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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知道自己的生命开始倒计时,还会拼了命去争分夺秒做一些事,这样的人有吗?有。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潭医院56岁的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定宇就是这样的人。近日,在央视《面对面》采访中,张院长讲述自己带病抗疫的故事。他正在用有限的生命时间,与病毒抗争。他对自己的生命淡然微笑,让人过目难忘;他对人民的生命关爱心声,令人由衷敬佩。
张定宇同志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作为疫情的主战场,医院收治病人超过800例,张宁宇带领全院600名医护人员,奋战了30多天。没有节假日,不分白天黑夜,每天往往凌晨2时刚躺下,4时就得爬起来,接无数个电话,协调、处理各种突发事件。“雷厉风行”,是同事们对他的评价。张定宇微笑着为自己打圆场:“全院都晓得我性子急、嗓门大。性子急,是因为生命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是一个渐冻症患者,双腿已经开始萎缩,全身慢慢都会失去知觉。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把重要的事情做完;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
张定宇同志身为共产党员、医务工作者,非常时期、危急时刻,必须坚决顶上去。就在他日夜扑在一线,为重症患者抢出生命通道时,同为医务人员的妻子,却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接受隔离治疗。可是分身乏术的张定宇,却顾不上去看一眼妻子。除夕夜,张定宇从接到市卫健委的电话后,脚不着地忙碌起来,先后接待了4支医疗队500多名医护人员。安顿完已是凌晨。大年初一早,张定宇就开始为进驻医疗队调整空间布局。他坚定地说:“身为共产党员、医务工作者,非常时期、危急时刻,必须不忘初心、勇担使命,坚决顶上去!”
张定宇同志的生命进入倒计时,只能拼了命去争分夺秒。全院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一瘸一拐的脚步,缘于渐冻症的折磨。这是一种罕见的绝症,无药可治。说起自己的病情,张定宇微笑着说:“这个病的名字真的很形象,上下楼梯的时候,腿真的跟冻住了一样。”张定宇从来不说,是因为不想影响同事。可是回忆与病毒争分夺秒的29天中,内心最艰难的时刻,眼前这位硬汉,忽然湿了眼眶。“我很内疚,我也许是个好医生,但不是个好丈夫。我们结婚28年了,我也害怕,怕她身体扛不过去,怕失去她!”
张定宇同志愿用渐冻的生命,与千千万万白衣卫士一起,托起信心与希望。在灾情关头,张定宇总是冲锋在前,四川汶川地震抢救伤员;随中国医疗队出征,援助阿尔及利亚;在巴基斯坦蒂默加拉医院接生……这样一位施恩于人的白衣卫士,却总把“感恩”二字挂在嘴边,“我非常感激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护理队伍、我们的医生队伍、我们的检验队伍、我们的后勤队伍,我非常感激他们。”他认为,自己仅仅是带领指挥大家,在给大家提供一些服务而已。虽然他说自己没有他们做的更多。眼下,他还在生命极限状态下,与白衣卫士们一起,继续托起无数人的生命与健康。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为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张定宇就是中国的脊梁。广大党员干部,要向张定宇致敬,向张定宇学习。大疫当前,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像张定宇那样,不忘初心、勇担使命,为打赢战“疫”防控阻击战贡献一份力量。
张定宇,人民的好院长,武汉人民感谢你,党和祖国感谢你。祝愿你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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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当代愚公”黄大发的先进事迹,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时刻对标先进,学习先进,争做新时期艰苦奋斗的楷模。
做艰苦奋斗的楷模,要将艰苦奋斗的要求落实在工作上。共产党员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坚持胸怀大局、立足本职、锐意进取、勇于开拓、乐于奉献。要认真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热情,融会贯通在具体工作和实践之中。要通过身边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活动,来加深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认识。要坚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事事处处表露先进性,聚精会神谋发展,一心一意干事业。做到“平常时刻看得出、关键时刻冲得出、危机时刻豁得出”,各项工作跑在前、干在先,自觉为群众作好表率。
继承和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是新世纪伟大实践的需要。今天艰苦奋斗,明天的事业就会更美好;世世代代艰苦奋斗不断前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艰苦奋斗精神,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并且坚持不懈的用艰苦奋斗精神教育、激励、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克服困难、振奋精神,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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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已久的《感动中国__颁奖典礼》终于在__年2月10日晚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了,认真的观看了颁奖典礼全部过程,几度眼眶湿润。获奖者,有为了国家核潜艇研制而隐姓埋名的英雄;有几十年自己拾破烂,从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却把钱给了那些需要上学的孩子的老人;有的为亲人、为他人平凡的付出而忘我,在平凡中坚持,成就了不平凡,感动了华夏儿女。这些人在平凡不同的岗位上,他们坚守着一个信念,‘爱祖国,爱他人。’这种爱在他们的坚守中不是一年,不是一时一事,而是几十年如一日,是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爱。
他们虽然很辛苦、很累,但是他们却充满着微笑来到颁奖典礼舞台上。他们给国家、社会、他人带来多么大的正能量。观后心理暖烘烘的。热乎乎的。想一想自己、看一看周围很多人,有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在这些人的事迹面前,真应该好好想一想今后怎么活着。
看着这些感动中国人物和他们的英勇事迹介绍,看后我非常感动,心情有些澎湃也有些激动,眼泪也是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他们的事迹值得我去学习和深思。正是有了他们舍己为人的无私奉献精神,才使我们现在过上了幸福安稳的生活,世界上母爱是最伟大最无私的,母亲默默的付出只为能够让孩子过的更好,她从未想过你能回报她点什么,她的一生都在为你担忧和操劳,从来不会抱怨“累”,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妈妈我爱你!
今年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又想到了“感动中国”十几年来伴随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可歌可泣的人们,他们崇高的人格,为国为民的伟大理想和让人泪不能止的事迹都让我感到我如此渺小,我需要做的还有许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有“感动中国”精神和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的努力奋斗,中国的富强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一定笔直又开阔,是一条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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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念完六年书后,教了一年中学,教学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班上一个女学生,叫做杜致礼。那一年,杜致礼17岁,后来她成了杨振宁的太太。
杨振宁出国的时候,并没有跟杜致礼谈恋爱。但是对于她的美丽与大家闺秀的风范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两年之后,杨振宁与杜致礼在普林斯顿惟一的一家中国餐馆中不期而遇,两人竟然都有了“过电”的感觉。他们后来认为,这恐怕就是前生的`姻缘吧。
这场姻缘不仅给了杨杜两人终生的幸福,还意外地让天各一方,似乎永世不得相见的岳父岳母有了晚年14个春秋的团聚。成为国共战争史上一首黄昏的恋歌。
1948年底,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以赴刑场的心情上战场,兵败被俘,两次以砖头猛击头部,自杀未遂。蒋介石得此消息,也不免心恸垂泪。但不料想,杜将军进了共产党的监狱,几年之间,便彻底“赤化”,于1957年被第一批特赦释放。蒋介石颜面尽失,雷霆震怒,不准许杜的夫人曹秀清和子女出入中国台湾。曹秀清带着婆母和5个儿女在台北生活十分窘迫。为了兑现当年蒋介石手谕的许诺,曹秀清曾找过宋美龄、张群等人反映自己的处境,然而均未结果。
1957年,曹秀清突然接到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的信。说:“您的‘老朋友’与我通信了,他非常关心您,惦念着你们母子的安全。”曹秀清幡然领悟到“老朋友”就是令她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丈夫杜聿明。
曹秀清清楚,她只有取道美国才可能见到她的“老朋友”。于是她向中国台湾当局提出了要求去美国看望女儿的请求。但蒋介石却“关照”:“杜聿明的妻子儿女不得再离开中国台湾!”
1958年初的一天,宋美龄突然派车接曹秀清到士林官邱。见面时宋美龄握住她的手说:“杜夫人,恭喜你女婿获得了诺贝尔奖,你该去美国看看他呀!”曹秀清喜出望外。宋美龄接着说:“杜夫人,希望你从美国回来时,把杨振宁也带回中国台湾,让他协助蒋‘总统’反攻内地。”这时,蒋介石也走进屋内问:“孩子们怎样?你的身体可好?”
曹秀清沾了女婿的光,终于获准去美国探亲了,期限为半年,逾期不归,罚以巨款。为防不测,中国台湾不允许她带子女,还特意找了两个位置相当高的人作保。1959年,曹女士来到美国,再也没有返回中国台湾。
杜聿明获释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妻子能来内地与他团圆。然而曹秀清却一直心存疑虑,丈夫以败将之身,寄人篱下,能有什么好日子?她不相信按丈夫的性格,他会真心留在内地。因此她写信给丈夫,劝他不要强求自己。当她终于明白丈夫铁心扎根内地并非权宜之计时,她于1963年10月回到了北京,甘愿与丈夫一起过清贫的日子。临回国前,她听说内地物资比较匮乏,写信问丈夫需要什么?丈夫想知道能贮存食品的冰箱是什么样,于是杜夫人为其从美国带回了当年很奢侈的一件家用电器。血海硝烟中厮杀了大半生的杜聿明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们家因政治原因导致的夫妻隔绝,竟因为物理的原因,因为一项诺贝尔奖而化解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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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有太多诱惑,如果金钱和权力占据了你的心,那你不防看一看?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它会给你指明方向,照亮你的人生。我和以前一样,是流着泪看完的,同时又知道了那一个个在平凡中坚持,却成就了不平凡的英雄人物。
其中,让我最难以忘记的是年仅十二岁的何玥。她虽小,但她的心,却这么大。临走前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无偿捐献器官,”谁都没想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临死前不是痛哭也不是绝望。每个人都希望完整的来,完整的去。但这个小女孩,却在临死前都不忘对社会做出贡献,这种博大精神也许是大人们都无法做到的。何玥捐出了自已器官,如同花朵从枝头落下,但留有一丝清香。
何玥捐献的器官接着被两位患有尿毒症的小伙子采取。何玥的眼睛虽然永远的闭上了,但她的身体里的某一个器官在颤动,何玥用另一种方式活了下来,活在了每个人的心中。
除此之外,让我感触很深的还有奋斗到最后的林俊德、孝敬老母亲的陈斌强……平凡的人在不平凡的岗位上,但他们一直坚守这一个信念:“爱国、爱民”。
在娇艳的玫瑰也有凋谢的一日,只有在恶劣的环境下生长出的野百合才是真正的生命力!
一个个感动人物,一个个感动事迹。它们会让你知道:“总有一种感动会让你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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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定宇常说,自己“太急了”。他的急迫感,来自于自己逐渐萎缩的运动神经元细胞,也来自于肆虐武汉城的新型冠状病毒,他想从死神手中抢夺回更多的生命。
张定宇很急。国家电视台拍摄他那天,他从门诊大厅、病房、值班室、会议厅、CT室疾速走过,脚步有些踉跄。与医生护士们交谈时,语速极快。一名护士采痰的操作有误,可能会影响样本的病毒检测结果,他当众发了火。
近一两年来,金银潭医院的医生护士们都知道,院长的脾气越来越急躁,腿脚也变得不太利索。感染科主任文丹宁回忆,张定宇走路时脚步高低不平,上下楼梯总是抓紧扶手,行动困难。她问过许多次,他只说“膝关节动过手术”。
等到这次疫情,张定宇不得已才坦白了病情,他患上了“渐冻症”,腿部肌肉正在逐渐萎缩、坏死。
新冠疫情到来,急性子院长就更急了。“全院都知道,我性子急,嗓门大。”从医34年,张定宇已经是武汉传染病界的权威。
2019年12月29日,金银潭医院收治了首批7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医护人员为病人做咽拭子检测,发现检测结果是阴性,肺部CT却显示异常,肺部斑点加大,病人病情持续加重。他们怀疑病毒通过下呼吸道进入肺泡,咽喉检查根本不起作用。
第二天一早,张定宇紧急决策:加强消毒防护,腾退隔离病房,转移其他病人,调配院内医疗资源。同时带领医护人员采集7位病人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送往中科院病毒研究所进行检测。
4天后,金银潭医院开辟了针对不明肺炎病例的隔离病区。
张定宇的雷厉风行一度给同事们带来不少压力。他们回忆:张定宇常常比换班的同事来得更早,追问当天收治病人的细节:当天收治的病人数、转走的病人数。一位医生给院长打电话反映新开的病区缺少人手,张定宇即刻带着护理部、后勤科室来现场协调。南三病区主任张丽总结说,“(这次)任务布置急、要求高,事无巨细,骂起人来都不留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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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遵义老支书黄大发用36年的时间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给村里修成了绕三重大山,过三道绝壁,穿三道险崖的水渠,这36年的坚持不禁让我想到了两个字,那就是“信念”。
人的一生能有几个36年,这36年中包含了一个共产党人怎样钢铁般坚硬的“信念”?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初期,围绕第一个专题“坚定执着追理想”查摆问题,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理想信念方面”。在物欲横流的当代,高速运转的现状也让人心甚是浮躁。特别是信息化发展如此之快,上下级信息传递速度快、内容多,让基层工作的难度与压力越来越大,有的人更多的是在应付工作,在工作中缺少思考,更别提“为人民服务了”。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支撑我们走下去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黄大发老支书面临的客观条件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内心坚定的“信念”也是他作为党员干部心系群众,主动承担责任的支撑,把这样无形的东西,真的以有形的成果表现出来了,水渠修好了,乡亲们的日子好过了,大家看到了春暖花开。
对大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我们工作生活的环境与黄支书相比好上千倍,想到这里,我们有什么理由抱怨工作忙?有什么理由推卸责任?不要把“信念”挂在嘴上,当你的鞋上沾满了乡间小路的泥土,“信念”就在你踏过的脚印里;当你的脸上挂满了夏日艳阳暴晒的汗水时,“信念”就在你衣领的汗渍中;当群众激动地握着你的双手时,“信念”就在他们淳朴的笑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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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30岁,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正营职中队长,一级飞行员。
2016年4月27日,张超在驾驶舰载战斗机进行陆基模拟着舰接地时,突发电传故障,危机关头,他果断处置,尽最大努力保住战机,推杆无效、被迫跳伞,坠地受重伤,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张超是“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部队优秀的三代机飞行员,全团6名“尖刀”队员中最年轻的一员,曾数十次带弹紧急起飞驱离外军飞机。
事故发生后,张超在送往医院的过程中,团长张叶一直陪在他身边,清楚记得张超说的最后一句话:“团长,我还能不能飞”。
张超走了,留下刚刚满两岁的女儿和妻子,带着深深的遗憾走了,再有半个月就要着舰飞行了,这一直是他最大的心愿。
面对张超,《感动中国》推选委员时文潮说,我们必须牢记每一位军人的`牺牲,都是在为国家换来更多的安宁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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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女,汉族,中共党员,浙江杭州人,1938年7月出生于北平。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兰州大学兼职教授、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自196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已在敦煌研究所坚持工作40余年,被誉为“敦煌女儿”。主要致力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
樊锦诗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1977年任副所长,1984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1998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2015年1月起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88年任副研究员,1994年任研究员。1995年为兰州大学兼职教授,1998年为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9年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40余年来,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由她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为了敦煌,樊锦诗和丈夫两地分居长达19年,两个儿子出生后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料,但她却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和创新管理,完成了敦煌莫高窟的分期断代、构建“数字敦煌”等重要文物研究和保护工程。她还推动立法和制定莫高窟总体保护规划,按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来规范敦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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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贝儿:江海意无穷
陈贝儿,40岁,香港出生,在传媒行业工作近20年。2021年初,无线电视策划制作12集脱贫攻坚主题纪录片《无穷之路》,陈贝儿和拍摄团队赴贵州、四川、云南、广西、宁夏、海南等六个省(区)实地拍摄采访。
在历时三个月的拍摄时间中,陈贝儿和拍摄团队跨越14个曾经处于深度贫困的地区,“沉浸式”体验当地居民生活,节目体现了国家扶贫工作为当地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拉近了内地和香港同胞的心灵距离,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注入了更强信心和动力。
颁奖词
从霓虹灯的丛林中转身,
让双脚沾满泥土。
从雨林到沙漠,借溜索穿过偏见,
用钢梯超越了怀疑。
一条无穷之路,
向世界传递同胞的笑容,
你记录这时代最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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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半决赛上,苏炳添跑出了9秒83的亚洲纪录,成为首位闯入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人、亚洲人。这种突破创造了历史,这种突破振奋人心,而苏炳添的那种坚持“进步”的精神,更加值得我们学习。
半决赛中,苏炳添在第三小组第四道。发枪前,他揪了揪紧身衣,双手合十,大拇指与食指摆出一个“一厘米”的手势。赛后记者跟他求证手势的意思,他说这是提醒自己“进步一点点就好”。
苏炳添的“进步一点点”是中国人的一大步,也是亚洲人的一大步。但是这“一点点”是突破极限的挑战,是要建立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与自我突破上。苏炳添说,自己从9.99到9.91(提高0.08秒)用了3年时间。此后,他又为自己制定接下来的0.01秒的目标,“听起来0.01秒很少,但是提高0.01秒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我愿意去尝试。”
为此,他保持严格的作息和饮食习惯,坚持训练,让自己的身体机能在32岁还保持在巅峰状态。就是为了能不断实现“进步一点点”。
在知乎上回答“长时间坚持做一件事是种怎样的体验时”,苏炳添也说训练很累,“很枯燥,有时候确实练着练着就会想,太累了,明天还要练啊太累了,还要练那么多年,怎么坚持啊……”但他也说,“这样坚持下去也是一个再次挖掘自己潜力的过程。”
苏炳添做到了,他以9秒83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成功闯入奥运会决赛,成为中国奥运历史第一人,刷新了亚洲纪录。这背后是他锲而不舍的努力、始终如一的坚持。
拿金牌可喜,刷新记录可喜,但这些站上世界顶尖赛场的运动员身上所反映出来的精神,更可宝贵。“进步一点点就好”不仅是苏炳添的追求,更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座右铭。
我们常说,“无志者常立志,有志者立长志”,立长志者,不期速成,从“进步一点点”开始,坚持“进步”,必将会离目标越来越近。龟兔赛跑的故事,“积沙成塔,集腋成裘”的成语,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道理大家都懂,但真正能做到、能坚持的有多少呢?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例子:有人说要减肥,然后呢,就一顿操作猛如虎,恨不得一下子把自己饿死,或者恨不得把自己累死。这种状态明显不可持续,于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减肥”仅仅成了一句天天挂在嘴边的口号;有人说要阅读,让自己变得“有深度”,于是捧一本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看了两页之后觉得“太有深度”,弃之……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曾经说过:“学到很多东西的诀窍,就是不要一下子学很多。”同样的道理,想要做成事,就不要妄图一口吃成个胖子。要学会循序渐进、持续发展。“进步一点点就好”,就是这样。
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我们也应该提醒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即使只有“一点点”,但只要能坚持下去,数年如一日,十数年如一日地“进步”,就算我们破不了中国纪录、亚洲纪录,但终归能挖掘出自己潜力,实现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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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炳添:秉心自超越
中国男子短跑运动员,男子60米、1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
“中国飞人,亚洲之光”。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半决赛中,苏炳添跑出9秒83,以半决赛第一的成绩闯入决赛并打破亚洲纪录,成为中国首位闯入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运动员。决赛场上,苏炳添是一排黑人中间唯一的黄种人,他再次打开10秒大关,以9秒98的成绩获得第六名。
颁奖词
世界屏住了呼吸
9秒83
冲出亚洲的速度
你超越伤病和年龄,超越了自己
你奔跑的背后,有强大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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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诵芬:冲天鹏翅阔
91岁,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两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顾诵芬生于书香门第,7岁时在北平时,目睹日军轰炸城市,立志投身航空事业报国。自1956年起,顾诵芬先后参与、主持我国第一款自主设计的喷气式机型的气动布局和全机的设计,并创造性解决了大超音速飞行的飞机方向安定性问题和跨音速的飞机抖振问题。顾诵芬的工作经历与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轨迹完全重合。他见证了中国航空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构建起现代航空产业体系的过程。
颁奖词
像静水深流,
静水里涌动报国的火,
似大象无形,
无形中深藏着强国梦。
心无旁骛,
一步一个脚印,志在冲天。
振长策,击长空,诵君子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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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认,也让张定宇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明白战“疫”才刚刚开始。
随着新冠疫情逐渐在全国蔓延,转诊到金银潭医院的危重患者越来越多。然而,当时医院的ICU病房只有14间,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为了接待更多病患,2019年12月30日一早,张定宇再度决策,紧急布置劝退说服一般病人,腾退病房;抽调力量,新开两个病区,完成清洁消毒,调配设备物资人员,陆续将病房改造成新的ICU病房。
张定宇介绍,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总共腾退了21个病区,截至2月22日上午9点,金银潭医院累计收治患者1992人,是收治病人最早、最重、最多的医院。
面对新的病毒,目前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在大量诊治实践的基础上,金银潭医护人员率先将抗艾药物克力芝用于治疗新冠疫情重症患者,为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当发现康复患者体内抗体可抗病毒时,张定宇发出呼吁:恳请康复后的患者积极来到金银潭医院,伸出你的胳膊,捐献你宝贵的血浆,共同救治还在与病魔作斗争的病人。
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张定宇正是如此。
疫情并没有让他措手不及,早期他用心让医院练就的真本领,为这场新冠疫情阻击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利用 ECMO抢救危重病人。
时间倒回2014年,新上任的张定宇在仓库里发现了一台省卫健委给他们的ECMO(也称体外膜肺氧合,是现有体外循环技术中的王者)。2015年下半年,他请来心脏体外循环专家给ICU医生做培训。
同年年底ECMO就发挥了作用,金银潭医院用ECMO成功救治了两位艾滋病重症肺炎病人,成为武汉地区最早将ECMO用于重症肺炎救治的医院。2016年春节后,又救了一位患重症肺炎的24岁的大学生。2017年初,禽流感来了,ECMO大显神威,保证了湖北省没有因禽流感死亡的病例。金银潭医院优秀的ECMO团队,就是那时成长起来的。
在本次疫情中,他们除了匹配ECMO来提高新冠疫情治愈率之外,还采用了张定宇地铁看杂志引来的高流量呼吸湿化治疗仪,该技术还被写进新冠疫情病人的临床救治指南。
值得一提的是,张定宇2014年提出,直到2017年才评审通过的GCP(国家新药临床试验),在这次疫情当中,也被王辰院士、中日友好医院曹彬教授用来开展克力芝、枸橼酸铋钾、瑞德西韦治疗新冠疫情的药物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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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筑英,勇攀科技高峰的光学专家,1939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56年,蒋筑英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北大期间,他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还掌握了英、俄、德、日、法5门外语。1962年,蒋筑英大学毕业后来到长春,成为中科院长春光机所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的研究生,并选定了光学传递函数这一开创性研究课题。
1965年,年仅26岁的蒋筑英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此后,他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就,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上世纪70年代,我国彩色电视的复原技术十分落后,导致颜色失真严重。蒋筑英与王大珩一起攻关,提出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最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
成功的背后,更多的是汗水与辛劳。蒋筑英的妻子路长琴至今对他从未陪自己完整地休过星期日“耿耿于怀”。一到星期日,蒋筑英就让路长琴带着孩子去她的哥哥家玩,而他自己则早早就去了实验室。
“有追求,头勤、嘴勤、手勤、腿勤”,这是蒋筑英的同事史光辉对他的评价。在攻克变焦镜头技术难点的时候,由于这是当时国内第一次对这项技术进行攻关,因此,当所有技术攻关结束后,要把国内生产的仪器和日本的仪器进行对比检测。蒋筑英做得非常仔细。结果发现,我国研制的镜头和日本的相比,传递函数质量差距不大,但是颜色偏红,有点失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蒋筑英对所有数据逐一进行了分析,最后终于发现,他们使用的玻璃质量存在缺陷。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对以后的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蒋筑英一生坎坷,因家庭出身一直解决不了入党问题,但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他常说:“一个人的生命是短促的,但党的事业是永存的。”他爱帮助人,心里总是想着别人,很少想着自己。他总说:“我就是一块铺路石,我愿意别人踩着我顺利走好人生之路。”
在利益面前,蒋筑英总是最后一个想到自己。所里盖了一个小楼,当时分给蒋筑英一套,但是他三番五次找到所里,说还有比他更困难的同志,他不想要;几次提职和提工资,他也都主动打报告说要往后排;蒋筑英掌握5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文资料,但从不占为己有;他帮助同事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论文,可是发表时却不让提他的名字;他和别人共同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受到光学界的重视,被邀请出席学术会作报告时,他让一起合作的同志去。
1982年6月,在蒋筑英生命的最后4天里,他收拾好新建的试验室,修好院里被破坏的柏油路面,帮助同事家里修理了下水道,又忍着腹部的疼痛到成都,替一位家有急事的同事出差。飞抵成都的当晚,他就召集验收组人员开会直到深夜11时。次日一大早,他换乘两次公共汽车,步行了3段路程到达工厂,忍着病痛开展工作。
6月14日深夜,他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他因长期积劳成疾,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病、急性肺水肿等多种疾病。因抢救无效,蒋筑英于第2天下午去世。
蒋筑英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生前一再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去世前不久所里已批准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他去世后,中共吉林省委根据他生前的表现和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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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一扎根青藏高原60多年,是高原医学事业的开拓者、低氧生理学与高原医学专家。青藏铁路建设期间,他主持制订一系列高原病防治措施和急救方案,创造了14万名铁路建设工人在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工作4年,无一人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被称为 “生命的保护神”。
1958年,23岁的吴天一和妻子响应国家号召建设青海。当时来青海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吴天一发现这些建设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慌、头疼、胸闷等高原反应,有的甚至因此死亡。作为一名内科军医,吴天一迫切地想要医治好这些有病痛的高原建设者。
然而,当时高原病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尚属空白。吴天一摸着石头过河,经过长期研究,认为这是一种高寒低氧环境的特发性疾病,但具体病因及相关对策还需进一步研究。这一研究,就是60多年。
1979年至1992年,吴天一主持了历时10余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大调查,到过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等地的大部分高海拔乡镇牧区。每到一个地方,吴天一就问哪里的海拔最高。在他看来,高原医学研究必须要去高、偏、远的地方,不落下一户一人,才能准确掌握疾病分布情况和患病因素。
60多年来,吴天一及其科研团队推动我国高原医学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创建的慢性高原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定为国际标准,并命名为“青海标准”,于 2005 年在国际上统一应用,为高原病防治作出突出贡献。这也是首个以我国地点命名的国际诊断标准。
“走向大地,走进生活”是吴天一高原医学研究的真实写照。在进行高原病普查时,他骑着马,赶着驮满仪器的牦牛,饿了就吃点牧民的青稞糌粑或自带的干粮,晚上同牧民一起睡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帐篷,深夜点着酥油灯整理数据资料……过去,由于文化差异,有牧民忌讳抽血化验,但吴天一穿戴上毡帽、皮袄和马靴,地道的藏语一出口,就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青海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李愈娴记得,2012—2013 年,她和吴天一在模拟海拔 5000 米的高压氧舱,研究该海拔高度对心肺生理功能的影响。当时年近80岁的吴天一每天带领着团队进舱,从没有吸过氧气,一直坚持在舱内完成高负荷的工作。“院士对高原医学事业的奉献精神深深影响着我们,我们也会肩负起身上的重担,追随院士的脚步,把自己的热血奉献给高原医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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