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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1940年到美国读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大师级的物理学家费米教授。费米教授每周用半天时间跟李政道讨论问题,他的主要目的是训练,让学生对一切物理问题都能够自己独立思考,找到答案。费米每次讨论时都问问题,让李政道回答。
有一次,费米问李政道:太阳中间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答:大概是一千万绝对温度。费米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李政道说:是从文献上看来的。费米问:你自己有没有算过?李政道答:没有,这个计算比较复杂。费米告诉李政道:作为一个学者,这样不行,你一定要自己思考和估计,你不能这样接受人家的结论。李政道问:那怎么办?这里面有两个公式,看起来倒也不是最复杂,真要算起来,却并不那么简单。费米说:你能不能想一个其它的方法来计算?李政道说:想什么办法呢?没有大计算器。费米说:我们一块来做一个大的计算器。费米教授当时正在做着很重要的物理实验,跟做计算器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他放下手中的实验,与李政道—起做了计算器。
不久,全世界惟—的、专门用来做大计算的计算器做好了,李政道用自己的计算器,用新的方法计算出了太阳中间的温度。
李政道博士在一次讲演中专门讲到这个故事。他说,费米教授看重的,并不仅仅是做这样一次计算,他是让学生明白,作为一个科学家,你不能轻易接受别人的结论,你必须自己亲手实验,而且要尝试使用新的方法。
这件事情让李政道博士一生受益无穷。李政道博士说,自己是幸运的,在学生时代有幸碰上了费米教授。这件事情使自己得出任何事情都要以身作则的人生结论。使自己在以后无论学术研究还是做人处世当中,都始终坚持脚踏实地,想新方法,同时也启发了自己对科学研究、解决问题的兴趣。
李政道博士说,自己现在带研究生沿用的就是费米教授的教学方法,用一定的时间与学生讨论问题,培养学生探讨解决问题的兴趣,因为一个人,只要当他对所从事的事业有了浓厚兴趣的时候,才会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够有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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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黄昆老师,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提到“表面张力”,一直到现在,关于这一物理概念的阐述还来自于黄昆的经典解释。
50年代初毕业留北大任助教的赵凯华,讲述了背后的故事:“黄昆先生是1951年回国,当时30岁多一点,还没有结婚,一个人就住在实验室里。我当时刚毕业,在教普通物理碰上一些问题,特别是表面张力,觉得所有的书上都没有讲清楚,就向黄先生请教。他说想一想,大概第二天,他说想清楚了,并当即在黑板上很仔细地给我们解释。到1952年,他开始教普通物理时,对这个问题又进一步钻研,写了文章给《物理通报》。”
虽然是理论物理学家,但黄昆却喜欢自己动手。家里的电视机坏了,一般人都会送到修理部去,他却自己卷起袖子。1956年入校的章蓓说:“黄先生生活上要求很低,也非常简朴。60年代,我们在昌平有一个校办工厂,研制第一台计算机,试制集成电路,他那时一方面给工农兵学员讲课,一方面到车间或生产线和大家一起做。按说他是搞理论的,而且学术造诣非常高,但是到了车间他总是不耻下问,向工人学习每一个细节和技术,而且要求非常高。当时在工艺流水线上清洗样品非常琐碎,他总是一丝不苟地完成。他抽烟很厉害,平常每天一到两包,但到了工厂,他就忍住。”
“我毕业后在半导体教研室,一直是黄先生带着工作,他是室主任。他总是告诫我们,抓住现象后一定要搞下去,对我们的科研有很大启发。我现在就经常拿黄先生的这些教导学生,很多学生按照这个思路做出了成绩。”章蓓满脸洋溢着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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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润特别喜欢读书,一旦进了图书馆,真好比掉进了蜜糖罐,怎么也舍不得离开。可不,又有一天,陈景润吃了早饭,带上两个馒头,一块咸菜,到图书馆去了。陈景润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个最安静的地方,认认真真地看起书来。他一直看到中午,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馒头来,一面啃着,一面还在看书。“丁零零……”下班的铃声响了,管理员大声地喊:“下班了,请大家离开图书馆!”人家都走了,可是陈景润根本没听见,还是一个劲地在看书呐。管理员以为大家都离开图书馆了,就把图书馆的大门锁上,回家去了。
时间悄悄地过去,天渐渐地黑下来。陈景润朝窗外一看,心里说:今天的天气真怪!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天又阴啦。他拉了一下电灯的开关线,又坐下来看书。看着看着,忽然,他站了起来。原来,他看了一天书,开窍了。现在,他要赶回宿舍去,把昨天没做完的那道题目,继续做下去。
陈景润把书收拾好,就往外走去。图书馆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音。哎,管理员上哪儿去了呢?来看书的人怎么一个也没了呢?陈景润看了一下手表,啊,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他推推大门,大门锁着;他朝门外大声喊叫:“请开门!请开门!”可是没有人回答。
要是在平时,陈景润就会走回座位,继续看书,一直看到第二天早上。可是,今天不行啊!他要赶回宿舍,做那道没有做完的题目呢!他走到电话机旁边,给办公室打电话。可是没人来接,只有嘟嘟的声音。他又拨了几次号码,还是没有人来接。怎么办呢?这时候,他想起了党委书记,马上给党委书记拨了电话。
“陈景润?”党委书记接到电话,感到很奇怪。他问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高兴得不得了,笑着说:“陈景润!陈景润!你辛苦了,你真是个好同志。”
党委书记马上派了几个同志,去找图书馆的管理员。图书馆的大门打开了,陈景润向管理员说:“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谢谢!”他一边说一边跑下楼梯,回到了自己的宿舍。他打开灯,马上做起那道题目起来。
陈景润在解析数论的研究领域取得多项重大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奖、华罗庚数学奖等多项奖励。1984年4月27日,陈景润在横过马路时,被一辆急驶而来的自行车撞倒,后脑着地,诱发帕金森氏综合症。1996年3月19日,着名数学家陈景润因病住院,经抢救逝世,终年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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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斯生于公元前624年,是古希腊第一位闻名世界的大数学家.他原是一位很精明的商人,靠卖橄榄油积累了相当财富后,泰勒斯便专心从事科学研究和旅行.他勤奋好学,同时又不迷信古人,勇于探索,勇于创造,积极思考问题.他的家乡离埃及不太远,所以他常去埃及旅行.在那里,泰勒斯认识了古埃及人在几千年间积累的丰富数学知识.他游历埃及时,曾用一种巧妙的方法算出了金字塔的高度,使古埃及国王阿美西斯钦羡不已.
泰勒斯的方法既巧妙又简单:选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在金字塔边竖立一根小木棍,然后观察木棍阴影的长度变化,等到阴影长度恰好等于木棍长度时,赶紧测量金字塔影的长度,因为在这一时刻,金字塔的高度也恰好与塔影长度相等.也有人说,泰勒斯是利用棍影与塔影长度的比等于棍高与塔高的比算出金字塔高度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用到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这个数学定理.泰勒斯自夸,说是他把这种方法教给了古埃及人但事实可能正好相反,应该是埃及人早就知道了类似的方法,但他们只满足于知道怎样去计算,却没有思考为什么这样算就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泰勒斯最先证明了如下的定理:
1.圆被任一直径二等分.
2.等腰三角形的两底角相等.
3.两条直线相交,对顶角相等.
4.半圆的内接三角形,一定是直角三角形.
5.如果两个三角形有一条边以及这条边上的两个角对应相等,那么这两个三角形全等.
这个定理也是塞乐斯最先发现并最先证明的,后人常称之为塞乐斯定理.相传泰勒斯证明这个定理后非常高兴,宰了一头公牛供奉神灵.后来,他还用这个定理算出了海上的船与陆地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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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数学家王贞仪(1768-1797),字德卿,江宁人,是清代学者王锡琛之女,著有《西洋筹算增删》一卷、《重订策算证讹》一卷、《象数窥余》四卷、《术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一卷。
从她遗留下来的著作可以看出,她是一位从事天文和筹算研究的女数学家。算筹,又被称为筹、策、筹策等,有时亦称为算子,是一种棒状的计算工具。一般是竹制或木制的一批同样长短粗细的小棒,也有用金属、玉、骨等质料制成的,不用时放在特制的算袋或算子筒里,使用时在特制的算板、毡或直接在桌上排布。应用“算筹”进行计算的方法叫做“筹算”,算筹传入日本称为“算术”。算筹在中国起源甚早,《老子》中有一句“善数者不用筹策”的记述,现在所见的最早记载是《孙子算经》,至明朝筹算渐渐为珠算所取代。
17世纪初叶,英国数学家纳皮尔发明了一种算筹计算法,明末介绍到我国,也称为“筹算”。清代著名数学家梅文鼎、戴震等人曾加以研究。戴震称其为“策算”。王贞仪也从事研究由西洋传入我国的这种筹算,并且写了三卷书向国人介绍西洋筹算。她在著作中对西洋筹算进行增补讲解,使之简易明了。王贞仪介绍的纳皮尔算筹乘除法,当时的读者认为容易了解,但与当时我国的乘除法筹算的方法相比,显得较繁杂,因此,数学家们没有使用西洋筹算,一直使用中国筹算法。今天的读者把中外筹算乘除法视为老古董,采用的是由外国传入的笔算四则运算,这种笔算于1903年才开始被使用,故我国与世界接轨使用笔算的历史只有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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