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介绍一览（5篇范文）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介绍一览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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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便会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有名人离世的时候，这种消息更是会持续发酵。

但2017年9月25日，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离世，整个热门网站以及各个社交平台，竟看不到一点关于他的消息。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南仁东究竟是谁?

他是“天眼”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这个项目的成功，让中国领先世界20年，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而且当初他为了回国，主动放弃了国外开出的300倍的薪资，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去世时，居然无人问津，让人十分心寒。

沉迷天文无法自拔

每一个伟大人物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但南仁东的故事却很简单，他出生于我国东北地区，性格豪爽，为人真诚善良。

从小就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学习上从来没有让父母操过心，是典型的“学霸”。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南仁东并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他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旅游、画画等等。

这些在小小年纪的他看来，都有着让人着迷的吸引力。之后，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清华大学，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

进入大学之后，南仁东有了更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些未知的东西。临近毕业，却正好赶上“上山下乡”运动，于是，毕业后的他，被安排到了一个进厂的车间。南仁东对此并没有任何怨言，而是踏踏实实地做起了车间工人。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在学业上名列前茅的人，到了车间自然也不甘心落后于人。南仁东靠着不断努力，很快就坐到了无线电厂技术科长的位置。

而这时的他又觉得，在电子厂的生活太无聊了，尤其是自己晋升为科长之后，完全没有了当初的那种“血气方刚”。

于是，他便想着，要继续提升自己，就这样他开始了考研生涯。因为大学时深深迷上了天文学，所以他把目标定在了中国科学院天文学专业上。

自律的人，总是有着巨大的能量，南仁东又一次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读了研究生之后，南仁东第一次觉得天文学是多么迷人，多么深奥。

他也彻底爱上了这门学科，研究生读完之后，他又继续深造，读了博士。学业上的巨大成功，也让南仁东成为了天文学领域的佼佼者。

拒绝高薪选择回国

后来赶上出国热潮，读完博士的南仁东，也想要出去见识更大的世界。于是，为了增长见识，他接连跑了多个国家，几乎去过了世界各地的观景台。

在扩充眼界的同时，他也主持完成了欧洲以及全世界十多次的观测，一时间南仁东声名大噪，成为享誉全世界的顶尖天文学家。

就在其他国家愿意出高薪聘请南仁东的时候，他却做了一个看似不合常理，但又在情理之中的决定。

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国，因为在他的眼中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的，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一定要将自己毕生所学，全部用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样才不辜负祖国的培养。

于是，他拒绝了国外的300倍的薪资邀请，回到了中国，担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副台长。

值得一提的是，南仁东如果愿意留在国外的话，他在那边一天的薪资，就顶上在中国一年的工资。而且当时国内的工作环境，与国外相比，也有着巨大的差异。

但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更需要南仁东这样的技术人才。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正是有了无数个“南仁东”这样的人，才有了当今快速发展的中国，才有了我们先进的科学技术。

他们放弃了高薪诱惑，甚至有的远离亲人朋友，不图回报地为祖国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时刻与祖国站在一起。

呕心沥血建立天眼

1994年，中国开始重视天眼计划，正因为这个计划，南仁东整整付出了22年的时间。

工程的第一步，就是选址。首先，这种大型的射电望远镜体积重大，需要足够大的占地面积。

其次，这类望远镜，对于周围的环境要求十分严格。要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绝非易事。

为了选址，南仁东整整用了11年的时间，走过了中国的大部分土地，最终选定云贵高原喀斯特洼地，这里就是项目的最好位置。

位置选好之后，接下来就是项目的执行了，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所需要的经费是超乎想象的。

当时的中国，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用于此项目的建设。为了项目能够顺利执行，南仁东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奔波。

本来应该是用心钻研项目的科学家，但他却南来北跑，为了项目建议书审批四处奔波，低三下四地寻找多个合作单位。

也许是被南仁东的坚持打动，也许是大家看到了天眼项目的未来，最终都选择伸出援手，帮他挺过难关。

到了2007年，国家终于复批天眼项目的申请，于是这个项目便开始了正式动工。而南仁东作为此项目的总工程师，可谓是亲力亲为，每一个环节，他都用心用力地参与主持。

但在项目还未完工的时候，南仁东便查出了癌症，他忍着化疗的巨大痛苦，依旧选择了坚持。这个项目就像是他的孩子一般，只要自己一天不倒下，就要坚持做下去。

后来，这个“天眼FAST”项目终于完工，建造了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也让中国顺利成为了世界上看得最远的国家，此消息一出，震惊国际。此项目的成功也证明了中国至少领先世界20年。

但是在天眼项目运行一周年之前，南仁东因癌症离开了人世，这个时候，他才刚刚被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在离世前，希望自己的后事能一切从简，且不要举办追悼仪式。

所以，他去世后，无人问津。直到现在，也很少有人知道有这样一位将自己毕生心血都用在了天眼项目的人，在2017年9月25日与世长辞。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介绍一览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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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仁东(1945年2月-2017年9月15日)，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天文学家，“中国天眼”的主要发起者和奠基人，“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南仁东曾任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射电天体物理和射电天文技术与方法，曾获全国创新争先奖、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先锋奖章。

“

主要成就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南仁东，1994年始，主持国际大射电望远镜计划的中国推进工作。提出利用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建设巨型球面望远镜作为国际一平方公里阵(SKA)的单元，启动贵州选址。在14年艰苦创业过程中，主编FAST科学目标，指导各项关键技术的研究及模型试验。

提出的索网支撑反射面设想最终发展为FAST主动反射面设计方案;

组织攻关，发明了500MPa耐疲劳拉索，突破了高效握拔力锚固技术、大跨度索网安装和精度控制等难题;

提出通过“水环”和运动配重扩大焦舱的运动空间同时增加系统阻尼的设计;

高强度参与FAST接收机国际联合设计;

提出的多项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建议被地学领域同行采纳。

国家重大需求方面

南仁东，参加探月工程早期科学数据下行和VLBI精密测轨方案论证。首次确认了密云50米天线接收下传数据的可行性。参与USB测控网与中国VLBI网结合进行卫星精密定轨的方案论证。在50米天线前期设计阶段，提出主反射面背架隔离的“金字塔”形结构方案建议，被天线设计单位采纳。主持了上海天马65米天线立项评审，提出65米应以天体测量与深空探测为主要任务，参加了其建设期间的国内外专家评审，并主持了其设备验收。

对无源雷达“维拉”技术原理做出精准推测，包括其利用同源信号到达不同接收站的多路径延迟差测距的工作原理、单个接收站的性能指标和雷达布站，并提出利用大型射电望远镜FAST作为战略性设备来建立电子情报系统。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介绍一览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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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英国建成76米口径洛弗尔射电望远镜;

1961年，澳大利亚建成64米口径帕克斯射电望远镜;

1963年，美国建成305米口径阿雷西博球面射电望远镜;

1972年，德国建成100米口径可转动抛物面射电望远镜……

中国，1993年建成仅仅25米口径射电望远镜。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天文学家们提议：多国联手研制大射电望远镜。

南仁东听到消息，立马向中国科学院提出，要抓住这个机会，争取把“大射电望远镜”建到中国来。

这样的提议，无疑是痴人说梦，同行的鄙视，足以把中国25米射电望远镜踩在脚下。

南仁东，这个固执、倔强的老头，一咬牙，倾尽一生，在二十多年后，把一个世界最大，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牢牢地扎根在中国贵州。

世界惊叹，中国奇迹诞生了;国人悲叹，“不疯不成魔”的南仁东劳累过度去世了。

1945年2月，南仁东出生在吉林辽源。那里有座龙首山，南仁东小时候喜欢爬到山顶看星星，他对星空非常感兴趣，读《地理》课本时，他想：“南半球看到的星星是不是跟我们看到的一样?”

不过，南仁东感兴趣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他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都不敷衍，样样都要钻研。

他喜欢美术和文学，经常在课堂上画画，偷看小人书，一有钱就去书摊看书，他的痴迷让书摊摊主都感动了，到后来就免费让他看。

他喜欢拍照片，便拿着照相机到处拍，拍完又自己配显影药水，等到黄昏后，在教室把桌椅拼起来，把衣服脱了围在四周，造出一个“暗房”，还真把照片洗出来了。

南仁东这样的劲头，让他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知识，也为他后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高考，南仁东以平均分98.6分，吉林省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

南仁东喜欢建筑，填报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绩比清华建筑系的录取分高出50多分，但因为国家更需要无线电方面的人才，他被调剂到了无线电专业。

一开始南仁东并不乐意，但是父亲说：“国家少一个建筑师，多一个无线电科学家，不是更好吗?”18岁的南仁东接受了学校的安排。

大学里，南仁东除了学习知识，还去了全国各地游历，这段历程大大激发了南仁东的爱国意识，他有了强烈的为祖国做贡献的愿望。再回到清华园时，他留起了小胡子，有人说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蓄须明志。

大学毕业后，南仁东被分配到通化无线电厂，在厂里的生产实践中，南仁东什么都喜欢干，尤其是那些技术活，他在工作中磨砺出“一丝不苟”，做事“严丝合缝”的工人特质，这样的南仁东总是做什么就能成什么。

1969年，厂里接到任务，要求研发一种便携式小型收音机，南仁东负责设计收音机实体形象。

他反复测算，综合各种因素，绘出实体图，给出各个部位具体数据，小组成员配合形成全套图纸，搞出模具。最后，注塑测试竟一次通过，专业的七级模具师傅都自叹不如。

1970年，厂里又接到研制10千瓦电视发射机的任务，南仁东约另一个技术员刘绍禹去接这个任务，刘绍禹觉得，电视发射机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他们不可能干下来的。

南仁东不服：“怎么不可能，半导体收音机，我们不是也干下来了吗?”后来，南仁东又说：“人是要做点事情的!”这句话打动了刘绍禹，两人一起向工厂请缨。

获准后，他们从阅读研究已有的科研图纸开始，研制小组每个人都很投入，作为小组长的南仁东更甚，他手里拿着图纸，嘴里叼着香烟，一夜一夜熬得双眼通红。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研制的电视发射机，当年就顺利通过了省级验收，南仁东设计的外形，被吉林省工业厅评为第一名。

后来，通化无线电厂和吉林大学合作开发出计算机，南仁东任试制组组长，产品大量投产后，他们厂成了通化市的三大纳税大户之一，南仁东也晋升成技术科长。

在通化无线电厂，一呆就是10年，正在他准备进军集成电路时，高考恢复了，要不要放弃集成电路去考研?

南仁东犹豫了。这时一位前辈告诉他，眼光一定要放长远，要去深造，才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像是冥冥中的安排，1978年，从小爱看星空的南仁东，被中科院研究生院录取为天体物理研究生，从无线电转学天体物理。

离开厂子，去北京报到时，南仁东忽然舍不得了，坐上离开通化的车他哭了，一直哭到了锦州沟帮子。

开学后，南仁东坐在冷冷清清的天文台观测站，心里想的却是工厂火热的科研生产，他回忆起过去十年，边学边干的时光，突然就觉得琢磨星空太不实际，太浪费时间了。于是，开学不到两个月，他背起背包回厂子了。

后来又经过多方劝导，南仁东返校。导师告诉他天文学的发展近况，过去的六十年代，人类在天文学领域有重大收获，但四大天文发现，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发现的。

这激起了南仁东在天文学上的斗志，南仁东终于向着星辰大海出发了，研究生毕业又继续攻读天体物理学博士。

1985年，40岁的南仁东，应邀到各国的天文台访问学习。相比大学时的大串联，这次他走得更远。他坐着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到了苏联、东欧。

南仁东带的钱不多，走到中途钱不够了，就在路边给人画像，挣了钱再买车票继续前行。

游学访问结束后，南仁东回到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工作。1993年，南仁东已经是北京天文学会理事长了，国际天文学家们提出建大射电望远镜(SKA)，和南仁东不谋而合，他一直想改变落后的现状，想在中国建大射电望远镜。

所以，他迫不及待地要抓住这个机会。

南仁东抽着烟，逐字逐句地斟酌推敲，写出了一万七千三百多字的《大射电望远镜(LT)国际合作计划建议书》，那字里行间全是他的殷切期望。

建议得到中科院的支持后，南仁东马上开始选址工作，他到中科院遥感所找到了聂跃平，聂跃平那年36岁，正在中科院遥感所做博士后。

听完南仁东的要求后，聂跃平问：“为什么不去贵州找?”聂跃平分析，贵州喀斯特地貌能自动排水，在那儿找个大坑放大望远镜再合适不过了。南仁东听了很兴奋：“你再去贵州，赶紧去，先去摸个底，好吗?”

受南仁东的感染，没多想，聂跃平一口答应下来：“好，我去给你找。”

为了抢时间，南仁东特批聂跃平坐飞机去。那时的他们意气风发，南仁东虽料到选址工作会很艰苦，也知道建大射电望远镜很难，可他们都没想到，光选址就用了十几年。

那十几年，为了铸造这个国之重器，南仁东、各方面学者以及贵州人民如同走了一段艰苦的长征。

眼下最大的困难，就是没钱。建大射电望远镜还没有立项，也就没有经费，这么大的项目没有大笔固定经费支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幸好，在中国有最伟大的学者和最伟大的人民，他们不计回报地付出，总能成就一些伟大的事。

聂跃平已经想好了，即使没有经费，他也要想办法把选址这个事做好，他有这个自信，也有这份责任，此后十多年，他不但没要南仁东给钱，还到处去找钱来帮南仁东。

贵州政府和人民群众也很支持，山里农民很穷，但每每有专家去考察，农民们总要杀土鸡，拿出自家酿的土酒，热情招待他们。

有些地方因为没有通车路，科考人员不方便去。当地政府知道后，马上组织农民修路，其中普定县修了8公里车路，因为当地太穷了，没有修路经费，政府只给农民补贴一点粮食和棉花，整个冬季，农民顶着严寒，几个月的时间凿石开山，修出了一条崭新的大路。

这份恩情一直支撑着南仁东走过许许多多艰难的日子。

那些日子有多难，外人无法想象。争取国际SKA项目几乎注定不可能成功，那些发达国家，宁可让SKA建到非洲去，也不会同意建到中国。想要发展，必须要在高科技领域冲出一条自己的路，可这谈何容易。

最初的几年努力，没有结果，南仁东意识到，不能把希望都放在争取SKA上，要做两手准备，不能在一味地等待中贻误时机，如果争取不到，那就独立建造一台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

1997年7月，大射电望远镜中国推进委员会的专家们，正式提出由我国独立建造一台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望远镜(FAST)的设想。1999年3月，大射电望远镜FAST预研究启动。

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困境。美国的阿雷西博望远镜不再对外开放，南仁东申请去美国多次被拒签，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阻止中国建FAST。

美国评价FAST过时了，国内外质疑FAST项目的声音都很大，其中国内的声音竟比美国更苛刻，有人说这是个虚假计划，有人说这是个“钓鱼计划”，南仁东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南仁东给一个荷兰天文学家发邮件，讲述自己的想法，对方回复说：“不行，一个连汽车发动机都做不好的国家，怎么能做‘大射电望远镜’?”这可是他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啊，这句话对南仁东的刺激很大。

为了游说更多天文学家支持中国，南仁东开始拍全世界的马屁，他逢人就讲大射电项目，不厌其烦地给不同的人讲FAST的每个创新概念。一向低调的南仁东，上了央视的《百家讲坛》，就为了利用讲坛介绍FAST。

漫长的岁月里，南仁东始终冲锋在前线，国内国外地奔走，各地联络高校和科研所寻求支持，参加大小会议，宣传FAST。

在国内，南仁东只坐绿皮火车硬座，车上给人介绍FAST，看起来像个搞推销的。到国外，他和助理同住一间房，宾馆吃饭要钱，南仁东就自带干粮。

预研究需要请很多专家，南仁东尽可能找便宜的旅馆让专家住。请专家吃自助餐，南仁东只安排一个小房间，除了专家们的座位外，再安排一个座位。助理是FAST学术秘书，也充当翻译，南仁东没有单独安排助理的位置。

南仁东席间出去抽烟的时候，就叫助理进去，帮忙翻译和解答一些问题，也顺便吃点东西，这就相当于两人共用一个座位，节约一个人的饭钱。

南仁东是名副其实的“铁公鸡”， 而且还是“丐帮帮主”，要想尽办法省钱，还要到处寻找资金，这里面的心酸不言而喻，南仁东不是超人，他也有崩溃的时候。

2005年，南仁东六十岁，有一次，助理上厕所经过南仁东的办公室，听见哭声，推门进去，看到南仁东坐在地上，抱头痛哭，虽然极力压抑着，还是哭出了声音。窘迫的南仁东止住哭声，大吼：“你给我滚出去!”

助理愣住了，问：“南老师，您别急，有什么事吗?”

南仁东仍然坐在地上：“我六十岁了，可以退休了，我没关系，可是我这些学生，他们怎么办?”助理看到了桌上翻开的，申请经费未能获批的文件。

助理给南仁东倒了杯水，扶他起来，南仁东继续说：“在这个满地都是金钱的年代，我的学生在看星星，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现在跟我跑山沟，做的这些，跟经济环境格格不入。他们怎么办?”

他哭，不仅为没有申请到经费，也为学生们的前程和FAST的未来，他心里有着重重担忧。

2006年夏天，多国竞争总算有了结果，中国不出意外地被排除了，SKA项目确定建在澳大利亚和南非，预计2024年完工，2030年投入使用。

这个结果，彻底断了南仁东的退路，他最初也觉得中国没有足够的力量做“大射电”，最大的雄心无非是把“大射电”引进中国，寄希望于借助国际力量，现在这条路被堵死了。

不过，同年11月，FAST国际评估会外国专家意见书来了，各国专家的评估意见集中给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台长鲁国镛，由鲁国镛汇总，再给出明确意见。意见书结尾鲁国镛明确写着：FAST项目可行，建议尽快立项和建设。

南仁东看到这个结果，掉下了眼泪，他感激鲁国镛，感激他虽身为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台长，但仍然爱着自己的祖籍国。

2007年，FAST正式立项，南仁东叫来学生们和团队成员，告诉大家：“FAST立项，不意味着胜利，我们只是刚刚出发，就像哥伦布、麦哲伦刚刚出发，前面还会有想象不到的风浪。”

建FAST无先例可循，很多问题需要自主攻克，比如，FAST有一个关键技术“索网”，射电望远镜要依靠索网的柔性伸缩来调整反射面，对钢索的抗疲劳标准要求是500兆帕，而当时国内外的钢索都达不到这个标准，普通标准只用250兆帕。

南仁东带着大家从基础材料开始试验，他们发现基础材料能达到550兆帕，既然基础材料是可以的，那就有希望了。

面对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南仁东就一句话：“我们没有退路，必须再做!”两年间，试验重复了无数次，2011年下半年，索网抗疲劳问题终于解决了。

因为前期工作做得扎实充足，所以，2011年FAST工程一开工，推进速度非常快。没有什么是比看着自己的梦想一点一点实现，更加让人激动的。

FAST工程圈梁合拢那天，68岁的南仁东，穿着工装，带着安全帽第一个在高高的圈梁上，迎着寒风环圈奔跑，像孩子一样，欢快地在半空中飞跃。

周围山上安装的六座铁塔，最低112米，最高173米，每一座安装完成，南仁东都要亲自爬上塔顶去。这时的南仁东69岁了，他的身体出了些状况，说话时常停顿，喘息声越来越大，饭量也明显减少了。

学生们试图劝阻他上去，但是劝不住，有个学生说：“感觉南老师爬塔，就像拥抱自己的孩子。”

2015年2月4日，春节快到了，南仁东还和工人们一起奋战在工地上，FAST工程安装了最后一根钢索，大跨度索网安装合龙，支撑框架建设完成，这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

但南仁东没高兴多久就病倒了，春节后，他被查出肺癌，晚期。

其实，南仁东的身体早就有了不好的迹象，但是南仁东不肯去医院，他怕查出大问题，也怕耽误时间。

有一次难受得撑不住了，南仁东选了一个人少的小医院检查，后来需要交钱请专家会诊，或者花时间去大医院排号，南仁东不想再看了，他没有时间，也没有钱。

助理张承民找医院说情，说南仁东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医院要南仁东出示院士证才行，可南仁东还不是院士，南仁东放弃了进一步治疗。为了省钱，节约时间有病不治，南仁东早已为了FAST疯狂，他说过做不成，宁愿死!

南仁东的时间不多了。他在食堂不吃鱼，没时间挑刺，工作误了饭点，等不及师傅给他炒菜，直接刮剩菜盆子的残渣剩汤就饭吃。

他屁股上长了个疖子，得手术，术后恢复要躺几天，他不去治，实在疼了，就坐在冰冷的地上压着，冻麻木就不觉得疼了。

很多人都理解不了，南仁东图什么呢?南仁东曾对助理说过：“有句话讲得好：不要问国家给了你什么，要问自己为国家做了什么。”再艰难，南仁东也不忘为祖国做贡献的初心。

2015年11月21日，天眼的“眼球”，接收和回传信号的最核心部件，馈源舱成功安装，天眼要开眼了!南仁东举起右手遮在安全帽前，像是在对着馈源舱致敬，他脸上带着微笑，泪水早已流了下来。

2016年7月，最后一块反射面板安装好，南仁东却不在现场，他身体状况非常不好，被送回北京救治了。

2016年9月25日，FAST落成启用，这是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从开工到建成启用，一共五年半。

“中国天眼”让世界开了眼，贵州深山里的大窝凼，成了地球上看得最远的地方。

南仁东拖着虚弱的身体参加了启用典礼，这一天，是农历八月二十五日，满天繁星，他在FAST系统前看了又看，观看到深夜，那是比儿时看到的星星还要遥远的星星，曾经那个稚气的孩子老了。

此后不到一年，南仁东逝世，“中国天眼”成了他生命的绝唱，但是他留下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精神。正如他学生说的那样，南仁东是个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人。

南仁东在最后一次接受采访中，他沙哑地说，我怕亏欠国家，怕亏欠别人，自己只是尽了一点点责任而已。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介绍一览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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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5日，中国天眼震撼世界时，后方却传来了噩耗，南仁东先生与世长辞!22年的信念和热情，您让中国睁开了天文学界的“天眼”，而您却永远的闭上了双眼。南仁东先生的不幸逝世是中国天文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南仁东先生!

仰望星空·追悼楷模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国之栋梁，我辈楷模

魂归天际，纵在宇宙尽头，也要继续探索前进

...

“没有南仁东，就没有中国天眼”

“天眼之父”南仁东 是我国著名天文学家，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的发起者和奠基人。他主导提出利用我国贵州省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FAST选址、立项、工程建设、落成启用历时22年，主持攻克了诸多难题，为“中国天眼”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身体力行，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在科技工作第一线。与团队一起通过不懈努力，克服重重难关，建成了世界第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比美国“阿雷西博”305米望远镜，综合性能提高约10倍。

民族精神、理想、信仰，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中，就拥有着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蜡炬成灰22载，成就国之骄傲

“ 夜晚繁星闪烁，仿佛觉得外星文明在通过天眼和人类交流”一名访客激动的表述着天眼之旅内心真实写照。 2016年9月25日，FAST落成启用。这是南仁东用生命最后22年的全部智慧、精力与热情，所追求的一个梦想。 南仁东带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跋涉在中国西南的大山里，有的荒山野岭连条小路也没有，当地农民走着都费劲。在考察洼地时，他差点被山洪冲下山，又跌下悬崖，幸亏被小树挡住了身体。这样的艰险，12年来选址时刻伴随着南仁东。当身边人都听得目瞪口呆、吓出一身冷汗时，南仁东却对这些艰难一笑而过。 南仁东带领团队克服了无数技术难关。FAST所克服的索网疲劳关键技术，成就了世界上跨度最大、精度最高的索网结构，还成功应用到港珠澳大桥和平塘特大桥等重大工程之中。

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真诚质朴，精益求精

南仁东先生说过：“人类之所以脱颖而出，就是因为有一种对未知的探索精神”，他矢志不渝筑造大国重器，克服重重困难，其中的艰辛岂是三言两语描述得出来。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介绍一览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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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仁东，吉林辽源人，中国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曾任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负责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科学技术工作，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度。 2017年 5月，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 2017年 9月 15日，“天眼”落成启用一年，他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2018年 12月 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南仁东改革先锋称号，并颁发改革先锋奖章，同时获评“‘中国天眼’的主要发起者和奠基人”。

祖国让他割舍不下

在科幻巨著《三体》中，地球人叶文洁接收到了来自宇宙深处的电波，并做出回答，由此引发了惊心动魄的星际冲突……

现实生活中，南仁东的故事可谓是“《三体》前传”—— 他耗费24年、带领团队完成的“中国天眼”，就是帮助人类从宇宙杂乱的信息中分辨出有意义的声音。它看似一口大锅，却是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可以接收到来自广漠宇宙深处的电磁信号。他将其比喻为“从雷声中听见蝉鸣”。一个当初没有多少人看好的梦想，最终成为一个国家的骄傲!

1945年，南仁东出生在吉林辽源龙山区。南仁东自幼勤学好问，是个妥妥的“学霸”，上初中时曾连续三年六学期荣获全校唯一的“学习标兵”奖状。 1963年，南仁东以平均 98.6分的优异成绩摘得“吉林省理科状元”，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成为辽源地区 10年间唯一考入清华的少年才子。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年过而立的南仁东捡拾书本再次加入了“高考大军”。这一次，他同样令人震惊，跨专业考入中国科学院天文学研究生。毕业后，南仁东被派去荷兰做访问学者，后被日本国立天文台聘为客座教授，享受世界级别的科研条件和薪水。这期间，他参与了 10个国家的大型射电望远镜计划，以多项优秀成果赢得了国际天文学界的赞誉。

然而，就在南仁东名声大沸之时，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的决定——身为中国人，祖国让他割舍不下。 1990年，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条件选择回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那时，他在国外一天的收入，就抵得上在国内一年的工资。很多人笑他傻，他却淡淡地说道：“在我眼中，知识没有国界，国家要有知识!”这简短的话语，折射出南仁东甘挑中国天文事业担子的信心和勇气。

疯狂畅想:“萌生”大国重器

2006年，在南仁东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他被国际天文学会射电天文分部选为主席。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否孤独?”这是南仁东生前常常提及的3个问题。这一切还要从1993年说起。那是在日本东京一场聚集了全球顶尖无线电科学家联盟大会上，有人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的今天，人类应该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

南仁东坐不住了，他一把推开同事的房门：“中国为什么不能做?我们也建一个吧!”从此，他的生命重心就再也没有远离这一主题。

“天眼”是一个大胆到有些突兀的计划。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还不足30米。南仁东却放出“狂”言：要建造一个口径500米，全球最大的!有人嘲讽他痴人说梦，南仁东说了一个比喻：当年哥伦布建造巨大船队，得到的回报是满船金银香料和新大陆。但哥伦布计划出海的时候，伊莎贝拉女王不知道，哥伦布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现一片新大陆。

这个工程虽不被世人看好，但南仁东就认准了这件事，他迎难而上，从此紧紧咬定这个大口径射电望远镜不放松，殚精竭虑20余年，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打造这样一个射电望远镜，选址要求特别严格，需要有一个数百米大的被四面山体围绕的山谷，这个“天然大坑”要能放下超大反射面，而且山体还要能挡住外面的电磁波。有人告诉他，在贵州的喀斯特洼地能选出性价比最高的“天眼”台址。南仁东立即跳上火车，在绿皮火车上坐了近50个小时……从1994年到2005年，南仁东带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300多个备选点，上百个窝凼。乱石密布的喀斯特石山里，有些荒山野岭连条小路都没有，只能从石头缝间的灌木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一步一步往前挪。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当南仁东历尽艰辛深入到黔南州平塘县克度镇金科村大窝凼时，看见四周数百米高的叠嶂山峦环抱着中间一个宛若巨碗的大型“天坑”，刚好能够盛装大面积射电望远镜的巨型反射面，而且附近在半径五公里内没有乡镇或人数超过20人的村落，不会产生任何因调频电台、电视、手机以及其他无线电数据的传输造成的电磁环境干扰，一切自然条件和射电望远镜的需求完美匹配。殊不知，此时此刻，时光已经悄然流过了整整12年，已到了2005年了。后来，有媒体记者采访南仁东时问他当时最本真的想法，他说道：“那一刻，我心中升腾起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尽早把大窝凼变成一个现代机械美感与自然环境完美契合的天文观测站。”

“如果建不好，怎么对得起国家”

2006年，中国科学院召开各院长会议，听取各个“十一五”大科学工程的立项申请汇报。南仁东在会上为 FAST申请立项得到通过。在最后的国际评审中，他用英文发言，由于提前把整篇稿子背了下来，评审最后，国际专家开玩笑说：“英文不好不坏，别的没说清楚，但要做什么，他说得特别明白。”

2007年7月，射电望远镜项目获得国家批复立项，随后开始动工建设。在正式开工那天，南仁东站在大窝凼的正中央，看着工人们砍树除草平地，沉默了许久的他只庄重而严肃说了一句话：“如果建不好，怎么对得起国家?”他心里非常明白这笔账目：国家投入11个亿，FAST寿命若为30年，相当于国家每天投入10万多元资金。如果建设工作没做好导致停工一天，这笔经费就等于白白扔掉了。正是因为这样，南仁东不敢坐在大后方的办公室里做负责统筹协调的总指挥，而是一天到晚泡在大窝凼施工现场，亲自参与工程建设的每一个部分，力求做到“尽善尽美”。开工建设伊始，在审核施工方案时，他看不懂岩土作业的一些细则，就找来专业书籍恶补了一个月，掌握了岩土相关知识，得以轻松阅看全部图纸。有一次，要建一个水窖，他扫过设计图纸，随手标出几处错误给退了回去，令施工方负责人大吃一惊：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竟然还懂土建。而在后续施工过程中，他还多次向不同工序的作业工人拜师学艺，先后掌握了多门手艺，上钢架去拧螺丝、用扁铲削钢材、在高空梁山上打孔套丝、看试播器调整设备……久而久之，工地上流传出这样一种说辞：在大窝凼，别想蒙南仁东，天文、无线电、金属工艺、画图、力学，他几乎都懂，颇有些“超人”的味道!

事实上，南仁东的“都懂”，完全是建立在他“每天都在学”的刻苦钻研和勇于尝试上的。

寻找外星生命，在别人眼中“当不得真”，但这位世界知名的天文学家的电脑里却存了好几GB的资料，能把专业人士说得着了迷。在南仁东看来，“天眼”建设不是由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来自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他也时常告诉学生，“科学探索不能太功利，只要去干，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南仁东的性格里确实有股子“野劲”。 2014年，“天眼”反射面单元即将吊装。在正式吊装之前，要先进行“小飞人”载人试验。这个试验，需要用简易装置把人吊起来，送到 6米多高的试验节点盘上，然后在无落脚之地的半空中全程手动操作装试，操作时，如果稍有不慎，人就会摔落地面造成伤残。起初，有好几位年轻工人争抢着要求先上，说下来后会如实汇报结果，但都被南仁东劝阻了，他坚持自己第一个上去。幸好，有惊无险，南仁东完成了各道工序作业后安全落地，并就亲身体验过后总结的注意事项和操作要点一一作了交代。

有趣的是，在这样的施工现场，南仁东特别会“难中作乐”。

有一阵子，FAST建设进入攻坚期。南仁东紧盯在工地上，常常顾不上按时吃饭，于是他就往口袋里塞了些饼干，饿了吃几口。但有时一忙，就忘记拿出来吃，以至于最后饼干在口袋揉搓成了末儿。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他要扔掉的时候，却见他直接把饼干末儿倒进茶缸里用白开水一冲，再拿树枝搅拌均匀，然后热情地请大家品尝美味的饼干糊糊，偌大的工地，传出了此起彼伏的欢快笑声。

南仁东喜欢冒险。“天眼”现场有六个支撑铁塔，每个建好时，他总是“第一个爬上去的人”。几十米高的圈梁建好了，他也要第一个上去，甚至在圈梁上奔跑，开心得像个孩子。

就这样，在南仁东的亲力亲为下，建设团队克服了深山作业的枯燥乏味和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技术难题，FAST终于在 2016年 9月 25日全部竣工。

这个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或八个鸟巢的“中国天眼”，是世界上最大且最灵敏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开机后可以观测脉冲星、中性氢、黑洞等宇宙形成时期的信息，并能接收 1351光年外的电磁信号，未来可用于捕捉外星生命信号。

竣工当天，满脸沧桑的南仁东爬上高高的FAST圈梁，望着“初长成”的射电望远镜，欣慰地说道：“这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科学风景!”艰辛过后，尽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惬意和自豪。

“天眼”就是他留下的遗产

中国天眼完美交工了，作为“中国天眼”之父的南仁东却病重倒下了。

其实，早在2015年，南仁东就因身体不适住院被确诊为肺癌。消息传出后，大家都说是 FAST工程把他累倒了。的确，为了 FAST工程，南仁东常年奔波操劳，长时间扛重负，身体的免疫系统早已紊乱并发生病变。

初次手术后，南仁东住进北京郊区的一个花园小院，静静休养。有一天，有位同事前往探望，宽慰南仁东说：“也是好事，总算可以过几天清闲日子了”谁知，原本谈笑风生的南仁东忽然沉默寡言起来，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摇头说了这样一句：“像坐牢一样。”没过多久，他就偷偷离开那个小院儿，跑回了大窝凼建设现场。

好多人苦劝南仁东回去疗养，可是他却坚决不肯。大家都说他是拿命相搏，南仁东反驳说：FAST不成要命也无用!20多年前，自从“中国天眼”的梦想从心底生发出来，南仁东就决定奉献余生，为梦想而活，以至于到生命尽头亦这般果敢决绝。

2017年 9月 15日晚 11时，就在“中国天眼”即将顺利调试运行一周年前夕，南仁东的生命在病痛中戛然而止，他所期待的“中国天眼”探测宇宙新突破性发现亦无法看到，独留深深遗憾弥漫天地间。

南仁东的一生无疑是光辉灿烂的一生。这个外表潇洒的天文老头，不是院士，也没拿过什么大奖，但他把这一切都看得很淡。“天眼”就是他留下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