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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该迎接新年到来的欢乐日子中,突然传出武汉正在与病毒进行没有硝烟的战争的消息。
害怕吗?广播里一遍遍喊着的“士兵守则”,每个村子门口的警戒线和路障,每家每户的人员行踪登记,新闻报纸上铺天盖地持续了两个月的报....
战场上的士兵不能临阵退缩,“领导阶层”的人站起来了,医生护士,他们在我们缩在保护我们的小房子的时候,向前走,从安全区到方舱医院,从普通衣服到防护服。
冒着极大的恐惧,推迟临期的婚礼,瞒着担心的父母,他们本着个医护人员救死扶伤,不能漠视生命被摧害的这一基本原则,一点点往前冲。
张伯礼校长义无反顾的站了出来,在生死关头,冲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最前线,他穿起防护服,面对病毒,不言恐惧。这种不畏艰险、永不放弃的大爱品质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
感谢张伯礼校长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事情;什么是一个共产党人应该逆行的时刻;什么是一个学者该担当的责任。也感谢您在抗疫一线的无私奉献,为中医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今年,这场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给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按下了“暂停键”。春节原本是团圆的日子,却依旧有许多勇敢的战士们写下请战书,不顾一切奔向抗“疫”—-线的队伍中。多亏有了他们,我们将要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每当看到有关医务工作者的报道,我都忍不住热泪盈眶,心中五味杂陈。有担忧、期盼、感动,但更多的,我觉得是“感恩”。
经过这次考验,我更加体会到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感受到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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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冠疫情,中医药的作用备受瞩目。在新冠疫情患者治疗中,中医药疗效到底怎么样?普通人是否需要服用预防汤药?央视新闻独家连线正在武汉战“疫”一线的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带来权威解答。
1月27日,年逾七旬的张伯礼赶赴武汉,参与新冠疫情的救治工作。2月12日,张伯礼率领209名医护人员组成的中医医疗团队进驻江夏方舱医院。
江夏方舱医院380例病人 无一例转为重症
记者:江夏方舱医院和其他方舱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张伯礼:江夏方舱医院是以中医诊疗为主的方舱医院,它和其他方舱医院最大的区别在于,这个医院里所有的医务人员都来自于中医医院、中医药大学,由天津、江苏、河南、湖南、陕西的209位中医大夫组成,进驻江夏方舱医院。
张伯礼:江夏方舱医院里的患者都以服用中药为主,除了有统一调配的汤剂外,还会根据每人不同的身体状况进行配方颗粒的调制。
张伯礼:除了服用中药外,患者每天会练习太极、八段锦,同时会加入针灸等中医的医疗项目。这样的治疗安排不仅有利于康复,还可以帮助患者缓解压力、愉悦精神。
记者:到目前为止,江夏方舱医院的中医药治疗效果怎么样?
张伯礼:第一批我们收治了超过380位病人,目前没有一例转为重症。目前,将近上百位病人核酸病毒一次转阴,个别病人两次转阴,陆续有病人将要出舱,整体效果不错。
中医以成建制方式建立定点医院 和西医成为并肩作战的主力军
记者:您之前提到过治疗新冠疫情中医药是主力军,关于这点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张伯礼:以前,中医的角色是会诊中提建议的参与者。但在这次疫情的治疗中,中医以成建制的方式建立了定点医院,从上到下拥有自主权。在这次治疗新冠疫情的战役中,中医和西医成为了并肩作战的主力军。
张伯礼:特别是对于轻症患者,通过中医的治疗是可以让患者痊愈的,我对这点是有信心的。但在重症的治疗中,西医仍是主力军,中医是辅助作用的。中医、西医是我们中国人常用的两套医学体系,各有各的长处。
张伯礼:疑似患者或轻症病人,在初步确诊时应及早用药。等到了一定阶段再用药,可能会错过最佳诊疗时期。普通感冒也是一样,用药越早越好,事半功倍。
记者:不同的地域用药配方会有一些调整吗?例如武汉和黑龙江,同样的清肺排毒汤内的成分会有调整吗?
张伯礼:是这样的,中医讲究因时、因地、因人。这个疫情的病因相同,所以致病因素都是一样的,临床表现也是大致相同,因此可以用同一个标准的处方来治疗。但是各地有不同的气候、地理特点,并且每个人的个体特征不同,所以应该做出适当调整,这样更有利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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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礼,男,汉族,1948年2月生,中共党员,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40余年来,张伯礼致力于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在中医药教育与临床一线,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新冠疫情发生后,他临危受命飞赴武汉抗疫最前线,奋战82天,提出“中药漫灌”治疗方法,贡献出抗疫中国方案的中医药力量。国医济世,德术并彰,他用一次次逆行坚守,践行着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2020年1月27日,正在天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的张伯礼临危受命,飞赴武汉,作为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专家组成员投身抗疫大战最前沿。他第一时间提出,将确诊、疑似、发热、留观4类人群进行集中隔离、分类管理,并提出“中药漫灌”治疗方法,拟定“宣肺败毒方”等方药,让4类人使用中医药。
2月初,他与刘清泉教授共同写下请战书,提出筹建以中医药综合治疗为主的方舱医院。2月12日,他率领由来自天津、江苏等地中医医疗团队组成的“中医国家队”,进驻武汉市江夏方舱医院。
他白天指导临床会诊巡查病区,晚上召集会议研究治疗方案,有时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因超负荷工作,胆囊炎发作,接受了微创胆囊摘除手术。术后麻醉期刚过,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助理读疫情通报,打电话询问江夏方舱医院情况,接听医护人员打来的求教电话。截至2020年3月10日休舱,江夏方舱医院共收治564名患者,取得“零转重、零复阳、轻症无一转为重症,医护人员零感染”的亮眼成绩。
2021年1月,石家庄又出现疫情,张伯礼肩负使命再赴抗疫第一线。
作为科研工作者,他带领团队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行业痛点进行科技攻关;作为教育工作者,他致力于中医药教育与传承,不断探索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作为中医临床专家,他以医者仁心行仁爱之术,为中医药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伯礼荣获“人民英雄”、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称号,被授予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全国创新争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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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最大心愿是培养出一批超越我的学生”
张伯礼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提出了“知识、能力、素质并重,以拓展学生创新发展能力为核心”的教育理念。他捐出“何梁何利奖”、“中医药国际贡献奖”、“百篇优博指导教师奖”40多万元奖金,设立“勇搏”基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一直坚持在教学一线指导研究生、亲自给本科生授课。他常说:“一流的医生,应该坐下来会看病,站起来能演讲,闭上眼会思考,进了实验室能科研。”他言传身教、桃李芬芳,培养出站博士后、博士、硕士140多名。他指导的3篇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其中一篇论文出自他的一名残疾学生。
为培养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他提出“政治思想过硬、学会中医思维、临床能力强”的人才培养目标。倡导问疑精神和专业实践,创建了“基于案例的讨论式教学-自主式学习联动”的教学方法,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评价,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从他的身上,学生们体会到了他对中医药事业的无比热爱,也从中学到了他为事业而不懈奋斗的精神。有一次,他买进一台利用全血检测血小板聚集性的仪器。在摸索实验条件、建立基础数据线的过程中,需要大量新鲜血液进行反复测试,为此张伯礼连续8次抽取自己的静脉血。他说:“只要实验能取得进展,抽点儿血不算什么!”
多年来,张伯礼高度重视中医药教育质量,致力于创建中医药高等教育规范。2008年,他主持制定了《中国·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在6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开展了中医药标准化建设和中医学专业的认证工作,对规范中医办学、保证教育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他主持制定了世界中医学教育史上第一个国际标准--《世界中医学本科(中医师前)教育标准(草案)》,提交首届世界中医药教育大会讨论,2009年获审议通过,并向全世界发布,有力推动了中医药教育的国际化和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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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消息传来,海河儿女倍感振奋。
昨晚,记者电话连线张伯礼校长,他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平和、谦逊。“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我占了全国医护人员的功,占了中医药之功。感谢党和国家的鼓励和信任!我将再接再厉,倍加珍惜党和国家给予的荣誉,做好充分防控准备,打赢抗疫决胜之战。”张伯礼告诉记者。
张伯礼再三表示自己获得的这份荣誉太高太重了。“抗疫期间全国医护人员都在努力奋战,从中央到地方到各行各业的人员都在全力支援,湖北、武汉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张伯礼对记者说,“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是党和人民给予整个医务界的一个崇高的荣誉,也是给予中医界的无上荣誉,我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努力尽职而已。对我来说,被授予的国家荣誉称号不是给个人的,自己只是个代表。“很多医护人员做得都比我好,尤其还有一些同志牺牲了,这让获得荣誉的我感到不安。在抗疫前线,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张伯礼告诉记者,他刚刚填了首词,用以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
《清平乐·人民才英雄》
白甲十万,战疫三月酣。江城生死皆好汉,数英雄独颜汗。
中央经略济生,举国众志成城。中西协和防治,环球凉热彰明。
张伯礼告诉记者,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给了天津中医药大学和团队很多关怀和帮助!我和团队将此化为动力,做好新冠疫情预防工作,为秋冬可能到来的疫情做好充足准备。近日带领团队围绕新冠疫情预防和治疗药物研发及生产开展了大量工作,同时在市卫健委的支持下,培训了中医医院的防疫队伍,积极开展防疫技术学习。此外,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刚刚获批,也在积极组织项目,尽快研制出更好的药来回报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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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礼把“贤以弘德,术以辅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但仍坚持每周出门诊,有时从外地赶回来,连饭都顾不上吃,在诊桌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处处为病人着想,从不开大处方,不作不必要的检查,不收病人任何礼物,为病人精心诊治,以高超的医术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
一次张伯礼看完门诊,刚出诊室就被一位病人家属拦住,家属哭着说:“我们从农村来,没挂上号。他(病人)得了肺癌,花了2万多也不见好,快撑不住了,您救救我们吧。”张伯礼把病人让进诊室,仔细询问病人情况,认真查阅各种检查报告,发现病人虽消瘦、剧烈呛咳,但CT、支气管镜检查没有给出肯定结果。病人咳嗽始于服用降压药“开博通”后,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判断呛咳很可能是药物副作用引起的,病人心理负担重才导致消瘦。他给病人调整了降压药,开了中药汤剂,亲切地对病人说:“你很可能不是癌症,先喝点中药调理调理。”一周后病人复诊时症状明显改善,又用了一段时间的中药,病人就康复了。病人家属拉着张伯礼的手说:“您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接触过张伯礼的人都说,张主任一点儿没有专家的架子,他对病人永远都是那么耐心细致、和蔼可亲。
2003年非典肆虐。张伯礼挺身而出,迅速组建中医医疗队,担任中医治疗非典总指挥。他说:“SARS(非典)是一场特殊的严峻考验。它考验我们的党性,也考验我们的能力。”他以“宁愿牺牲,不负人民,勇于担当,不负历史”的无畏精神,应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救治非典患者,在控制病情恶化、改善症状、激素减停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他还组织了非典中医证候的流行病学研究,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赞扬。
30多年来,为了发展中医药事业,张伯礼努力拼搏在科研、教学和医疗岗位上。他说:“当今中医发展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同时也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我们要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为中医药事业奋勇拼搏,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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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武汉时,疫情形势正值最严峻的时刻。医院里人满为患,各类患者交织在一起,极易交互传染。
深入了解情况后,张伯礼和专家组认为,要迅速采取措施,对疑似、发热、密接和确诊四类人,进行分类管理、集中隔离。还要采用“中药漫灌”的方式,让患者普遍服用治湿毒疫的中药汤剂。
在张伯礼看来,整建制承包方舱医院,按中医的理论指导治疗,可以观察出中医药疗效特点和规律,更好指导治疗。2月12日,他率来自天津、江苏、湖南、陕西、河南等地的350余名医护人员组成中医医疗团队,进驻武汉市江夏方舱医院。
看舌象、摸脉象……张伯礼白天指导临床会诊巡查病区,晚上召集会议研究治疗方案。此外,怎样设置床位、床位间距留多少、空气循环问题、患者吃饭情况……他都要亲自考察过问。
许多医生劝张伯礼好好休息,“老爷子干活太拼命了,每天少的时候就睡一两个小时。”但他依旧“我行我素”。
在这位“无胆英雄”的推动下,中医药全过程介入新冠疫情救治。武汉16家方舱医院累计收治患者超过1.2万人,每个方舱医院都配备了中医药专家,同步配送中药方剂,中药使用率达90%。
截至3月10日休舱,江夏方舱医院总共收治的564名患者中无一例转为重症,无一例复阳。3月19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新增疑似病例、现有疑似病例首次全部归零,这一天也恰逢张伯礼72岁生日,“‘武汉清零’对我就是最好的祝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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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父亲的人品和言传身教,让我对中医医学产生了兴趣。”张磊今年45岁,现在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工作。他告诉记者,小时候偶然看到一个农村患者疑患绝症求助父亲加号,父亲凭借多年经验调整用药,半个多月后,病人复诊,症状明显改善,又服用了一段时间中药,病人终于康复。这让张磊打小认识到,医生能治病救人,是神圣而高尚的职业。高考填报志愿,张磊选择了学医。大学毕业后,张磊在职读完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工作中一直以父亲为榜样,恪守医德,钻研医道。
2020春节,新冠疫情来袭,张伯礼紧急赶赴武汉抗疫前线。张磊也给组织写了几次请战书,申请前往武汉抗疫:“我2003年参加过抗击非典,后来还参加过多次突发事故的抢救,我既是党员,又是高年资医生,疫情危急,古稀之龄的父亲尚且冲锋在前,年富力强的儿子岂能坐视不理?”
2月21日,张磊得到上级批准,带领天津市第12批支援湖北医疗队赶赴武汉,并担任医疗队队长,负责江夏方舱医院“天一病区”诊治工作。提取患者咽拭子样本的岗位,极易被患者呛咳喷出的病毒感染,张磊身先士卒:“我有经验,还是我上吧。”而这时,在抗疫前线的张伯礼因为劳累导致急性胆囊炎发作,已经进行了手术,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就来到感染风险最高的重症监护室亲自查看患者舌象,白天指导会诊,晚上召集会议,研究治疗方案。
由于倒班,父子俩一直未能相见,3月10日江夏方舱医院休舱,两人终于在前线首次相见。见面时父亲的一句“瘦了15斤,可身轻如燕”,让张磊的眼睛湿润了。见面仅10分钟,父子俩又各自奔赴战场。望着父亲的背影,张磊一瞬间读懂了父亲——父亲这辈子,为了治病救人,可以奉献所有。“父亲古稀之年还为了中医药事业努力工作,对于我来讲是最好的榜样,我更应该尽自己全部力量兢兢业业拼搏。”张磊对记者说。
张伯礼侄子张硕今年35岁,现为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目前正在甘肃进行帮扶工作,记者电话连线时,他正在岗位上忙碌。他告诉记者,由于爷爷奶奶去世早,作为长子的伯父张伯礼早早承担起了照顾整个大家庭的重任,也是受伯父的影响,耳濡目染之下,他逐渐喜欢上了中医学。高考时,张硕也选择了学医,本科毕业后考上了研究生,多次跟随伯父实习出诊,更加感受到了伯父的严谨博学和人品医德。“我心目中医生的样子就来源于伯父,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中医不仅仅是用几味药物,也是一生的责任与担当。”张硕对记者说。
张硕告诉记者,今年,他递交前往武汉一线抗疫的请战书时,就是照着伯父的样子做。在武汉二十多天,江夏方舱医院送走最后一个病人时,伯父、哥哥和他才在医院见上了一面。他通过手机向记者发送了当时留下的一张合影,记者看到,照片上3个穿着防护服的人并肩站着,中间写着“老张”,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小张”,左边是儿子张磊,右边是侄子张硕。“我们平时不常相见,这也是我们仨难得的一张合影。”张硕对记者说。
从武汉回来,张硕又申请了参加援甘,已经在甘肃省临洮县工作几个月了。上个月,伯父来陇西县参加中药产业园发展规划,看到伯父与产业界紧密交流、指导研发的场景,真是感叹他的奉献精神和渊博知识。
张硕说,伯父已是七旬老人,仍然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坚持教学、坐诊和科研。他在办公室挂着一幅牌匾——“贤以弘德,术以辅仁”,意思是好的人才可以培养高尚的医德,有了高尚医德,有了治病救人的决心,一定还要有精湛的医术,用高超的医术来彰显仁爱之心。“这是伯父的座右铭,也是我的座右铭,更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家风家训,我将此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张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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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的朝夕相处,除对张院士精益求精的医术有了更深层次的体会之外,也让他对张院士医者仁心的付出既敬佩又心疼。
疫情防控全国“一盘棋”,权威专家就是大棋盘上最举足轻重的“棋子”。作为“国字号”专家组的中医药成员,张伯礼和刘清泉更是身兼数职,重任在肩。
采集患者资料、制定中医治疗方案、记录研究数据、巡诊、会诊……近90个日日夜夜里,张伯礼和刘清泉平均每天只有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因工作繁忙,张刘二人经常赶不上吃饭。一日,结束工作的二人又一次错过饭点,刘清泉熟练地拿出两盒泡面,准备当做二人午饭。这时,工作人员送来两个盒饭,饭已经凉了,快餐油很大,考虑到张院士的身体,刘清泉劝其不要吃完,先吃几口垫一下,后面看看能不能再找到其他吃的。然而,就刘清泉一个转头的功夫,张院士已经把盒饭全部吃完,边吃边嘟囔着:“不吃完不就浪费了吗?不能浪费啊。”
由于过度劳累和饮食不当,张伯礼院士胆囊炎发作,腹痛难忍,中央指导组的领导令他住院治疗。2月19日凌晨,张伯礼在武汉接受了微创胆囊摘除手术。手术后第三天又投入工作,他风趣地说:“这回把胆留在了武汉,看来这辈子注定与武汉肝胆相照了。”
术后,张伯礼的双腿又出现血栓,必须卧床,医生说至少要休息两个星期。张伯礼急了,说自己尽量听话,多给点药,最后住了一个星期就返回了江夏中医方舱医院。
“身为一位大院士、一位大学校长、一个知名教授,但张老师却从来没有在乎过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是始终心系患者,保留着自己最本质的初心,实在令人敬佩!”刘清泉说,在武汉的近距离接触里,张院士的言传身教令他终身难忘,受益匪浅。“老头儿真的是‘拼了’!”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三个月艰苦卓绝的奋战,武汉的新冠疫情防控态势持续向好。4月16日上午9点半,张伯礼和刘清泉这对抗击疫情战场上的“最强搭档”功成挥手,道别武汉,凯旋回程。
武汉疫情阻击战告一段落,但“最强搭档”的故事传说还在继续。为更好地开展康复者治疗工作,6月底,刚刚返程两个月的张伯礼和刘清泉接到任务——二人将再次携手,重赴武汉,开设康复门诊,为新冠疫情患者实施康复管理工作。据悉,张伯礼将于六月底出发,而刘清泉则因参与北京疫情防控专家组指导工作,于七月初启程。可以预见,这对抗击疫情战场上的“最强搭档”将再次开启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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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的发展和变化,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断更新相关诊疗方案,各地也因地制宜出台地方方案。但在这些方案中都侧重中药的治疗,对于中医强调的整体综合治疗没有提及,针对不同病情的病人,没有增加或推荐针灸、刮痧、拔罐等外治疗法,以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张伯礼坦承,的确,大部分病人都用的是中药,其他方法在治疗中使用受到条件约束比较大。有一些地区如广西等用了综合疗法。这次,中药注射剂在重症肺炎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国家诊疗方案中进行了推荐。特别要提到的是康复阶段,可以采用一些传统的中医康复方法来促进机体恢复,如太极拳、八段锦、食疗、穴位相关疗法以及心理疏导,体现中医药综合干预的优势。
面对国家新冠疫情诊疗方案特别是地方方案中推荐的中药预防方,很多人惶惶然,普通健康人群有必要“全民喝汤药”吗?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张伯礼说,“我们不主张没有病的人吃中药,没有必要全民喝汤药。中药防治的重点在于调节肌体的功能状态,而不仅是针对病毒本身。人得病,是病毒和人体免疫力博弈、斗争的结果,如果病毒胜了就得病了。所以,只有提高自身抵抗力,才不容易得病。我们不主张人人都服用中药来预防。隔离的高危人群或者密切接触者,可以适当服用一些汤药,具体可遵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主管部门推荐的诊疗方案和建议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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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了张院士主讲的战疫第一课,感受颇深。这次的新冠病毒来势汹汹,短短几日其病疫的魔爪就伸向了整个中国,其严重性比起非典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其疫情让人望而生畏,但今日的中国早已不再是以前的中国了,现在的中国人不愿再看到无辜的人死去了。经历了十七年前那场沉重的灾难,每个中国人都蜕变成了一位勇士。疫情当前,无论是什么人,小到垃圾工人,大到国家领事,都在为人民出力。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包括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内的多方面显著优势,能够在急难险重关头高速高效运转
在这次疫情当中,中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降低了病情的转化,能帮助病人恢复。效果明显,有利于鉴定中医药文化自信。中医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在当前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有必要及时有效运用中医药治疗确诊与疑似病例,充分发挥中医药防治疫病的优势作用。
苦难只会铸就辉煌,风雨只会造就彩虹!这场斗争必定赢,因为我们不再像十七年前非典肆虐时那么弱小,那么无力,人民强大了,国家也强大了!今天,我们不想再重演十七年前的悲剧,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地奉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想拯救更多的人!我坚信,我们定会战胜疾病,战胜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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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礼是谁?对于很多不熟悉中医的人来说,这个名字还有些陌生。直到他走上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全国人民都记住了这个“为中医受誉”的名字——“人民英雄”张伯礼。
以他的抗疫故事为起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读懂他。为什么总有人眼里常含泪水?因为他对中医和人民爱得深沉。为什么总有人在民族危难之际奋不顾身?因为在历史长河中,属于他的“星光”永远璀璨。
“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
“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这是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时,张伯礼许下的誓言。在抗击“非典”疫情时,他带领中医团队成建制接管两个“红区”,积累了丰富的抗疫经验。
17年后,新冠疫情暴发。72岁的他又选择来到武汉战疫的最前线。看舌象、摸脉象……张伯礼白天指导临床会诊巡查病区,晚上召集会议研究治疗方案。此外,床位设置、床位间距、空气循环、患者吃饭情况……这些细节,他都要亲自考察过问。
在武汉超负荷的工作下,张伯礼胆囊炎发作,并于去年2月19日接受了微创胆囊摘除手术。他调侃道,“这回我把胆留在了武汉,更加与武汉市民肝胆相照。”
有人问他:“您年事已高,是不是可以不必到前线来?”他说:“不!如果不严重,国家不会点我的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来,而且还要战斗好!”
在武汉的80多天里,他率先提出对4类人群分类管理、集中隔离,启用“中药漫灌”的治疗方法等,这些建议后来成为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决策。他主持建立的江夏方舱医院,是中医整建制接管的方舱医院,创造了轻症病人零转重、痊愈病人零复阳、医护人员零感染的“三个零”纪录。
凝聚了中医团队智慧筛选出的“三药三方”,因其良好的治疗效果被纳入国家新冠疫情诊疗方案,供临床医生根据患者病情选用。
疫情期间,张伯礼还参加了几十场海外连线。“分享中国经验,我们从不保守。”他希望中医药能帮助更多国家和地区战胜疫情,让中医药瑰宝惠及世界。
“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这是张伯礼用实践总结出的抗疫经验。
离开武汉的那天,张伯礼在飞机上写下“山河春满尽滌殇,家国欢聚已无恙”。他知道,风雨过后,江城终于迎来了春天。
一年后的今天,张伯礼战斗过的江夏方舱医院已经完成标准化改造,变成了“大花山方舱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点”,昔日熟悉的会议室、更衣室成为如今的接种室,方舱里陈列的抗疫展板,记录着发生在江夏方舱的故事……对张伯礼来说,江夏方舱医院在他的人生履历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医药现代化是我毕生追求”
“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它的理念、方法并不落后,现代生命科学所遇到的很多困难和挑战,将从中医药学中得到启发。”为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张伯礼奉献了毕生的心血。
20世纪80年代,张伯礼大胆将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医药相结合。他认为,现代医学的很多前沿理念都和中医学异曲同工,如何提高中医技术将是研究的重点。
针对这一点,他组织了大规模健康人舌象调查,开展舌象客观化研究。通过坚持不懈的调查和分析,他终于建立起了舌诊文献库,并研制出了中医可用的系列舌诊仪器,开辟了中医诊断的现代化之路。
1999年,张伯礼主持参与的“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研究”课题入选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2006年,他率先提出“名优中成药二次开发”战略,他主持的“30个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与产业化”研究被列入天津市20项自主创新产业化重大项目。
他研究发现了复方丹参方的药效物质基础,优选了配伍比例,提出了名优中药小复方二次开发模式,突破了千百年来凭经验组方的局限。2010年,复方丹参滴丸成为我国第一例完成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二期临床试验的中成药,迈出了中药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
去年,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天津中医药大学。这标志着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有了国家级创新基地。而在此之前,张伯礼和团队埋头研究了20多年,创建了标准组分、组效关系、组分配伍、优化设计几个关键技术,构建中药组分库,为现代中药组方提供了科学依据。
时至今日,他依然在为推动中医药现代化不懈奋斗。“我的毕生追求就是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张伯礼说。
“做患者可以托付生命的人”
“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全国人大代表……张伯礼身上有多重身份。但对他最重要的身份还是——医者。
去年,张伯礼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的第二天,他就回到了自己熟悉的诊室按时出诊。
年过古稀,他依然坚持每周3次门诊。他说,工作再忙,也要留出门诊时间,既是为了患者,也为了手把手带学生。如遇高龄患者和腿脚不便患者,张伯礼就让工作人员在一楼给患者找个房间,他下楼诊治,省去患者上楼的不便。
在学生们眼里,张伯礼一直是一个将病人放在第一位的医生。
为了不耽误看诊病人,他参加完学术会议后不顾疲惫,连夜乘坐20个小时的火车赶回诊室。
对于那些家境贫困的患者和家属,他千方百计减少费用。在用药好转后,患者和家属都动情地拉着他的手叫他一声“活菩萨”。
方舱医院休舱后,他每隔两个月就会去一趟武汉,因为那里有正在康复的病人。他希望他们彻底治愈,回归正常生活。
为造福患者,建立实验基础数据库,需要大量新鲜血液反复测试。他连续8次抽取自己的静脉血,同事心疼他,阻拦他,他却说:“我是实验室负责人,就应该抽我的血。”
“我的人生格言是做患者可以托付生命的人!”张伯礼说,作为一名医生,只要身体允许,就应该坚持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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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不重,不会让我来,这份信任是无价的。”1月25日,大年初一,中央紧急成立赴湖北疫情防控指导组,张伯礼名列其中。
临危受命,闻令而动。在出征武汉的飞机上,张伯礼填词道:“晓飞江城疾,疫茫伴心惕。隔离防胜治,中西互补施。”面对尚有很多未知的新冠疫情,他心里却有一份底气,那是对中医药的信心。
那时的武汉,发热门诊外阴冷潮湿,门诊内人满为患。张伯礼意识到,如果不加以控制,感染人数会越来越多。
当晚,张伯礼就第一时间向中央指导组提出,必须严格隔离,他提议将确诊、疑似、发热、留观4类人群进行集中隔离,分类管理。“但严格隔离,只是成功了一半。不吃药也不行。”张伯礼提出“中药漫灌”治疗方法,普遍服用中药,拟定“宣肺败毒方”等方药,让4类人使用中医药。他的建议被中央指导组采纳。
张伯礼开出方子后,试着给湖北九州通的企业负责人打电话,请他们帮助做袋装中药汤剂。对方回答:“没问题,全力配合。”张伯礼说:“现在没有钱,也不是做一天,也不是做千百袋。”对方说:“为了武汉人民,什么都不要讲了。”这让张伯礼感动不已。
第一天3000袋,第三天就达8000袋,最多时一天4万袋。张伯礼难掩兴奋:“通过普遍服用中药,集中隔离的很多发热、疑似患者病情得以好转,效果不错。”武汉开展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大排查。严格隔离的同时普遍服用中药,取得了良好效果。
数据显示,2月初到2月中旬,从4类人当中确诊新冠患者的比例为80%,吃药10天左右,2月中旬降到了30%,2月底降到1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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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湖北人民把胆留在了武汉
由于过度的劳累,张伯礼院士胆囊炎发作,腹痛难忍,中央指导组的领导强令他住院治疗。2月19日凌晨,张伯礼在武汉接受了微创胆囊摘除手术。手术后第3天又投入工作,他自己说:“肝胆相照,我把胆留在这儿了”。他的儿子也是天津医疗队成员,到武汉后听说父亲病了要去看他,张院士说:“你不要来看我,你看好你的病人就行。”
术后,张伯礼的双腿又出现血栓,必须卧床。医生说要至少休息两个星期。张伯礼急了,他说自己尽量听话,多给点药,最后住了一个星期就返回了江夏中医方舱医院。
休舱后不忘康友与“康友”结下深厚友谊
江夏中医方舱医院休舱后,张院士没有忘记还在江夏普安山康复驿站的康复患者。3月18日,他和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又来到康复驿站为康复患者看门诊,指导他们康复。他专门为康复患者研究制定聊“康复一号”“康复二号”、“黄莲茯苓汤”处方,供康友们服用。他与许多“康友”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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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中药科技基础相对薄弱,导致中成药功能主治模糊、制药工艺粗放、质控技术落后、过程风险管控薄弱,这些因素导致中药品种多而小,制约了中药品种做大做强。面对这些问题,张伯礼率先提出“中成药二次开发”战略,即用现代科学技术实现中药的“两个相对清楚”——“药效物质相对清楚,作用机理相对清楚”;把古老的中药赋予现代的科技含量,使其“焕发青春”,“让百姓用上质量更好、效果更明确、副作用更小的中成药”。
经过八年的苦心孤诣、集智攻关,张伯礼带领团队成功完成了天津市三十个中药品种的二次开发研究工作。由此,中医药销售过亿元品种由3个增加到12个,年销售额累计超过了230亿元。中医药产业进一步向科技型、高效型和节约型方向转型升级。其研发出的核心技术也随之推广应用于全国19个省市近百家中药企业。中药大品种群大大扩张,过亿元品种从40余个增加到500余个,过十亿元品种也由0増加到50余个。这项研究不仅推动了中医药产业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015年1月,由张伯礼主持完成的《中成药二次开发核心技术体系创研及其产业化》项目获得了201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成为该领域唯一获得一等奖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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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礼常说:“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它的理念、方法并不落后,现代生命科学所遇到的很多困难和挑战,将从中医药学中得到启发。”30多年来,他呕心沥血,锲而不舍,用现代科学技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共承担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40余项,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国家发明奖1项,省部级科技一、二等奖20余项。作为科技部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建设专家组组长,参与组织、指导20余个省市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建设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2006年,张伯礼率先提出了“名优中成药二次开发”战略,他主持的对30个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与产业化研究被列入天津市20项自主创新产业化重大项目。4年来,30个品种中年销售额过亿的品种已从2个增加到9个,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走出了一条新型的产学研结合之路。同时,张伯礼带领他的团队开始组分中药研究,组建了国内首个组分中药技术工程中心,开展中药数字化分析及中药配伍组分研究,构建了10661个中药组分和235个化合物的中药组分数据库,使中药研发由单纯经验上升为优化设计,用现代科技方法揭示中药成分、作用机理,这项中药现代化的重要成果为中医药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针对传统中药生产中存在的剂型落后、工艺水平陈旧、质量控制水平低等问题,张伯礼潜心探索以提高疗效、便于服用为目的的中药现代化之路。1999年,他申报的“方剂的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获国家“973”项目资助。他发现了复方丹参方的药效物质基础、优选了配伍比例,提出了名优中药小复方二次开发模式,突破了千百年来凭经验组方的局限,为现代中药研制提供了科学依据。2010年,复方丹参滴丸成为我国第一例完成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二期临床试验的中成药,迈出了中药打入发达国家医药市场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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