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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曾荣获全国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级科学进步特等奖,并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邓稼先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都是安徽人,在同一个中学上学,从小两人在一起弹玻璃球、打墙球、比赛爬树,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邓稼先就是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也为此献出了生命。“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学高峰征途中创造的“两弹一星”的人间奇迹。“两弹一星”的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核武器是利用能自持进行核裂变或聚变反应释放的能量,产生爆炸作用,并具有大规模杀伤破坏效应的武器的总称。邓稼先等科学家研究的原子弹和氢弹就是非常厉害的核武器。光辐射,又称热辐射。核武器在爆炸时,可产生几亿摄氏度甚至几十亿摄氏度的高温,能快速融化一切。光辐射只要涉及到人的皮肤,皮肤就会立即变成焦黄或黑色,并致使人体死亡。
冲击波,是一种机械波,通过介质震动传播能量。核爆炸冲击波与普通炸药的震动波性质相同。一枚当量为100万吨TNT的核弹在爆炸时会即刻摧毁5.6公里范围内的全部建筑。冲击波直接作用于人体可造成各种直接冲击伤。早期核辐射,又称贯穿辐射,是核爆炸最初十几秒内放出来的Y辐射和中子流。它是核武器特有的一种杀伤破坏因素。人体在早期受到核辐射影响时,易出现休克和中枢神经系统失调,造成器官损伤、内脏组织损伤和免疫系统功能退化等症状。瞬间电磁波,核武器在爆炸时,可使空气发生电离,产生巨大的电磁场,电压为几百千伏。瞬间电磁波可破坏各种武器装备的电子设备,杀伤人员。放射性沾染,这是核爆炸所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对地面、空气、人员和武器装备等各种物体的污染,主要释放粒子的Y辐射。这些放射性裂变的小微粒悬浮在空气中,造成地面、人员和物体表面沾染,可引发人体引起造血障碍、眼睛白内障、白血病及其他恶性肿瘤、生育能力下降或胎儿畸变等症状。
既然核武器有这么多的危害,为什么我们国家还要研制它呢?以下是我国政府在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发表的声明:中国发展核武器,并不是由于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为了防止核战争,消灭核武器。
此后,中国政府又多次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就如何防止核战争问题一再提出了建议。中国的这些主张已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赞同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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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润(1933-1996)福建福州人,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解析数论方面的研究,并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国际领先的成果。50年代对高斯圆内格点、球内格点、塔里问题与华林问题作了重要改进。60年代以来对筛法及其有关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研究,1966年5月证明了命题“1+2”,将200多年来人们未能解决的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一结果被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其后又对此作了改进,将最小素数从原有的80推进到16,深受称赞。
陈景润是世界著名解析数论学家之一,他在50年代即对高斯圆内格点问题、球内格点问题、塔里问题与华林问题的以往结果,作出了重要改进。60年代后,他又对筛法及其有关重要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1966年屈居于六平方米小屋的陈景润,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了几麻袋的草稿纸,居然攻克了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创造了距摘取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1+ 1)只是一步之遥的辉煌。他证明了“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使他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上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一结果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征引。这项工作还使他与王元、潘承洞在1978年共同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数论问题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阿 ·威尔(AWeil)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
陈景润于1978年和1982年两次收到国际数学家大会请他作45分钟报告的邀请。这是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他所取得的成绩,他所赢得的殊荣,为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树起了一面不凋的旗帜,辉映三山五岳,召唤着亿万的青少年奋发向前。
陈景润共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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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刚刚36岁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预示着钱学森的优厚待遇和远大前程。
美国为什么如此器重钱学森呢?因为他是美国研究航空科学专家冯•卡门的优秀学生,是美国最早研究火箭组织——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的5成员之一。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火箭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钱学森显露出卓越的才能。一项在航空科学占有重要地位的航空科学公式:即的“卡门——钱公式”诞生了。这是由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做出结果,至今仍在航空技术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项公式。
然而,当钱学森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这个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祖国的科学家,顿时沉浸在极大的喜悦之中。钱学森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0多年,又被誉为是“在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位火箭专家”,金钱、地位、声誉都有了。可他想:我是中国人,然后我的根在中国。我能够放下在美国的一切,但不能放下祖国。我就应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还对中国留学生说:“祖国已经解放了,国家急需建设人才,我们要赶快把学到的知识用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钱学森准备回到中国的决定,引起美国有关方面的恐慌。他们认为:然后钱学森的专业技术如果带回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将高速度前进。美国海军的一位领导人曾对美国负责出境的官员说:“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至少值5个师的兵力”。
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受到严重的阻挠。美国官方“文件”通知他,不准离开美国。本来,他的行李已经装上了驳船,准备由水路运回祖国。可美国海关硬说他准备带回国的书籍和笔记本中藏有重要机密,诬蔑钱学森是”间谍”。其实,这些书籍和笔记本,一部分是公开的教科书,其余都是钱学森自己的学术研究记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天之后,钱学森突然被逮捕,关押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看守人员每一天晚上隔10分钟进室内开一次电灯,使他根本无法入睡。钱学森的遭遇,引起加州理工学院中坚持正义的同事和学生的同情,在他们和其他正直人士的强烈抗 议下,美国特务机关被 迫释放了他。可对钱学森的迫 害并没有停止,他们限制他的行动,监视和检查他的信件、电话等。尽管有种种限制,但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地提出严正要求:坚决离开美国回中国去!
在争取回国的日子里,钱学森更加关心祖国的建设事业,经常从《华侨日报》然后等报刊上了解新中国的状况,和中国科学家、留学生讨论建设祖国的有关问题。为了能够迅速地回国,他租房子只签订短时间的合同。家里准备了3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能够搭飞机回中国。
5年过去了。钱学森争取回国的斗争得到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怀。周恩来总理曾亲自了解他的状况,并指示参加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在会谈中提出钱学森博士归国问题。
1955年8月,这场外交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美国政府被 迫同意钱学森回到中国。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就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广场。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必须能回到祖国。此刻,我最后回来了!”
冲破重重阻拦而回国的钱学森,一头扎在了军事科学的研究中。他倾其所学,然后又紧密关注国外的科学动态,不断推出科研新成果,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竭思尽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导弹之父”,国务院授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在美国定居,且能聘为终身教授,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幻想。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钱学森放下了这一切。在经济大潮如洪水猛兽般地冲击社会的这天,钱学森的爱国言行,然后无疑地凝聚着中华民族之魂,显示了爱国对志士仁人的撼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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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一片丹心向祖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在美国呆了近20年的钱学森异常兴奋。在新中国诞生的第6天,钱学森夫妇就萌发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回到可爱的担国去,为新生的共和国贡献自我的智慧和力量。但回国道路充满着的曲折和艰辛,是钱学森始料未及的,这位“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学者,在已将科学书籍和自我的研究工作笔记装好箱,交给美国搬运公司启运回国时,却遭到美国移民局的刁难。他们对中国的这位爱国学者百般恐吓,并把他关进拘留所,人身自由受到极太限制。
整整5年时间,他几乎过着被软禁的生活。但重重磨难并没有泯灭钱学森夫妇回到祖国的坚强意志,他们收拾好箱子,天天准备随时搭乘飞机回国。1955年,饱受磨难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向祖国发出了求救的呼声,中国政府出面经过谈判设法营救他回国。最终在这年9月,经过长达5年多斗争的钱学森夫妇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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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曾经说过,这一生当中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一个是开国总理周恩来,另一个是他的岳父蒋百里。
蒋百里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被誉为“现代兵学之父”,有人说他曾经两次打败日本陆军。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典礼上,蒋百里靠着优异的成绩打败了所有的同学,包括后来的日军名将,例如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山本五十六。
蒋百里获得了象征日本军界荣誉、裕仁天皇御赐的樱花宝刀。在1937年抗战初期,蒋百里先生的《国防论》首次提出了持久抗战的观点。曰本战败之后,很多日本军官吃惊的发现,大日本皇军几乎是在老老实实地按照蒋百里的指挥,由东到西进军,然后陷于湘西战场’最后以失败告终。
蒋百里为钱学森做出了两件影响颇大的事,一件是婚姻,还有一件是专业选择。
蒋百里和钱学森的父亲钱均是莫逆之交,蒋百里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和一个日本女人结婚,并生下了5个女儿。他知道钱学森是钱家独子,而且没有结婚,于是有意将自己的第三个女儿蒋英嫁给钱学森。钱学森和蒋英两人在父辈的安排下,很快产生了感情。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蒋英也到欧洲留学。两人之间虽远隔万里,但仍然互通书信,感情在分别中愈加的深厚。直到1947年,钱学森才回到上海和蒋英结婚。婚后,夫妻二人一起回到了美国,感情甚笃。在被美国扣押、的日子中,两人始终相濡以沫,相互扶持。
钱学森赴美留学之前,父亲钱均对儿子选择航空科学专业十分反对。钱均认为,中国的航天工业基础十分落后,还是将飞机研制好才是当务之急。但是钱学森却坚持认为,中国的飞机制造技术落后西方一大截,只有从航空理论基础上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赶超西方。父子俩人都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还出现了争执。
蒋百里先生听说钱家父子二人的争持后,便去当和事佬,他向钱均仔细介绍了西方航空行业的发展,跟他说航空工业是理论和工程实际相结合的产业,工程实践是要跟着理论走的,没有理论,任何实践都是空话。蒋百里的话让钱均茅塞顿开,钱均终于不再阻挠儿子学习航空理论。
钱学森回忆往事的时候,对岳父为自己说服了父亲很是感激,同时也感谢蒋百里将女儿交给他,给他一个好妻子。
留美岁月
1935年9月,钱学森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毕业后的实习期间,钱学森充分地感觉到作为弱国国民的辛酸。当时的中国,在历经了百余年的贫弱之后,中国人在国外留学,被欧美列强国家的人极端的轻蔑,中国人饱受美国人的歧视。
1936年10月,钱学森进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成为美国籍匈牙利人科学家冯?卡门的得意。师生二人在长期的教学过程和科研研究中,彼此磨合,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的冯?卡门先生是刚刚兴起的航空科学中的顶尖科学家,是动力学上的教授。初次和钱学森见面的冯?卡门对这位仪表庄重的年轻人倍加赞许。他提出了很多问题,不过都被才思敏捷的钱学森回答出来。之后的几年中,钱学森先后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航空工程硕士学位、航空博士等学位,并成为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火箭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
40年代初,钱学森和另一个航空科学家马林纳合力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报告《远程火箭评论与初步分析》,这一论文成为美国研制对地导弹和探空火箭的理论基础。此外,钱学森还参加了美国核武器研制的“哈拉曼工程”。
1945年到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停息后,国内解放战争也在节节胜利,钱学森先生意识到民族解放、复兴在即,他决定要回国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但是归国路途确实是想象不到的坎坷和艰难。
1950年,因为怀疑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美国取消了他参加机密研究机构的资格。钱学森以此为契机,用回国探亲这个理由准备回到阔别许久的祖国。正当他要动身的时候,却被美国移民扣押,幸好被同事以一万五千元美金保释出来。但此后,美国屡次阻扰他回国,钱学森遭到了美国长达五年的扣留和。
据钱学森晚年时候的讲述,在美国羁绊的五年中,他时刻不忘回国,每一天都在准备着行李。由于美国政府的刻意压制,家中的生活条件很差,还要经常搬家。好在妻子蒋英贤良淑德,抚慰了他那寂寥无助的心。妻子蒋英毅然辞退家中所有的女佣,一个人包揽了家中所有的家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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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著名科学家。我国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被称为导弹之父。
钱学森3岁时就有非凡的记忆力,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还能用心算加减乘除。大家称他为“神童”。
5岁时,他已可读懂《水浒》了。他对爸爸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爸爸说:“你也可以做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在小学低年级时期,男孩子最喜欢玩用废纸折的飞镖。每次比试,总是钱学森扔得最远,投得最准。同学们不服气,捡起他折的飞镖仔细研究,原来他折叠的飞镖有棱有角,特别规正,所以投起来空气阻力很小;投扔时又会利用风向风力,难怪每回都数他投得最远最准呢!小小年纪的钱学森居然领悟了某些空气动力学的常识,这不仅使同学们,而且使老师也惊叹不已。
20多年后,钱学森果然成了国际知名的力学和空气动力学家。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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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汉族,吴越王钱镠第33世孙,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世界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钱学森的读书故事一、一份96分的水力学考卷
在交大的图书馆里,珍藏着一份96分的水力学试卷,做这份试卷的人就是钱学森。在这样一份普通的试卷之后,却有着一个感人的故事。原来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时,品学兼优,各门学科都得90多分以上。在一次水力学考试中,钱学森答对了所有的6道题,他的任课老师金老师很高兴,给了钱学森100分的满分成绩。但钱学森却发现自己答题时把一处符号“Ns”误写成“N”了。钱学森主动把这个小错误告诉了老师,老师也把100分的试卷该为了96分。任课老师金老师一直保存着他的爱徒的试卷,即使在战乱的迁徙中也一直保存在行李箱中。在上世纪80年代钱学森再次回到母校的时候,金老师拿出了这份珍贵的试卷,赠与了母校。这份小小的试卷也反映了一位世界科学家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对学习、科研的一丝不苟、虚心诚实。
钱学森的爱国故事二、克服重重阻碍艰难回国
20世纪40年代,钱学森就已经成为力学界、核物理学界的和现代航空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在美国,钱学森可以过上富裕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然而,钱学森却一直牵挂着大洋彼岸的祖国。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兴奋不已,觉得现在正是回到祖国的时候。美知道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自然不想放走,因为钱学森知道了太多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在客服百般阻挠之后,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回到祖国他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从成功地指导设计了我国第一枚液体探空导弹的发射,到我国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成功;从组织领导了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研制工作,到我国第一艘动力核潜艇的设计制造,以及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成功发射,他始终站在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最前沿,突破无数科研难题,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贡献。
钱学森关于金钱和名利的故事、钱学森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慷慨献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万元稿酬,资助贫困学生;80年代,他又将《论系统工程》中自己的那份稿酬捐出,用作研究经费。晚年,他先后获得两笔100万港元的科学奖金,也悉数捐出,情系祖国西部,用于沙漠治理。面对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等实权官衔,他没有向谁伸手,而是主动放手。即便美国曾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但仍被他拒之门外,抛在脑后。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的奖赏。我不稀罕外国荣誉。”
他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曾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管是什么大官,那些大官的待遇我一样不要。”他曾为自己定下了“不题词,不给人写字,不上名人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参加成果鉴定,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则。 这就是我们一代伟大科学家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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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1889~1971年),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创造者和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以独到的学术见解创立的地质力学,不仅圆满地解决了各种地质构造型式的形成机制,而且成功地指导了找矿工作。根据他的理论,我国相继发现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等重要油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国际上他也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我国湖北省武汉市的东南方,紧靠长江北岸有一个叫黄冈(今黄州市的地方,这里山川秀丽,人杰地灵,是历代州府所在地,史称黄州。1889年10月26日,我国着名的科学家李四光,就出生在黄冈县城北大约25公里的一个叫下张家湾的小村庄。李四光本名李仲揆(kuí),李四光这个名字,是后来李仲揆去上学的时候,需要填写报名单,李仲揆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随手就写了个“十四”这是他当时的真实年龄。可是,他马上便发觉填错了栏目,这下可怎么办呢?聪明的李四光就在“十”字上加了几笔改成“李”字,可“李四”这个名字实在不好听,正在为难的时候,李四光抬头看见堂中上方挂着一块大匾,上写“光被四表”,他灵机一动,在“李四”后面又加上了一个“光”字。从此,李仲揆又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就叫“李四光”。
李四光童年的时候,家庭生活是非常艰辛的。一家数口仅靠父亲办私塾收缴(jiǎo)学生的一点学费来勉强维持,如果遇上灾荒年,私塾的学生少了,就有断粮断炊的危险,不得已时也只好从当地的地主家里租借。所以,李四光的母亲也经常纺线织布,换些零用钱。特别是李四光的父亲为人耿(gěng)直,爱打抱不平,曾经因与黄冈的革命党人有来往被迫逃离家乡,去南京躲了一年多,家庭生活就更加艰难。这一切,对童年的李四光影响很大。当他50多岁的时候,还不时想起幼年的苦难,深为自己的父母所忍受的种种苦楚而痛心。正是在这个家庭的影响下,李四光从小就养成了勤劳的习惯。他常常帮着妈妈打柴,舂(chōng)米、推磨、扫地、提水、放羊、割草等,几乎样样事情都能干。
5岁的时候,李四光开始跟一位姓陈的老先生启蒙,6岁转到父亲的私塾里,随父亲念书。李四光学习的时候,刻苦认真,勤奋用功。每天从早到晚,朗读、背诵、练字、作文忙个不停。他不贪玩,老师不在的时候,依然能独自学习,而不像别的孩子一样,爬桌子,踩凳子,闹翻了天。李四光从小就喜欢动脑筋,问问题。有一次,他和小朋友一起捉迷藏的时候,看到村头的一块特别大的石头,他就曾产生过这样的疑问:这石头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周围没有这种石头呢?也许是个偶然的巧合。他后来果真成为着名的地质学家,还曾科学地回答过他孩童时的疑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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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2月11日夜晚,对于教育家钱均夫来说,是一个大喜的日子——他们盼望已久的独生子钱学森呱呱落地了,全家上下喜气洋洋,特别是夫人章兰娟更是甜蜜蜜的。
幼时的钱学森天资聪颖,悟性极高,记忆力特强,3岁时已能背诵百首唐诗、宋词,以及早期一些启蒙读物如《增广贤文》与《幼学琼林》,同时还能心算加、减、乘、除,周围邻里一传十、十传百都说钱家出了个“神童”。面对如此聪慧的儿子,钱均夫夫妇深感自己肩上担子之重,并发誓一定要把儿子教育好。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本是杭州富商之女,从小聪明内秀、多才多艺、知书达理。她性格开朗、热情,心地善良。计算能力与记忆力极强,具有很高的数学天赋,而且心灵手巧,尤其擅长针黹刺绣。
由于丈夫平时在外地供职,这家庭教育的职责自然落在章兰娟身上,她总是采取启发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儿子做到心服口服。她给幼小的钱学森每日安排的功课是:清晨准时起床,加强身体锻炼,早饭后就教儿子背诵唐诗。累了,就让儿子看一下儿童读物。下午或者教儿子画画,或者写毛笔字,每日如此,从不间断,让幼小的钱学森从小就树立良好的读书习惯。
随着年龄的增长,钱学森对知识的需求也越来越强了。以前父亲给他买的那些浅显的儿童读物已经不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开始将目光转向父亲的大书橱,对父亲那厚厚的大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看不懂,他只好去向母亲请教。母亲对于儿子强烈的求知欲感到由衷的惊喜,于是挑选一部分她认为儿子看得懂的书,给儿子看,并认真地给他讲书中的故事。
钱学森最爱听母亲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及杨家将的故事,还有古人头悬梁、锥刺股、凿壁、映雪发愤苦读的动人故事,及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这些智慧故事。每当听到这些故事时,钱学森总是那么认真、投入,稚气的脸庞上充满了对古人的崇拜与向往。
钱家在北京是独居的大四合院,与他们相邻的常是一些贫困的下层人士。章兰娟是个乐善好施的贤德女性,所以非常同情下层市民的疾苦。幼小的钱学森经常看到,自家那扇黑漆大门,常常被求借的邻居敲开,母亲总是温和地、热情地接待这些穷朋友,家中有的,尽管借去,借去的钱粮,确实无力偿还的,母亲决不再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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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的一生,可谓是历经风雨。他出生于中国内忧外患、被人宰割的时代。他是中国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的爱婿。钱学森为了挽救危亡中的祖国,他先是赴美留学’求取知识,等到归国的时候,却被美国强行扣留。兜兜转转数年,他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投身于祖国建设,在二战中立下赫赫功勋,也为中国导弹、航空科学的发展立下不小的功劳。
再见了,我亲爱的祖国
晚清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最为黑暗的时代,当时列强瓜分中国,中国迈上了屈辱的路程。特别是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时期,庚子之难就在这个时候爆发,这场战役让那些不平等条约再次落在中国人民的肩上,加重了中国人的负担,使中国完全的陷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年10月10日,革命党在武昌发动了灭亡清政府的武装起义,从此拉开了中国民族革命的序幕,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钱学森就在武昌起义的两个月后出生,出生地是在上海。
彼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中国大地烽火四起,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内部军阀混战,百姓困苦,民不聊生。钱学森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完了他的童年。幼年时期的钱学森就意识到中国积贫积弱的现象,他立下壮志要改变中国的现状,走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星光大道。
1923年9月,钱学森12岁,他进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六年后考取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4年,钱学森取得清华大学第二届赴美公费留学生的资格。1935年8月,钱学森乘坐上海一艘美国邮政船,离开了动荡不安的祖国,望着白浪翻滚的黄浦江面,钱学森思绪如潮,他在心中默默地对自己说道:“再见了,我亲爱的祖国’你现在是豺狼当道,我要到大洋的彼岸,学习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让你早日在东方复兴!”
同年九月,钱学森到了美国,顺利进人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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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中,有许多人都是留学国外又回国服务的。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1916年20岁时,到美国留学,成为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的`研究生,很快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为了获得实践的机会,他晚上上课,攻读博士学位,白天到一家桥梁公司实习,亲手绘图、切削钢件、打铆钉、油漆,终于成了一个既懂理论又有技术的人才。美国人很佩服他,一份份聘书从各地寄来,请他担任工程师。
但是,茅以升没有接受聘请,而是决定回国了。美国有些人劝他:“科学是没有祖国的,是超越国界的。科学家的贡献是属于全人类的。中国条件差,你留在美国贡献会更大。”茅以升回答:“科学虽然没有祖国,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祖国更需要我。我要回去为祖国服务!”
1919年,茅以升带着一身本领回到国内,开始了为国造桥的事业。现在浙江省钱塘江上那座雄伟壮观的大桥,就是茅以升设计并主持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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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原名钱秉穹,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16岁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钱三强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翌年,他经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以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境,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期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景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忙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我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之后不仅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向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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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张民觉轶事
原籍山西岚县的美籍华人张民觉博士(1908—1991),英文名Min-ChuehChang,是世界闻名的生殖生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中,他发表了350多篇科学论文,荣获许多高级别奖项,3次荣获诺贝尔奖提名。
张民觉从不承认自我聪明过人。他说:“假如我这一生在生殖生理学做出了一点贡献的话,那主要是我有幸在恰当的时间、地点,与最佳人选在最佳的课题上努力所致。”但作为科学家,张民觉确有许多不一样于常人的特质:他思路宽阔,思维敏锐,治学严谨,进取心极强。他钻研的科研课题一般都是关乎人类生活和社会提高的大课题。他坚信“科学研究没有捷径”,一旦确定自我的研究方向,即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他常常以实验室为家,争分夺秒,不分昼夜,埋头工作。
在张民觉生前,作者与他有书信来往;同时与他的国内亲属——元配夫人李民淑、长女张燕林有比较多的交往;与他的美国朋友朱迪丝·玛坎和长子张板桥也有过接触。所以了解到张民觉一些鲜为人知的轶事,现披露如下,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意。
成果卓著,却未曾申请一项专利
张民觉在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直接承担、参与和指导了多项重要研究,取得了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重大成果。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张民觉经过很多而巧妙的实验证实:大多数哺乳类动物的受精过程,实际上是精子在输卵管里等候卵子,而不是人们想象的卵子等候精子;精子在雌性生殖道里是经过了必须的生理变化,才能与卵子结合受精的。这就是“精子获能”现象。同年澳大利亚学者澳斯汀博士,也在实验中发现相同的现象。国际生理学界将他们俩的研究成果命名为“张氏—澳斯汀原理”。这一现象的发现,不仅仅有助于解开精卵受精之谜,并且对实现精子体外获能和试管受精有明显的指导意义。
张民觉的科研小组在哺乳动物进行体外授精方面的开创性实践和成功经验,为日后实现人的体外授精和试管婴儿问世,奠定了良好基础。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首例“试管婴儿”——女婴路易斯·布朗在英国曼彻斯特一家医院诞生。新闻界在报道此项重大消息时,还以醒目的标题称她是“张民觉的女儿”。完成世界首例试管婴儿实验的英国医生斯蒂伯托和爱德华,在回忆完成这一医学史上奇迹的过程时,数次提到张民觉的名字。张民觉从此有了“试管婴儿之父”的美誉。
又如1961年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局)正式批准厂商以Enovid的商品名上市的首批口服避孕药,就是张民觉和美国科学家品克斯在“二战”结束之后,在世界人口爆增的形势下合作研究、发明的。这在20世纪60年代,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它标志着生理学原理直接应用于人口控制,它的广泛应用使“性”与“生育”分离,易为人们控制,深受广大妇女欢迎。几十年来,数以亿计的妇女服用过这类口服避孕药。即使是当今市面销售的口服避孕新药,也大都是在当年开发的药物基础上不断改善的成果。张民觉所以获得“口服避孕药之父”的称誉。
可是,淡泊名利的张民觉没有申请过一项专利,而是广施爱心,无条件地将自我的科研成果奉献给全社会,造福于全人类。他甚至把自我尚未发表的研究资料,拿出来供别人使用。应对众多的荣誉和头衔,他一向坚持平常心态,不止一次地宣称:作为科学家,我只看中在学术上要有所建树,用自我的专长服务于人类社会。
身在异邦,心系中华
张民觉是1938年9月,经过中英庚子赔款留学考试赴英国留学的。1941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46年,他应邀从英国到美国,在麻省伍斯特基金会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原计划只做一年研究就要回国。但由于研究的深入和不可中断,加上同行科学家的挽留,而未能成行。1956年挚友张香桐离美回国,他也表示:“我也真想回去,我的根在中国。”1972年,他参加了以任之恭为团长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来华访问,亲自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回国工作的请求。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劝解他:“你是搞科学研究的,在美国环境、条件挺适宜的嘛。你有心帮忙中国搞四化建设,渠道和方式有很多很多。”
张民觉因为自我学成后未能回国服务,一向抱有负罪感。经常在各种场合公开自责:“几十年来,流落海外,未能回国出力,该打屁股!该打屁股!”
1988年,张民觉的长女张燕林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解剖系做访问学者。张民觉惟恐她滞留美国,催促她说:“时间到了你就赶快回国,报效祖国。”就这样,张燕林按时回到国内。可见,张民觉是把对中华的“大爱”,置于对家人的“小爱”之上的。
其实,张民觉经过其他方式报效中华,还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例如多次回国讲学,奔走于各研究机构之间,把自我的研究经验和生殖生理学的最新发展动向介绍给国内学者;把国内的科技人员邀请到美国他的实验室工作,或介绍到其他科研机构工作;向上海计划生育研究所和山西计划生育研究所捐赠自我珍藏的期刊资料和图书。另外,他还多次捐款给清华大学、山西大学,资助故乡岚县设立“张民觉奖学金”、创办“民觉小学”;给山西雁北地震灾区和山西三晋文化研究会捐款;等等。
张民觉在美国的亲属一开始对他的捐献行为不知情也不理解。儿子张板桥在《父亲留给我们的财富》一文中这样说:“过去,父亲对家乡予以多次热情的帮忙,我们都不甚清楚。在美国,父亲的积蓄都到哪里去了给我们的为什么会越来越少我们感到十分疑惑。当我们长大成人,了解到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并且得知家乡的父老乡亲连吃饭都有困难,才理解了父亲寄钱给家乡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还了解到,他的部分寄款是用于资助家乡岚县教育事业和创办艾蒿沟小学时,我们才真正感悟到:父亲的举动是那样的雪中送炭,那样的难能可贵,那样的让人钦佩!父亲是想让家乡的人民和美国人民一样受到同等的教育,过上同等富裕的生活。父亲还要我们以他为榜样,日后更多地热爱祖国,关怀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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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的一天,美国华盛顿,一个中国人的造访让当时的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陷入了不安。
造访者刚刚离开办公室,金贝尔立即拨通司法部的电话:“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钱学森的故事,这个中国人就是钱学森。
1934年暑假,钱学森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公费留学生;钱学森的故事,1936年10月,钱学森由麻省理工学院转到了加州理工学院,追随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
1937年秋,钱学森和同学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此后参与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钱学森的故事,此外,钱学森和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并被授予上校军衔。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和家人不禁心潮澎湃。钱学森的故事,怀着回家的梦,1950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找到了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提出了回国的想法。
在海岛拘留所:被拘留了15日,瘦了15公斤
钱学森的故事,1950年8月29日,钱学森和妻子蒋英买到了船票,洛杉矶海关却通知不得离境,理由是在他的行李中有近八百公斤的草图、笔记和照片,都是“文件”。
1950年8月30日,钱学森家中的门被敲开了,两位带着手铐和手枪的移民局稽查站在了他家门口。钱学森的故事,钱学森吻了吻妻儿,便被夹在两个美国人中间离去了。
随后,他被送往了特米那岛拘留所。钱学森的故事,拘留所在太平洋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岛上,白天,他被无休止地审讯;夜里,每隔十分钟,看管便打开一次牢房的电灯,用强光刺激他的眼睛,不准他睡觉。
蒋英回忆,“去接他出来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他点点头,他摇摇头……他不会说话了,体重15天之内他掉了15公斤。”
钱学森的故事,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钱学森总是在家里摆好3只轻便的箱子,以便随时可以动身回国。
一篮蔬菜送来灵感:香烟盒作纸,发出求救信
1955年5月,中国城一家食品店的老板给钱学森家送来一篮蔬菜,蔬菜下随意垫了一本《中国画报》,刊有一幅开国大典的照片。钱学森的故事,钱学森夫妇在照片中看到了两家父辈的恩师——陈叔通。一个回家的计划诞生了。
1955年6月一天,钱学森夫妇避开盯梢,溜进一家咖啡馆。蒋英让学生以香烟盒作纸,写了一封简信:我们日日夜夜盼望回到解放了的祖国,但是我们现在被美国政府监禁,不能如愿。她模仿儿童笔迹写了信封,将信邮给她在比利时的妹妹。几经辗转,陈叔通接到信,随即将信转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收到求救信后,命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谈判的王炳南,并指示:“这是一个铁证。”
在事实面前,美方代表哑口无言。1955年8月1日,中美双方就两国人员回国达成了重要协议。
钱学森的故事,第二天,钱学森接到了允许钱学森回国的通知,与此同时,11名获释的美国飞行员抵达夏威夷。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妻子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回国之路。这就是钱学森历经千难万险回到祖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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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小时候喜欢自己动手制作小玩具,什么小船啦,小汽车啦,各种色彩的灯笼啦什么的。他心灵手巧,同龄的孩子都喜欢他、佩服他。特别是,他富有同情心,对左右邻里的穷苦人有很深的感情。有一次,天气很冷,一个小偷摸进私塾里把同学盖在被子上的棉衣偷走了,被同学捉住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狠揍了一顿,最后还被吊了起来。但是只有李四光没有动手,他只是悄声不响地拿来一条板凳,垫在小偷脚下,劝诫说以后不要再做坏事了,不然挨这么多打,可怎么受得了呢?
1902年5月,湖北省开始兴建大、中、小各种学堂,少年有志者,都愿意来武昌上学。消息传到黄冈后,李四光也向父母提出了上学的要求。父亲很支持他,从乡亲手里借来路费;母亲也支持他,特地将自己出嫁时的嫁衣给李四光改制了一件棉袍子。李四光告别父母,第一次远离家乡,前往省城武汉求学。1902年冬,李四光进入武昌第二高等小学堂读书,由于该学校是寄宿制,全部食宿均由学堂供给。李四光全家都很高兴。在这里,李四光学习非常用功,他如饥似渴地吸取各种知识,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由于没有人帮助疏通关系,直到1904年7月,他才被破格选派去日本官费留学。李四光回黄冈向父亲辞行,随即乘船去日本。但官费有限,他只好买了统舱票,以便节约开支留作它用。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学习,李四光心情无比激动,特别是当船驶出上海吴淞口,眺望大海,波涛汹涌,茫茫无际;小小少年,心旷神怡,站在甲板上,久久不愿回舱。他的思绪随着海风海浪飘得很远,很远?
经过漫长的旅行,轮船终于抵达日本的横滨港,后又乘汽车来到东京,但不巧的是,临行前,亲友饯(jiàn)行,李四光多吃了些甲鱼之类的荤腥,在海上又着了点凉,所以一到东京便腹泻不止,医院诊治为痢疾,并对他隔离治疗,只得借钱治病。这次病对他影响很大。当大夫劝他平时多吃素少吃荤时,他永远记住了这个劝告,几乎一生饮食清淡,至多吃点鱼呀蛋呀什么的。所以,有的朋友和他开玩笑说,李四光只是吃一些不会叫的东西。
在日本,李四光首先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主要学习日本国的语言和初等数理比。1907年7月毕业之后,李四光又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据说,这个学校每年仅能吸收中国留学生10名左右,而报考者竟达千余人,李四光能够考中,是极其不容易的。
在学校,李四光学习刻苦,生活依旧清贫。每月收到的官费用于必须的开支后,已所剩无几。为了省钱,他常常把生米放进暖水瓶中,加上开水,浸泡一夜,第二天,凑着咸菜一起吃下去。除了学习、生活,李四光更关心祖国的命运。他常步入留学生会馆,听演讲,听报告,结识了许多民主革命家。他剪掉自己的辫子表示站在革命一边,拥护革命。1905年7月,李四光终于在东京见到了他敬仰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和宣誓仪式。孙中山曾亲切地摸着李四光的头说,你小小年纪就参加革命,很好,一定要“努力向学,蔚(Wèi)为国用”。当时,李四光年仅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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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清华工作,是华罗庚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他的数学生涯也真正从这儿开始.
从初中毕业生到一个大学教师,华罗庚只花了六年半时间.他后来对友人说:“人家受的教育比我多,我必须用加倍的时间以补救我的缺失,所以人家每天8小时的工作,我要工作12小时以上才觉得安心.”华罗庚在清华大学的4年中,在数论方面发表了十几篇论文,自修了英、法、德语.25岁时他已成为蜚声国际的青年学者.华罗庚迅速由助理提升为助教、教员,以后又被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聘为研究员.
华罗庚从不迷信天才,认为:“天才由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他提出“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而终”的名言,作为对自己的告诫.直到他逝世前不久,还这样写道:“发白才知智叟呆,埋头苦干向未来,勤能补拙是良剂,一分辛苦一分才.”
不慕虚名求真学
1936年,华罗庚26岁,由清华保送到英国留学,就读的是最的剑桥大学.数学首席教授哈代托人告诉华罗庚他只要一年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需要一年专心研究一个问题,但华罗庚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他放弃了博士学位,作为访问学者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在剑桥的两年时间写了20篇论文.论水准,每一篇论文都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 他提出的一个理论被数学界称为“华氏定理”,改进了哈代的结论,哈代说:“太好了,我的著作把它写成是无法改进的,这回我的著作非改不可了!”华罗庚被认为是“剑桥的光荣”!
在剑桥大学的两年中,华罗庚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的哥德巴赫问题”写了18篇论文,先后发表在英、苏、印度、法、德等国的杂志上,其中包括《论高斯的完整三角和估计问题》这篇有名的论文.按其成就,已经越过了每一条院士的要求,但在剑桥他从未正式申请过学位.他拥有的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文凭.
爱国情深
1938年,抗日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英国人要华罗庚留下来教书,他毅然放弃在英国的一切回到祖国,到西南联大与同胞们共患难.清华大学的资格审查委员会一致通过,让只有初中文凭的华罗庚晋升为大学教授.
1946年秋天,迫于国内的白色恐怖,华罗庚再次出国,美国伊利诺大学把华罗庚聘为终身教授,并给了他相当优厚的待遇,希望他把那里建成的代数研究中心.1950年,祖国解放的消息传到美国,华罗庚毅然放弃优厚的条件,举家回国.
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数学研究事业之中.他一生为我们留下了200余篇学术论文,10部专著,其中8部为国外翻译出版,有些已列入本世纪数学经典著作之列.他还写了10余部科普作品.他的名字已载入国际科学家的史册.他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真理长河中有无数礁石险滩。只有不畏攀登的采药者,只有不怕巨浪的弄潮儿,才能登上高峰采得仙草,深入水底觅得骊珠。--华罗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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