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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允千,又名张学文,1940年参加革命,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牺牲。年仅21岁。
杨允千,1923年生于海门县池棚镇西北一里许的农家,排行第五。青年时期就读于私立三益初级中学。时值1939年江家镇驻扎有国民党的抗战支队,内设政工队,其组成成员多数是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学校又与政工队驻地相隔不远。队员中的沈计达等与杨允千来往频繁。杨允千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12月,茅珵带领的崇启海常备旅,参加了掘港保卫战,一举把国民党第六游击纵队徐承德部打得落花流水,为庆祝胜利,杨允千与三益中学学生们一起参加了游行示威,进行抗日宣传。此后,杨允千离开学校,参加海四区文工队,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在学校广场上进行演出。杨允千的拿手好戏是《汉奸与仆人》一剧,剧中表现了汉奸对日寇百般献媚,而仆人设巧计使他奉承不得,最后日本鬼子和汉奸一起,死在我革命人民的屠刀之下。
1941年以后,杨允千调任海四区交通联络站工作,该站设在池棚镇南窑头陆纯贤家。一次,杨允千在送信途中,发现了一个拎着篮子,想从上学的孩子嘴里打听新四军驻地形迹可疑的人。他灵机一动,将这个人引到交通站附近,接上人手,马上将他拘留,经审问这可疑人确是三厂日寇派来的奸细,在篮子里还抄得手枪一支。后经上级批准,对这个汉奸给予惩处。
又有一次,杨允千在池棚镇北木行桥头,遇上了日伪军“清剿队”,后退不得,前进不能,杨允千灵机一动,假装在就近厕所大便,迅即将重要机密信件,搓成丁条儿,塞在芦苇管内。当敌人羊来搜身时,芦管已丢在庄稼地里了,敌人捞不到“稻草”,不得不予以放行。
1942年,日寇占领池棚镇后,交通站搬迁到三星镇东的一个小埭上。有一次,日军进行篦梳式“清剿”,小埭被包围,联络站除交通员外,还有一个姓黄的女同志,要通过联络站,需要护送到岔河方向去学习。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允千利用这户人家一个老人刚病故不久,牌位还未烧掉的机会,几个同志立即身穿孝服,要那个女同志围上白围裙,装作死者的女儿,结果蒙住了日伪军的眼睛,幸免于难。
1943年以后,杨允千调任海东区民运股长,经常风餐露宿,披星带月,以苦为乐,勤奋工作。有时还要与日伪军打交道。中央镇(现启东县境内)据点里有个汉奸叫黄惠中,此人小时与杨允千一起求学,后来黄投敌,当了汉奸。杨允千利用这一关系,以商人的身份,跟黄惠中交往,并从黄的口中得到我方需要的情报。伪军两次下乡“清剿”,均遭我地方武装袭击。敌人逐渐怀疑是杨允千透露的,杨也有所觉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东兴镇方向。1943年冬的一天,杨在威水坝附近执行任务时被敌人抓住,押送到中央镇,汉奸黄惠中一口咬定杨允千是共产党,坐牢拷打。后又辗转押解到海门茅镇大储桟。1944年初被乱人杀害于玉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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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邦,海门县六匡乡安庄村人,出身贫农家庭。1943年参加革命,历任安庄村及唐元乡农会主任。
梁启邦小时只读了两年书。15岁时经人介绍先在上海甘铜匠店当学徒,后又拉黄包车。1941年失业回家,家中老婆孩子共4个,难以糊口,就向季姓地主租种2亩土地,平时还做短工,推路车,做小贩,勉强度日。
1943年,梁启邦参加了本村的民兵组织,投入了抗日反“清乡”斗争。1944年7月,他带领民兵割电线,破公路,配合新四军在六匡河桥头打伏击战。在开属“二·五”减租运动中,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向地主进行说理斗争。他自己带头向地主、伪乡长季锡祥清算剥削帐。在惩奸运动中,他立场坚定,斗争坚决,先后揪出几名罪行严重的伪乡保长,进行公审判决。
1947年4月25日晚,梁启邦接到海南区委通知,要他侦察敌人的调防情况。29日上午9时许,梁启邦和梁志高、陈林昌等民兵正伏在安庄村一组陈启彪宅上观察敌人动静时,不料被坏人告密,敌人突然向陈家宅包围过来。梁启邦处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寡不敌众,不得脱身。为了保护其他同志,他挺身而出,与敌人周旋。还乡团头子季锡祥、黄式介等一见梁启邦,就把他捆绑起来,押回据点严刑拷打,逼他交出干部和民兵名单及公粮埋藏地点。他坚贞不屈,痛骂敌人无耻,没有吐露任何情况,最后被敌人杀害于六匡镇东市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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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吕公路余东镇境段的五里墩东首路旁,矗立着一座革命先烈梁庄树炳的墓碑,人们经过那里时都以崇敬的心情对革命先烈肃然起敬。
庄烈,原名庄树炳,因入赘于梁家又名梁庄烈,原南通县余东镇人,1919年底在西后街一个富有的家庭中出生,父亲庄渚秋不善于管理事业,嗜好吸食毒品,游手好闲;母亲是个吃素念经的佛教信徒,尽管家庭富有,但庄烈对家中生活的奢华和父亲只吃不做,导致破落而感到深恶痛极。
当日本帝国主义跟汪伪结合,战火逐步延向我通东地区时,余东镇亦处在日本鬼子与和平军的魔爪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庄烈在中共余东镇地下组织的帮助教育下,使他逐步懂得了革命真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与日伪军的罪恶十分憎恨,于是他不顾家庭的阻挠,决心背叛这个封建破落的家庭。1940年毅然改名庄烈,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与奚道等青年在余东镇上组织了青年抗日协会,学习时事形势,宣传革命道理,组织人们打击封建势力,严厉禁毒。由于庄烈思想进步,立场坚定和工作积极,194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上半年,余东镇被日寇占领后,庄烈随即转入农村,经常在五里墩一带坚持原地游击战争,不久,担任了税收员,他不顾生命危险,经常潜入敌人的据点内,在敌人眼皮底下收税。余东镇内敌人控制极严,岗哨密布,危险很大,领导上多次叫其暂时放弃这些地方,但他仍旧利用本身是余东镇人,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多次在深更半夜进入信昌、恒昌、震丰恒、宋裕源、宋裕昶、洪新顺、乾丰泰等大商家中征税,以保证我方工作人员的供给来源。
庄烈立场坚定,日伪占领余东镇后,5个叔叔都当上了日伪的爪牙、走狗、汉奸,他们千方百计拉拢庄烈。庄烈处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丝毫没有动摇,坚决地站在人民一边,他表示与庄氏宗族断绝关系,工作更主动、更积极。因此,党组织委以东南行署税务局所长的重任。由于税务人员活动范围大,大多数又是单枪匹马工作,危险性很大,有不少税务干部不幸被捕杀害,还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而自动脱离。庄烈不管面前道路多少曲折,他始终经受住种种考验而忠贞不渝。
1943年,日伪大举进犯,余东附近的包场、六甲、义兴、富安等镇以及凤凰桥、木桩港、王灶河、大岸桥等地都构筑了梅花桩据点,东西相连,南北呼应,形势更为严峻。庄烈在这危急关头,仍照常白天外围(指乡间农村)转晚上内围(指市镇内)钻,镇静自若地完成税收任务。就在这年8月的一天下午,正当庄烈从李家大桥(在余东东南角,距4华里)的顺成油坊收完税后向北走到三官殿附近里,对面遇上敌人,因回避不及而被捕。在据点里,日寇用尽了种种酷刑,伪军耍尽了种种花招,他们软硬兼施,要他交出共产党组织和党员名单以及民兵、税务人员的活动情况。庄烈守口如瓶,始终未吐露一句。敌人见威逼、利诱都无济于事,于是用火油浇在他的头上、身上,点火烧。庄烈面对敌人残酷毒辣的手段,仅付之淡淡一笑,。他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使得敌人束手无策,而只得把他杀死,庄烈牺牲时年方24岁。
为了追忆烈士,褒扬英雄,让烈士的英名流传千古,使烈士的精神万世不朽,经上级政府批准,余东区将原来五里墩附近的一个大队改为庄烈大队(现为庄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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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战争时期,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在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投江殉国,表现了中华民族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她们是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的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年生,黑龙江省桦川县人。1931年入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她用心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佳木斯从事秘密抗日活动。1936年,与具有爱国思想的吉乃臣(后改名周维仁)加入东北抗联第5军,后经组织批准两人结为革命伴侣,志同道合,共同进行抗日斗争。冷云先在军部秘书处做文化教育工作,后调到5军妇女团担任小队长和指导员。1938年夏,冷云强忍丈夫英勇牺牲的巨大悲痛,告别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婴儿,随5军1师部队西征,任妇女团政治指导员。
在西征队伍中,妇女团的战士们和男战士一样跋山涉水,英勇作战。7月12日参加了攻打楼山镇战斗。10月上旬,该部在牡丹江地区乌斯浑河渡口与日伪军千余人遭遇。已行至河边准备渡河的妇女团的上述8名成员,为掩护大部队突围,毅然放下渡河,在冷云率领下,分成3个战斗小组,与日伪军展开激战。她们主动吸引日伪军火力,使部队主力得以迅速摆脱敌人的攻击,但是她们却被敌围困于河边。在背水作战至弹尽的状况下,应对日伪军逼降,誓死不屈。冷云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员、抗联战士,宁死也不做俘虏!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死,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她们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乌斯浑河,高唱着《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群众沉江,壮烈殉国。牺牲时,她们年龄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
为弘扬八女先烈的精神,1986年9月7日在牡丹江市举行“八女投江纪念碑”奠基典礼。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为工程奠基题词:“八女英灵,永垂不朽!”在纪念碑上有着用金字刻的她们八人的名字,后面注着她们的民族以及所属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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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祥(又名王强),出生于江苏省灌云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6岁时,父母双亡,由邻居收养,让他上学读书,还教他打猎,自小练就了一手好抢法。1941年日伪军侵犯兴化,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王祥被敌人抓去当了伪军,随军进驻海门灵甸镇。王祥一心爱国,不愿当亡国奴,不久,他就从伪军中拖枪反正,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富余区西四乡联防队任军事指导员。一次被敌人包围,王祥被伪军抓到悦来镇据点,坐牢60多天,又被迫在伪军中当兵。几个月后,他利用伪军官兵之间的矛盾,带了3个伪军士兵和4支枪进行二次反正,重新参加了富余区队。
1942年10月20日,富余区队一部在范龙小店与凤凰桥、悦来镇出动的伪军袭击。区队仅有王祥等一个班,他们面对强敌,毫无惧色,沉着地指挥战士,利用有利地形,隐蔽在西河中间的要道口,王祥枪法准确,敌人过来一个就被他撂倒一个,吓得敌人不敢前进一步。正在这时,东南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我东南警卫团一个排增援上来了。王祥当机立断虚张声势地高喊:“一连从东北面冲上去,二连从西南面包围上来!”7个战士同时跃出沟头,向敌人冲杀,吓得敌人抱头鼠窜,最后拖着12具尸体和不少伤兵逃回据点去了。此次战斗后,王祥担任了区队的副排长,在训练神枪手的过程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1944年7月30日夜,富余区队奉命袭击入侵富安镇之敌。王祥带领一个班担任正面攻击,他利用富安镇周围的断壁残墙作掩体,隐蔽在后面,密切注视着300米外敌人据点里日伪军的动向。直等到天刚蒙蒙亮,隐约看见20多个日伪军在据点的场心里洗脸刷牙,屋顶上站着一个瞭望哨兵。王祥一声令下,首先举枪把屋顶上的的敌哨兵撂倒,接着战士们的机枪步枪齐发,向场上的敌人猛烈射击,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一个敌人从屋子里窜出来拉受伤的同伙,被王祥一枪命中,倒毙在房门口。
王祥参加我军两年多时间里,参与大小战斗数十次,打死打伤36个日兵和10多个伪军。他的英勇善战,百发百中的声誉威震东南地区,使敌人闻风丧胆。1944年夏,在东台县三仓河集训时,创造了三枪三中的优秀成绩,成为全训练团的第一名射击手,并入了党,当了排长。1945年3月,王祥出席了苏中四分区群英会,评为分区“一等神枪手”。回县后,升任东南警卫团二连副连长。
抗战胜利后,王祥所在连奉命上升为华中野战军1师某团,王祥任该团连长,随部队北撤。1947年1月,在山东枣庄战斗中光荣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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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菊,上海市人,高中文化程度,家庭经营较宽裕。他在青年时代,受进步思想的熏陶,一心追求真理,向往革命。为了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1940年春,他毅然离开了亲爱的父母,温暖的家庭,告别了繁华的大都市,只身来到苏北。起初落脚在启东县大丰乡,不久找到了当地抗日政府,领导同志见他文化较高,安排他当小学教员。他一面在学校里坚持抗日教育,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一面积极协助乡政府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由于杨菊工作积极主动,迫切要求进步,1942年被领导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委派他担任大丰乡乡长兼税收员。他斗志高昂,不辞辛劳,日夜奔波,勤奋工作,使该乡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调动了群众的提议积极性,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敌人对杨菊早已怀恨在心,处心积虑,妄图谋害。但他在群众的掩护下,如鱼得水,敌人的阴谋一直未能得逞。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形势紧张,大小集镇被敌人侵占,给解放区经济造成很大困难。当时杨菊在海门县财粮局工作,一次奉令来到敌我斗争最激烈的富余区组织抢运公粮,变卖公棉,任务艰巨而复杂。杨菊竭尽全力,发动群众,及时完成了任务。
1946年12月29日,杨菊在富余区六平乡郁家大坝附近执行任务时,发现敌人从三面包围上来,此时有不少区乡干部和民兵正在附近开会,讨论抢运公粮的具体措施,尚未得知敌人前来包围,回去通知他们疏散已来不及,情况危急。杨菊急中生智,果断地鸣抢报警;时同只身向敌人冲去,敌人呼喊着要活捉他。他眼看无法脱身,就高呼口号,用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壮烈牺牲。杨菊为了掩护众多同志安全转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此种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称颂。1948年1月28日出刊的《海启大众》第16期刊登了有关报道,高度赞扬杨菊烈士的崇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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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国之所以越来越强大,是因为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西打到东,从南打到北,打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敌人的碉堡;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敌人坚守的城池;解放了一个又一个人民的土地??从这看来,毛主席和共产党对我们的恩情永远不能忘。
做任何一件事都有故事,更何况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这件事做了28年!这件事是——解放全中国!在这28年内,发生了许多感人的革命小故事。
从小我就爱听爷爷讲革命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最让我感动的是抗日小英雄海娃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12岁的龙门村儿童团团长海娃每天一面放羊,一面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敌人的据点。一天,炮楼里的鬼子进山去抢粮食了,只剩下“猫眼司令”和几个鬼子兵。民兵中队长老赵画了一张攻打炮楼的路线图,并写了一封信准备把它交给八路军张连长。老赵把送信的任务交给了儿子海娃。海娃一看信封上面插了鸡毛,知道是十分重要的,他赶着一群羊作掩护送信去了。没想到,海娃在山沟里碰上了鬼子,他灵机一动,把鸡毛信拴在了“老头羊”的尾巴里,瞒过了鬼子小队长。一路上海娃受尽了折磨。深夜海娃好不容易从睡得像死猪一样的鬼子的腿缝里溜了出来。他赶到羊圈里,小心地把鸡毛信取了下来,一口气跑了几里路。后面伪军也追来了,海娃又被他们抓回去。他把鬼子带到了一条山路上,
鬼子的骡马不能爬陡峭的山坡,海娃乘机拼命往山上爬,愈爬愈远,鬼子开枪打中了海娃的手。海娃忍着疼拉开嗓子喊“八路军叔叔??”海娃最终把鸡毛信交给了张连长。
子弹打中多疼啊!而海娃强忍着疼痛,硬是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听了这个故事,我不由的敬佩起海娃来。我今年也刚好12岁,与海娃比起来,我是多么幸福呀!好吃的都吃腻了,好穿的都不知道穿啥了,好玩的游戏多的数不清??,可是我却没有他热爱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没有他机智勇敢、不畏顽敌的勇气,没有他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坚定信念??
我从海娃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
革命,正是有了这些不怕死的英雄,才会胜利。而今天的我们,应该加倍珍惜革命前辈留给我们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热爱生活,用自己的方式把幸福和快乐带给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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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20-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20-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1920-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1920-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准备。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1920-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李大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0-年到1920-年初,李大钊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1920-年1月,李大钊作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等,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 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和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1920-年11月,北京开展声势浩大的支持孙中山北上、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1920-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0-年3月,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号召人们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 李大钊的革命活动,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他们下令通缉李大钊。1920-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
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一十多万字的《李大钊文集》。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一八八三年——一九三三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李大钊牺牲后,1933年由党在白区的秘密组织将其安葬在万安公墓内。新中国建立后,在河北乐亭、北京等李大钊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相继建立了李大钊的纪念馆。1983年10月,李大钊烈士陵园在北京万安公墓建成,中共中央领导亲自参加,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
在松柏苍翠,肃穆庄严的北京香山万安公墓一座占地2200平方米的庭院里,坐落着李大钊烈士陵园。淡青色花岗石纪念碑上,镌刻着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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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允福,海门县海洪乡永康村人。1943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海中区江中乡指导员等职,1947年8月16日(农历七月初一)英勇牺牲。
黄允福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黄志新以农为主,生有一女一男,因家境贫困,女孩8岁时就送给人家当童养媳,黄允福十来岁时才上私塾读书。黄允福婚后生了三男一女,生活负担沉重,租地2000步,终年劳动,除交清“包三担”租粮外,所剩无几,他常外出推小车,挣几个钱,勉强养活一家人。
抗日反“清乡”时期,池棚镇、江家镇据点里的日伪军经常下乡窜扰,抓人抢劫,无恶不作,黄允福激于义愤,动员他的大儿子锡祥参加新四军;他自己在乡里,协助抗日民主政府征收公粮公草,支援前线抗日部队。1944年3月,我军打下了池棚镇敌据点,黄允福和当地群众一起,进入据点,拆除了敌人的碉堡和竹篱笆,捣毁了据点,迫使敌人不敢再来。
1945年下半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黄允福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江中乡万福村农会主任。他发动贫苦农民开展反封建、反剥削斗争,要求给地主家里的长短工增加工资。由于黄允福领导有方,据理力争,迫使地主答应了雇工的要求。1946至1947年间,黄允福在惩奸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中,表现积极,全力支持贫雇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经上级党委批准,提升他担任江中乡指导员。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彻底地完成了土改复查任务,并惩处了几个怙恶不悛、恶贯满盈的恶霸地主。
194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与地主还乡团勾结起来,向我解放区疯狂进攻,形势日趋紧张,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指示地主干部有计划地疏散隐蔽。但江中乡乡长杨凤兰,指导员黄允福等不避艰险,仍坚持原地斗争。
一次,顽军和还乡团下乡“清剿”时,黄允福在路上被敌人发现,紧紧跟踪,他急中生智,从口袋里抽出一叠钞票撒出去,敌人见钱眼开,纷纷抢夺钞票,黄允福乘机逃走,未被敌人抓去。
1947年8月16日(农历七月初一)清晨,黄允福化装成农民,提着菜篮子去南星镇侦察敌情。南星镇本来没有敌人驻扎,但这天清晨,敌人突然出去,埋伏在南星镇周围,伺机捕捉上镇的干部群众。黄允福发现敌人便衣闯进南星镇市街,未及撤离,被敌人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20多个干部、民兵和群众。敌人叫黄允福认出被捕的一群人中谁是干部和民兵,他守口如瓶,一言不发。当天,黄允福被押解到江家镇据点的途中,于徐家宅前遭敌人枪杀,壮烈牺牲。时年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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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坦(1909-1943),生干现寿光市田柳镇崔家庄一个贫农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他从小性格倔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崔家庄双风小学有好几位教员都是共产党员,为了便于从事党的活动,李登坦被介绍到学校当饺工。1930年7月,一支杂牌队伍驻进崔家庄学校,李登坦与李廷奎、李文等人,密谋乘兵士疲倦之饥,冒着生命危险,摸入士兵往房,缴获步枪11支。这批枪枝成为寿光县组建革命队伍后的首批枪支。
1932年8月,寿光党组织遭破坏后,在革命斗争处于困难时期,李登坦始终坚持对敌斗争。他同本村的几位党员成立国术馆、同乐会,以此来掩护革命,并秘密地筹集武器,准备开展武装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鲁东特蚕和寿光县委着手建立抗日武装,为了筹集资金,他和李廷奎将每人卖壮丁所得的360块银元,作为党费交给了党组织。并乘机打入了国民党寿光县警备队。
根据中共寿光县委指示,在寿光县警备队里,他与李廷奎一起,团结争取部分士兵,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并建立了党小组。1 937年12月,党中央派到山东领导抗日斗争的红军干部韩明柱和鲁东特委宣传委员杨涤生来到寿光,被县警备队逮捕。李登坦和李廷奎得知后,便主动请求将韩、杨两人带回本班“看管”。在当天晚上.乘夜行军之机,巧妙地带着县警备队的16个人、18支枪、9匹骡子,保护着韩明柱、杨涤生两人,安全绕道到达第八支队驻地——牛头镇,鲁东特委书记鹿省三对此举大加赞扬。
1939年10月,李登坦所率寿光独立团五连在小码头被敌包围,他沉着应战,果敢指挥,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率部机智灵活、勇敢善战,从早晨坚持战斗到黄昏,最后性利突围,受到团首长的表扬。1941年,李登坦任清东独立团五连连长。1943年3月,他在山东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后,被分到清河军区直属团一营一连任连长。同年7月,在攻打广饶斜里巴村敌人据点时,李登坦胸部受重伤,不幸牺牲,时年3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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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期间,工作闲暇之余,我会翻翻报刊读读杂志。一天,看到《今日玉环》上刊登了英雄陈朝阳、黄茂平的先进事迹,于是便聚精会神地阅读起来。
陈朝阳,玉环县经济贸易局副局长。在打击生猪私屠滥宰执法过程中,为捍卫法律的尊严,遭抗法分子袭击而壮烈牺牲。黄茂平,玉环县楚门专职消防队一名普通战士。在赴抢险救灾途中遇险坠海,在关键时刻把生的希望留给一同坠海的战友,而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不幸因公徇职。两位英雄的壮举,给我以强烈的震憾和启示。
人到底应该怎么活着?人的一生究竟该怎样度过?有的人活了百岁,但碌碌无为默默死去,很快就被世人所遗忘;而两位英难的生命虽短暂,却轰轰烈烈万古流芳,将永远隽刻在榴岛大地的人们心中。
生命固然可贵,是什么促使陈朝阳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为了推进私屠滥宰专项整治工作,确保百姓节日期间吃上放心肉。他以人民事业为己任,视服务群众为天职,身体力行地执行“执法为民”的宗旨。在依法制止私屠滥宰工作中,忠实地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在危急关头不畏强势不怕牺牲,他的死重于泰山!他用自己满腔热血维护了法律的尊严,用自己的信念和行动,展示了当代优秀领导干部崭新的精神风貌。短暂人生,铸就永恒的光辉,英雄壮举,令人荡气回肠,谱写着一曲新时期的英雄壮歌。
黄茂平的英雄壮举,使我的心灵再一次受到强烈洗礼。他用年轻的生命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立身,怎样做人。人的一生是短暂的,立好身做好人很不易。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谁会轻易地放弃呢?黄茂平在生死关头,用他26岁鲜活的生命,为自己短暂的人生书写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黄茂平只是一名消防战士,再平凡不过,可是他人生的每一页都书写着精彩。在火魔面前,任何畏惧都不存在。与火魔的战斗,不仅磨练了他的意志,也使他在一次次的救人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价值,折射出当代青年的人性光辉。也正是缘于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珍视,才会在生死抉择的一刹那,在冰冷的海水中拚尽全力把受伤的战友不断地向上提,在自己体力已明显不支的情况下仍毫不犹豫地把单杠梯推给身后的战友。他将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自己却沉入海中,结束了自己激情涌动的人生乐章。他的花样年华和青春笑脸在那一瞬间化作一缕星辉,走向了永恒,他的名字——黄茂平,在那一刻起已成为了英雄的代名词。
放下报纸,我不禁感慨万千。是啊,所有的英雄不是生来就是英雄,他们同样经历过春风秋雨,经历过苦难与坎坷。同样生活在阳光下,在亲人爱的滋润中成长。寻觅英雄的人生轨迹,可以加深我们对英雄的理解。让我们记住陈朝阳、陈茂平这两个闪亮的名字,记住他们留给我们的这笔情感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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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继光,四川省中江县人。1930年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曾当过儿童团团长和民兵,被评为民兵模范。1954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年7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战勇敢,立三等功1次。
1952年10月,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所在营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激战4昼夜后,于19日夜奉命夺取上甘岭西侧597。9高地。部队接连攻占3个阵地后,受阻于零号阵地,连续组织3次爆破均未奏效。关键时刻,时任某部6连通信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请求担负爆破任务。
他带领2名战士勇敢机智地连续摧毁敌人几个火力点,一名战友不幸牺牲,另一名战友身负重伤,他的左臂也被打穿。面对敌人的猛烈扫射,他在多处负伤,弹用尽的情况下,为了战斗的胜利,顽强地向火力点爬去,靠近地堡射孔时,奋力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死死地堵住了敌人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壮烈捐躯。在黄继光英雄壮举的激励下,部队迅速攻占零号阵地,全歼守敌两个营。
战后,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授“模范团员”称号。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并追授“特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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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宇是我党我军优秀的高级军事指挥将领。他原名马尚德,字骥生。19-年出生,1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年6月加入中国共 产 党。19-年7月,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等职。他率部长期转战于长白山麓、松花江、鸭绿江畔,活动足迹遍及30个县,是我国的英雄。
杨靖宇牺牲前五天。“讨伐队”将已无力奔跑的杨靖宇包围在一片小树林中。他们逐步逼近到50米处,喊话劝降,对方“连答应的神色也没有,依然用手枪向讨伐队射击”。日军见生擒困难就猛烈开火,有一弹击中胸部,对方才“被打倒而绝命”。日军根据追踪估算,认为他缺粮已有半个月,完全断粮也至少在5天以上,能够在零下20摄氏度且没有房屋的山林中坚持下来简直不可思议,于是将遗体送到县医院解剖。当肠胃被切开后,看到的只是草根和棉絮。日本军官狠狠地说:“算他是支那的一条好汉!”日本关东军在烈士殉难处破例举行了一个祭奠仪式和对躯体的葬礼,以杨靖宇的顽强为为纪念他,19-年,东北人民政府将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19-年在吉林省通化市建成“靖宇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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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云,海门县海洪乡太山村人。其父亲陈香田曾在上海驾驶汽车,后在家务农,生两个儿子,启云为老大。
陈启云小时在锦明小学读书,后升入启秀初级中学。他一贯认真学习,成绩优良,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他还练就一手好书法,珠算也很娴熟。后因家庭经济困难,初中未毕业就辍学。由亲戚介绍在义兴镇一爿花行里当帐房。因与老板意见不合,不久即被解雇。
陈启云18岁结婚,妻子黄美林,和他感情融洽。妻子后来患严重肺结核,不幸早亡。
1946年,陈启云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担任江东乡太山村财助及农会主任,后提升为江东乡财助及该乡税务所所长,属海中区税务所直接领导。
陈启云在江东乡负责征税征粮工作,为了保障供给,支援革命战争,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及时完成上级布置的征粮任务;他帐目笔笔清楚,严格按制度办事,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爱护国家财富,机警灵敏,注意严守机密,不使公粮公款受到损失。一天夜里,他和几个税收员正在他家闭门清点大量税款,他的弟弟想拾一张掉在地上的钞票去买学习用品,陈启云见状连忙阻止,并从自己口袋里掏出几角钱给他弟弟用,他真正做到不沾公家一分钱。
陈启云家中常有过往人员住宿,海中区区长汤铁和他的警卫员等住他家。他的母亲汤文秀在儿子的开导下,关心同志胜似亲人,吃饭住宿,热情招待,问寒问暖,照顾周到,同志们称赞她是一位“革命妈妈”。
194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了江家镇及其附近集镇,据点密布,给税收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陈启云带领税收员克服了重重困难,穿插于据点之间,采取公开与隐蔽相结合的方式,坚持做好税收工作。一次,陈启云等4个税收员敢于进出敌据点,动员某油坊老板及时缴清税款,为我战时财政增加收入。
1947年5月,我九分区主力部队反攻聚星镇敌据点,陈启云负责后勤工作,他发动各村干部群众大力做好支前工作,及时向部队供给足够的粮草和蔬菜,出色地完成了支前任务。当年的《江海报》曾报道过他的动人事迹。不久,陈启云担任江东乡副乡长。
1947年6月上旬,陈启云接到通知,去江东乡三星镇东张宅出席会议,在回来的路上突然遇到国民党正规军79旅235团“扫荡”部队,以致身陷重围,不幸被捕。敌人把他押解到义兴镇(今万年乡)据点,对他软硬兼施,逼他自首。但陈启云始终坚贞不屈,使敌人一无所获。
陈启云被捕后,我方领导人曾多方设法营救,其父母也到处托人营救儿子。其母亲还去义兴镇向他家的亲戚——伪六乡办事处主任李庆山处求情,但均未奏效。不多几天,陈启云被敌人杀害于义兴镇敌人的碉堡前。临刑前,他视死如归,昂首阔步,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陈启云烈士遗体由当地群众备棺收殓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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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这是陈润东在临刑前,面对敌人的屠刀发出的铿锵有力的誓言。
1946年秋,国民党反动派陈兵沿江各主要集镇,进犯我解放区。紧靠南通城东的紫琅区地处前沿,敌我斗争尖锐、激烈。紫琅区区长陈润东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决心“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抓紧时机完成该区的土改任务。
是年8月4日(农历七月初八),陈润东带领两名区干部和数名区中队战士,绕过小海镇,从通海公路北插到路南,在新开港四老圩附近的一个地主宅院,召开有100多人参加的干部群众会议,进行土改发动工作,同时号召群众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谁料会议正在进行之际,宅院四周突然枪声大作,国民党部队300余人从南通城及狼山分两路猛扑过来,将开会的干部群众团团围住。陈润东立即指挥群众就地疏散,他自己在群众的掩护下潜入附近菜地里隐蔽。这里,荷枪实弹的敌人面对群众,声嘶力竭地嚎叫着:“谁是陈润东?赶快交出来!”被围的群众个个默不作声,敌人就毒打群众,一阵阵哭喊声、惨叫声,陈润东听得清清楚楚,他再也不能忍受了,出了愤怒的一枪,高喊:“陈润东在这里!”他用枪声和喊声把敌人引向自己,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好让其他干部和群众脱离虎口。敌人一听到枪声和喊声就放开群众,饿狠似地扑向菜地,围捕陈润东,还不断地嚎叫:“抓活的!” 陈润东一面还击,一面后撤,终因势孤力单,落入敌手。残暴的敌人用铁丝穿透他的两只手腕,把他捆绑着押上卡车送往南通城。一路上,陈润东强忍着疼痛,怒斥敌人的罪行,路过八厂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使敌人惊惶失措。后来敌人把他关进了南通第四监狱。陈润东在狱中10天,经受了二十多次酷刑,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敌人对他软硬兼施,用刑之后,又用美人计引诱,高官厚禄收买,但均遭到陈润东的严辞拒绝。敌人还办了酒席“款待”,陈不屑一顾,踢翻了美酒佳肴。在敌人面前,陈润东宁死也不肯吐露半点机密,使敌人黔驴技穷,无计可施。1946年9月15日(农历八月二十日)晚上,敌军警如临大敌,把陈润东押到南通城内的跃龙桥畔的苇草场,他面对敌人预先挖好的深坑,神态自若,昂首挺立。站在旁边的反动军政人员阴险地对他说:“这是你最后‘悔过’的机会,有什么话要说还来得及!” 陈润东坚毅地回答:“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陈润东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对革命事业的崇高信念,英勇就义。
陈润东,原名陈占康,南通县先锋乡永平村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从小过着艰苦勤俭的生活。1937年在姜灶小学毕业后,考进了海门中学。1941年秋,新四军江海挺进支队进入通海地区,肃清了国民党杂牌军张能忍、邱冠生匪部,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陈润东毅然放弃求学机会,投入革命斗争,参加了当地民兵组织。1942年春去苏中四分区财经干部班学习。同年秋,学习结束,担任海一区财经分局主任。1943年4月,由区委书记张绍仪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润东入党以后,历任海一区、汇通区副区长,1946年春调任紫琅区区长,直至牺牲。
陈润东在海一区工作期间,大胆地深入敌我边缘地区,依靠基本群众,耐心地做好“两面派”乡保长的教育感化工作,争取他们为我方服务;对那些民愤极大,罪行累累,不肯改恶从善的伪乡保长,坚决予以惩处,使海一区的反伪化斗争和征收公粮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陈润东在汇通区任副区长时,日伪正在搞“延期清乡”,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陈润东坚决贯彻上级党委指示,积极发展区队武装和民兵组织,坚持原地斗争。他经常带领短枪队,出没于敌伪据点之间,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一次,他亲率一个短枪队员化装成卖西瓜的小贩,到据点跟前以卖瓜作掩护诱杀敌人,他自己隐蔽在附近田间。一会儿,据点里走出三个伪军士兵,见瓜就抢,这个短枪队员见状迅即抽出菜刀把一个伪军砍倒在地;这里陈润东一个箭步冲上云,夺下伪军手中的枪支就走,待另外两上敌人清醒过来企图反扑时,他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1944年暮春,陈润东和陆一鸣、袁南山、鲁聘周、薛汉林、杨建英、袁鸿等7人,在海门坝头镇南严家宅开会,遭到敌人便衣特务的包围,情况危急,陈润东急中生智,抱起一个木臼,拣起一些石块投入东北宅沟,并打了一枪,把敌人吸引到东北方向;接着,陈润东、陆一鸣等指挥开会的同志向西南方向安然突围出去。
陈润东善于做人的思想转化工作。在海门长兴镇附近,有一个出身贫困、较有义气的人,沾染着一些不良习气走不正之路。陈润东分析了此人的情况,亲自找他促膝谈心,耐心教育引导,此人经过教育后,决心改邪归正,重新做人,随即报名参加了当地民兵组织,不久,又参加区队。他认真执行上级交代的任务,经常出没于公路两旁,据点内外,出敌不意地收缴敌人的枪支,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后被评为全区民兵英雄。
陈润东关心文教工作,在反伪化教育斗争中,他带领文教干部深入边区了解学校情况,几次召开全区教师大会,连敌占区的教师也被通知前来开会。陈润东谆谆善诱地勉励他们做好抗日民主教育工作。
陈润东一贯关心同志,爱护干部,无论对待老干部还是新同志,都能善于围绕他们一道工作。他宽大为怀,平等待人,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处理民间纠纷,也能因势利导,使双方消除隔阂和睦团结。
1946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侵占了小海、观音山等镇,直接威胁紫琅区。陈润东不顾个人安危,领导全区开展惩奸反霸斗争。一次,召开有3000多干部群众参加的公审大会,会上,陈润东根据南通县人民政府决定,审判朝阳乡和镇平乡的两个封建恶霸,发动受害群众纷纷上台控诉,最后镇压了这两个民愤极大、罪恶昭彰的罪犯。
陈润东一心为革命,把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敌人对他恨之入的骨,却又无可奈何。一次,敌人把他的父亲抓去,妄图作为人质,逼迫陈润东就范。但陈毫不动摇,面对敌人的威胁,针锋相对地把顽区长的亲属扣押起来,迫使敌人不得不将其父亲释放。
陈润东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英勇奋斗的一生。他为了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46年,华中九地委为纪念陈润东同志,特印发了一份《告本分区党员书》,高度评价和表彰了他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和高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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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锦兰,女,海门县海洪乡徐窑村人。
1942年,她父亲施石郎、哥哥施汉高都参加了民兵组织,时施锦兰才14岁,在她哥哥的启发教育下参加了本村的“二五”减租工作队,积极宣传减租减息政策,面对面与地主进行说理斗争。
1943年,日伪军开始全面“清乡”,占领江家镇,建立据点。施锦兰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反“清乡”斗争。她加入了文工队,经常在江家镇附近农村演出文艺节目,宣传抗日;发动青少年,设立盘查哨,她自己也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
1944年1月,施锦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富中乡妇抗会主任。1946年下半年,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实行小乡并大乡,原富中、洽康、博爱及民主乡一部合并建立江中乡。施锦兰担任江中乡妇联会主任。她工作积极,发动全乡妇女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大参军运动。
1947年2月5日(元宵节)晚上,江中乡游击队和基干民兵突然贴近江家镇敌据点,发动政治攻势,使据点内的还乡团吓破了胆。第二天(正月十六)上午,江家镇之敌全部撤逃到三阳镇据点;待是日下午敌人重新窜回江家镇时,游击队早已撤离。施锦兰随游击队进入江家镇据点时,把敌人下乡抢劫到的财物搜查出来退还了原主。
施锦兰心明眼亮,时刻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徐窑村有个地主,在土改中被贫雇农分去了土地和房屋,心怀不满,与还乡团勾结,妄图复辟,反攻倒算。施锦兰查明事实真相后,汇报区乡政府,将这个地主逮捕,就地镇压掉。还有一次,她和女乡长杨凤兰,乔装打扮进入江家镇据点,假意向敌七乡联合办事处交纳人头税,把事先准备好的“警告还乡团”的传单塞进办事处的后院。还乡团发觉后惊慌失措,而施、杨两同志早已离开据点,安全转移。
施锦兰在江中乡与乡亲们结下了深厚情谊,都当她象亲生女一样对待,她怀孕分娩时隐藏在老贫农陈文亮家里,生下了一个小女孩,邻居都主动关心,给她送吃的用的。
1947年5月9日(农历三月十九日),施锦兰生下孩子后不几天,被坏人告密,几个穿黄军装的顽军突然闯进陈家将施锦兰逮捕,把她的亲生女婴从怀中抢去,甩死在麦田里。她被敌人押解到江家镇囚禁起来,受尽折磨。但她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吐露党组织的任何秘密。敌人残暴无耻,于5月13日将施锦兰杀害于江家镇南市梢木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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