是不服从分配,让我集中精力在技术上为党的事业多做点贡献吧。组织上了解他的心情,同意了他的要求。
1978年,Ⅱ型图形发生器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而他作为这个课题的主要负责人,却不争功,不争利,大谈其他同志的成绩,惟独不谈自己的贡献。3000元的奖金,他一分钱也不要。
罗健夫把荣誉、地位、职称、待遇统统置之度外,有些人很不理解。他说:“有啥不可理解的,要当共产党员,就要少想点个人的事!”
罗健夫的大女儿在中学时就提出入团要求,她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了爸爸。老罗对孩子说:“你还不到15岁,思想不成熟,要努力学习,接受教育,好好锻炼。”1981年女儿上大学后,再次对爸爸说她要求入团。老罗反复考查她对入团的认识,最后严肃地说:“我以一个老共青团员的身份告诉你,入团一定要懂得为共产主义献身。”他要孩子学好团章,提高认识,改造思想,并把自己保存了30多年的《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两本书送给女儿看,要她知道苏联当时的共青团员是怎样工作、怎样生活、怎样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的。
一次,他得知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撒了一次谎,他让孩子写了书面检查。不久,孩子从学校拿回一张奖状,他让孩子把检查抄在上面,贴在床头,以作戒鉴。他教育孩子,要做三种人:诚实的人,正直的人,靠自己本事自立的人。他对女儿说:“你们都懂事了,不要受社会上不正之风的影响。现在有些人喜欢走后门,爸爸没有后门,有也不走,要遵纪守法,靠本事为人民服务。”
1980年10月,正在研制Ⅲ型图形发生器时,罗健夫病倒在了实验室,被送往医院时发现已患癌症。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和乐观向上的精神,为修改Ⅲ型图型发生器的图纸,强忍病痛又一头扎进了资料堆。往返奔波,每天总是干到下午7点钟,有时连晚饭都忘记吃了。看到他经常手拿图纸,忍着病痛,吃力地爬上四楼,有的同志感动得落下泪来。公司领导为了让他安心养病,为他分了一处新房子,但他执意不要,说有个住处就行了。
病魔是无情的。当罗健夫得知自己已到了癌症晚期时,明白留给自己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他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斗争。他再三嘱咐去医院探望他的人,不要把诊断结果告诉他爱人和别的同志,以免影响大家的工作。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说:“不要做切片检查了,时间对于我来说极其宝贵,尽量让我多工作一天吧!”
1982年4月,组织上送罗键夫住进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他顽强地与死亡作斗争,想在有限的时间里,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
住院期间,他承受着剧烈的疼痛,胸骨都痛得无知觉了,也没有呻吟一声,没有主动要求医生打过一次止痛针,他想能为国家节约一分算一分。晚上去厕所,他跌倒在地上爬不动,可他不愿意打扰护士和别人。他还再三鼓励医生说:“征服癌症也是一场革命,革命还没有成功,总是要死人的,你们就大胆在我身上做试验吧。”现在一提起这些事,在他住院期间曾护理过他的医护人员就伤心地流泪。大家说,罗键夫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疼痛,一日日加剧;病情,一天天恶化。罗健夫明白,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即将到来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罗健夫想,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过得有意义。
在临终的前一天,他还尽力做好事。他对医生说:“不要为我再花钱了,把省下来的钱和药给别人用吧!”他对来看望他的同志说:“可惜我不能再为党工作了!”他饱含热泪,恭恭敬敬向党交了最后一次党费。临终前他嘱咐说:“丧事从简,我死了遗体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属于党的”。
渭水呜咽,骊山默哀。1982年6月16日10时35分,罗健夫同志——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拼搏一生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科技工作者终于停止了呼吸。他去世后,家属按照他的遗嘱,一切从俭,将遗体献给了医院解剖。他像一支通红的蜡烛,为了人民的利益,燃尽了自己;他像一条春蚕,为了社会主义祖国,吐尽最后一缕丝。“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罗健夫那颗红亮的心,像珍珠一样,将永远放射出耀人的光辉。
1982年9月陕西省人民政府追认罗健夫为革命烈士。1982年10月11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了《关于开展向罗健夫同志学习的决定》,次年《工人日报》、《光明日报》相继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
1983年,罗健夫被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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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健夫生前是航天工业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一名工程师。他短暂的一生都与图形发生器发生着关联。
图形发生器是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制版设备。没有它,研制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几乎不可能。这个在今天早已被CAD技术取代的笨重“家伙”,曾经却帮我国航天电子工业发展打开了一扇门,也承载了一段罗健夫个人的奉献史。
心中有家国,才会舍小为大、竭尽所能。
1970年,罗健夫受命研制图形发生器,并担任课题组组长。当时,图形发生器是国外“禁运”的设备,没有资料,没有样机。而且,研制图形发生器需要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光学等多方面知识,可罗健夫大学学的是核物理,这可怎么办呢?
一切从头学起。接到研制任务之后,他一头扎进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搜集所有能找到的相关资料,“恶补”有关专业知识。
研制过程中,课题组里负责计算机的技术员因有其他项目被抽调。无人负责计算机,对于罗健夫的研制工作来说,不亚于斩断了一条胳膊。当大家以为他就此会撂挑子时,他却坚持下来:“我们研制图形发生器,是国家急需,党的事业急需!作为一个党员,我为什么不替党着急?调走了一个人,没有人搞计算机了,我为什么没有承担起双份工作的勇气,自己顶上去?”
罗健夫是这样想的,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这就是科学家的真情实意。
1972年,罗健夫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终于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我国电子工业的一个空白。
3年后,他又成功研制出Ⅱ型图形发生器,为我国航天电子工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8年,Ⅱ型图形发生器项目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励。当时申报奖项时,罗健夫把同事的名字写在前面,自己的名字则放在最后。
这是科学家的淡泊与超然。
在科研事业这条路上,罗健夫拼搏奋进,唯独忘了自己。1981年10月,他在进行Ⅲ型图形发生器的改良工作时,病魔向他袭来。为了Ⅲ型图形发生器能早日投入使用,他以惊人的毅力,一直坚持工作。
1982年2月,罗健夫被确诊为癌症晚期,面对这样沉重的打击,罗健夫异常镇定,他问医生:“我相信唯物主义,对癌症并不畏惧,请告诉我,我还有多少时间?”随后,他嘱咐同去的同志:“不要告诉我爱人,也别做切片检查了,现在,每分每秒对我都是宝贵的!”这个已知自己的寿命屈指可数的人,没有哀叹人生的短暂,没有眷恋小家庭的温暖,也没有考虑给妻儿留下什么遗言,他的心里只有一桩心事:“我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
胸腔的癌肿把胸骨顶起,皮肤如烧灼般剧痛,但他仍扎在资料堆里,修改Ⅲ型图形发生器的图纸。
癌细胞在急剧扩散,罗健夫承受着难以言状的折磨,但他心心念念的都是党的事业,他还忍着病痛对前来看望的同志详细讲解难题。除了工作,罗健夫想得最多的就是别人。在病房的49天中,他从未要求护土打过一次止疼针,从未拉过一次信号灯,甚至从未呻吟过一声。夜里上厕所,他从不叫人,也不开灯,总是自己一步一步的挪着去。他还不止一次对医生说,可以在他身上做实验,死后他的身体捐献给国家,可以解剖好好分析一下,希望对以后其他人的治疗有帮助。
1982年6月16日,罗健夫同志逝世了,终年47岁。按照他生前的遗愿,遗体做了病理解剖,医生们惊异地发现:他周身布满癌瘤,胸腔里的肿瘤比心脏还大;胸骨已酥脆,一碰就碎了。经过化验:“低分化恶性淋巴瘤”,是癌症中最凶的一种,潜伏期已经在两年以上。医护人员们都哭了,他们说:“很少见这样的病,更少见罗健夫这样的人,他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罗健夫去世时年仅47岁。1983年2月,他被国务院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2009年,罗健夫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9月25日,被评选为"最美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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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健夫,湖南省湘乡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劳动模范。1950年距初中毕业尚差一学期,带头报名参军。在部队利用业余时间,学完初中三年二期及高中三年全部课程。1956年考入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学业成绩优异,工作积极。1959年4月14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先后在母校及西安电子计算机技术所、骊山微电子公司工作。1965年,开始研究微电子技术,1968年,参加北京电机厂技术攻关协作,次年,主持国家空白项目一一图形发生器攻关。“--”中力排干扰,以顽强毅力,短时间内掌握第二外语,攻读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数学、集成电路等多门课程,有时整日不出工作室,饿了嘴块馒头,困了就躺在地板上打个盹。1972年、1975年先后研制出第一台“图形发生器"、"Ⅱ型图形发生器",为我国航天工业作出重大贡献。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后,他再接再厉,继续研制"Ⅲ型图形发生器",至1981年10月已独立完成全部电控设计。一次调试设备时他突然病倒,诊断为晚期淋巴癌,医治无效去世,年仅47岁。他平日酷爱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以书中主人公保尔为榜样,身体力行,忘我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利害,从不表现自己,多次自动放弃评聘高级职称和提拔的机会,颁发奖金分文不受,被同事誉为“中国式保尔”。
1982年全国不少报刊连续报道其生平事迹。1983年,国务院追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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