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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子短跑运动员,男子60米、1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
事迹:“中国飞人,亚洲之光”。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半决赛中,苏炳添跑出9秒83,以半决赛第一的成绩闯入决赛并打破亚洲纪录,成为中国首位闯入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运动员。决赛场上,苏炳添他再次以9秒98的成绩获得第六名。他超越了年龄,超越体能的局限,他是中国短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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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__年,王娅偶然看到清华大学教授赵家和成立基金会,捐助甘肃贫苦学子的报道,深受感动。随后,王娅很快将6000元助学金打入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账户。这样的举动让基金会理事长陈章武记住了这位普通的天津电力退休女工。
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一中的高一学生白云成为王娅的捐助对象。20__年3月,央视《朗读者》节目纪念赵家和教授的录制现场,陈章武第一次见到了王娅,王娅也第一次见到她资助的学生白云。
陈章武回忆说:“那天在拍摄现场,我想请王娅女士作为爱心人士的代表上台出镜,可她坚决不同意。王娅女士跟我讲,见到那些孩子她就心满意足了,不要让孩子们有什么精神负担。”
20__年初,王娅计划着再拿出一笔钱,多捐助几个孩子。然而20__年3月份,王娅被查出患有胰腺癌。病魔来势汹汹,当年6月,王娅又萌生捐出唯一一套房产、资助更多西部贫困学子的想法,来帮助更多的孩子。忍受着癌症的病痛折磨,王娅跟随基金会踏上了甘肃家访之路,只有她自己深知,对于她来说那也是最后一次出远门了。当时他们去了学校和学生家里家访,看到了受捐助学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学习劲头特别足,王娅特别高兴,浑然忘记了自己的病痛。
20__年2月18日下午,西青区华亭丽园居委会的同志和王娅生前两位好友来到王娅家,开门进屋,屋里和以前一样,用梯子做成的输液架、许久没骑的自行车、墙角还堆着准备给贫困学生寄去的衣物……一切都像在等待着王娅的归来。书柜里摆着两张打开的荣誉证书,分别是市文明办授予的“天津好人”荣誉称号和市妇联授予的天津市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在王娅挚友陈海兰收拾遗物的时候,发现客厅茶几上放着一个没有拆开的大信封,上面印着“甘肃省灵台县第一中学”的字样。在大家同意后,拆开了这个信封,里面是7封来自受王娅资助学生的信件。7名孩子在信里写了各自的近况,诉说着对王娅的感谢、思念和祝福之情。“亲爱的王奶奶,您是无私的人,是太阳、是雨露,光芒照耀着大地,滋润着我的心田,您用您的毕生心血来资助中国的贫困学生,这份恩情我此生难忘。此后,我定将用您资助的钱,好好努力学习,回报祖国、回报社会,决不辜负您的善心,我也会将您高尚的品质发扬光大!”一位名叫冯亚娟的同学在信中动情地写道。“亲爱的王奶奶,我一直记得您的话,要努力使自己活得有意义,在生活中也尽可能帮助别人。”信的落款是“您远在西宁的孩子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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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一词或许我们已经见过无数遍,有的人悄无声息地爱国,有的人激昂壮烈地爱国,实在是各领风骚,让我们看一下他们又是怎样的爱国。
有一个人,他身处战国时期的楚国,他任官期间国家正处于备战状态,他不断上谏楚国的君主,力求治国以德,却不曾想得罪了官场上的许多大臣,被流放异地。但他却不后悔,写下了闻名于世的《离骚》,表明自己的忠贞之心,最后投汨罗江以死明志。他,就是屈原。即使明知会得罪许多大臣甚至触怒君主,他也要把自己的建议提及给自己的君主,为国家着想,不能让国家再这么沦落下去,这,就是爱国。
如果说屈原的爱国轰轰烈烈,那么苏轼的爱国相比之下却是另一种风味。我们都知道,苏轼深得皇帝的喜爱,在朝廷上进尽忠言,却因乌台诗案被贬,许多人或许只看到他在被贬后的闲适怡情。殊不知,苏轼在被贬后仍关心国事,而且到了被贬的地方后,还经常和当地的百姓一起聊天,关注民生和国家的一些政策,并且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去给当地长官提意见,让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加快了速度,深得百姓的喜爱。爱国不一定要轰轰烈烈,平时的一些小举动也是爱国,你为国家和老百姓多想一想,这,便是爱国。
古人的爱国举动让人推崇,然而近代的爱国也毫不逊色。在清朝,各种腐朽制度使得贪赃枉法等不再是新闻,而是“家常便饭”。而在这一制度下的大部分人民,逐渐变得麻木不堪。这时,有一位知识青年,深知国家现状,决心要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与其他七十一位有着同样报国的理想的青年发动了广州黄花岗起义,在起义前写下了震撼人心的《与妻书》,表现了他为亿万民众能过上幸福生活而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崇高献身精神。这个人,便是林觉民。当国家深处灾难困境时,他明知困难重重,但他的爱国之心给予了他力量,为了国家,他光荣赴死。这就是爱国。
爱国的方式有很多,即使是普通人,只要真心地为国家着想,为人民着想,那就是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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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激进暴力分子对香港的破坏,已经从实物、设施层面,蔓延至公共秩序、法律规则、社会人心层面,进而严重消耗着香港赖以发展的软实力。街头乃至校园暴力不断升级,“黑色恐怖”蔓延,香港甚至“经历了二次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破坏”,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面对这样一个伤痕累累、病入沉疴的香港,包括工商界在内的香港各界中能够发挥影响力的人士,如果再不站出来抵制暴力、为社会的公义和香港的未来发声,那就不只是对激进暴力分子的纵容,更是在眼睁睁看着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滑入深渊,是在亲手断送香港的明天!
可以理解,一些工商界的企业家,乃至不同行业有影响力的人物,对站出来抵制暴力顾虑重重,是怕引火烧身。但只要稍稍向前看远一些,就能明白,倘若今天因为惧怕而一时哑忍,看似保全了自己,实则是遗祸无穷。香港一旦被激进暴力分子打上恐怖、失序、不安全的标签,就会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产生不可估量的重创,到头来损失最大的还是香港的'商业、金融业乃至各个领域。如今,已经到了危及香港整体利益和各行各业自身利益的关键时刻,每一个香港人心中都需要一杆秤。
不受严厉惩处的不会轻易收手,暴力乱港的势力不会自行褪去,反而是你越弱、他就越强。如果在今天这样一个退无可退的时刻,一些人还在犹豫、观望、抱怨甚至投机,那么最终必然悔之不及。香港是一个工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经不起一点折腾。大家救香港,就是救自己!
之前,已有一些香港的企业家、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站出来对暴力说不,也有大的地产企业捐出土地用于兴建公屋,聚焦香港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获得了广泛认同和好评。现如今还需要更多有识之士挺身而出、带头发声、传递正能量,并且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抵制暴力,抵制煽暴纵暴的行为,支持特区政府和警方严正执法、维护法治。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止暴制乱的声音越响亮,邪恶暴力的声音就会越微弱;让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充盈香港,极端激进分子的暴力凶焰一定会被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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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孟二冬(1957年1月~2006年4月22日),生于安徽宿县(今宿州),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来,孟二冬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坚持不懈地教育学生追求真知、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师、高尚人格的楷模。为支援新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2004年3月,孟二冬主动要求参加了北京大学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教学的工作。他在剧烈的咳嗽中坚持讲完最后一节课,倒在讲台上。经医院诊断,他已患食管恶性肿瘤。2006年4月22日,孟二冬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49岁。人事部、教育部授予孟二冬“全国模范教师”荣誉称号。
2019年9月25日,入选“最美奋斗者”个人名单。
人物经历
孟二冬(1957.1—2006.4.22),1957年1月生,安徽省宿州市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原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专长为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多年来,孟二冬坚持党的教育方针,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坚持不懈地教育学生追求真知、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师、高尚人格的楷模;他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潜心治学,撰写了《中国诗学通论》(合著)、《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韩孟派诗传》、《千古传世美文》、《陶渊明集译注》、《中国文学史》(参编)等400多万字的专著 [2] ;荣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北京大学第九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得到了我国文学界和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1957年1月12日,孟二冬出生于安徽省蚌埠。他中小学时期学习成绩突出,品学兼优。1978年3月,孟二冬通过高考成为宿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的学生。1980年2月初,他被择优留校,成为中文系老师。他求学的脚步从未停歇,十余年中三进北大,走过了进修学习、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求学历程。
1994年,孟二冬留在北大中文系任教。此后,二冬备课缜密周详,课前静坐“过电影”,课后“回放”找得失。每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每个论点的论据都有翔实的文献资料作支撑。他从不对学生发脾气,课上课下,学生们看到的孟老师,是一位博学而又酷爱运动、儒雅而又专注学术、敬业而又热爱生活的老师和朋友。
孟二冬先后出版了《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等多部论著,获国家图书奖等多个奖项 [9] 。
学科专长为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孟二冬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潜心治学,撰写了《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韩孟派诗传》等400多万字的专著。他历时七年,经过大量艰苦的研究,完成了100多万字的《〈登科记考〉补正》。
为支援新疆高等教育事业,2004年3月,孟二冬主动要求参加了北大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教学的工作。在到石河子大学的第二周,他就出现严重的嗓子喑哑症状,尽管每天打针、吃药,他仍坚持上课。随着声音越来越微弱,他不得不在课堂上用起麦克风。校领导和老师们多次劝他休息,但他都微笑着说:“没关系,我还能坚持。”在师生们的再三要求下,他来到当地医院检查,医生根据病情做出了“禁声”的医嘱,但他第二天又强忍病痛站在了讲台上。2004年4月26日,他在剧烈的咳嗽中坚持讲完《唐代文学》最后一节课,倒在讲台上。经医院诊断,他已患食管恶性肿瘤。
孟二冬在石河子大学期间,除坚持为中文系2002级四个班的学生每周讲授10学时的必修课外,同时还为中文系教师开设了《唐代科考》选修课,利用业余时间积极主动与中文系教师座谈,交流教学工作经验,圆满完成了北京大学和石河子大学双方协议的支教任务 [8] 。孟二冬在北京治疗期间,仍以顽强的毅力坦然面对病痛折磨,坚持课题研究和指导研究生的工作,积极筹备让自己的研究生去石河子大学为本科生开设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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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二冬先生(1957-2006),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全国模范教师。
在同事眼中,他是善良谦和,钻进学问中自得其乐、甘之如饴的人,以勤勉踏实的治学精神攀登学术高峰,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在学生眼中,他是教他们知识,更教他们做人的人,为人师表的高尚品德深深打动了许多人。
在讲台上,他是神采飞扬,讲述着盛唐气象、魏晋风度的人。
在病床上,他是做完三个大手术仍谈笑风生、乐观幽默的人。
在四十九年的短暂生命中,他用平凡创造了伟大,让人们看到了一位学者无比丰富的心灵、高尚的情怀,他体现了一位当代知识分子富有生命力的执着追求,奏响了一曲恢宏的时代英雄交响乐章。
与孟二冬相识相知二十五年的北大中文系教授袁行霈先生,满怀深情地谈到自己这位得意弟子:“我一向以道德和文章的统一要求学生,他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了。他为人清正刚毅,治学勤勉踏实,我为之而骄傲。”
01
执着求知的风华少年:尺璧非宝,寸阴是竞
出生于安徽省蚌埠的孟二冬,因在家里男孩中排行老二而得名。后来他和好友谈起自己的名字,笑称是缘于《诗韵合璧》中的“一东二冬三江四支”,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可见一斑。
孟二冬的童年和少年岁月,是在动荡和频频的迁徙中度过的。由于“--”对教育的干扰和破坏,本应受到良好基础教育的他,求学之路变得坎坷不平。然而,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他始终固守着那份求知的情结,坚持着那份为学的信念。
他自己靠查字典看的第一本古文书籍是南朝梁人周兴嗣编著的《千字文》,他特别喜欢其中的“尺璧非宝、寸阴是竞”两句,还用毛笔写成小小的条幅,贴在自己的床头,时刻激励自己。
在泗县中学读书期间,孟二冬的勤奋好学、吃苦耐劳和纯朴厚道,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学习成绩突出,品学兼优,还热爱体育运动,颇具运动天赋,是校田径队和排球队的主力。对待同学,他友善亲和,谦逊质朴,乐于助人,无论学习还是日常生活上的事都有求必应。大家评价他做事勤恳踏实、任劳任怨,“学工学农”到乡下劳动,不惜体力,从不偷懒,还抢着帮别人干活。
1977 年冬天,孟二冬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第一年的考试,顺利成为宿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的学生。进校伊始,他就为实现“做一名合格的初中教师”而不懈地做准备。
同学们都说他是个能坐得住的读书人,读起书来就进入忘我的境界。他有一个习惯,无论到哪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背着那个装满书本的军用挎包,有空就坐下来,哪怕是席地而坐也不在乎,取出书就读,有时还在书本上圈圈点点,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神情十分专注,周围的一切仿佛都不存在。
1980年2月初,孟二冬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专科学业。由于他品学兼优,年纪最轻又热爱文体活动,因而被择优留校,分配到校团委工作。
可一个学期还没结束,孟二冬却找到中文系老师和学校领导,多次提出回系当老师的请求。他恳切地对校领导说:“我中小学阶段几乎是在‘--’中度过的,师专两年,时光匆匆,我总觉得自己读的书太少。现在我最渴望的就是多读点书,回系里当老师可以边教边学,能静下心来多学点东西,我有信心当一名称职的高校教师。”学校领导被他的真诚打动, 批准他回系从教。
孟二冬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活经历证明,一个热爱生活、乐观向上,能够挣脱纷繁世事、保持宁静心境,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的人,能够享受到顺境带来的幸福与快乐,也能够从逆境中寻觅到愉悦和动力。
02
勤勉踏实的学者本色: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句名言,孟二冬始终不渝地践行着。
从1981年以进修教师的身份来到北大,到1985年考取袁行霈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再到1991年重回北大攻读博士学位,直至毕业后在北大留校任教至今,孟二冬三进北大,他的学术轨迹、人生轨迹都与北大密切相连。
“境界”二字是北大师生们提起孟二冬最常用的两个字。
“二冬是一个能坐得住的人,他的心能沉得下来,大千世界的种种诱惑,都动摇不了他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孟二冬当年的导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先生非常欣赏他在为学上表现出的踏实勤奋的精神和通达捭阖的灵气,称赞他:“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说,孟二冬是学问中人,“投入”与“愉悦”是理解他的内心世界的着眼点。
孟二冬是一个真正进入治学境界的学问中人,他把读书做学问当作生活的一种方式。“世缘俗念消除尽,别是人间清净翁”,他三年读硕的日子,形成了“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轨迹。日日与典籍相伴,夜夜涵泳其间,每有所得,心自怡然。
他惜时如金,和好友谈起在北大紧张的学习生活时,他说:可惜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要是能再多上几个小时多好,那该能多看多少书啊!
孟二冬治学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于任何一个知识点,自己一定要获得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只要有一点可能,就绝不停留在第二手资料上。考证的资料也尽可能做到没有遗漏、不留遗憾。这种从不言弃、不厌其烦、追根溯源、详尽考证的学习态度,与他旁征博引、纵横捭阖的教学风格相得益彰。
1994年,孟二冬计划进行唐代省试诗的研究,阅读了大量唐代科举的相关资料后,发现清代学者徐松的《登科记考》有大量的缺漏,于是放下手中的课题,把自己埋在古籍阅览室的故纸堆里。
从总集、选集到别集,从正史、野史到笔记,从墓志、方志到家乘,从丛书、类书到姓氏之书,他在散发着霉味的线装书中一条一条地查找,对唐代登科的士人一个一个地核实,广泛收集资料,参校甄别,将这部资料性极强的学术著作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仅所录科考人数一项就比原著增加了一半。他这一干,就花去了宝贵的七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上中下三册一百多万字的《登科记考补正》。
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院长李赋教授曾经问他:“孟老师,听说你为了写一百多万字的《登科记考补正》,七年时间泡在图书馆。天天钻在‘故纸堆’里,不觉得苦吗?”孟二冬回答:“说实在的,‘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坐在图书馆里,一闻到线装书那特有的纸香味,心里就感觉到特别踏实。”
2004年,这部专著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并得到了文学界和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登科记考补正》一书,“从最初搜集资料至今书稿完工,屈指算来,已越六七个春秋。寒来暑往,青灯黄卷;日复一日,萧疏鬓斑,几不敢偷闲半日。然而今日之结果,是否已臻当日之构想,似已无须计较。刘勰尝云:‘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文心雕龙·神思》)但能遗惠于学界一二,足慰此心”。孟二冬在该书后记中的这段话,正是他自己治学精神的写照。
03
无私奉献的不朽师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在北大,孟二冬所带的研究生们讲起他们的老师,个个心存感激。他们说,孟教授不仅教给他们知识,还教会他们怎样做人。
孟二冬在教学中把学生看得很重。在他心中,为人之师的职责是圣洁的,应该用全部心血去投入,来不得丝毫敷衍,要不得半点虚浮,不能愧对学生,不能贻误学生。
为了掌握学生的学习要求,了解学生对自己教学的反应,他经常走进自修室,辅导学生学习,解疑答惑;与学生面对面交流,虚心征求学生对自己教学的意见。他和学生的交流是平等的、谦和的、真诚的,这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获得了同学们的信任。
孟二冬对学生的认真态度和关爱之心,让学生难以忘怀,也让学生清晰地看到自己未来教书、做学问的标准。他以自己的言行告诉学生:经济上可能有人一夜暴富,学术上却不可能,因为做学问需要耐心细致,需要日积月累,需要大量的考证和知识积淀,需要老老实实地下功夫,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
“孟教授批改学生作业总是一丝不苟。”他的博士生刘占召说。每到批改论文时,孟二冬的家就成了图书馆,到处铺满打开的书,供他随时查找。他看过的学生论文,几乎每一页都夹有小纸条,纸条上除了对论文的框架和立意提出建议外,还有对错别字的改正——常常比学生自己还要认真。
博士生翟景运说:“孟教授在治学方面对学生要求是一流严格,可是,他从未批评过学生。我开始还很奇怪:他是怎样做到的?看到他的纸条,我明白了。如果一位导师在学生论文的每一页都夹上了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条,就凭这一点感动,就能令哪怕稍微有一点自觉性的同学严格要求自己。”
2004年3月,为支援新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孟二冬主动要求参加北京大学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的支教工作。
到达的第二天他就要求上课。那堂课,教室里座无虚席,有的教师和学生还自己带了凳子坐在后面和过道里。看着台下那一张张求知若渴的面孔,他讲得激情澎湃,学子们听得如醉如痴,他们感到孟教授为大家推开了一扇窗,让大家看到了从没见过的一处优美风景。
这堂课,孟二冬在黑板上写了擦、擦了写,用粉笔写了二十块板书,每次都是写得满满的才擦去。他的板书用的是繁体字,从右至左,竖行书写。他的字,用的是端端正正的行书。这样的板书,无声地提示听课的师生们,一名古代文学的学习者、研究者应该具有的功底和修养。
此后,孟二冬每节课都提前十分钟开讲。他说:“支教的时间有限,我要把分分秒秒充分利用好,尽可能多地给学生们传授知识。”
他要求教学秘书增加他的课时,达到了正常工作量的三倍。除了给学生上课,他还为中文系的教师们开设了唐代科考的选修课。
孟二冬崇高的师德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永远留在了石河子大学学子们的心中。该校中文系学生杜淑娟说:“以前,想到自己毕业后可能要当‘孩子王’,总有些落寞。有时甚至产生这样的想法:生活在落后的西部地区,真是不幸。自从上了孟老师的课后,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重新校正了生活坐标,明白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该坚守什么。如果将来当了老师,我会像孟老师那样,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
孟二冬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守拙斋”。他在教师的岗位上,尽心尽职,一丝不苟,十几年如一日地教书育人,热忱、随和、宽厚,已经融入这位学者的整个身心。
孟二冬对学生的牵挂,对授业的严谨尽心,无不显现出一种感人至深的师道魅力。他那从容显现的淡定、儒雅的品格,执着、大爱所展露的境界,正是人们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形象、教师的形象。
04
乐观坚强的病魔战士:云山风度,松柏精神
2004年4月26日上午,正在新疆支教的孟二冬像往常一样精神饱满地走进石河子大学中文系教室,给一百三十名学生讲授唐代文学。同学们都知道,孟老师嗓子沙哑得越来越厉害,还常伴着阵阵咳嗽。他表面上平静,实际强忍着巨大病痛。
下课的铃声响了,孟二冬讲完了最后一课,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踉跄地走下讲台,许多同学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孟二冬被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出来了:一个乒乓球大小的恶性肿瘤挤压着他的气管,使他难以发声;挤压着他的食管,使他难以下咽,哪怕是一口唾液。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胸外科的医护人员至今都还记得孟二冬这个病人。“他是一个坚韧、坚强、乐观的英雄。”护士长王玉英说。
“孟教授话很少,十分坚强。从不把自己的痛苦带给别人。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他都说‘还可以’。如果他说‘我这儿有点儿胀,请帮我看看怎么回事’,就是已经非常严重了。”孟二冬的主管大夫赵虎说,“他很乐观,让他吃药、吃饭、咳痰,不管多疼他都马上配合,没有半点犹豫。他最常问我的是:我什么时候可以工作?”
2005年6月 孟二冬第二次手术后参加中文系博士答辩会
熟悉孟二冬的人都说他“外庄内谐”,在病榻上,他的性格也丝毫没有改变。
几次手术下来,他常对人说的是:“我的身体就像攒电脑一样,被重新组装了一次。”
开颅手术后,一根十几厘米的长钉永远留在他的头里。前去探望的人都很动容,孟二冬却说:“我这头里是一万块钱啊!”
在病榻上的这一年多里,孟二冬新招了三个博士生和两个硕士生,送走了三个硕士生,并亲自辅导他们的论文写作;2005 年春天,全校运动会,他出现在中文系的仪仗队中;2005 年 5 月,毕业班研究生足球告别赛,他居然上了场;2005 年暑假,他还报名参加中文系工会组织的学车,一个月就拿到了驾照。
他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修订再版工作;他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2005 年第 1 期),在《国学研究》上发表了七万字的《“无弦琴”的认同与启示》(2004 年第 13、14 期);他开始练习书法,从欧体正楷练起,写的是“云山风度,松柏精神”。
2006 年 1 月 12 日恰好是孟二冬的四十九岁生日,博士生刘占召特意为孟老师在病房里筹办了一个小范围的生日聚会,孟二冬情绪特别好,特意穿了一件大红色的衣服,还跟大家一起唱起了生日快乐歌。
兴之所至,他引用《淮南子·原道训》的一句话说:“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回首往昔,他大脑里闪现的不是自己取得了哪些成就,而是自己还有什么不足。
2006年4 月 22 日凌晨,坚强的生命没有抵抗住病魔的侵袭,与癌症抗争了整整两年有余的孟二冬永远闭上了眼睛。清晨来了,外面阳光很亮,春风轻拂,所可惜者,仁者不寿,伊人已去。
“细柳春风,此日护君归后土;明窗朗月,何人伴我话唐诗。” 一副挽联,何等心境。作为孟二冬的导师,袁行霈教授道出了知己故去的忧伤,而孟教授的弟子们也从中读到了自己对导师无尽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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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能坐得住的人,他的心能沉得下来,大千世界的种种诱惑,都动摇不了他对学术的执著追求。”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民盟中央副主席袁行霈先生称赞的这个人,叫孟二冬。
12月11日上午,北京地区气温零下四五摄氏度。年近七旬的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冒着刺骨的寒风,来到北五环外一个北大教师住宅小区,探望与他相识相知25年的学生孟二冬。
今年48岁的孟二冬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前不久刚做完第三次食道肿瘤手术。看着正在接受化疗的得意门生孟二冬瘦削的面孔,袁行霈先生既心疼又欣慰———他为自己的学生一年之中经受了三次大手术的折磨而心疼,也为孟二冬意志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而欣慰!
支教:强忍病痛,坚守讲台楷模 去年春,孟二冬在新疆支教时,病倒在讲坛上。
2003年非典期间,孟二冬在日本东京大学作访问学者两年期满后,回到北京大学。回国还不到一年,当教研室负责人找他商量到新疆石河子大学“对口支援”的事儿时,他二话没说,愉快地接受了支教任务。2004年3月1日起,孟二冬来到石河子大学中文系,进行为期8周的支教工作。 去年3月8日,孟二冬到新疆支教的第二周,他的嗓子开始沙哑。他以为是咽炎,坚持每天上课。可是,他的嗓子沙哑得一天比一天厉害,还常伴着剧烈咳嗽。他去了校医院,每天打针、吃药,仍然坚持上课。同学们发现,课堂上孟老师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后来不得不用麦克风。校领导和老师请他休息几天,等嗓子好了再上课,他却微笑着说:“没关系,我还能坚持。”
除了给石河子大学中文系2002级138名学生讲授《唐代文学》必修课,孟二冬还为中文系教师开设了《唐代科考》的选修课,他把多年研究的心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石河子大学的同行们。此外,他还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与中文系的教师座谈,为推动石河子大学中文学科建设出谋划策。
4月17日,在老师们的再三要求下,孟老师来到当地医院检查。医生立即给他做了“禁声”的医嘱。可是,第二天他又站到了讲台上。
按照支教安排,4月26日是孟二冬给同学们上的最后一课。孟老师嗓子沙哑得更厉害了,并不时伴着阵阵咳嗽。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但同学们都知道,孟老师是在强忍着巨大的病痛。许多同学的双眼噙满了泪水……下课的铃声响了,孟二冬讲完了最后一课,在热烈的掌声中踉跄地走下讲台。孟二冬以坚强的意志,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完成了每周10学时的教学任务,中间没有休息一天。
下课后,孟二冬来到校医院。诊断结果令他大吃一惊:一个乒乓球大小的恶性肿瘤挤压着他的气管,使他难以发声;挤压着他的食管,使他难以下咽。医生要求孟二冬立即住院。
5月2日,孟二冬被紧急送回北京,在北大医院胸外科进行首次手术治疗,手术进行了近20个小时。
治学:坐冷板凳,做真学问
孟二冬两年前才搬进现在这个90多平方米的新居。此前十几年,他们一家三口一直住在北大校园内的“筒子楼”里。他的爱人耿琴老师说,老孟一直舍不得离开那座“筒子楼”,就是因为离北大图书馆近,去那儿查资料方便。
1980年孟二冬从安徽宿州师专毕业后留校任教,其间有幸到北大中文系进修古代文学,开始师从袁行霈先生。1985年,孟二冬以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袁行霈先生的硕士研究生。1988年,孟二冬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初创的烟台大学任教,担任烟台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91年,孟二冬又考取了袁行霈先生的博士生,1994年毕业后留在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任教。从1994年到2001年初赴东京大学作访问学者之前,孟二冬一直兼任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秘书,是袁行霈先生的得力助手。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中文系教授程郁缀告诉记者,有很长一段时间,为了完成那部具有重大史学文献价值的专著《登科记考补正》,孟二冬几乎每天与馆员一起上下班,成了北大图书馆古籍善本室最忠实的读者。
《登科记考》是清代学者徐松所著的关于古代科举方面的名作。1994年,孟二冬查找了大量资料,发现此书内容存在大量缺误。于是,他开始对这一著作进行研究和整理。孟二冬花了7年时间,终于完成了100多万字的《登科记考补正》(上、中、下三册,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2004年,这部专著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并得到我国文学界和史学界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近些年我国文学界和史学界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
写这部著作时,孟二冬翻遍了能够收集到的所有相关古籍。经过大量艰苦的研究,仅科举的人数就比原著增加了一半。他付出了大量心血,得到的稿费却只有3万元。就是这3万元,他还全部换成了著作,送给自己的老师和学生。
袁行霈先生说,做学问特别讲究用第一手资料,孟二冬都是从第一手资料出发,研究功底非常扎实。他洋洋400多万字的研究成果,从《中国诗学通论》到《千古传世美文》,从《陶渊明集译注》到《中国文学史》,都像他的为人一样厚实可信。
孟二冬在北大并不是一个孤例。十几年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为了编写《唐史》,就曾数年如一日地“泡”在北大图书馆古籍善本室里。孟二冬这种甘坐冷板凳、一心做学问的治学精神,正是对北大光荣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受社会上名利浪潮的诱惑,大学里确有一部分老师忙于社会活动,到校外讲课捞外快,还有一些老师热衷于攒畅销书赚钱。凭孟二冬的学问,也有不少地方以高额报酬请他去讲课,但都被他推掉了。他的爱人耿琴说,这么多年,老孟从没拿过一分额外的报酬。
北大新闻中心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赵为民教授深有感触地说,在目前的社会中,功利思想严重,浮躁之风盛行,而孟老师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全部身心都扑在教学科研上,甘于寂寞,敬业奉献,这正是目前应该大力弘扬的一种高尚精神。
做人:尺璧不宝,寸阴十金
当得知孟老师患了重病,新疆石河子大学许多师生被他的毅力和精神感动。他教过的138名学生精心准备了一个精致的留言簿,每个学生都写上自己的祝福,寄给了病榻上的孟二冬。
孟二冬在东京大学作访问学者时教过的日本学生也自发地聚在一起,叠了好多千纸鹤寄给孟老师,并集体在慰问信上签名,遥祝孟老师早日康复。
今年国庆节前,新疆石河子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们自发地捐款2881.40元,托回京休假的北大支教老师带给孟老师。看着同学们一元、一角地凑起来的2000多块钱,孟二冬和他的爱人很感动,但他们一分钱都没动。
病榻上的孟二冬心里一直惦记着新疆的同学们。他知道,那里急缺图书资料,就让爱人去刻录了200张古籍资料文献光盘,准备送给石河子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和同学人手一张。他还准备让自己的研究生去石河子大学为本科生开讲座,顺便把同学们的捐款捎回去还给大家。
在北大,他所带的研究生们讲起孟老师,个个眼圈红红的。2005级硕士生蔡丹君同学说,就在9月10日孟二冬第三次做开颅手术前一天,她去医院看望他。孟老师从病床上坐起来,语重心长地给这位新弟子上了第一课。从治学到做人,从生活到理想,孟老师娓娓道来,一直谈了一个多小时,根本就不像一个第二天就要做开颅手术的人。蔡丹君动情地说:“我从孟老师身上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在学生们的眼中,他既是良师,又是益友。已经博士毕业的曾祥波说:“孟老师为人宽厚,真诚、平等地对待学生。他做事为别人考虑得多,为自己打算得少,为别人做了许多好事也不说。孟老师曾经为我写过几封推荐信,却一直没有提起过,还是别人说起我才知道。”每次想到这些,小曾的心里都泛起一股暖流。
孟二冬病重住院后,每天坚持练习书法,他经常写的八个大字是“尺璧不宝,寸阴十金”。他用《千字文》中的这句话,表达了自己珍惜时间、爱惜生命,要在有限的时光中做更多的事情、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的坚定信念。
袁行霈先生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孟二冬为人清正刚毅、治学勤勉踏实。他待人诚实,非常值得信赖;做学问一是一、二是二,绝无花架子。”一向以道德和文章的统一来严格要求自己的袁行霈先生,深为自己有这样的弟子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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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持人问道:“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还会选择扫雷大队吗?”杜富国坚定地回答:“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哪怕一千次一万次,我相信我都会一如既往地去选择扫雷。因为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做了一名扫雷兵,做了一名战士应尽的职责。”
面对生死攸关的雷场,杜富国说:“怕死就不来当兵了,和平年代,雷场就是战场,人民战士决不能后退半步。”他将自己的微信名改为“雷神”,QQ名改为“征服死亡地带”。受伤后,杜富国说:“我会为自己加油,努力成为一名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他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每天努力进行康复训练,向命运发起挑战。
“我的父亲是一名党员,我跟随父亲的脚步,现在也是一名党员。参军入伍、边境扫雷、保卫人民、报效国家,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任务,我从不后悔,家人也从未后悔。”英雄的内心世界里,永远是担当使命的家国情怀。
他来自拥军情怀浓厚的家庭
5月22日,湄潭县兴隆镇太平村,杜富国的父亲杜俊正坐在老家院坝里休息。初夏的阳光普照大地,空气中飘散着饲料发酵的气味,一切平静如常。杜俊站在院坝里,不时地望一望杜富国的房间。
1991年,杜富国出生在这个有着浓厚拥军爱国情怀的家庭。杜俊讲了一个杜家人人都知道的故事:琊川镇开展剿匪斗争时,有两名解放军战士走散了,被恶霸抓住关了起来,命令杜富国的太爷爷看守好。一天夜里,太爷爷想办法放走了两名解放军战士,并制造了自行逃走的假现场。从那时起,一份军人情结开始在杜家生根发芽……
杜俊年轻的时候曾渴望成为一名军人,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杜俊有四个子女,分别叫富国、富佳、富民、富强,浓浓的家国情怀。杜俊说,他希望四个子女能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一个人,不管是对家庭还是对社会,都要有责任心。”“无论做什么事,你都要用心去做,而不只是用手和脚。”从小,杜富国就听着父亲讲做人的道理。
杜俊是这么教育子女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太平村村监委主任夏世国说,杜俊一家人勤劳智慧、善于经营,不仅让自己家的经济条件好起来,还经常出钱出物帮助村里的贫困群众,义务为村里做了许多好事。“从打车塘到牛南丘的通组路是杜俊出资修建的,村里的人畜饮水工程也是杜俊垫钱修的。”夏世国感慨地说,“富国走上参军路,和他父辈的影响分不开。”
杜俊还记得,那年刚参军不久的杜富国回家休假,杜俊发现,儿子言谈举止像变了个人,已俨然具备一名军人的风范。还在上学的四弟杜富强围着身穿军装的大哥转了几圈,羡慕不已。趁哥哥不备,富强偷偷将那又长又大的军装套在身上,向村里的小伙伴炫耀。“富国心疼得不行,生怕自己的军装被弄脏,命令弟弟脱下来,然后仔细洗了一遍。富强气呼呼地说,‘我长大了也当兵,不穿你的就是!’”回忆起往事,杜俊充满快乐。
后来,杜富强真的跟随哥哥的脚步,成为了一名军人,如今驻扎在西藏边疆。杜富国受伤后,杜富强曾一度感觉如天塌。杜富强红着眼眶说:“他是我的榜样,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他听着红军故事长大
“成为军人,要从我的家乡说起。”杜富国说,湄潭是红军走过的地方,他从小是听着革命先辈的故事长大的,从小就非常崇拜军人,所以长大后也想参军。
遵义,因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闻名于世。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司令部曾在杜富国的故乡湄潭驻扎,保卫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更巧的是,杜富国家门前那条干净整洁的通村路,就是当年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带领部队走过的地方。
在太平村,每当茶余饭后,当地老人就会讲起红九军团的故事。村里放露天电影,杜俊常常带子女们去看,《林海雪原》《狼牙山五壮士》《中国远征军》……都是杜富国儿时最喜爱的影片。每年,杜富国都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和同学们一起到红军墓前祭扫,到红九军团司令部旧址、浙大西迁纪念馆参观学习。
杜富国曾就读的皂角小学,是一所有着特殊背景的学校。校园一角,立着一块“皂角桥育幼院纪念碑”。抗战时期,宋庆龄主持成立“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贵州分会皂角桥育幼院应运而生。当时,它为沦陷区400余名孤儿(多为军人遗孤)提供了学习和栖身之所,这是今皂角小学的前身。
吴东是杜富国小学时的语文老师,他说:“我们每年都带学生们来到这块碑前,让每个孩子都知道这段历史。”
“当时杜家三兄妹都在学校读书,富国是大哥,总是照顾弟弟妹妹。”吴东清楚地记得,一次放学,他看到富民在校门口摔倒了,正欲上前,只见杜富国飞速奔过,一脸心疼地扶起富民,背着脚受伤的弟弟回家。一路上,吴东一直叫杜富国把弟弟交给他来背,杜富国一笑,倔强的嘴角上扬:“没事没事。”那是一段漫长的山路,杜富国的汗水直往下淌,直到实在体力不支,才肯让吴老师帮忙背弟弟回家。
天城镇中心学校校长金粟是杜富国中学思想品德课老师。金粟回忆,一次班上有同学生病,杜富国又扶又背地把同学送到了医院。
张炜是该校七年级学生,他常常到杜富国先进事迹宣传栏前凝神学习。“杜富国哥哥真帅,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有这样的校友,我感到很自豪。”
他在生死雷场上得到了锤炼
2010年12月,杜富国在湄潭的红九军团司令部旧址旁,穿上绿军装,戴上大红花,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成为军人后,杜富国时刻想着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得知组建扫雷大队的消息后,他第一时间递交了申请书:“我思索着怎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衡量的唯一标准是真正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百姓做了些什么……我感到这就是我的使命……”
从儿时到成年,有担当、不服输的精神,已深深烙在了杜富国的性格里。
刚到扫雷大队时,由于文化基础薄弱,杜富国首次理论摸底考试没有及格。他把排雷理论知识点制成小卡片方便背诵,他把扫雷教材翻得卷了边……从不及格到90分,他用了45天;临战训练综合性考核,他所有课目都被评为优。
扫雷,是一场又一场与死神的较量。为此,杜富国刻苦训练搜排技能,在训练中将铁钉、石块、弹片等混合埋设,并使用斜放、混合、覆盖等方法增加难度,熟练掌握了10余种地雷的排除方法,将探雷器练成了自己的“第三只手”。2015年6月以来,杜富国先后进出雷场1000余次,累计扫雷排爆2400余枚,处置险情20多次。由于总是冲锋在前,战友称他“雷大胆”。
从小时候照顾弟弟妹妹的“让我来”,到上学时帮助同学的“让我来”,再到军营里、雷场上乃至生死一刻的“让我来”……这,就是杜富国,一个在红色基因浸润中成长起来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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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佩兰,女,98岁,解放军3519职工医院和郑州市建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医生。
1944年,胡佩兰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部,70岁时才从郑州铁路中心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位上退休。退休后,她一直坚持坐诊。胡佩兰生活节俭,舍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但她经常大方地给病人垫付医药费。她还拿出微薄的坐诊收入和退休金,捐建了50多个“希望书屋”。胡佩兰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进出都要坐小推椅。20__年7月,98岁胡佩兰心脏病突发,经抢救后,第二天她依然准时到医院坐诊。胡佩兰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平时看病不太依靠高科技仪器。因为慕名找上门的病人多,胡佩兰每天都会坚持看完所有病人才下班,对患者也极有耐心,给病人开药,很少超过一百元。如今,胡佩兰的记忆明显下降,耳朵也不如以前,但病人的'情况她却记得清清楚楚,耳朵里放着助听器,听不清的地方,便由旁边的学生解释。胡佩兰对病人的态度有目共睹,她经常说:“医患关系搞不好是因为交流不够,医生只要对病人认真负责了,病人也自然会对医生极力配合,不管面对哪一个病人,都要把患者当成自己的第一个病人来对待。”直至今日,胡佩兰已经在一个工厂职工医院和现在的地方,连续坐诊20年,坚持每周出诊6天,风雨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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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出生的郁期青已经将近80高龄,从一名江南书生到成为千里跋涉的测绘者,从1956年进队到1996年退休,40年的测绘生涯,他的足迹踏遍昆仑山、祁连山、天山等各地高山深里,并随着1965年底中科院开始组建科学考察队考察西藏,1966年、1968年、1975年,三次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下全程参与珠穆朗玛峰的科学考察,和团队成员成功登上海拔7050米的北坳顶部,首次自主完成珠穆朗玛峰高程测量,向世界公布珠峰的精确高程为海拔8848.13米,打破了长期以来为外国垄断的珠峰科学勘测。
在荒凉的戈壁、浩瀚的沙漠、险峻的高山、苍茫的荒原,他亲身经历了生死相依的战友,因雪崩坠崖、沙漠干渴、突发疾病、土匪袭击等等原因,为测绘事业献出年轻美好的生命。长期极高山区的野外作业,他自己也是九死一生,那次珠峰测量从北坳下来,因为又连续爬过几座雪山,严寒缺氧体力透支太多,他从重感冒转成肺水肿、胸膜炎并发症,体重由141斤下降到70斤,在医院抢救治疗了200多天方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却也从此落下了动脉硬化、胸膜粘连的后遗症。
老先生平时乐观开朗,很乐于聊天,朋友圈玩得也很熟练,还常常拿出过去的老照片分享给大家看。惟有当我们夸他身体状态好时,他回了一句“里面都是问题”后,像是回忆起什么似的,停顿了一会,勉强笑了笑说,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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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富国,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人,1991年11月出生,2010年12月入伍,中共党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陆军原云南扫雷大队四队五班战士,上士军衔。主动请缨参加边境扫雷任务,2015年7月进入云南扫雷大队后,先后进出雷场1000余次,累计排除爆炸物2400余枚,处置各类险情20多起。服役期间,荣立一等功1次,多次获嘉奖,分别被表彰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
2018年10月11日下午,杜富国和同组作业的战友艾岩在位于麻栗坡县老山西侧的坝子雷场作业时,发现一枚少部分露于地表的加重手榴弹,身为作业组长的杜富国深知这种手榴弹当量大、危险系数高,他在报告险情后接到上级“查明有无诡计设置”的指令后,对艾岩说了一句“你退后,让我来”,便小心翼翼地按照作业规程,用小刷子一点一点清除弹体周围浮土时,突然,“轰!”一声巨响,他倒在了血泊里,保全了战友,自己失去了双眼和双手。在手榴弹爆炸的瞬间,杜富国的身体向左倾斜,阻挡了扑向同组搜排战士艾岩的冲击波和弹片,避免了他身边战友遭受更大的伤害。
2018年11月20日,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在杜富国的病房内,举行了一场庄严的仪式:扫雷大队领导宣读了南部战区陆军为扫雷英雄杜富国记一等功的通令;2018年12月20日,杜富国被评为陆军首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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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富国,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四队五班战士,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人。1991年11月出生,2010年12月入伍。2018年10月11日,杜富国在云南省麻栗坡县坝子雷场扫雷作业时突遇爆炸,他将战友护在身后,用血肉之躯挡住危险,自己却失去了双手双眼。
“我感到这就是我的使命……”
任何英雄的成长都离不开他生长的环境。杜富国出生在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父亲杜俊为他起名“富国”,想法很质朴,“我没为国家出多少力,希望孩子这一代要为国家多做贡献。”
红色土地孕育崇高精神,信仰家庭塑造坚强战士。2010年12月,杜富国入伍,2015年,杜富国志愿加入扫雷大队。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思索着怎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衡量的唯一标准是真正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百姓做了些什么……我感到这就是我的使命……”
雷场看似寂静无声,实则凶险残酷。一次,杜俊在新闻图片中,看到儿子扛着炸药箱,在陡峭的山坡上攀爬,另一张图片则展示成千上万枚爆炸物,令人毛骨悚然。杜俊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图片,自豪地写道:“边境扫雷,背炸药的是我儿子,这是他们的战果!”
“你退后,让我来”
杜富国把听党指挥的信仰信念铸入灵魂。有人告诉他扫雷非常危险,他说:“怕死就不来当兵了,现在人民有需要、国家有号召,我们决不能后退半步。”
英雄也是历练出来的,杜富国刚到扫雷大队时,由于文化基础薄弱,首次理论摸底考试没有及格。一向不服输的他把排雷理论知识点制成小卡片,有空就拿出来背,几本扫雷教材都被他翻得卷了边,里面满是圈圈点点的红笔标注。
排雷理论别人学一个小时,他就学两个小时。查看杜富国的理论考试成绩表,从不及格到90分,他用了45天;临战训练综合性考核所有课目被评为全优。
能打胜仗是强军之要,对于扫雷兵来说就是要钻研排雷技术,握紧探雷器这杆“手中枪”。为把探雷器练成“第三只手”,杜富国将铁钉、石块、弹片等混合埋设,并使用斜放、混合、覆盖等方法增加难度,他缠着老班长和技术骨干反复练习技巧,很快熟练掌握了10余种地雷的排除方法,成为了全队公认的“排雷尖兵”。
战士们每天排了多少雷,常在本子上用“正”字计数。对杜富国这样的排雷老兵来说,早已不在意也不统计自己排了多少雷。战友们都说,杜富国是排雷最多的人之一,“因为他技术好,又总是抢着上”。
杜富国给自己的微信起名为“雷神”,在马嘿雷场作业时,他发现一枚性能不稳定、杀伤力大、装有诡计装置的59式反坦克地雷,主动请战,拉下面罩“抢位”作业,成功排除了全队首枚反坦克地雷。
在八里河东山某雷场,探到1枚罕见而危险的抛撒雷后,没等班长命令,杜富国边说“班长,这种小事,让我来就行了”,边匍匐到地雷前开始作业……
三年来,他1000余次进出生死雷场,排除了2400多枚爆炸物,处置各类险情20多起。
2018年10月11日下午,杜富国和战友们按计划进入雷场进行扫雷作业。不久,身为组长的杜富国发现一枚露出部分弹体的手榴弹,初步判断是一颗当量大、危险性高的加重手榴弹,下面可能还埋着一个雷窝。
杜富国马上向分队长张波报告,接到“查明有无诡计设置”的指令后,他对同组战友艾岩大声说:“你退后,让我来!”当杜富国按照作业规程,小心翼翼清除弹体周围浮土时,手榴弹突然爆炸,他下意识地倒向艾岩那一侧……
巨大的冲击波夹杂着烧黑的砂石砸了过来,一团火焰腾空而起。艾岩感觉面部和耳部一阵剧痛,等他转过头时,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杜富国躺在地上,满脸是血,胸前的扫雷服被炸成棉絮状,头盔护镜被炸裂,两个手掌当场被炸飞……
正是这句“你退后”和轰然巨响时杜富国下意识的一挡,让两三米之外的艾岩逃脱了厄运。杜富国回忆受伤情景时说:“那个时候不容人有任何犹豫和思考,我是下意识的。”
杜富国为人民利益勇闯雷场,为边境安宁挥洒热血,他把平安留给了战友,自己准备好随时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用忠诚和担当书写了“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荣光。
“我虽然失去了双手,但我还有双腿,可以继续为梦想奔跑。”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负伤后的杜富国,始终以坚韧乐观的品格保持着奋斗冲锋的姿态,直面挫折困难,不断地战胜自己。手术后一个半月,杜富国就在病床上开始支起双肘做平板支撑;3个月后,就尝试着在跑步机上练习跑步,如今13分多钟就能跑完3公里。“虽然不能像过去那样和战友并肩战斗,但军人的标准不能降。”杜富国说。
杜富国有自己新的人生规划,现在他每天除了进行医院制定的康复训练,还会坚持收听广播、练习写字、学唱歌曲、练习播音技能。他说:“我想学播音,讲一口很好的普通话,以后把扫雷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我会为自己加油,给大家带来更多阳光和正能量。”“我虽然失去了双手,但我还有双腿,可以继续为梦想奔跑。”
2018年11月16日,在杜富国受伤后第36天,他的战友们手拉着手,唱着军歌蹚过雷场,向当地政府移交中越边境大规模扫雷云南段最后一块雷场,用扫雷军人特有的方式,将一片安全的土地归还边疆人民。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负重前行。“你退后,让我来!”六个字铁骨铮铮!听党指挥的政治忠诚,敢于牺牲的使命担当,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人民解放军战斗力和凝聚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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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8岁的沈忠芳,他是《导弹人生》书中12位已过了脱密期的中国导弹总指挥总设计师之一,是我国航天事业的重要参与者、组织者和见证者。
1934年8月,沈忠芳出生在上海。随着淞沪会战爆发,轰炸机时常对上海进行轰炸和扫射。童年的沈忠芳感受最深的就是颠沛流离和对日寇的痛恨,家园被战火摧毁的瞬间,在他的心里也埋下了一颗种子。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高中毕业的沈忠芳考入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他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亲手设计的飞机,能够保卫祖国的领空。
这里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1958年,沈忠芳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这儿工作。
当时,美军派出最先进的U2高空侦察机,大摇大摆的侵入我国领空,搜集情报。
沈忠芳: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它的飞行高度是21000米左右。我们现役的飞机飞不到那么高,炮更打不到那么高,怎么办? 为了摧毁U2,我军开始研制地对空导弹系统。一次又一次反复实验,付出终于迎来回报。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款地空导弹“红旗—号”横空出世。
沈忠芳:西方国家,他们以美国为首对我们封锁,中央指导我们只能自力更生为主,艰苦奋斗,所以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我们的武器系统。这个很重要,(核心技术)买是买不来的。
30岁的沈忠芳又开始参与“红旗二号”研制。新型地空导弹的研究工作量很大,难度也大。为了拿出最优的方案,几百名科研人员始终艰苦奋斗,同时也在争论不休。
1967年,随着“红旗二号”导弹的研制成功,迈出我国自主研制防空导弹的关键一步。随后几年,在沈忠芳的带领下,他所负责的导弹型号在很多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并成功完成了4次飞行试验考核,其中8项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992年1月,沈忠芳被任命为第三代中高空中远程防空导弹型号总指挥。经过一次次挑战,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全面完成了攻关任务,突破了五大关键技术,取得了九项科研成果,使得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迈入了正轨。这标志着我国防空导弹研制水平跨入到世界领先行列,大幅度提高了我国防空导弹体系对抗能力和国防的实力。
导弹事业让他付出了绝大部分精力,而陪伴沈忠芳一生的`伴侣和战友,同样是北航飞机设计系毕业的徐正年,在承担了中国航天工作的同时,还肩负起照顾家庭的责任。
因为保密的原因,孩子在年幼时,爸爸就像个陌生人。直到今天,沈忠芳也无法向孩子们和盘托出工作的全部。
作为中国国防中国航天武器事业的建设者,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深深地印在沈忠芳心里。
沈忠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对党忠诚,不负民族。
国士无双,无数像沈忠芳这样为中国航天武器事业而隐姓埋名的英雄们,他们是真正的大国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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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富清,男,汉族,1924年12月出生于陕西省汉中市洋县,1948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8月加入,1955年1月转业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先后在城关粮油所、县粮食局、县纺织公司、三胡区、卯洞公社、县外贸局、县建设银行工作,1984年12月离休。
2018年11月湖北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采集信息,一位退役老兵的物品震惊了现场所有人,红布包裹一层层打开,人们发现94岁的退役军人张富清,竟然是一位战功显赫的人民功臣。
张富清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先后荣立一等功3次、二等功1次,被西北野战军记“特等功”,两次获得“战斗英雄”荣誉称号。新中国成立后,他响应国家号召主动到偏僻的湖北来凤县工作,为贫困山区奉献一生。60年来,张富清刻意尘封功绩,连儿女。也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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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淑清的爱国爱港情怀并非始於今日,而是发轫於心灵深处,彰显於大小事中。从她对教育事业的一腔热忱就可以看出一斑。
1998年,伍淑清发起成立“中华青少年历史文化教育基金”,以该基金执行主席身份,每年资助组织香港中学生到内地参观考察,将国情教育及中华历史文化融会於学习、参观及实践当中。
20__年,伍淑清成立了中华基金中学。她说,我们学校的校歌是中文的,没有英文校歌。学校组织很多学生跟老师去内地和国外考察,让学生们立足香港,背靠国家,走向全球。
每次出国,伍淑清都会安排学生到当地的中国使领馆拜会,在国旗下让大家跟着大使唱国歌;让学生们知道,出了国,为他们提供保护的,是中国的`使领馆。
由於担忧当代香港青年在成长中因缺乏国家观念而被误导、被利用,伍淑清邀请了多位有心人编写了《国史百闻》,介绍近当代一百宗历史事件。同时,专门培养能够教授中国历史的老师,目的是要让香港的年轻人了解,香港和国家是不可分的。
一位商人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教育上,并非教育更容易赚钱,而是她看到香港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源於教育,国家观念、历史观念、大局观念的缺失,令香港年轻人与国家日益疏离,她要从教育入手,让“爱国”与“爱港”统一为一体,这才是真爱国、真爱港。
伍淑清1948年出生在香港,少时就读於香港,后赴英美留学。从小的耳濡目染,步入商界后的纵横驰骋,伍淑清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政界、商界人物,使她对香港的诸多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判断。
伍淑清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表示,欧美许多政客对香港当下局势完全没有客观认识,也并不真正把香港视作朋友,这些人只想着自己的利益,因此希望利用香港的事情醜化和打击中国。她说:“他们只是在利用香港拿选票。”
在中国正在崛起的当口,遏制中国符合美国利益;符合美国利益就容易拉到更多选票;“香港牌”是遏制中国的一个好藉口;借“香港人权”施压中国政府和特区政府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个逻辑线条如此清晰,但香港某些人没有看清楚,某些人装作没有看清楚,某些人甘愿作反中乱港的急先锋。
在大是大非面前,伍淑清决不明哲保身、装聋作哑。她是智者,看穿了反中乱港势力的圈套;她是勇者,大胆地揭穿了美国政客的阴谋;她是善者,为香港好、国家好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这样的人,如果我们不敬佩,还能敬佩谁?伍淑清,确实感动了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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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在这期间,刘秀祥把望谟县的教育带出另一片天地。
20年前,望谟县本科上线率为0,整个县有十万余人文化水平在小学及以下。
2015年到2020年,望谟县中考成绩400分以上的人数从358人突破1000人,中考平均分位居州排名第三名;本科上线率也从12.26%到如今的63.44%,要知道这些学生当初中考的成绩平均只有336分,如今却考上了本科,刘秀祥的鼓励对这个县的改变之大不言而喻。
随着孩子们学业有成,回到故乡,望谟县的贫困程度也在逐年下降,到今年,望谟县的贫困率已经不足3.6,经济发展越来越好。
今年,刘秀祥被成功评选为“最美教师”,这个曾经睡猪圈,背母上学的男孩,如今用自己的故事和行动,改变了无数贫困地区学子的命运。在被评选为“最美教师”之后,刘秀祥成立了一家工作室,专门对老师的德育进行培训,他说只有更多优秀的老师,才能培育出更多优秀的学生。
在望谟县的8年里,刘秀祥从未放弃一名学生,他说:“我相信,任何一个孩子都值得更好的未来。无论他出生在北京上海,还是我们贵州望谟。”
无论是扎根望谟的刘秀祥,还是为学生失去双腿的张丽莉,这些老师们都在用自己的人生和努力,去改变下一代人的命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现在,这些“最美教师”们的故事,还在继续,愿我们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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