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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9月10日,96岁的她例行给南开大学新生讲开学第一课。坐在轮椅上,她中气十足,调侃自己的头发竟变黑了一些。
她习惯站着讲课,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但现在,她从家里的沙发上起身都需要保姆搀扶。她说自己“生命已在旦夕之间”,但仍要努力做到杜甫说的“盖棺事则已”那一刻。她每天手写论文、指导学生整理超过2000个小时的讲课录音。
哈佛、耶鲁等上百所高校都留下过她讲课的身影。刚回到南开讲课时,她的课,教室里要加座,凳子椅子一直加到了讲台上。还有人靠墙边窗口站着,或坐在地上。数学家陈省身、吴大任夫妇也和学生挤在讲台下。
她在台湾教书时也是这种场面。后来,她带着诗词讲遍了半个地球。
她没有大学者高高在上的架子。她给幼儿园的孩子讲诗,也给学者、院士、工人和家庭主妇讲。92岁那年,她挑选了218首古诗词,给儿童作古诗读本,转年又为这些诗词录制了讲解和吟诵。
91岁时,她还在70平方米的住宅里给研究生上课。博士生、硕士生,加上来旁听的人,坐在塑料小矮凳上,每堂课有二三十人。后来,课程和讲座的视频被整理出来放到网上,她一下子成了讲诗词的“网红”。
90后网友评价“这位90岁的老太太讲课有趣”,认为她的书“不卖关子,娓娓道来,文学知识和历史典故很丰富,两口气便读完了三五百页”。
她被称作“穿裙子的‘士’”。她的生日,国内外研究诗词的学者聚在她身边开会,很多大人物都发来贺信。早些年,不喜热闹的她最多与几位好友一起吃个饭。有一年过生日,她负责切蛋糕,南开大学的两任校长母国光和滕维藻坐在旁边。陈省身一定要把给她的祝寿诗藏到生日当天,提前一天到的杨振宁也没得到“剧透”。
作家白先勇称“叶先生是引导我进入中国诗词殿堂的人”“她站在那里,就是一个贵族。”诗人席慕蓉形容,叶老师在讲台上像个发光体,是《九歌》中的湘水上的女神。
她要把“自己亲自体会到的古典诗歌里边美好、高洁的世界”告诉年轻人,她希望能把这扇门打开,让大家能走进去,把不懂诗的人接到里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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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春,叶嘉莹离开北平南下结婚,之后便再没机会见到顾随。叶嘉莹在怀念顾随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离开北平)三十年来我的一个最大的愿望,便是想有一日得重谒先生于故都……”然而直到1974年叶嘉莹第一次回国探亲,她才得知顾随早于1960年在天津病逝。
关于婚姻,对于很多女人来说可能是人生的全部或者说绝大部分,但是对于叶嘉莹来说,只是不愿提起的一小段往事,尽管她不愿提起,然而这段婚姻还是给她带来了太多的不幸,1948年,叶嘉莹在上海和赵钟孙结婚,对于这段婚姻没有爱情的基础,婚后也没有产生任何的爱情,两人的结合不过是叶嘉莹一时错误的选择,这一错,便错了一生。
婚后两人没有住所,借住在大姑姐家,生下大女儿后,初为人母的快乐还未来得及享受,丈夫就因思想问题入了狱,刚刚安下的家也被抄了个干净,叶嘉莹后来也连母带子的被抓入狱,后来她找到警察局长写了自白书出来,带着四个月大的孩子居无定所,借住在朋友家的过道上,晚上不敢早睡,白天不敢晚起,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
为了生活她到处去找工作,同时去很多所学校任教,夜以继日的像个机器一样工作,勉强能够养活女儿和自己,丈夫出狱后,叶嘉莹还未来得及欢喜,另一个阴影立马笼罩上来,丈夫性情大变样,心理扭曲,对叶嘉莹多次实施家暴,在千难万险中都坚强的走过来的叶嘉莹,看见自己遍体鳞伤的那一刻陷入了绝望,她多次产生了自杀的想法,却为了孩子不得不活下去。
随着在教育界的成就越来越大,对诗词的研究愈加深刻,叶嘉莹的教学事业也逐步上升,由中学转到台湾大学任教,后来作为交换教师去了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任教,受到了很多外国诗词爱好者的喜欢。
1966年,叶嘉莹带着两个女儿来到哈佛做交流者,她打算回国把父亲接到美国,在美国定居,不料遭到阻击,无法返回美国,只得去加拿大,再把女儿丈夫都接到加拿大,在加拿大那段时间,叶嘉莹一个人承受了很多压力,几乎要把她压垮。
首先是语言关,加拿大的UBC大学要求叶嘉莹用英文给学生们讲授中国古典诗词,虽然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已经接触了英语,但是要用它来授课谈何容易,但是为了生计,她只得答应下来;
第二个是生计,改居家拿大是突然之举,两个女儿要从美国接来加拿大,父亲也要接来加拿大,丈夫也要来加拿大,于是叶嘉莹独自一人到处找合适的房子,添家具和生活用品,这些繁杂的工作在对于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弱女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三是家庭关系,错的人永远不能指望他会改变,尽管叶嘉莹无数次的容忍,宽容,沉默,丈夫既无用又大男子主义的恶劣性情丝毫都不知收敛,家内家外什么都做不好,那大男子主义的虚荣心和存在感怎么捍卫?那就家暴好了,通过对妻子发威来显示做丈夫权威的作风。这让叶嘉莹身心俱疲,她把所有的苦闷都写进了诗里:
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更甚年时。初心已负原难白,独木危倾强自支。忍吏为家甘受辱,寄人非故剩堪悲。行前一卜言真验,留向天涯哭水湄。
独木危倾强自支,多么无助,多么无力又多么无可奈何呀!
因为在授课方式和学术成就得到了UBC大学的肯定,不到半年时间,叶嘉莹就被授予了终生聘约,本以为一生的苦难已经结束,不料人生最大的痛苦还在后面,
1971年,父亲因病去世,叶嘉莹悲痛万分,从此叶嘉莹的人生就没有了来处,写下一首挽诗《父殁》后,开启了自己的欧洲之行。
老父天涯殁,余生海外悬。更无根可托,空有泪如泉。昆弟今虽在,乡书远莫传。植碑芳草碧,何日是归年。
好不容易走出了痛失慈父的痛苦,好景不长,1976年春天,她的大女儿又出事了。在送母亲去机场参加亚洲学会回来的路上,夫妇俩开车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出了车祸,双双身亡。
女儿的骤然离去,让叶嘉莹的人生猝不及防,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见任何人,她知道:
人与人的理解谈何容易,哪里有什么感同身受。那切肤之痛旁人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所有劝慰的话都是那么的乏力。既然如此,就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她宁愿自己忍!
她写下了一首又一首的哭女诗,在她人生最痛苦之际,又是诗歌给了她光明和安慰,或许是一个人一生要经历的灾难也是有限的,叶嘉莹之后的人生倒是没有什么大灾大难了,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再有什么也只是一阵小风罢了。
1990年,叶嘉莹从UBC大学光荣地退休了。得知叶嘉莹退休后,国内不少大学,包括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都先后向她抛出了橄榄枝。但叶嘉莹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留在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决定建立一个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由叶嘉莹担任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开始雷厉风行的去海外筹款,还把自己在美国领到的九十多万人民币退休金捐赠出来,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她由衷地希望领到奖学金的同学,所看到的不仅是这一点微薄的金钱,而是透过“驼庵”的名称,了解到薪火相传的重要意义和责任。
南开大学也对这个一生漂泊,半世艰辛的老先生做出了回报,为叶嘉莹先生在南开大学校园里修建了一座以她的号为名的四合院式的书院——迦陵学舍,以此作为叶嘉莹的归宿,庭院种满了莲花,莲心不死,先生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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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弱德之美”
叶嘉莹先生提出的这一概念,出自对词这一文体美学特性和内在意蕴的研究,最早见于其《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一文。基于过往对词体的研究“神韵说”“境界说”等不能秉承主旨,叶嘉莹先生从张惠言“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王国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等论点出发,探寻词作者因内心的“难言之处”于无意之中结合进入了词的创作,敏感地把握住词体以深微幽暗、富于言外之意蕴者为美的美学品质。
叶嘉莹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弱德之美”的概念,来归纳词体的这种美感:“这种美感具含的乃是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
叶嘉莹先生发现,在清朝词人朱彝尊《静志居琴趣》《江湖载酒集》等作品中,隐含了一段与其妻妹的不伦恋情。因为这段不为社会所容的爱情,朱彝尊将内心中缠绵郁结的“难言之处”,化生成词作中隐曲的“弱德之美”。在叶嘉莹先生看来,不但“低徊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佳词、《花间集》中男性作者托名女性叙写所表现的“双性心态”,甚至苏东坡、辛稼轩等豪放词人蕴含“幽咽怨断之音”和“沉郁悲凉之慨”的作品,都具有“弱德之美”——究其本质,这些都是在外在环境的强压之下,不得不将“难言之处”以曲笔道出。
也正因此,叶嘉莹先生认为词体的“弱德之美”具有双重意蕴和双重心态。东坡词意蕴的深曲,因其儒家用世之心受挫后遁而为道家之超旷的一种双重的修养;稼轩词意蕴的深曲,因其英雄之志受到外界压抑所形成的一种双重的激荡;朱竹垞词作意蕴的深曲,只是由于爱情的追求在礼教的约束之下所形成的一种既想要冲决网罗却又不得不驯服于礼教的挣扎与矛盾。
朱彝尊收入《江湖载酒集》的一首小词《桂殿秋》,言尽朱词“弱德之美”:“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竹垞《桂殿秋》一词深受后世词评家激赏,甚至被况周颐评为清词压卷之作。江弱水《十三行小字中央:朱彝尊的风怀诗案》一文对朱彝尊与其妻妹缠绵悱恻的爱情作了福尔摩斯探案般的考据。
同为具有“弱德之美”的作品,但在叶嘉莹先生眼中,风骨高下立判:东坡词可以称为“弱德之美”中的达士,稼轩词可以称为“弱德之美”中的豪杰,竹垞词才真可称为“弱德之美”中一个真正的弱者。
叶嘉莹先生甚至认为,在古典诗歌行列中,陶渊明和李商隐也含有“难言之处”和“弱德之美”。陶渊明“不以五斗米折腰”,退隐归园田居。李商隐身陷晚唐牛李党争,以隐忍态度承受痛苦。陶渊明、李商隐的诗歌各有其“难言之处”,以曲笔委婉道出,同属“弱德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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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丈夫离世,她精神上的石头随之瓦解。女儿毕业、结婚,她肩上的重担也随之减轻。当时她想:“我一辈子辛勤劳苦,到晚年,我的两个女儿都出嫁了,我想我将来可以乐享余年。”
1976年,命运给了52岁的叶嘉莹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当年那个与她相依为命在患难中成长的大女儿,在外出旅游时出了车祸,与女婿同时罹难。料理完女儿、女婿的后事,她闭门不出,日日哭泣,写了10首哭女诗,每一句都是对女儿最透彻的思念。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她叹命运不公,反思劳瘁一生的意义。年逾半百,痛失爱女,叶嘉莹悲痛欲绝。但是经此一难,叶嘉莹突然悟到,“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
1978年,听闻中国恢复高考,她请愿回国教书。她要让自己从“小我”的家中走出来,要把“余热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要把“古代诗人的心魂、理想传达给下一代”。
她曾在信中写道,自己一生“很多事情没有选择的余地”,而这次是她唯一一次主动地争取。1979年春,国家同意了叶嘉莹的申请,最终受邀去南开大学任教。于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开始了三十余年的教书报国路。
每次上讲台,叶嘉莹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期间也很少喝水。虽然因为皮肤过敏,叶嘉莹的手常会因接触太多粉笔而皮肤开裂,但是仍常常在黑板上大段板书。
因此,她的课程在南开非常受欢迎,不仅中文系,外系外校甚至外地的学生都来听讲,场场爆满,甚至有学生为此伪造听课证。在此期间,叶嘉莹应邀到国内的几十所大学讲学,以及辗转国际多所大学讲学,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
除了教课,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以老师顾随的名义设立“驼庵”奖学金。她在晚年卖掉京津两处房产,又将自己的稿费、版税收入悉数捐出,累计捐赠3568万元,在南开大学设立了“迦陵基金”,用以支持研究古典诗词文化。
将全部财产捐献,在她看来,不过是实现了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越朴素单纯的人,越有内在的芳香,不惧岁月,优雅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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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叶嘉莹迎来了人生的新的转机。在老师的推荐下,她到台湾大学教诗词曲,做专职教授,得以重回她最爱的古典诗词世界。她把对古诗词的那种挚爱,沁透在每一堂课中,很快有了名气,被多民学府聘为兼职教授,并被邀请到海外讲课。
刚到北美,举目无亲,语言不通,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女儿需要养育,还有八十多岁的老父需要供养,加上丈夫多病不能工作,全家的日用开支全靠她一个人。她不得不硬着头皮四处求职。几经辗转,最终留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刚接受邀请讲授中国古典诗词的她,还不会英语,面对北美的学生,她必须尽快学会用英语讲课。就这样,已经人到中年的她,白天要上课教学,回家要操持家务,还要遭受待业在家的丈夫的谩骂与呵斥。
她只有在家人熟睡之后才能自学英文,每天要查英语单词到凌晨两三点钟。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刻苦学习和辛勤钻研,叶嘉莹已经可以流利地用英文讲述中国文学了,西方学生也都听得很入迷。
通过钻研,她发现了把西方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学解释结合起来的方法,在诗词研究的道路上为自己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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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讲诗词被公认的特点是“跑野马”。
唐朝的皇帝,她一口气说来十五个。“小山重叠金明灭”里的“小山”,她能讲上3页纸。
讲哲理诗,她随手把张九龄、陶渊明、朱熹的诗拎出来作比较;讲李商隐的《嫦娥》,她会谈到王国维和王维,比较纯诗人的自哀、哲人的的悲悯、修道者的自得;从辛弃疾的词,讲到词的本质,再由词的牌调拐到小令与长调的区别,因此讲了讲柳永,然后再回到辛弃疾的另两首词和用典,结合西方的意识批评理论……最后回到这堂课讲的这首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年轻教师去听她的课,感慨“叶先生‘跑’一大圈还能跑回来,而且几乎不出错”。
品鉴韦庄《思帝乡》里的“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叶嘉莹告诉学生,不要把它看成仅仅是写美女和爱情的小词。做学问和追求理想也需要这种精神,学物理不一定都能获奖,要对自己的追求有终生不渝的奉献。那一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诺贝尔物理奖。物理一下子成了热门,许多学生争着报考物理系。
她在课上感慨,当今世界科学发达,物质享受也越来越高级,可战争的危机到处埋藏着,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什么时候人类才有李商隐说的“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的世界呢?
听过叶嘉莹讲座的学生觉得,叶先生先“降低了诗词赏析的门槛,又手把手领着人进来”。“她讲诗是结合着自己生命的经历,是与生命相融会的感发。”比如叶先生讲杜甫的诗,讲到‘国破山河在’,她是真正体验过的——“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吃混合面,穿补丁衣,学校更换了教师,英文课程改上日语课,她们在教室按要求把历史、地理课本逐页撕毁涂抹。
顾随说诗的主要作用,是在于让人感动。叶嘉莹在国外的课堂上,也常常给学生用英文“care”,她说要有一颗关怀的人,对人、事、物,对大自然的关怀。
顾随不讲书里写的内容,也不怎么引经据典,完全是自己读诗的感受。叶嘉莹讲诗,也常把自己的感受、情谊放里面。
顾随讲喜欢的作者,也讲不喜欢的。他直言姜夔的词,最大缺点是清空。他认为,一个人做人只是穿着白袜子不肯粘泥,总是自己保持清白、清高,这样的人比较狭隘、自私,遇事不肯出力,为人不肯动情。
“顾先生讲诗歌生命里的感发。”叶嘉莹说。而“生命的感发”也是她研究古典诗词的核心,也是她“终身热爱诗词,虽至老而此心不改的重要原因”。她认为,“诗词的好坏,永远以它的感发的生命的厚薄、大小、深浅为评量的层次。”
讲周邦彦时,叶嘉莹称赞词人的技巧和艺术,但仍要“很真诚地说话”。她说周邦彦这个词人,和苏东坡就差了一点点。两个人同样经历了新旧党争,苏东坡是将自己的得失、福祸置之度外的。而周邦彦最后学到的是明哲保身,“委顺之名,人望之如木鸡,自以为喜。”她觉得周邦彦的词里缺少一种博大的、深厚的感发的生命。
她喜爱辛弃疾,说辛弃疾和苏东坡、陶渊明不同,陶、苏都准备了一个“退”,是穷则独善其身的退。但辛弃疾和杜甫是没有“退”的人,他一生也没有忘记收复自己的故乡和故国,他是坚持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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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先生说:“其实我一生经过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来,我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这与我热爱古典诗词的确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为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功用,这是一件极可遗憾的事情。如何将这遗憾的事加以弥补,这原是我这些年来的一大愿望。”
1948年,她随丈夫渡海来台。在白色恐怖之下,丈夫因思想问题入狱,几年后出狱,却因长期囚禁性情扭曲,动辄暴怒。为了老父和两个读书的女儿,她辛苦教书维持整个家庭,极尽忍耐。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把她从悲苦中提振了起来。“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一句,如当头棒喝。她跟自己说,要把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杀死了,就不再为它烦恼。1969年叶嘉莹携全家迁居加拿大温哥华。1976年3月24日,长女言言与婿永廷以车祸同时罹难,又一次给了她沉重的打击。料理完女儿女婿的后事,她闭门不出,日日哭泣,写了10首哭女诗。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她叹命运不公,反思劳瘁一生的意义。
经此一难,叶嘉莹突然觉悟到,“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
1978,她向中国政府申请回国教书。一年后,她收到了中国教育部批准回国教书的信,安排她先去北大,不久,又应李霁野先生之邀去了南开。每年3月,温哥华的大学停课放假了,她就飞回国内讲学。如此奔波30多年,直到2014年,她决定定居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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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近年来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一种流行,也许是因为流行了之后发现除了古人,当下的“偶像”极度稀缺,最近,一部讲述叶嘉莹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成为一时文化现象。读过叶嘉莹诗词的人,并不是人群中的大多数,但不妨碍这一代年轻人渴望接近她。96岁的叶嘉莹,突然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电影只有120分钟,拍摄过程却累积了几十位受访者的百万余字素材,同名衍生图书《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的出版,可以算是弥补了影片篇幅有限的缺憾。
陈传兴想把一个女诗人的个人历史、一段家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古诗词的几千年历史,投射到同一个落点上。我相信每一种历史都是真实的,但相伴发生的未必是完全的因果关系。所以,我更看重不同的人对叶嘉莹的描述。“盲人摸象”并不一定是贬义词,每一部分都是活生生的存在。
除了“穿裙子的士”“诗的女儿”这些头衔,她也是女儿、妻子、母亲、学生、老师……如果说叶嘉莹在古典诗词上的成就如朗月当空,清辉万里,那每位受访者就仿佛江河湖海,分别映照出她的不同侧面,她不是神,是一个鲜活灵动的人,波光粼粼,是谓月映千川。
诗人席慕蓉的朋友是叶嘉莹在台湾大学的学生,她与她由此结识。叶嘉莹第一次见到席慕蓉,第一句话是:“我也是蒙古人(族)。”叶嘉莹从未在任何作品里提过自己的族姓叶赫那拉,她的祖上虽然是旗人,居住在叶赫水畔,却本属蒙古族土默特部。
无论回到中国,还是回到北京,回乡——这个千百年中国诗人的关键词,也贯穿了叶嘉莹大半生的念想。在她快80岁的时候,一个秋天,席慕蓉陪着她去叶赫(现吉林省梨树县叶赫镇)寻找祖先的故乡。
叶赫古城遗址如今只是一片高出来的土堆,陪同的一个热心人先行跑上去探路,回头说,叶老师您不用上来了,上面什么都没有,就是片玉米地。叶嘉莹还是继续往上走,日已西斜,秋天的红玉米挂在那里,紫红的穗子垂下来,风一吹,发出阵阵沙沙的声响。
叶嘉莹站着看了一会儿,转过头说:“这不就是《诗经·黍离》中描绘的景象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我现在的心情和诗里说得一模一样。”
快80岁的叶嘉莹,是他们家族第一个回到叶赫水畔的人,她还找到了三千年前特地为她写的诗。3年后,81岁的她又想去看蒙古高原,席慕蓉陪着她又出发了。在海拉尔,叶嘉莹口占的第一首绝句是:“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叶嘉莹是他们家里唯一一个在一百年、甚至三百年里,回到土默特蒙古高原的族人。她跟席慕蓉说,她在北京的家已经没有了,可是到了蒙古高原,天穹低处尽吾乡,突然之间,人就打开了。
有时候我想,如果人生是电影,就能在不顺遂的时候黑屏,出一行小字“某年以后”,把悲伤快进到烟消云散。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又说,诗人有两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叶嘉莹大概属于后者。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时的助手。她记得,有一次叶嘉莹在国家图书馆讲女性词的时候,谈到法国作家法郎士写过一本《红百合花》,书里说一个女子如果出生在一个比较幸福美满的家庭,婚后的生活也比较甜蜜,到30岁的时候连一场大病都没有生过,那么,注定她对人生的认识是肤浅的。
当花间词的作者用女性口吻表达男性的阴柔一面时,叶嘉莹在一个被压抑的环境里半生飘零,站在高原之上说“余年老去始能狂”,这个场景,让人想起苏东坡、辛弃疾。在访谈中,叶嘉莹和她的学生,也会反复提到《人间词话》里的那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在这本访谈集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几十个人的记忆中,叶嘉莹都是以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她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只存在于她自己的口述中。难得有人提到她先生,还说的是“她的先生很不讲理,她自己这么精彩的一个人,竟然都可以忍下来”。
1971年的夏天,文化史学者郑培凯在哈佛大学学习,经常去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各种各样的善本,经常碰到叶嘉莹,“叶老师只要进了图书馆,就一整天不出来”。郑培凯到香港后,创立香港城市大学的中国文化中心,曾请叶嘉莹来担任客座教授。让他惊讶的是,叶嘉莹竟然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个很大的箱子。就这样,她一个人住了一个学期,那一年,她80多岁了。
离开香港前,郑培凯去送行,一进门就看见她自己在那儿收拾行李。她把所有行李收拾在一个大箱子里,外面再用带子绑起来,绑得非常好。她对郑培凯说:“我都习惯了,旅行的时候都是这样,都是自己做。”
叶嘉莹有一个自创的概念——弱德之美,意思是要把内心的感情收起来,要有一种持守、一种道德,而这个道德是在被压抑之中的,不能表达出来的。但“弱德”不是软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持。
叶嘉莹说过,有时候集大成的时代,比如西晋太康时期,正是质朴的五言诗在风格上将转未转的一个阶段,却没出现一个可以集大成的天才,那是诗人对不起时代;有时候诗人很有才华,可是遇到的时代不是文学发展集大成的时代,比如江西诗派,那是时代对不起诗人。
从1924年至今的近百年间,是不是一个对得起叶嘉莹的时代,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她一定是对得起时代的。
有一天,叶嘉莹打电话给学生施淑仪,请她把自己梦中偶得的诗句用书法写出来。那首诗是“换朱成碧余芳尽,变海为田夙愿休。总把春山扫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青春年华已经远去,但还是要把眉黛扫成春山,那是无望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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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让诗词文化真正化入生活中,用各种形式去承载它,比如音乐、绘画、舞蹈、影像等。作为叶嘉莹唯一授权的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辗转10个地区,采访43位受访者,历时近两年才完成拍摄制作。主创团队采访了叶嘉莹本人和她的学生白先勇、席慕蓉、汉学家宇文所安等名家,但也许还不够广泛,它应该给学界带来一种思考:纪录片能否成为承载和传播古典诗词的一个好的形式?
纪录片、电影、电视剧作为大众文艺形式,应该成为古诗词非常好的传播载体。比如电影《妖猫传》里,就演绎了白居易的名作《长恨歌》;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也唱了李白的多首诗作;电视剧《清平乐》中,则穿插了一些宋词……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的是处处有诗,处处能读到诗,思考、创新更多丰富的形式去传播诗歌之美,这也是叶先生一生努力所愿。
在《掬水月在手》中,我们看到一个弱小的文人如何在大时代的动荡中坚持个人信仰。从老北平大宅中走出的96岁高龄的叶嘉莹,她的个人纪录片的意义,更在于保存和记录一位传统中国文人的活化石。她的人生经历或见于杜甫,或见于李商隐,或见于朱彝尊,只不过叶嘉莹比他们经历了更大的时代变革,她走得更远,也思得更深。
叶嘉莹在读着自己写过的诗句时,想起当时是如何创作的,也许就是开着车,或是去医院看牙医,就有几句突然从头脑里冒出来。她保存了旧体诗,也保存了旧体诗的赋比兴方式,保存了兴观群怨的诗歌生态。我们常说要培育文化生态、艺术生态,而诗的生态是藏于心灵之中的,读懂叶嘉莹的一生,也许能帮助当下的年轻人找到和那些传统文人,以及他们背后诗词文化相勾连的钥匙,找到让诗词文化在当下真正复活的方式。
用纪录片的形式去表现一场文化讲座同样值得探讨。叶嘉莹最宝贵的是她的学问,许多对之感兴趣的学子无缘现场听其传述,但可以将那些讲座拍成纪录片的形式,配上恰当的画面和音乐,穿插戏剧化的场景演绎,去传递背后的学术理念。这些都是纪录片形式可以去探索及应用的方向。也许很难就一部电影去谈教育意义,它更像是一扇门,或是指了一条路,激发你走下去的兴趣,告诉你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但需要你自己去追寻探索,达成背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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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秋天,叶嘉莹怀着梦想进入了她的象牙塔,在辅仁大学,是叶嘉莹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然而人生总是在喜从天降时祸也不请自来,1941年9月,十七岁的叶嘉莹正沉浸在大学开学季的欢喜里,同时,也迎来了她人生当中第一个厄运——母亲的去世。
母亲的去世给叶嘉莹的人生造成了很大的打击,17岁的她,已经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已经对万事万物都有了深深的情感,她不再是懵懵懂懂的孩子,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所以母亲的离去对她来说,无疑上天给了她一颗甜枣,又打了她狠狠地一巴掌,同时也断了她一条路。为了祭奠母亲,她写下了八首哭母诗,这段痛苦的日子是诗陪她一步一步走了出来。
此后,叶嘉莹与伯父、伯母及两个幼弟一同生活,北京家中她是长姐,还要照顾两个弟弟,她一下子长大了,懂得了责任是什么,彼时沦陷区物质条件艰苦,度日很是艰难,但幸运的是,她情感并不孤寂,她还拥有贤惠慈祥的伯母,母亲去世后,伯母就担当起为两家人做饭的责任,每当叶嘉莹要帮忙时,伯母总推开她让她去专心读书。
走出母亲去世的阴影后,叶嘉莹把心思放在了学习上,因为才华卓然,容貌清丽,很快就成为了学校里的名角儿,也就是在这期间,她遇见了人生的伯乐顾随老师,1942年秋季,叶嘉莹正值大二,在唐宋诗课程上,遇到了她生命中的贵人——恩师顾随,顾随既是她的文学教父,又是她的人生导师。
两人成为师生关系后,因为共同的爱好,对诗书的追求,使得两个人成为了高山流水之情,顾随的授课方式飘逸自然,从不刻板,因为对诗词有着很深得研究,所以很多东西信手拈来,叶嘉莹成为了顾随的小迷妹,顾随也非常欣赏这个极具天赋的姑娘,所以经常一起讨论诗词,一起做文学研究,这段日子是叶嘉莹最充实最快乐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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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叶嘉莹南下结婚,不久跟随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的丈夫去了台湾。她未能像老师所期盼的那样,“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非孔门之曾参”。反而在历史的江河中,“随命运拨弄和抛置”。
抵达台湾的第二年,丈夫因为“白色恐怖”入狱近4年,叶嘉莹带着吃奶的女儿一度被捕和接受审讯。她和女儿睡过亲戚家的走廊,住过“房子没有顶棚,屋顶上可以看见木头梁柱”的宿舍。
丈夫失去了工作,她靠在中学教书的收入养活全家。一次课堂,讲到《淝水之战》里苻坚的云母车。下课后,她搭公共汽车回家,等车时,由“云母车”想到李商隐的诗:“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经历了患难,她和诗人有了心灵上的共鸣,体会那种孤独、寂寞和悲哀。
回到家,她又是那个擦地板,架着竹笼在炭火上为女儿烘烤尿片的人。家里地方促狭,她在走廊边的一个小桌子上备课,椅子一半在屋里,一半在走廊。
丈夫性情变得更加暴戾。晚上,她梦见过自己和两个女儿被丈夫打,陷入遍体鳞伤的弥留境地,梦到母亲要接自己回家,困在一片芦苇荡里找不到路。
因为悲观的心境,她那段时间喜欢读王国维提到的极为悲观的词。这也是她讲授诗词的特点——无论讲诗词还是写论文,都是有自己真的感受、真的体会才会写出来,讲出来。
她想过,一个人真的绝望了,哪种自杀的形式最好呢?有人问她,为什么不选择离婚?她答:我是旧的女子,我还有我的父亲,两个女儿。
“后来我谅解了他,是想到王安石的一首诗《拟寒山拾得》。”她记住的与原诗有出入,但她更喜欢自己记住的诗句:风吹瓦坠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
叶嘉莹从不向旁人透露自己的不幸,外表平和。回忆起叶嘉莹,台湾诗人痖弦想起两件事:一件是在台北远东电影院看电影,他看见相隔不远的走廊上站着一位女子,身穿米黄色风衣,围着淡咖啡色丝巾,衣着合身,清雅脱俗,对周围乱糟糟的人群视而不见似的,如“空谷幽兰”,神情则“意暖神寒”。几十年后他才向叶嘉莹本人确认,那晚在电影院看见的女子就是她。
另一件,是叶嘉莹曾让台湾的新诗人和旧诗人能够破除隔阂,“坐在一起吃粽子了”。
当时,台湾文坛新诗人推崇西方的句法颠倒、意象晦涩的作品,旧诗人认为这些晦涩不同的诗句是故作高深。双方打起了笔仗,甚至“端午节不肯纪念同一个屈原”。
叶嘉莹在文章里,有意解释新旧诗人的困惑。她认为,杜甫的《秋兴八首》的一个特色就是句法的颠倒,“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她解释了颠倒的妙处。“形象的跳接是可以的,语法的颠倒也是可以的”,所写的内容表达得好坏不取决于形式,而是感情是否真挚。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外的学者到台湾后,听叶嘉莹的课,邀请她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讲学。哈佛大学远东系的海陶玮教授正在研究陶渊明,也邀请她到哈佛。
“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选择,去美国也不是,结婚也不是。”叶嘉莹说,“但是我先生因为被关了那么多年,幸而放出来了,他离开了海军,没有找到工作。他不想在台湾待了,看到我有机会出去,就坚持让我把孩子先带出去,他也就能出去了。”
镜头前,叶嘉莹平静地回忆着过往。母亲在她17岁那年离世。她写《哭母诗八首》,至今都“清楚地记得母亲棺殓时,钉子钉在棺材上的那种声音”。漂泊北美时丧父。讲了那么多关于爱情的诗词,自己却从未经历过爱情,婚姻里她遭受丈夫的咆哮凌辱。
纪录片拍摄持续了3年。陈传兴觉得,自己拍摄了一位女性的百年孤独。尽管有学者认为“不能把诗词与叶先生作主客体似的分割”,但公映前,导演组敲定了印在宣传海报上的话,“诗词救了她。”
“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87岁那年,叶嘉莹在给一本书的结语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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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日教师节,南开大学举办《掬水月在手》影片首映式。叶嘉莹先生是国际儒联荣誉顾问,我衔命陪同王念宁副会长专程赴南开致贺,有幸在南开礼堂聆听九十六岁高龄的迦陵先生与白岩松共话诗意人生。迦陵先生坐在轮椅上娓娓道来,鬓发皤然,声如洪钟,风华绝代。
首先,“弱德之美”是一个词体美学的概念。叶嘉莹先生将此种美感定义为:“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状态的一种美”。词体美学的“弱德之美”,是一种敬畏、节制、内敛、隐忍的美感,是“感情上那种承受”,是“在承受的压抑之中自己的坚持”。
再者,“弱德之美”不仅是词体美学的意蕴,更有人格风骨的美感,是一种在承受压力时坚持理想、坚韧不拔、外圆内方、一以贯之的美,是代表儒家至大气象的美。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弱德是我们儒家的传统,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是我在承受压抑之时坚持我的理想、我的持守,坚持而不改变。”
进而,追问“弱德之美”因何而生?乃是因为词人追求理想境界而受挫不得,曲笔叙说“难言之处”。面对压力,词人可以保持沉默,但却选择了用折笔言之——苏轼、辛弃疾、朱彝尊莫不如是,那是因为他们皆受内心生发的理想情怀、美好情感所驱使。从这个意义而言,“弱德之美”追求的是天池、蓬山、瑶台这样的诗意胜境,是陈寅恪先生笔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
研读《迦陵诗词稿》,我发现叶先生诗词中经常出现的五种意象:荷花、柔蚕、蓝鲸、鲲鹏、妙音鸟,皆能体现“弱德之美”的意蕴。
叶嘉莹先生是在农历六月出生的,六月又称为荷月,叶先生的小名就叫小荷。也正因此,荷花在迦陵诗词中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叶先生十六岁时初学作诗,就写了一首《咏莲》:“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自此,荷花的意象伴随叶先生的诗词人生。“花开莲现莲落成,莲月新荷是小名”“昨夜西池凉露满,独陪明月看荷花”“一任流年似水东,莲华凋处孕莲蓬”“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
柔蚕的意象出现在两首迦陵诗词当中。二〇〇〇年,叶先生作《鹧鸪天》一阕:“似水年光去不停,长河如听逝波声。梧桐已分经霜死,幺凤谁传浴火生。花谢后,月偏明,夜凉深处露华凝。柔蚕枉自丝难尽,可有天孙织锦成。”二〇〇七年,叶先生用此阕词韵作七言绝句:“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火凤凰生。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从“柔蚕枉自丝难尽,可有天孙织锦成”,到“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相隔七年光景,迦陵诗词同样的意象,风格一变,由戚婉到豪健,由忧思惆怅到雄心万丈,仿佛杜甫笔下“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迦陵心态可见一斑。
二〇〇〇年,叶先生读到美国作家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著作《鲸背月色》(The Moon by WhaleLight),说远古时期海洋未被污染以前,蓝鲸可以隔洋传语,受此意象感发,创作一阕《鹧鸪天》:“广乐钧天世莫知。伶伦吹竹自成痴。郢中白雪无人和,域外蓝鲸有梦思。明月下,夜潮迟,微波迢递送微辞。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时隔十七年后,叶先生又受此意象感发,创作绝句:“来日难知更几多,剩将余力付吟哦。遥天如有蓝鲸在,好送余音入远波。”
鲲鹏是《庄子·逍遥游》中出现的意象。叶先生年少时即熟读《庄子》,生平所作第一首诗作《秋蝶》,就有“三秋一觉庄生梦”之语。鲲鹏的意象在迦陵诗词中多有显现:“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余生。”“一朝鲲化欲鹏飞,天风吹动狂波起。天池若有人相待,何惧扶摇九万风。”……
叶先生少年时从伯父习诗词,始知清代词人陈维崧别号“迦陵”、郭麐别号“频迦”,迦陵与频迦合起来,迦陵频迦就是一种鸟的名字。后来叶先生在辅仁大学从顾随先生学诗,选择与“嘉莹”发音相似的“迦陵”作为别号。迦陵频迦是佛经中描绘的一种栖息在雪山或极乐净土的人首鸟身的神鸟,向人间传递美妙声音,又被称为妙音鸟,在梵文中称为Kalavinka。迦陵频迦经常作为乐舞的形象,出现在各种讲经说法盛会上。在敦煌莫高窟的多幅唐代壁画上,在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柱头斗拱上,在正定隆兴寺大悲阁观音基座上,甚至在法门寺地宫金银器和日本正仓院漆器上,都能看到迦陵频迦的婀娜身姿。妙音鸟的意象在迦陵诗词稿中也出现了两处:“妙音声鸟号迦陵,惭愧平生负此称。偶往佛庐话陶令,但尊德性未依僧。”“迦陵从此得所栖,读书讲学两相宜。学舍主人心感激,喜题短歌乐无极。”
荷花、柔蚕、蓝鲸、鲲鹏、妙音鸟,是迦陵诗词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五种意象。柔蚕虽然纤小,但却是坚韧不拔、九死不悔的精魂。小荷与妙音鸟,一为先生乳名,一为先生别号,此二者身形小巧,甚至不失柔弱,却亭亭玉立、卓尔不群。蓝鲸与鲲鹏,身形不复娇弱,但却遗世高蹈,雍容华瞻,是天国人间美妙高洁的象征。此五种意象在某种意义上皆为迦陵自况,具有不折不扣的“弱德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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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是叶嘉莹最重要的研究代表作。电影邀请日本音乐家佐藤聪明以杜甫《秋兴八首》为本,结合雅乐及现代乐创作电影音乐,为杜甫诗歌带来新生命,并以杜诗形成电影的隐性双线叙事结构,由外而内,追寻交织于叶嘉莹身上的个人生命史和诗史。
影片表层的结构,是以叶嘉莹在北京察院胡同的祖宅为章节,从大门走入脉房、庭院、内厢房,循着时间和空间脉络,一层层进入更深的心灵境地。最后一节没有名字,似乎暗喻祖宅的被拆,也隐藏了内心深处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味。王国维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是叶嘉莹辛苦坎坷的一生经历,而一位友人却说她,“人生最难的就是把自己退到一个位置,用相同的态度去接受一切,轻而化之”。
经历了这么多离难兴悲,一个人如何能够承受得了?但叶嘉莹泰然处之,平静、疏淡地回忆自己的漂泊辗转和至亲的离去,仿佛都是第三人称叙事中的云烟过往,而她沉浸、陶醉其间的,是唐诗宋词。她津津乐道于王国维的“要眇宜修”难以统领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自得于为它找到了一个名词“弱德之美”。当她沉醉地吟诵《桂殿秋》“思往事,渡江干”,娓娓道来其诗词之法门时,像在电影里滴了几滴她的学术精华,令人想见那些学生为何会仿造听课证来聆听她的讲学。叶嘉莹一针见血地道出古诗词中幽深隐秘的情感,而对于自己亲历的丧乱、生死却仿佛视而不见,这在电影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复调,留给观众思考回味。
这种优美的复调形式中,也带有对古典诗词呈现形式的一种现代化创新探索。前不久,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在网上再次引发热议,很多网友好奇于其中的男女对唱歌词全然不同,却能完美和谐,其中也借鉴了一种诗词相和的复调形式。在《掬水月在手》中,最为精妙的一处是叶嘉莹和其师顾随两首同题词作的呈现。他们曾就一残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先后创作两首《踏莎行》,两词意思相和,但文辞不同。电影中,男声和女声同时吟诵了这两首词,字幕分在左右两边,而最后一句合为一处。这令人感受到了诗词吟和中,文辞虽异,却能共通共鸣的妙处。稍显遗憾的是,“对唱”版《踏莎行》朗诵语速稍快,字幕停留太短,未能给观众留够思考和欣赏的间隙。这是复调结构对于大银幕呈现的挑战,细节、层次丰富,大量文言文和古诗文穿插呈现,在小屏幕和网络传播中,更方便随时停留查看信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这种复调结构所带来的参差错落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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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说自己“好为人师”,因为急于把自己所知道的诗词里的好处告诉别人。
她阅读涉猎广泛。中国的、外国的,文学的、心理学的,经典的、畅销的,她都看。
受聘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20年间,叶嘉莹几乎每天开车经过西南海边大道。大道右边是高高的森林,左边是住宅区,越过住宅区,是广阔无边的太平洋。退休之后,只要从中国讲学回来,她仍每天风雨无阻地在这条路上往返,去亚洲图书馆看书、研究、撰写新的论著。除了午饭时分到休息室吃自带的三明治和水果,她要待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开。
她在海外查着英文字典教书,英文提高了,就去听西方人的课,借西方文学理论的书。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中有的说法与中国传统诗论有暗合之处。
叶嘉莹指出:中国传统文论, 需要以西方的新理论来补足和扩展。
她讲心与物相感的关系,是中国传统诗词的“比兴”,是西方现象学所说的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她讲秦观填词的用字和内心的敏锐时,提出希利斯·米勒的观点——不管小说的内容有多少不同,他总能在不同故事、情节和风格之中,找到作者的本源。她因此解释用词源于“真正心灵情感的本质”。
谈到温庭筠的《菩萨蛮》,一句“懒起画蛾眉”,她讲杜荀鹤和杜甫的诗,也用西方学符号学的观点解释:“蛾眉”就是联想轴上的一个语码。因为“照镜画眉来做托喻,在中国文学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可以唤起我们的联想。你一看蛾眉,就能想到离骚中‘众女嫉余之蛾眉兮’,想到李商隐《无题》里的‘长眉已能画’。”
近些年,她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本科时读英文专业,然后去国外学西方理论。回国后,将这些理论生搬硬套到自己的文化上。她觉得这不可取,必须先对自己的文化有充分的了解。“理论是荃,目的在鱼。”
她创造了一个名词“弱德之美”,诠释中国古典诗词美感特质的本质性。她说,弱德不是弱者,弱者只趴在那里挨打。弱德就是你承受,你坚持,你还要有你自己的一种操守,你要完成你自己,这种品格才是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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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叶嘉莹而言,更沉重的打击在52岁那年到来。她曾对大女儿说早点生孩子,我退休了可以帮你带。这是她对自己晚年的另一种设想。
1976年3月,52岁的叶嘉莹在美国东部参加亚洲学会。她收到大女儿和女婿车祸去世的消息,立即飞往多伦多。回到温哥华后,她把自己关在家里,接连数十天闭门不出。
她在《哭女诗十首》里,写“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老瘁竟何为”,“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参加完葬礼,她回来学校工作。见到同事朋友学生,最多眼圈一红,就低头走过去了。“她的丧女之痛,似乎都用学问和诗词抚平了。”叶嘉莹的朋友刘秉松回忆。
导演组问她,这种抚平,是因为叶嘉莹不敏感吗?
“我觉得她不是不敏感,她对诗词中那些幽微的情感体会得那么透彻,怎么会是不敏感呢?恰恰是古诗词救了她。古诗词给予她生命的精华,让她的生命永远停留在那么高的层次。她的苦痛都被诗词溶解了。”在刘秉松看来,“人生最难就是把自己退到一个位置,用相同的态度去接受一切去轻而化之。”
女儿的离世几乎彻底改变了叶嘉莹的后半生,家庭已经不再是她所谓的牵绊了。
“她觉得上帝听到了她的心愿,但是她有未完成的任务,所以带走了她的女儿。”《掬水月在手》副导演沈祎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她要这样去说服自己或这样去相信自己接下来的使命,其实是以他的亲人的离去为代价的。”
诗词帮助她缓解丧失亲人的痛苦,提醒她还有诗词传承的使命。
女儿去世的第二年,她再次回国探亲。那时_结束。在火车上,她看到年轻人捧着《唐诗三百首》,高兴得不得了。在长城参观时,买到《天安门诗抄》。
“我当时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劫难,还是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她觉得“平生学的这点东西”,还可以报效祖国。
1978年,叶嘉莹给国家教委写信,申请回国教书。
1979年,叶嘉莹回南开讲学之时,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只是帮忙提行李的中文系研究生。每次往返加拿大与中国,她都自费坐经济舱,讲课也分文不取。
陈洪坦言,当年叶先生还是有些“囊中羞涩”。自己跟着叶嘉莹去水果摊,3堆橘子价格不同,叶先生一定买最便宜的。
在北大最大的阶梯教室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跑来听这位北美教授的课。她回忆叶先生讲《古诗十九首》,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看到了另外一个智慧的女性师者的美”。戴锦华说,“叶先生是我当时毫不犹豫地选择未来要做教师的重要和直接的推动力。”
叶嘉莹写竖排繁体的板书,一边说一边写,速度很快。因为经常写板书,粉笔灰使她的手指总是皴裂。她的右手拇指和食指上总贴有胶布。
一些听过她的课的朋友,常常告诫她,讲得不要太大声,要节省点精力,注意身体。但她一讲起课来,就什么都忘了。
因自小接受“声闻过情,君子之耻”的古训,叶嘉莹不喜欢过分热闹的铺排。但只要邀请方以弘扬古典诗词传统的重要性劝说,她都答应了。
“虽然我知道国内有不少才学数倍于我的学者和诗人,传承的责任也不一定落在我头上。可是我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种不能自已之情。”她给大学生讲,也给幼儿园的小朋友讲。密集的时候,隔一天一讲,每次3小时。
有的课程录像中能看到她轻微地咳嗽,但是她的语调没有降低或减慢。“如果用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我讲课,就是,‘余虽不敏,然余诚矣’。”
她的讲稿被整理出来,有学理工的学生看了一个通宵。
1990年,叶嘉莹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退休。她决定捐出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在南开大学设立“叶氏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驼庵”是顾随的号,“永言”则从她已故的大女儿和女婿名字中各摘了一个字。
前几年,她又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变卖房产收入。目前已累计捐赠3568万元。有记者来采访,叶嘉莹说,我本来也没有要他们公布。本来是我捐了就是捐了,是校友会他们说出去了。
“我本来要跟你讲学问,看样子你对于学问是没有兴趣的。”面对记者的追问,她很直接地对着镜头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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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受聘于中国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
2012年6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5年10月18日,阿尔伯塔大学授予叶嘉莹荣誉博士学位,成为该校文学荣誉博士,2016年3月21日,华人盛典组委会公布叶嘉莹获得2015-2016年度“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2018年4月,入选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名单,荣获2018年度最美教师称号,2018年12月,入选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候选人,2019年9月,获南开大学教育教学终身成就奖。
这满目的荣誉和成就,象征着的是叶嘉莹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与成长,然而这成长的背后,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荆棘满丛,充满痛苦的,每次生活刚开始出现一点阳光,立马又是一阵狂风暴雨,把所有的希望都一扫而空。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一格充满诗书气息的大家庭里,给一个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尤其是她的伯父,伯父因为痛失了女儿,叶嘉莹的到来给他带了新的生活气息,所以从小就把叶嘉莹当作亲生女儿看待。
叶家是叶赫那拉的后代,和纳兰性德、席慕蓉同宗,或许从根源上就和诗书有着难以割断的渊源,叶家不仅是名门,还是旧学底子深厚的诗书世家。
从叶嘉莹的外曾祖母开始,个个都是诗词爱好者,外曾祖母的晚年还以自己的“仲山”名号自刻了一本诗集,集名《仲山氏吟草》,知书达理的父亲母亲,吟诵成性的伯父,还有善良质朴的姨母,连伯母都拿着《唐诗三百首》用心教她。在这些人的环绕中快乐成长的叶嘉莹,一出生,就被诗情浸染不停。
在众多优秀的人的精心培养下,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大庭院里成长,叶嘉莹的童年可谓是过得充实又美满,因为从小家里人就培养了她的阅读习惯,所以叶嘉莹对诗书的爱从小就被建立起来了,家人都喜欢诗歌,叶嘉莹在这种美好的气氛下成长,渐渐地,诗发出来的光也照进了叶嘉莹的心。
因为年幼,对很多人和事没有深刻的体会,所以叶嘉莹的诗是从她家的大庭院中的景物中得来的,她家的大门正上方悬挂着一块黑底金子的匾额,写着“进士第”三个大字,由此可见,叶家是一个家底深厚的大户人家,既是大户人家,又是书香世家,庭院里的美自然能够充斥叶嘉莹的整个童年了。
等到叶嘉莹从家庭教育中脱离出来,进入了正式教育时,她已经是一个满腹诗书的大才女了,在中学的学校了也是人群中的焦点,成绩也是名列前茅,属于学霸级人物,高中结束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铺仁大学国文系,从此一生便和国文成为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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