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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最卓越的代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被邀请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国文联和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
他经常参加国内外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从事艺术研究,还认真培养青年演员。他的学生,不但有京剧演员还有不少地方戏的演员。同时,他仍然经常演出。全国各地都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到那里演出。他理解人民的要求,在十年的时间里,走了十九个省,让观众实现了“看看梅兰芳”的愿望。
1959年,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梅兰芳排演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新戏:《穆桂英挂帅》。那年,他已经是六十五岁的高龄了,可扮演出的穆桂英仍然是神采奕奕,为建国十周年增添了喜庆气氛。
梅兰芳在晚年患有心脏病,可他不顾这些,一心要为更多的人演戏。1961年夏天,六十七岁的梅兰芳应邀到新疆参加铁路落成典礼,并进行演出。
一想到此生能到大西北为人民演戏,他很激动,做好了各种准备。不料就在这时候,他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新疆去不成了,他十分着急。
8月4日,周恩来总理来医院探视梅兰芳,对他说:“梅先生,我正在北戴河开会,听说你病了,特意赶来看你。”
梅兰芳有些着急地说:“新疆有条铁路刚刚落成,约我参加通车典礼,火车票都买好了,可我却去不成了……”
“不要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养病。等病好了,还愁没有工作干吗?”周总理安慰说。
不幸,四天之后,梅兰芳因病去世了。他为中国人民创造的艺术精品永远是民族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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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总是很惊艳很性感。当有记者对她说“你长得不是很漂亮,但……”时,她根本不给对方机会,打断道:“对不起,我觉得我非常漂亮。”这就是莫文蔚:古怪精灵而又自信满满。
莫文蔚从小就很有表演欲。3岁时跟家人去看表演,一听到音乐她就冲上台去跟着歌手唱啊跳啊。最后观众给歌手鼓掌,她还以为是在为自己鼓掌,煞有介事地牵着裙角跟大家道谢。后来上了-的学校,每天早上都会有一个同学到教室前面念一段《圣经》,她就把念《圣经》当做表演,努力念得流畅。
她家境很好,用不着她很早出来赚钱。祖父威尔士人莫理士在香港一手创办了圣约翰救伤队及英皇书院,父亲是政府官员,母亲则是香港电视台高级管理人员。
抛开家庭背景,莫文蔚的个人履历也非常拿得出手:香港十大杰出学生,在意大利读高中,又到英国伦敦大学主修意大利文学。除了国语、粤语,还精通英、法、意3国语言,民族舞、爵士舞、钢琴、古筝、双簧管都达到专业水平。
大学毕业后,莫文蔚本打算在英国筹划舞台剧,却偶然被唱片公司发掘,走上了演艺道路。可成功总不会来得那么快,第一张唱片销量只有八百张,随后她所属的唱片公司倒闭了。第二张唱片的销量仍只有三千。事业未见起色,加上传媒负面报道,给她带来压力与阴霾,她第一次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一波三折似乎是娱乐圈的必经阶段。随后,《大话西游》的制片人找她演女主角,幸运的她成了不折不扣的“星女郎”。在表演中,她笑声肆无忌惮、造型千奇百怪、个性极度张扬。她足够自信,自信到完全不介意被丑化,缺点被暴露;自信到出专辑时每首歌都一气呵成,而不是像太多偶像歌手,一句一句录歌,每一句都强迫录音师花两个小时进行音色美化。她相信歌声重要的是情绪,而不是音准。
终于,出道数年后,她第一张专辑的歌才在ktv中被大家热唱,她的智慧、气质、性感融合到歌声中,有一种别样的美。
她的声音,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好。吸引人的地方,是她把唱歌当成演戏了,不管老歌还是新歌,用她那有点沙哑、有点慵懒、有点漫不经心的声音唱出来,别有一番意味。《阴天》曾是一首很走红的歌。“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捡,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须楚楚可怜……”冷静得令人发指的歌词,只有通过她那大大咧咧的声线扩张出来,才有了十足的可信度。
智慧在任何行业都不是摆设,她的聪明资质和良好教育背景对她的娱乐事业也有帮助。好莱坞经纪公司caa与她签约,除了认为她在舞台剧、电影及音乐方面都有成绩外,更因为看中她懂法语、英语及意大利语,想要为她打开国际市场。
现在,兼具智慧与性感的她还是名副其实的广告天后,据说中国每一家大型广告公司都有一份莫文蔚的代言报价单。
“对艺人,人们通常有3种态度——喜欢、不喜欢和你做什么都无所谓。我绝对不要无所谓,那样我会很难过的。我就是态度鲜明,我不怕别人不喜欢。”这是莫文蔚式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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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 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 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 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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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1889~1971年),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创造者和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以独到的学术见解创立的地质力学,不仅圆满地解决了各种地质构造型式的形成机制,而且成功地指导了找矿工作。根据他的理论,我国相继发现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等重要油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国际上他也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长期的国外留学生活中,他亲身感受到中国人受尽歧视的耻辱,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曾说:我们不能不承认人家的文化程度比我们高,艺术比我们精。人家的地方已经开辟到十分田地,我们的一块沃土,还在那里荒着。请他们来做好了,再拱手奉还给我们,世界上恐怕没有那么一回事。所以,我们一线的生机,还是在我们的民族,大家打起精神,举起锄头向前挖去。所以,李四光上课的时候,除了科学上的一些专有名词以外,他始终坚持用中文讲解。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一个学生叫他Mr.李,叫了几声,他就问那个学生叫谁?那个学生说:叫你。李四光说:你可以称我老李、小李或阿猫、阿狗什么的,但是我不准你叫我Mr.李。有一次,李四光带了七八个学生到宜昌做野外考察,在街上看见一个美国人坐人力车不给车钱,还要拿起手杖打拉车人。李四光看到后,气愤极了,就跑到美国人面前一定要他付车钱,并且不准打人。那个美国人开始愣了一下,后来一看是一个穿破西服的中国人,竟蛮不讲理地冷笑一下,准备一走了之。李四光和七八个学生操起地质锤把他拦住了。那个美国人一看事情不妙,只得乖乖地给了车钱,灰溜溜地走了。路上的行人都为此感到扬眉吐气。
50年代初,李四光承担的另一重大的任务就是,把全国的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连年的劳累使李四光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他时常带病坚持工作,万不得已才去医院住院治疗。但是,1957年11月,李四光的肾病加重,小便带血,背部生疔(dīng),住进了北京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手术刀口基本上愈合了,但创痛还没有完全消除李四光就急于出院,返回了工作岗位。关于中国石油资源的远景,在50年代以前,不少地质学家抱着悲观的看法。1915~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马栋臣、王国栋曾率领一个钻井队,在陕西北部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不少钱,收获不大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回国后写文章说,中国是贫油国家,在中国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是遥远,西北部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油田,东北部分不会有大量石油。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
李四光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石油战线的广大工作者。1954年初,地质部成立了全国石油、天然气普查委员会。1955年1月20日,地质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定组成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5个石油普查大队。经过艰苦工作,终于发现了很多可能储油的构造。
1956年1月下旬,地质部召开第二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定1956年将派93个地质队,430多名地质人员奔赴12个地区进行普查和细测。这样经过3年的石油普查工作,在新疆、青海、四川、江苏、贵州、广西及华北、东北等有希望的含油远景区,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并在柴达木等构造上,探到了具有工业价值的油流。
1964年元月1日下午,毛主席请李四光晚上七时半到中南海怀仁堂一起观看现代豫剧《朝阳沟》。接到电话之后,李四光的心情异常激动,当他在开演之前来到休息厅的时候,毛主席健步走来,同他热烈握手,谈起石油问题时,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两家(即地质部和石油部)都有很大的功劳。
1971年4月24日,李四光因为感冒发烧,住进了北京医院。入院后,虽然很快便退了高烧,但血压一直波动得很厉害。晚上,他常常不能入睡,往事总是萦绕心头。一天晚上,李四光特别兴奋,他和陪他的女儿谈了很多很多:从青年时代漫长的求学之路到30年代的黑暗中国;从建国初的艰苦奋斗到如今的各种经历。
1971年4月29日上午8时30分,李四光这位历经风霜、鞠躬尽瘁、为祖国为人民奉献了一生的伟大科学家永远离开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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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本人今天终于看完了大陆的版本,相比较于繁体版本显然是删节了不少,已经有朋友指出了,本人就不多说了。但是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如果真正对于历史本身——而非盲目追求某种模糊的意识形态——感兴趣的话,这个简化字版本的近代史仍然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书。
首先,这本书突破一般的观念,将历史的维度放大到了400年,成了一本400年的“近代史”。在这其中有助于我们建设一个大历史观,看到无论是合作还是冲突,平衡还是失衡的更全方位的因素。而这一点,向来是本人认为中国大陆一般人的历史观最缺乏的东西。我们总是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将历史事件的原因简单得归结于经济因素或者其它。这种思维的直接反动就是现在对于相反意识形态的盲目崇拜,认为西方式的模式移植到中国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社会变革。
而这本书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给我们刻画了从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整体社会的社会意识和整体文化的状态。冲突的根源与其说是最终的鸦片贸易——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一因素的重要,不如说整个近代史的冲突就来自于两种文化模式和意识的冲突,而两种文化的踫撞和互动中,又影响了历史本身的发展。事实上,我们从这本书中得到最大的观点就是社会与历史的交互式的前进。
其次,从这本历史书中我们可以跳出单纯的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刺激—反应”的模式。我记得在接受基础教育的时候,历史教材就给我们这样的印象,鸦片战争以及二次鸦片战争导致了所谓“开眼看世界”,以及在器物层面的模仿;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导致政治体制的反思与改革;而巴黎和会则导致了整体思想的反思。这种递推的模式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显然忽视了中国社会本身的主体性的问题。
本书所刻画的近代中国的历程则是一种反思式的推进,可以这样说中国从原先的模式中脱离出来,试图进入完全外来的模式,但是发现这本身并非从其主体出发,从而进入下一个反思的过程,重新认识自身的主体性。最后一个阶段的主体性认识可以说就是摆脱苏俄模式的共产政权,其领袖毛泽东最终取得胜利,完成中国近代重要的民族解放的任务。第三,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猜想。整本中国近代史刻画了近代中国本身的一条主线,就是求得民族本身的解放,是从整个国际体系的压迫之下摆脱,恢复自己的主动性。这一恢复最终结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之下。但是另一部分的解放,即个人的解放,显然没有过多的提及,甚至是在繁体版本。或许这应当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现代中国”的命题,事实上我们正在前进。
总的来说,这本书是本人最近看到的比较好的历史类读物,如果说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侧重于介绍一种历史的观点,而比较不注意历史事实的分析——中国这么长的历史,只在那本小小的书中都说完了,那么这本徐先生的近代史,就是将宏观的历史思维和详细的历史事实相结合的好书。
这本书的确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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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是侯德榜刚入清华学堂的第一年(也是最后一年,因为入学成绩特优,他只需要在清华学一年就可以去美国留学)。入学之前,他在符离集(出烧鸡的地方)铁路上工作了三年,1910年考上的清华,1911年去的。没办法,他家穷,侯家世代务农,他爷爷出于为未来的期望,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富清华、穷北大”那时候清华学堂的人还是比较看不起这个比较穷而且大一点的插班生的,别人可是在这个英文授课的学校里学了好多年了(清华学堂学制十年,第十年正常毕业就可以直接留学美国)。在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之后,再没有看不起他了。就在这次考试上,他拿了十个满分。1913年,他去了MIT学化学。
侯德榜对中国化工的贡献,不仅仅是一个制碱法,他几乎搭起了整个三酸两碱的底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他作为中国人聪明和勤劳的一方面。
侯德榜组织了一个精干的技术班子赴美国考察采购和学习。在此期间,他们购到了制酸设备,以中国人特有的忍耐力,通过软磨硬泡的办法,学到了制酸的关键技术。还在购买硫酸设备时,“顺便”在该厂索要到与制酸无关的硫酸铵生产工艺图。然后掉过头,从另一厂家以废钢的价格买下一套硫酸铵生产设备。这一点,美国人的评价比较权威“他们太精明了”。设备运回中国,安装又没有大型设备,买设备只用一次显然不是中国人的传统,侯德榜带人自己设计了一套。后来四个厂,硫酸、硝酸、硫酸铵、合成氨全部一次开车成功。
不幸的是,不久,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被打回去了,造成的破坏却一时半会恢复不了。首先要国民政府出面讨要被抢走的工厂设备,KMT嫌麻烦、拖着不办。侯德榜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造舆论;交涉好了,运回设备的时候,美国人要把日本人换上的零件卸下来,侯德榜说“强盗抢走的是一辆好汽车,还回来至少是能开的汽车,不能把强盗用坏而更换的零件再卸走呀”;争回来了,美国人要在日本口岸交割,侯德榜不同意,强盗抢走的东西要还就要还到家里来;对日本赔偿的工厂,要求“这些赔偿来的东西是八年抗战的成果,我们不能宽大到这种地步,留给他们作为报复的资本。即使是破铜烂铁,只要回到了中国,就是我们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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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的胡庆余堂,可以看到药堂上挂了两块匾,一块朝着顾客,上书“真不贰价”四个字,另有一块对着柜台,上面是胡雪岩亲手写的“戒欺”两字。旁边还有一段小字:“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据说在胡庆余堂开张之日,胡雪岩还亲自站柜台,并在店堂里放下一只大香炉,终年香烟缭绕,倒不是敬菩萨,而是给顾客来烧药的。凡是顾客不满意,拿药来,一律扔进香炉,重新配药。有一味药叫“金鹿丸”,制造这味药需要在鹿身上取30多种东西。为了保证原料的质量,他便自己开辟了一个养鹿场,以保证原料绝对地货真价实。在制作“金鹿丸”的那一天,店里的伙计拉着将要宰杀的活鹿上街游行,向大众表明胡庆余堂做的药绝无假货。
“胡庆余堂”是红顶商人胡雪岩毕生的心血。在世纪更迭、战火纷飞的岁月中,无数金字招牌都未能幸免于难,“胡庆余堂”却以胡雪岩提出的诚信传承到今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胡雪岩用诚信与良知经营胡庆余堂,不但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而且成就了他“江南药王”的美誉。胡雪岩对事业的态度、对生命的尊重也足以对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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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纽约联合国总部。
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向第61届联合国大会提名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接替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任期自1月1日至12月31日。
潘基文将成为联合国第八位秘书长,也是继缅甸的吴丹之后第二位出自亚洲的联合国秘书长。
44年前的美国华盛顿,据说曾开启了潘基文的外交官之梦。
那是1962年,潘基文曾挤在一群外国同龄人中仰望美国总统肯尼迪,勉强露出大半个脸的他,笑得含蓄羞涩。
为了这一天,当时的高中生潘基文付出了许多努力。
1944年,潘基文生于韩国忠清北道的忠州。整个学生时代,他是典型的好学生,唯一的特长就是学习。韩升寿是潘基文的小学同学,他说,潘基文是一个只知道学习的孩子,“他经常和朋友们比谁解题快,或者记忆力更好。”潘基文有“英语神童”之誉。
中学时。英文老师要求学生把当天所学抄写10次。潘基文不仅认真完成作业,还干脆全背下来。高一时,潘基文家附近建忠州肥料厂,来了许多美国工程师家庭,他跟他们学习英文。潘基文的同乡、庆熙大学教授安英寿记得,“潘基文特别勤奋,美国人推荐的英文材料,不管是什么,他都统统背下来,像疯子一样。”
努力学习终于为潘基文赢来了机会。高二时,他参加红十字会主办的“外国学生访美活动(VISTA)”,硬是为忠州这个小地方赢得韩国4个名额中的一个,成为一时的话题。在学校,他由于要去美国,被破例允许留长发。潘基文离开家乡忠州启程赴美前,乡亲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还特别安排了一群女学生制作了“福袋”让潘基文交给美国人。当时,将福袋送给潘基文的是忠州女高的学生会会长柳淳泽。巧合的是,这名女生9年后竟成了潘基文的妻子。
正是因为自己的勤奋学习,潘基文从众多的韩国学生中脱颖而出,见到了美国总统肯尼迪并与他合影留念。这段经历对当时那个藏在人群中的羞涩少年影响很大,肯尼迪的潇洒身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更令他下定决心投身外交界。
潘基文1970年毕业于首尔国立大学政治外交系,以外交官考试“榜眼”的成绩进人韩国外交通商部。当时,没有人知道,他能走多远。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
外交官实习结束后,潘基文被分配到韩国驻美大使馆工作,但潘基文却提出到驻印度总领事馆工作。据潘基文的弟弟回忆说,那时的潘基文,因为经济原因,放弃美国而选择外派印度。“哥哥认为去美国工作难以存钱,而去发展中国家可以省点钱帮助家人。”
人生的转折,总藏在看不见的地方。潘基文在印度结识了卢信永。
1972年,卢信永任韩国驻印度总领事,负责韩印建交谈判。这位资深外交官很快就看中了潘基文,欣赏他表现出来的语言能力、敏捷判断力和沉稳性格。两年后,卢信永公开表示:“大使馆的事情,只要有潘基文都能解决。”
1985年,潘基文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行政学硕士学位。而此时,成为韩国的卢信永,把只是三等秘书的潘基文破格任命为原本应由一等秘书才能担任的礼宾秘书。与卢信永的缘分为潘基文的公职生涯开启了许多扇门。此后,他几乎担任过韩国所有最重要的外交职位,包括总统首席秘书、总统外交顾问、驻美大使和驻联合国大使等等,开始受到瞩目。2月至,他担任卢武铉总统的外交辅佐官,成为卢武铉的“左膀右臂”。20,潘基文被卢武铉任命为外交通商部长官。
由于升迁太快,1987年,他为此给100多位同事和前辈写信表示歉意,写这些信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人生并非都一帆风顺。,潘基文遭遇了外交生涯中的最大难关。由于工作失误,韩方在韩俄首脑会谈的协议文件中竟然包括了保留和加强反导条约等内容,而布什政府却主张废除反导条约。此事在韩美间引起了巨大____,时任外交次官的潘基文,因此受到牵连,被迫辞职。
当时,他的朋友送给他一张地铁定期票说,“今后没有人给你开车了,坐地铁吧。”潘基文想不通:“我没有一个小时用在自己的事情上……”这样“不名誉”的下台让他一度说出“想死”。
幸运的是,仅仅过了4个月,潘基文就走出了事业的低谷,被任命为联合国大会主席秘书室室长兼韩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而这段联合国的工作经历则为他日后竞选联合国秘书长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美国的信任很快就再度赢回。年,潘基文被任命为外交通商部长官的当天,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亲自致电祝贺:“包括我在内,许多美国人都对您很熟悉,并对您的就任感到高兴。”
不过,温和的潘基文也并非处处都顺从美国。担任韩国外长以来,他采取了更灵活的态度。韩国媒体认为,在潘基文任内,韩国多次拒绝美国公开谴责朝鲜人权记录的要求,并在美国态度有所保留的情况下,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和外交合作关系,在对外政策上呈现出了与此前几任外长都不同的鲜明特色。
担任外交官以后,由于为人诚实细致,潘基文一直受到各级上司的赏识。他在外交通商部有个“主事”的绰号。主事是古代新罗时期的官职。潘基文得到这一绰号,是因为不管把多么琐碎的业务交给他,他都能处理得井井有条,十分妥当。
只是,对于他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们来说,潘基文不是个“风趣”的人。因为对于事业的太多投入也使潘基文难以同时顾及家庭。“我对自己的家人感到很抱歉,但干好自己的工作是第一位的,即使我不能照顾好自己的家人,”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的潘基文去年在一所韩国高中演讲时说,“外交官在国外享受许多特权,所以他们也有无限的责任。”
这也许能告诉人们,他何以有这么好的人缘。
他的母亲从小对他说:“绝对不要吵架,多帮助别人。”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已成定局后,潘基文在忠州的母亲给儿子打来电话,说“很骄傲有这么出众的儿子,但时刻别忘记谦虚”。他的大学同学,现首尔大学教授安成旭说,他从学生时代做家教起,就深受学生家长欢迎,因为“他为人谦虚有信义”。
他永远在微笑,没人看过他发怒和失态。他曾说,“要努力学习上司的长处,并把它变成自己的”,而他也真的如同他曾经的上司卢信永一般,把办公桌保持得整洁有条理。由于经常很早上班,他甚至亲自给下属开门,以表示体恤他们的辛苦,“因为我早上班,他们自然也得早上班。”下属向他汇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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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5日,全世界的球迷共同见证了一个奇迹的诞生,更见证了一种精神,一种承担的精神。
今天,姚明带领着他的火箭队在客场挑战异常强大的洛杉矶湖人队。在比赛前,几乎没有人看好火箭队,他们的天赋并不出众,经验并不丰富,体能和速度也都不占优势。然而,这样的一只球队却在开场之后打了湖人队一个措手不及,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作为球队领袖的姚明一直被人诟病,自从进入nba开始,评论家就指责他缺少霸气,在关键时刻没有血性,所以姚明尽管个人能力非常出众,但作为一个领袖还是不被很多NBA专家认可。
然而,这次比赛让人们看到了姚明的另一面。面对强大得几乎不可战胜的敌人,他用拼命的奔跑,咬牙的坚持,激烈的碰撞一次次将对手反超比分的热情浇灭。离比赛还剩几分钟的时候,双方的拼杀已经到7白热化的程度,所有的人都红着眼睛激发出全部的力量在争取比赛的胜利。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带球突破的科比和姚明猛地撞到了一起,姚明意外地伤到了膝盖,猛然倒地,表情痛苦不堪。在NBA的赛场上,激烈的冲撞随处可见,所以谁也没有注意到姚明。可大家很快就发现姚明的表情非常痛苦,微微蜷起身体,双手抱着膝盖,眉头紧皱。裁判马上暂停了比赛,火箭队的队医第一时间跑到姚明身边低声询问着他的伤势。
姚明的表情仍旧异常痛苦,队医带着大家搀扶着姚明离开了赛场,缓缓走进了通向休息室的走廊。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姚明不会返回球场,火箭队已经凶多吉少的时候,美国记者在走廊里纪录下了一个让人震惊的画面。因为疼痛而咧着嘴咬牙坚持的姚明忽然停下了脚步,挣扎着要返回赛场。队医连忙拦住他,劝他要保证身体的健康,姚明无奈地转身继续向休息室走去。可两条腿向外走着,姚明的目光却一直望着赛场方向。又走了几步之后,姚明坚决地停了下来,他坚持要回到比赛场上去,队医知道自己无法劝阻姚明,就让他做了几个简单的动作,在确定并无大碍之后,队医又陪伴着姚明走回了赛场。
当姚明再次走回球场的时候,所有的观众纷纷站起身来为他鼓掌。虽然这里是对手的主场,但对方的球迷还是将掌声送给了坚强的姚明。当姚明再次回到场边的时候,主教练阿德尔曼显然没有料到姚明会带伤回来。担心姚明伤势的主教练正在犹豫着是否要让姚明上场,姚明已经指着场上的队友大喊了起来,他在告诉阿德尔曼,比赛场上有他的兄弟,比赛场上有急需他的队友,他要承担起自己的那一份责任。
当姚明再次回到比赛场上的刹那,一个当地的记者哭了,他哽咽着说道:“姚明让我们明白了一个男人该承担什幺,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坚强和伟大!”
姚明再次站在比赛扬上,让场上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这时的比赛已经到了决战时刻,姚明受伤的膝盖已经红肿,他接到球之后仍旧在咬着牙坚持着。姚明的回归给了队友们极大的鼓舞,火箭队打出了极其强悍的气势,在顶住对手的反扑之后,最终赢得了这场让所有人吃惊的比赛。
与其说这是一场比赛的胜利,不如说这是一种精神的胜利。姚明向所有人展现出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因为勇于承担,所以才会被信赖;因为被信赖,才能有凝聚力;因为有凝聚力,才能创造奇迹。
美国有一首非常有名的乡村歌曲,里面有这样一句歌词——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男子汉?姚明在今天的比赛里给出了答案:一个人要默默付出很多年,并且等到他学会承担责任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真正的男子汉!
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走廊,这是姚明的走廊,这是一个男子汉的走廊,这是一个必将被人们铭记的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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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李宗仁在美国公开提出反对“台湾托管”,主张国共再度和谈,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事情。
1965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下,李宗仁冲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干扰,摆脱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暗杀,毅然返回祖国,他声明:“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他还希望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凛于民族大义,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做出贡献。分析:为了祖国的和平统一,李宗仁先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民族大义,将永远激励着为统一大业而奋斗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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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
“振兴中华”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它是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最早提出来的。在孙中山之前,也有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像林则徐、魏源、严复、李善兰、徐寿等思想家、科学家,还有一些清朝的官员,都在想办法使中国强盛起来,但是他们大都是在清朝的“躯体”上进行改革,不可能成功。孙中山看透了清朝的腐败和反动,认为只有-这个绊脚石,实行民主革命,才能真正救中国。
1894年,孙中山在太平洋上的檀香山(现属美国)创建了最早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顾名思义,就是振兴中华的意思。孙中山在成立宣言中明确指出,成立本会的目的,“专为振兴中华”。后来,他又经常不断地宣传振兴中华的思想。有一次,他说:“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到了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国是世界上顶弱顶贫的国家。……我们中国人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不然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亡国亡种的地位。大家要醒!醒!醒!醒!”
他还要说过:“如果我们能从今天就醒起来,那么中国前途的运命,还是很大的希望。……我们就是要从革命这条路去走,拿革命的主义救中国。”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前仆后继,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很多人流血牺牲,终于在1911年取得了武昌起义的成功。清朝被-了。虽然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可这为祖国的富强创造了条件。“振兴中华”从此成为更多的中国人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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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郭沫若参加了北伐战争,先后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代理主任等重要职务。在大革命洪流中,他亲眼看到了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共产党员的勇敢、不怕死的精神,给了他巨大的鼓舞。
他参加了南昌八一起义,虽然未获成功,但他由衷地感到,英勇顽强的共产党人,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是中国革命的火种。在南昌起义军南下的路上,由周恩来和李一氓同志介绍,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旅居日本,从事学术研究。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8日,党中央通电全国,号召抗战。海外赤子郭沫若心急如火,恨不能一下飞回祖国,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抗战。他不顾身边的5个孩子和日籍妻子,独自一人暗暗地进行着回国的准备。
7月25日,他给妻儿留下别言,悄悄离家去东京乘船回国。回国不久,他就_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了文化界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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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次,周恩来总理去某地视察工作,飞机着陆后,他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这时机械师正蹲在地上工作,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握手后就站在机械师身后耐心地等他,并示意别人不要惊动他。机械师工作结束后转过身来,才发现总理站在身后,不禁大吃一惊,忙说:“对不起,总理,我不知道您在等我。”
总理笑着说:“唤,我没影响你的工作吧?”
“没有,没有”,机械师赶忙说。周总理这种尊重别人,讲礼貌的好品质、好作风深深地感动了机械师和在场的所有人。
2、某次,一个美记者采访周恩来时,看见桌上放着一支美国派克钢笔。他以一种讥讽的口气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中国为什么还要用美国的钢笔呢?"
周恩来淡淡一笑,答道:"谈起这支派克钢笔话就长了。这是一个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他是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想,无功不受禄,就推辞。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收下了贵国的这支派克钢笔。"
3、在一次招待会上,尼克松一次问周恩来总理:“总理阁下,中国好,林彪为什么提出往苏联跑?”周恩来回答:“这不奇怪。大自然好,苍蝇还是要往厕所跑嘛!”一位西方女记者对着话筒匆匆问道:“周恩来先生,可不可以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可以的。”周恩来微笑着回答。“您已经60多岁了,为什么依然神采奕奕,记忆非凡,显得这样年轻、英俊?”场内顿时响起了友善的笑声和议论声。这正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问题。周恩来温和地笑了笑,待场内安静下来,才声音宏亮地坦然回答:“因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所以我至今都很健康!”翻译流利地译出周恩来的话,整个大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喝彩声,各国记者无不为周恩来的巧妙回答所折服。
4、1973年,基辛格造访中国,毛泽东与其会晤,突然基辛格问道,听说主席阁下正在学英语呢。毛泽东听后立即风趣地说,是啊,只会几个单词,比如“papertiger”(纸老虎)之类的。当时,引得众人开怀笑。其实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用“papertiger”这个词来形容国民党反动派,后来还用这个词指帝国主义。
5、一次有位外国人问周总理:“你们中国人走路总是低着头啊,你看我们走起路来挺胸抬头的,多有气势啊。”
总理回答到:“我知道,一般上坡的人总是低头走路,而走下坡路的人总是高抬着头”
6、有人问周总理“你们国家有多少钱啊?”总理机智的答到“我们国家只有十八块八角八分钱。”(在当时我国发行的人民币只有十元、五元、二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这十种币值的人民币,其和正好是18。88元)。
7、在一次外交中,一位很不友好的外国人与周总理握完手后,竟然掏出手卷擦了擦手,之后又把手卷放入兜中。周总理见后,毫不客气的掏出手卷,擦了擦手后,直接把手卷扔到了垃圾筒中,有利地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
8、在一个外交场合,一位外国人问周恩来:“你们国家有妓女吗?”周恩来回答到:“有。”这时场内一片哗然。可总理接着说到:“在中国的台湾!”听到这里,场内响起了一片掌声。
9、一次,有人给周恩来总理出了一个谜语:“天下第一家,人人都爱他,人前他最小,春季开白花。”没有给出范围和提示,就叫总理猜,总理略加思索,说到:“赵钱孙李。”
10、--让人最感动的--联合国为周恩来降半旗的原因!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
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事迹材料)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
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
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瓦尔德海姆机敏而锋利的谈吐,不仅表现了他机智无比的外交才能,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高尚品格是举世无双。
11、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12、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总理平静地回答:“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总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总理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
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13、___期间,江苏省射阳县的一群红卫兵到北京上访,周总理接待了他们。红卫兵要求把射阳县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阳”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红太阳。周总理听他们讲明来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不理解总理为什么发笑,几只眼睛盯着总理脸上望。总理说:射阳两个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们这些小将看问题,为什么不从积极方面去看,而从消极方面去看呢?我说“射阳”两字很好,因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红太阳,而是红太阳光芒四射。周总理深怕他们听不清楚,又重复地说了一句对射阳的解释,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你们说对不对?说罢,又哈哈地大笑起来。红卫兵代表也都笑了,因为他们对总理的讲话感到心服口服,表示还是叫射阳县好。
14、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你们中国人口众多,你知道你们中国有多少个厕所吗?”这是一个非常刁难的问题,总理是管理国家大事的,怎么可能去调查全国有多少个厕所呢?大家都在瞪大眼睛等着周总理的回答。周总理不假思索:“两个。”这位西方记者有点纳闷:“你们中国人口周密,只有两个厕所怎么行呢?”周总理说:“我们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所以我们的厕所只需要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就已经足够了。”周总理就是这样轻描淡写把这西方记者打发了。
15、还有一次周总理出国访问时,在对方的宴会上有一道汤,从上面看不到热气上升,周总理没有留意其中的成分,舀一勺到嘴边被烫了一下,原来这汤上面是滚热的油。热油是看不到热气但温度非常高。如果没有接触很难辨认出温度的。这国家领导居然想出这么绝的手段。过一段时间这位国家领导访华时,周总理亲自出马,为他做了一道“热呼呼”点心——油炸“冰棒”。周总理当着这外国领导的面命人拿来“热气上升”的冰棒,来到一锅滚热的油边,总理在冰棒外面涂上一层厚厚的面粉,再往油锅里一放立即捞起,这时候面粉刚好被炸成干面皮包着冰棒,冰棒既不融化又可以看到“热呼呼”的样子。总理把这“热呼呼”的冰棒递给这外国领导,这人因为曾经用热汤烫过总理,这回又看到是刚从油锅里捞上来,接过手后不敢立即吃,先拿到嘴边慢慢吹气,不管他怎么吹“热气”依然不减。过了一会他才大胆的放进嘴里咬了一口,结果被冻得打了一个哆嗦……
16、还有一次一个外国嘉宾问周总理:“总理先生,你见过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吗?”有点想嘲笑的意思,以为自己见过美女如云,周总理不近女色不可能知道世界第一美女的名字的。周总理说:“见过!”对方问:“是谁?在哪里?”周总理说:“是我夫人,在我家里。”对方哈哈大笑:“尊夫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周总理说:“是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我眼里我的夫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否则我也不会娶她。”总理是世界上少有的好男人,当他的夫人知道自己无法生育的时候,主动要求总理纳妾,可以为周家传宗接代,可周总理坚决不娶,并且告诉夫人:“中华人民的儿女都是我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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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一张棱角分明、消瘦奇特的脸庞,一派狂放不羁、特立独行的做事风格,一副两肋插刀、不计回报的古道热肠;以“光明顶”命名公司会议室,与金庸密切交往,聚集互联网英雄人物“西湖论剑”。马云的种种言行,颇似一位纵横商海江湖的大侠。
马云之所以让当今的无数草根创业者崇拜,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马云也曾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他高考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试想,如果马云在第二次高考失败后,听从了父母的劝告,去学习一门手艺,安安稳稳过他当临时工的生活,那么,还会有今天的马云,还会有今天的阿里巴巴吗?
第一次高考,遭遇滑铁卢。尽管马云的英语在同龄人中显得出奇的好,但他的数学却实在太差,只得了1分,全面败北。这之后他当过秘书、搬运工,后来踩着三轮车帮人家送书。有一次,他给一家文化单位送书时,捡到一本名为《人生》的小说。那是作家路遥的代表作。小说的主人公,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曲折的生活道路给马云带来了许多感悟。高加林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他对理想有着执著的追求,但在他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往往每向前靠近一步,就会有一种阻力横在眼前,使他得不到真正施展才华的机会,甚至又不得不面对重新跌落到原点的局面。
从故事中,马云深刻领悟到人生的道路虽然很漫长,但关键处往往只有几步。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一个人的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这正印证了一句话:“人生不如意事十有-。”既然生活道路是如此的曲折、复杂,人们就应该坦然地去面对。于是,马云下定决心,要参加第二次高考。那年夏天,马云报了高考复读班,天天骑着自行车,两点一线,在家里和补习班间游走。
没想到第二次高考依然失利。这一次,马云的数学考了19分,总分离录取线差140分,而且这一次的成绩使得原本对马云上大学还抱有一丝希望的父母都觉得他不用再考了。
那时候,电视剧《排球女将》风靡全国,可谓家喻户晓。在那青涩但纯洁的时代,小鹿纯子的笑容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当然也包括当时的马云。不仅仅是因为她甜美的笑容,更多的是她永不言败的精神。这种精神对马云日后的影响十分深远,“永不放弃”也成了马云的一种精神象征,影响了每一个阿里人。小鹿纯子的拼搏精神给了马云巨大的激励,他不顾家人的极力反对,毅然开始了第三次高考的复习准备。由于无法说服家人,马云只得白天上班,晚上念夜校。到了周日,为了激励自己好好学习,特地早起赶一个小时的路到浙江大学图书馆读书。
就在第三次高考的前三天,一直对马云的数学成绩失望的余老师对马云说了一句话:“马云,你的数学一塌糊涂,如果你能考及格,我的‘余’字倒着写。”
考数学的那天早上,马云一直在背10个基本的数学公式。考试时,马云就用这10个公式一个一个套。从考场出来,和同学对完答案,马云知道,自己肯定及格了。结果,那次数学考试,马云考了79分。历经千辛万苦,马云终于考上了大学。
对马云而言,人生路上的三次高考,早已成为他生命旅程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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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在未成为社会主义文学奠基人之前,曾是一个流浪汉。他穿着俄式钻洞烂布衬衣,左肩上挂着烂外衣,一头乱蓬蓬的长发,几乎跑遍了全俄。从伏尔加河到俄属中亚,都留下了这个高大的流浪汉的足迹。他在码头上当搬运工,在城市里送货,在面包房里当伙计。真是啥事都经过!
1868年3月,高尔基生于伏尔加河岸下诺夫哥罗德市。曾祖父是沙皇时代军官,凶狠暴戾,动辄鞭打高尔基的父亲。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高尔基寄居外祖父家。由于外祖父一直反对女儿的婚事,对高尔基无半点怜爱之心。而几个舅舅和舅母,是一群“吃饭一直吃得非常疲倦才肯住手”(高尔基语)的懒汉,而且“放屁总要放得像吹喇叭似的响亮”(高尔基语)。
只有外祖母是高尔基的心爱。外祖母不仅怜恤他,而且经常给他讲述俄罗斯民间的故事和童话,吟唱民间歌曲。慈祥的外祖母是高尔基的启蒙老师。
11岁那年,高尔基读完初小二年级,母亲瓦尔瓦拉不幸病逝。外祖父逼着他去一家皮鞋店当学徒。之后又给绘画师家当学徒,不久又逃了出去。随后又去伏尔加河“善良”号轮船上当洗碗工。轮船上的厨师史穆莱是个喜欢听书的人,他常让高尔基给他念书听。从此,高尔基养成了阅读的习惯,进而喜欢上了读书。后来,高尔基写道:“凡是我身上一切好的东西,都要归功于书籍。”“如果没有书籍,我会在泥潭中被愚蠢和庸俗憋死,书籍渐渐开拓了我的视野,它告诉我,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斗争中是多么伟大,多么坚强。它告诉我,人们在世界上完成了多少丰功伟业,并为此经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
后来,高尔基又到另一艘轮船上当厨师,在圣像作场当学徒,在剧院当杂工和配角。1884年,他满怀希望去俄国东方大城市喀山上大学,他身无分文,入学无门,只好又开始了在喀山的打工生活。
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个剧院合唱团招人,他赶去了。尽管担心自己的破锣嗓子,高尔基却顺利过关,被安排在低音部唱歌。这个高大的流浪汉,终于暂时有饭吃了。
1891年,他干脆开始了着名的俄罗斯漫游,足迹遍及伏尔加、顿河流域,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原野以及高加索山地。
读书和苦难,成就了一个伟人。高尔基终于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代表”。20世纪90年代,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诺贝尔奖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给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人颁奖。列宁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仍让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给他朗读高尔基刚发表的《我的大学》。
在高尔基漫游俄罗斯的同时,另一个伟大的流浪汉,世界一号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也在进行着同样的事情。
许多年之后,已经成为北高加索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执委会主席(苏联作家协会前身)的高尔基,坐进了马利亚剧院,该院艺术指导夏里亚宾趁演出开始还有一段时间,走来和高尔基谈话。
这位世界一号男低音,有几个当时相传甚广的事情:
其一,夏里亚宾歌唱时,放一盆水,平静的水面会因他强烈的低音频而溅起水花。其二,有一女士看了夏里亚宾的演唱后,从剧院跑出来,直接跳进涅瓦河,口中不断高叫:“死而无憾!”
夏里亚宾和高尔基一样,有着痛苦的童年和多难的青少年。他从小当过鞋匠、木匠、商店抄写员、流动剧团配角演员。他于1893年正式登台演唱。他演唱《伏尔加船夫曲》、《跳蚤之歌》、《波斯恋歌》;他还扮演俄国歌剧中的苏宁、鲍里斯、伊凡雷帝,《浮士德》歌剧中的魔鬼。可以说夏里亚宾红遍了世界。
两个啥事都经过的人,很亲热地坐在一起,少不了各自诉说苦难经历。
“……1884年秋天,我流浪到喀山……”高尔基说。
“你那一年也在喀山?”夏里亚宾问。
“怎么,你也在喀山?”高尔基问。
“1884年秋天,我跟随流动剧团去喀山的!”夏里亚宾说。
“噢,噢,我还在喀山当了几个月的合唱团员!”高尔基说。
“什么剧团?”夏里亚宾问。
“喀山歌剧院!”高尔基说,“有一天,剧院出布告,招收合唱演员,我已经饿得半死,只图混口饭吃,去一试,居然考上了,分在低音部歌唱。”
“那个大高个的破锣嗓子原来是你!”夏里亚宾几乎喊出来。
“怎么,你当时也去了!”高尔基甚是吃惊。
“我俩同进一个考场,你考上了低音部,而我这个歌唱家,第一轮便被淘汰了。”夏里亚宾说,“他们嫌我音域过于宽广!”
一个大文豪,一个男低音歌唱家,弯腰笑得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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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记者何飞鹏曾有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就是在3个月之内,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记者,变成一个对所有财经政策、商场动态、产业知识都了如指掌的老记者。
1978年,中国台湾的《工商时报》创刊,何飞鹏成为新记者,没有任何经验。当时,竞争对手《经济日报》已创刊10多年。在采访过程中,受访对象三言两语,《经济日报》的记者已了然于心,何飞鹏却因为知识缺乏,经常抓瞎,痛苦不堪。面对这种情况,他想出一种最笨的方法,就是每天把《经济日报》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不只是内容,还包括广告。这是一个无聊、无趣、痛苦的过程。报纸上印着大量的人名、公司名、产业名、产品名,再加上数字、专业知识、专有名词……第一个星期,他看懂不到一半。怎么办?看三遍,先背下来再说。
这个极笨的方法,效果却极佳。过了一个月,何飞鹏大致把当时商界主要的人名、公司名、产业名都弄清楚了,也大致掌握了当时正在发生的焦点事件。等到《工商时报》正式创刊时,他所了解的经济基本知识和社会动态,与《经济日报》的老记者已不分上下。他只用3个月追赶老记者10年工作经验的方法,就是勤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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