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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祖籍中国山东省日照市,1936年1月27日生于美国密执安州安阿伯,中学时代是在台湾度过的。1956年丁肇中入美国密执安大学学习,1960年获硕士学位,1962年获博士学位。1963-1964年在欧洲核研究中心工作,1964-196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1967年起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1977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丁肇中主要从事高能实验物理、基本粒子物理、量子电动力学、γ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他最杰出的贡献是在1974年,与里希特各自独立地发现了J/ψ粒子。为此,他们共同获得了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2年夏,丁肇中实验小组利用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质子加速器寻找质量在1.5×109eV~5.5×109eV之间的长寿命中性粒子。1974年,他们发现了一个质量约为质子质量3倍(能量为3.1×109eV)的长寿命中性粒子。在公开发表这个发现时,丁肇中把这个新粒子取名为J粒子,"J"和汉字"丁"字形相近,寓意是中国人发现的粒子。与此同时,美国人里希特也发现了这种粒子,并取名为ψ粒子。后来人们就把这种粒子称为J/ψ粒子。J/ψ粒子具有奇特的性质,其寿命值比预料值大5000倍。这表明它有新的内部结构,不能用当时已知的3种味夸克来解释,而需要引进第四种夸克即粲夸克来解释。J/ψ粒子的发现大大推动了粒子物理学的发展。
此外,通过高能正负电子对撞的物理实验,丁肇中在1979年夏发现了三喷注现象,为胶子的存在和量子色动力学提供了实验依据。他进行的高能下电磁作用与弱作用干涉效应的实验,为弱电统一理论提供了实验依据。1981年起,他组织和领导了一个国际小组──包括中国在内的约13个国家近400名物理学家参加的L3组。在欧洲核子中心高能正负电子对撞机LEP上进行高能物理实验,寻找新的基本粒子及其粒子物理的新现象。
丁肇中热心培养中国高能物理学人才,经常选拔中国青年科学工作者去他所领导的小组工作。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5年世界物理年活动日前在欧洲启动。他正领导着来自美、法、德、中等14个国家43所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的581名物理学家,在日内瓦建造的世界上能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上,探索宇宙中的新物质、反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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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青霉菌能分泌一种物质杀死细菌,他将这种物质命名为“青霉素”,但他未能将其提纯用于临床。1920-年,弗莱明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这篇论文发表后一直没有受到科学界的重视。
20-年后,德国化学家恩斯特.钱恩在旧书堆里看到了弗莱明的那篇论文,于是开始做提纯实验。1940年冬,钱恩提炼出了一点点青霉素,这虽然是一个重大突破,但离临床应用还差得很远。
1941年,青霉素提纯的接力棒传到了澳大利亚病理学家瓦尔特.弗洛里的手中。在美国军方的协助下,弗洛里在飞行员外出执行任务时从各国机场带回来的泥土中分离出菌种,使青霉素的产量从每立方厘米2单位提高到了40单位。
虽然这离生产青霉素还差得很远,但弗洛里还是非常高兴。一天,弗洛里下班后在实验室大门外的街上散步,见路边水果店里摆满了西瓜,“这段时间工作进展不错,买几只西瓜慰劳一下同事们吧!”想着,他走进了水果店。
这家店里的西瓜看样子都很好,弗洛里弯下腰,伸出食指敲敲这只,敲敲那只,然后随手抱起几只,交了钱后刚要走,忽然瞥见柜台上放着一只被挤破了的西瓜。这只西瓜虽然比别的西瓜要大一些,但有几处瓜皮已经溃烂了,上面长了一层绿色的霉斑。
弗洛里盯着这只烂瓜看了好久,又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忽然对老板说:“我要这一只。”
“先生,那是我们刚选出的坏瓜,正准备扔掉呢?吃了要坏肚子的。”老板提醒道。
“我就要这一只。”说着,弗洛里已放下怀里的西瓜,捧着那只烂瓜走出了水果店。
“先生,您把那几只好瓜也抱走吧,这只烂瓜算我送你的。”老板跟在后面喊。
“可我抱不了那么多的瓜啊,再说,要是把这只打烂了怎么办?”
“那、那我把刚才的瓜钱退给您吧!”老板举着钱追了几步,但弗洛里己走远了。老板摇了摇头,有些不解地望着这个奇怪的顾客远去的背影。
弗洛里捧着这只烂西瓜回到实验室后,立即从瓜上取下一点绿霉,开始培养菌种。不久,实验结果出来了,让弗洛里兴奋的是,从烂西瓜里得到的青霉素,竟从每立方厘米40单位一下子猛增到200单位。
1943年10月,弗洛里和美国军方签订了首批青霉素生产合同。青霉素在二战末期横空出世,迅速扭转了盟国的战局。战后,青霉素更得到了广泛应用,拯救了数以千万人的生命。因这项伟大发明,弗洛里和弗莱明、钱恩分享了1945年的诺贝尔生物及医学奖。
当机会像一只“烂西瓜”一样被人扔在一边,你若能发现它,并如获至宝,那么,恭喜你,你将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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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1930年出生于北平(北京的旧称),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工作。
水稻是湖南主要农作物。1966年,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正式提出通过培育水稻“三系”(即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雄性不育恢复系),以“三系”配套的方法来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设想与思路,由此拉开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
1996年,中国农业农村部提出超级稻育种计划。袁隆平领衔的科研团队通过形态改良和杂交优势利用相结合的技术路线,成功攻破水稻超高产育种难题,不断刷新亩产产量。目前,超级稻计划的五期目标已经全部完成,分别是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和1100公斤。
“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是袁隆平一生的梦想。前者是他真实的梦境,他曾梦见试验田里的超级杂交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谷粒有花生米那么大,他和助手坐在稻穗下乘凉。这一梦想随着不断高产的超级稻逐渐成为现实。后者是希望超级稻走出国门,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近年来,袁隆平虽然年事已高,但一直坚守在科研一线。记者曾多次在长沙与袁隆平面对面采访,老人每次都表示要向更高产的育种目标进军,“不从事杂交水稻,我的生活就没有意义了。”
袁隆平1981年获得国家发明特等奖,2001年获得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4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2018年获“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他还相继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等二十余项国内国际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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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
儿时的张衡天资聪明,态度谦虚,特别喜欢思考问题。他对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充满了兴趣。早上带着露珠的花朵,中午高悬天空的太阳,晚上天空中皎洁的月亮、一闪一闪的星星都让他产生了无穷无尽的联想。他总是跟在父母身后问这问那。
有一次,他和母亲一起到田野中挖野菜。出去的时候,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红艳艳的,煞是可爱。他不经意间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是那么长。他想,我要是长得像影子那样高大多好哇。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母亲挖了满满一篮子野菜。他跟在母亲后面,一蹦一跳地走着。“咦!影子哪里去了呢?”他惊奇地叫道。低头一看,影子缩成了一团,踩在脚底下。张衡赶忙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说这是由于中午到了,太阳升得最高,影子就会变短缩成一团,到了傍晚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影子还会变长的。
回到家里,张衡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影子的长度。他发现真的像母亲说的那样:傍晚时分,自己的影子又变得像早晨时那样长。他感觉自己又学到了一点新知识,高兴极了。
一个夏天的晚上,父母带着小张衡一起到打谷场上纳凉。这是人们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大人们一边摇着扇子,一边海阔天空地聊天;孩子们则叽叽喳喳地玩得不亦乐乎,一会儿捉迷藏,一会儿过家家。只有张衡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呆在旁边,望着茫茫夜空,嘴里还小声默念着“一个,两个……”母亲以为他白天跟自己出去累着了,就说:“衡儿,你要是累了就自己回屋里歇着吧,不要愣在那里,丢了魂似的。”张衡好像没听见,依然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望着苍穹。
父母见他没吱声,也就不再管他。又过了好一会儿,大人们都困倦了,接二连三地回家睡觉了,他还在那里望着天空。这时,一个大点儿的孩子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咳!傻了,老瞅着天上干什么,那上边又不会掉金豆子。”张衡这才回过神来,揉一揉酸痛的脖子说:“谁指望天上掉金豆子了,我在数星星。”此语一出,大家都愣住了。“什么,什么,数星星,真新鲜,还有数星星的傻瓜。那我问你,数清了吗?”那位大哥哥问。“我还没有数完呢,不过现在己经数到一千多颗了。”
旁边的一位老爷爷插话道:“孩子呀,别数了,天上的星星是数不完的。这些星星无穷无尽,飘忽不定……”张衡却打断老爷爷的话:“才不是呢,那一片天空就只有一千多颗,只要我坚持数下去,肯定会数完的。”老爷爷被张衡的执着精神打动了,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张衡的父亲赶紧过来打圆场:“不许这样跟老爷爷说话。”张衡意识到自己的不对,连忙向老爷爷道歉。但他回过头来,还是想跟父亲辩解一番。父亲早看出他的心思,就说:“衡儿,我知道你的想法,但你这样挨个数是不行的。天上的星星分布是有规律的,你要按照这些规律,把它们分成一个个星座。这样才会把它们弄清、记牢。”
小张衡点了点头,按照父亲说的去做,果然又认识了许多新的星星。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衡的求知欲越来越强烈。当时,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地发生,地震带来的灾难尤为严重。它来无影去无踪,一旦发生却极具破坏力。这引起了张衡的思考。他想,能不能制造一种在地震发生后准确测定其方位的仪器,以便及时调拨物资进行救援。定下目标以后,他查阅了大量关于地震的资料,并且多次实地勘测。
有时,张衡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亲自来到刚刚发生地震的地方,测量大地的震感。有一次,他把测震仪插入大地,刚要读取数据,一波剧烈的余震袭来,离他不远处的一道土墙轰然坍塌。幸亏他眼疾手快,往旁边一跳,才躲过一劫,不然肯定要被砸成肉泥。他拍拍身上的灰土,继续看仪器上的数据。远处的老百姓十分不理解他的做法,认为他简直是发疯了。但张衡不为所动,仍然夜以继日地研究地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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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随意、说话随心、做事率性、洒脱率真、活泼快乐的颜宁,很难让人把她与“清华大学教授”、“国际青年科学家”这些字眼联系到一起。
2007年10月,不满30岁的她被聘为清华大学的教授、博导。2012年1月,她从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的760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成为28位霍华德·休斯首届国际青年科学家奖得主之一。
走上科学之路
走上科学之路,对颜宁来说多少有点阴差阳错:上高中时文理兼好的她更喜欢文科,文理分班时她选了文科。但她的班主任关仪老师认为,成绩全年级第一的学生当然要学“数理化”,就把她拉到理科。
在清华,她度过了最为丰富多彩的4年:担任过生物系学生会主席,组织过许多课外活动,学国标舞、打乒乓球、学游泳……同时还要保持课业的优秀,忙得不亦乐乎。
决定颜宁未来人生道路的,是从2000年8月起,她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7年留学生涯开始的。
“普林斯顿真是太美了!”颜宁说,“那里保留了大片的森林,还有一条运河。秋日的黄昏凭窗望去,周围是红色、金色、紫色的树,夕阳下的湖面波光闪闪,成群的`野鸭在暮色中飞翔……”
除了自然之美,颜宁更领略了科学之美。“给我们上课的大都是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他们能把每个科学发现讲得像历史故事一样引人入胜,会让你觉得:哇!原来生物科学这么好玩!”
让颜宁难以忘怀的,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对教授夫妇,他们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丈夫还是1995年的诺贝尔奖得主。
“我是个夜猫子,很多时候晚上11点了,还能看见他们夫妇在各自的实验室里观察显微镜下的果蝇,那种淡定从容、简单执著让人感动。我觉得自己将来就是要这个样子,很简单地做自己喜欢的研究。”颜宁说。
在3个实验室轮转一年之后,颜宁到施一公的实验室做博士论文,先是从事抗肿瘤方面的研究;2005年继续做博士后,转而从事膜蛋白研究。“一公常常说:‘不要整天想着柴米油盐,只要你现在努力做到最好,未来的路就会越走越宽,根本不用为找工作发愁。’实验上遇到苦恼,和他谈过之后,我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很行,肯定能成功。最后还真的没有失败。”颜宁说。
在施一公的指导下,颜宁做得顺风顺水。2004年12月,她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并获得2005年度《科学》杂志和通用电气医疗评选的北美地区“青年科学家奖”;2006年10月,她带着师弟师妹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做出了实验室的第一个膜蛋白结构。
探寻膜蛋白的生理奥秘
2007年10月,受清华大学医学院创办者赵南明教授之邀,结束博士后研究的颜宁回到母校,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带领几名本科生和低年级博士生,向膜蛋白这个充满挑战的前沿领域进发。
“刚开始建实验室的时候,我都快疯掉了。”颜宁笑着说。那时候真是“白手起家”:安装实验台、订购仪器试剂、手把手教学生做实验……其曲折之多、进展之慢,让急性子的她抓狂。她说:“大约有半年的时间我都异常焦虑,后来一切步入正轨后,就顺畅多了,感觉在国内做实验跟国外没什么区别。”
自2007年至今,颜宁的实验室或独立或合作,在《自然》《科学》《细胞》3大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篇,解析了5个新型的膜蛋白结构,初步揭示了它们的功能机理,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其速度之快、水平之高,令国内外同行刮目相看。2009年,她与施一公实验室合作,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阐述了甲酸盐转运蛋白的三维结构,发现了类似水通道的膜蛋白存在形式。
同年,她在《自然》子刊上发表了关于植物激素脱落酸受体PYL蛋白的结构和生物学机制的论文。这一发现与同年欧美、日本的同行研究成果一起,入选《科学》杂志评选的“2009年科学十大进展”。
2010年和2011年,颜宁领导的科研小组在《自然》发表两篇论文,分别揭示岩藻糖和尿嘧啶两种营养物质的转运蛋白的晶体结构,为质子共转运蛋白的结构和机理研究做出了重要突破。
2012年1月,颜宁与施一公、美国普渡大学朱健康教授合作,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揭示了转录激活因子样效应蛋白(TALE)特异识别DNA的分子机理。
“这一发现让人非常激动!”颜宁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之前我们一直在做非常基础层面的研究,距离实际应用比较远,但这次的发现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010年8月,清华大学聘请国际同行对其生物医学研究方向进行评估,年轻教授颜宁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无论以哪个标准衡量,她已位居世界最优秀的年轻结构生物学家之列。未来5年到10年,她将是杰出青年女性科学家的榜样。”
颜宁说,每天除了回家吃饭、睡觉,她差不多有14个小时“宅”在实验室里,到了紧张的攻坚阶段,干脆不分昼夜连轴转,“宅”在实验室里不出来。
“别人老问我苦不苦,其实只要是你着迷的事情,怎么会觉得苦?”她说,“所谓苦,就是不得已做你不想做的事。别人可能会觉得做实验、写论文很枯燥,但我自己乐在其中。就像有些人打游戏上瘾似的,着迷嘛。”
在颜宁看来,做科研跟艺术创作一样,是很美妙、很激动人心的事:“当你把细胞里那些只有几到几十纳米大小的蛋白质分子解析出其原子分辨率的结构、在电脑上放大几亿倍之后,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美丽的构造如何行使复杂的功能时,你总忍不住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很多时候,它的精妙设计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你是世界上第一个揭示出这些大自然奥秘的人,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是难以言喻的。”
让颜宁着迷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做科研时的简单、轻松、自由,她说:“做科研会让人身心都很轻松,喜怒哀乐都变得特别简单。在实验室里我很轻松,不用去想任何其他的东西。我会感觉到,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没有其他任何限制,就看人的思维有多广阔,能走到哪个地方。总之,是一种挺美好的感觉。”
至于未来的奋斗目标,她的答案是:“现在我正带领实验室成员,研究与人类健康有更密切关系的哺乳动物膜蛋白。虽然做真核膜蛋白,技术上的难度更大,很有挑战性,但是对于疾病研究、制药等有更直接的帮助……这几年我基本上是与国际同行赛跑。什么时候我能自己开辟一个新领域,不跟人‘撞车’了,就说明我真的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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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初,在美国纽约一家普普通通的小酒店,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为一名在科学史上默默无闻,而发明成果远远超过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塞尔维亚人”举办了为期三天的纪念活动。他是谁?有什么值得传世的科学发明和贡献?又何以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感动?他,就是被后人尊称为“天才发明家”的尼古拉·特斯拉。
1856年7月10日,尼古拉·特斯拉出生在克罗地亚斯米湾村一个塞族家庭,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四。父亲米卢廷·特斯拉是位牧师。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希望小尼古拉子承父业当一名神职人员,但小尼古拉却对神灵无动于衷,立志当电气工程师,并因此常常和父亲发生冲突。十七岁前的特斯拉“中了邪”般地浸淫在发明创造的幻想里,脑袋里经常浮现出种种异常奇怪的现象。他后来常说,童年时代的幻觉使他痛苦不堪,脑海里常常出现强烈的闪光,这,恐怕正是“天才发明家”的“天才”之处。
1875年,特斯拉考入奥地利格拉茨科技大学,1878年毕业。1883年,特斯拉进入斯特拉斯堡的爱迪生大陆公司,实现了自己当一名工程师的愿望,并成功设计出第一台感应电机模型。次年,他前往美国爱迪生实验室工作,从此留在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1885年,特斯拉离开爱迪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生产“多相交流电机”和发电机。 1890年他公布了一项“高频电对生理影响”的试验结果。随后前往伦敦、巴黎等地巡讲并发表题为“极高频率交流电实验及其在人造无线发光中的应用”、“发光及其他高频现象”、“高压高频下的交流电实验”等高端科学报告,还在美国申请了“共振传送器的星形振荡器”的专利。1893年在芝加哥世界展览会上,他向公众演示高频电流,通过自己身体展示“可逆磁场”模型,即所谓的“特斯拉的旋转铁蛋”。正当特斯拉踌躇满志,事业蒸蒸日上之际,1895年5月13日,一场大火烧毁了他在纽约的实验室。但特斯拉没有被击倒,而是更加努力地工作。1897年,他注册了20项无线电工程技术发明专利,1898年注册了无线控制技术。他一生获得了交流电、特斯拉线圈、粒子束武器特斯拉涡轮发动机、异步电动机旋转磁场、地面固定波、双线线圈、无线技术等千余项科技专利发明,他的发明与科研高产期主要在46岁前。1943年1月7日,终生未娶的特斯拉在纽约一家酒店因心脏衰竭逝世,享年87岁。
1997年,一个名叫格雷戈里·比肖普的科学家发表了题为“尼古拉·特斯拉的地震机器”论文称,如果利用特斯拉的共振原理和机械原理,很多大型建筑物和桥梁可以免遭强烈地震摧毁。他说,过去人们把特斯拉的设计当作笑料,但现在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自那以后,特斯拉的各种科研原理开始慢慢浮出水面。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如此超前高产的天才发明家和科学家为何被世界遗忘?有人认为这是由于特斯拉与爱迪生的合作,以及他和爱迪生的行事风格迥异所致。爱迪生善于商业运作,有经营头脑,而特斯拉只顾埋头发明,从不考虑用自己的专利发财。据说,在给爱迪生“打工”期间,特斯拉的发明创造价值无法估量,而爱迪生仅支付他5万美元,并称这笔钱相当于他52年的工资。5万美金在当时的确不是个小数目,按当时的工价也确实很多,但对一个伟大的天才发明家而言,发明创造的花费巨大,这笔钱还是让他时常捉襟见肘。还有人认为,象,有的甚至将他的成果称为“伪科学”。也有人感叹道,特斯拉生不逢时,“伟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光环遮住了“有争议”的特斯拉。特斯拉逝世后,有关他的许多资料和数据大多遗失,即便在贝尔格莱德尼古拉·特斯拉博物馆里收集的15万件展品中,也几乎没有关于特斯拉的科研数据资料。
虽然现在人们记得的仅仅是“特斯拉线圈”、尼亚加拉水电站和纽约长岛的瓦尔登克里夫塔,但特斯拉是个传奇,他的千余项发明已逐一变成现实,转化为生产力,为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福祉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斯拉是伟大的,他的发明与创造并未付之东流。我们在享受前人科技成果的同时,绝不应忘记千千万万个默默无闻的“特斯拉”。特斯拉的发明创造过于超前,在当时很难被人接受,他本人及其成果成为科学界争议的对象,有的甚至将他的成果称为“伪科学”。也有人感叹道,特斯拉生不逢时,“伟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光环遮住了“有争议”的特斯拉。特斯拉逝世后,有关他的许多资料和数据大多遗失,即便在贝尔格莱德尼古拉·特斯拉博物馆里收集的15万件展品中,也几乎没有关于特斯拉的科研数据资料。
虽然现在人们记得的仅仅是“特斯拉线圈”、尼亚加拉水电站和纽约长岛的瓦尔登克里夫塔,但特斯拉是个传奇,他的千余项发明已逐一变成现实,转化为生产力,为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福祉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斯拉是伟大的,他的发明与创造并未付之东流。我们在享受前人科技成果的同时,绝不应忘记千千万万个默默无闻的“特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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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小的时候,一次跟妈妈到花园里为小树培土.妈妈说:“泥土是个宝,小树有了泥土才能生长.别小看这泥土,是它长出了青草,喂肥了牛羊,我们才有奶喝,才有肉吃;是它长出了小麦和棉花,我们才有饭吃,才有衣穿.泥土太宝贵了.”
达尔文问:“妈妈,那泥土能不能长出小狗来?”
“不能呀!”妈妈笑着说,“小狗是狗妈妈生的,不是泥土里长出来的.”
达尔文又问:“我是妈妈生的,妈妈是姥姥生的,对吗?”
“对呀!所有的人都是他妈妈生的.”
“那最早的妈妈又是谁生的?”
“是上帝!”
“那上帝是谁生的呢?”
妈妈答不上来了.她对达尔文说:“孩子,世界上有好多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个谜,你像小树一样快快长大吧,这些谜等待你们去解开呢!”
达尔文自幼喜欢花草树木、鸟雀虫鱼.上学以后,他仍然保持着对大自然的浓厚兴趣.他骑马、打猎、钓鱼、采集矿石、捕捉昆虫、钻进树林观察鸟类的习性.对达尔文来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问号,要探索、思考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他常常边观察边沉思,甚至忘记了危险.有一次,达尔文在一个古代城堡上散步,像往常一样陷入了沉思.他心不在焉地迈动着缓慢的脚步,突然一脚踩空,从城垛上跌了下来.这时候,达尔文的神智非常清醒,头脑还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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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的一天,伦敦一家最大的百货店顾客盈门。一批又一批的顾客涌向店内两间相连的小室。据说有人发明了一种机器,能把接收到的图像再现出来。观众们乘兴而来,但扫兴而归。因为他们看到的仅仅是模糊不清的影子和闪烁不定的轮廓。
“这不是吹牛吗?这叫什么图像。”
“追求广告效应,不讲真话,应该告这个所谓的发明者”。“不是他的错,是百货商店老板的馊主意”。
人们议论纷纷,有一些热心者则不断地向发明者追问:“你怎么不把图像弄清楚些呢?”“你能不能传一只动物什么的给我们看看?”
“对不起、对不起。目前的技术还没有办法。”发明家贝尔德在一边无奈而又尴尬地回答着人们的追问。
贝尔德是个不到20岁的英国青年,当时无线电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通讯、广播了。世界上许多发明家,其中有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大师,都想发明能传播现场实况的电视机。但都没有成功。贝尔德却立志要发明电视机。
贝尔德在英格兰西南部的黑斯廷斯,建造了一个简陋的实验窒。但他没有实验经费,只好用一只盥洗盆做框架,把它和一只破茶叶箱相连,箱上安装了一只从废物堆里捡来的电动机,它可转动用马粪纸做成的四周戳有小洞洞的“扫描圆盆”,还有装在旧饼干箱里的投影灯。几块透镜及从报废的军用电视机上拆下来的部件等等。这一切凌乱的东西被贝尔德用胶水、细绳及电线串连在一起,成了他发明机的实验装置。贝尔德知道电视机的原理:应该把要发送的场景分成许多小点儿,暗的或明的,再以电信号的形式发送出去,最后在接收的一端让它重现出来。
贝尔德在他简陋的实验室里年复一年地实验,他实验装置被装了又拆,拆了又装。经过十八年的努力,1920-年春天,贝尔德成功地发射了一朵十字花。但发射的距离只有3米,图像也忽有忽无,只是一个轮廓。
为了找明图像不清晰的原因,贝尔德又开始了新一番试验。他想原因也许是电压不足?于是他把好几百个干电池连接起来。他接通了电路,可是不小心左手触到了一根裸露的连接线,高达20-伏的电压立即把他击倒在地,他昏迷了过去。第二天的伦敦《每日快报》马上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贝尔德触电的消息。贝尔德一时间成了英国的新闻人物。
贝尔德灵机一动,就利用报纸来为他筹集资金。他设法为记者们做了一次实物表演。一家小报做了通讯。伦敦的一家无线电老板闻讯赶来。表示愿意提供经费。但要收取发明的收益的一半份额。
贝尔德同意了这样苛刻的要求。他的实验装置从黑斯廷斯运到了伦敦。但经费很快又用尽了。他的试验似无重大突破。
一家百货店的老板又来同他订了合同。每周付他25英镑。免费提供一切材料。但贝尔德必须在他商店门前操作表演。
现场表演又是失败。贝尔德生活日见艰难。没钱吃饭,没钱付房租。他只好忍痛把设备的零件卖掉,以此维持生活。他家乡的两个堂兄弟得知贝尔德陷入绝境后,给他寄来了500英镑。贝尔德得救了,他立即又投入试验。
成功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终日陪伴他的木偶头像“比尔”的脸部特征被清晰地显现在接收机上了。这一天是1920-年10月2清晨。
“成功了、成功了”贝尔德兴奋地喊叫着冲下楼。一把抓住一个店堂里的小伙子,拽他上楼,把他按在“比尔”的位置上。小伙子吓得直打哆嗦,但几秒钟后,他也吃惊地喊叫起来:“真是奇迹,真是奇迹。”因为贝尔德的“魔镜”里映出了他的脸。
贝尔德终于震惊英国,资助他的人纷纷涌来。贝尔德更新了设备。开始更大规模的试验。1920-年,贝尔德把伦敦传播室的人像传送到纽约的一部接收机上。
不久,又出现了新的奇迹。贝尔德把伦敦一位姑娘的图像传送给她正在远洋航行的未婚夫。贝尔德的名字在全世界传开了。他申请在英国开创电视广播事业,但没有得到批准。但要求电视广播的人越来越多。这个问题提交给议会,经过激烈的长时间的辩论。议会决定了开展电视广播。
1936年秋,英国广播公司正式从伦敦播送电视节目。此时的贝尔德又开始埋头研究彩色电视。1941年12月,贝尔德传送的首批完美的彩色图像获得成功。可惜的是贝尔德的实验室被-的飞弹击毁了。但贝尔德重新开始研究。1946年6月的一天,英国广播公司开始播送彩色电视节目,但劳累过度的贝尔德却在这一天病倒了,没有收看他的研究结果。6天后,他离开了人世,终年58岁。
在英国南肯辛顿科学博物馆里,游人能看到贝尔德发明的第一架电视机,还有陪伴他多年的木偶比尔。比尔咧嘴笑着,仿佛在向游人诉说贝尔德的艰苦发明的故事,也好象在为贝尔德成功而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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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老身上有很多标签,比如“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杂交水稻之父”“魔稻祖师”“最酷的90后”“90后梗王”等等。这些标签或大气、或诙谐、或酷炫,反映的是这位“90后”老爷子热爱田野、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本真。而这些品质,是需要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学习的。
基层党员干部要永远热爱田野。强调:“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祖国。袁老深爱着祖国,他把论文写在田野之上,把一生都贡献给了乡间,为的是实现“禾下乘凉”和“覆盖全球”两个梦想。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大都来自田野乡间,要时刻想着扎根祖国大地,将自己的前途命运和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此才能不负韶华、不负青春。田野不只有秀美的风景,也有荆棘坎坷的泥路,但是只要我们把心沉下去,一定可以在把泥泞小路变成康庄大道,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基层党员干部要永远热爱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为人民服务是伟大而光荣的事业,袁隆平强调,不能搞牺牲产量来求优质,为了国家粮食安全,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消费需求,“应该要搞既高产又优质的800公斤的”。正是如同袁老这样伟大的科学家热爱人民、不断奋斗,才让我们解决了吃饱和吃好的问题,从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广大基层党员干部也应如此,对于人民要心存热爱,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人民谋福祉、谋利益,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基层党员干部要永远热爱生活。海德格尔说过:“人生的本质是一首诗,人是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90后”袁隆平曾经称自己上班不打卡,下田最高兴,喜好自在,专长松懈。袁老就是这样热爱着生活,一不小心还成了“梗王”。“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和诗的田野”,广大基层党员干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花费心血去适应、去提高、去改变。在工作之外,也要顾及生活、照看好家庭、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但是我们依然要热爱生活,“以苦为乐”,开心过好每一天。唯有此,我们才能不为生活所累,也能更好集中精力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奋斗终身!
最后再次祝袁老生日快乐,早日实现自己的生日愿望,而我们广大基层党员干部也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奋斗和努力,以另一种方式去守护袁老深爱的伟大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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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实验室。他很少在两三点钟以前睡觉,有时整天整夜守在实验室里。为他做饭的保姆只好把饭菜放在外间屋的桌子上。
有一次,牛顿的一位朋友来看他,在实验室外面等了他好久,肚子饿了就独自把桌上的烤鸡吃了,不辞而别。过了好长时间,牛顿的实验告一段落,他才觉出肚子咕咕在叫,赶快跑出来吃鸡。他看到盘子里啃剩下的鸡骨头,居然对助手说:哈哈,我还以为我还没吃饭哩,原来已经吃过了呀!
还有一回,一个好朋友请牛顿吃饭,一边吃饭一边议论科学问题。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牛顿站起来说:对了,还有好酒呢,我去取来咱们一起喝。说完就向实验室跑去,一去就不回来了。朋友追过去一看,牛顿又摆弄上他的实验了。原来牛顿在取酒的路上忽然想出了一个新的实验方法,居然将取酒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牛顿的这种轶事岂止三件,它说明,牛顿酷爱科学,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科学。正是因为牛顿有这种为科学献身的奋斗精神,他才能总结出牛顿三定律,对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牛顿病逝以后,英国政府在他的墓碑上镌刻了墓志铭,最后一段是:让人类欢呼/曾经存在过这样伟大的/一位人类之光
有道是:自然和自然规律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来,一切都明亮了。或者说:道法自然,久藏玄冥。天降牛顿,万物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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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
竺可桢自幼就很聪明而且特别好学。在他两三岁的时候,每天 晚上都要叫爸爸识字,有的时候他太忙,或辛苦了一天觉得太累,不教他,他就不 高兴甚至哭闹,爸爸只好依他。结果,在竺可桢三、四岁时,就已认识两千个左右的字。
他的老师章先生很喜欢竺可桢的聪明,但更喜爱他的勤奋好学,对他的要求也格外严格。他经常找一些优秀的古代散文、诗词,讲解给竺可桢听。
竺可桢不仅爱读书,而且更爱思考。竺可桢读了《爱莲说》后,就想:我要爱莲花,更要爱莲的茎和藕。他把自己读《爱莲说》后的感想告诉了章先生。章先生很为竺可桢小小年纪就这样思考问题,而且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感动。他教导竺可桢说,藕虽埋没于污泥只中,但它将自己的全部营养贡献出来,使莲花亭亭玉立而不被烂泥污染,这是非常可贵的,而且藕本身也是洁白的,你要学习藕这种纯洁坚贞的品格。
竺可桢听了这番话,印象很深。他后来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藕舫”,就包含了记取章先生的教诲的意思。
竺可桢爱读书爱思考习惯的养成,影响了他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为他在我国气象学、气候学、地理学等学科取得卓越成就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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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1960年的曹宏球,是湖南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塔水村农民,因为出生在粮食大饥荒的年代,小时候吃了不少苦。自从改革开放的春风拂暖大地,脑子活络的曹宏球率先在村里种起了杂交水稻,他家责任田的粮食产量,年年都有好收成。此外,他种的蔬菜瓜果也比别人好,还培育出无籽苦瓜新品种。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将田里的活交给妻子打理,他则改行专门养蜂,口袋渐渐鼓了起来,不久就被郴州地委表彰为科技致富典型人物。
他对袁隆平心怀感激和敬重,萌生了自费为袁隆平雕塑一尊汉白玉塑像的念头。为了弄到袁隆平的照片,他给袁隆平写了一封信,收到曹宏球情深意切的信后,袁隆平请同事回了封信。
袁隆平在回信中说,“你和广大农民的心愿,在我看来,比诺贝尔奖还更荣耀。你们的这份情我就领了,但我为人民为国家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因此,请你千万不要把钱浪费在为我塑什么石雕像上,我实在受不起你的这种厚爱。请你尊重我的意见,并恕我不给你寄照片。”
后来,曹宏球为了表示对这位“米菩萨”的崇敬之情,他自己拿出五万元的积蓄,请人为袁隆平雕塑了一尊真人大小的汉白玉雕像。在竣工时乡亲们放鞭炮,扭秧歌,还在雕像前供上象征长寿与祝福的寿桃果品。
在乡亲们眼中,袁隆平是恩泽乡里的米菩萨。袁隆平听闻之后很不高兴。但后来听说曹宏球家因为自然灾害而陷入困境时,袁隆平赶紧让人给他送去了两万元钱。
而因为日晒雨淋,曹宏球无力维护雕像,这位老实的农民只好又跑来长沙,希望袁隆平能资助一下,但这回他却碰壁了,袁隆平听说是要钱维护雕像,他坚决不同意给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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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读《中外科学家的故事》这本书之后,我深有感触。本书中写了张衡、祖冲之、沈括、李四光、茅以升、童第周、钱学森、达尔文等十三位科学家的故事。
其中我最崇拜的人是张衡、伽利略、阿基米德。张衡他是东汉时期的天文学家。他创造了世界最先出现的天球仪,他发明了世界上的第一个地震仪,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候风仪……
张衡曾经说过:一个人不应该担心自己的地位不高,而应该担心自己的道德不高尚;不应当为收入菲薄而害羞,而应当为知识不广博而害臊。这句话说的多好呀!所以我们必须好好学习,没有了知识,你的地位再高也没有用。
伽利略是意大利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伽利略从小勤学好动,领悟力强,才学惊人。伽利略是经典力学和实验物理学的先驱者。他在物理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通过亲自实验,确立了自由落体定律、合理定律,单摆振动的等时性、抛体运动,提出了运动的相对性原理,还对速度、加速度等运动学的基本概念作出了严格的定义,等等。单摆振动的等时性是伽利略作出的第一个重要发现。
伽利略对天文学也有重要的贡献。
伽利略一生道路坎坷,尤其是屡遭罗马教廷的残酷迫害。残酷的迫害使已经是风烛残年的伽利略得了多种疾病,双目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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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科学家焦耳从小就很喜爱物理学,他常常自己动手做一些关于电、热之类的实验。
有一年放假,焦耳和哥哥一起到郊外旅游。聪明好学的焦耳就是在玩耍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做他的物理实验。
他找了一匹瘸腿的马,由他哥哥牵着,自己悄悄躲在后面,用伏达电池将电流通到马身上,想试一试动物在受到电流刺激后的反应。结果,他想看到的反应出现了,马收到电击后狂跳起来,差一点把哥哥踢伤。
尽管已经出现了危险,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爱做实验的小焦耳的情绪。他和咯咯又划着船来到群山环绕的湖上,焦耳想在这里试一试回声有多大。他们在火枪里塞满了火药,然后扣动扳机。谁知“砰”的一声,从枪口里喷出一条长长的火苗,烧光了焦耳的眉毛,还险些把哥哥吓得掉进湖里。
这时,天空浓云密布,电闪雷鸣,刚想上岸躲雨的焦耳发现,每次闪电过后好一会儿才能听见轰隆的雷声,这是怎么回事?
焦耳顾不得躲雨,拉着哥哥爬上一个山头,用怀表认真记录下去每次闪电到雷鸣之间相隔的时间。
开学后焦耳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做的实验都告诉了老师,并向老师请教。
老师望着勤学好问的焦耳笑了,耐心地为他讲解:“光和声的传播速度是不一样的,光速快而声速慢,所以人们总是想见闪电再听到雷声,而实际上闪电雷鸣是同时发生的。”
焦耳听了恍然大悟。从此,他对学习科学知识更加入迷。通过不断地学习和认真地观察计算,他终于发现了热功当量和能量守恒定律,成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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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课堂上,老师给大家讲了科学家钱学森以及他的故事。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们认识了钱学森这个伟大的人物,仿佛他的言行举止又浮现在我们面前。
钱学森,1934年毕业,去了美国留学。他在美国享受优厚的待遇,有富裕的生活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准备,为的是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多做点事。”
读完这个故事,我感受到了钱学森的伟大。他为了回到自己的祖国,在美国受了很多苦,才达到了自己的心愿——回国,并在中国科技发展中做出伟大的贡献,特别是为我国运载火箭、导弹的研制发射做出巨大的贡献。为了回国,钱学森放弃了自己在美国的金钱、地位和荣誉。我想,只有深深爱国的人,才能做出这个举动啊!为了回国,他奋斗了整整五年。五年啊!对于一个没有意志的人来说随时都会放弃,随时都会改变,可他没有,一直怀着对祖国的挚爱,一直坚持着这种信念。确实,钱学森的这种执着的爱国之心是无人能比的。
说起钱学森,我想起了邱少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为了整个班,为了整个潜伏部队,痛苦地忍受着烈火的煎熬,一直伏在地上一动不动,没有发出一声叫喊和呻吟,保证了潜伏部队胜利完成任务,可他自己却活活被烧死。邱少云在烈火烧身时不痛苦吗?不思念家人吗?不思念他的战友吗?但他以国家利益为重,为了朝鲜人民,为了全中国人民,他舍己为人。他的死是值得的,是光荣的,是永远让我们怀念的。
读了钱学森的故事,也许你和我一样会被主人公那么炽热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打动。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再想一想我们自己,做事情只要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了,更不会举一反三。我以后要向像钱学森那样,好好读书,长大以后报效我们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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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nar是西方各大学、学术机关开展的在导师指导下就某问题进行研讨的一种常用方式。Seminar的基本精神是知识互补,互相启发、共同提高的群体效应,在今天大科学时代更是需要推广的。郭永怀在加拿大、美国学习研究16年之久,当然熟悉Seminar的妙用。回国后,他仍坚持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运用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郭永怀像园丁一样辛勤培育电磁流体力学这株新苗。他的方法就是指定参考书大家分头研读,等有初步了解之后,他便组织学术讨论会,自己也以平等身份参加讨论,让大家轮流报告学习所得,基本上是每星期一次,会上争论热烈各有收获。“这种讨论会对大家帮助很大。他们一方面从郭永怀的发言中,领悟到研究工作的方法,一方面又从别人的研究中吸取经验教训。同时每个人通过讨论还可以检验自己掌握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的情况。
和大家一样,郭永怀也多次谈到,这种讨论会也使他学到了不少东西。”当年的电磁流体力学研究组经过艰难曲折发展为研究室、研究所,不仅出了一批论文、专著等成果,更重要的是培育出一批该领域的骨干力量,其中有的成为国际知名专家,他们认为:“郭永怀先生不愧是电磁流体力学的奠基者,力学、物理学领域的一代宗师。”
郭永怀不仅是大科学家,而且是科技战略家、组织家,他善于把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组织在一起共同攻关,以便参与者相互影响,相互启发,了解掌握新东西,达到新的高度。这也是大科学的特征之一。所以郭永怀反对过分强调“专业对口”,而提倡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共同攻关。因为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激发、争论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类事例在科学史上是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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