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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来,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用一生的时光做“惊天动地事”,却甘为“隐姓埋名人”,精神与气质,不曾改。
60年前,从创刊那日起,记录科学讲述科学人的故事,就成为《中国科学报》的使命,从此植入血脉,不曾变。
科技报国的光荣与梦想,《中国科学报》用60年的时间来讲述。
1964年10月16日,伴随着一声东方巨响,一朵绚丽的蘑菇云在中国罗布泊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消息如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撼了世界,也拉开了中国发展“两弹一星”事业的大幕。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这23位“两弹一星”元勋既是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也是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光辉榜样。他们曾抱着“生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信念,做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没有这一代人的奉献,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历史不会忘记,谢绝“中国光学之父”称号的王大珩,曾率领队伍研制出我国第一埚光学玻璃、第一台激光器、第一台电子显微镜……为发展高技术奔波倡议,为诠释科学尽心尽责。他坚持这一切“不是我个人的功劳”。
当年已在英国学术界拥有极高声誉与地位的彭桓武,毅然辞别英伦,回到祖国当起了物理老师,开启了红旗下的科研和育人生涯。当被问及原因,他回答:“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历史更不会忘记翻遍贵州的山窝、把空中楼阁亲手变成现实的南仁东。他说过,“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行了,我就躲得远远的,不让你们看见我。”但最后,戴着蓝色安全帽的“老南”,和“天眼”一起定格在我们心里。
还有一辈子没有出国留学经历,也没有人才头衔和“帽子”的王逸平。25年里,他研制的中药成功拯救了2000多万名心血管病患者。即便是在病痛中,他依然想着“再给我十年,我还想做出两个新药。”
回首这些科学家的人生经历和科研之路,他们可能一生只专注一件事,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奉献毕生精力,成就了今天的核弹、量子卫星、FAST望远镜……他们打开了科学研究的眼界,挺起了中国科技的脊梁,他们的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一路记录,一路讲述。 60年来,《中国科学报》用客观的文字忠实记录科学家们的思想和观点,用真挚的笔触讲述他们的经历和故事。当读者拿起这份报纸时,透过文字,可感知科学家们的智慧与宽博,感动于他们的专注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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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特高效率蒸汽机问世之前,事实上也早有很多人在研究制造蒸汽机了。如公元前720年埃及哲学家西罗,1612年法国机械师德戈,1698年萨物雷,还有狄赛戈里耳、纽可门等不下数十人,其中派朋也是其中的一个,但他研究蒸汽发动机对人类的贡献反而不及他因此发明的副产品———压力锅。
在17世纪末叶,年轻的法国人派朋在伦敦研究蒸汽发动机,他对蒸汽锅炉的研究,引发了他对烹饪用压力锅的发明。他发明的蒸煮锅是圆桶状的,上面有一个能扣紧的盖子和一个自动安全阀。这个安全阀也是派朋的发明。1679年,派朋为皇家学会做现场表演,用这种锅烹制了一些食品,大建筑师C·雷恩觉得这食物美味可口,建议派朋写一本小册子介绍这锅的用法和特点。派朋写道:“这种锅能使又老又硬的牛、羊肉变得又嫩又软,并能保护菜和肉的香味和营养。”但直到二次大战期间,这种锅才在需要考虑节约问题的家庭主妇中普及起来。
现在,压力锅早已出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厨房中,但谁也不曾想到它却是一位年轻法国人于300多年前的一项“不务正业”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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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普利斯特里把汞烟灰(氧化汞)放在玻璃皿中用聚光镜加热,发现它很快就分解出气体来。他原以为放出的是空气,于是利用集气法收集产生的气体,并进行研究,发现该气体使蜡烛燃烧更旺,呼吸它感到十分轻松舒畅。他制得了氧气,还用实验证明了氧气有助燃和助呼吸的性质。但由于他是个顽固的燃素说信徒,仍认为空气是单一的气体,所以他还把这种气体叫“脱燃素空气”,其性质与前面发现的“被燃素饱和的空气”(氮气)差别只在于燃素的含量不同,因而助燃能力不同。同年他到欧洲参观旅行,在巴黎与拉瓦锡交换好多化学方面的看法,并把用聚光镜使汞银灰分解的试验告诉拉瓦锡,使拉瓦锡得益匪浅。拉瓦锡正是重复了普利斯特里有关氧的试验,并与大量精确的实验材料联系起来,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揭示了燃烧和空气的真实联系。可是直到1783年,拉瓦锡的燃烧与氧化学说已普遍被人们认为是正确的时候,普利斯特里仍不接受拉瓦锡的解释,还坚持错误的燃素说,并且写了许多文章反对拉瓦锡的见解。这是化学很有趣的事实。一位发现氧气的人,反而成为反对氧化学说的人。然而普利斯特里所发现的氧气,是后来化学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各国化学家至今都还很尊敬普利斯特里。
1791年,他由于同情法国-,作了好几次为-的宣传讲演,而受到一些人的迫害,家被抄,图书及实验设备都被付之一炬。他只身逃出,躲避在伦敦,但伦敦也难于久居。1794年他六十一岁时不得不移居美国。在美国继续从事科学研究。1804年病故。英、美两国人民都十分尊敬他,在英国有他的全身塑像。在美国,他住过的房子已建成纪念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普利斯特里奖章已成为美国化学界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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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雪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已经小有名气,一些大学争相聘他去当教授。但是费雪却另有打算,他认为贝耶尔教授是一位非好的老师,在他身边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当时贝耶尔教授接到慕尼黑大学聘请他去那里讲学的通知。费雪便谢绝了一切聘请,跟随老师去了慕尼黑大学,当了一名助教。费雪的亲朋好友知道他的计划之后,都认为“放着教授不当,去当助教,有点不合情理”。那时,慕尼黑正流行伤寒病,亲人们就更反对他去那里了。费雪认为,能从师贝耶尔教授是很难得的,因此他不为亲友的劝阻所打动,决心随老师前往慕尼黑。
在慕尼黑大学的头三年里,费雪没有教学任务,他有很多时间专心于研究工作。在贝耶尔教授的指导下进行有关苯肼项目的研究,他首先做的研究项目是合成粪臭素。实验多次失败已经够倒霉的了,再加上粪臭素的臭味就更加烦人。但是费雪一心扑在实验上,尽管他衣服、头发和皮肤上都粘上了粪臭素,散发着恶臭的气味,但他对这一切全不介意,甚至忘记了身上还有什么气味。当费雪成功地合成粪臭素,高兴地跳起来时,才发现实验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因为实验室里冲天臭气,熏得谁也呆不下去了,大家都逃到外面“避难”去了。
在德国,很多人都喜欢听音乐会或看歌剧,费雪也是一位爱好者。工作之余,只要音乐厅、歌剧院有演出,他是必到的观众。一天,正好城里有歌剧演出,实验结束后费雪把实验室收拾好,就动身前往歌剧院。他一进歌剧院就发现一些人离他远远地,他没有介意,开始找自己的座位;找到座位,刚一落座,周围的观众就表现出异样:开始时是相互交头接耳,继而好象有人发出了什么命令似的,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掏出手绢捂住鼻子,像躲避瘟疫一样扭转身子,还有人想逃离座位。终于有人受不了,大声叫道:“哪里来的臭气,谁把这个刚从马棚出来的马夫放进剧场来了!”这时费雪才如梦初醒,原来是自己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他忙站起身来,赶快离开了剧场。回到家里,费雪认真洗过澡,又从里到外换了衣服,但是臭味依然存在,就好象是从皮肤里散发出来的一样。费雪有点懊丧,看来歌剧看不成了。但是为了科学研究,这点牺牲算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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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义耳十分重视实验研究。他认为只有实验和观察才是科学思维的基础。他总是通过严密的和科学的实验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在物理学方面,他对光的颜色、真空和空气的弹性等进行研究,总结了波义耳气体定律;在化学方面,他对酸、碱和指示剂的研究,对定性检验盐类的方法的探讨,都颇有成效。他是第一位把各种天然植物的汁液用作指示剂的化学家。石蕊试液、石蕊试纸都是他发明的。他还是第一个为酸、碱下了明确定义的化学家,并把物质分为酸、碱、盐三类。他创造了很多定性检验盐类的方法,如利用铜盐溶液是蓝色的,加入氨水溶液变成深蓝色(铜离子与足量氨水形成铜氨络离子)来检验铜盐;利用盐酸和硝酸银溶液混合能产生白色沉淀来检验银盐和盐酸。波义耳的这些发明富有长久的生命力,以至我们今天还经常使用这些最古老的方法。波义耳还在物质成分和纯度的测定、物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实验。在1685年发表的《矿泉水的实验研究史的简单回顾》中描述了一套鉴定物质的方法,成为定性分析的先驱。
1670年,波义耳因劳累而中风,之后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当无法在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时,他致力于整理他多年从实践和推理中获得的知识。只要身体稍感轻快,就去实验室做他的实验或撰写论文,并以此为乐趣。1680年,他曾被推选为皇家学会的会长,但他谢绝接受这一荣誉。他虽出身贵族,但他一生醉心的却是在科学研究中工作和生活,他从未结婚,用毕生精力从事对自然科学的探索。1691年12月30日,这位曾为17世纪的化学科学奠定基础的科学家在伦敦逝世。恩格斯曾对他作出最崇高的评价:“波义耳把化学确定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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