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16篇范文）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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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消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今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

他曾“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1月9日，于敏院士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于敏个人简介：

于敏，男，1926年8月出生，天津宁河人，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历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副主任、九所副所长、所长、九院副院长、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于敏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

上世纪50年代，于敏在国内率先开展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多篇论文，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与北京大学杨立铭教授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上世纪60年代起，投身于我国核武器事业，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在氢弹突破中，组织领导攻关小组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带领科研队伍完成了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作为第一完成人的“氢弹突破和武器化”工作，荣获198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小型化突破中，领导突破了气态引爆弹（初级）原理和高比威力次级原理。作为小型化关键的气态引爆弹主要负责人，主持研究并解决了裂变材料的压紧、中子注入及其增殖规律、氘氚点火燃烧规律、轻重介质混合对聚变的影响、高能中子裂变反馈规律等一系列关键问题，提出了加大两个关键环节设计裕量的具体措施。气态引爆弹的研制成功，为我国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奠定了可靠基础。作为第二完成人的“气态引爆弹装置的突破”工作，荣获198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中子弹突破中，作为主要领导人和参加者，提出了中子弹的设计指标，明确了中子弹探索的主攻方向，指出了某些关键技术问题和难点，研究了热核反应中等离子体过程，分析了中子弹的反应规律并归纳为三个阶段，提出了判断聚变点火裕量的主要判据和提高裕量的措施。作为第一完成人的“中子弹装置的突破”工作，荣获198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基础理论发展中，揭示了武器核反应内爆过程的运动规律，解决了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及驰豫过程、辐射波与冲击波的传播规律等一系列基础问题。作为第四完成人的“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研究，荣获198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在核武器发展战略中，与邓稼先提出了“加快核试验进程”建议。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使党中央做出果断决策，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核试验时间，为提升我国核武器水平、推动核武器装备部队并形成战斗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前瞻性作用。针对禁核试，提出了以精密实验室实验等几个方面支撑禁核试后武器研究的设想，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四大支柱，至今仍然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上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国防高科技项目尤其是我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

于敏是一位忠于祖国、无私奉献、文理兼修、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科学家，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的先进事迹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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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6日，惊悉于敏先生逝世，心中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为中国失去了氢弹主要的一位研究者，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失去了一位学术造诣很高的科学大家，为我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道德高尚的良师益友。

于敏先生曾在原子能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进行氢弹原理研究。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一位对祖国和人民做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师长。

记得1956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原子能所工作。在秋天的一个晚上，所里开大会，钱三强所长向全所职工介绍所里工作情况，谈到人才培养时，就表扬了于敏，“于敏就是我们国内自己成长起来的优秀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希望刚到所里工作的新大学生向于敏同志学习!”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于敏的名字，心中就产生了敬意。

1961年，于敏去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参加一个国际核物理的会议，我负责照料于敏在杜布纳期间的生活，并在开会时当翻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于敏。我发现于敏接受的能力很强，有一些我没翻译的地方，他也都听懂了，这源于很深的业务功底。

1982年，全国第一次惯性约束聚变研讨会在北戴河举行，于敏应邀在会上作了激光核聚变的主旨报告，王淦昌先生等当时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学会的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会后原子能院从事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的研究团队和王淦昌先生一起合影照相，距离我们不远的于敏先生听到了，他也跑过来，主动参加我们的合影，大家拍手欢迎，可见他对原子能院的感情是很深的!

于敏先生对我的工作帮助也很大。1965年，我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回国后，被调往青海工作，从事核试验中近区物理的测试工作。为了验证武器理论设计的正确性，在热试验中要测量核武器设计中许多关键的物理量，要进行很多探测设备的设计和安排。这就需要我们弄清楚理论部对物理测试有什么要求，物理测试的精度和量程要如何去满足检验理论的要求。这时于敏就成了我们最好的老师和朋友。

有时候，我们从青海、四川到北京来专门向他请教，回到青海和四川后有时有些还没有彻底弄明白，或许还有些不放心的地方，就专门跑去找于敏讨论、请教，每一次他都是那么谦逊、耐心地和我们讨论，直到我们把问题弄清楚。

在氢弹研发突破的过程中，我们和于敏的接触就更多了。在向领导和技术骨干介绍突破氢弹的会议上，我们听到了邓稼先和于敏同志介绍的理论方案，当时心情都十分激动。我们近区物理测试的工作也按照理论的要求，准备了物理测试的方案。于敏提出了很多改进的意见，这些都对后来取得重要成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氢弹原理性试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我们测量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它不仅达到了原定的设计指标，而且还超过了原来设计的当量。

于敏不仅精通理论，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视实验、理论联系实验的典范。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有幸和于敏等人在一个小组，当时有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困扰了我半年多，它直接影响着我测量数据的修正效果，我想解决它，也看了好多书，请教过许多同志，都没解决。有一天在会议休息的时间，我把问题告诉了于敏等人，他们说可以帮忙。在散会的那一天，他把写了好几张纸的推导给了我，我当时又感动又佩服。

在国家高技术主题专家组中，于敏的真知灼见对我们选择正确的技术路线、制定既积极又稳妥的工作规划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有很好的理论物理基础、渊博的知识，又熟悉许多具体的实验技术。在小组会上，他总是非常认真地听其他同志的发言，又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发表他的见解和分析。我们听了后，总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分析得很透彻，他最擅长把一个复杂的问题进行剖析分解，找到各种矛盾的相互关系，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对立面，并加以解决。这可能是他多年从事科研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方面。

我和于敏最后一次的交谈是在一次人民大会堂春节茶话会上。当时已有很长时间没见过他了。我在远处看见了他，就急忙地往他的方向走去，我们高兴地相互问候，并谈了一些自己的情况，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讲话的声音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响亮。

今年，这样一位对祖国和人民有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这样一位品德高尚、为人师表的师长和我们永别了!我们爱戴他，敬仰他，他将毕生的经历都奉献给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事业，并作出了载入史册的卓越贡献。我们将永远学习于敏的光辉榜样，将他的爱国精神和崇高思想铭记心中，继续前进!

愿于敏先生安息!

感动中国人物于敏事迹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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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聊以自慰了。”“两弹一星”元勋、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如是说。2019年1月16日，享年93岁的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隐姓埋名28载，铸核盾卫和平一甲子，从意气风发到白发苍苍，他将报国之志融入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兑现了“愿将一生献宏谋”的誓言。

如果说痴心事业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体现，那么图强报国就是爱国精神的升华。从于敏“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到程开甲“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再到黄旭华“和祖国的核潜艇事业融为一体”，那些许身报国、奋斗毕生的共产党员，总能在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同时实现自身最大价值。

痴心事业者总是用行动证明自己“图个啥”。李浩一路赶考为强军，图的是“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跃动”;李保国一生倾注科技扶贫，图的是“太行山的老百姓能早一点过上好日子”。为党的事业图谋，为强军事业图谋，所有痴心事业的奉献者都是幸福的、值得的。

“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国家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勇挑重担的担当者。聂海胜把“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们随时准备再上太空”的报国誓言融入航天事业，黄大年把“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的报国之志融入地质事业，钟扬把“只要国家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去做”的报国之情融入生物科学事业。“只要祖国需要，任何专业都可以火焰四射。”铁心报国不分职业种类、职务高低，置身伟大时代，在醉心于事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活出归属感与价值感，报国的答卷就一定是精彩的。

国家昌盛，需要每个人争分夺秒，奋斗不止。“不能躺，一躺下就起不来了”，林俊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整理科研资料，像红烛一样，忘我地燃烧到最后一刻。他留下的不只是宝贵的科研成果，更是我们接续奋斗的精神养料。

“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强国强军的新时代，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需要我们奋发图强、真抓实干、真打实备，常思胜战之道，常务兴军之事，将每一份力量都用到助推强国强军的伟大事业中。

“全国劳动模范”于敏事迹简介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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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60年代，在中国的大西北，有着这样一群人，他们隐姓埋名，与世隔绝，在极其荒凉的戈壁滩上，资源匮乏，黄沙漫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默默无闻地为中国铸造“卫国利剑”。在这群铸剑师中，有一个人，叫于敏。

于敏，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今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

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于老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曾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三次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基金杰出科学家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国家最高科技奖等成就。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于敏，核物理学家，曾毅然服从国家需要，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隐姓埋名28载，从零开始探索氢弹理论研究，与时间赛跑，守护国防安全，“草稿纸铺满戈壁滩”。他一生兢兢业业，成就斐然，却用“身为一叶无轻重”将自己的成就轻描淡写。但是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这位隐姓埋名的功臣，他是真正的国士无双，是中国人民挺直的脊梁。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把己身微薄之力融入到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欣慰了。”为国家研究氢弹的承诺，他用一生来践行，他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无名英雄，踏光而来。”让我们向伟大的无名英雄于敏先生致敬。

中国脊梁“于敏”简要事迹范文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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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一个个闪亮的名字，为人耳熟能详。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惊天动地的贡献，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脊梁;他们与共和国同行，与时代同行，所拥有的家国情怀和人格魅力深深折服国人。

从“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的于敏，到“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贡献”的袁隆平，再到“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的屠呦呦……这些国之脊梁的科研高度，让人高山仰止，我们可能难以企及他们的专业水准，但他们的精神力量具有磅礴的感染力，能够激励出我们的爱国心、报国志，也能引领我们找到精神家园。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于敏等人所展现出的精神风骨，正是中华民族精神大厦巍然耸立的支撑力。比如，于敏甘于“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张富清战功赫赫，却“60多年来，他深藏功名，埋头工作”;黄旭华在无经验、无技术、无条件的环境中牢记毛泽东“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的嘱托。那么，又是什么支撑于敏等人砥砺奋进?是信心，是信念，也是信仰。

于敏说过，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人生足矣!这样的精神风范让人动容，也让人共鸣。实际上，每一位为国为民的国之脊梁，都有坚不可摧的信仰，也都有润物无声的精神力量。

信仰看似抽象，精神力量看似缥缈，但它们都能让人感受得到，也能激发我们奋发向上。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飞跃，正因为有信心、有信念、有信仰。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应该承认，这些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当年建功立业时条件远没有如今优越，遭遇的艰难险阻也不少，但他们“熬”出来了，成就斐然，这是信仰的力量，也是精神的力量。这对今天的我们颇具启发意义，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这更需要我们扬起信念风帆，培厚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扬起信念风帆，培厚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我们就能更好地凝心聚力，敢于攻克一个又一个的“娄山关”“腊子口”，创造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我们就能更好地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保持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风险挑战;也会更清醒地意识到：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会忘记为什么出发。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无论宝贵精神品格还是崇高价值追求，都熔铸了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的实际行动，我们将走得更坚定从容，我们将更有沛然不可御的文化自信。

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人物事迹材料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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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于敏有一个执着的信念：在那个内乱外侮的国土上，尽管自己不能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驰骋沙场，但他相信，总会有诸葛亮、岳飞式的盖世英雄出现，能够荡寇平虏，重振河山。

于敏怎么也想不到，半个世纪后，自己会成为这样的“盖世英雄”。

男儿何不带吴钩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战乱中度过。在那个自视为“亡国奴”的屈辱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

兵火轰隆的日子里，于敏性喜安静，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历史演义。他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倾慕岳飞和杨家将的精忠报国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凛然正气。他把为国纾困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

1941年，于敏进入天津木斋中学读高中，因成绩优异被推荐转学至耀华中学读高三。此时，他遇到了两位恩师。

语文老师王守惠，讲解古文和古诗词时，必会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个大的时空中，将写作的背景、文学的渊源和价值以及作者的家事等讲得透彻明了。这种教学方法使于敏很受启发：思考和分析问题也应如此，将对象置于一个大的环境之中，用高屋建瓴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他也因此发现了自己为何会倾心于《三国演义》里的恢宏场面和弘大背景，诸葛亮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正是源于其开阔的视野以及善于把微观的事情放在宏观的大环境中进行分解和缕析。

另一位是数学老师赵伯炎，讲课时喜欢讲授数学题的各种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来由，要求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种耳濡目染尽管只有一年，却使于敏受益终生，他由此逐渐养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善于从宏观角度处理微观问题，具有开阔视野和战略眼光，且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

于敏意识到，他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纾困之路——内向好静思，不喜交际，喜欢动脑不喜欢动手，这样的自己适合学习科学。因此，当朗诵起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于敏想到，他的“吴钩”就是科学，他要用科学收取“关山五十州”。

1945年高中毕业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但他发现那儿的老师并不喜欢刨根问底和追本溯源，难掩失落。更失落的是，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并不适合“心灵手不巧”的他。沉静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倾心于理科，他喜欢并选修了理论物理，并最终弃工从理，转至理学院物理系。

在物理系，于敏的学号1234013常年排在成绩排行榜的第一名。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对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国际前沿。

20世纪50年代，基本粒子研究尚无大进展，于敏在平均场独立粒子运动方面发表了《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关于原子核独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等颇有分量的论文。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学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大为惊叹。回日本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1962年，在原子核理论中创立了集体运动模型的丹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A·玻尔访问北京，于敏担任翻译，两人探讨过学术问题。玻尔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亲自邀请他去哥本哈根，于敏婉谢。

与同时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数同仁不同，于敏不曾出国留学或进修。王淦昌曾留学德国，邓稼先和朱光亚曾留学美国，郭永怀曾留学加拿大和美国，彭桓武和程开甲曾留学英国。

于敏那时却不曾踏出国门一步，他对此有些许遗憾。“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三十余年后，当自己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蓝可即将毕业时，于敏并没要求她留在身边做研究。“于老师希望我出国留学，完成他的‘留学梦’。”蓝可说。

“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强调献身祖国。”蓝可说，“于老师建议我出国两年，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于敏”事迹材料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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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人物事迹

姓名：于敏

出生年月：1926年

籍贯：中国河北宁河(今天津)人

职务：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部副主任, 理论

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副院长、院科学

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于敏河北宁河(今天津)人，1926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做出了优异成绩。1960年底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1965年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 院，历任理论部副主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副院长、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94年1月起任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后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 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从70年代起， 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三度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992年获光华奖特等奖，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 动模范"称号。1999年9月18日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科学家于敏的感人事迹 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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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聊以自慰了。”——于敏

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 中提到，“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赫然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爱好历史和古典文学

1988年，62岁的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退休后，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这些书包括《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

“打松鼠”：与邓稼先的暗号

1965年，正是我国氢弹研究的突破期。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第二天，邓稼先就赶到了上海。一到嘉定，就钻进计算机房，听取了于敏等人的汇报，并与他们讨论分析，兴奋得像个大孩子头儿。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讨论和推敲，终于使整个理论设计日趋完善。

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

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30年后“氢弹之父”名字才获解禁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

1944年，18岁的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在张宗遂、胡宁教授的指导下，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他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1967年6月17日，氢弹爆炸成功，爆炸当量达到330万吨。试验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参试人员个个激动万分。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20多年前，连于敏这个名字都是绝密，他隐姓埋名30年，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

很多人称呼于敏为“中国氢弹之父”。对于这样的称呼，于敏极力反对，他常常对身边工作的人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实在追问之下，他只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氢弹的理论设计中，我是学术领导人之一。”

氢弹之父于敏英雄事迹 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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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氢弹技术是各个核大国的最高机密，没有参考借鉴，中国的氢弹研究是彻底白手起家。因于敏的工作内容较为特殊，在28年时间里，他的名字曾是绝密，直到1988年解密。连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百日会战”：跪在地上做研究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速度世界第一。

“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西方科学家评论。

巨大的成功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全国仅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95%的时间算原子弹，5%留给氢弹设计。

1965年9—11月，上海。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来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对加强型原子弹进行优化设计。这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试验成功的这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他早已成竹在胸。

“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为了真理，他曾拍案而起：

1971年，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由于某型号试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被军管会定性为“理论长期脱离实际的恶果”，进而在“学习班”上对理论部横加批判。时任理论部副主任的于敏分析出实验失败是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从模型和原理上提出修改设想。

然而，这却完全违背了军管会定下的表态基调，在变本加厉的威逼胁迫下，一向温文尔雅的于敏竟拍案而起，“我不会同意你们的说法，那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事后，他对一同工作的胡思得说“顺了他们的意思，的确很好过关。但那是对不起真理，经不住历史考验的。”事实胜于雄辩，后来按照于敏的改进建议，实验得到技术上的修正并实现了成功。

对《出师表》，泪流满面：

1984年的12月，新疆核试验基地。零下三四十度的天气，早起刷牙拖鞋都会被冻在地上。

这次实验，参试人员都倍感压力。一次讨论会，大家刚刚坐定，心有触动的陈能宽忽然吟诵起诸葛亮的《出师表》“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在场的于敏也来了兴致，一人一句地接下去，狭小的会议室安静得没有其他声响。到后来，只听于敏一个人在吟诵，“夫难平者事也!……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那次原理实验的圆满成功，为我国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 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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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这是20__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栏目组送给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于敏的颁奖词。

人们在赞叹这位“中国氢弹之父”取得辉煌成就、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终身荣誉时，更多的是被他隐姓埋名三十年、始终践行“五个坚持”的铮铮铁骨精神所感动。

学习于敏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我们的党之所以能永葆先进性，不断地焕发青春与活力，关键就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始终坚持热爱党、忠诚于党的结果。才华横溢的“土专家”于敏就用三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行动告诉我们，永远跟党走就是他思想的“魂”，一辈子做党和人民最需要的人就是他坚定的理想信念。他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非常鲜明，在火热的阳光下，在鲜艳的党旗前，在茫茫的戈壁滩上，他无愧于“共和国铸剑师”，无愧于“感动中国20__年度人物”，其“铮铮铁骨”精神更是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

学习于敏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回顾我们党已走过的90多年风雨历程，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党始终都是以树立大局意识为重，团结广大党员干部，带领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英勇卓绝地斗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奇迹创造另一个奇迹。这也充分说明：树立大局意识是实现团结、走向胜利的重要基础。“两弹一星”功勋于敏几十年来舍小家、顾大家，为了国家核事业发展的大局毅然选择对家人“隐身”、对社会隐姓埋名，这难道不是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吗？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因此，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既是新时期每位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基础。

学习于敏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不是一句简单的承诺，而是需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扎扎实实地无私行动。毫无疑问，于敏就将执着坚守作为一种追求，将求真务实当作是无声的语言，把为党和人民服务看作是共产党员最靓的“名片”。在国内当时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一个从未留过学的人，但他始终孜孜以求，为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艰巨任务。他拼命学习，秉承“勒紧裤腰带也要造出原子弹与氢弹”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拼搏精神，打破国外重重封锁，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也正是因为以于敏为代表的中国物理学家们坚持极端负责、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才创造了只用两年零八个月就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的奇迹，令国人自豪，让世界震惊。站在新的起点，面对新的任务，各级党员干部更是要以于敏为样，立足本职，深深植“根”于对党和人民负责，用脚踏实地、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为党分忧，为民服务。

学习于敏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我们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辉煌与成就，正是因为我们有一批能打胜仗、敢打胜仗、乐于奉献的共产党员，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毫无疑问，耄耋之年的于老就是坚持奉献精神的典范。作为共和国建设初期的一名共产党员，于老把无私奉献当作是指导自己的有偿行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奉献出自己全部的光和热。为此，新时期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学习于老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因为自我们站在党旗下宣誓那一刻起，就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神圣使命，就义无反顾地代表着党的先进性，也就理应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以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彰显自己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大爱之“气”。

学习于敏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俗话说：“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其实，群众看党员干部好不好，最关键的就是看领导干部是否清正廉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是党员干部做人之根本，倍受国人敬仰的于敏老师就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虽然为国家做出了这么巨大的贡献，但他却自认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到淡泊名利实属不易，又在一辈子淡泊名利中取得辉煌成就更难上加难。因此，我们每位党员干部都要以于敏为样，学习他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一生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几十年如一日砥砺前行，用“五个坚持”的精神和实实在在的行动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增光添彩！

于敏的事迹和精神品质 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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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国家最高荣誉。“共和国勋章”授予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道德品质高尚、群众公认的杰出人士。“友谊勋章”授予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在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道德品质高尚、群众公认的杰出人士。

他二十八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

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崇高荣誉，盛名之下保持一颗初心：“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

他是于敏，“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夜以继日，终获突破

“国产专家一号”——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于敏。

没有留过洋，无碍他成为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一切从头开始，装备实在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计。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百日会战”令人难忘。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记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青春无悔，铸就丰碑

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于敏婉拒。他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一个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1/25。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铸就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

20年前，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科学家于敏的感人事迹 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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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于敏是我国自主培养的杰出的核物理学家，也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

周光召称他“毕生奉献、学界楷模”。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防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等十几项重大奖项的于敏，曾经为了我国的核武器研究而“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甚至直到今天，他的事迹也鲜见于报端。

创造世界纪录的“两弹元勋”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从事氢弹的研究，是于敏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都是指氢弹。从理论到技术，氢弹都要比原子弹复杂得多。为了加快氢弹的突破，1961年1月，于敏被国家选派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34岁年轻有为的于敏，带领他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小组，正处在重大成果突破的关键时刻。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一次次陷入困境又一次次突出重围，经历了我国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之后，于敏带领的科研队伍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的重大突破。

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一同参与研究的同事们直接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获表彰科学家作了发言。

他在发言中总结道，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人只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开创历史的“国产一号土专家”

于敏在回忆自己的“转行”心路历程时说到，“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的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于敏出生于1926年8月，他父亲当时是天津的一位小职员。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门门功课第一的成绩闻名全校。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大工学院机电系。1946年，出于对理论研究的热爱，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不久，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25岁的于敏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也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以我国当时的条件，想要快速突破氢弹着实困难重重。不过，“土专家”有他自己的办法。此时，于敏“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的特质得以发挥，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着，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巅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制造核武器的“和平主义者”

于敏说，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正是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于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

“我当然不愿意打仗，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可是，在50年代，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你要想不受人家欺负的话，就不能没有核武器。”

于敏说，但我国的核武器是属于战略防御性质，完全是为了自卫。因此，技术路线也和国外不同。我国核武器是用先进技术打破核垄断，并不追求核武器的多样化。“我国的核武器是威慑力量，主要防备他国干预我国内政。”

“我想，核武器最终会被销毁。”于敏坚信，当全球战略多极化，霸权主义没有实战余地的时候，和平与发展将真正成为现实。

于敏先进事迹简介 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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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于敏是堂兄弟，他比我大26岁，但我们一家都是于敏寄钱供养的。”63岁的于确告诉记者，他祖父育有两男三女，大女儿和二女儿因病早亡。长子于振宵即于敏的父亲，曾当过宁河芦台二村的村长;次子于振远即于确的父亲，曾在宁河芦台十村当先生，很受乡亲们的推崇。于家祖上几代都是文人，虽然说家里不富裕，可总是尽力供子女们读书。

“虽然我父亲和我伯父各自成家，但两家9口人吃住在一起，从没分家。”于确说，在他的记忆里，也只有春节能见到于敏。那个时候，他特盼着过年，因为于敏回家给他带许多好吃的、好玩的。

“虽然一年才能见哥哥一面，但是月月都会收到哥哥寄来的钱。”于确说，因为那时其父亲和伯父已年迈，又没正式工作，兄弟姐妹几人都小，没有经济来源。于敏从1951年调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有了工资收入，从此便开始给家里寄钱，供养一家人的生活。“那时候我还没出生，直到有了记忆后，每月15号收到哥哥的汇款单已经成了规律。”于确说，在他的记忆里，投递员一进大门洞就喊：“于振远，拿手戳!”由于每月寄钱来，投递员都知道是谁给寄来的，每当盖手戳时，少不了要称赞几句：“于先生您真有福气，这样的好侄子，天底下难找呀!”周围乡亲们更是羡慕。

于确说，于敏每月寄来的钱，都贴补了家用。有一次，已经过了15号，汇款单还没寄来，一家人的生活难以为继了，整整过了一周时间，汇款单才邮到。后来家里人才知道，那次于敏的工资被人偷了，只好东筹西借把钱凑足给家里邮寄过来。1960年，于敏的父亲去世后，于敏还继续给家里寄钱，直至1978年于确的父亲去世，在于确家人的要求下，于敏才停止寄钱，整整27年。

“哥哥每月给家里寄钱，绝不是他钱多，而是他礼重，他深深地懂得做人‘以孝为先’的道理。”于确说。

在于确的记忆中，1960年伯父于振霄病故时，于敏回家为父亲送终。此后，长达44年的时间里，家中很少能见到他的身影。“我和哥哥虽然很少见面，但他谦逊谨慎的品格却影响我一生。”于确说。

为工作抱憾没能参加叔父葬礼

在于确家里有一个珍藏多年的箱子，里面全是于敏寄来的家书。“哥哥寄来200多封信，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只有30多封保存完好。每次哥哥来信，父亲就把全家人聚在一起读给大家听。”于确说，于敏的信里从不谈工作，全部是关心老人身体健康、关注孩子健康成长的内容。

1978年1月12日，于确的父亲怀着对于敏深深的思念离开了人世，于敏同样也十分想回家见叔父最后一面。然而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国开始了中子弹研究工作，于敏是我国中子弹物理设计的统帅，为了中子弹的研制，他选择为国尽忠，没能回家尽孝。

10年前，于确到北京探望于敏，提到叔父时，于敏动情地流泪了。于确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哥哥落泪，于敏十分愧疚地对于确说：“真对不起叔父，没能在他弥留之际见上一面。”于确劝慰说：“哥哥为了国家强盛，兢兢业业，是为国家尽了忠;27年汇款供养我们全家，已经尽孝了。哥哥是这世上忠孝两全的男人!”

1999年9月18日，共和国五十华诞前夕，于确在电视上看到了于敏的身影。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隆重举行的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大会上，共和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佩带在于敏胸前，于敏接过荣誉证书，并代表23位授奖科学家，走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台讲话。

当时于确热血沸腾，为哥哥感到高兴和自豪，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拨通了于敏家的电话，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电话那头，于敏的声音还是那样的平静、谦和，他劝慰弟弟不要太激动，自己为国家做点儿事，没什么了不起的。

于确说，2004年5月2日是他终生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于敏相隔44年重返故里。“当时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不要惊动地方领导。让我领他到小时候住的地方和上小学的地方看看，然后再到汉沽看一看。”看到于确一家生活不错，于敏非常欣慰：“看到你一家人生活得很好，我就放心了。”话语里充满了对兄弟深深的惦念之情。于确说，芦台大桥西曾是于家旧时的宅院，芦台完小是他上学的地方，于敏游兴极高，他对于确说：“人到老年有个共性，对于每个学习工作过的地方都流连难忘，林亭怀旧，频频回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于确告诉记者，于家与汉沽及滨海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家原籍在北塘，后落户芦台。于敏祖父于绍舟就读于通州师范，毕业时第一年赶上废科举，曾被官派到汉沽寨上教书办学，汉沽有名的大买卖“桐裕盛”的创始人张相炎，就是于绍舟的学生，1927年于敏的祖父患病故去。于确的二哥于慰曾在汉沽杨家泊教学，1976年唐山地震时遇难。于确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和二哥一家，1980年从天津碱厂调到位于汉沽的天津化工厂。

“无名英雄”于敏事迹简述 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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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于敏心中依旧记得他第一次来到这荒无人烟的大漠之上时，大声吟诵着："不破楼兰终不还!"

为此，于敏曾经数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我国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高原，于敏曾经8次上高原，6次进入戈壁滩。他高原反应强烈，到了西北高原之后，他根本无法正常饮食。早上吃一两主食，午餐和晚餐也只能吃一、二两米饭。即便吃下去，也经常吐出来。因为身体不适，他常常失眠，工作繁重的他体力消耗很大。从办公室到宿舍，不到一百米的距离，他走一次要停下来休息好几次。

即便如此，为了能够掌握到完整准确的试验测试结果，在试验之前，于敏还是在半夜顶着零下30多度的低温，爬到了高达102米的铁塔顶端。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在说，于敏是在用生命制造氢弹。

1969年，因为不断奔走于北京和大西北之间，精神压力过大、积劳成疾的于敏患上严重的胃病，同事们眼看着他人日渐消瘦。第一次在地下进行核试验，于敏已经虚弱得走路都很困难，每次上楼梯的时候，都需要用手提着推腿才能迈上去;做热核试验，同事们兴致勃勃将他拉到小山岗去看火球，于敏突然全身冷汗，脸色苍白，突然休克昏迷。

于敏健康状况每况日下，到了1971年，组织实在不忍，商讨破例让于敏的妻子留在他身边照顾他。一天深夜，于敏正在钻研之时突然感觉到身体不适，头昏眼花，他用最后一点力气叫醒了妻子，孙玉芹一醒来，他已经瘫倒在地。孙玉芹赶紧通知医生，经过抢救之后，于敏才化险为夷。于敏在医院待不住，身体还没有恢复好，就又投入了工作之中。

1973年，于敏从绵阳返回北京，在列车上就开始便血，刚刚到了北京又昏厥过去。于敏都没进家门，就又被送到了医院之中。

那些年，于敏的身体状况是孙玉芹最为担忧的事情。她不知丈夫到底在做什么工作，但让他连生死都置之度外的理想，作为妻子，怎么可能不支持?

为了支持于敏，孙玉芹提前退休。每天她拉着小车去超市买菜，在邻居好友心中，她总是笑眯眯的，很秀气，也很精神。她用全部的精力保证于敏的事业，只想让于敏没有后顾之忧。

央视曾经采访过于敏，于敏提到他去亡故妻子的思念，孙玉芹因为心脏病先于敏而去，成为他的心头的一根刺。在于敏的记忆之中，孙玉芹是非常喜欢旅游的，但是为了照顾于敏的身体，她舍不得离开于敏，时间全部都花在于敏的身上。对妻子，于敏将所有的感情都凝聚在一句诗之中："报答平生未展眉。"

注：“惟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出自唐·元稹的《遣悲怀三首·其三》。可以理解为：只能睁着双眼整夜把你思念，来报答你平生不得伸展的双眉。

"国产土专家"于敏，如果说一生之中还有什么遗憾的事情，除了没有好好陪伴妻子和家人，就是没有机会出国留学。当时国内顶尖的专家王淦昌、邓稼先和朱光亚等都曾经在国外留学，于敏却从来没有踏出国门。

其实在1962年于敏曾有出国的机会，丹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A·玻尔曾经访问北京，于敏担任他的翻译。两人曾经探讨过学术问题，玻尔赞叹于敏是一名"出类拔萃的人"，亲自诚挚邀请他去哥本哈根，于敏拒绝了。

于敏晚年回忆说："如果我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选择留学。"的确，"土专家"是对于敏"白手起家"的肯定，但在他看来，科学必须要有开放交流的态度，和足够广阔的视野。留学是科学交流的最好方式，但留学后必须回国给国家做点事儿，他说："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就是因为这样的态度，于敏带的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蓝可在即将毕业的时候，于敏没有将他留在身边，而是鼓励他出国留学，只是一再强调，要求蓝可将来归来献身祖国。

在于敏和同事们不顾生死接受研制氢弹的重任之时起，就一直遭受着非议，有的人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一定要研制氢弹，他们认为于敏在研制杀人武器，是一种不人道的事业。对此，于敏只说了这样一段非常朴素的话：

"中国5000年的历史都是受外族的侵略，中华民族从来就是非常坚强同时又非常爱好和平。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但是在50年代，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必须打破核垄断。"

在祖国的核武器事业之中，于敏是先行者之一，和老一辈的科学家们完全靠着自己的智慧和毅力走出了自主创新的道路，为后来者引路。于敏在耄耋之年写下一首诗："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生前，93岁高龄的于敏依旧是单位的"重要顾问"，每当遇到重大或者难解的问题之时，后生们想到的还是要请"于老爷子"出山。

在于老去世后，有记者曾经拍下几张于敏家中的照片，于老睡觉的床铺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旧样式，用的也是当年的"国民床单"。床边有一副书法作品"国之干城"，是于老对自己一生最好的总结。

这位大物理家，内心其实是浪漫而高雅的，他一直深爱着中国古典诗词。于敏的得意门生蓝可说，每次他只要说一句李白或者杜甫的诗，于敏就能接下去直接背完，还会和蓝可分析这首诗的特点。在陪孙子玩儿的时候，于敏也在教他们念诗，第一首诗，还是当年让少年的他一腔热血的《满江红》。

的确，古诗词，让中国人好好说话、好好做人，而搞氢弹，是为了让别国好好说话。50年代的青年学者们，因为曾经经历了近代中国外地入侵的苦痛，他们更加明白一个独立、富强的祖国的可贵之处。

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而这些为国家安定，人民安乐而隐姓埋名的人们，将自己的力量融入到了强国的事业之中。以沉默的人生，完成惊天的事业。这就是于敏，在核武器事业上不断开拓创新，为国谋策，鞠躬尽瘁，从未忘记过少年时的"一片丹心"。

国家功勋模范于敏先进事迹 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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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于敏就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理论研究的开展。

1986年初，邓稼先和他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对我国所处发展阶段作了准确估计，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了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如今，于敏虽然认为自己已经“垂垂老矣”。但他仍然关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他认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不是实战的。现在则在考虑将核武器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反导系统，并开始部署，使得核对他没有威慑性。去掉了对方的威慑，就是新的垄断。

“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五十年代，就要受核讹诈。但我们还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们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威慑。”他说。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的先进事迹 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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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土专家

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与邓稼先的暗号

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与死神三次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靠古诗词安眠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多年来于敏的休息时间一天只有6个小时左右。而至少有30年了，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的。

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5年1月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