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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男,1926年8月出生,天津宁河人,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历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副主任、九所副所长、所长、九院副院长、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9年1月16日逝世。
于敏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
上世纪50年代,于敏在国内率先开展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多篇论文,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与北京大学杨立铭教授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上世纪60年代起,投身于我国核武器事业,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在氢弹突破中,组织领导攻关小组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带领科研队伍完成了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作为第一完成人的“氢弹突破和武器化”工作,荣获198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小型化突破中,领导突破了气态引爆弹(初级)原理和高比威力次级原理。作为小型化关键的气态引爆弹主要负责人,主持研究并解决了裂变材料的压紧、中子注入及其增殖规律、氘氚点火燃烧规律、轻重介质混合对聚变的影响、高能中子裂变反馈规律等一系列关键问题,提出了加大两个关键环节设计裕量的具体措施。气态引爆弹的研制成功,为我国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奠定了可靠基础。作为第二完成人的“气态引爆弹装置的突破”工作,荣获198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中子弹突破中,作为主要领导人和参加者,提出了中子弹的设计指标,明确了中子弹探索的主攻方向,指出了某些关键技术问题和难点,研究了热核反应中等离子体过程,分析了中子弹的反应规律并归纳为三个阶段,提出了判断聚变点火裕量的主要判据和提高裕量的措施。作为第一完成人的“中子弹装置的突破”工作,荣获198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基础理论发展中,揭示了武器核反应内爆过程的运动规律,解决了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及弛豫过程、辐射波与冲击波的传播规律等一系列基础问题。作为第四完成人的“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研究,荣获198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在核武器发展战略中,与邓稼先提出了“加快核试验进程”建议。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使党中央做出果断决策,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核试验时间,为提升我国核武器水平、推动核武器装备部队并形成战斗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前瞻性作用。针对禁核试,提出了以精密实验室实验等几个方面支撑禁核试后武器研究的设想,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四大支柱,至今仍然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上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国防高科技项目尤其是我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
于敏是一位忠于祖国、无私奉献、文理兼修、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科学家,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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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的自白。于敏,这个名字过去数十年里曾经一直是一个秘密,如今已成为一种精神的代名词。
1926年出生于天津的于敏,自谓青少年时代在一种“亡国奴的屈辱”中度过。内向、好静思的他,喜欢科学,而且对科学有一种特殊的寄托。1949年他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取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所器重,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集中攻关原子弹,并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翌年1月,钱三强请于敏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氢弹虽然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比原子弹复杂得多。
于敏喜欢做基础研究,自认为不适合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不过,他没有犹豫,“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后来说。
于敏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以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研究问题,而且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氢弹研制进入冲刺阶段。1965年1月,于敏和邓稼先、周光召等科学家一起,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氢弹原理作进一步探索。他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形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当他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向大家报告时,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一致。试验成功的那天晚上,于敏“睡得很踏实”。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西方科学家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婉拒了:“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氢弹技术突破后,于敏曾想过离开,回到自己喜欢的基础研究,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他认为,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于是,他把后半生献给了我国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以及其他核武器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于敏曾经直言,“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这位喜欢古诗词的科学家,向往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和“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仰慕文天祥威武不屈和“留取丹心照汗青”,教会孙子的第一首古诗词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正如他心目中的这些英雄,于敏在事业上鞠躬尽瘁,在科学上唯实不唯上。与于敏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毕生信奉“宁静以致远”的于敏,如此解释他心中的那片宁静:“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今年1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于”的于敏去世。老于走了,但这种情怀和精神永远地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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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的一天,于敏给正在首都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奇怪的电话:"我们几个人打了一次猎,打下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听完喜出望外:"你们是不是美美吃了一顿?"
于敏回答:"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下制作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邓稼先马上答应:"好,我立刻赶到你们那里。"
这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旁人一定是听得云里雾里。
其实于敏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邓稼先汇报氢弹的秘密研究工作,意思是"氢弹的理论研究有了突破。"
当于敏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再一次向大家报告之时,所有同事们欢呼雀跃,高喊着:"老于请客。"虽然没有"松鼠肉"吃,但从北京坐飞机匆匆赶来上海的邓稼先和于敏请所有的同志们吃了一顿大螃蟹。
在"两弹一星"的元勋功臣之中,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邓稼先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科学家,而于敏的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于敏,曾为新中国的氢弹事业隐姓埋名30年,他是我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他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在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之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于敏,1926年8月16日出生在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他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小职员,母亲也来自于普通的家庭。少年于敏聪慧而沉稳,他喜欢读中国历史和诗词,崇拜的是诸葛亮的运筹帷幄、鞠躬尽瘁,敬佩的是岳飞的精忠报国、至死不已。这些英雄形象,一直影响着于敏的成长过程。
少年于敏是在抗战和军阀混战的硝烟之中成长起来的,他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之上,一定会有诸葛亮、岳飞这样的盖世英雄出现,他们会带领着人民荡寇平虏,重振河山。少年的他不会预料到,半个世纪之后,自己就成了这样的盖世英雄。
1944年,他考进了北大工学院,后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师从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张宗燧教授和胡宁教授。两位教授对于敏的评价很高,1951年,两位教授将尚且还在念研究生的于敏介绍给钱三强和彭桓武两位科学家,于敏顺利进入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之中。
1950年,美朝战争爆发,美国因为手握核武器有恃无恐,甚至以此威胁中国。很多人不知道,在这场战争之中,美军的统帅麦克阿瑟曾经建议用核武器来袭击中国。于敏称美国这种行为是"核讹诈"、"核威慑",这可不是报纸上说着玩儿的。
那时候的于敏还没有想到,他的命运已经因为这场战争而发生了转变。
1961年1月的某一天,北京城刚刚下了一场大雪,正在忙碌的于敏被钱三强叫过去谈话。简单寒暄几句话之后,钱三强开门见山:"我国现在要开始氢弹研究了,希望你来担任科研小组的副组长,今天我就是来询问一下你的意见!"
任务下达,于敏有点意外,甚至还有一点不解。因为当时于敏正在进行原子核基础理论研究的工作,已经有了显著的成绩。
1955年,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访华,后来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代表团团长朝永振一郎对于敏的研究成果大为惊叹,回国之后立刻写下文章发表,称于敏是中国"国产土专家一号"。
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了10年,正处于随时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刻,如果这个时候开始氢弹方面的研究,就意味着他必须要放弃手上的阶段性成果,抛弃一片光明的未来,转向氢弹的研究,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氢弹的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任务艰巨,还需要严格的工作,研究者们必须隐姓埋名,多年无法和家属取得联系。即便如此,于敏还是马上表态:"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于敏坚定选择了国家利益。英姿勃发的于敏,就这样挑起大梁,开始锻造"国之重器"。
氢弹所有的研究工作必须从零开始,当时中国不仅仅要面对美国的压制,中苏的关系也已经破裂,如果中国不加紧时间研究出自己的"国之利器",那么美苏霸权主义将永远牵制着中国外交的一举一动,原子弹和氢弹将永远成为悬在头顶上的乌云。
当时我们国家的研究人员们能够查阅到的国外资料是很少的,于敏清楚唯一的办法就是靠自己努力。当时他们只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而这台计算机绝大部分时间是安排给原子弹研制计算的。这台计算机性能非常不稳定,短暂的使用时间,一旦机器出现故障,结果出现问题,就要重新开始计算,唯一节约时间的办法就是每过一段时间保存一次数据,一旦机器出现了跳动,就把保存在计算机磁鼓里的前一条数据拿出来作为初始条件重新计算。
氢弹的研制需要大量复杂的计算,计算机条件有限,于敏只能带着全体成员,一人拿着一把计算尺人工计算。他们废寝忘食地工作,一算就是十几个小时,有的时候大家都下班了,于敏还在忙碌着。
在上海研究的近百个日日夜夜之中,于敏形成了一套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氢弹的原理一经突破,所有人都欢欣鼓舞,立刻进入了试验准备工作之中。
1966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研制成功,美国用时75个月,苏联用时48个月,英国55个月,法国是102个月,而中国只用了32个月,堪称奇迹!全世界都知道,氢弹只有两种构型,T-U构型和"于敏构型",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都是用的前者,只有我国用的是"于敏构型"。
彭桓武院士生前曾经回忆,当时于敏研究氢弹只能靠自己,没有老师带他入门,国内当时也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所以于敏的工作是开创性的。
当人们将这份光荣归功于于敏,称于敏为"氢弹之父"时,于敏拒绝了。他认为核武器的研制是大科学系统,需要的是多种学科和多方面的力量齐心合力才能取得成功。于敏幽默地说:"我只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而当年曾经和他并肩作战的何祚庥院士则认为,于敏是中国氢弹构造的主要发明者,他曾经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如果说研究氢弹的小组是一支11人的足球队,于敏就是教练和中锋。
于敏完成了历史和时代交给他的使命之后,本来想要回去做基础研究。80年代后,彭桓武、邓稼先等骨干相继离开了九院。于敏知道,他不能走。国家有了核武器,但性能还需要不断提高,曾经带领着同志们攻破难关、从无到有的精英人物一个个离开,总要有一个人承担起开发第二代核武器的重担。
1980年,他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研究工作,在80年代,他带领的研究小组成功研制出了第二代核武器。
和所有参与"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一样,于敏在加入氢弹原理研究之后,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告诉家人。从此之后,于敏这位"国产专家一号"再也没有公开发表过论文,不能像其他科学工作者一样著书立说,他的名字和所研究的事业成了国家的机密。这一雪藏就是30年,一直到1988年国家决定为于敏解密,妻子孙玉芹才知道丈夫这么多年来到底在做什么。这30年,孙玉芹根本不清楚他的工作,只知道他在上班,解密当天,孙玉芹感慨:"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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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1月16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于敏是新中国氢弹研究中的关键核心人物。他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1965年10月,在于敏的亲自组织和部署下,氢弹理论得以突破。目前全世界只有两种氢弹构型,美国的T-U构型和中国的于敏构型。
此后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
对中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4年获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由于核武器的保密原因,于敏的一切长期以来都处于高度保密中。从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直到1988年以后,于敏才获得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首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
提出氢弹原理方案
在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就已做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参加氢弹原理研究,于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主要一个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中国的设备更无法可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 年9 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总结经验,带领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爆炸成功。
上世纪80年代初,于敏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核理论研究的开展。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中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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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消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今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
他曾“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1月9日,于敏院士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于敏个人简介:
于敏,男,1926年8月出生,天津宁河人,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历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副主任、九所副所长、所长、九院副院长、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于敏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
上世纪50年代,于敏在国内率先开展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多篇论文,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与北京大学杨立铭教授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上世纪60年代起,投身于我国核武器事业,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在氢弹突破中,组织领导攻关小组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带领科研队伍完成了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作为第一完成人的“氢弹突破和武器化”工作,荣获198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小型化突破中,领导突破了气态引爆弹(初级)原理和高比威力次级原理。作为小型化关键的气态引爆弹主要负责人,主持研究并解决了裂变材料的压紧、中子注入及其增殖规律、氘氚点火燃烧规律、轻重介质混合对聚变的影响、高能中子裂变反馈规律等一系列关键问题,提出了加大两个关键环节设计裕量的具体措施。气态引爆弹的研制成功,为我国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奠定了可靠基础。作为第二完成人的“气态引爆弹装置的突破”工作,荣获198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中子弹突破中,作为主要领导人和参加者,提出了中子弹的设计指标,明确了中子弹探索的主攻方向,指出了某些关键技术问题和难点,研究了热核反应中等离子体过程,分析了中子弹的反应规律并归纳为三个阶段,提出了判断聚变点火裕量的主要判据和提高裕量的措施。作为第一完成人的“中子弹装置的突破”工作,荣获198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基础理论发展中,揭示了武器核反应内爆过程的运动规律,解决了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及驰豫过程、辐射波与冲击波的传播规律等一系列基础问题。作为第四完成人的“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研究,荣获198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在核武器发展战略中,与邓稼先提出了“加快核试验进程”建议。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使党中央做出果断决策,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核试验时间,为提升我国核武器水平、推动核武器装备部队并形成战斗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前瞻性作用。针对禁核试,提出了以精密实验室实验等几个方面支撑禁核试后武器研究的设想,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四大支柱,至今仍然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上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国防高科技项目尤其是我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
于敏是一位忠于祖国、无私奉献、文理兼修、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科学家,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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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6日,惊悉于敏先生逝世,心中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为中国失去了氢弹主要的一位研究者,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失去了一位学术造诣很高的科学大家,为我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道德高尚的良师益友。
于敏先生曾在原子能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进行氢弹原理研究。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一位对祖国和人民做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师长。
记得1956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原子能所工作。在秋天的一个晚上,所里开大会,钱三强所长向全所职工介绍所里工作情况,谈到人才培养时,就表扬了于敏,“于敏就是我们国内自己成长起来的优秀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希望刚到所里工作的新大学生向于敏同志学习!”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于敏的名字,心中就产生了敬意。
1961年,于敏去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参加一个国际核物理的会议,我负责照料于敏在杜布纳期间的生活,并在开会时当翻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于敏。我发现于敏接受的能力很强,有一些我没翻译的地方,他也都听懂了,这源于很深的业务功底。
1982年,全国第一次惯性约束聚变研讨会在北戴河举行,于敏应邀在会上作了激光核聚变的主旨报告,王淦昌先生等当时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学会的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会后原子能院从事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的研究团队和王淦昌先生一起合影照相,距离我们不远的于敏先生听到了,他也跑过来,主动参加我们的合影,大家拍手欢迎,可见他对原子能院的感情是很深的!
于敏先生对我的工作帮助也很大。1965年,我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回国后,被调往青海工作,从事核试验中近区物理的测试工作。为了验证武器理论设计的正确性,在热试验中要测量核武器设计中许多关键的物理量,要进行很多探测设备的设计和安排。这就需要我们弄清楚理论部对物理测试有什么要求,物理测试的精度和量程要如何去满足检验理论的要求。这时于敏就成了我们最好的老师和朋友。
有时候,我们从青海、四川到北京来专门向他请教,回到青海和四川后有时有些还没有彻底弄明白,或许还有些不放心的地方,就专门跑去找于敏讨论、请教,每一次他都是那么谦逊、耐心地和我们讨论,直到我们把问题弄清楚。
在氢弹研发突破的过程中,我们和于敏的接触就更多了。在向领导和技术骨干介绍突破氢弹的会议上,我们听到了邓稼先和于敏同志介绍的理论方案,当时心情都十分激动。我们近区物理测试的工作也按照理论的要求,准备了物理测试的方案。于敏提出了很多改进的意见,这些都对后来取得重要成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氢弹原理性试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我们测量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它不仅达到了原定的设计指标,而且还超过了原来设计的当量。
于敏不仅精通理论,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视实验、理论联系实验的典范。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有幸和于敏等人在一个小组,当时有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困扰了我半年多,它直接影响着我测量数据的修正效果,我想解决它,也看了好多书,请教过许多同志,都没解决。有一天在会议休息的时间,我把问题告诉了于敏等人,他们说可以帮忙。在散会的那一天,他把写了好几张纸的推导给了我,我当时又感动又佩服。
在国家高技术主题专家组中,于敏的真知灼见对我们选择正确的技术路线、制定既积极又稳妥的工作规划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有很好的理论物理基础、渊博的知识,又熟悉许多具体的实验技术。在小组会上,他总是非常认真地听其他同志的发言,又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发表他的见解和分析。我们听了后,总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分析得很透彻,他最擅长把一个复杂的问题进行剖析分解,找到各种矛盾的相互关系,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对立面,并加以解决。这可能是他多年从事科研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方面。
我和于敏最后一次的交谈是在一次人民大会堂春节茶话会上。当时已有很长时间没见过他了。我在远处看见了他,就急忙地往他的方向走去,我们高兴地相互问候,并谈了一些自己的情况,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讲话的声音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响亮。
今年,这样一位对祖国和人民有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这样一位品德高尚、为人师表的师长和我们永别了!我们爱戴他,敬仰他,他将毕生的经历都奉献给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事业,并作出了载入史册的卓越贡献。我们将永远学习于敏的光辉榜样,将他的爱国精神和崇高思想铭记心中,继续前进!
愿于敏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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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1月16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
于敏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61年,于敏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氢弹理论探索任务,并取得了我国氢弹试验的成功,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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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答主我是一只小萌刀:于敏是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
建国初期参与原子弹氢弹研究,他几乎是唯一一个没出过国的土专家,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参与研究。
国内当时就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95%给了原子弹计算,只有5%用于氢弹设计,他居然不知天高地厚领着人去做,工具就是计算尺,居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因为他的不知天高地厚,中国也不知天高地厚,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而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
他对自己的身体更是不知天高地厚。1969年,于敏因奔波在北京和大西南之间,胃病严重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1971年10月,幸亏上级考虑于敏身体状况,特许妻子照顾他,才不至于深夜休克无人发现,终于被医生抢救过来。1973年,他在回京车上便血,在医院输液时又一次休克。
但他似乎又懂得天高地厚。因为工作性质,他隐姓埋名三十载。他面对别人甚至最亲近的人时,他说的最多的也是我不能说,就像邓稼先面对妻子质问时,回答的是地点我不能说,去多久我不能说,干什么我也不能说。
他曾遗憾的说一生没有出过国,如果出国学习,也许现在对国家的贡献会更大。其实他可以出国,但为了国家,他放弃了。
对于别人说他是氢弹之父,他总是婉拒。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于敏最大的遗憾是他的夫人去世了,他经常看到遗迹遗物,睹物思人,因为他觉得亏欠夫人太多,他引用了元稹的一句诗——报答平生未展眉。
于敏在房间里挂了诸葛亮说过的一句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我当年坐在饭馆里吃饭,电视上正在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于敏坐着轮椅缓缓走过来领奖。我看着颁奖,我高兴地哭了。
我看着坐在轮椅上的他,我记得他因为家里穷没路费,于是暑假不回家自己跑到景山顶,迎着夏日的凉风,拿着课本,做着习题,他从不认为自己天赋异禀,他只是勤奋。
我看到了那个年代那帮科学家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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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科学精神。”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只有于敏未曾留过学。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称他是“土专家一号”。
对这个称号,于敏颇多感触。
“在我国自己培养的专家中,我是比较早成熟起来的,但‘土’字并不好,有局限性,对搞研究的人来说,‘土’是个缺点。”于敏说,科学研究需要各种思想碰撞,在大的学术气氛中,更有利于成长。
由于保密和历史的原因,于敏直接带的学生不多。蓝可是他培养的唯一博士。
博士毕业时,于敏亲自写推荐信,让蓝可出国工作两年,开阔眼界,同时不忘嘱咐,“不要等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作为研究人员,于敏的工作对象是武器理论设计,但他对实验相当重视。著名实验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曾说接触的我国理论物理学家中,最重视物理实验的人是于敏。
为了研制第一代核武器,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着疲弱的身子来回奔波。
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了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于敏高原反应非常强烈。他的饭量是122,早、中、晚餐只能各吃下1、2、2两米饭。食无味,觉无眠,浑身疲惫无力,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有时都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到技术问题解决后才离开基地。
于敏平时讲话语速很慢,话也不多,唯一一次和人拍桌子,还是为科学真理起争执。
1970年,白色恐怖笼罩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驻基地的军管会将包括技术事故在内的三件事定为“三大反革命事件”。在一次会上,于敏终于按捺不住,拍案而起,“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绝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的意见不符合科学规律!”
“如果当时他说一句假话,整个氢弹科研方向、路线将全部改变。”40多年过去了,胡思得回忆当年的一幕仍心有余悸,“做科研首先要诚实,否则对不起科学,对不起真理,这是老于教会我们的。”
1992年,在大型画册《院士风采》中题词时,于敏写道:“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科学精神。”这也是他一直信奉的人生格言。
蓝可说,老师总是身体力行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态度。
模拟激光打靶产生X光激光的程序刚刚编好,于敏就要求她把每一行的计算结果都打印出来。
“他用整整两个星期,每天上午或下午到办公室,用计算器把一个个物理量计算出来并一一核对。”在蓝可印象中,老师除了思考,还是思考,全然不顾自己虚弱多病的身体。
如今,于敏的科研生命力依然饱满。
上世纪50年代,尽管信息不够发达,但他每星期都要到图书馆坐上一两天翻阅有关杂志,详细了解国际上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这种习惯一直保持至今。就在半个月前,蓝可刚给老师送去最新的英文版国际最新科研动态。
人赞于敏愈老弥坚,平时不大爱笑的他幽默作答:硬件老化,软件也过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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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国家最高荣誉。“共和国勋章”授予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道德品质高尚、群众公认的杰出人士。“友谊勋章”授予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在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道德品质高尚、群众公认的杰出人士。
他二十八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
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崇高荣誉,盛名之下保持一颗初心:“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
他是于敏,“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夜以继日,终获突破
“国产专家一号”——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于敏。
没有留过洋,无碍他成为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一切从头开始,装备实在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计。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百日会战”令人难忘。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记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青春无悔,铸就丰碑
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于敏婉拒。他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一个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1/25。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铸就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
20年前,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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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土专家
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与邓稼先的暗号
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与死神三次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靠古诗词安眠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多年来于敏的休息时间一天只有6个小时左右。而至少有30年了,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的。
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5年1月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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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我们不搞核竞赛,但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于敏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研制氢弹就摆到了第一位。
其实,于敏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绑得这么紧,一次与钱三强的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请报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谈话里,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从事氢弹研究的于敏便隐姓埋名,全身心投入到深奥的核理论研究工作中。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又是惟一没有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站到世界核科学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研制工作初期,于敏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他拼命学习,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外相关信息,并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是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我们的设备更无法与他们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来氢弹设计。不过,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设计又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
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早晨,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8时整,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十几秒钟后,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多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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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这是参加“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代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在大会上发言。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 摄
如一滴水,融入大海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
20年前,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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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氢弹之父”
——于敏
他28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
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崇高荣誉,盛名之下保持一颗初心:“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于敏,一个曾经绝密28年的名字,“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国产专家一号”——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他。
没有留过洋,却成为了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一切从头开始,装备实在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计。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百日会战”令人难忘。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于敏婉拒。他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于敏,1926年生于天津一个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代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1999年,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阅读小贴士:本篇共计612个字,有8个段落,预计默读时长3分钟,朗读时长4分钟,慢速需要5分钟,有202位用户喜欢。
于敏,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废寝忘食。“百日会战”令人难以忘怀。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在他的组织和部署下,氢弹理论得以突破。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氢弹试验取得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用了2年8个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保持着谦逊。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阅读小贴士:本篇共计962个字,有11个段落,预计默读时长4分钟,朗读时长6分钟,慢速需要8分钟,有102位用户喜欢。
在1988年被媒体报道以前,很少有人知道于敏是谁,更少有人了解他在做什么,连他的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于敏从事的“高级的秘密工作”是研究氢弹和核武器。
于敏的科研生涯始于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钻研多年后,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将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交给了他。从那时起,于敏转向研究氢弹原理,开始了隐姓埋名的28年。
当时的核大国对氢弹研究绝对保密,造氢弹,我国完全从一张白纸起步。
由于大型计算机机时非常紧张,为了加快研究,于敏和团队几乎时刻沉浸在堆积如山的数据计算中。1965年9月,上海的“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于敏以超乎寻常的直觉,从大量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数据中理出头绪,抽丝剥茧,带领团队形成了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然而,设计方案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在那里,科研人员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喝的是苦碱水,茫茫戈壁飞沙走石,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低至零下30摄氏度,道路冻得像搓板。于敏的高原反应非常强烈,食无味、觉无眠,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路,有时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解决完问题才离开基地。
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1969年,于敏带领团队来到了四川绵阳的深山里,研究核武器。他判断,“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
他不敢停止脚步。但长期在艰苦环境里工作,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于敏上台阶都要用手抬着腿才能慢慢上去,同事都劝他休息,他坚持要到小山冈上观测火球。由于操劳过度,在工作现场,他几近休克。1971年10月的一天深夜,于敏再次因为过度劳累休克……
2015年1月,89岁的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满脸谦逊祥和。上一次像这般“抛头露面”,还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对于敏而言,他并不习惯这样的场合,在隐姓埋名的那些年里,默默耕耘的他“沉”在深处很自在。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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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得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于敏,出生于1926年,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为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于敏曾经为我国的核武器研究隐姓埋名长达28年,在氢弹突破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填补我国原子核理论空白
于敏生于一个天津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对新知,探究其所以然。进入北大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1951年,于敏在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长期领导核武器研究设计
1961年,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他谈话,秘密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
在氢弹研制中,于敏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并最终实现了“氢弹突破和武器化”。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速度世界第一。
为核战略部署奠定了基础
突破氢弹后,于敏带领团队乘胜又干成几件事——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技术。
于敏不仅在实际研究领域为我国的核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战略部署层面也曾奠定重要基础。他曾与邓稼先提出了“加快核试验进程”建议,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核试验时间。
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说这是集体的功劳。
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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