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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所以如此熟悉中国人民的.生活并进行成功的描述,完全得益于她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历。她在中国度过了将近40年,而这40年是她一生最难以忘怀的岁月。
赛珍珠一贯对中国社会的状况和发展很关注,她住在南京时,手边有一份英文杂志,叫《中国评论周报》,她每期必看,而且一页页看得非常仔细。其中,新辟的一个闲话中国政治、社会、日常生活的专栏《小评论》引起了她的注意,《小评论》专栏作者林语堂对事物新鲜独到的观点,锐利确切的笔锋引起了她的兴趣。
1933年一个晚上,林语堂邀请赛珍珠到家里吃饭。他们谈起了以中国题材写作的外国作家。林语堂突然说:“我倒很想写一本书,说一说我对我国的实感。”赛珍珠十分热忱地说:“你完全可以做得到。我盼望已久,希望有个中国人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1934年,赛珍珠读罢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的手稿,喜出望外,忍不住拍案惊呼:“这是伟大著作!”并亲自为该书撰写近4000字的序言。林语堂对赛珍珠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在《吾国与吾民》自序中说:“我首先应该感谢赛珍珠女士,她自始至终给我以亲切的激励,付印之前,她替我通篇审阅过我的原稿。”《吾国吾民》是林语堂与赛珍珠的首次合作,它的成功,使两人彼此名利双收。
1936年初,林语堂接到美国夏威夷大学请他去执教的邀请,加上赛珍珠的不断催促,林语堂于是决定赴美生活一段时日,用来专心写作。到美国后,林语堂携妻女暂住在赛珍珠在宾州的家里,和赛珍珠夫妇结为至交。
1937年3月初,也就是林语堂到美国整整7个月后,他开始用英文写作《生活的艺术》,该书次年成为全美国最畅销的书,高居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达52个星期之久。林语堂之所以在美国文坛有一定的影响,与赛珍珠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林语堂和赛珍珠一起创作过剧本,还打算共同把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翻译成英文,后因难度太大而改变初衷。林语堂便借鉴《红楼梦》的艺术形式,于1938年8月8日至1939年8月8日写成了70万字的《京华烟云》,立即把《京华烟云》完稿的消息打电报告诉赛珍珠夫妇,赛珍珠在回电中盛赞林语堂说:“你不知道你的创作是多么伟大。”《京华烟云》获1975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50年代林语堂为了研制第一架中文打字机样机——“明快打字机”向赛珍珠夫妇借钱碰壁,这件事对林语堂的刺激很大。尽管如此,他很快又用东方君子和西方绅士的气度找到了心理平衡。《苏东坡传》写成后,他不仅将书稿仍交赛珍珠夫妇的庄台公司出版,还将其后一部长篇小说《唐人街》也交给了庄台。1953年,林语堂的长篇小说——与《京华烟云》及《风声鹤唳》构成小说三部曲的《朱门》由庄台出版了,这是庄台出的林语堂第13部著作,也是他在庄台出的最后一部著作。
林语堂的作品都译成十多种不同文字,许多书非常受欧洲南美欢迎。赛珍珠及其丈夫沃尔什都是他的好友,不仅鼓励他用英文写作,而且多年来给他的作品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或许,沃尔什因此认为林语堂的作品的外文翻译版税,庄台公司收费应该高于通行的标准,林语堂也应该“知恩图报”。一般来说,书的海外版及外文翻译版的版税,原出版公司只抽10%,而庄台公司居然抽50%。不但如此,书的版权应该属于作者,而林语堂由庄台公司出版的书版权均属于庄台公司。这样一算,这么多年来,林语堂着实吃亏不小,他说,“过了一二十年才发现朋友开书局也是为赚钱的。”
林语堂遂请律师办手续将他所有的书的版权划归自己。沃尔什夫妇大感惊奇,赛珍珠打电话给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问:“你的父亲是不是疯了?”20年后,林语堂回顾往事还生气地说:“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我二人的交情,可以说情断义尽了。我决定就此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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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华为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活下去
任正非1944年出生,从小就经历了战争、贫困、三年自然灾害,政治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磨炼。父亲任摩逊让他看到了什么是活下去的倔强。“文革”中,父亲作为中学校长挨批斗,同时挨批斗的老书记一伸腿走了,而任摩逊为了一家人,却甘受胯下之辱。他的口头禅是“面子是给够吃的”。
作为长子,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苦难岁月,让任正非对父亲的话有了深刻的共鸣。“你是想吃饱肚子还是出名?”“知识分子不要脸才能进步。”这些话常常从他心底冒出来。艰难的岁月,让他把学生的虚荣给撕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对许多人是灾难性的,对任正非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彻底唤醒生命意识的大革命。主流与非主流不停地变幻,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横行,也就彻底把“革命”的光环给颠覆了。人的价值观不在主流的是非标准里。任正非体悟颇深:“‘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
“文革”年代里一幕幕悲剧的上演,人性被扭曲,人格被侮辱,真理被践踏的黑白颠倒的阴暗面,而父辈任摩逊等即便被虐待,对理想与事业的追求和对党的忠诚不变,给予任正非很大的震撼。他看到了一个人的精神与信仰的作用。在那种乐观积极的心态中,有一种通透的达观。
这就是任正非的大政治观了:只要潜心做对人民幸福和国家强盛有利的事,你就抓住了一个时代的脉搏。任正非的政治观,表现在他与主流意识长远目标的和合上。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命运,任正非尤其关注。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含糊,就是可以经过考验的大政治观。
物质上与精神上的磨难,促使任正非有更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渴望,养成了坚韧的性格,百折不挠,懂得以身作则,不怨天不尤人,自强不息,由此也催生出他的冒险精神和原始生命力。
任正非感慨:“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华为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活下去。”在“活下去”这个简单的念头中,寄托着任正非不一样的追求。后来,华为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国IT企业老大,任正非依然念念不忘活下去:“我没有远大的理想,我只想这几年如何活下去。”
大多数华为员工来自山区、乡村和城镇,许多人在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曾体会到生活的艰辛。任正非对员工说:“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贫困、饥饿、父母逼着学习中度过的。没有他们在困难中看见光明、指引,并逼迫我们努力,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他提倡把自己的第一份工资邮寄给父母,同时要求员工过春节给父母洗脚,爱护自己的弟妹,关心希望工程。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教诲,引导华为高度凝聚,一次次从危机走向新生。“亲情牌”从来都是抓住人心最有效的武器。华为人庆幸跟对了老板。这是华为凝聚力高、战斗力强的一个因素。
任正非一定听到一种神秘的声音:离开人们趋之若鹜的“一般”,要敢想敢做,要不流俗、不平庸,要分分钟归零,要改变这个世界,这是生命充实激越起来的根本途径,他禁不住这种诱惑。让华为长久地活下去,这是他为之战斗的观念与信仰。
华为——这家来自中国的网络与电信跨国公司和美国企业之间摩擦不断。今天,它正告竞争对手,绝不放弃美国市场。华为高管接受采访,称不论美国是否喜欢,华为绝不退出这个市场。
上周,中国华为公司(Huawei)宣布斥资60亿美元从博通(Broadcom)、高通(Qualcomm)和安华高科技(Avago Technologies)采购处理器和其他组件。这是华为向美国企业示好的最新举措。过去几年,华为一直在努力改变公司的形象,希望从一个不按规矩出牌的庞大、糟糕的网络供应商,转变成一家透明、守法和创新的科技企业。但对于这家中国公司的产品安全性,许多美国政府部门仍心存疑虑。此外,思科(Cisco)等美国竞争对手肯定会延续在海外市场的做法,想方设法阻止华为抢夺它们在美国本土市场的份额。
华为北美研发部总经理约翰?罗斯接受采访时表示,投资于创新是华为改变公司形象的关键。同时,他还称,不论美国是否喜欢华为,他们都不会退出这个市场。笔者近期采访了罗斯,并参观了华为的硅谷研发中心,一探华为进军美国市场的决心。
《财富》杂志(Fortune):华为与美国公司一直存在一些法律纠纷,同时也因为向伊朗和塔利班出售产品而备受谴责。那么,华为打算怎么改变这种形象?
罗斯:人们总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华为和我们的事业,甚至用一种歧视和无知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而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围绕创新来向外界传达公司的形象。一方面,人们会听到各种干扰视听“杂音”,但另一方面,也会听到关于华为创新的故事。1999年或2004年的时候,“杂音”中的一些信息或许确实存在,但在对行业运作方式和科技发展趋势有了真正了解之后,许多假设自然不攻而破。如果当初有人试图以“保护”之名阻止美国市场使用外国技术,我们今天也就不会有手机网络了。我们也根本无法建设各种基础设施,因为这些基础设施全部来自跨国公司。即便美国自己的公司也覆盖全球,它们的技术开发工作在其他国家进行,它们的产品制造可能与华为的产品一样都由同一家工厂完成。即便美国不喜欢华为,华为依然会对美国保持耐心。如果最优秀的技术和最佳创新均源自华为,到那时,美国对华为的排斥将使其失去竞争优势。我们只不过是诸多跨国企业中的一个,与公众熟知的那些跨国企业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你们对华为的了解还不够。而我的工作就是帮助外界了解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
目前,华为在北美采取的是何种策略?
几年前的华为经历了一段顺畅的发展期。公司超乎寻常的表现让所有竞争对手都感受到了冲击。但问题在于,如果表现这么出色,公司就不再是追随者了,对创新的预期值也会提高——因此,必须扮演定义互联网行业的角色。所以,公司的决策之一是,创新不能仅在中国国内进行。如果公司希望广泛涉猎从云技术到光电技术的一切领域,就必须制定范围更广的创新策略。2010年,我加入公司时,大约只有300人,而今华为美国市场员工已达到1,000人,而且全都是资深技术人才。我们希望成为公司发展的急先锋。我们不考虑公司之前的或现有的项目,我们只想知道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比如是开发下一代网络处理器,还是步入云时代。与此同时,公司把美国市场视为最后的新兴市场。没有一家公司会把总部设在一个无任何业务联系的国家。另一方面,虽然华为仍在不断摸索和努力适应美国市场,但公司已经在这一市场投入了大量的研发能力。
华为目前在美国市场的经营状况如何?
我之前将美国市场称为“发展中”市场,曾引广泛反响。思科或爱立信(Ericsson)等大部分公司,都将中国视为一个发展中市场,但我们却认为美国市场正处于发展之中。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市场不够发达,而是说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去适应这这个市场,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新的课题。虽然公司从美国市场获得的收入流并不显著,但我们在研发方面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去年,单是华为对美国市场的研发投资一项便高达2亿至3亿美元。公司的终端业务表现不错,在商店里也可以买到华为自有品牌的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公司的运营商业务也比较顺利,不过,与美国四大运营商的合作目前还未能实现。但我们仍在不懈努力。如今,我们已经打入了美国的企业市场。这是一次全新的突破,但华为要想建立起关键的客户群仍需耗费数年时间。
你们的研发中心目前的攻克重点是哪些技术?
最重要的研发目标是云计算技术。数据中心虚拟化是个不错的主意。但这并非我们研发云计算技术的真正目的。云计算技术的真正目标是,建立一个全互联网规模的公用环境,而非仅限于数据中心。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重新思考如何步入云时代。我们如何才能实现云技术不仅服务于传统数据中心的虚拟化,而且广泛应用于无线接入网络、无线环境、网络基础架构、企业环境等。如果这些都能实现虚拟化,我们就可以开始考虑在互联网上提供服务。此外,我们也在致力于其他技术的研发,诸如高速网络、电子教育或电子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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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的少年时代家境困窘,他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参加劳动。在空闲的时候,就抓紧学习,认真读书。他用木炭在木板上做算术,蘸着自制的黑墨水 练字。到了夜晚,就利用火炉里射出来的亮光看书作文。他读的书,大都是 借来的。有时为借一本书要跑上十几英里的路。
有一次,他向邻村大叔借到一本向往已久的《华盛顿传》,高兴极了。但这本书却因为屋漏被雨淋湿了。真是乐极生悲,林肯皱着眉头,暗暗思忖:向人家借来这样珍贵的.书,现在弄湿了,该怎么办呢?
第二天清早,林肯哭丧着脸赶到邻村那位大叔家里,先诚恳地道了歉,接着说:“我没钱赔书,请让我给您干三天活吧!”于是,他拼着力气,在 大叔家劈柴、烧炊,整整忙了三天。这位大叔被林肯诚挚的行动感动了,和蔼地说:“林肯呀,你可真是个少有的好孩子,为了奖励你,把这本书送给你吧!”
林肯喜出望外,小心翼翼地接过珍爱的《华盛顿传》,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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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一个落榜少年的现实漂流
文/黄书满
李安,一位享誉世界影坛的大导演,在第85届奥斯卡颁奖礼上再次获得“最佳导演奖”,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也成为颁奖礼上的最大赢家。可以说,李安是一个电影奇才,可他在高中时代的表现并不突出,曾两次高考落榜。最后,他考上一所专科学校,走上了影视之路。
1954年10月23日,李安出生于中国台湾。家里有4个孩子,他是最顽皮的一个。李安的父亲说,李安从来都不闲着,不是出去乱跑就是在家里乱钻,身上经常受伤,青一块紫一块的。李安小时候身体并不怎么好,经常生病,但即使病倒了,他也玩心不改,惹得母亲直跟他生气。
李安出生时只有8磅重,还好,弟弟长得比他结实。李安7个月大时,两个姐姐出了麻疹,他也被传染上了。当时,父亲刚好调到台东女中工作,这是父亲第一次升任校长,把时间全部用在工作上了,对家里照顾不周,结果,李安从此落下了肠胃毛病,体质就更不好了。后来,全家人搬到了台东,刚一落脚,父亲又接任花莲师范校长,于是全家人又搬到花莲,在那里住了8年。李安10岁时,父亲再次调任台南二中当校长。可以说,李安的童年是在不断的搬家中度过的。
小时候,李安瘦小而多病,在花莲时,如果他连着两个星期不去打点滴,医生都会感到奇怪。那个年代,有一种营养品叫“胖维他”,李安吃了不少,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父亲曾戏谑地说:“胖维他都让你给吃得变成瘦维他了。”
上了高中以后,李安的体质有所改善,虽然还很瘦小,但不怎么生病了。老师说他发育晚,因为他的身高才150多厘米。个子虽然矮了点儿,可李安的人缘特别好,周围的人都很喜欢他。
高中是紧张而忙碌的,李安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然而高考时,李安发挥得并不好,差6分与大学无缘。落榜给他带来不小的打击,他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父亲是高中校长,对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征求了父亲的意见后,决定去复读。然而,第二次高考也不顺利,在考数学的时候,他因为过于紧张,腹痛头胀,豆大的汗珠从额前滴下。后来,他甚至不能待在考场里继续答题了。根据规定,复读生再次参加高考时还得扣分,结果李安这次又没考上。发榜时,李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趁家里没人就跑了出去,直到晚上也没回家。父母下班到家,看到李安不见了,急得不行,到处寻找。只有弟弟猜到了他的去向,就骑着自行车,骑了1个多小时,赶到安平海边。很快,弟弟就发现了他的自行车。弟弟看着他的背影,大声地喊着。当时,李安甚至已有了最坏的想法,想一死了之,幸好弟弟及时赶到了。
回家后,没人敢惹他,都怕触到他脆弱的神经。母亲给弟弟分配了任务,哪儿也不许去,就在家里陪着哥哥。
复读的第二年,黄重嘉老师对李安的帮助很大。当时,黄老师也就二十几岁,帮他补数学,就像朋友一样。他们还一起听古典音乐,一起谈论文艺。李安谈到黄老师时说:“他对我那么好,我的数学成绩却一直提不上来,真觉得没脸见他。”黄老师知道李安的成绩后,专门到家里来家访,他还帮李安准备专科考试。可是,李安的情绪一直没有稳定下来,他甚至当着老师的面,把桌上的台灯和书本推到地上。面对这样的学生,黄老师不但没生气,反倒安慰他:“不读就不读,放心去考。”有了两次失败,李安反倒把考试看淡了,本来没抱太大的希望,却考出了优异成绩。在考数学的时候,他也没有紧张,考了68分,进入艺专影剧科。李安在这所专科学校开始接触艺术,并有了日后的成就。
在艺专,李安学的是戏剧和美术,父亲虽然支持他,心里却一直很矛盾。在他的观念里,学艺术远不如学理工科。可是,他又不忍心打击多次受挫的儿子,只能强作欢颜。
很快,李安就从高考的阴影里走出来,融入到新的学习生活。他是校内的活跃分子,又是文艺骨干,还多次参加环岛巡回公演,甚至到工厂里表演舞台剧。那时候,同学们的兴致很高,都把表演当做人生的一大乐趣。大家穿着戏服,搬着道具,载歌载舞,好不热闹。但每次回家后,李安总会收敛许多,他怕父亲责怪自己。父亲看到他黑瘦的模样,就在饭桌上开训:“什么鬼样子!”李安要是听不下去了,就会把碗筷往桌上一放,直接回自己的房间了。这种沉默的反抗,一度让他们父子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后来,父亲一直想让他留学,希望他能拿到学位,成为戏剧系教授。然而,李安并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思去规划人生,而是一心做自己喜欢的事。
毕业离开艺专后,李安有了更多的展示机会,并尝试拍戏,最后到了一发不可收的地步。他的第一部作品《推手》就获得了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等8个奖项的提名。他还曾获奥斯卡金像奖和金球奖的“最佳导演奖”,担任过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年2月25日,第85届奥斯卡颁奖礼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李安凭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再次获得了“最佳导演奖”,影片还以“最佳摄影”、“最佳配乐”和“最佳视觉特效”三个奖项,成为颁奖礼上的最大赢家。
这就是李安,一个落榜少年的现实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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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普:安全感先于幸福感
文/陈敏
生命,只在一呼一吸之间
赵普少时就开始颠沛流浪,从安徽黄山到池州,转合肥,客居北京,始终在走。他从小就爱挑战个高体壮的男生,对方在沙地上压扁他,问:“认输不认输?”一边把他的光胳膊在沙地上磨来磨去,他疼得龇牙咧嘴,就是不认输。就这么长大——要么认输,要么变得强大。
16岁时,赵普参军,在一次晚会上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引起领导关注,被调到团政治处广播室,从此对播音情有独钟。
19岁退伍后,赵普在安徽体育馆人事科待了4年,为老干部服务。“有两年都在迎来送往。老干部走了,我要慰问家属,联系殡仪馆,买送花圈。”常常从殡仪馆出来,取掉小白花,赵普立刻跳上公车,然后健步跑进安徽省气象台播报室,别上话筒,有模有样地播报次日气象。为了这3分钟出镜的兼职,他常常要在路上折腾很长时间。
23岁,他没有接到续岗通知。竟然下岗了!
是因为直言不讳的工作方式,还是阳春白雪的艺术理想?父亲也在同年病逝。为别人的父亲写过讣告,鞠过躬,见多了生离死别,临到自己,仍是眼泪热流。
“爸被人叫了一辈子‘老赵’,没有等到别人改口叫‘赵老’就走了。”从此独自行走在艰危岁月。摆过地摊,卖过玩具,扒过火车,住过地下室,光在北京就搬了13次家……“我是搬家高手,速度奇快!”
赵普曾写过日记以示心迹:“孩提时候,爸为生活奔波,自省城下放到山乡,又从山乡调到滨江小城,再调回省城……上中学时,一家人渐次团圆,生活逐步安定。此时的我年轻气盛,觉得爸爸守道而不能达变,忠厚而不用智巧……退伍以后,历经就业、下岗、上大学、再就业,渐知好歹,想起小时候,爸启我以智慧,授我以操守,不禁自惭形秽,始有曲意承欢之意,此时的爸爸已形容枯槁,暮色苍茫了。”收笔一句:“生命,只在一呼一吸之间。”
一路漂泊,旅程短暂
1995年,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干部专修班在全国招生,赵普考上了,他揣着仅有的8000元来到北京。1996年年底,他拿到了大专文凭,打开一看,哑然失笑。
“斜纹底文,全部印着‘成人’的字样——这不是毕业文凭,是我的成人礼呢。”
尽管25岁的大专生有点老,赵普还是凭借主持经验和实力,进入北京电视台实习。
他兴冲冲搬进了台里位于西三环的地下室。10平方米,上下铺,8个男人抽烟喝酒,打呼噜。但真正不可忍受是没有机会上镜,他每天对着本子和话筒抑扬顿挫地配音。
当时的老主任罗影说:“宋朝刑罚有一招叫‘杀威棒’,知道吗?心气再高,也得在这儿憋着!”足足半年不给镜头。赵普熬着,没事就去台里,看别的主持人怎么播音。很苦闷的时候,他能一夜抽完一包阿诗玛。别人都睡了,只有他的烟头一明一暗,直到抽醉倒地。
那年春节他没有回老家,等到机会上镜,担任一个小节目的主持。
1999年,赵普和一位叫朱朝辉的农民青年同时崭露头角。这一年的6月20日,山西临汾吉县人朱朝辉骑着一辆粉红色本田250摩托车,沿着父亲设计的跑道,成功飞越黄河壶口瀑布,创造了历史。
为了报道这次飞越,北京台竟把转播台开到了壶口瀑布现场,准备跨省直播。带队的是王惠副总编辑。当时共5位主持人,分担不同角色。年纪最轻的赵普被安插在可有可无的位置,现场说一句话就OK:“朱朝辉嗖的一下就飞过去了!”
沮丧的赵普仍然具有行动力。当时电脑还不普及,他在来之前就特意查了壶口的资料,到达当地后马上收集实际情况。然后他到瀑布现场考察,决定方案:穿上救生衣爬到瀑布下面,找消防部门借一根粗缆绳把自己捆紧。这个角度能拍出瀑布的险峻——史无前例。
“飞越”的前晚小组开会。王惠说:“镜头过来,可能说30秒,也可能说5分钟。你们都说说看。”别人都说一两分钟。赵普一气说了10分钟,没停,有历史故事,有当地民情,也有拍摄角度。
在接下来的直播中,赵普的镜头最多。变化随之而来。赵普被调到了“公益歌曲大擂台”,只做大型节目,年年主持北京台春晚,成为台里一哥。
生活稳定,薪水丰厚,赵普却在2006年出人意料地参加了央视二台的《魅力新搭档》比赛。
“在选手里我是资深人士,其他人要么刚毕业,要么刚入行,他们都喊我老大。跟一帮小弟弟比赛,我要是跌出前三甲,就已经败得一塌糊涂。”
他最终拿下了赛事第三名。随后,央视新闻节目《朝闻天下》制片人约请赵普主持。赵普不分昼夜地做了7个样片,正式播出后反响很好。
当时赵普在北京台刚好干了10年,单位正在进行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象征性交上10万就能拿到钥匙。负责人说:“房子给你留着,你再考虑!”赵普说:“您把10万退给我吧。”对方劝:“你在这里,是制片人,一哥,又有房……”赵普笑了。开弓没有回头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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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怕的是牛人还那么努力!life is tough。当我们坐井观天的时候,殊不知其实我们离别人的距离还有很远。
刚刚来北京的时候,对北京人有一个特别不满的印象,就是觉得他们好像除了清华北大,看其他学校都像是看二本。虽然厦门大学在福建那里算是翘首,在北京这边基本上不怎么对他们的口味。可能人越是身在异乡越爱国(校),遇到这类事情总觉得特别愤怒。但是今天也算是从某个程度上,看到了北方高校的水平,我想,我们的差距确实存在。
上这个班的时候,基本上只有40人左右,除了厦门大学法学院的人,其它基本上的都是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法学院的学生。上课的时候,一个姑娘坐在我后面,桌子上平摊了4份法学案例,分别是日文、英文、法文、德文。她告诉我,这是他们法学院的老师布置的案例题,要看,要做的(我想,她基本上应该是懂这四门语言的)。一问,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再一问,原来是大一的。
吃饭的时候聊起来各个学校的趣事,她除了说起何炅何老师其实不是阿拉伯语的教授,而是辅导员的时候,我惊愕了半天。更让我惊愕的一点就是她说,北外的食堂,你一进去,说什么语言的都有,大部分人都在苦读外语。我一想,我每次进食堂的时候,除了考试周,一般好像不是吃饭的人,就是各类活动讨论的人,这种场面,真得有一天亲自去北外看看。
后面坐了两个姑娘,一个北外,一个人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清华的男生。人大那个姑娘对jessup(国际模拟法庭辩论赛)甚是感兴趣,今年北大和人大的战绩都不错,她就聊的比较哈皮。
除此之外,聊起来人大法学院的学风,问她,你们有没有就考试前几周背一下而已这种问题的时候,她还没来的及说话,北外的姑娘就说起来,“以前去人大找同学的时候,发现自习室基本上也是满的(那时候还不是考试周)。”我突然想起来中国政法大学早上5点半爬起来去占座位的学风,甚是惭愧了半天。
再说坐我旁边那位北大的姑娘好了,从开始上课起,她就一直在看一本很厚的书,大概800多页吧,全英文,一开始还没注意是什么,后来去吃饭的时候经过她座位,才发现是联邦最高法学的判例,显然这本书她已经看了几遍了,上面密密麻麻的单词标注,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书已经泛黄,而且旁边还有她写的各种心得和批注之类的。
后面的那位清华的小伙子显得活跃的多,我们四个人聊起来耶鲁的一件事。他说:耶鲁巨霸气,清华北大好像准备和耶鲁共同搞一个什么项目,但是耶鲁给拒绝了,说中国的教育太差。说完之后,那小伙子就开始做题了,但是他身为大一的,做的题目是大三的。
以前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总是不允许那些强者“自傲”?其实我一直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的,清华北大的同学有时候瞧不起人,除了本身确实优秀意外,我想,那些责怪别人的人,里面是不是暗含了一个逻辑,那就是——人都不喜欢承认自己很弱。
今天老师说了一些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那些天天泡在社区上面刷一遍又一遍的人,他们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是没了他们不行,他们这样总是活跃的原因,就是害怕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原来少了他们原来没有不行,其实你们每个人都没有那么重要,为什么一定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虚无的信息上呢?
他说,一个成功的人一定是一个非常会管理自己信息的人。你看到一个人发了一条状态,你还没有去验证其正确性,就根据人家情绪化的语言,自己再发表一番评论,然后显得自己好像很愤青一样的去骂国家,有意义吗?你说看到中国的某个事件就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你要知道这些事情都是概率事件,只不过正好被你发现了而已。难道就只有中国会造假,美国就不会?就只有中国学生爱攀比分数,美国就不会?那些无理性的冲动,除了证明自己是没有经过理性思考的动物,其实什么都没有。
我在想,没错,你说国人很现实,爱看金牌,对于银牌什么的都不看。你说这话没错,难道你自己就不是这样的吗?你会记住世界最高峰是珠穆朗玛峰,你会记住第二吗?你买东西的时候尽量买最好的,你会去买较次的东西吗?在学校里,你会注意那些较为优秀和耀眼的学生,你会主动注意那些默默无闻的垃圾工,哪怕他们是年过半百的老婆婆吗?你走过他们的身边估计连正眼都不会敲一下。
亲爱的,其实人都是现实的。不只是中国人,美国人也一样。只是现实的程度不同而已。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的健儿没有得到金牌反应会那么大,而其它国家却没有?因为中国不够强大,当你代表一个国家去争取荣誉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会被强烈的国家荣誉感所包容,这不是功利性的问题,而是因为你心里明白,当你的国家不够强大的时候,当你还不够能被人看得起的时候,你的每一份自尊与骄傲,都是那么的不容被人侵犯。
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么?和你小时候一样,为什么家庭条件不好的小孩子普遍好胜心比较强,会那么喜欢争第一,把第一看的很重,可家庭条件优越的小孩,会看的很淡?因为前者容易被他人看不起,他们内心存在着自卑,因此喜欢在成绩上一战高下,不想输给别人,而家庭优越的小孩因为从小享受到了被他人关注的环境,自然而然,不会太在意。
而假如此刻,是你,代表国家队去参赛。当你明白自己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地的时候,你也会只想拿第一,而不想拿第二。如果此刻是你,奔赴伦敦,我问你,你要拿什么奖牌回来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内心会允许自己拿银牌吗?
你说国人的报道有失偏颇,存在偏激,只关注冠军,忽略亚军。没错,这也是一个国家深知道自己不够强大的表现之一。可是你想想看,难道有失偏颇的就只有媒体吗?你肯定你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厚此薄彼的事情吗?你肯定你的一生从来看人就没有戴有色眼镜吗?
一个国家的媒体同时也代表着一个国民的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大部分的受众具有同样的价值取向,他们这样的报道,不会没有收视率吗?既然会大幅度报道,就说明这样的价值取向有大部分的市场,那么错误的究竟是媒体,还是我们的国民?(励志文章 )当我们只会指着鼻子骂别人现实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生存到现在,做的现实的事情,难道就是零吗?
既然如此,你凭什么觉得你为你所爱的国家做了很多努力?
老师还说了另一句话:life is tough。我觉得这句话很对,当我们坐在福建翘首的南方之强坐井观天的时候,殊不知其实我们离别人的距离还有很远。
你说你当了某主席,很忙很累,因此成绩很烂。可是有雅思八点五,金融系两年国奖的社联会主席芊姐在你前面向你招手。
你说你打辩论打得很忙,因此成绩很烂。可是有马来西亚国际辩论赛全程最佳辩手的冰学姐,现在在剑桥大学向你招手。你说你是理工科,打辩论无法兼顾学习,可是有世博辩论赛全程最佳辩手,曾经去香港交流,成绩保研北大的杨师兄在前面向你招手。
你说你大二带领一个组织把上面的任务安排的很好,可是南京有一个姑娘(我们称为两江总督),大二就调动全国二十几个社团,在全国办选拔赛,最后在河北保定办决赛,被老一代辩神们称为辩论界的两江总督在前面向你招手。
你说你大二的时候进了某电视台实习,可是有一个北大的姑娘在大一的时候,就网申进了花旗银行北京实习,并且大二的时候进了央视和湖南广播电视台北京总部实习的人,也在前面向你招手。
你说你总想去改变体制和世界,除了写写愤青的文章没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事情,可是有一个姑娘做墨尔本大学学生会主席,主席团的人可以和校方谈学费升降问题,并且校方的决策必须经过学生会投票才能通过(虽然也有政党倾向),这样的人,也在前面向你招手。
你说你大一的时候已经很努力很努力,可是除了每天泡在网上,书本从来不碰,然后整天睡三四个小时,黑眼圈一个又一个,玩命的聚会。可是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JD的章学长,身边的人要么以后是华尔街精英,要么是政界新星,作为法学院的高材生每天还是在图书馆里面没命的作案子,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这样的人也在向你招手。
你说你很有钱,买单反和名牌等一堆一堆。可是墨尔本大学的吕学长,家里控股高盛集团(华尔街最著名的投资银行)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开奔驰已经算是很低调,仍然去做兼职的人,在前面向你招手。
既然如此,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还有资格去说自己已经很努力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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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张是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我国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早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1956年秋回国,应钱学森教授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的岁月里,他被强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入狱8年。1979年他重访日本,几位日本同学早已听说他回国后的遭遇,便再三劝他留在国外工作,并表示愿意帮忙。
他摇摇头,坚决地说:“不,我是个中国人!当初我回去,是因为我的祖国解放了,知识分子有了用武之地。现在,我的祖国要搞现代化建设,在国内我又有用武之地了。如果现在留在海外,那我当初又何必回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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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被自己的梦想所激动,1999年3月10日,阿里巴巴公司在马云家中创业。《亚洲华尔街日报》总编曾在当时去过阿里巴巴,“没日没夜地工作,屋子的地上有一个睡袋,谁累了就钻进去睡一会儿。”他笑称“阿里巴巴是中国电子商务的阿里妈妈”。
选择杭州的理由非常简单,由于远离北京、深圳这些IT中心,人力资源相对便宜。创办初期,一位香港IT高手TONNY,想加盟阿里巴巴,马云说:“每月500元。”TONNY说:“这个钱我连给加拿大女朋友打电话都不够。”
马云掉头走了。TONNY在和阿里巴巴几个同行聊了聊后说:“我还是在这儿干吧。”有趣的是现任的COO蔡崇信是瑞典AB公司的副总裁,耶鲁大学经济与法学博士,在一次业务访问后决定加盟阿里巴巴,AB公司因此决定投资阿里巴巴,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倒也不亦乐乎。
在拒绝38家风险投资后,马云接受高盛为首的投资集团500万美元的投资。
1999年10月的一天,马云被安排与雅虎最大的股东,被称为网络风向标的软银老总孙正义见面。由于刚融完资,马云没有再融资的计划。
一推门进去,马云原以为是一对一的见面,结果一大屋子人,包括摩根士坦利的人。原定1个小时的讲述,马云刚讲了6分钟自己公司的目标,孙正义就从办公室那一头走过来:“我决定投资你的公司。”
马云说:“孙正义是个大智若愚的人,他神色木讷,说的英语很古怪,几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仿佛武侠中的人物。在这6分钟内我们都明白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一,都是迅速决断的人;二,都是想做大事的人;三,都是能做到自己想法的人。”
孙正义的经历非常曲折,小时候曾四处从垃圾箱中寻找垃圾养猪为生,父亲却从小鼓励他“你是个天才”。孙正义从社会最底层滚爬出来,从小有许多狂想却能一一实现。他说过:“一个梦想,和毫无根据的自信。一切都是从这儿开始的。”
12月8日,马云又坐到孙正义的对面,这次双方都不带律师,都是单刀赴会。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马云获得孙正义3500万美元的投资。
马云后来知道,软银每年接受700家公司的投资申请,只对其中70家公司投资,而孙正义只对其中一家亲自谈判。
几天之后,签约之前。令人吃惊的是——马云反悔了。更令人吃惊的是马云不是赚钱少而是嫌钱太多。这是让人们大呼傻瓜的事:同样的投资比例,马云不要3500万美金只要2000万美金。“钱太多了,我不要。”
马云认为:“只需要是够的钱,太多的钱是坏事。”孙正义的助手立刻跳了起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孙正义的钱竟然嫌多,“这是不可能谈下去的!”谈判陷入僵局,然而马云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只要2000万”。
在暴跳如雷的孙正义助手面前,马云给孙正义发了一个电子邮件,他说:“……希望与孙正义先生手牵手共同闯荡互联网……如果没有缘分合作,那么还会是很好的朋友。”5分钟后,孙正义回复:“谢谢您给了我一个商业机会。我们一定会把阿里巴巴名扬世界,变成雅虎一样的网站。”
为什么到手的钱不要?马云说:“是的,我在赌博,但我只赌自己有把握的事。尽管我以前控制的团队不超过60人,掌握的钱最多200万美金,但2000万美金我管得了,过多的钱就失去了价值,对企业是不利的,所以我不得不反悔。”
所有杰出的企业家都是可以不眨眼地做出十几亿元的投资决定,同时又会节省每一分他认为应该节省的钱。正是对钱的价值的尊重,才会使他让投资实现最大的价值。
阿里巴巴尽管有上千万的资金,但从不做大的广告推广(据了解,初期阿里巴巴在《中国经营报》和《国际商报》做过20万元广告,此后没有做过,最近可能会有调整),也从不开国内的新闻发布会。马云认为“广告如果是钱能做到的事,钱能做到的事还要做企业的人干吗?”阿里巴巴只靠口碑传播不做广告,“做得好让客户去说,而不是自己去说。”(目前阿里巴巴会员已达到20万并以每天2000个的速度增加)阿里巴巴每一页打印纸都是正反两面用的。
阿里巴巴对员工薪酬从不按市场价格定价。几乎所有进来的员工与管理者都比原公司收入减少一大半,从8000元、9000元降到3000元是常事,跳到阿里巴巴的雅虎搜索引擎发明人吴炯到了阿里巴巴不仅工资降了一半,还失去了每年7位数的雅虎股权收入。为什么这么做?一,因为资金来自风险投资,必须节约。二,阿里巴巴不希望用唾手可得的利益吸引人才,而是用自己的企业文化。马云自称:“从不主动挖别的网络公司墙角。”
阿里巴巴不仅从未用高薪吸引人,而且马云还对员工说:股权那是骗人的,公司失败一分钱不值,而公司成功全在你们手上。
马云的钱全投在客户、人才、员工身上。巨额资金用于客户服务,往往一项就达500万元,还有员工培训,员工好了,客户才能好。马云一有钱就会去找人。虽然拿不出高薪,但马云用的是前程和热情。马云认为优秀的人才才能吸引来优秀的人,这种速度才是要比拼的。直到今年4月底,阿里巴巴才花完第一轮投资,第二轮投资仍然一分钱没动。“我已经竭尽全力去花钱了,”马云说,“从小穷惯了,也就习惯把钱花在刀刃上。”和许多人认为互联网是泡沫相反,马云认为互联网是一场长跑,美国在第一轮100米领先,并不意味着胜利,亚洲机会在后面。既然是长跑,必须屏住每一口气,节省每一笔钱。阿里巴巴要做50年的打算,必须同时有兔子般的速度和乌龟般的耐心。
与此同时,马云又是超越于金钱之上的。一个青年员工称:“马云和所有的人都没有距离,这是让人最吃惊的,马云和所有的人都是零距离。”马云每次告别时会坚持和每一个员工一一道别。每一个新来的员工,他都会主动谈心。
“阿里巴巴是个不穿衣服的公司,没有别的公司一层层的框架外套,剥开一层还有一层,我们这儿一眼看到底。”一位部门经理称。马云不仅会告诉你小时候数学补考过几次,也告诉员工:“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要用胸怀去对付,男人需要胸怀,女人也需要胸怀,男人的胸怀是气出来的,是冤枉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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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的表妹庄月明,是他日后的妻子。两人从小青梅竹马,在李嘉诚最无助、最困难的时候,他的表妹一直陪伴在左右。当时的李嘉诚一无所有,是个初中生,而庄月明是香港大学的毕业生,还留学日本。这门亲事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但是两个人却坚持走了下来,他们对爱情的执著终于感动了长辈,同意两人结婚。到1989年,庄月明因心脏病猝发去世,当时李嘉诚才60出头,身体硬朗,又是富豪,因此不乏主动示爱的美女。香港不少富商以绯闻为荣,但李嘉诚始终如一块白璧。
做人的精神
有这样一个故事:李嘉诚口袋里的一枚硬币滚落到一个角落里,他弯腰去拾,却没有拾到。一旁的门童为他拾起,恭敬地放到他手里。李嘉诚给了100港币的小费作为酬谢。旁人问起,李嘉诚说:“硬币若不拾起,便没有用处;拾起,我还有用。100元钱对他来说也是有用的。钱的作用不在于聚敛,而在于使用。”
这还可以反映到李嘉诚的管理之道。“管理一家大公司,你不可以样样事情亲力亲为,首先要让员工有归属感,对他们好,让他们喜欢你。”时至今日,社会环境已与多年前李嘉诚创业时有很多不同,有人认为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李嘉诚却说,“绝不同意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即使侥幸略有所得,也必不能长久。”
富与贵的哲学
李嘉诚有两个事业,一个是拼命赚钱的事业;另一个是不断花钱的事业,他的投入足以让他成为亚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公益慈善家。“一个人有了衣食住行这个条件之后,应该对社会多一点关怀。”李嘉诚一直在追求内心的富贵。贵为天子,未必是贵;贱如匹夫,不为贱也!在中国古代哲学家早就悟透的道理之下,李嘉诚又自创内心的财富,这就是真正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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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娅.格里
5岁那年,她上幼儿园。小朋友们喜欢聚在一起嬉戏,她却总是一声不响坐在角落里。有时,仅仅是一张小纸片,也可以被她折叠成各种各样的形状,一副乐此不疲的模样。
9岁时,她读小学三年级,成绩一塌糊涂,唯一能考及格的,只有手工课。老师来家访,忧心忡忡地说:“也许孩子的智力有问题。”她的父亲坚决地摇着头说:“能在手工课上做这么漂亮的环保袋和笔筒,证明她非常聪明。”
看到老师失望地离开,她难过得掉下眼泪。父亲却笑着说:“宝贝,你一点儿也不笨。”父亲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翻到其中一页说:“还记得我给你讲过蓝鲸的故事吗?它可是动物界的‘巨人’,别看它粗枝大叶、肥肥壮壮的样子,可它的喉咙却非常狭窄,只能吞下5厘米以下的小鱼。蓝鲸这样的生理结构,非常有利于鱼类的繁衍,因为,如果成年的鱼也能被吃掉。那么,海洋中的鱼类也许都会面临灭绝了!”
“上帝并不会偏爱谁,连蓝鲸这样的庞然大物也不例外。”父亲又给她讲了一个故事,“好莱坞着名影星奥黛丽?赫本童年时,由于家庭贫困,经常忍饥挨饿,甚至一度只能依靠郁金香球茎及由烘草做成的‘绿色面包’充饥,并喝大量的水填饱肚子。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她身材特别瘦削。虽然如此,赫本仍然不断练习她最爱的芭蕾舞。听说她梦想要当一个电影明星时,所有的同学都嘲笑她白日做梦,说一阵风就可以把她刮走。面对大家的冷嘲热讽,赫本从不气馁,终于成功扮演了《罗马假日》中楚楚动人的安妮公主。假如,她当初因为自己过于消瘦而放弃理想,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级的影星。”
父亲鼓励她说:“你看,无论是一头巨鲸,还是国际影星,都有不完美的一面。这就好像你数学功课差一点儿,手工却是最棒的,说明你心灵手巧。做自己喜欢的事,坚持下去。”
也许正因为有了父亲的鼓励,从此以后,她不但喜欢做手工,还常常动手搞些小发明。几块木板钉在一起,加上铁丝和螺丝钉,就是一个小巧的板凳。听到母亲抱怨衣架不好用,她略加改造,让它可以自由变换长度,成了一个“万能衣架”,简单又实用。甚至,在父亲的帮助下,她还将家里的两辆旧自行车拼到一起,变成了一辆双人自行车。
伴随着这些小小的发明,她快乐成长着。2010年,她已是美国波斯顿市麻省理工大学的一名大学生。一个周末,她出去购物,在超市门前,听到有两位顾客在抱怨:“想要找到空车位,简直比彩票中奖还要难!”“如果谁能发明一种折叠汽车,那该有多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她立刻忽发奇想:“为什么不试一下呢,说不定真的可以。”
回到学校,她开始搜集关于汽车构造方面的知识,单是资料就抄了厚厚的几大本。接下来,一次次思考,反复画图。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年的努力,终于设计出了折叠汽车的图纸。
看她一副欣喜若狂的样子,有同学泼冷水说:“你懂得如何生产吗?说不定图纸只能变成废纸。”她想起父亲当年讲的一头鲸的故事,笑着说:“我的确不懂生产汽车,但可以寻找合作伙伴。”于是,她在网上发布帖子,寻求可以合作的商家。不久,西班牙一家汽车制造商联系到她,双方很快签下合约。年2月,世界上第一款可以折叠的汽车面世了。
这款汽车有着时尚的圆弧造型,全长不过1.5米,电动机位于车轮中,可以在原地转圈,只要充一次电,就可行驶120公里,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在30秒之内,神奇般地完成折叠动作,让车主再也不用担心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停车。折叠汽车刚刚亮相,就受到众多车迷们的追捧,还没等正式批量生产,就收到了很多订单。
她就是来自美国的达利娅.格里。面对记者的采访,她有些害羞地说:“我从小就不是个聪明的孩子,但我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用刻苦和勤奋来弥补缺陷,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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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1944年考入北京大学,195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60年底,开始参与科学家钱三强组织的氢弹技术理论探索。
在中国核物理的几位开创者中,于敏是唯一一位没有留学背景的人。在氢弹的理论探索中,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克服重重困难,自主研发,解决了氢弹研制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1967年,中国完成了氢弹核爆实验。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在氢弹研制过程中,于敏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成为中国氢弹研制中的关键人物。
从20世纪70年代起,于敏和其他学者一起倡导、推动加快我国的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大大推动了我国国防科技的进步。
从60年代开始,于敏放弃了个人热爱的基础物理专业,此后30年一直隐姓埋名,于敏一生只有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1999年,国家为两弹一星元勋授奖,另外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国家科技奖颁奖,于敏成为最高科技奖的唯一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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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劳动热情倍增。振兴中华,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成了人民群众共同的愿望和行动。被称为“铁人”的王进喜就是胸怀祖国、发愤图强的一代工人的典型。
王进喜本来是玉门石油矿普通工人,可他一心为国分忧。有一次在北京街头上,他看到汽车没油烧,在车顶上放着大大的煤气包,靠烧煤气行驶。他难过得吃不好睡不着,心想:“我是石油工人,现在国家缺油,我有责任啊!”不久,他被调到大庆,参加开发新油田的会战,他兴奋得像有使不完的劲,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一口井来。没有住房,他和大家住在干打垒的简易棚子里,吃冷饭,睡地铺。钻井机到了,可没有吊车下不了火车,他一声呐喊,带着工人用绳子拉,肩膀顶,终于把机器卸下来运到工地。第一座井架竖起来了,没有水灌井,他和工人们用脸盆、水桶,硬是把水一盆一桶地弄来,争分夺秒地开了钻。发生井喷事故时,没有搅拌机,他纵身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的是尽快打出石油,改变祖国石油工业落后的面貌。
因为常年劳累,饮食没规律,王进喜得了严重的胃病,经常疼得不能入睡。可他说:“为了拿下大油田,我宁可少活20年!”正是这种铁人精神,正是这种为国忘我的劳动,使得大庆油田很快建成了,使我国摘掉了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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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萍是乒乓球历史上最伟大的女子选手,她5岁起就随父亲学打球,1988年进入国家队,先后获得14次世界冠军头衔;在乒坛世界排名连续8年保持第一,是排名世界第一时间最长的女运动员,成为唯一蝉联奥运会乒乓球金牌的运动员,并获得4枚奥运会金牌,其中包括单打和与乔红组合的双打。
童年的邓亚萍,因为受当时体育教练父亲的影响,立志做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但是她个子矮,手脚粗短,根本不符合体校的要求,体校的大门没能向她敞开。于是,年幼的邓亚萍跟父亲学起了乒乓球,父亲规定她每天在练完体能课后,必须还要做100个发球接球的动作。邓亚萍虽然只有七八岁,但为了能使自己的球技更加熟练,基本功更加扎实,便在自己的腿上绑上了沙袋,而且把木牌换成了铁牌。
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多么难能可贵!这不但要使身体备受煎熬,心里方面也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小小的她,每闪、展、腾、挪一步,都可以用举步维艰来形容!
腿肿了!手掌磨破了!——这是家常便饭!但他从不叫苦,不喊累!负责训练的父亲,有时心疼得掉眼泪!付出总有回报,由于邓亚萍的执着,10岁的她便在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中获得团体和单打两项冠军。
进入国家队后,邓亚萍都是超额完成自己的训练任务,队里规定上午练到11时,她就给自己延长到11时45分,下午训练到6时,她就练到6时45分或7时45分,封闭训练规定练到晚上9时,她练到11点多。邓亚萍为了训练经常误了时间,她就自己泡面吃。
在队里练习全台单面攻时,邓亚萍依旧往腿上绑沙袋,而且面对两位男陪练的左突右奔,一打就是2小时!在进行多球训练时,教练将球连珠炮打来,邓亚萍每次都是瞪大眼睛,一丝不苟的接球,一接就是1000多个。
每一节训练课下来,汗水都湿透了邓亚萍的衣服、鞋袜,有时甚至连地板也会浸湿一片,不得不换衣服、鞋袜,甚至换球台再练。长时间从事大运动量、高强度的训练,从颈到脚,邓亚萍身体很多部位都是伤病。为对付腰肌劳损,她不得不系上宽宽的护腰,膝关节脂肪垫肿、踝关节几乎长满了骨刺,平时只好忍着,实在痛的利害了就打一针封闭,脚底磨出了血泡,就挑破它再裹上一层纱布接着练。就算是伤口感染,挤出脓血也要接着练。
邓亚萍的出色成就,改变了世界乒坛只在高个子中选拔运动员的传统观念。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为邓亚萍的球风和球艺所倾倒,亲自为她颁奖,并邀请她到洛桑国家奥委会总部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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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是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就是他设计的。
茅以升十一岁那年的端阳节,南京秦淮河上举行热闹非凡的龙船比赛。
他和小伙伴约好,一块儿到河畔看个痛快。但不巧得很,头天晚上,他突然病了,不得不憋在家里。
端阳节一天,茅以升身子躺在床上,心儿却飞向了秦淮河。他多么羡慕自己的`小伙伴啊!
晚上,小伙伴回来了,一个个无精打采,眼泪盈眶。茅以升很是奇怪,一问才知道,原来秦淮河上出了事。由于看龙船的人太多,把一座叫做文德桥的古老拱侨给挤塌了,许多人掉到河里淹死了。
这太不幸了。茅以升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我长大了一定要学会造桥,为大家造最结实的桥!”
从此,茅以升的头脑几乎被桥占据了。他出门只要见到桥,总要上上下下看个仔细;读书读到有关桥的内容,就立即将其抄在本子上。他收藏的各种桥的图画、照片,更是数不胜数。因为这个,他还得了个“小桥迷”的绰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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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9次抵押家产,26岁成就顺丰王国
他从不打广告,不见PE,接受采访……
他旗下15万员工,巨额釆购了IBM的信息、人力管理咨询服务方案和糸统,他始终做小件快递。
他是“火星人”马云最佩服的人:顺丰速运掌门人王卫。
王卫,20年前10万元起家,今天年营业额几百亿,自有货机11架;与员工分享利润,一线员工有月薪上万;一直在创新(三月没创新会觉得危机四伏);工作狂,每天工作14小时;实干,定期下基层;低调,员工都不认识他;强势,胆大,先后9次抵押家产。
顺丰,中国民营快递公司巨头。这家公司即将迎来20周年庆,但外界仍对它知之甚少,他无疑是一家另类低调的企业。
“水货佬”垄断通港快件
王卫有一句话:顺丰的一线收派员“才是最可爱的人”。因为他也是收派员出身,做过“背包客”。
1971年,王卫出生在上海,父亲是一名空军俄语翻译,母亲是江西一所大学的老师。7岁时,王卫和家人迁往香港。高中毕业后,他不再读书,到顺德做起了印染。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受邓小平南巡影响,香港8万多家制造工厂移到内地,其中珠三角就占了5万多家,香港与珠三角之间的信件、货运业务量开始暴增。一开始,王卫受人之托,在广东和香港之间夹带点儿货。慢慢地,东西越来越多,用拉杆箱也装不下的时候,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商机。
1993年3月26日,王卫拿着跟父亲借的10万元钱,在顺德注册了顺丰速运,一个只有6个人的公司。同时,他在香港太子的砵兰街租了几十平方米的店面,专替企业运送信件到珠三角。王卫和员工们早出晚归用背包和拉杆箱运货,被称为“水货佬”。
“别人70块一件货,顺丰收40块”,王卫“割价抢滩”的策略吸引了大批客户,甚至带旺了冷清的砵兰街。
由于市场需求旺盛,顺丰很快将触角延伸到广东各地。当时,顺丰每建一个点,就注册一个新公司,分公司归当地加盟商所有,这使得顺丰在几年的时间内,便将珠三角一带的快递市场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上。但也因这样野蛮的增长方式,顺丰一度被业内称之为“老鼠会”。
在这样的疯狂下,到了1997年,王卫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通港快件。据悉,当时行驶在通港公路上的快件货运车有70属于顺丰的业务。香港回归时,海关甚至婉拒了国企中铁分一杯羹的请求。
这时的王卫,不过26岁。
强势收权抓住非典契机
1999年,王卫已淡出公司日常运营管理。但在接到一通投诉电话后,他展开了顺丰历史上的最大改变。
原来,加盟模式推广后,出于利益驱使,一些顺丰的加盟商擅自在货运中夹带私货,有的加盟商更是自己开始延揽业务当上了“土霸王”。王卫开始强势收权。
王卫曾说:“顺丰提出差异化经营后,承包网点收回直营便遇到了很多麻烦。当时一个承包网点就是一个小王国,根治这些问题,压力非常大。”当时,曾一度传言有可能让王卫付出生命的代价,时至今日,王卫走到哪里,总有几位随行的保镖跟从。
2002年,王卫收权成功,顺丰从加盟制转为直营制,并在深圳设立总部,将自身定位于国内高端快递。一年后,非典爆发,人们都不敢出门,顺丰迎来转折性的发展契机。疫情期间,航空公司的生意非常萧条。
2003年初,借航空运价大跌之际,顺丰顺势与扬子江快运签下包机5架的协议,第一个将民营快递业带上天空,为顺丰的“快”奠定江湖地位。
此时,顺丰的经营思路也开始奠定。王卫坚持只做快递,而且只做小件,不做重货,与四大国际快递重叠的高端不做,五六元钱的同城低端也不做,剩下的客户被锁定为唯一目标,1kg内收不超过20元的邮费。由于坚持只做小型快递,顺丰甚至拒绝了摩托罗拉这样的“肥”订单。
2009年底,民航总局发布了一条不起眼的公告,宣布顺丰航空正式获准运营。顺丰申请建立航空公司并一次性购买两架属于自己的飞机——这也是中国民营快递企业第一次拥有自己的飞机。
年,这家公司的销售额已经达到150亿元,拥有15万名员工,年平均增长率50%/利润率30%。20年的发展,直营模式、高端定位以及航空运输成了顺丰成功的三驾马车。
计件晋升管理15万人
事实上,顺丰发展到今天的独有秘诀之一就是它的计件工资。这样的制度保证了顺丰一线员工的高收入,高收入支撑着顺丰以快为核心的高服务质量。其收派员的基本工资并不高,但收入全部根据工作业绩提成,每个月的收入都是可以预期的,并非常稳定。
在顺丰,每个快递员都是自己的老板,因为他们的报酬全系于勤奋以及客户的认同,而月薪上万的收派员在顺丰早已不是特例。
原宅急送总裁陈平说:“顺丰的收派员和企业是分配关系,不是劳务上下级关系。这就是王卫聪明的地方,当年收权,他没有全收。当时是加盟老板不听话,他把老板收了,老板底下的员工我就容忍你,只要你听我话就行了,歪打正着了。”
一名在顺丰工作5年的司机告诉记者,今年他刚通过晋升机制成为一名真正的管理人员,顺丰对员工除了保证收入,还给员工的家属各项补贴和福利。据说目前在顺丰有一半以上的高管都是从基层收派员做起来的。
最有钱的工作狂
在顺丰优选的前总裁刘淼看来,王卫是他见过的最有钱的工作狂,这多半源于王卫创业初期保留下来的职业习惯。20年来,他每天工作14个小时再正常不过,还定期到一线收发快递。有高管说王卫是那种很有危机感的人,三个月没有创新和变革,就会让他有危机四伏的感觉。
大多数跟随王卫的高管们都评价王卫是一个很“规矩”的人。在顺丰速运集团的副总裁杨峰看来,王卫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人:“他想做事,他办企业的根本目的不是挣钱。”也因此,王卫多次拒绝了联邦快递、UPS等海外巨头的收购。
在徐勇看来,顺丰最难能可贵的是始终坚持专业化的发展环境,不被其他利益所诱惑,在前些年多数快递企业都纷纷转型力求赚快钱时,只有王卫在埋头研究如何能够更加专业化、标准化地提高效率,让用户有更好的体验。
这种专业化显然是顺丰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就一直保持的核心竞争力,正因为对信息化、标准化的大量投入,顺丰很快便甩掉了其他快递公司。
这些年,王卫十分低调,接受媒体采访的次数屈指可数,网上也极难找其照片。就连顺丰的企业内刊《沟通》也从未出现过这位掌门人的面孔。
王卫还是个十分坚持自我的人。在前两年金融危机最难的时候,顺丰没有裁掉一名员工,不论在公司内部讲话里,还是在公开的会议场合,王卫经常强调“收派员才是顺丰最可爱的人”。
此外,顺丰成本高昂,王卫却对PE、VC的机构投资视而不见。行业里有这样一个传闻,“有VC想给王卫融资,但王卫始终不肯出来见面,这个VC就对外开出50万中介费价码,50万只为和王卫吃个饭”。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很多美国投资商也在找寻王卫,付给咨询公司的佣金为1000万美元。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机遇总是有的,您或可迎合需求,或可创造需求,韧性创业,专注做事,没成就叱咤风云大事业,也可为一方诸侯;没有天意,只有人谋。(来源/投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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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再也不受外国的欺负了,拥有了完全的主权。我们不依附任何国家,也不允许任何国家侵犯我们的主权。
1958年夏天,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到我国访问,和毛泽东举行会谈。他提出了两国建立联合舰队的建议,想让苏联的军舰到中国海面上行驶。大国主义思想很严重的赫鲁晓夫想利用这个机会控制我国的国防、达到他们和美国争夺霸权的目的。如果这样做,中国的领海权就会受到损害。毛泽东一听就火了,他厉声质问赫鲁晓夫:“你讲清楚,什么是联合舰队?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赫鲁晓夫说:“这不是来商量嘛!”毛泽东说:“什么商量!你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赫鲁晓夫红了脸,忙说:“你们不愿意就算了。但是让我们在中国有个基地,军舰来加油修理休息,总可以吧?”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
赫鲁晓夫没有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心怀不满地走了。后来,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两国的许多经济科技协议,企图给我国造成压力,毛泽东又领导中国人民和它们的大国主义作了坚决斗争,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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