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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青藏高原藏族人群“高原低氧适应生理特征”这一主攻课题,精通英语、俄语、塔吉克语、汉语的吴天一,还学会了藏语。20多年的科研工作,吴天一走遍了青海、西藏、甘肃、四川4省区的大部分高海拔地区,诊治过上万名牧民群众,整理了大量的临床资料。藏族牧民亲切地称他为“马背上的好曼巴(好医生)”。
1991年,青海省高原医学研究所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高低压氧舱。吴天一成为第一个模拟试验者。气压从海拔5000米的高度开始下降,由于降速太快,瞬间,吴天一头疼欲裂,鼓膜被打穿……但他摸清了舱体运转的安全系数。
2001年,吴天一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时,青藏铁路开建,高寒缺氧对铁路建设者的身体健康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是建设高原铁路的一大世界性难题,对高原医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吴天一多年的研究成果被立即运用于拯治青藏铁路建设者中的高原疾病上,他和同事们共同研制的抗缺氧药物、保健品发挥了作用,他主导开设的高原病科也为西进的建设者们提供了完善的抢救治疗环境,他撰写的《高原保健手册》和《高原疾病预防常识》被送到最前沿的施工者手中。他参与指导下,青藏铁路建设工程沿线建立了三级医疗机构,五年建设期间未发生一例因高原病死亡,创造了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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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阳,男,51岁,辽宁沈阳人。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罗阳所在的沈飞集团是中国重要的歼击机研制生产基地,他本人也是飞机设计专家,2021年11月25日上午,随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参与舰载机起降训练的罗阳,在大连执行任务时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经抢救无效,于12时48分在工作岗位上殉职。
罗阳1982年毕业于北京航天航空大学高空设计专业。他担任中航工业沈飞董事长、总经理的5年,是沈飞新型号飞机任务最多、最重的5年。难关难度,难题难点,好像排着队一样。罗阳善于解决问题,采取多种措施推动研制进度,创造了新机研制提前18天总装下线,从设计发图到成功首飞仅用10个半月的奇迹。
2021年1月,罗阳担任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舰载机歼-15研制现场总指挥。没有经验,也没有现成的关键技术可以借鉴,航空制造大国对技术的封锁,逼着航空人只有自主创新一条路可以走。在航母上,罗阳坚持亲力亲为,与科研人员一起整理试验数据,观看每次起降过程,记录和分析飞机状态,出现身体不适,也没有中途下舰,甚至都没有去找医护人员检查。
难度高,任务重,时间短。重重考验摆在罗阳面前,可是他就有这么一股不服输、不懈怠的劲头。他曾说,外国人能干成的事情,中国人同样能干成,而且还能干得更好。
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他不知疲倦,劳心劳力,没有一刻休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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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原名彭家睦,1925年出生在广东省番禺县。1949年5月参加工作,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综合科考委员会任助理员、助理研究员。195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中国科学院准备组织综合科学考察委员会,彭加木主动放弃去莫斯科学习的机会,请求赴新疆考察。请愿书中,他把自己的名字“家睦”改为“加木”。他说,他要跳出小家庭,到边疆去,为边疆“添草加木”。在此后20多年中,彭加木先后15次到新疆科考,3次进入新疆南部无人区罗布泊。1964年和1979年,彭加木两次到罗布泊外围做科学考察,发现了大量的钾盐、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贵重资源。
1980年5月,彭加木担任罗布泊科考队队长,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罗布泊科考。6月5日,科考队第一次穿越罗布泊核心地带,打破了“无人敢与魔鬼之湖挑战”的神话。6月11日,已经完成任务的科考队休整后,准备沿古丝绸之路南线再次横贯罗布泊地区。但是途中遭遇了沙尘暴和数次陷车,3天才行进了150公里,保存的水也开始变色发臭。大家决定向最近的解放军部队基地求救。当时,求援送水需要花费六七千元的资金,这是一笔庞大的数目,彭加木为节约起见,决心继续寻找水源。
6月17日中午,驾驶员王万轩打开汽车车门时,发现了一张用铅笔写的字条:“我往东去找水井,彭。6月17日,十点三十分。”但直到下午,彭加木还没有踪影。随后展开的4次大规模地毯式搜救均无结果。彭加木为我国科考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化成了罗布泊永远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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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上一组排雷英雄的无手“军礼”照片震撼了广大网民的心。军礼无言,誓言铿锵。一句“让我来”,排雷英雄倒在了血泊中,救下战友,自身失去了双手和眼。一个严肃庄重的“军礼”展示出了排雷战士对党的忠诚,对排雷事业的不悔决心。
他们是一群走在“死亡”路上的英雄,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为的是帮人民群众排除安全隐患,还人民群众一篇安详宁静的热土。排雷发明者设计之初,考虑到敌人靠火力轰炸等外力作用引爆地雷,便在地雷材质上做了优化设计。导致在如今的排雷工作中即使在强火力作用下,地雷毁灭率也是极低的,这就需要排雷士兵匍匐身子,通过绊发、剪线、去除伪装物等一系列排雷流程进行排除。排雷完成后,战士们还要手拉手徒步验收雷场。
战士英雄大多数都处在20到30岁之间,正处朝气蓬勃,激情四溢的青春。在这场特殊的战斗,许多排雷战士献出年轻的生命。或跌入谷底,或顶高温挖掘,也从未一声怨言,轻言放弃。爆炸事故中,侥幸抵住死亡厄运喉咙的战士们,有的失去双腿胳膊,终身残疾。这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来说,同样是一场巨大的伤害。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失去健康肢体的人,该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排雷英雄的故事让无数群众热泪盈眶,“上半辈子,你守护我。下半辈子,我是你的‘眼’,我是你的‘手’。”排雷战士杜富国的妻子紧靠在杜富国身旁说。
这世界从来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负重前行。英雄事迹让我们千万群众落泪。他们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标兵,是祖国的骄傲。在他们身后,祖国大地一寸寸平安的土地不断伸延。他们的故事,全中国都要铭记。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弘扬不畏艰难、不惧危险、不怕伤残、吃苦耐劳的排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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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半决赛上,苏炳添跑出了9秒83的亚洲纪录,成为首位闯入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人、亚洲人。这种突破创造了历史,这种突破振奋人心,而苏炳添的那种坚持“进步”的精神,更加值得我们学习。
半决赛中,苏炳添在第三小组第四道。发枪前,他揪了揪紧身衣,双手合十,大拇指与食指摆出一个“一厘米”的手势。赛后记者跟他求证手势的意思,他说这是提醒自己“进步一点点就好”。
苏炳添的“进步一点点”是中国人的一大步,也是亚洲人的一大步。但是这“一点点”是突破极限的挑战,是要建立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与自我突破上。苏炳添说,自己从9.99到9.91(提高0.08秒)用了3年时间。此后,他又为自己制定接下来的0.01秒的目标,“听起来0.01秒很少,但是提高0.01秒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我愿意去尝试。”
为此,他保持严格的作息和饮食习惯,坚持训练,让自己的身体机能在32岁还保持在巅峰状态。就是为了能不断实现“进步一点点”。
在知乎上回答“长时间坚持做一件事是种怎样的体验时”,苏炳添也说训练很累,“很枯燥,有时候确实练着练着就会想,太累了,明天还要练啊太累了,还要练那么多年,怎么坚持啊……”但他也说,“这样坚持下去也是一个再次挖掘自己潜力的过程。”
苏炳添做到了,他以9秒83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成功闯入奥运会决赛,成为中国奥运历史第一人,刷新了亚洲纪录。这背后是他锲而不舍的努力、始终如一的坚持。
拿金牌可喜,刷新记录可喜,但这些站上世界顶尖赛场的运动员身上所反映出来的精神,更可宝贵。“进步一点点就好”不仅是苏炳添的追求,更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座右铭。
我们常说,“无志者常立志,有志者立长志”,立长志者,不期速成,从“进步一点点”开始,坚持“进步”,必将会离目标越来越近。龟兔赛跑的故事,“积沙成塔,集腋成裘”的成语,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道理大家都懂,但真正能做到、能坚持的有多少呢?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例子:有人说要减肥,然后呢,就一顿操作猛如虎,恨不得一下子把自己饿死,或者恨不得把自己累死。这种状态明显不可持续,于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减肥”仅仅成了一句天天挂在嘴边的口号;有人说要阅读,让自己变得“有深度”,于是捧一本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看了两页之后觉得“太有深度”,弃之……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曾经说过:“学到很多东西的诀窍,就是不要一下子学很多。”同样的道理,想要做成事,就不要妄图一口吃成个胖子。要学会循序渐进、持续发展。“进步一点点就好”,就是这样。
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我们也应该提醒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即使只有“一点点”,但只要能坚持下去,数年如一日,十数年如一日地“进步”,就算我们破不了中国纪录、亚洲纪录,但终归能挖掘出自己潜力,实现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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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1925年生人,1947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解放后历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今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期间参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筹建工作。1980年6月17日,他在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时不幸遇难。中国科学院发出通知,号召向彭加木烈士学习,学习他不畏劳苦、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甘当铺路石子”的拼搏奉献精神。
1956年,中国科学院准备组织一个综合科学考察委员会,分赴边疆各地调查资源,彭加木主动放弃去莫斯科学习的机会,积极申请到边疆去。当年5月,彭加木告别了工作八年之久的上海实验室,告别了温暖可爱的小家庭,踏上了新的征途。然而,野外考察的工作环境是异常艰苦的。做实验没有实验桌,他就把装运仪器的木箱竖起来,当作实验桌;没有自来水,就把盛水的桶架高,用橡皮管把水引下来,算是“土自来水”;汽车在戈壁滩中前进,有时轮子陷了下去,彭加木总是第一个跳下汽车帮助推车,车轮向后溅起的沙粒常给他淋一场“沙浴”,甚至连嘴里也是沙粒。彭加木一边吐着沙粒,一边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三个字,差不多成了他的口头禅。彭加木以苦为乐,他说:“如果要享福,就用不着到新疆来。我到这里,就是准备要吃亏的!”
放弃出国学习的机会,告别温馨的家庭,有人为彭加木惋惜,说他“吃亏”了。1964年4月6日,彭加木在上海《新民晚报》发表署名文章《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献给<新民晚报>的读者》,对这个问题作了这样的答复:“有人说我‘吃亏’了,我想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今天做的工作就像耕耘,又像播种,一分耕耘终会得到一分收获的,如果有更多的人参加到科学研究工作中来,肯定比我一个人的力量大,成果也会出得更多。这对党、对祖国的科学事业有什么吃亏可言呢?如果说吃亏,那么许多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了革命事业流血牺牲,他们甚至连革命的胜利果实都没有看到,这不是更吃亏了吗?还有无数的解放军战士,在战场上英勇作战,负了伤,甚至残废了,他们是否吃亏了呢?当然没有······至于我个人,虽然是一个科学研究人员,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革命者。在入党的时候,我就向党宣誓:我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的利益坚决斗争到底。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里也不存在什么吃亏的问题。”
彭加木这些闪闪发光的话语,象征着他的思想逐渐成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接下来,他在文中表达了自己愿意做一辈子铺路石子的心声:“我认为党领导下的一切工作都是革命工作,任何岗位都是重要的、光荣的岗位。像建筑工人,自己住的常常是简陋的工棚,等到新房子盖好,他们却又要到别的地方去了;又像筑路工人,他们铺好路,自己却不再走这条路。我想建筑工人、筑路工人能够默默无闻地做一些专门利人的工作,我为什么不能做一些科学组织工作,起一些桥梁作用呢?我想,做一颗铺路石子,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也是光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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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看了《感动中国》,那一幕幕感人的事迹、感人的创造、感人肺腑的场面让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让我敬佩的是一个12岁的小女孩。何玥即将小学毕业,却被查出患有高度恶性小脑胶质瘤,住院进行了第一次手术。9月初,病情突然复发二次入院,肿瘤已扩散至脑部组织。当听说自己的生命只剩三个月时,她决定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11月17日,小何玥脑死亡,父亲根据她的遗愿将她的两个肾和一个肝捐给了三个人。
在亲人眼里,何玥是个爱学习、有爱心的孩子。今年4月,做完手术第三天,她就回到学校上课了。她的家里满满一面墙都贴着她的“三好学生”之类的荣誉奖状。08年汶川地震时,她硬逼着父母捐出了一个月的工钱。她被查出脑瘤后,学校为她捐钱,她要父亲捐给更需要的人。
9月中旬,爸爸从广东打工回来,她第一句话就说:“爸爸,我想把自己的器官捐出去,行不行?”她说,她只剩下三个月的生命,她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给别人生的希望。由于是何玥最后的心愿,亲戚们最终同意了何玥的想法,决定帮助她完成遗愿。
我以后也要向何玥学习,学习她做一个对社会有很大作用的、有爱心的人。
相信每个看了感动中国的人都会有有一种真实的清洁感,就像一次精神上的沐浴,而同时,走路的脚也更结实一分,就像是一次年度的充电,一个缺点的电池再度内心充实,于是,又可以支撑自己,也希望可以帮助别人。这,正是感动的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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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观看了感人肺腑的《2011感动中国》,我的心就像阵阵潮水般涌动。我想,其实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人在自己平凡的生命中感动着别人,他们用朴实、善良、纯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奇迹。
在杭州,一位平凡的妈妈用自己爱的双手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一个2岁的孩子妞妞即将从10楼坠落的那一瞬间,她出现了。甩去脚下的高跟鞋,张开双臂。啪!孩子落在了她的左臂膀上,而她左臂膀也严重骨折。她就是誉为中国的“最美妈妈”吴菊萍。
为何说她是“最美妈妈”呢?因为她有着平凡而又真挚的母爱,有着朴实无华的真情,有着真实可亲的人格。她曾经用澹澹的语气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这是我的第一反应,当时就只想着去救人……”听,多么简单、朴实的语言,可它又是那么弥足珍贵,它折射出的是一颗金子般宝贵的心。在危急关头把自己的安危置身于外,却毫不犹豫地伸出了自己爱的双手,救起了一个与自己素不相识的孩子。
啊!吴菊萍,我会永远敬仰你!尽管你的身影娇小,可在我心中你却是那么的伟大。你让我深深感动。
孟佩杰,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在5岁那年,母亲也因病去世。寄托哺养孟佩杰的养母在三年后也不幸瘫痪。面对这一连串的不幸遭遇,孟佩杰没有退缩,8岁的她承担起家中所有的活:上街买菜;放学回家给养母做饭;帮养母做健身运动……她用自己弱小的身躯谱写了一支动人的歌,她也被大家称赞为“孝女当家”。
我总在想:“在贫困中,她任劳任怨,乐观开朗,用青春的朝气驱赶种种不幸;在艰难里,她无怨无悔,坚守清贫,让传统的孝道充满每个细节。”这种不屈不挠,永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又是多么值得我们当今青少年学习啊!
这两小时的《感动中国》令我思绪万千。它告诉我这个世界有着许多触及人心令人感动的事情,我们应该歌颂,更应该发扬,在被别人感动的同时,也能感动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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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了许多令人感动的人物:有“两弹一勋”朱光亚,他和他的工作伙伴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就制造出了核武器。这份对科学的执着追求不得不使我们敬佩;有“无臂钢琴师”刘伟,他在一次天灾中失去了双臂,却学会了用脚做事,并学起了游泳,准备参加残奥会时,却又患上了疾病,不能做激烈的运动。可他并没有气馁,又开始学习弹钢琴,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钢琴师,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得不让我对他竖起大拇指;有孝女孟佩杰,自幼被送给养母抚养,可养母瘫痪了,养父也走了。十多年来,她一直照顾着养母,每天为她打理起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份孝心着实感动人心;还有爱心老人白方礼,年迈的他一直为贫困学生捐款,这位老人用他的爱心诠释了生命的美丽......
在这些人中,令我最感动的是刘伟,他虽然被无情的命运夺去了双臂,但是他并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用脚学会了吃饭、写字、穿衣服。他又想起了学游泳,在一番刻苦训练下,他终于学会了游泳。可是又是一场病让他无法剧烈运动了。万籁俱灰下,他又开始了学钢琴的艰苦旅程。用脚弹钢琴,他需要做比常人更艰苦的训练,终于,他学会了弹钢琴,成为了优秀的钢琴家。他用脚弹奏出了生命的美丽,用坚持诠释了生命的伟大!如果换做是我,我肯定不会像他这样坚持不懈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这份坚持实在是令我钦佩!
其实我想,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人在自己平凡的生命中感动着别人,也感动着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逐渐富强起来,也是因为这些有太多的有道德,有品质的中国人。
也许作为一个平凡的人,无力去做一些感天动地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为别人做些什么,为集体做些什么,为家庭做些什么,那我们会成为一个感动中国的人。而我们的家庭,集体,祖国也就越来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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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要治沙必须汇集更多的力量。调任白芨滩林场副场长,王有德面对的是一个尴尬的局面——林场生产已多年徘徊不前,职工人均年收入只有几百元,治沙资金缺口大,2/3的人要求调走。为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王有德和职工吃住在一起,白天一起推沙、平田、砌渠道,夜晚点着煤油灯在帐篷里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吃的是刮进沙子的饭,早上一起来头发上、脸上、被子上都是一层细沙。家,就在3公里之外,却常常一两个月都顾不上回去一次。在儿子王立钧的记忆中,爸爸一直都是在林场忙乎。“爸爸经常是一两个月才回一次家。他一回来,家里到处都是沙子。我妈常说:‘老王啊,你把荒地绿化了,可把家里沙化了。’”
上下齐心,其利断金。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王有德带领职工,建起了柳编厂、砖厂、预制板厂,还成立了3家苗木公司!收入增加了,林场有了生气,涣散的人心逐渐开始聚拢。王有德又坚决推出三项改革措施:压缩非生产人员;实行工效工资,按劳取酬;打破“大锅饭”,实行责任承包制。同时,还以身作则提出“六个一”目标任务:每人1年扎1万个草方格,挖1万个树坑,种1万棵树,完成治沙造林面积100亩,从治沙中实现收入1万元。家庭目标和集体目标衔接,职工工作热情高涨。改革当年,林场造林5093亩,创收17万元,实现了逆转。
比起艰苦的工作环境,粗放的传统治沙模式更让王有德焦虑。造林成活靠天,林木的成活率低,防风固沙的效果并不明显。治沙,没有现成的方法可学,全靠摸索。王有德带领职工在扎制草方格固沙的基础上,探索形成了“宽林带、多网络、多树种、高密度、乔灌混交”的“五位一体”防沙治沙综合发展模式,实现了“沙漠绿、场子活、职工富”的奋斗目标,创造了沙区经济循环发展的成功范例,被国务院确定为加快宁夏经济社会发展重点推广模式,为全国防沙治沙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白芨滩,每一株小草、每一棵幼苗都异常珍贵。为了保证树苗的成活率,不管多晚,当天拉来的树苗必须要立刻栽上。王有德常说:“人是有生命的,饿了渴了可以喊。植物不行,它喊不出来,你只能去观察它。看看它缺不缺水?旱了没旱?死了没死?有没有病虫害?在沙漠里面植树造林真的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比养个娃都要难啊。”
如今,30多年过去了,凭着“宁肯掉下十斤肉,不让生态落了后”的拼劲,王有德带领职工营造防风固沙林60万亩,控制流沙近百万亩,有效阻止了毛乌素沙漠的南移和西扩,实现了让沙漠后退20公里的壮举。按平均行间距2米计算,他们种下的树能绕地球赤道七圈!昔日的沙漠变成了职工生存的“口粮”,果园成了职工的“摇钱树”,苗圃成了职工的“绿色银行”,黄沙漫天、生态条件极其恶劣的贫困林场,也变成了物种丰富、生态优良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王有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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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筑英,勇攀科技高峰的光学专家,1939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56年,蒋筑英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北大期间,他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还掌握了英、俄、德、日、法5门外语。1962年,蒋筑英大学毕业后来到长春,成为中科院长春光机所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的研究生,并选定了光学传递函数这一开创性研究课题。
1965年,年仅26岁的蒋筑英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此后,他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就,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上世纪70年代,我国彩色电视的复原技术十分落后,导致颜色失真严重。蒋筑英与王大珩一起攻关,提出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最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
成功的背后,更多的是汗水与辛劳。蒋筑英的妻子路长琴至今对他从未陪自己完整地休过星期日“耿耿于怀”。一到星期日,蒋筑英就让路长琴带着孩子去她的哥哥家玩,而他自己则早早就去了实验室。
“有追求,头勤、嘴勤、手勤、腿勤”,这是蒋筑英的同事史光辉对他的评价。在攻克变焦镜头技术难点的时候,由于这是当时国内第一次对这项技术进行攻关,因此,当所有技术攻关结束后,要把国内生产的仪器和日本的仪器进行对比检测。蒋筑英做得非常仔细。结果发现,我国研制的镜头和日本的相比,传递函数质量差距不大,但是颜色偏红,有点失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蒋筑英对所有数据逐一进行了分析,最后终于发现,他们使用的玻璃质量存在缺陷。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对以后的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蒋筑英一生坎坷,因家庭出身一直解决不了入党问题,但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他常说:“一个人的生命是短促的,但党的事业是永存的。”他爱帮助人,心里总是想着别人,很少想着自己。他总说:“我就是一块铺路石,我愿意别人踩着我顺利走好人生之路。”
在利益面前,蒋筑英总是最后一个想到自己。所里盖了一个小楼,当时分给蒋筑英一套,但是他三番五次找到所里,说还有比他更困难的同志,他不想要;几次提职和提工资,他也都主动打报告说要往后排;蒋筑英掌握5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文资料,但从不占为己有;他帮助同事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论文,可是发表时却不让提他的名字;他和别人共同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受到光学界的重视,被邀请出席学术会作报告时,他让一起合作的同志去。
1982年6月,在蒋筑英生命的最后4天里,他收拾好新建的试验室,修好院里被破坏的柏油路面,帮助同事家里修理了下水道,又忍着腹部的疼痛到成都,替一位家有急事的同事出差。飞抵成都的当晚,他就召集验收组人员开会直到深夜11时。次日一大早,他换乘两次公共汽车,步行了3段路程到达工厂,忍着病痛开展工作。
6月14日深夜,他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他因长期积劳成疾,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病、急性肺水肿等多种疾病。因抢救无效,蒋筑英于第2天下午去世。
蒋筑英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生前一再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去世前不久所里已批准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他去世后,中共吉林省委根据他生前的表现和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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