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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快暖了,连队里发放夏衣,每人两套单军装,两套衬衣,两双胶鞋。大家喜滋滋地向事务长领来了衣服。发到雷锋的时候,他却说:“我只要一套军装,一件衬衣和一双胶鞋就够了!”
事务长奇怪地问道“为什么只要一套?”
他说,“我身上穿的军装,缝缝补补还可以穿,我觉得现在穿一套打补钉的衣服,比我小时穿的要好上千万倍呢!剩下的两套衣服交给国家吧!”
雷锋的生活很简朴,从来不随便花一分钱。组织上每月发给他的津贴,他留下一角钱交团费,两角买肥皂,再用些钱买书,好扩充他的“小图书馆”,其余的钱,全部存入银行。他穿的袜子,补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完全改了样,还舍不得丢。他用的搪瓷脸盆,漱口杯,上面的搪瓷几乎掉光了,他也舍不得买新的。有的同志实在不明白,就问他:
雷锋呀,你就一个人,没家没业的,干吗这样苦熬自己?“
雷锋说:“谁说我苦熬自己?现在的生活,比起我过去受的苦,真是好上天了。”
又说:“谁说我就一个人,没家没业?我们祖国大家庭有六亿多人口呢。为了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党中央号召咱们发愤图强,艰苦奋斗,这样做不对吗?”
有的同志就说:“国家那么大,也不缺你那几块钱哪!”
雷锋说:“积少成多啊!每人一天节约一角钱,你算算,全国一天节约多少钱?当了国家的主人,不算这毛帐还行?”
有人说:“雷锋是傻子,是小气!”
他在日记上写道:
“有些人说是我傻子,是不对的。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甘心愿意做这样的傻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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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城南宁,广西军区南宁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大院里,已经年过90岁的李延年正给前来探望的学生讲述曾经的战斗经历。望着眼前朝气蓬勃的孩子们,老人的思绪又回到了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1945年10月,李延年在长春参军入伍,光荣地成为一名革命战士。辽沈战役打响后,李延年所在的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0纵队参加黑山阻击战,负责阻击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廖耀湘兵团,截断国民党军“西进兵团”的退路。
“我们连夜急行军100多里,双腿跑赢了敌人的汽车,赶在天亮之前到达预定地点修筑工事。”李延年至今记得,当时部队正在抢修工事,黑压压的敌人就冲了上来。他和战友立即抢占阵地,与敌人展开生死较量。辽沈战役结束后,李延年参加了平津战役。1950年8月,又到了山势险峻的湘西剿匪。
军旅生活大小战斗20多次,李延年经历的最惨烈的一次战斗,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带领官兵夺回失守的346.6高地,顶住了敌人多次反扑。“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战斗。”李延年说,众多战友在那次战斗中牺牲,沉痛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1951年3月,李延年随志愿军跨过鸭绿江。10月,他担任志愿军某营七连指导员,他所在营奉命对失守的346.6高地实施反击。“我们接到命令执行强攻任务时,已经有两个营在敌人炮火猛烈攻袭下伤亡惨重,但我们没有退缩。”李延年回忆,经过一夜激战,他们夺回了高地,但弹药几乎已打完,部队伤亡很大,电台被炸毁,与上级失去联系。
两夜一天的战斗,敌人一轮又一轮向阵地冲击,李延年和战友们靠捡拾敌人留下来的武器,打退了一波又一波敌军。一名战士在子弹打光后,拿着爆破筒,与冲上阵地的2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李延年带领战友坚守阵地,丝毫未退。“当时我心里就一个想法,要为祖国为人民立功,我不怕死。”李延年说。
1952年11月,李延年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称号、记特等功1次,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由独立二级勋章。李延年从朝鲜战场凯旋后,又参加了多次战斗,在部队兢兢业业奉献了29年直至离休。
清晨起床,读书、看报、听广播……李延年至今依然保持着军人本色。“要跟进学习党的理论和政策方针。”李延年说。
对于中小学校讲课的邀请,李延年几乎有求必应。“要让孩子们了解过去的历史。从吃不饱、穿不暖,到现在吃不完、穿不完,都是牺牲流血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李延年说,一定要教育好下一代,让青年当好接班人。
这些年,李延年从来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始终保持老党员、老军人、老英雄的本色,用实际行动为党和人民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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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农民的儿子,为了一个承诺,我选择了上岛:我是哨所的民兵,为了一面国旗,我留下来守岛: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了一个信仰,要在开山岛守下去,直到守不动的那一天!”在2014年的一次报告会上,王继才如是说。4年后,一语成谶,王继才将生命的最后时光定格在他不离不弃的开山岛上
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32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
学习了王继才事迹后,突然间就明白了有信仰,灵魂才不会缺钙,灵魂才不会生锈这句话,只有拥有坚定信仰的人才能在孤岛上走下去。夫妻二人在荒岛升起国旗的情景更加让我热泪盈眶。
我们要深入学习王继才夫妇在平凡岗位上彰显的敬业精神、担当精神和奉献精神,学习王继才夫妇一个岛两个人的担当、一座塔几排房的坚守、一辈子一面旗的信念。
身为一名青年党员,表示被他们“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深深所感染,为国担当的热血和激情油然而生,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定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强化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勇担复兴大任、争做时代新人,以最青春的姿态投入工作,发挥青年党员的活力,为全面实现高质发展、后发先至,贡献自己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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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彦夫,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2019年9月,他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以及国家“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1933年,朱彦夫出生在淄博市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他从小家贫如洗,14岁时就毅然参军,先后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等上百次战斗。
1950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朱彦夫身负重伤,他回国先后接受了47次手术,昏迷93天后,奇迹般地醒了过来。但是朱彦夫失去了双手、双脚和左眼,留下了满身伤疤,右眼视力仅有0.3,体重不足30公斤,“身高”仅有1.32米。
朱彦夫一度想到了死,但是坚强的意志鼓舞着他:我是共产党员,党员死都不怕,还怕活下去?
他试着用残臂吃饭,一个动作得练几百次,甚至上千次,一气就要练几十天,最艰难的还是训练自己站立,他一次次摔倒,一次次的站起,终于朱彦夫靠着自己坚强的意志学会了吃饭、如厕、装卸假肢、刮胡子、划火柴、写字等等,朱彦夫的生活基本也可以自理了。
1956年,朱彦夫主动放弃荣军休养所的特护待遇,回到了他牵挂的故乡张家泉村,又接着攀登人生高峰!
1958年,朱彦夫开始担任张家泉村党支部书记。而当时张家泉村贫困落后,土地只有500亩,还多是贫瘠的土地。朱彦夫带领村民们为了开阔自己的土地与山、水、电的较量展开了。
土地少,他就带领乡亲们整山造地、开山填沟、整修梯田,在此后的20多年里,张家泉村填平了3条深沟,新增粮田200多亩。缺水,朱彦夫就请来水利工程师帮助测量和规划选址,修建水池和水渠。不通电,朱彦夫就开始高山架电,1978年,张家泉村便通上了电。
25年的村支书生涯,朱彦夫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发动群众填沟造田、兴修水利、架电修路、种植林果,终于带领乡亲们走上了致富之路,过上温饱殷实的好日子。
卸任后,朱彦夫便开始写书,用嘴含笔写,残臂夹笔(抱臂)写,铁圈套笔写……整整7年,用掉半吨稿纸,终于在1996年7月,出版了33万字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
朱彦夫同志顽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和鼓舞了许多人,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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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钱学森就已经成为力学界,核物理学界的权威和现代航空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在美国,钱学森能够过上富裕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然而,钱学森却一向牵挂着大洋彼岸的祖国。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兴奋不已,觉得此刻正是回到祖国的时候。美当局明白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自然不想放走,因为钱学森明白了太多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在客服百般阻挠之后,钱学森最终回到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回到祖国他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从成功地指导设计了我国第一枚液体探空导弹的发射,到我国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成功;从组织领导了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研制工作,到我国第一艘动力核潜艇的设计制造,以及我国第一颗回到式卫星的成功发射,他始终站在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最前沿,突破无数科研难题,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贡献。
钱学森关于金钱和名利的故事,钱学森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慷慨献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万元稿酬,资助贫困学生;80年代,他又将《论系统工程》中自我的那份稿酬捐出,用作研究经费。晚年,他先后获得两笔100万港元的科学奖金,也悉数捐出,情系祖国西部,用于沙漠治理。应对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全国_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等实权官衔,他没有向谁伸手,而是主动放手。即便美国曾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但仍被他拒之门外,抛在脑后。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外国荣誉。
他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曾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管是什么大官,那些大官的待遇我一样不要。他曾为自我定下了不题词,不给人写字,不上名人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参加成果鉴定,不理解媒体采访的原则。这就是我们一代伟大科学家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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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7日中午,海军某舰载机训练基地,舰载机飞行员张超驾驶歼—15战斗机准备执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这是当天最后一架次飞行,同一批次的4架战机已经有3架顺利着陆。仪器显示,张超的这次着陆也十分完美。前一架次着陆的飞行员艾群此时正在滑向机库,他在耳机里听到,最后一架飞机已经平稳降落了。
事故来得没有一点预兆,12时59分12秒,无线电里突然传来故障报警。飞机瞬间出现了电传故障,电传故障属于操纵系统故障,通俗地说,就像在开车的过程中方向盘突然失灵了。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让包括艾群在内的所有人猝不及防:机头急速上仰,飞机瞬间离开地面,冲了出去。
“跳伞!跳伞!跳伞!”12时59分17秒,也就是发出故障报警信号4秒多后,塔台指挥员连发三声命令,几乎在指挥员下达命令的同一瞬间,张超从座舱弹射出来。由于弹射高度太低,角度不好,主伞无法打开,座椅也没有分离,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掉在了跑道边的草地上。
戴明盟是张超所在部队部队长,他也是我国首位驾驶歼—15战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实施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的英雄试飞员。出事当天,在塔台的他正准备与参谋长制定第二天的飞行计划。
飞参记录表明,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4.4秒里,张超的动作只是一个,那就是全力推杆到底,制止机头上扬。歼-15战机系统高度集成,发生电传故障,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佳选择。但在生死关头,张超却为避免战机损毁做出了最后的努力。经过调查,事故的最后定论是飞机装备的原因。
短短4.4秒,生死一瞬,张超首先选择了“推杆”,拼尽全力挽救飞机。正是这个选择,让他错过了跳伞自救的最佳时机。 他年仅29岁的青春永恒定格在壮阔海天,定格在舰载机事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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