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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22日,我国新闻界前辈戈公振先生逝世。
戈公振先生是我国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著名的爱国进步新闻记者、新闻学者和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者。他1890年出生于江苏东台,曾在上海《时报》和《申报》前后工作近20年。从1933年3月起,他到苏联采访、考察两年多,撰写了一批报道,向国内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写了《中国报学史》等专著,对革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作了贡献,是我国新闻学和新闻事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1985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戈宝权的纪念文章《回忆叔父戈公振二三事》:
今年11月27日,是老一辈报人和进步爱国新闻记者、我的叔父戈公振95周年的诞辰,10月22日又是他逝世50周年的忌辰。回想到在他生前,我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较长,深得他的亲切关怀和教诲之恩,现特借这个机会回忆一下他生平中的二三事。
首先是他一生勤奋好学的精神。他出身在江苏省苏北东台县城的一个所谓“世代书香”的人家,自幼非常聪慧。他读过家塾和私塾,后来进了东台县城唯一的高等学堂,毕业考试时名列第一,从此以后他就全靠自学走上了成才的道路。他在上海《时报》工作时,经常到青年会去补习英语;后来他到欧美和日本各国考察新闻事业与参观访问,又自学法语、德语和日语;甚至40多岁访问苏联时还自学俄语,都做到能阅读和讲话的程度。他很早就鼓励我努力学习,记得童年时他送了一盒积木给我,他在盒盖里面用工整的小楷写了两句话:“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
二是他终生献身于新闻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在1913年到了上海,先在有正书局图画部当学徒,第二年进了《时报》编辑部,从校对、助编、编辑,一直升到总编辑,而且终生献身于新闻事业。他在《时报》前后工作了15年,后又在《申报》工作了3年。他对报纸的革新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创了《图画时报》和《申报星期画刊》。同时他还专心研究新闻学,撰写了《新闻学撮要》和《中国报学史》等书。他对各国的新闻事业也进行过研究,还从事宣传和推广新闻学教育的工作。记得1935年初我到了莫斯科以后,曾同我的叔父合写了《梅兰芳在庶联》、《最近庶联人民生活的一般》(当时他写的通讯都用“庶联”二字代替通常用“苏联”)等通讯文学。当年10月他在国难深重时返国,数日后即不幸病逝,享年只有45岁。没有可能完成他生前重写《中国报学史》的遗愿和撰写《世界各国报业考察记》的计划。
三是他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作风。他一生中为人光明磊落,从不沽名钓誉,猎取名誉地位;他平等待人和蔼可亲,并以助人为乐,特别是提携同行和后进。尽管这样,他当年仍不免要遭到“小报”的造谣与中伤,甚至他在《时报》的老同事包天笑晚年在写《钏影楼回忆录》时,其中对他的回忆仍颇多不实之处和讽刺之词。我的叔父生前对这些事从不计较,也不耿耿于怀,而常一笑置之。凡同他生前共过事和有交往的人,都深知他的这些高尚品质。
我的叔父一生中追求进步,热爱祖国,在30年代初国难深重时,他曾和邹韬奋等人筹办代表民众舆论喉舌的《生活日报》,宣传抗战救国,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甚至在临死时,他还对邹韬奋断断续续地讲道:“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就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沈老(钧儒)当年曾以《我是中国人》为题写成悼诗:“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沈老写到这里,“泪滴满纸,不自禁其感之深也。”我的叔父离开我们已是整整五十年,但他当年讲的“我是中国人”这句话,一直到今天还响在我们的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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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清同治五年)11月12日,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诞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县)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孙中山,原名孙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名逸仙。
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行医于澳门。1894年上书李鸿章,主张变法自强,未被采纳,遂赴檀香山,于11月24日组建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准备发动广州起义,因走漏消息而失败。1896年在英国遭清政府驻英公使绑架,幸得英籍教师康德拉营救脱险。是冬著《伦敦被难记》一书。旅欧期间悉心钻研西方各国政治、经济等书籍,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学说,鼓吹“非革命不能救中国”。1897年秋离欧赴日本,在日期间曾化名中山樵,遂以中山为号。1900年派郑士良等组织惠州起义,又告失败。
1905年在东京联络留日革命志士,合并反清团体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而组成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总理。确定“驱除靴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后在《民报》发刊词中,又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学说。以《民报》为阵地同君主立宪派、改良主义者进行激烈论战。1907年至1911年(宣统三年)间,联络会党、新军,先后发动八次武装起义,其中以1907年4月27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最为著名。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于12月25日由欧洲返回上海,29日在十六省代表会上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次年1月1日到南京宣誓就职,组成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任职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2月13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逼迫下,辞去临时大总统职,由袁世凯接任。8月25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推为理事长,9月,接受袁世凯政府的任命,担任全国铁路督办。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死宋教仁,他愤而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旋即失败。1914年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被推为总理。此后两次发表《讨袁宣言》,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7年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他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当选为海陆军大元帅,誓师北伐。1918年因受桂系军阀和政学系排挤,被迫辞职退居上海。次年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并撰成《建国方略》,发表《实业计划》,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
1922年6月,粤军陈炯明叛变,重返上海。1923年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改组宣言,通过党纲党章,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同年6月创办黄埔军官学校。11月北上讨论国是,在《北上宣言》中,发出对内召开国民会议,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于年底抵北京,同北洋军阀进行坚决斗争。由于积劳成疾,健康日益恶化,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留有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遗著编有《中山全书》、《总理全集》多种。1956年出版《孙中山选集》,自1981年陆续出版《孙中山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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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与李光弼都是唐朝时的大将。当时,两人因为平时的一些误会,积怨很深,感情很不好。平时即使同桌吃饭,互相都懒得瞧上一眼,更别提说话了。
后来安禄山造反,皇帝命令郭子仪做朔方(今宁夏一带)节度使,李光弼成为他的部下。当时的节度使大致相当于战区司令长官兼行政长官,权力极大。
李光弼这时有些担心,怕郭子仪公报私仇,借故杀他,他甚至想偷偷逃走。哪知郭子仪反向皇帝极力举荐他,结果皇帝就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同时,郭子仪还将自己部下的一万精兵分给了他,让他带兵东征。
郭子仪此举,让李光弼产生了更大的误会,心想郭子仪这次一定不会放过他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来,找到郭子仪说:“今后不管怎么处置我,我都不抱怨,只图不连累妻小。”
郭子仪听后,很是诧异,忙离开座位,抱住李光弼,眼含热泪说:“国家危急,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不能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了。”
李光弼见郭子仪心胸如此坦荡,便带队请战。此后,将帅一心,在平判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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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朝前期,因为蒙古族当权者和明朝政府有矛盾,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双方的关系疏远了,传统的贸易往来也停止了。这样,明朝不安宁,蒙古族百姓也得不到内地的产品,生活上受到很大影响。
后来,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重新和明朝和好,服从明朝的统一管理,蒙汉关系改善了。俺答去世后,他的夫人三娘子掌权,更是坚持与明朝的友好关系。在三娘子的促进下,蒙汉的互市贸易又恢复了。每当大集的时候,蒙古族百姓都到集市上购买和换取内地的丝绸、茶叶和各种生活用品,他们的皮毛等产品也是汉族商人喜欢要的。场面十分热闹。三娘子经常亲自骑马到集市上巡视,发现有纠纷的,都秉公处理,尤其注意保护汉族商人的利益。她还主动到宣化城,拜访明朝官员,交流情况,关系非常密切。明朝封她为忠顺夫人。遇上有的蒙古贵族想用武力侵扰内地,三娘子总是坚决反对,加以制止。
三娘子掌权时期,为蒙汉友谊做了许多好事,使双方好多年没动干戈,促进了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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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活动中,外交人员的言行往往代表了一个国家,给国家的荣誉带来影响。清朝末年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有一次和日本人谈判,竟当众吐痰,被人耻笑。人家是说中国人不讲卫生,不懂礼貌。他给中国丢了脸。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以他高尚的品德、真诚的态度、机智风雅的谈吐和庄重的外貌,在国际交往中受到赞扬,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既坚持正确的立场又充分尊重对方,做到不卑不亢,落落大方。1955年,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会上,有些国家代表由于对中国不了解和偏见,说了些指责中国的话。这显然不利于亚非各国的团结,也有损中国的形象。周恩来非常镇静,立刻决定另起草一份发言稿,登上了讲坛。他说:我们参加这次大会是为求友谊而来,而不是为吵架而来。我们亚非各国都有受侵略的历史,应当团结起来,有不同意见可以求同存异。他还介绍了新中国的成就和对外政策。
中国外长的政治家风度和雄辩口才,立刻引起全场热烈掌声。连攻击过中国的代表,也向他致敬。周恩来的风度正是新中国的外交风度,他被誉为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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