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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考入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同年“五卅”运动中,积极开展募捐、抵制日货等活动。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因参加反帝爱国斗争,被校方以“不守校规”之名开除学籍。同年11月,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曾积极参与抗议活动和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同年夏到哈尔滨,领导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斗争。1926年底至1930年4月,曾2次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经营救出狱。1932年初,负责中共满洲省委军委工作。曾与杨靖宇等到工厂、学校宣传抗日,组织工人、学生参加抗日义勇军。1933年10月,任珠河反日游击队队长。1934年2月后,历任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等职。在东北地区早期抗日战争中,英勇顽强,作出了重大贡献。1942年2月12日,率部袭击梧桐警察分驻所,战斗中,为内奸打伤,昏迷中被敌逮捕,后英勇牺牲。时年34岁。 革命先烈葛振林
60多年前,他在河北狼牙山的纵身一跃,被定格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最悲壮的一幕。-年3月21日晚11时11分,在湖南衡阳169医院,狼牙山五壮士最后惟一的幸存者葛振林因肺功能、心功能、肾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8岁。他充满血与火的人生从此永远定格。
葛振林出生在河北省曲阳县党城乡喜峪村。他1937年5月参加革命,1940年2月入党,参加过湘西剿匪和-,历任参谋、连长、省军区警卫营长、衡阳军分区后勤处副处长等职。离休后一直住在衡阳警备区干休所安度晚年。
离休后的葛老仍发挥余热,担任了驻地10余所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经常去学校热心为孩子们说故事,讲传统、谈理想。他还先后到北京、河北、河南、湖北、广东、广西等10多个省(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和厂矿,义务做革命传统教育报告400余场次,听众40多万人次。
去年11月11日,葛老因病入院接受治疗,当时被诊断为“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支气管哮喘、冠心病、陈旧性肺结核、前列腺肥大”等多种病症。在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病情曾有所好转。但今年3月15日老人病情突然加重,医院在向衡阳警备区干休所下达病危通知书的同时,组织医务人员全力抢救,并分别从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及长沙、衡阳等军地医院请来呼吸科专家会诊。
葛老病重的消息传出后,社会各界给予深深关注。衡阳市委书记徐明华、市长贺仁雨,衡阳警备区司令员杜兆清、政委许金池等领导均赶到医院看望。葛老病逝后,当地群众纷纷敬献花圈,前往殡仪馆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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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老党员、忠贞的革命战士鲍浙潮同志,不幸于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一日病逝于杭州浙江医院。
浙潮同志是一位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长期的监狱生活中,经受了敌人残酷的刑审考验,表现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他在抗日战争年代、特别在浙西的几年,利用国民党的派系矛盾,几番进入沦陷区,同日寇、汪伪、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显示了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他被误认为“托嫌”分子以后,长期被切断组织关系,但始终跟着党,忠于党,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浙潮同志是宁波市人,于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吾浙早期入党的一位革命老战士。他的数十年革命生涯,主要也是在浙江度过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浙潮同志从武汉潜回宁波。参加宁波县委工作。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九年,他的家庭就作为党的联络机关;他的母亲被很多同志称为“众家妈妈”。一九二八年三月,浙潮同志在宁波第一次被捕,被囚禁于杭州陆军监狱。他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始终没有任何口供,保护了省委文件和县委机关。他在国民党监狱里度过了整整七年,曾任狱中党支部委员,同很多难友一起,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一九三五年冬,他在上海新知书店工作时第二次被捕,经过一个月的斗争和组织营救,敌人不得不将他释放。出狱后,浙潮同志回到宁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为开展群众运动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七年他跟朱镜我同志等一起恢复宁波党的组织,建立中共浙东临时特委,他是特委的主要领导成员。一九三八年夏天,他改名鲍曙林,被党派往余姚县担任县政治工作队副干事长,负责统战工作。他同其他同志一起,使政工队的进步力量迅速壮大,政工队的活动完全由我党所领导。
一九三八年秋天以后,宁绍特委某些负责同志受王明路线的影响,把二十年代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崔晓立、周朴农两同志都误定为“托派”,切断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当时崔任《浙东日报》总编辑,周任慈溪县工委书记)。浙潮同志与晓立同志是狱中难友,了解较深,向组织上提出了不同意见,因而也被误认为“托嫌”分子,先对其疏远,后切断组织关系。一九三九年,浙潮同志处境困难,经党外进步人士帮助,被安排到富阳担任县政工队队长。由于组织关系已被切断,他的工作得不到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队员中的党员同志也同他疏远;而国民党富阳县党部书记长公开点名鲍浙潮为“奸党分子",并派特务监视。但是,浙潮同志尽管身处逆境,仍然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爱国青年,努力做好工作。一九四0年,国民党-倾向日益明显,浙江的不少省、县政工队成为反动派进攻的目标,富阳的目标就是鲍浙潮。这时在浙西工作的曹天风、乐培文,乃设法将浙潮同志调到天目山。一九四0年冬,国民党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派浙潮同志去一般视察员不敢去的海北沦陷区视察,他既想获得敌占区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好向省里报功,又想借日寇之手,杀掉一个“共党嫌疑分子”。浙潮同志明知其阴谋,但仍不避艰险,毅然进入敌占区。他在平湖、海盐、杭嘉湖沦陷区活动了四个月,虽然未能与我党在沦陷区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但对沦陷区各县政工队做了大量支持和鼓励工作,对发动沦陷区人民开展抗日除奸活动提出了不少积极意见,并收集了大量资料,回到天目山。
一九四一年夏,浙潮同志利用当时担任的桐乡县政府主任秘书的合法身份,同也失去组织关系的两名共产党员合作,以原一支游击部队为基础,组成桐乡县抗日自卫突击队,并凭借这支几十人的游击武装,肃清了境内的汉奸势力,恢复了十一个乡镇的抗日政权。当时蒋政权在桐乡的反动势力十分害怕,阴谋加害浙潮。浙潮同志等得悉后,决定设法接通地下党组织关系,同时在士兵中进行策反工作。不幸事情败露,被迫出走。一九四二年秋天,浙潮同志又利用在沦陷区吴兴县政府工作的机会,在国民党党政矛盾的夹缝里,做了一些对抗战有利的统战工作。一九四三年他被调回天目山任民族文化馆副馆长,同馆长曹天风一起,营救了一批被捕的政工队同志出狱。
抗日战争胜利后,浙潮同志在上海遇到了大革命时期的老战友沙文汉、陈修良等同志,随即去南京,为地下党开设了一家电料行,他当经理,并同他的爱人邱嵋林同志一起,掩护当时担任南京地下市委书记的陈修良等领导同志的活动,为党做了许多重要工作,直到解放。 解放后,浙潮同志先后在华东局统战部及浙江省粮食厅等单位工作。“-”期间,他遭受种种诬陷和迫害,但始终坚持原则,始终相信党,坚决同林彪反革命集团和“-”作斗争。党的十一届-以后,中央组织部根据浙潮同志的申诉,批示中共浙江省委进行复查,作出了正确的结论。浙潮同志全部问题得到平反,党龄自一九二五年算起。(崔晓立、周朴农两位同志均已逝世,他们的问题均已平反,恢复一九二五年算起的党龄。崔于一九八o年被追认为烈士。)
今年五月前后,是南京、杭州、宁波、上海等城市解放三十五周年纪念。我们在回顾胜利历程的时候,禁不住深切怀念对党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鲍浙潮同志,深切怀念无数为了人民解放事业而长期奋战、流血牺牲的先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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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来吉(1916-1942),化名丁亦民,现寿光市马店乡高家庄人。1916年4月,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7年小学毕业后,考入莱阳乡村师范学校读书。
“七·七”事变后,正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高来吉以满腔抗日救国热忱,毅然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在家乡他深入农村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帮助农民创办抗日学校,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活动。不久,他就参加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担任政治宣传员。1939年2月,高来吉经唐长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上级调他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1940年誊结业后,分配到中共寿光八区区委工作,后又调任寿光县委组织部长,1940年10月,任中共寿光县委书记。
当时,寿光抗日根据地主要是在六区和八、九、十区的一部分,这一带土地瘠薄荒碱,生产落后,环境极端困苦。加之日寇经常扫荡,国民党顽固势力不断制造磨擦,革命斗争形势十分艰苦。面对如此处境,高来吉带领县委一班人,倍加勤勉。他充分发挥党团组织的作用,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运用各种形式开展对敌斗争。他经常带领县大队潜入敌占区开展工作。他曾插入县城附近的三里庄子宣传抗战。他发现敌占区群众的抗日热情很高,对我党坚持抗战怀有深厚的感情,就用这些事例鼓舞教育大家,使同志们大大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高来吉由于夜以继日地工作,积劳成疾,时常吐血,又加当时医疗条件极差,疾病折磨得他面黄肌瘦,但他仍是斗志不衰,工作不减,以顽强的毅力工作着。是年3月,高来吉带领县委一班人在全县党员干部中,进行了政治形势教育、党的政策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结合三个教育,对所有的基层党支部进行了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经过教育,普遍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的自觉性,加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在此基础上,县委提拔了一批优秀党员干部,充实到了各级领导班子和党政机关。
高来吉的工作作风非常令人佩服。他虽然年轻,工作经历较短,但他立场坚定,政治敏锐,作风老练,生活俭朴。他经常深入各村找老百姓谈心,了解群众情绪和要求,时时事事关心群众疾苦,表
现了他善于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1941年春,高来吉和刘克东准备结婚,当时无人知晓,在一天晚上,他从一家饭馆里买回几个馒头,送给房东两个,其余的就分给同志们吃,大家疑惑不解,他诙谐地说,今天我和克东结婚,买几个馒头大家犒劳犒劳。同志们都觉得有些难以为情。但他说:“我和克东都是革命同志,不搞封建那一套,只要组织批准,群众证明就行了。”当时同志们都称赞为:新事新办的典范。
高来吉结婚不久,清东地委调他到益寿县去担任县委书记,开展游击战争,巩固根据地。他不顾严重胃病的威胁和新婚妻子的挽留,交代完寿光的工作后,一天也没休息,毅然立即奔赴了新的工作岗位。
那时,益寿县的战争环境极端恶劣。这里自从东朱鹿事件发生后,几个区的不坚定分子,相继叛变投敌,抗日根据地范围只剩下许家庄等不到10个村庄。由于敌人的血腥镇压和-宣传,弄得群众人心惶惶,苦不堪言。高来吉面对如此困难处境,没有被困难吓倒,仍是信心百倍地不顾身患重病,亲率武工队经常深入各个村庄,以打竹板、顺口溜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揭露日伪罪行,阐明我党抗战必胜的道理。他反复教育干部要坚信群众的觉悟,紧紧依靠群众巩固这块抗日根据地。在他的带动和努力下,根据地迅速扩大。
1942年春,上级党委鉴于更好地坚持益寿地区的对敌斗争,将广饶南部和临淄二区与益寿县合并,重新组建益、寿、临、广四边县委,高来吉继任四边县委书记。此时,这一带斗争形势异常紧张,敌人以“蚕食”政策不断侵袭,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大扫荡。四边县委针对斗争形势的逆转,将县区部份干部相继转移,厉行精简。留下坚持斗争的干部,则采取白天集中在野外隐蔽,夜晚分散各村开展群众工作,以防敌人突然袭击包围。是年5月的一个夜晚,县委在临淄二区离敌据点三四里的南下庄,召开“红五月”宣传大会。会后,其他同志都已疏散出村,高来吉仍留在该村安排会后工作,不料就在翌日拂晓,日伪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南下庄。开始,高来吉隐蔽在群众家中,由于敌人以毒辣手段挨户清剿,结果同敌人遭遇,他只身抵抗,直至手枪弹尽而被俘。敌人对高来吉进行了残酷的审讯,将他吊在树上,用棍打,皮带抽,无情摧残,高来吉坚贞不屈。最后,这些灭绝人性的家伙,则堆起高粱秸烧他。在烈火中,高来吉不住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胜利万岁!”等口号,壮烈殉国,时年仅26岁。
高来吉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熊熊烈火之中,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他那鲜明高尚的革命形象,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高来吉烈士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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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卿(1908-1941),女,又名张荣、张庭芳、字重华,现寿光市胡营乡胡营王村人。她在黄埠子和东方小学求学时,就受到进步教员的影响,萌发了革命救国的思想。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秋至1928年,张舜卿在家乡与陈少敏一起积极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中共寿光县委的领导下,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发动群众参加抗粮抗悦斗争。她曾多次派其兄张韶先去寇家坞、苗家桥、南河等地传递党的重要情报。
1928年,陈少敏在县立女子单级师范班上学,因组织学生反对校长而被开除。其团支部书记之缺,由张舜卿继任。是年,张舜卿还在崔家庄双风小学女子班任音乐教员。她聪明伶俐,能歌善舞。任救期间,积极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活动,经常向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为党培养了不少女干部。她在双风小学任教一年多,便离开家乡到济南从事党的革命活动。1933年7月,她在济南纱厂搞工人运动时,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
1935年8月出狱后,化名张庭芳,考入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高级班读书,与寿光藉学生延云仙、张汉云等一道,积极从事爱国学生运动。
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波及济南后,张舜卿作为山东女师的代表,到济南火车站欢迎南下请愿的东北大学生。回校后,她向学生讲述了东北大学生对日寇的血泪控诉,激起了全体爱国师生对蒋介石消极抗日、卖国投降政策的无比愤恨。她与田瑞莲、王淑贞、延云仙等寿光籍女学生,一块参加了“寿光旅济学生自治会”,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
1936年,张舜卿曾在禹城一带教学,并从事革命活动。1938年初她回到家乡,在中共寿光县委的领导下,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参加武装起义。她与田瑞莲、王淑贞、延云仙、王桂兰、孙桂馨等六名女知识青年,一同参加了以马保互为首的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被编入宣传队,成为武装起义部队的第一批女战士,马保三赞扬她们是“花木兰从军,抗日救国”。
张舜卿入伍后,化名张荣,是部队优秀的文艺战士。她经常以嘹亮的歌声,生动逼真的演技,演出文艺节目,开展抗日宣传。她演唱的《流亡三部曲》感动得战士和群众声泪俱下。
1939年春,张舜卿调鲁中军区一分区做宣传工作。1941年,张舜卿担任山东纵队一旅后方医院指导员,她对伤病员关心备至.教育他们安心养伤。不久她调到战斗部队任参谋长,在几次战斗中都出色地完成了作战指挥任务。1941年底,她到莱芜的柿子峪检查工作,突遭日军袭击,她为掩护伤员转移而不幸被捕,在沂水城壮烈牺牲,时年3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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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战斗中英勇抗击日伪军的八路军5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第7连第6班班长、共产党员马宝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的兵力,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9月25日,日伪军约3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某部第7连奉命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留下第6班马宝玉等5名战士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他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地形,奋勇还击,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90余人。次日,为了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绝路。日伪军误认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
5位战士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马宝玉等5位战士的壮举,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授予3名烈士“模范荣誉战士”称号,并追认胡德林、胡福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通令嘉奖葛振林、宋学义,并授予“勇敢顽强”奖章,宋学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纪念和表彰5位抗日英雄,当地革命政府在棋盘陀峰顶修建了“狼牙山三烈士碑”。1959年5月重建,更名为“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聂荣臻为纪念塔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宋学义转业到地方工作,1978年逝世。葛振林1981年7月离职休养,离休前任湖南省军区衡阳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2005年3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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