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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央狠刹“吃喝风”,大陆人人把“建设节约型社会”挂在嘴边的当下,“节俭帝”的美誉却颁给了香港影帝周润发。2013年4月2日,周润发花2.2块港币乘坐普通渡轮引发围观。其实这已不是发哥第一次被人发现搭乘公共交通出行,其“抠门”的名声早已妇孺皆知。可节俭并不意味着“守财”,用发哥自己的话来说,铺张浪费没有意义,把钱花在刀刃上,合理配置财富,过有品质的生活,那才是真正的能赚会花。
母亲家传节俭之风
由于做海员的父亲长年离家在外,勉强维持一家人生计的母亲被生活折磨得疲于应付,她给在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三的周润发取名“细狗”,也就是小狗的意思。从很小开始,周润发就跟着哥哥、姐姐去山上放牛、到田间帮妈妈拔草,还替家里卖茶果和糕点,但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的,全家人经常靠几根咸菜和一块猪油就打发掉一餐。周润发亲眼看见母亲是怎样勤俭持家的:每次从菜场买菜回来,母亲都舍不得丢掉塑料袋,洗净折叠好后留着以后再用;甚至就连绑鱼的水草,她也整齐地码好,堆在床下,像宝贝似的不肯丢掉……这些都对他形成了很深的影响。
读中学三年级时,积劳成疾的父亲一病不起,家里再也无力供养周润发读书,不得不让他提早进入社会谋生。他曾先后做过电子厂的童工、商行的杂役、酒店服务员、邮差、照相器材店的导购等,可是因为收入微薄,除去交给母亲的家用之外,维持他的基本生活都有困难。这个时候,母亲积累多年的节俭之道很多次都帮他找到了应对的办法。
为了节省租房费用,周润发工作后曾多次搬家。而每次搬家,母亲都叮嘱他一定不要随意丢弃东西,“破家值万贯”,省下来的,就是赚到的。有一年周润发被邮局炒了鱿鱼,不得不找一个租金更加便宜的房子。打包行李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常用的那床蚊帐破了一个洞,本来打算扔掉算了,可又突然想起母亲的嘱咐,最后还是留下了蚊帐。偏巧他新搬的地方附近有一个池塘,蚊蝇特别多,那床蚊帐经过简单修补后,马上就派上了大用场。躺在床上,周润发庆幸自己又节省下了一笔开支,这让他更加认同母亲的勤俭家风。
1973年,酷爱表演的周润发报考了香港无线电视台的演员训练班,并获得无线高层的赏识,演艺事业干得风生水起。经济条件改善后,他给母亲购置了新房,还雇佣了专职的保姆和司机,想让劳苦半生的母亲过上衣食无忧的舒心生活。可保姆来到家中的第一天,母亲就给周润发打去了电话:“儿子,咱们把佣人辞掉吧?”周润发不解地问:“怎么?她犯了什么错吗?”母亲连忙解释:“没有,没有。我还没老得走不动,干吗吃饭睡觉都用别人服侍呢?我不习惯,再说也白白浪费钱呀。明天就让人家回去吧。”
周润发知道母亲一生节俭,也习惯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如果再让保姆在家里待下去,说不定保姆会整天坐着享受,而母亲会反过来伺候保姆呢。周润发后来辞掉了保姆,但为了尽一份孝心,他仍会经常给母亲买一些家贫时连想都不敢想的食物和用品。只是每一次他都不敢把真正的价格告诉母亲,否则老人家一定会半宿睡不着觉的。
受母亲的影响,周润发在出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给自己雇请佣人和助理,大事小事都亲自打理,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成名不改抠门本色
在香港演艺圈,大凡有点名气的明星都十分注重排场:吃穿玩用要够得上档次,抢眼吸睛;台前幕后也前呼后拥着一票保镖,场面壮观,可周润发却绝对不在这个行列中。他说自己对吃穿很少挑剔,并自嘲“非常好养活”。
1986年,周润发成功拍摄了《英雄本色》,并以“小马哥”的经典形象成为港台和东南亚地区的至尊偶像。他主演的影片部部叫好叫座,财富也越积越多,可其自小养成的节俭作风,却丝毫没有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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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家训,分散写在他的大量的家书中,在家族教化中作用不凡。次子曾纪泽,袭父一等毅勇侯爵,官至户部左侍郎。历使英、法、俄诸国,与俄人力争,毁崇厚巳订之约,更立新议,交还伊犁及乌众岛山,帖克斯川诸要隘,有功于新疆甚大。
在出使任内,深入了解各国历史、国情,研究国际公法,考察西欧诸国工、商业及社会情况。又将使馆馆址由租赁改为自建,亲自负责图书、器物购置,务使使馆规模不失大国风度,亦不流于奢靡。驻外严于操远,节约公费,摒弃贪劣,倡导廉洁之风,为外人所敬重。季女曾纪芬福寿全归,可以说完全得力于她父亲传给她的一套治家修身办法。曾纪芬一直记着父亲曾国藩对她讲的话:“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吾辈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勤俭二字,别无他法。”曾纪芬自奉俭约,即使后来年纪大了,每届大寿,子女想送些珍贵的礼物来,都一定会被她阻止。曾纪芬对子女的教育从不放松。
即使对已经成年的子女,仍随时耳提面命,管束查察从不疏忽。她说:“教导儿女要在不求小就而求大成,当从大处着想,不可娇爱过甚。尤在父母志趣高明,切实提携,使子女力争上进,才能使子女他日成为社会上大有作为的人。”她的第四子聂其杰重视聂家、曾家的先祖述言,出版成书推广,还以“联络家庭之情感,切磋其道义”为宗旨,创办《家声》等家庭刊物,成为中外仅见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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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虽承受着沉重的生活压力,家庭气氛却极其融洽欢乐。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林则徐母亲陈氏的维持。陈氏在林家最困难的时候嫁过来,从未抱怨过日子艰难。为了支持丈夫专心举业,她常常暗地里自己饿肚子,还做出吃饱轻松的样子。不久,林宾日考取秀才,生活才有些改善,但随着子女的增添,日子很快又艰难如故。陈氏操持着一家人的吃穿,教育子女互推互让,面对困窘,一家人过得和和气气,保持了健康的心态,绝无争执和悲戚情调。
笔者曾听林则徐五世孙女林子东先生讲述,林家后代曾长期保留两件象征性的东西:一盘素炒豆腐和一盏两根灯芯的油灯。那是林家乐观向上家庭氛围的物证。据说,有一年除夕,邻居听见隔壁林家欢天喜地地在吃年夜饭,好奇地从矮墙上探望过来,所见到的却是这一家大小十多人,围在一起津津有味地享受的一大盘素炒豆腐!林家夜间照明,也依赖的一盏油灯,平时一向只放一根灯芯,到了大年夜,才加点一根,过年的喜庆气氛,便被熊熊地燃了起来。后来林则徐显达,林家过年自是不可同日而语,但那盏油灯和一盘素炒豆腐,一直被持续作为林家年夜饭的保留节目,以纪念往日的艰辛和家人之间的团结和睦。在油灯下吃着素炒豆腐,林家人总要谈论起先祖文忠公的种种德行,重复他老人家的遗训,教育年轻后辈要把林公精神代代传续下去。
和睦家风需要爱心的滋润,子女成才更需要爱心的浇灌。林宾日夫妇极富爱心,为人厚道,他们的爱心不但施之于子女,而且推及宗亲、乡里和学生。林宾日所教学生,有的因家贫无法赴考,他就以自己微薄的束修,予以资助。他“生平尚风气,重然诺,视人之急犹己。家虽至贫,而三党疾病死葬,靡不竭力解难,忘乎其为屡空也”。甚至出门在外,“遇旅人穷困,每竭赀济之,而已转匮乏,略不介意”。为了周济别人,宁愿自己“匮乏”,这种大度的爱心,是林氏家风的又一过人之处。
据林则徐《先考行状》记述,其父有兄弟四人,其父最小。他“笃于天伦,事诸兄惟谨”。长兄起先无子,宾日便以自己的长子过继给他,后该子夭折;长兄去世得早,宾日又“抚从子逢吉若己子,携往将乐书院,教之读书,月赡其家,既又为之谋衣食之地,至今如一日”。次兄家境更糟,中年贫不聊生,“府君时时典敝衣、鬻文字给之”。有一次,林则徐亲眼见他父亲将家里的米送给二伯父,回来后与母亲一起饿了一顿,还告诫儿子说:“你伯父若来,不得告诉他我们家未开伙。”为的是怕兄长难为情。三兄得了比宾日更严重的眼病,生活艰难,“府君常扶掖之,衣食之,且为嗣续之,殁则丧之葬之,其友于之笃如此”。可见林家兄弟之间的深厚感情。
林母也同样富有同情心和好施之德,林则徐在《先妣事略》中,记述其母亲“平日济困扶危,在人若己,必曲尽其心而后即安”,“亲族乡党缓急,无不周恤”。可见林家助人为乐的品格是非常突出的。
林则徐之品行,受之于家风者尤多,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写道:“公……自奉俭,而资助族戚,岁必数千金,尤爱士,所至必择其秀异者,召入官署,勗以学行。”金安清《林文忠公传》也说:“千里之外,旧交故吏,虽历久,辄询其处境之枯菀,有不待请而拯掖者,有当困厄而远为湔雪者,皆喜过望,感之次骨……周旋朋旧,睦敦戚党,必诚必信。于细民之情伪困敝,赈灾诸事,深思曲体,凡所设施,即其人自谋,亦不及此。”这些都反映出林则徐沿袭自家风的乐善好施、急人之难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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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俭是棵草,节约是朵花。勤俭节约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是重中之重。我们每个人应该责无旁贷。勤俭节约曾是我们的传家 宝,在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不能让勤俭节约与我们的孩子们渐行渐远。
作为家长,我们要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地影响下一代。在我家卫生间里放了个水桶,每个人洗好脸后水都倒在这个水桶里,我们用收集起来的水冲马桶,已经持续好几年了。女儿受我们的影响,每次洗完脸总是把水倒进桶里,有时由于站的位置角度的关系倒水时会溅出来,这时她就会走近点弯下腰倒水,生怕水洒在水桶外浪费了。
勤俭节约,低碳生活。有时我们还可以教孩子一些生活中的小窍门,比如家里的冰箱出现异味时,以往我会去超市买专用的除臭剂,不仅花销大,而且失效后又会变成了垃圾。而现在,我会跟孩子一起把剥下来的柚子皮洗净揩干,放入冰箱内,几天后,打开冰箱,清香扑鼻,异味全无,这可是天然的环保型清新剂噢,比起去超市里买专用的除臭剂既实惠又环保。现在我家的孩子俨然成了环保小大人,每次吃柚子的时候都会急着先把柚子皮剥下来收集好,用作除臭剂,一年下来也能节省不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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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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