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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一下指南针的发明。相传在4000多年前的黄帝就已发明了指南车。这里所说的指南针,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发明的简便指南工具——司南。司南的发明表明我国首先发现了磁石的吸铁性和指极性,这在《山海经》、《管子》、《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均有记载。后又进一步发现钢铁在磁石上摩过或按一定方向放在地磁场中,也会产生磁性,而且还比较稳固,于是有人造磁铁的产生,并以此为原料发明了新的测向仪器——指南鱼。指南鱼在利用地磁学的发展史上,的确是件了不起的创造。指南针就在这一基础上,把薄磁钢片改成细小的磁钢针而制成的。这在11世纪北宋年间就出现了,从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可以找到详细的记载,指南针的重大作用是用于航海,这在11世纪我国宋代就出现了。公元1119年宋人朱或的《萍洲可谈》里,就有在海船上应用指南针的记载,这是世界航海史上使用指南针的最早记录。宋元时代,由于对外贸易的海上交通的发达,指南针及其应用技术也随之外传。先是传到波斯及阿拉伯各国,后又传到欧洲,到13世纪初,欧洲的书籍上第一次提到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要比我国的有关记载晚100多年。
一提起造纸,人们立即会联想到蔡伦,实际上东汉的蔡伦,并不是我国纸张的发明者,他只是后来改革制纸原料的能供大众使用的新型纸——“蔡侯纸”的发明者。我国最早的纸。也是迄今为止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当推2000多年前西汉的“灞桥纸”,这种纸是1957年在西安附近灞桥古墓中发现的,故以此命名。公元6世纪后,我国的造纸术便陆续外传,东面传到日本,西面经中亚、西亚、东非而传到欧洲。公元8世纪时,阿拉伯人学到了中国的造纸技术,于是此法又经由阿拉伯人传到非洲和欧洲。直到公元1150年,西班牙才有了第一家造纸工场,比中国晚了1200多年。至于欧美的其他国家掌握我国造纸技术并建立造纸工场的时间就更晚了,俄国是1567年,美国则是1690年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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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的发明者叫贝尔。他原是苏格兰人,生于1847年。24岁时移居美国,不久加入美国籍。1873年他已是波士顿大学语言生理学的教授。一次,他企图通过一根电报线来同时传递几个信息。他的设想得到了妻子梅布尔.哈伯德与岳父的支持。梅布尔是聋子,以前是贝尔的学生。她父亲较富有,为女婿的科学试验慷慨解囊,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
贝尔的不少朋友却希望他钻研电报术。但发明家不以为然。他心里惦记的事,就是要完成传递人声的工作。他先试制成“谐和电报”——在一根导线上连接由带电芦苇组成的两个竖琴模样的集合。每根芦苇在导线的那一头都有同频率的对应者。贝尔把两个“竖琴”挂在磁性薄膜上。这薄膜是模仿人耳的一种装置。
有一天,贝尔的助手托马斯.沃森摆弄夹住了的芦苇,而贝尔却从导线上听到了邻室传来的拨动的弦音。他记下了事实,从而导致进一步试验。试验过程中,贝尔遇到不少困难。但他是个虚心好学的人,因而在向别人求教时,得到过一些科学家的指导与帮助,其中有的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约瑟夫.亨利、爱迪生等。
1876年3月10日,贝尔通过送话机喊道:“沃森先生,请过来!我有事找你!”在实验室里的沃森助手听到召唤,像发疯一样,跃出实验室,奔向贝尔喊话的寝室去。他一路大叫着:“我听到了贝尔在叫我!我听到了贝尔在叫我!”……
这样,人类有了最初的电话,揭开了一页崭新的交往史。1877年,第一份用电话发出的新闻电讯稿被发送到波士顿《世界报》,标志着电话为公众所采用。1878年,贝尔电话公司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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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3 年,里昂学院年轻的物理学教授蒙日,在一次探亲回家的途中,遇见一位搞工程的官员,对方曾看见蒙日16岁时完全凭自已的能力画的一幅有名的地图,他建议蒙日到梅济耶尔的军事学佼去。蒙日没有仔细考虑就答应了。到梅济耶尔之后,他很快就知道自己永远得不到军官委任状,因为他出身低微。他只能做实际工作,天天跟踪测量和制图打交道。不过,他.觉得很快活,因为这种工作使他有大量时间研究数学。学校常规课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筑城术,其中的关键是把防御工事设计得十分隐蔽,没有任何部分暴露在敌方的直接火力之下,而这往往需要没完没了的的算术运算。有时为了解决问题,只好把已经建成的工事拆毁,再从头开始。精通几何的蒙日在思考如何简化这项军事工程的过程中发明了画法几何。按照他的方法,空间的立体或其他图形现在可以由两个投影描画在同一个平面上。这样,有关工事的复杂计算就被作图方法所取代。
经过短期训练,任何制图员都能胜任这种工作。蒙日把他的发明呈交给一位高级官员。那人不相信一个繁难的工事问题能够得到解答,于是就审查。蒙日继续坚持,说他没有用算术。官员只好让步。
审查结果发现,他的解答是正确的。蒙日立刻得到一个小小的教学职位,任务是把这个新方法教给未来的军事工程师们。他被要求宣誓不泄露他的方法,画法几何因此作为一个军事秘密被小心翼翼地保守了15年之久,到1794年蒙日才得到允许在巴黎师范学院将之公诸于世,没有蒙日最初为军事工程作的发明,19世纪机器的大规模出现也许是不可能的。画法几何是使机械工程成为现实的全部机械制和图解方法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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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是中国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和应用数学家。中国两弹元勋。
1933年,郭永怀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38年在西南联大改学航空工程。1939年考取中英庚款留学生,进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半年后他和钱伟长、林家翘以优异成绩和出色的论文获得应用数学硕士学位。1941年5月他到加州理工大学师从航空大师冯·卡门,研究当时空气动力学的难题“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性”。1945年他以这项重大研究成果获得博士学位。
1946年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与西尔斯教授创办航空研究院。在粘性流体力学和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等前沿领域取得了许多成就。
1956年郭永怀回国,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委空气动力研究院筹备组副组长等职务。
1960年郭永怀参加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工作,担任二机部九院副院长。1961年任第一颗原子弹爆轰物理试验场外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对核弹的武器化和系列化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对氢弹的结构设计、飞行弹道空气动力学的有关试验作出了巨大贡献。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在参加完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发射准备工作,返回北京时,因乘坐的民航班机失事,不幸牺牲。12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他烈士称号。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追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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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每个办公室都至少有一个订书机。它提供了把许多页纸装订在一起来加以保存的理想手段。但最早的订书机却根本不是一种办公室里的用品。它是为印刷工业而开发的。
装订图书的传统方法是按照“贴码”将书页缝合起来。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序,对熟练的装订工人来说是简单的,但由一部机器来做却很能很困难。因此想提高工作速度的装订工人,尤其当生产那些通常要求快的小册子和杂志时,都试图寻找到用小段弯铁丝来进行装订的办法。
1869年,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托马斯·布里格斯发明了一个能担当此任的机器。他创办一家制造和销售这种机器的“波士顿铁丝装订机公司”。他的机器将铁丝轧断并使它弯成U形,然后用它来钉穿书页,最后再弯一下将书恰当地固定好。
布里格斯最初的订书机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它有那么多道操作步骤。因此,他在1894年采用了一种制造工序,该工序首先将铁线轧断并弄弯,做成一串U形订书钉。这些钉子可以装进一个简单得多的机器里,该机器可以把这些钉子嵌入纸而中去。这个机器就是如今办公室和家里订书机的原型。
早期的U形钉包在纸里,或者单个地装进订书机里。订书机的使用在20世纪20年代日益普及,当时U形钉粘合成一长条后投放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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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抗疫人民战争打响,这位中医大家挺身最前线,老当益壮、当仁不让,以“中药漫灌”的理念,科学救治新冠疫情患者,诠释了阻击疫情关键时刻一个中医药科学家和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仁心大爱,不愧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年逾古稀的张伯礼院士,从天津来到湖北,以科学报国的精神,充分发扬中医药特长,在疫情阻击战中指导建起一家以中医药综合治疗为主的方舱医院,率领由来自天津等地中医医疗团队组成的“中医国家队”,书写了挑战和抗击新冠疫情的故事,为新冠病毒患者解除病痛,为阻击疫情蔓延争取了主动和时间,充分展示了中医药的科学魅力,印证了中西医结合在抗击疫情中的功力和成效。
张伯礼院士身患胆石症,在抗疫斗争前线微创切除胆囊,成为“无胆英雄”,他不曾从抗疫火线退下,而是毅然坚守,而且他的儿子、天津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执行院长张磊带领天津第十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也来到武汉,父子在一线红区共同抗击疫魔,如此情节,多么感人!
张伯礼院士是一位英勇无畏、敢于担当、忘我工作的抗疫英雄,一位白衣天使的代表,一位老共产党员的代表,一位天津人的代表。他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必将激励我们把抗疫斗争进行到底,夺取最后的胜利。
张伯礼院士离汉前写诗告别
4月16日,江夏方舱医院总顾问、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凯旋,离开了他苦战82天的武汉。
1月26日,大年初二晚上,正在天津指导防疫的张伯礼院士接到国家疫情防控指导组电话,要求当晚到武汉。72岁的张伯礼不惧危险,来到武汉。
1月27日开始,张伯礼院士深入定点医院、方舱医院、社区,给病人会诊,调查疫情,制定中医治疗方案、研究中药治疗新冠疫情的处方。
创建武汉首个中医方舱医院推动中医治疗新冠疫情
2月12日,张伯礼院士率领209名中医“国家队”进驻江夏中医方舱医院。该“中医国家队”由天津、江苏、河南、湖南、陕西五省市三甲医院专家组成。随队进驻的还有中央指导组中医药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
2月14日开舱至3月10日休舱,江夏中医方舱医院运行26天总计收治病人564人,治愈出院392人,其他休舱转诊他院。
据江夏中医方舱医院副院长熊侃介绍,张院士作为总顾问,带领刘清泉院长及五省市400多中医专家,奋战在江夏中医方舱医院。他亲自穿上防护服,走进隔离区查房,为每一位患者拿脉、查看舌苔,了解病情。一个上午出来,防护服早已汗的透湿。
晚上,张伯礼院士又召集五省市几名知名中医专家会诊,在张伯礼院士的指导下,制定了江夏中医方舱医院一号方、二号方。后期,江夏中医方舱医院基本做到了“一人一方”。
据张伯礼院士自己介绍江夏方舱医院有564个患者(轻症71%,普通型29%),五个中医医疗队(中医国家队)整建制接管。患者吃的主要是中药,除了吃中药还要打太极、练八段锦、做按摩、做敷帖,做针灸,中医疗法全套都上。截止到“休舱”,实现了“三个零”病人零转重、零复阳;医护人员零感染。这表明用中药完全可以达到治疗轻型、普通型新冠疫情的目的,其疗效主要体现在缩短痊愈的时间、降低转成重症的比例。患者用的药,主要是宣肺败毒、淸肺排毒汤,再就是少数配方颗粒(中成药)。像密切接触的、发热的、留观的、疑似的人,用中成药,如金花清感颗粒、莲花清瘟胶囊。针剂则用血必净。
江夏中医方舱医院副院长熊侃说“张院长亲自带领一支中医医疗团队,进驻江夏中医方舱医院,在他的全程、深入推动下,此次新冠疫情救治中,中医对疫情介入的深度、广度、力度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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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片是一种不需要套封的信件——明信。它最先出现于美国。1861年,约翰·P·查尔顿大费城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张明信片,但它仍然有版权。后来,约翰把版权卖给了一个名叫哈里·L·李普曼的文具商。李普曼改进了约翰的明信片。他改进了明信片的装饰,使其美,还在明信片上印上了“李普曼明信片”的字样,明信片开始公开发行。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李普曼申请了国家专利。
预付邮资明信片比美国人发明的明信片使用起来更方便,它诞生于维也纳。1865年,德国画家莱特斯姆在一张硬纸片上画一幅优美的画,在纸片背面还写了几句祝福的话,准备把它寄给远方的友人。但到邮局寄时遇到了麻烦,因为邮局没有这样大的信封装他的“信”。最后邮局同意把他的硬纸片作为一封公开的明信片寄出去。这件事被文史蒂芬知道了,他深受启发,马上向德国政府提出印刷并发行明信片的建议,但遭拒绝。4年后,奥地利维也纳诺伊施塔特军事学院的伊曼纽尔·赫尔曼博士建议政府使用“通信明信片”。
赫尔曼博士比史蒂芬幸运得多,因为奥地利政府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第一批预付邮资明信片于1869年10月1日正式在维也纳发行。这种明信片是淡黄色的,与一般信封同样大小,上面附有一张面值2克莱泽的邮票。明信片的正面写地址与姓名,反面写信(根据当时的规定,不得超过2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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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慷慨献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万元稿酬,资助贫困学生;80年代,他又将《论系统工程》中自己的那份稿酬捐出,用作研究经费。
晚年,他先后获得两笔100万港元的科学奖金,也悉数捐出,情系祖国西部,用于沙漠治理。面对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等实权官衔,他没有向谁伸手,而是主动放手。
即便美国曾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但仍被他拒之门外,抛在脑后。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外国荣誉。
他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曾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管是什么大官,那些大官的待遇我一样不要。
他曾为自己定下了不题词,不给人写字,不上名人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参加成果鉴定,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则。
这就是我们一代伟大物理学家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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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枭雄曹操曾在《龟虽寿》中写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新中国从诞生那天到如今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这70多年苦寒岁月当中,整个中华民族众志成城,携手共进还有了我们当下的幸福岁月。
如今的我们终于不用再惧怕西方国家的武力威胁,但在新兴的科技领域或者是高精尖的精密仪器制造等相关产业,我们依旧处处受制于人。
为了冲破"敌人"的围剿,一群怀揣着中国梦的科学家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砥砺前行。
黄令仪就是这样一位已经年过八旬的老人。
从16年到20年中国在科技领域和高精尖的制造领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毫无廉耻之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频频撕毁国际合约,企图用强硬的手段来打压中国的发展。
为了能够迫使中国妥协,甚至不惜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战略,围攻中国的科技企业,中兴国际、华为等民营企业屡次遭受打压。
芯片研发和制造似乎成为了挡在中国发展面前不可逾越的一座大山,其实在这背后,一直有一部人在为此默默的奋斗着。
今年已经是84岁老人的黄令仪就是其中的一位。
对于这个名字或许我们并不熟悉,但提到她倾注无数汗水的"龙芯",恐怕大多人都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黄令仪出生在全民抗战前夕的1936年。她是在硝烟弥漫的战火的陪伴下长大的,对于战争她应该没有太多的记忆,但日本投降时举国欢庆的那段记忆是她脑海中无法抹去的痕迹。
当黄令仪走过懵懂的青葱岁月成长为花季少女时,国内已经是一片祥和的气息,中华好儿女们正鼓足干劲、收拾这满目疮痍的祖国河山,而她也考入了华中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中理工大学。
1956年慧眼如炬的__和周恩来总理看到了半导体事业对于国家未来建设的重要性,当即在清华大学创立了半导体专业。
两年以后以优异成绩从华中工学院毕业的黄令仪,被安排进了清华大学半导体专业继续深造,由此也开启了她与微电子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
两年以后学成归来的黄令仪在华中工学院创办了半导体专业和专用的实验室,开始为新中国培育新一代的半导体人才,那时候从事半导体研究事业的人才是极度缺乏的。
为了能够加快半导体的研究,成绩优异、又有数年学习经验的黄令仪,被安排进了中科院的计算机所,潜心从事研究,为国内的半导体事业添砖加瓦。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外资的逐步进入,国际上相对先进的技术和制造设备陆陆续续的进入到华夏大地。
中科院也深深的认识到了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之后,中科院决定公派一部分能力卓著的人出国学习。
黄令仪就是其中的一位,她被公派到一家美国的企业展开合作和交流、学习。
只有直面人生的惨淡,才有信心去迎接未来的挑战。
在这一年多的出国工作当中,黄令仪被外面的世界深深的震撼到了,60年代初国内的半导体事业虽然不敢说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我们的研究能力并不弱于他们。
但时隔30年国际展会上再也看不到中国产品的身影了。
这一刻彻底触动了怀着浓烈报国之心的黄令仪,她要回国将自己这一年多来的所见所学带回到国内,让国人们意识到差距,要让中国的半导体事业才会闪耀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归国后的黄令仪一头就钻进了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研发工作当中,从电路的设计到版图库的建立,每一步黄令仪都如履薄冰般的亲力亲为。
拳拳赤子心,巾帼报国志。这中间走过多少困苦只有她和她的团队知晓,是迷茫的夜色当中,是心力交瘁的炎炎夏日,黄令仪从未有一丝一刻想要放弃。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经过十年的披星戴月,黄令仪带着她的产品再次走向了国际的展台。
在琳琅满目的展会上,国外都是以公司为单位进行参展,而我们似乎是举全国之力才拿下一方毫不起眼的展台。
但归国的路上黄令仪脸上露出了许久未有出现过的笑容,2000年已经年过6旬的黄令仪坐在飞机上,看着满头的青丝渐已斑白,稍有宽慰的写下了一句诗"神州之尊重泰山,赤子荣辱轻鸿毛。灵台无计四十载,不觉青丝已成雪。"
这是对于自己在半导体事业上走过的四十年的辛苦历程的总结,也是她对于半导体事业,对于国家的那一份挚爱。
幸福总是短暂的,人终究还是要向前看。成功是短暂的,只有不断的超越才是对于自己事业的最大敬意。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黄令仪再一次钻到了实验室里。
此时的她考虑的不仅是半导体微电子事业的研究,而是我们终究要去往何方。科学的发展总是要回到现实当中,设计的再好如果不能安排到实际的生产当中也只不过是一件摆设而已。
她的存在并不是为了站在高台上领奖,而是能让产品回归到生产车间当中。
面对经费紧张、人员不足、经验不足的残酷环境,经过多个日夜的思考之后,黄令仪接下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参与到CPU的物理设计当中。
经过寒冬酷暑的努力,象征着完全由中国人研发设计的"龙芯"摆在了世人的面前。
从简单的二极管到集成电路,再到最后的龙芯的横空出世,黄令仪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中国半导体事业的发展,"龙芯"的一代、二代、三代一直到如今最先进的一代都有着黄令仪的身影,每一颗新一代的CPU上都沾着黄令仪的汗水。
2020年这位已是84岁的耄耋老人再次走上了颁奖的舞台,获得了极具有象征意义的夏培肃奖,而这也正是对于她在半导体事业上所作出的贡献的认可。
如今这位早已两鬓斑白的老人,依旧坚持在龙芯国际的最前线上,为了祖国新一代的半导体事业默默坚守在实验台上。
对于这样的一位老人我们还能说些什么?感谢,感谢她数十年来如一日的坚持。感恩,感恩她在祖国科技领域上默默耕耘的岁月。
正如她自己说的那样:
"人生取决于思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命运取决于选择,成于正义,败于诱惑。一生取决于内心,大爱常乐,小我恒苦。一世坚持于正念,风雨无阻,雷鸣失声。"
这是她用一生的真实写照给我们留下最大的财富,往后余生当中祝福老人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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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的不少朋友却期望他钻研电报术。但发明家不以为然。他心里唯一惦记的事,就是要完成传递人声的工作。他先试制成“谐和电报”——在一根导线上连接由带电芦苇组成的两个竖琴模样的集合。每根芦苇在导线的那一头都有同频率的对应者。贝尔把两个“竖琴”挂在磁性薄膜上。这薄膜是模仿人耳的一种装置。
有一天,贝尔的助手托马斯.沃森摆弄夹住了的芦苇,而贝尔却从导线上听到了邻室传来的拨动的弦音。他记下了事实,从而导致进一步试验。试验过程中,贝尔遇到不少困难。但他是个虚心好学的人,因而在向别人求教时,得到过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指导与帮忙,其中有著名的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约瑟夫.亨利、爱迪生等。
1876年3月10日,贝尔透过送话机喊道:“沃森先生,请过来!我有事找你!”在实验室里的沃森助手听到召唤,像发疯一样,跃出实验室,奔向贝尔喊话的寝室去。他一路大叫着:“我听到了贝尔在叫我!我听到了贝尔在叫我!”……
这样,人类有了最初的电话,揭开了一页崭新的交往史。1877年,第一份用电话发出的新闻电讯稿被发送到波士顿《世界报》,标志着电话为公众所采用。1878年,贝尔电话公司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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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远古时代,人类没有镜子,但人类还是用“土”办法看到了自己的身形,那就是在平静而清澈的水面上观看自己的倒影。后来,原始人类在打制石器工具时,发现有一种叫“黑曜岩”的石头可以磨平照人,这就是所谓的“石镜”。
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掌握了青铜(铜锡合金)的生产技术,同时,他们发现把青铜板打磨光滑后,可以照出人形来,这样,就发明了“青铜镜”。
13世纪初,意大利的玻璃工业格外发达,特别是威尼斯城生产的玻璃驰名世界。1317年,他们在试制彩色玻璃的过程中,偶然发现加入二氧化锰以后,会使混浊的玻璃液变得清澈,从而发明了透明玻璃。
有了透明玻璃,玻璃工匠们便开始摸索用玻璃制造镜子的方法。他们先将金属板磨得既平整又光滑,然后将它和玻璃合在一起,试图制成玻璃镜子。刚做好的时候确实不错,光洁照人。可是没过多久,镜子里面的人像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原来这是由于水分和空气从金属与玻璃之间极细的缝隙中钻了进去,金属板被氧化了。后来,他们又开始将各种金属熔化后倒在玻璃上,以期与玻璃结合而制成镜子,结果都失败了。
1508年,意大利的玻璃工匠达尔卡罗兄弟终于研制成功了实用的玻璃镜子。他们先把锡箔贴在玻璃面上,然后倒上水银,水银是液态金属,能够很好地溶解锡,随后,玻璃上形成了一层薄薄的锡与水银的合金(称为“锡汞齐”),这种锡汞齐的本领高强,能够紧紧地粘附在玻璃上而成为真正的镜子。
然而,制造水银玻璃镜子需要花上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这太费事了。况且,水银有毒,镜面也不太光亮,于是,人们又设法对它进行改进。1843 年,德国科学家发明了镀银的玻璃镜子。这种银玻镜子背面发亮的东西,是一层薄薄的银层,这层银不是涂上去的,也不是靠电镀上去的,而是利用一种特殊而有趣的化学反应———“银镜反应”镀上去的,它是在硝酸银溶液里,加上一些氢氧化铵和氢氧化钠,再加上一点葡萄糖溶液。由于葡萄糖具有“还原”的本领,能够把硝酸银中的银离子还原成金属银微粒,这些银微粒沉积在玻璃上就制成了银镜。为了增强镜子的耐用性,通常还在镀银以后,再在银层上面涂刷上一层红色的保护漆,这样,银层便不容易脱落和损坏。
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又发明了铝镜,其制造方法是:在真空中使铝蒸发,让铝蒸汽凝结在玻璃面上而成为一层薄薄的铝膜。这种镀铝的玻璃镜,比镀银的玻璃镜便宜、耐用,也更为光彩照人,在镜子的历史上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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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重视保持口腔清洁、预防牙齿疾病的国家。据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远在公元前13世纪的殷商奴隶制社会,古人就对口腔疾病有了比较详尽的记录。但限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把牙齿患病的原因统统归于鬼神所起的作用,自然也就不会想到用刷牙来防治牙齿疾病了。
进入封建社会,一些医生明确指出:受了风和吃了东西后不漱口,是引起龋牙的原因。于是,从公元2000多年前起,中国人就有了漱口的习惯。如《礼记》中就有:“鸡初鸣,碱畲漱”的记载。不过,单凭漱口是不能将牙齿上的污垢、食物残渣等完全去掉的。因此,古人又想出了用手指或柳枝揩齿来清洁牙齿。
在敦煌壁画中有一幅《芳度叉头圣图》的画,上面画着一个和尚,为了清洁牙齿,正蹲在地上,左手拿着漱口的水瓶,用右手中指在揩他的前齿。这说明,至少在唐代,我国人民就有了揩齿这种卫生习惯。柳枝揩齿是用牙刷刷牙的先驱。在唐代,人们将柳枝的一端用牙咬成刷子状,然后蘸药水来揩齿。到了宋代,有人主张每天至少要揩齿两次,早晚各一次。考古发现,在辽代应历九年即公元959年的古墓中,有2排8孔的植毛牙刷,说明我国当时在口腔卫生方面的已经很先进。我国最早发现的这一牙刷,比欧洲的牙刷至少早 600百年。
1490年,中国制造的牙刷其清洁面垂直于刷柄,用从西伯利亚野猪肩胛部位割下的毛,植入竹柄上制成。当时的欧洲还处于用手指或亚麻布浮石粉擦牙的阶段。可见中国制造牙刷的工艺当时在世界上是非常发达的。直到清代,一名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中国的牙刷大为惊奇,并将样本和制作工艺带回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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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膜蛋白的生理奥秘
2007年10月,受清华大学医学院创办者赵南明教授之邀,结束博士后研究的颜宁回到母校,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带领几名本科生和低年级博士生,向膜蛋白这个充满挑战的前沿领域进发。
“刚开始建实验室的时候,我都快疯掉了。”颜宁笑着说。那时候真是“白手起家”:安装实验台、订购仪器试剂、手把手教学生做实验……其曲折之多、进展之慢,让急性子的她抓狂。她说:“大约有半年的时间我都异常焦虑,后来一切步入正轨后,就顺畅多了,感觉在国内做实验跟国外没什么区别。”
自2007年至今,颜宁的实验室或独立或合作,在《自然》《科学》《细胞》3大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篇,解析了5个新型的膜蛋白结构,初步揭示了它们的功能机理,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其速度之快、水平之高,令国内外同行刮目相看。2009年,她与施一公实验室合作,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阐述了甲酸盐转运蛋白的三维结构,发现了类似水通道的膜蛋白存在形式。
同年,她在《自然》子刊上发表了关于植物激素脱落酸受体PYL蛋白的结构和生物学机制的论文。这一发现与同年欧美、日本的同行研究成果一起,入选《科学》杂志评选的“2009年科学十大进展”。
2010年和2011年,颜宁领导的科研小组在《自然》发表两篇论文,分别揭示岩藻糖和尿嘧啶两种营养物质的转运蛋白的晶体结构,为质子共转运蛋白的结构和机理研究做出了重要突破。
2012年1月,颜宁与施一公、美国普渡大学朱健康教授合作,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揭示了转录激活因子样效应蛋白(TALE)特异识别DNA的分子机理。
“这一发现让人非常激动!”颜宁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之前我们一直在做非常基础层面的研究,距离实际应用比较远,但这次的发现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010年8月,清华大学聘请国际同行对其生物医学研究方向进行评估,年轻教授颜宁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无论以哪个标准衡量,她已位居世界最优秀的年轻结构生物学家之列。未来5年到10年,她将是杰出青年女性科学家的榜样。”
颜宁说,每天除了回家吃饭、睡觉,她差不多有14个小时“宅”在实验室里,到了紧张的攻坚阶段,干脆不分昼夜连轴转,“宅”在实验室里不出来。
“别人老问我苦不苦,其实只要是你着迷的事情,怎么会觉得苦?”她说,“所谓苦,就是不得已做你不想做的事。别人可能会觉得做实验、写论文很枯燥,但我自己乐在其中。就像有些人打游戏上瘾似的,着迷嘛。”
在颜宁看来,做科研跟艺术创作一样,是很美妙、很激动人心的`事:“当你把细胞里那些只有几到几十纳米大小的蛋白质分子解析出其原子分辨率的结构、在电脑上放大几亿倍之后,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美丽的构造如何行使复杂的功能时,你总忍不住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很多时候,它的精妙设计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你是世界上第一个揭示出这些大自然奥秘的人,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是难以言喻的。”
让颜宁着迷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做科研时的简单、轻松、自由,她说:“做科研会让人身心都很轻松,喜怒哀乐都变得特别简单。在实验室里我很轻松,不用去想任何其他的东西。我会感觉到,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没有其他任何限制,就看人的思维有多广阔,能走到哪个地方。总之,是一种挺美好的感觉。”
至于未来的奋斗目标,她的答案是:“现在我正带领实验室成员,研究与人类健康有更密切关系的哺乳动物膜蛋白。虽然做真核膜蛋白,技术上的难度更大,很有挑战性,但是对于疾病研究、制药等有更直接的帮助……这几年我基本上是与国际同行赛跑。什么时候我能自己开辟一个新领域,不跟人‘撞车’了,就说明我真的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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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1564年2月15日-1642年1月8日),意大利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及哲学家,科学革命中的重要人物。
伽利略1564年生于意大利的比萨城,就在的比萨斜塔旁边。他的父亲是个破产贵族。当伽利略来到人世时,他的家庭已经很穷了。17岁那一年,伽利略考进了比萨大学。在大学里,伽利略不仅努力学习,而且喜欢向老师提出问题。哪怕是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一些现象,他也要打破砂锅问(纹)到底,弄个一清二楚。
眼睛盯着天花板
有一次,他站在比萨的的天主教堂里,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动也不动。他在干什么呢?原来,他用右手按左手的脉搏,看着天花板上来回摇摆的灯。他发现,这灯的摆动虽然是越来越弱,以至每一次摆动的距离渐渐缩短,但是,每一次摇摆需要的时间却是一样的。于是,伽利略做了一个适当长度的摆锤,测量了脉搏的速度和均匀度。从这里,他找到了摆的规律。钟就是根据他发现的这个规律制造出来的。
失学了就努力自学
家庭生活的贫困,使伽利略不得不提前离开大学。失学后,伽利略仍旧在家里刻苦钻研数学。由于他的不断努力,在数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同时,他还发明了一种比重秤,写了一篇论文,题目为《固体的重心》。此时,21岁的伽利略已经名闻全国,人们称他为“当代的阿基米德”。在他25岁那年,比萨大学破例聘他当了数学教授。
举世闻名的落体实验
在伽利略之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下落的快慢是不一样的。它的下落速度和它的重量成正比,物体越重,下落的速度越快。比如说,10千克重的物体,下落的速度要比1千克重的物体快10倍。
1700多年前以来,人们一直把这个违背自然规律的学说当成不可怀疑的真理。年轻的伽利略根据自己的经验推理,大胆地对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提出了疑问。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亲自动手做一次实验。他选择了比萨斜塔作实验场。这一天,他带了两个大小一样但重量不等的铁球,一个重100磅,是实心的;另一个重1磅,是空心的。伽利略站在比萨斜塔上面,望着塔下。塔下面站满了前来观看的人,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讽刺说:“这个人的神经一定是有病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会有错的!”实验开始了,伽利略两手各拿一个铁球,大声喊道:“下面的人们,你们看清楚,铁球就要落下去了。”说完,他把两手同时张开。人们看到,两个铁球平行下落,几乎同时落到了地面上。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了。伽伸利略的试验,揭开了落体运动的秘密,-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这个实验在物理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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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几何是埃及人从实践经验中归纳总结出来的,它的希腊文原义是“测地术”。当时,横贯埃及的尼罗河每年都要泛滥,冲毁地界,人们在水退之后必须重新丈量、分配土地,几何学便在这种年复一年的测量中得以萌发、成长起来。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 6世纪之间,希腊贤之一的泰勒斯创立了希腊几何学。泰勒斯青年时代进行过多次旅行。曾在埃及居信过一段时间,他认真学习埃及人的数学知识,在测地术的基础上创立了几何学。居说,他在那没有登上金字塔就算出了胡夫金字塔高131米,使当地的司祭们大为震惊,博得了埃及国王的赏识。他的测算是利用相似三角形的性质作出的。泰勒斯回到故乡米勒都斯后,建立一所学校来传授他的数学和其它科学知识。泰勒斯以后,希腊许多数学家和哲学家对几何学又作了修改、补充和发展。
公元前330年,欧几里德在雅典诞生了。他做过柏拉图的学生,后担任亚历山大大学数学教授,建立了以他为首的数学学派。他把大地和苍天转化为一幅由错综复杂的图形所构成的庞大图案,又运用惊人的智慧把这个图案拆开,分解为简单的组成部分:点、线、角、曲线、平面、立体。把一幅无边无际的图卷,译成初等数学的语言,也就是欧几里德几何学。他的几何学创立后,身边聚集了许多慕名而来的学生,其中既有穷人的孩子,又有富家子弟,甚至还有国王。
学生们都很尊敬欧几里德,简直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因为他“像一个父亲那样教导他们”。当然,也有一些趋炎附势之徒来跟他学几何,欧几里德对他们非常鄙视。一次,一个贵族子弟学了第一定理后,急不可耐地问他:“学习几何学究竟有什么用呢?”见欧几里德没有理睬,他以为老师没有听见,就又重复了一遍。欧几里德转过身对仆人说:“快拿一些钱给这位先生吧,他没有钱是不肯学的!”公元前3世纪,欧几里德的杰出著作《几何原本》问世了。他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公理代的方法建立了一座宏伟的几何学大厦。该书问世后,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广泛流传了一千八百多年;印刷术出现后,它又被翻译成全世界各种文字,我们在中学里所学的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知识,其主要内容就是来源于两千年前的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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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还一同参观了郭永怀先生纪念馆,整个展馆通过用图片、视频、及珍贵的文物资料,全面展示了郭永怀先生的卓越功勋和大师风范。
郭永怀先生是我们荣成人,中国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郭永怀先生满怀报国热忱,毅然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生活环境,带着妻儿回国参加建设,致力于我国核武器发展,参与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装置再到核航弹、导弹核武器的建设。1968年12月5日凌晨6点左右,郭永怀先生因飞机失事去世,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他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竞完好无损。原来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郭永怀先生想到的只是用身体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技资料!一个人在生命完结的那一刻,还能想到用自己最后仅剩的躯体去保卫者国家的机密,那他是何等的英雄和智者。
岁月在流逝,但人们对郭永怀的缅怀将日益深切,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卓越贡献,不会忘记他为国家富强、科学进步而无私奉献、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新一代的我们也将永远会记得他的瞩目精神,在这位先驱的注视下,为祖国的明天开始每一天的奋斗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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