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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科学家霍金 (Stephen Hawking) 於1942年1月8日生於牛津,那一天刚好是伽利略逝世三百年。可能因為他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所以小时候对模型特别著迷。他十几岁时不但喜欢做模型飞机和轮船,还和学友製作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战争游戏,反映出他研究和操控事物的渴望。这种渴望驱使他攻读博士学位,并在黑洞和宇宙论的研究上获得重大成就。
科学家霍金十三、四岁时已下定决心要从事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十七岁那年,他考到了自然科学的奖学金,顺利入读牛津大学。学士毕业后他转到剑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宇宙学。不久他发现自己患上了会导致肌肉萎缩的卢伽雷病。由於医生对此病束手无策,起初他打算放弃从事研究的理想,但后来病情恶化的速度减慢了,他便重拾心情,排除万难,从挫折中站起来,勇敢地面对这次的不幸,继续醉心研究。
七十年代,他和彭罗斯证明了著名的奇性定理,并在1988年共同获得沃尔夫物理奖。他还证明了黑洞的面积不会随时间减少。1973年,他发现黑洞辐射的温度和其质量成反比,即黑洞会因為辐射而变小,但温度却会升高,最终会发生爆炸而消失。
八十年代,他开始研究量子宇宙论。这时他的行动已经出现问题,后来由於得了肺炎而接受穿气管手术,使他从此再不能说话。现在他全身瘫痪,要靠电动轮椅代替双脚,不但说话和写字要靠电脑和语言合成器帮忙,连阅读也要别人替他把每页纸摊平在桌上,让他驱动著轮椅逐页去看。
科学家霍金一生贡献於理论物理学的研究,被誉為当今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包括《时间简史》及《黑洞与婴儿宇宙以及相关文章》。虽然大家都觉得他非常不幸,但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却是在他在病发后获得的。他凭著坚毅不屈的意志,战胜了疾病,创造了一个奇蹟,也证明了残疾并非成功的障碍。他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科学研究的热诚,是值得年轻一代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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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40年代,华罗庚已是世界数论界的领袖数学家之一。但他不满足,不停步,宁肯另起炉灶,离开数论,去研究他不熟悉的代数与复分析,这又需要何等的毅力寻勇气!
华罗庚善于用几句形象化的语言将深刻的道理说出来。这些语言简意深,富于哲理,令人难忘。早在SO年代,他就提出“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华罗庚虽然聪明过人,但从不提及自己的天分,而把比聪明重要得多的“勤奋”与“积累”作为成功的钥匙,反复教育年青人,要他们学数学做到“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经常锻炼自己。50年代中期,针对当时数学研究所有些青年,做出一些成果后,产生自满情绪,或在同一水平上不断写论文的倾问,华罗庚及时提出:“要有速度,还要有加速度。”所谓“速度”就是要出成果,所谓‘加速度”就是成果的质量要不断提高。刚结束的,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某些部门,急于求成,频繁地要求报成绩、评奖金等不符合科学规律的做法,导致了学风败坏。表现在粗制滥造,争名夺利,任意吹嘘。1978年他在中国数学会成都会议上语重心长地提出:“早发表,晚评价。”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努力在我,评价在人。”这实际上提出了科学发展及评价科学工作的客观规律,即科学工作要经过历史检验才能逐步确定其真实价值,这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华罗庚从不隐讳自己的弱点,只要能求得学问,他宁肯暴露弱点。在他古稀之年去英国访问时,他把成语“不要班门弄斧”改成“弄斧必到班门”来鼓励自己。实际上,前一句话是要人隐讳缺点,不要暴露。华罗庚每到一个大学,是讲别人专长的东西,从而得到帮助呢,还是对别人不专长的,把讲学变成形式主义走过场?华罗庚选择前者,也就是“弄等必到班门”。早在50年代,华罗庚在《数论导引》的序言里就把搞数学比作下棋,号召大家找高手下,即与大数学家较量。中国象棋有个规则,那就是“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1981年,在淮南煤矿的一次演讲中,华罗康指出:“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助;落子有悔大丈夫,改正缺点。”意思是当你见到别人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说,另一方面,当你发现自己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修正。这才是“君子”与“丈夫”。针对一些人遇到困难就退缩,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华罗庚在给金坛中学写的条幅中写道:“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说到了黄河心更坚。”人老了,精力要衰退,这是自然规律。华罗庚深知年龄是不饶人的。1979年在英国时,他指出:“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这也可以说是他以的决心向自己的衰老作抗衡的“决心书”,以此鞭策他自己。在华罗索第二次心肌梗塞发病的,在医院中仍坚持工作,他指出:“我的哲学不是生命尽量延长,而是昼多做工作。”生病就该听医生的话,好好休息。但他这种顽强的精神还是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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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明与青霉素
弗莱明出生在苏格兰的亚尔郡,他的父亲是个勤俭诚实的农夫,生了八个孩子,弗莱明是最小的一个。由于家道中落,他不能完成高等教育,十六岁便要出来谋生;在二十岁那年,承受了姑母的一笔遗产,才可以继续学业。二十五岁医学院毕业之后,便一直从事医学研究工作。
在1928年,弗莱明在伦敦大学讲解细菌学,无意中发现霉菌有杀菌作用,这种霉菌在显微镜下看来像刷子,所以弗莱明便叫它为“盘尼西林”(Penicillin的原意是有细毛的)。从这时开始,弗莱明便对盘尼西林作系统的研究,到了1938年,盘尼西林才正式在病人身上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救活了无数人的生命。
弗莱明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他不尚空谈,只知默默无言地工作。起初人们并不重视他。他在伦敦圣玛丽医院实验室工作时,那里许多人当面叫他小弗莱,背后则嘲笑他,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苏格兰老古董”。
有一天,实验室主任赖特爵士主持例行的业务讨论会。一些实验工作人员口若悬河,哗众取宠,惟独小弗莱一直沉默不语。赖特爵士转过头来问道:
“小弗莱,你有甚么看法?”
“做。”小弗莱只说了一个字。他的意思是说,与其这样不着边际地夸夸其谈,不如立即恢复实验。
到了下午五点钟,赖特爵士又问他:
“小弗莱,你现在有甚么意见要发表吗?”
“茶。”原来,喝茶的时间到了。
这一天,小弗莱在实验室里就只说了这两个字。
弗莱明像往日那样细心地观察培养葡萄球细菌的玻璃罐。
“唉,罐里又跑进去绿色的霉!”弗莱明皱了眉头。
“奇怪,绿色霉的周围,怎么没有葡萄球细菌呢?难道它能阻止细菌的生长和繁殖?”细心的弗莱明不放过一个可疑的现象,苦苦地思虑下去。
他进行了一番研究,证赏这种绿色霉是杀菌的有效物质。他给这种物质起个名字:青霉素。有了这个发现,人类又从死神的手里夺回许多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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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也就是距今约一千八百多年前(公元117年),一台利用水力推动自动运转的大型天文仪器――“水运浑象”(连接到科学里程碑漏水转浑天仪)在东汉的京都洛阳制造成功了。仅仅相隔了二十年(公元138年),安置在京都洛阳的又一台仪器――“候风地动仪”准确地报告了西方千里之外发生的地震。这标志着人类开始了用仪器记录研究地震的新纪元。这两台著名仪器的发明者就是张衡--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对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震学和机械力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传说他还制造过指南车、记里鼓车等,因其机械制造水平很高,被尊称为“木圣”。
张衡小传
张衡,字平子,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诞生于南阳郡西鄂县石桥镇(今河南省南阳市城北五十里)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祖父张堪是地方官吏,曾任蜀郡太守和渔阳(今河北省蓟县一带)太守。张衡幼年时候,家境已经衰落,有时还要靠亲友的接济。“自古英才多贫贱,从来纨绔少伟男” ,正是这种贫困的生活对他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时的南阳是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的地区,有“南都”之称。张衡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加上他自幼刻苦好学,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为后来从事文学和科学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家中的经卷典籍慢慢地不能满足张衡的求知欲望了,于是从十六岁开始,他便离乡游学,广结学者名流。他曾到汉朝故都长安一带,游览了当地的名胜古迹,考察了周围的山川形势、物产风俗、世态人情。后来他又到了当时的首都洛阳,就读于最高学府―大学。并成为学识比较渊博的学者。当时,地方上曾经推举他做“孝廉”,公府也多次招聘他去做官,但都被他拒绝了。
张衡自幼就对文学有特殊的爱好和研究。他的文学作品很多,风格也各不相同。有的形式短小,重在抒情,如《归田赋》。有的气势磅礴,广写景物,如《二京赋》;有的特色突出,独树一格,如《四愁诗》、《同声歌》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二十三岁的张衡应邀回乡出任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掌管文书工作。并在办理政务之余,潜心于文学创作。他以游学长安和洛阳的见闻作为素材,先后花了十年功夫,于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写成著名的文学著作《东京赋》和《西京赋》,总称为《二京赋》。文中,张衡以很大的篇幅无情揭露讽刺了当时京师中帝王贵族“取乐今日,遑恤我后,既定且宁,焉知倾”的腐败寄生生活,受到人民的欢迎而传诵于世。
后来,鲍德调任,张衡便辞职回家。掌握朝政的皇亲邓骘为了笼络士人,几次派人邀请张衡作他的幕僚,以增强自己这一派的势力。但张衡一方面厌恶外戚专权,一方面想专心钻研学问,都坚决地拒绝了。
在张衡三十四岁的时候,他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到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他很喜爱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的哲学著作《太玄经》。《太玄经》的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太玄经》里的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也给了张衡以很大的启发。
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1年),张衡应征进京,先后任郎中、太史令、公车司马令等低、中级官职。其中担任太史令时间最长,前后达十四年之久。太史令是主持观测天象、编订历法、候望气象、调理钟律(计量和音律)等事务的官员。在他任职期间,对天文历算进行了精湛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汉朝时,关于天体运动和宇宙结构的学说已经出现了三种: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盖天说创立最早,它认为天在上,地在下,天象一个半圆形的罩子,大地是平的,或者象一个倒扣着的盘子。浑天说主张天是浑圆的,日月星辰会转入地下。至于大地,早期的浑天说认为大地是平的,东汉三国时期的陆绩(公元187-219年)等进一步提出了大地是球形的概念,使浑天学说臻于完备。宣夜说却认为天没有一定的形状,而是无边无际的充满气体的空间,日、月、五星(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等都飘浮在气体中。
张衡根据自己对天体运行规律的认识和实际观察,认真研究了这三种学说,认为浑天说比较符合观测的实际。他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浑天理论,在西汉耿寿昌发明的浑天仪的基础上创制了一个能够精确在表演浑天思想的“浑天仪”。他精通天文、历算,具有很强的革新思想,先后写出了《灵宪》、《灵宪图》、《浑天仪图注》等天文学著作,成为东汉中期浑天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
张衡之所以能够在科学上做出杰出成就,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和他坚持唯物观点、反对唯心主义和迷信思想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张衡一生为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谦虚谨慎、勤学不倦,在所从事的事业中表现出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不畏强权、勇于进取的研究风格。而他不慕名利的高尚品德更值得我们学习。
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张衡请求告老还乡不准,又被调到朝中做尚书,但只任职一年就与世长辞了,终年六十一岁。
《灵宪》
张衡一生所著的天文学著作,以《灵宪》最为著名。这是一部阐述天地日月星辰生成和它们的运动的天文理论著作,代表了张衡研究天文的成果。它总结了当时的天文知识,虽然其中也有一些错误,但还是提出了不少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独到见解。例如,在阐述浑天理论的时候,虽然仍旧保留着旧的地平概念,并且提出了“天球”的直径问题,但是张衡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天球”之外还是有空间的。他说:“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就是说,我们能够观测到的空间是有限的,观测不到的地方是无穷无尽,无始无终的宇宙。这段话明确地提出了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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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说盛行,但袁隆平院士视野开阔,通读外文资料,了解到了孟德尔、摩尔根现代遗传学理论研究的新动向,于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打开了杂交水稻王国的大门。他为我们这代人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立人,学一生,爱一行,钻一行,遇到困难不退缩,遇到挫折不屈服,在本职岗位上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并弘扬时代精神,乐于服务,甘于奉献,振兴我国电力环保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第三要学习袁隆平院士顾全大局、不计名利、甘为人梯的协作精神。自从事杂交水稻研究起,袁隆平院士都是从大处着眼,从难处着手,从全局着想,所以每次课题的启动总能带动不同地区和单位的合作攻关。
20世纪70年代,他曾把自己研究小组发现的野败材料毫无保留地分送给全国18个研究单位,从而加快了协作攻关的步伐,使得后续的配套研究得以很快实现。从这点上,我想作为一名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更应该需具备这种精神,团结协作,承上启下,倾听大家的呼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工作的预见性。要做到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去做一名合格的服务员,围绕公司整体和部门全局决策,加强协调,开拓创新,全力以赴为工程项目服好务。努力加强自身素质修养以树环保产业龙头形象。最后还要学习袁隆平院士良好的人品、作风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他谦逊豁达,不以自居;他作风纯朴,关心他人;他热爱生活,健康乐观。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当代优秀知识分子忧国忧民、造福人类的宏大报负、自强不息、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不畏艰辛、迎难而上的奋斗意志、淡泊名利、奉献社会的思想境界。
袁隆平院士对事业的执着和奉献深深地激励了我,作为普通的企业员工,我们的名声不算显赫、我们的地位不算尊贵、我们的收入不算丰厚,但是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却是极为崇高的,我要尽自己全力来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可以说,袁隆平院士的这种精神不仅鼓舞了我们,更净化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更好地贯彻各级领导的工作布署,积极开展部门各项工作,认真学习节能环保专业新技术和新知识,努力掌握全球环保领域的新动向,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以适应现代化生产和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环保设备质量,做到建一个项目,树一座丰碑。同时更好地组织部门员工参加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开展好员工的文体活动,关心员工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从各方面以袁隆平院士的先进事迹为榜样和标准来不断鞭策并提高自己,以争取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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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张民觉轶事
原籍山西岚县的美籍华人张民觉博士(1908—1991),英文名Min-ChuehChang,是世界闻名的生殖生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中,他发表了350多篇科学论文,荣获许多高级别奖项,3次荣获诺贝尔奖提名。
张民觉从不承认自我聪明过人。他说:“假如我这一生在生殖生理学做出了一点贡献的话,那主要是我有幸在恰当的时间、地点,与最佳人选在最佳的课题上努力所致。”但作为科学家,张民觉确有许多不一样于常人的特质:他思路宽阔,思维敏锐,治学严谨,进取心极强。他钻研的科研课题一般都是关乎人类生活和社会提高的大课题。他坚信“科学研究没有捷径”,一旦确定自我的研究方向,即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他常常以实验室为家,争分夺秒,不分昼夜,埋头工作。
在张民觉生前,作者与他有书信来往;同时与他的国内亲属——元配夫人李民淑、长女张燕林有比较多的交往;与他的美国朋友朱迪丝·玛坎和长子张板桥也有过接触。所以了解到张民觉一些鲜为人知的轶事,现披露如下,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意。
成果卓著,却未曾申请一项专利
张民觉在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直接承担、参与和指导了多项重要研究,取得了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重大成果。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张民觉经过很多而巧妙的实验证实:大多数哺乳类动物的受精过程,实际上是精子在输卵管里等候卵子,而不是人们想象的卵子等候精子;精子在雌性生殖道里是经过了必须的生理变化,才能与卵子结合受精的。这就是“精子获能”现象。同年澳大利亚学者澳斯汀博士,也在实验中发现相同的现象。国际生理学界将他们俩的研究成果命名为“张氏—澳斯汀原理”。这一现象的发现,不仅仅有助于解开精卵受精之谜,并且对实现精子体外获能和试管受精有明显的指导意义。
张民觉的科研小组在哺乳动物进行体外授精方面的开创性实践和成功经验,为日后实现人的体外授精和试管婴儿问世,奠定了良好基础。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首例“试管婴儿”——女婴路易斯·布朗在英国曼彻斯特一家医院诞生。新闻界在报道此项重大消息时,还以醒目的标题称她是“张民觉的女儿”。完成世界首例试管婴儿实验的英国医生斯蒂伯托和爱德华,在回忆完成这一医学史上奇迹的过程时,数次提到张民觉的名字。张民觉从此有了“试管婴儿之父”的美誉。
又如1961年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局)正式批准厂商以Enovid的商品名上市的首批口服避孕药,就是张民觉和美国科学家品克斯在“二战”结束之后,在世界人口爆增的形势下合作研究、发明的。这在20世纪60年代,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它标志着生理学原理直接应用于人口控制,它的广泛应用使“性”与“生育”分离,易为人们控制,深受广大妇女欢迎。几十年来,数以亿计的妇女服用过这类口服避孕药。即使是当今市面销售的口服避孕新药,也大都是在当年开发的药物基础上不断改善的成果。张民觉所以获得“口服避孕药之父”的称誉。
可是,淡泊名利的张民觉没有申请过一项专利,而是广施爱心,无条件地将自我的科研成果奉献给全社会,造福于全人类。他甚至把自我尚未发表的研究资料,拿出来供别人使用。应对众多的荣誉和头衔,他一向坚持平常心态,不止一次地宣称:作为科学家,我只看中在学术上要有所建树,用自我的专长服务于人类社会。
身在异邦,心系中华
张民觉是1938年9月,经过中英庚子赔款留学考试赴英国留学的。1941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46年,他应邀从英国到美国,在麻省伍斯特基金会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原计划只做一年研究就要回国。但由于研究的深入和不可中断,加上同行科学家的挽留,而未能成行。1956年挚友张香桐离美回国,他也表示:“我也真想回去,我的根在中国。”1972年,他参加了以任之恭为团长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来华访问,亲自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回国工作的请求。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劝解他:“你是搞科学研究的,在美国环境、条件挺适宜的嘛。你有心帮忙中国搞四化建设,渠道和方式有很多很多。”
张民觉因为自我学成后未能回国服务,一向抱有负罪感。经常在各种场合公开自责:“几十年来,流落海外,未能回国出力,该打屁股!该打屁股!”
1988年,张民觉的长女张燕林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解剖系做访问学者。张民觉惟恐她滞留美国,催促她说:“时间到了你就赶快回国,报效祖国。”就这样,张燕林按时回到国内。可见,张民觉是把对中华的“大爱”,置于对家人的“小爱”之上的。
其实,张民觉经过其他方式报效中华,还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例如多次回国讲学,奔走于各研究机构之间,把自我的研究经验和生殖生理学的最新发展动向介绍给国内学者;把国内的科技人员邀请到美国他的实验室工作,或介绍到其他科研机构工作;向上海计划生育研究所和山西计划生育研究所捐赠自我珍藏的期刊资料和图书。另外,他还多次捐款给清华大学、山西大学,资助故乡岚县设立“张民觉奖学金”、创办“民觉小学”;给山西雁北地震灾区和山西三晋文化研究会捐款;等等。
张民觉在美国的亲属一开始对他的捐献行为不知情也不理解。儿子张板桥在《父亲留给我们的财富》一文中这样说:“过去,父亲对家乡予以多次热情的帮忙,我们都不甚清楚。在美国,父亲的积蓄都到哪里去了给我们的为什么会越来越少我们感到十分疑惑。当我们长大成人,了解到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并且得知家乡的父老乡亲连吃饭都有困难,才理解了父亲寄钱给家乡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还了解到,他的部分寄款是用于资助家乡岚县教育事业和创办艾蒿沟小学时,我们才真正感悟到:父亲的举动是那样的雪中送炭,那样的难能可贵,那样的让人钦佩!父亲是想让家乡的人民和美国人民一样受到同等的教育,过上同等富裕的生活。父亲还要我们以他为榜样,日后更多地热爱祖国,关怀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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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祖籍中国山东省日照市,1936年1月27日生于美国密执安州安阿伯,中学时代是在台湾度过的。1956年丁肇中入美国密执安大学学习,1960年获硕士学位,1962年获博士学位。1963-1964年在欧洲核研究中心工作,1964-196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1967年起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1977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丁肇中主要从事高能实验物理、基本粒子物理、量子电动力学、γ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他最杰出的贡献是在1974年,与里希特各自独立地发现了J/ψ粒子。为此,他们共同获得了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2年夏,丁肇中实验小组利用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质子加速器寻找质量在1.5×109eV~5.5×109eV之间的长寿命中性粒子。1974年,他们发现了一个质量约为质子质量3倍(能量为3.1×109eV)的长寿命中性粒子。在公开发表这个发现时,丁肇中把这个新粒子取名为J粒子,"J"和汉字"丁"字形相近,寓意是中国人发现的粒子。与此同时,美国人里希特也发现了这种粒子,并取名为ψ粒子。后来人们就把这种粒子称为J/ψ粒子。J/ψ粒子具有奇特的性质,其寿命值比预料值大5000倍。这表明它有新的内部结构,不能用当时已知的3种味夸克来解释,而需要引进第四种夸克即粲夸克来解释。J/ψ粒子的发现大大推动了粒子物理学的发展。
此外,通过高能正负电子对撞的物理实验,丁肇中在1979年夏发现了三喷注现象,为胶子的存在和量子色动力学提供了实验依据。他进行的高能下电磁作用与弱作用干涉效应的实验,为弱电统一理论提供了实验依据。1981年起,他组织和领导了一个国际小组──包括中国在内的约13个国家近400名物理学家参加的L3组。在欧洲核子中心高能正负电子对撞机LEP上进行高能物理实验,寻找新的基本粒子及其粒子物理的新现象。
丁肇中热心培养中国高能物理学人才,经常选拔中国青年科学工作者去他所领导的小组工作。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5年世界物理年活动日前在欧洲启动。他正领导着来自美、法、德、中等14个国家43所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的581名物理学家,在日内瓦建造的世界上能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上,探索宇宙中的新物质、反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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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捧着《科学家故事100个》,读着一个个世界著名科学家励志的故事时,学贵有“勤”这四个字时不时地从字里行间中跳出来,并不断在我眼前做着放大缩小的运动。
我是个自我感觉还算有点勤奋的男孩子,在校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在家也能翻翻课外书,每次考试都能应付自如,课余与同学交谈也有共同语言,因此,我为这点勤奋而沾沾自喜。然而,当我读着“等一下杀我的头”的阿基米德、“写了二十七年巨著的李时珍”、“从朝三暮四到专心致志”的拉马克、“当上‘科学明星’前后的戴维”、“从徒工当科学家”的法拉弟、“必须努力工作”的巴基德等时,“自惭形秽”逐渐爬上了心头,并慢慢扩散开来,比起他们,我的这点勤奋又算得了什么呢?
知难而进,这又是《科学家故事100个》烙印在我心头的一个词。伽罗华曾数次被数学界权威人士遗忘了。然而,他依旧坚持不懈,凭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信念写数学论文。虽然他去世得很早,但他那种“知难而进”的精神创立了“伽罗华理论”。是啊,人若有“知难”却“而进”的精神,许许多的难题都会给你让道!一年级时,我的字不是“喝醉酒”东倒西歪,就是“四不像”,横不像,竖不像,捺不像,提不像,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把字写满格子,甚至超出,就是“头重脚轻”,“上大下小”或“头轻脚重”。“上小下大”。爸爸时常叹息:“你啊,字写得龙飞凤舞,唉……”一直以来,我也很苦恼,想写端正些,可写着写着,又重蹈覆辙——不知不觉又潦草起来。一天,表姐来我家做客,一见我的作业上字也唠叨开了:“你呀,与其天天被舅舅指责,还不如痛下狠心,把字练好!”言之有理,于是,我买来字帖,开始刻苦练习。可是没几天,我又心有余而力不足。真的想要半途而废吗?不能!决不能!于是,每当我想偷懒时,我就暗暗告诫自己不能放弃。一星期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终于,老师在作业本上表扬我的字有明显进步,爸爸也不再摇头了。
“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这是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的话。朋友,如果你想成为他人心目中的“天才”,那么,请不要忘记:成功的秘诀源于“人贵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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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实验室。他很少在两三点钟以前睡觉,有时整天整夜守在实验室里。为他做饭的保姆只好把饭菜放在外间屋的桌子上。
有一次,牛顿的一位朋友来看他,在实验室外面等了他好久,肚子饿了就独自把桌上的烤鸡吃了,不辞而别。过了好长时间,牛顿的实验告一段落,他才觉出肚子咕咕在叫,赶快跑出来吃鸡。他看到盘子里啃剩下的鸡骨头,居然对助手说:哈哈,我还以为我还没吃饭哩,原来已经吃过了呀!
还有一回,一个好朋友请牛顿吃饭,一边吃饭一边议论科学问题。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牛顿站起来说:对了,还有好酒呢,我去取来咱们一起喝。说完就向实验室跑去,一去就不回来了。朋友追过去一看,牛顿又摆弄上他的实验了。原来牛顿在取酒的路上忽然想出了一个新的实验方法,居然将取酒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牛顿的这种轶事岂止三件,它说明,牛顿酷爱科学,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科学。正是因为牛顿有这种为科学献身的奋斗精神,他才能总结出牛顿三定律,对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牛顿病逝以后,英国政府在他的墓碑上镌刻了墓志铭,最后一段是:让人类欢呼/曾经存在过这样伟大的/一位人类之光
有道是:自然和自然规律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来,一切都明亮了。或者说:道法自然,久藏玄冥。天降牛顿,万物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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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小时候喜欢自己动手制作小玩具,什么小船啦,小汽车啦,各种色彩的灯笼啦什么的。他心灵手巧,同龄的孩子都喜欢他、佩服他。特别是,他富有同情心,对左右邻里的穷苦人有很深的感情。有一次,天气很冷,一个小偷摸进私塾里把同学盖在被子上的棉衣偷走了,被同学捉住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狠揍了一顿,最后还被吊了起来。但是只有李四光没有动手,他只是悄声不响地拿来一条板凳,垫在小偷脚下,劝诫说以后不要再做坏事了,不然挨这么多打,可怎么受得了呢?
1902年5月,湖北省开始兴建大、中、小各种学堂,少年有志者,都愿意来武昌上学。消息传到黄冈后,李四光也向父母提出了上学的要求。父亲很支持他,从乡亲手里借来路费;母亲也支持他,特地将自己出嫁时的嫁衣给李四光改制了一件棉袍子。李四光告别父母,第一次远离家乡,前往省城武汉求学。1902年冬,李四光进入武昌第二高等小学堂读书,由于该学校是寄宿制,全部食宿均由学堂供给。李四光全家都很高兴。在这里,李四光学习非常用功,他如饥似渴地吸取各种知识,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由于没有人帮助疏通关系,直到1904年7月,他才被破格选派去日本官费留学。李四光回黄冈向父亲辞行,随即乘船去日本。但官费有限,他只好买了统舱票,以便节约开支留作它用。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学习,李四光心情无比激动,特别是当船驶出上海吴淞口,眺望大海,波涛汹涌,茫茫无际;小小少年,心旷神怡,站在甲板上,久久不愿回舱。他的思绪随着海风海浪飘得很远,很远?
经过漫长的旅行,轮船终于抵达日本的横滨港,后又乘汽车来到东京,但不巧的是,临行前,亲友饯(jiàn)行,李四光多吃了些甲鱼之类的荤腥,在海上又着了点凉,所以一到东京便腹泻不止,医院诊治为痢疾,并对他隔离治疗,只得借钱治病。这次病对他影响很大。当大夫劝他平时多吃素少吃荤时,他永远记住了这个劝告,几乎一生饮食清淡,至多吃点鱼呀蛋呀什么的。所以,有的朋友和他开玩笑说,李四光只是吃一些不会叫的东西。
在日本,李四光首先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主要学习日本国的语言和初等数理比。1907年7月毕业之后,李四光又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据说,这个学校每年仅能吸收中国留学生10名左右,而报考者竟达千余人,李四光能够考中,是极其不容易的。
在学校,李四光学习刻苦,生活依旧清贫。每月收到的官费用于必须的开支后,已所剩无几。为了省钱,他常常把生米放进暖水瓶中,加上开水,浸泡一夜,第二天,凑着咸菜一起吃下去。除了学习、生活,李四光更关心祖国的命运。他常步入留学生会馆,听演讲,听报告,结识了许多民主革命家。他剪掉自己的辫子表示站在革命一边,拥护革命。1905年7月,李四光终于在东京见到了他敬仰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和宣誓仪式。孙中山曾亲切地摸着李四光的头说,你小小年纪就参加革命,很好,一定要“努力向学,蔚(Wèi)为国用”。当时,李四光年仅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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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 年,20岁的乔治·布尔开办了一所私人授课学校。为了给学生们开设必要的数学课程,他兴趣浓厚地读起了当时一些介绍数学知识的教科书。不久,他就感到惊讶,这些东西就是这数学吗?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于是,这位只受过初步数学的青年自学了艰深的《天体力学》和很抽象的《分析力学》。由于他对代数关系的对称和美有很强的感觉,在孤独的研究中,他首先发现了不变量,并把这一成果写成论文发表。这篇高质量的论文发表后,布尔仍然留在小学教书, 是他开始和许多第一流的英国数学家交往或通信,其中有数学家、逻辑学家德·摩根。
摩根在19世纪前半叶卷入了一场著名的争论,布尔知道摩根是对的,于是在 1848年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来为朋友辩护。这本书是他6年后更伟大的东西的预告,它一问世,立即激起了摩根的赞扬,肯定他开辟了新的、棘手的研究科目。布尔此时已经在研究逻辑代数,即布尔代数。他把逻辑简化成极为容易和简单的一种代数。在这种代数中,适当的材料上的“推理”,成了公式的初等运算的事情,这些公式比过去在中学代数第二年级课程中所运用的大多数公式要简单得多。这样,就使逻辑本身受数学的支配。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趋于完善,布尔在此后 6年的漫长时间里,又付出了不同寻常的努力。
1854年,他发表了《思维规律》这部杰作,当时他已39岁,布尔代数问世了,数学史上树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几乎像所有的新生一样,布尔代数发明后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欧洲大陆著名的数学家蔑视地称它为没有数学意义的,哲学上稀奇古怪的东西,他们怀疑英伦岛国的数学家能在数学上做出独特贡献。布尔在他的杰作出版后不久就去世了。20世纪初,罗素在《数学原理》中认为,:纯数学是布尔在一部他称之为《思维规律》的著作中发现的。”此说一出,立刻引起世人对布尔代数的注意。今天,布尔发明的逻辑代数已经发展成为纯数学的一个主要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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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春天的某日,法国园艺师约瑟夫·莫厄埃站在自己花坛前直发愣。他那用水泥修造的花坛,不知又被哪个冒失鬼给碰碎了!那时水泥制作的东西绝不像现在的那么坚固。只是纯粹的水泥和水搅拌混上泥沙而筑,很容易断裂碰碎,约瑟夫是种花的能手,花园里百花争研,故引来无数观赏者。
人一多,就难免碰碰撞撞。他已记不清,花坛究竟被撞坏多少回了,每次他都得花很大的功夫去修补重筑。为此,他伤透脑筋。
约瑟夫瞧着眼前破败的花坛,伤心地摇摇头,俯身端起一盆花,准备移植到另一只花坛里去。岂知不小心脚一滑,摔了个大跟头,花盆落地摔碎了。
忽然他愣住了。花盆碎成了片,可花盆的泥土仍保持着原状。他把泥土捧起,只见花的根纵横交错,左右上下穿插,交织成网状结构,竟把松软的泥士箍得异常坚固。
晚上,约瑟夫的眼前浮现的全是纵横交错的花根。忽然,他猛地想起一个主意:仿照花的根系用铁丝织成网状结构,再用水泥、沙石浇铸在一起, 砌成花坛,也许能坚固点吧。
第二天清晨,约瑟夫在花园门外挂了块牌子:因花园内部整修,暂时谢绝参观。约瑟夫把自己关在花园里,摘来铁丝,按照晚上想的办法编织了一长条网,再拦上水泥、沙石,先重砌了一个小巧玲球的花坛做试验,第二天,水泥干了。他用手摸摸敲敲,觉得很坚固,使用脚上去踩踩踢踢,居然丝毫无损,他又拿起小榔头敲了几下,只见水泥上仅出现了几个小白点。整个花坛坚不可摧。
约瑟夫兴奋极了,这下再也不怕花坛被碰坏啦!他立即将花园里的旧花坛全部拆除,依照他的新办法重砌。
整修后的花园又对观赏者开放了,约瑟夫从此便不再为花坛而担忧。约瑟夫发明了钢筋混凝土,使它造福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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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的故事
牛顿是世界闻名的科学家。牛顿小时候很喜欢动物。有一次,他的朋友送给他一只狗和一只猫,牛顿收到礼物非常高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的新朋友,为了便于狗和猫出入房间,牛顿在门边挖了两个洞,一个大一个小,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挖一大一小两个洞呢,牛顿回答说:“狗从猫洞里能过去吗?”
牛顿的童年是不幸的,出世前三个月爸爸就去世了。两岁时,妈妈又改嫁到邻村。牛顿只好与外婆相依为命。他从不乱花钱,的爱好就是搞一些小工艺,把零用钱聚起来,买了锯子、钉锤等一类工具,一放学就躲在房子里敲敲打打。
牛顿学习时精神很专注。有一次煮鸡蛋,心里想着数学公式,竟误把手表当作鸡蛋丢进了锅里。还有一次,从早晨起就计算一个问题,中饭都忘了吃。当他感到肚子饿时,已暮色苍茫。他步出书房,一阵清风,感到异常的清新。突然想到:我不是去吃饭吗?怎么走到庭院中来了!于是他立即回头,又走进了书房。当他看到桌上摊开的算稿时,又把吃饭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立即又伏案紧张地计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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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2月11日夜晚,对于教育家钱均夫来说,是一个大喜的日子——他们盼望已久的独生子钱学森呱呱落地了,全家上下喜气洋洋,特别是夫人章兰娟更是甜蜜蜜的。
幼时的钱学森天资聪颖,悟性极高,记忆力特强,3岁时已能背诵百首唐诗、宋词,以及早期一些启蒙读物如《增广贤文》与《幼学琼林》,同时还能心算加、减、乘、除,周围邻里一传十、十传百都说钱家出了个“神童”。面对如此聪慧的儿子,钱均夫夫妇深感自己肩上担子之重,并发誓一定要把儿子教育好。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本是杭州富商之女,从小聪明内秀、多才多艺、知书达理。她性格开朗、热情,心地善良。计算能力与记忆力极强,具有很高的数学天赋,而且心灵手巧,尤其擅长针黹刺绣。
由于丈夫平时在外地供职,这家庭教育的职责自然落在章兰娟身上,她总是采取启发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儿子做到心服口服。她给幼小的钱学森每日安排的功课是:清晨准时起床,加强身体锻炼,早饭后就教儿子背诵唐诗。累了,就让儿子看一下儿童读物。下午或者教儿子画画,或者写毛笔字,每日如此,从不间断,让幼小的钱学森从小就树立良好的读书习惯。
随着年龄的增长,钱学森对知识的需求也越来越强了。以前父亲给他买的那些浅显的儿童读物已经不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开始将目光转向父亲的大书橱,对父亲那厚厚的大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看不懂,他只好去向母亲请教。母亲对于儿子强烈的求知欲感到由衷的惊喜,于是挑选一部分她认为儿子看得懂的书,给儿子看,并认真地给他讲书中的故事。
钱学森最爱听母亲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及杨家将的故事,还有古人头悬梁、锥刺股、凿壁、映雪发愤苦读的动人故事,及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这些智慧故事。每当听到这些故事时,钱学森总是那么认真、投入,稚气的脸庞上充满了对古人的崇拜与向往。
钱家在北京是独居的大四合院,与他们相邻的常是一些贫困的下层人士。章兰娟是个乐善好施的贤德女性,所以非常同情下层市民的疾苦。幼小的钱学森经常看到,自家那扇黑漆大门,常常被求借的邻居敲开,母亲总是温和地、热情地接待这些穷朋友,家中有的,尽管借去,借去的钱粮,确实无力偿还的,母亲决不再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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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nar是西方各大学、学术机关开展的在导师指导下就某问题进行研讨的一种常用方式。Seminar的基本精神是知识互补,互相启发、共同提高的群体效应,在今天大科学时代更是需要推广的。郭永怀在加拿大、美国学习研究16年之久,当然熟悉Seminar的妙用。回国后,他仍坚持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运用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郭永怀像园丁一样辛勤培育电磁流体力学这株新苗。他的方法就是指定参考书大家分头研读,等有初步了解之后,他便组织学术讨论会,自己也以平等身份参加讨论,让大家轮流报告学习所得,基本上是每星期一次,会上争论热烈各有收获。“这种讨论会对大家帮助很大。他们一方面从郭永怀的发言中,领悟到研究工作的方法,一方面又从别人的研究中吸取经验教训。同时每个人通过讨论还可以检验自己掌握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的情况。
和大家一样,郭永怀也多次谈到,这种讨论会也使他学到了不少东西。”当年的电磁流体力学研究组经过艰难曲折发展为研究室、研究所,不仅出了一批论文、专著等成果,更重要的是培育出一批该领域的骨干力量,其中有的成为国际知名专家,他们认为:“郭永怀先生不愧是电磁流体力学的奠基者,力学、物理学领域的一代宗师。”
郭永怀不仅是大科学家,而且是科技战略家、组织家,他善于把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组织在一起共同攻关,以便参与者相互影响,相互启发,了解掌握新东西,达到新的高度。这也是大科学的特征之一。所以郭永怀反对过分强调“专业对口”,而提倡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共同攻关。因为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激发、争论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类事例在科学史上是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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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院士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50多年来,他不畏艰辛、执著追求、大胆创新、勇攀高峰,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使我国杂交水稻研究30多年来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推广应用后不仅解决了中国粮食自给难题,也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袁隆平院士不仅是中国的袁隆平,也是世界的袁隆平。
陈至立说,袁隆平院士为科学界作出了表率,为全社会树立了榜样。他的先进事迹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他是我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一位德学双馨的科学家,他的永不满足的科学创新精神,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令人感动,催人奋进。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集中体现了我国人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集中体现了我国科技工作者敢于创新、顽强拼搏、为中华民族争气的宏大抱负,集中体现了严谨治学、为人师表、平易近人、淡泊名利的崇高精神。他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研究,“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是他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陈至立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更多的像袁隆平这样的专家。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学习袁隆平院士不畏艰难、勇于奉献的献身精神;追求真理、不断探索的创新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勤奋进取的务实精神;顾全大局、不计名利、甘为人梯的协作精神;着眼长远、奖掖后学、汇聚人才的团队精神。
刘延东在座谈时说,袁隆平院士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对国家和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还是杰出的无党派代表人士,在参政议政方面也作出了突出成绩。我们要在广大无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中开展向袁隆平院士学习的活动,使新一代无党派人士继承优良传统,搞好政治交接,更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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