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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一院士在青藏高原工作和生活_多年,从他身上折射出来的就是坚定和坚守。吴院士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代少数民族大学生,大学毕业之后到现在60多年,一直工作在青藏高原,推动了我国高原医学从无到有、由弱变强。20世纪50年代末,吴院士和他的妻子响应党的号召,来到高原建设青海,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各地五湖四海建设大军来到青海建设青海,吴院士发现这些建设者都不同程度的有高原不适症,特别是心慌、头疼、胸闷等高原反应而痛苦不堪,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作为一名医生的他,当时他下了一个决心,说我要攻克高原病,我要守护高原人民和高原建设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个决定他矢志不渝,正如他个人所言:“我一生只做一件事,高原医学研究。”这是他的初心,也是他一生的价值追求。
当时高原病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还尚属空白,在超过半个世纪的高原医学研究的生涯中,吴院士常年与高山、冰川、雪地、草地为伴,遭遇过多次的车祸,他本人也有14处骨折,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刚才短片里他也说到,耳朵鼓膜曾经被击穿,40多岁的时候就罹患白内障,这60年来他不仅走遍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还在安第斯山、洛矶山、天山、帕米尔和喜马拉雅等地进行了长期的综合考察和探索,不畏艰险、严谨治学的求学精神,使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高原人。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吴院士的民族是塔吉克族,所以他大学毕业后回到了新疆,又来到了青海。20世纪80年代,吴院士父母、妹妹都去了美国,而且定居在美国,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玻利维亚高原所都曾邀请他去那里工作,但他毅然放弃了美国绿卡。他说我的一生要奉献于青藏高原。2010年,青海玉树发生了7.1级的地震,年逾古稀的吴院士,不顾同事和家人的劝阻,带领医疗队连夜奔赴灾区。他说,这是世界最高海拔地区的地震,我们要以共产党员的精神战胜高原地震灾害,在灾区他往返救治点,指导抢救高原病患者,辗转医疗点讲解高原病防治救援知识,深入临时居住点宣传防病科普知识,并在震后全面总结面向国际介绍高原医学救援的经验。吴院士就高原医学知识宣传、防治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但是吴院士为什么要扎根在青藏高原投身高原医学研究?
我想正是因为他为民服务的初心,矢志报国的理想,求实进取的追求和甘于奉献的品格。在漫长艰辛的奋斗历程中,他用脚丈量大地,用心服务人民,用科学报答祖国,用最真实的经历和最昂扬的精神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展现了一名高级知识分子赤诚的家国情怀,诠释了一名医生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的职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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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多得从鼻子里、口腔里、嘴里面都涌出来,缺氧特别严重。他说飞机大炮都没把我打倒,我到了这个地方,得了这个怪病。最后,他就去世了。这个话也刺痛了我,这也是激发我要从事这一项研究的一个起因,一个动力。
从此,吴天一开始了他六十多年的高原病学研究,而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一项空白。为了获得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吴天一人生的黄金时代,多数是在青藏高原的调研中度过的。山路崎岖,需要骑马行进。在骑兵支队当过兵的吴天一,常常笑称自己是塔吉克族的好骑手。
在调研途中,吴天一遭遇过六次车祸,留下14处骨折。最严重的一次一根肋骨差一点就戳入心脏。100天后,他又出现在了马背上。在高低压综合舱的人体实验中,吴天一耳膜穿孔;阿尼玛卿山科考,双眼白内障;长期高原奔波,导致慢性高原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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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一院士投身高原医学研究50余年,他开创“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诊疗救治藏族群众上万名。青藏铁路建设期间,主持制定一系列高原病防治措施和急救方案,创造了铁路建设工人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世界屋脊上,这位80多岁高龄的老人带领医学团队,常年跋涉在离蓝天、白云最近的天路。50多年来,他推动我国高原医学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在漫长艰辛的奋斗历程,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他的名字,深深烙在青藏高原各族群众心中。
多年在高原的奔波和实验室实验,让吴天一遭遇了很多困难,曾多次死里逃生,全身14根骨头断裂,右耳鼓膜前后4次破裂,双眼在强烈的紫外线刺激下得了白内障。即使是这样,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吴天一始终在青藏高原生活、科研、战斗,走遍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在低氧生理和高原医学领域填补了世界空白,构建起高原生存安全的科学体系。
“没有全民的健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为高原医学的研究,吴天一院士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半个世纪来,他始终坚守在青藏高原上,守护着高原人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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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青海省成立全国唯一的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吴天一的才华在此充分施展。
牧民居住分散,又随季节变化游牧迁徙,有时数十公里才见一处帐篷,但吴天一告诉他的队员们,“为了准确掌握人群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群体调研时一家也不能落,可能出问题的就在这一家。”
高原气候变化剧烈,刚才晴空万里,转眼就大雨如注。但这些从未让吴天一退却,他总说“我是塔吉克的好骑手。”高远难走的地方都是吴天一和他的乘骑冲在最前面。
数次历险,数次转危为安,吴天一的研究数据越积越多,不同海拔、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数据都在几十万份。1981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感慨道:“我的成长和成功,都是国家给予我的,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
上世纪90年代,吴天一设计的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建成。舱体上升可至海拔1.2万米,下降可至水下30米,对高原医学研究至关重要。但人体实验有风险,第一次由谁进舱?“我设计的,肯定我进。”吴天一毫不含糊。
进入舱内,压力逐步攀升,吴天一感受着每一阶段的身体反应。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操作人员在减压时让压力下降速度过快。骤然间,他头痛难耐,只听耳鼓膜“嘣”的一声,再就陷入无声。吴天一的鼓膜被击穿了!即使如此,长好了,再实验,又穿了,又长好了,前后四次,致使他的听力受损严重。
氧舱实验结果后在青藏铁路建设中派上大用场。吴天一提议在青藏铁路沿线建供氧站、高压氧舱,后被证明是解救急性高原病患者的最佳方案,创造了14万筑路大军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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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__年,西藏自治区墨脱公路通车的次年,当地群众听闻县上请来一位医术高超的“门巴族老大夫”,十里八乡的人们慕名求诊,甚至有骑马骑驴赶来的。
这位“门巴族老大夫”就是吴天一。墨脱通车后,他赴实地开展高原病调查,还很快学会用门巴语交流,以至被群众误以为是门巴族的大夫。
了解吴天一的人,都惊叹于他的语言才华:出生在塔吉克族家庭,读书时说得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大学修过俄语,到青海工作后自学成为“藏语通”,如今英语也不在话下。
上世纪80年代,吴天一曾主持一场大型田野调查,历时数年,到过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等地的大部分高海拔乡镇牧村,收集到大量的临床资料,最终提出藏族已获得“最佳高原适应性”的论点,对发生在青藏高原的各型急、慢性高原病作出了科学系统研究,影响深远。
田野调查时,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艰辛相比,吴天一更关注工作怎样得到藏族群众的认可和支持。过去由于文化差异,牧民们忌讳抽血化验,可吴天一有办法:穿戴上毡帽、皮袄、马靴,地道的藏语一出口,牧民就亲热地拉他坐进了帐篷。
能用娴熟的藏语沟通,得益于吴天一日积月累打下的底子。早在1958年,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他就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奔赴青海支援西北建设,初到高原就开始自学藏语,后又长期坚持练习。
为牧民罗松杂巴治病的事,时隔30多年,吴天一仍记忆犹新。
罗松杂巴的家在海拔4700米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秋智乡布甫村。当时已年过花甲的他,因患腿疾连帐篷门都迈不出。一番检查下来,吴天一确诊罗松杂巴患有关节炎,给他开了抗风湿药,还定下热敷、活动韧带等全套治疗方案。1个多月后,当田野调查团队再次途经此地,罗松杂巴站在帐篷外,带上儿子、孙子一同手捧哈达,等着献给“马背上的好曼巴(曼巴,藏语意为‘医生’)”。
田野调查也是大型义诊,具体惠及人数,吴天一没有特意统计过,“应该有上万名群众”。“那次,我和同事们骑马已走出很远,一回头,罗松杂巴家的大人小孩还在朝我们挥手……”回忆至此,吴天一掏出裤兜里的手帕,擦拭着湿润的眼眶。
“我们没有辜负这身白大褂,换来了藏族群众对科研的理解支持。”吴天一的论文,写在雪山草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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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宾护卫队护航,礼兵护送勋章入场,国家最高礼遇、党内最高荣誉致敬最闪亮的星。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植根人民,终其一生许党报国,不负人民。他们是无数平凡英雄的杰出代表。每一枚沉甸甸的勋章,都是对他们、对所有平凡英雄的崇高礼赞。
吴天一,塔吉克族,新疆伊犁人,1982年5月入党。他投身高原医学研究50余年,提出高原病防治救治国际标准,开创“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诊疗救治藏族群众上万名。青藏铁路建设期间,主持制定一系列高原病防治措施和急救方案,创造了铁路建设工人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辛育龄,河北高阳人,1939年7月入党。他是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战争时期,他曾与白求恩并肩战斗,多次冲上前线救治伤员。和平年代,他长期致力于我国胸外科创建和发展,是中国人体肺移植手术第一人,在胸外科领域多个方面取得“从0到1”的突破,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创新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在吴天一身后,是许许多多跟他一样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党员医务工作者。他们有的一生扎根在艰苦偏远的边疆、山村,默默守护当地百姓的健康平安;有的日夜奋战在寂静的实验室里,在技术攻关和药械研发路上披荆斩棘;有的常年与蚊虫、钉螺、病毒打交道,用坚韧与汗水筑起防控疾病的铜墙铁壁……他们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在各自岗位上顽强拼搏,不计较个人得失,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他们都是可爱可敬、值得铭记的平凡英雄。荣光,同样属于他们。
致敬英雄,最好的方式就是向他看齐。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他们用行动证明,每名党员都能够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今天,卫生健康事业在迎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各种风险挑战,需要党员医务工作者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继续锤炼坚强党性,牢记初心使命,用忠诚与坚韧,用专业与仁心,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平凡岗位上铸就医者的光荣与梦想。
章体采用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大山大河、如意祥云等元素。党徽体现党的领导和核心地位,五角星象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与薪火相传,丰碑与光芒寓意党的辉煌历程与丰功伟绩,大山大河体现党员的理想和追求,如意祥云寓意祖国繁荣昌盛、和谐发展,旗帜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寓意在党的阳光沐浴下,勋章获得者一心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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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就在那里,在风的背后,可以感觉到,只是还未看见。”作家阿来在《果洛的山与河》中,如是描述神秘的阿尼玛卿雪山。
这座位于黄河源头、昆仑山东端的大山,科考价值非同寻常。
1985年,在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吴天一,与日本信州大学高山医学专家酒井秋男,一起接受了国际高山医学协会的重大课题——组队联袂攀登阿尼玛卿雪山,对生活在海平面的民族和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民族进行人体高原适应性的对照综合研究。
就在准备工作加紧进行之际,意外发生了。
一次赴海西州调研,途径橡皮山,坡陡弯急,吉普车不慎翻下山崖。幸亏附近做工的老乡及时赶到,才把满身是血的吴天一从扭曲的车里拖了出来。
经历这场事故,吴天一四根肋骨断了,肩胛骨断了,腓骨、胫骨也断了,髌骨粉碎性骨折。
“从事高原医学研究,就得准备好为科学献身!”吴天一坦然视之。106天后,他又奇迹般骑马出现在雪山脚下。
5年一晃而过。1990年,阿尼玛卿雪山医学考察进入“决战时刻”。
攀登从海拔2261米起步。吴天一率队前行,牦牛驮着X光线机、心电图机、脑电图机等沉重设备尾随其后。
海拔每升50米,队员们就要把仪器卸下来、安装好,测量心跳、脉率、呼吸、内分泌、细胞对氧气利用率等指标。
行至海拔5000米,牦牛“撂挑子”了,科研设备也频频出现“高原反应”。不久,日方有3人因严重缺氧被抬下山,6人呼吸困难。无奈之下,酒井秋男宣布,日方不再攀登。但吴天一没想过放弃。“人在高原,缺氧气,但不能缺志气!”他让大家戴上脉率仪,心率超过180就停步,降到160再进发。
历时45天,中方队员终于攀爬至5620米的特高海拔。用肩挑背扛上来的科研仪器,装配起一座高山实验室。
翌年,第四届世界高原病医学大会在日本举行,阿尼玛卿雪山医学考察成果在会上大放异彩。吴天一也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授予“高原医学特殊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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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自己获得“七一勋章”,吴天一不禁想起15年前的那一天:20__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让他感到无比欣慰。
作为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建设高原生理专家组组长,吴天一曾数次带队奔波于青藏铁路沿线,研究确定了一整套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推动工程全线配置了17个制氧站、25个高压氧舱。5年里,14万人的筑路大军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地区连续高强度作业,没有一人因高原病死亡,被誉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14万人,当时人手一本高原病防护手册。手册上“吴天一”的名字,犹如“生命的保护神”。
20__年4月14日,玉树发生7.1级地震,年逾古稀的吴天一请缨带领医疗队直奔灾区,奋战了整整7天。
扎根高原、悬壶济世,吴天一并未独行——1958年,他和同为医生的妻子携手奔赴青海,这一待已是六十三载。在二老的以身作则、家风熏陶下,女儿、外孙选择在西宁扎下了根,一家三代四人都在高原上从医。
今年春天,吴天一欣然应邀到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讲了开学第一课。面对台下“00后”学子们的青春面庞,这位“80后”老人坚持站着讲演。讲稿是他自己写的,结束语为:“青藏人民正展开双臂迎接你,你的事业就在这里。”
这句对孩子们的殷殷寄语,在吴天一心头,回响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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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取特高海拔地区人类生理资料,1990年,吴天一组织中日联合医学考察队攀登坐落于青海省的阿尼玛卿山。
途中,日方科研人员遭遇了明显的高原反应,不得不中途放弃。而吴天一继续带领中方人员向上攀登,最终在5620米的特高海拔地区成功建立起高山实验室。此次科考成果丰硕,国际高山医学协会授予吴天一“高原医学特殊贡献奖”。
那些年,吴天一总在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他设计了一座高低压氧舱,是全球首个可模拟上至高空1.2万米、下至水下30米环境的综合氧舱。第一次人体实验谁来做?“我是设计师,我进!”实验中,由于气压变化过快,吴天一右耳“嘭”的一声,鼓膜被击穿了。
1992年,这座国产高低压综合氧舱启用揭牌仪式上,吴天一登台致辞,只字未提奉献和付出,而是即兴引用了一句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这首词的最后一句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从事田野调查多年,在强烈的紫外线影响下,吴天一40多岁时双眼就罹患白内障,后来做手术植入了人工晶体;跋涉广袤高原,数度遭遇车祸,全身有14处骨折,右大腿里至今还装着钢板……“不这么拼,怎么能攀上高原医学的山峰?”吴天一说。
年事渐高,吴天一前些年装上了心脏起搏器。“挺好,有了它,我还要继续跟高原病较劲,较一辈子劲。”如今,吴天一仍在登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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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建设者来到青南地区开垦。沉寂已久的高原,一时热闹起来。
一天,有位患者被紧急送到吴天一所在的医院。
吴天一清晰记得,这位患者是一名退伍军人,20多岁,四川口音。他呼吸困难,脸色发紫,大口大口白沫从口鼻中喷涌而出……医生们两天两夜没合眼,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在朝鲜,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没把我打倒,在高原上得了这种怪病,看样子是挺不过去了!”患者离世前的这句话,刺痛了吴天一的心。
此后,这种要命的“怪病”接连出现。吴天一意识到,这不是寻常的肺炎、肺充血症,而是高原低氧环境中的特发性疾病。当时,国内关于高原医学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吴天一暗下决心,要闯一闯这片“无人区”!
然而,环境流行病学研究谈何容易。经验表明,只有对自然人群的普查率达到90%以上,才能准确掌握疾病的人群分布和患病因素。而在高原上,牧民的毡房动辄相隔几公里,调查之难可想而知。
“群体调查,一家也不能落!问题,可能就在这一家。”蹬上皮靴,戴上毡帽,跃上骏马,吴天一冒着冰雪风沙,向最高最远的地方奔去。
吴天一边治病、边调查,初到青海时学会的藏语派上了用场。走家串户间,他与藏族兄弟打成一片——饿了,吃点牧民们的青稞糌粑;渴了,借点烧不开的水喝;夜深人静时,他蜷缩在借宿的帐篷里,整理白天收集的资料。
这项调查持续多年,覆盖人群达10万。在系统摸底基础上,吴天一首先提出了“高原心脏病”“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等理论,钻研出符合我国实际的高原病防治措施。
工作间隙,吴天一写了一篇介绍高原藏族人群的科普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没承想,这篇短文给他带来了意外收获。
“吴天一,你在美国的父母来电话找你了!”1981年的一天,吴天一刚从昆仑山西大滩考察归来,同事兴奋地告诉他。
原来,早在1948年,吴天一11岁时,就同远在美国的所有亲人失去了联系。30多年来,他独自生活、求学、参军、从医。
机缘巧合。大洋彼岸,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员的吴若兰,有一天翻看《光明日报》,“吴天一”的名字令她怦然心动:“这不是失散已久的哥哥吗?”
一番辗转联络,电话两端,无尽唏嘘。父母和妹妹向吴天一倾诉相思之苦,呼唤他来美国定居。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闻讯后,也向他伸出橄榄枝:“来美国吧,这里有你的家,有更好的科研条件!”
吴天一渴望团聚,但他放不下挚爱的事业,更放不下青藏高原和这里的人民。
“高原医学只能诞生在青藏高原,我不能离开这里!等攻克‘高原人类适应和高原病防治’的课题后,我再去看望你们!”在给父母的信中,吴天一写道。
这又是一次无悔的选择。次年,吴天一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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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一是我国著名低氧生理学与高原医学专家、高原医学事业的开拓者,也是青海唯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多年在高原的奔波和实验室工作,曾让他全身14根骨头断裂,右耳鼓膜前后4次破裂,双眼在强烈的紫外线刺激下患白内障……
扎根高原六十载,他常年奔走为牧民群众送健康,每到一个地方就问“哪里海拔最高?”被牧民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好曼巴”。
青藏铁路建设期间,他主持制定一系列高原病防治措施和急救方案,创造了铁路建设工人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这位84岁的老人,脚步略显迟缓,却目光坚毅,他脚下的高原印记着他半个多世纪以来奋斗的足迹。1958年,经历了朝鲜战场洗礼的吴天一跟随部队调防到青海,在这里他见到了大量因支援高原建设而患上高原病的患者,其中一位志愿军的战友尤其让他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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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野外调查的“特种兵”,是征服高峰的“攀登者”,他更是我国高原医学事业的“拓荒者”,他就是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原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这位胸前佩戴着“七一勋章”的长者,曾经的风华正茂蜕变为如今的淡定从容。从医一甲子,吴天一始终践行着党和国家交付的重托。
上世纪50年代末,响应祖国支边号召,大批青年扶老携幼举家西迁,满腔热血倾注西北建设,23岁的吴天一就在此之列。碧空如洗的皑皑雪域令支边青年着迷,然而随着缺氧、乏力、头痛欲裂等高原反应接连出现,有的人患了严重疾病,甚至牺牲了生命。
作为一名内科军医,吴天一为此忧心忡忡。经长期研究,他认定这是一种高寒低氧环境的特发性疾病。要开发、建设世界屋脊,势必探明人体在如此极端气候下的生理适应规律,找寻到抵抗高原病的应对之策。自此,吴天一开启了数十年如一日的高原医学研究事业。
高原医学研究与一般的医学研究不同,它的实验室不仅在室内,更在风云多变、险象环生的万仞高山之中。吴天一一面克服头痛、胸闷、失眠、腹泻和呕吐等自身的高山反应,一面频繁出入高寒地带,住帐篷、吃冰馍、吞雪水,他和战友们每次闯入“生命禁区”都成了“钻死神空子”的人。
其中有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惊险的一次是1982年开展大规模高原人群普查的途中,吴天一乘坐吉普车行至橡皮山时,因山体陡峻、路面湿滑,吉普车发生侧翻,跌落近300米,他和司机血流满面,幸而大难不死。“作为高原医学人,没有献身精神,哪能获取一线科研资料?”事后吴天一回忆说。
还有一次车祸,令他左肋四根肋骨骨折,其中一根险些戳入心脏。“骨折确是痛苦,但人的骨头再生能力很强,你看我站得多稳。”吴天一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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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一是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原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高原医学事业的开拓者。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扎根祖国艰苦边远地区,投身高原医学研究50余年,提出高原病防治的国际标准,开创“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诊疗救治了上万名藏族群众。
发布会上介绍,青藏铁路建设期间,吴天一院士主持制定一系列高原病防治措施和急救方案,创造了铁路建设工人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80多岁高龄仍带着心脏起搏器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开展科研工作。
“吴天一院士是新中国第一代少数民族大学生,大学毕业之后到现在60多年,一直工作在青藏高原,推动了我国高原医学从无到有、由弱变强。”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李晓东介绍,20世纪50年代末,吴天一院士和他的妻子响应党的号召,来到高原建设青海,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各地建设大军来到青海,吴天一院士发现这些建设者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原不适症,特别是心慌、头疼、胸闷等高原反应,痛苦不堪,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作为一名医生的他,当时下了一个决心,要攻克高原病,守护高原人民和高原建设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当时高原病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尚属空白,在超过半个世纪的高原医学研究的生涯中,不畏艰险、严谨治学的求学精神,使吴天一院士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高原人。”李晓东深情回忆。
扎根在青藏高原投身高原医学研究,除了坚定和坚守之外,李晓东认为,正是因为吴天一院士为民服务的初心,矢志报国的理想,求实进取的追求和甘于奉献的品格。在漫长艰辛的奋斗历程中,他用脚丈量大地,用心服务人民,用科学报答祖国,用最真实的经历和最昂扬的精神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展现了一名高级知识分子赤诚的家国情怀,诠释了一名医生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副院长王晋是吴天一院士的学生。他表示,高原医学研究的核心就是人类如何适应高原低氧环境,吴天一院士带领的科研团队,充分利用世界上最优越的高原缺氧天然试验场所这一难得的地理优势,常年投身科学研究,60多年来不断推动高原医学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他说,吴天一院士对我们这一代乃至下一代人的`成长都起到了积极的榜样作用。我们最应该学习的,是他对高原医学研究的执着和坚守,毕生致力于科学研究、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初心和使命。就像吴天一院士所说,年轻一辈生在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度,拥有伟大的使命和许多建功立业的机会,更应该珍惜这些机会,投身于伟大的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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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一扎根青藏高原60多年,是高原医学事业的开拓者、低氧生理学与高原医学专家。青藏铁路建设期间,他主持制订一系列高原病防治措施和急救方案,创造了14万名铁路建设工人在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工作4年,无一人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被称为 “生命的保护神”。
1958年,23岁的吴天一和妻子响应国家号召建设青海。当时来青海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吴天一发现这些建设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慌、头疼、胸闷等高原反应,有的甚至因此死亡。作为一名内科军医,吴天一迫切地想要医治好这些有病痛的高原建设者。
然而,当时高原病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尚属空白。吴天一摸着石头过河,经过长期研究,认为这是一种高寒低氧环境的特发性疾病,但具体病因及相关对策还需进一步研究。这一研究,就是60多年。
1979年至1992年,吴天一主持了历时10余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大调查,到过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等地的大部分高海拔乡镇牧区。每到一个地方,吴天一就问哪里的海拔最高。在他看来,高原医学研究必须要去高、偏、远的地方,不落下一户一人,才能准确掌握疾病分布情况和患病因素。
60多年来,吴天一及其科研团队推动我国高原医学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创建的慢性高原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定为国际标准,并命名为“青海标准”,于 2005 年在国际上统一应用,为高原病防治作出突出贡献。这也是首个以我国地点命名的国际诊断标准。
“走向大地,走进生活”是吴天一高原医学研究的真实写照。在进行高原病普查时,他骑着马,赶着驮满仪器的牦牛,饿了就吃点牧民的青稞糌粑或自带的干粮,晚上同牧民一起睡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帐篷,深夜点着酥油灯整理数据资料……过去,由于文化差异,有牧民忌讳抽血化验,但吴天一穿戴上毡帽、皮袄和马靴,地道的藏语一出口,就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青海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李愈娴记得,2012—2013 年,她和吴天一在模拟海拔 5000 米的高压氧舱,研究该海拔高度对心肺生理功能的影响。当时年近80岁的吴天一每天带领着团队进舱,从没有吸过氧气,一直坚持在舱内完成高负荷的工作。“院士对高原医学事业的奉献精神深深影响着我们,我们也会肩负起身上的重担,追随院士的脚步,把自己的热血奉献给高原医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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