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事迹（16篇范文）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事迹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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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2019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上的颁奖词，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的生动写照。从繁华旖旎的都市走向黄沙漫天的大漠，深居敦煌50多年，樊锦诗只做了一件事——用爱和生命守护莫高窟。

樊锦诗祖籍杭州，生在北京，长在上海，小时候一篇课文让她开始向往敦煌。1963年夏天，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25岁的樊锦诗毅然奔赴敦煌。

住土屋，睡土炕，用土桌，坐土凳，喝咸水，吃粗粮……本就体弱的樊锦诗咬牙坚持着，最苦的还是至亲分离。从敦煌到武汉，两地相距2500公里，夫妻天各一方，孩子寄养在农村。19年后，樊锦诗的丈夫来到莫高窟，他们才得以团聚。

“戈壁沙漠，环境闭塞，物资匮乏，但一走进洞窟，这些就都不重要了。”樊锦诗回忆说，“在莫高窟，一个洞窟一个洞窟看过去，我完全沉浸在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壁画和彩塑艺术中。”

50载春秋冬夏，樊锦诗走遍大大小小735个洞窟，看遍了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作为一名石窟考古学家，樊锦诗主持编写的记录性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被誉为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被学者盛赞“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退休多年，樊锦诗每年大半时间还留在敦煌，历时10余年编写的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是她心中最大的牵挂。

在敦煌莫高窟，每个洞窟都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博物馆，隐藏着无穷无尽的奥秘。为什么在遥远的沙漠里会产生如此璀璨的石窟艺术?这些画是如何画出来的?它们经历了什么?又该如何保护它们?带着这些问题，樊锦诗一头扎进繁忙的工作中，反复进洞、调查、临摹、记录、查阅资料，撰写考古报告。

1985年至1986年，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樊锦诗负责撰写申报材料。那一次的经历让她深刻认识到，“把老祖宗留下的遗产管好”还需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樊锦诗的发起和直接参与下，《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于2003年颁布实施，首次将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管理纳入政府法制治理体系，敦煌研究院还联合国内外3家机构编制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

世纪之交的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给敦煌莫高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游客量。如何让莫高窟得到有效保护，樊锦诗忧心忡忡。

一天，樊锦诗刚到一处洞口，就被一阵浓烈刺鼻的香水味呛得直打喷嚏。过多的游客进入，会破坏洞窟中稳定的小环境，温度、湿度、二氧化碳超标，包括游客身上的汗味、香水味，都会对壁画和彩塑产生不可逆的腐蚀。

壁画和人一样，不可能永葆青春。对比100年前拍摄的照片，莫高窟现在的壁画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褪去。“你对它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在樊锦诗看来，保护不是为了把观众拒之门外，而是“对文物负责，也对游客负责”。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樊锦诗陷入沉思。

一次偶然的机会，65岁的樊锦诗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提上议程。2016年4月，“数字敦煌”成功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游客只需轻点鼠标，即能一览无余。

2021年7月1日，樊锦诗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半个多世纪坚守大漠，她最为公众所知的称谓还是“敦煌的女儿”。

“我和敦煌有割不掉的缘分，我这一生注定属于敦煌。”84岁的樊锦诗说。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事迹材料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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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志青年铿锵有力的誓言和斩钉截铁的行动。在当时的大学生中流传着这样的话：毕业不去“天南海北”(天津、南京、上海、北京)，报志愿要报“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

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我们恰好站在时间的节点上，我们越发感到时代激烈的鼓点，每一个青春梦想，都是励志之余需要耕耘的地方;每一个努力耕耘的地方，都是梦想青春最激越的鼓点。而梦想恰是需要我们与时代相连，与国家的命运前途相关的。樊锦诗先生的“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对这个时代青年人奋斗目标的正确引导;袁隆平院士的“向前看不要向钱看”对祖国新建设者的谆谆教诲;孔繁森党员的‘甘为人梯，长期铺垫’对我们青年一代的身体力行。时间的巨轮滚滚向前，真正能使我们铭记的，只有那些为共和国鞠躬尽瘁的先驱们。

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将青春与祖国相交织，无论我们从事哪种职业，坚守在哪个岗位，我们心中有光，我们就能发出时代之光;我们有梦想，就会有实现梦想的不竭之力。

时代之青年，祖国之青年，应谨记“为生民立命”的时代使命，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敲响青春之鼓，我们听到了新时代更加激越的鼓点。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事迹材料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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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一千多年前，孔融曾如此感叹时光的易逝和人生的短暂。但在短短的人生之旅中，若将个人梦想汇入时代洪流，将精神归属家国情怀，将拼搏与时代共振，定可不负韶华。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这是对“敦煌之女”樊锦诗一生最好的诠释，她的生命轮盘已转过81岁光阴，却将57个春夏秋冬献给了敦煌。忍风沙，饮咸水，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使她本就瘦弱的身体更加虚弱，却点燃了她对敦煌的热情。乐奉献，为人先，忍受与丈夫19年分居，一心奉献敦煌，将计算机技术与敦煌保护相结合，传播敦煌文化。一生很长，长到忘不掉一个人;一生很短，短到只能做一件事。她以瘦弱的身躯承担了使命重担，撑起了敦煌一片崭新的天地。她的荣誉勋章上，家国情怀熠熠生辉。

历史上有多少青年曾不顾一切的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霍去病，狄青未及弱冠就投身军伍，在各自的时代杀敌保国，拓土开疆;邓稼先从青年时期起就扎根戈壁，为国家隐姓埋名，一生无悔;“两弹一星”，国产航母等大国重器的问世，涌现出无数身具家国情怀的侠之大者。他们有一腔为国奋斗的热血，以家国情怀为基石，为己为国开拓出一片寥廓美丽的长天。

无论历史的车轮如何运转，对国家的热爱永远是青年一代高歌的主旋律。作为即将中学毕业的青年，如江日出生，乳虎啸谷，我们应思往矣英烈精神，矗立家国情怀之灯塔，肩担日月，心怀家国。以家国情怀铸就一把锋利的宝剑，一路披荆斩棘;以家国情怀为引，养浩然之气，立鸿鹄之志，成不朽之业!

我愿将家国情怀注入灵魂，我愿为祖国燃烧青春，我愿于短短人生中为国倾注所有，不负韶华!

樊锦诗事迹简介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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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整装待发。她就是樊锦诗，那年她25岁。不久后，敦煌研究院以她为原型，制作了一个雕像，取名《青春》。

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当时的樊锦诗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来到沙漠工作，更不会想到自己一去就是41年。

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然”。1962年，经学校安排，樊锦诗和3名同学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毕业时，研究所向学校要人，樊锦诗成为学校分给研究所的两名同学之一。“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坚强女人的两次落泪

“别人都觉得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孤独守望着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我对她有两次为孩子落泪记忆犹深，一次是在敦煌，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 樊锦诗的丈夫如是说道。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的精神。还有敦煌精美的壁画，也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恶劣环境让她掉了泪

实习结束后，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北京，父母非常心疼。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她父亲还为此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最后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樊锦诗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之后，才确切知道了什么叫“反差”。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

对此，樊锦诗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辈们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令她非常钦佩。

与新婚丈夫分居19年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彭金章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他们在1966年结婚，两地分居19年。她每隔一两年会回去看望爱人孩子一次，“表现表现，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1986年，最终樊锦诗的丈夫妥协了，放弃了他在武汉大学的事业。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樊锦诗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深为感动，认为“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她说自己在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上，更倾向于家庭，“如果说爱人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离开敦煌了，我还没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我不是那种人。”

尽管樊锦诗的同事说她是少有柔情的人，但她说起孩子时依然充满慈祥与母爱：“我至今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保护文物她顶住压力

“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病害。”樊锦诗从踏上敦煌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从前任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上任不久后，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非常矛盾，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应该展示给公众。可是这些洞窟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大胆构想“数字敦煌”

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樊锦诗另一个大胆构想是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希望退休后重回上海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使樊锦诗的性格变得坚韧而执著。年轻时的樊锦诗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上站”。但现在的她说话直来直去，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会变得非常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

她苦笑着说，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是因此出了名的。由于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有人在背地里骂她“死老太婆”。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常常独自在办公室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消化那些尖利刺耳的话。她说：“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句‘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如果明天就能退休，樊锦诗说：“我将高高兴兴地卷铺盖走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啥时候再回敦煌，还会有人微笑着请我吃顿饭。”

樊锦诗感动中国人物事迹 篇5

阅读小贴士：本篇共计3855个字，有49个段落，预计默读时长13分钟，朗读时长21分钟，慢速需要30分钟，有213位用户喜欢。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这是2020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栏目写给樊锦诗的颁奖词。

樊锦诗，1938年7月生，1986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把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管理工作当作终身事业，在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研究、弘扬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这是最大的幸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耄耋之年的樊锦诗还在为编写敦煌莫高窟考古报告殚精竭虑，她跟记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别说我了，还是说说敦煌，说说莫高窟吧。”

当记者问她，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自己，她会怎么说?樊锦诗停顿了片刻，轻轻说出7个字：“我心归处是敦煌。”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孩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登上开往西部的列车。她就是樊锦诗，那年她25岁。

樊锦诗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年轻的樊锦诗根本没想到自己毕业后会到地处大漠戈壁的敦煌莫高窟工作，更不会想到一去就是50多年。

回忆起最初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然”：“1962年，经学校安排，我和3名同学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毕业时，研究所向学校要人，我就成为学校分给研究所的两名同学之一。”

敦煌莫高窟是诞生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无价之宝，是建筑、彩塑、壁画三者结合的立体艺术，是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的古人用智慧创造出的文化艺术宝库，见证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保存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在石窟艺术中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

从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常书鸿，到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老一代莫高窟守护者们大多是名校毕业生，他们舍弃了大城市的安逸生活，自愿来到戈壁沙漠中，一待就是一辈子。

那时候，莫高窟几乎是废墟，洞窟里堆满黄沙，有的根本进不去。这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交通工具，信息也特别闭塞。

当樊锦诗的父亲知道女儿工作分配的消息后，担心她羸弱的身体无法适应大漠戈壁的恶劣环境，就给学校写了封信，恳请北大不要派她去这么艰苦的地方工作。

可这封信被樊锦诗悄悄扣下了。

樊锦诗说：“报效祖国，服从分配，我选择去敦煌，因为，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敦煌的美震撼人心，敦煌的苦同样令人心惊。

“初见敦煌，惊艳无比。可只有真正留在这里才知道，洞内是神仙世界、艺术殿堂，洞外却是飞沙走石、黄土漫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樊锦诗感慨，“和北京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

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宕泉河水……这些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可那夜晚的黑，让她一个20多岁的姑娘头皮发紧。没有电，莫高窟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厕所离宿舍有五六分钟的路，她不敢自己去，晚上也不敢多喝水……

衣食住行苦，工作更苦。每天进洞去做研究，都要跟先生们爬“蜈蚣梯”。在大城市长大的樊锦诗，哪里见过“蜈蚣梯”啊!一根斜立在崖壁上插着树枝的木杆就是“蜈蚣梯”。每次爬它，樊锦诗都心惊肉跳，在梯子上左摇右晃。

有一次她半夜想上厕所，刚出门，就看到两只绿油油的大眼睛正瞪着她。樊锦诗吓坏了，以为是只“狼”，赶紧关上房门。等到天亮，开门一看，才发现原来那不是狼，而是一头驴。

不过，最令她难以置信的是，前辈们已经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工作生活了20余年。

樊锦诗深受触动。“他们治流沙、搞临摹、做研究，为研究院打下了坚实基础。”樊锦诗说，“他们也让我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从此，守护敦煌是我一生的志向。”

“我为敦煌尽力了”

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后，樊锦诗最初的任务是编制莫高窟考古报告。毕业离校前，时任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曾专门找她谈话。他郑重地对樊锦诗说：“你去敦煌一定要编写考古报告，编写考古报告对考古而言非常重要。打个比方，如果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汉书》没有，研究考古，人家肯定还是要你以考古报告为证。考古报告之于考古，就像二十四史之于中华历史一样。”

为什么在被世人遗忘的沙漠里，会产生如此辉煌的石窟艺术?这些由壁画和彩塑营造而成的佛国世界，曾经是什么面目?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些壁画和彩塑，究竟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又是谁做的……

带着这些问题，樊锦诗走遍了735个大小洞窟、看遍了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2011年，她历时40年主持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正式出版，被誉为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目前，历时10余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9窟考古报告》正在进行出版前的最后修改，这是樊锦诗现在最惦记的事。

“光阴荏苒，没想到我在敦煌工作已逾半个世纪。也没有想到，我承担的敦煌莫高窟考古报告的任务，竟然长期未能交卷。”樊锦诗说，“到新世纪才出版了第一卷，现在第二卷的编撰工作才快结束。”

“敦煌定若远，一信动经年。”1967年，樊锦诗与大学时的恋人彭金章结婚，当时的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工作，虽然成了家，但夫妻二人过着天各一方的日子。

樊锦诗说：“我丈夫明白我对敦煌的感情，他知道我已无法舍弃敦煌。”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1986年，彭金章决定舍弃自己在武汉大学的事业，陪妻子扎根敦煌。结婚19年后，他们一家终于团聚，那时的樊锦诗年近五旬，每天仍忙碌不休。

1985年至1986年，樊锦诗牵头负责莫高窟的申遗工作。“申遗给了我莫大震撼，直到那时我才对国际上有关文化遗产的公约、宪章和文化遗产完整性、真实性等理念以及文物保护与法律等知识有所了解。”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樊锦诗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过去几十年间莫高窟的变化很大，现在的壁画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褪去。”看着日益消逝的壁画、塑像，樊锦诗很焦虑。

如何在抢救性保护的同时，尽可能地把这些文物的原貌保留下来呢?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数字化”。“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但是‘数字化’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他们的原貌。”樊锦诗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经过不懈努力，2016年5月“数字敦煌”上线，高清数字化的敦煌图像向全球发布。游客坐在电脑前，就可以看到莫高窟的清晰全景，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

西部旅游发展如火如荼，莫高窟的游客数量与日俱增。樊锦诗为此十分头疼：“游客多了，莫高窟的窟内温度湿度都会发生变化，这会加速壁画的退化。”她开始顶着压力控制游客数量，可如何才能更好地处理旅游和文物保护工作之间的关系呢?

在她的倡导下，敦煌研究院在中国文化遗产地中率先开展游客承载量研究，建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实行“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实地看窟”的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实现了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的双赢。游客可以先观看数字电影，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再前往洞窟领略千年前古人留下的慧心妙笔。

将敦煌文物“永久保存，永久利用”是樊锦诗给“数字敦煌”的定位。而在这项巨大工程最终落地时，樊锦诗已经78岁。

劳累奔波半个多世纪，樊锦诗用尽一生守望着莫高窟。在她瘦弱的身躯里，包裹着一颗倔强的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樊锦诗用一生的痴守，诠释了她这一代人为国家担负的使命，也诠释了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应有的精气神。

她对记者说：“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句：我为敦煌尽力了。”

“我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

守护敦煌，其实是一场依然在进行中的“接力赛”。

20世纪初，藏有5万余件中古时期写本的敦煌藏经洞被发现，随后大量文物流失海外，这触动了学术界乃至全民族的神经。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筚路蓝缕，砥砺前行，开启了守护敦煌的这场“史诗级”接力赛。

经过数十年的耕耘，中国学者在敦煌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考古、艺术、宗教、科技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被彻底扭转。

在此过程中，樊锦诗的付出和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在樊锦诗坚守大漠的半个多世纪里，她获奖无数。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到“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从2018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她“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到2019年9月_主席签署主席令，授予她“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再到2019年9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荣誉虽多，但无论何时何地，她都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淡然与谦逊。

在樊锦诗看来，这些荣誉是属于敦煌研究院全体同事的。她只是作为代表，代表一代代坚守大漠、以莫高窟为家、以保护为天职的“莫高窟人”去把荣誉领回家。

樊锦诗说：“‘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16个字是我概括的‘莫高精神’。这是前辈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敦煌守护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相较于莫高窟的伟大，我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的。莫高窟是历时千年的文化瑰宝，而我才仅仅守护了它50多年。”樊锦诗说，“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我，我们一直在接力，把守护莫高窟这根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我白天想敦煌，晚上梦敦煌。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樊锦诗说，“更多的事业还要靠年轻人去做，我希望年轻人能继承‘莫高精神’。只要莫高窟存在，敦煌研究院就要陪伴它，不断探索前进。接力棒总要一代代传下去，我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

樊锦诗事迹心得体会 篇6

阅读小贴士：本篇共计1147个字，有10个段落，预计默读时长4分钟，朗读时长7分钟，慢速需要9分钟，有161位用户喜欢。

30岁那年，“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分娩时医生问她丈夫为何不在身边，告诉她生了个男孩子。樊锦诗平静地说：生个金孩子也没用。

武汉出发风风火火赶到敦煌，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看到孩子的第一面时，已经是孩子出生几天以后了。虽然最需要丈夫陪伴的时候不得不独自面对，樊锦诗仍然感念丈夫：几千公里路程，只靠一个担子带来的鸡蛋，居然一个都没有碎。

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这是樊锦诗与丈夫用爱与生命践行的神圣誓言。从25岁到48岁，一生中有23年的时间，樊锦诗身处敦煌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北大同班同学、丈夫彭金章在武汉工作。直到40多岁，彭金章毅然离开自己创办的石窟考古专业，放弃了自己心爱的商周考古的教学，只为与妻子团聚。

因为对敦煌文化的热爱，樊锦诗大半生都在环境恶劣的敦煌度过。地板上永远布满灰尘，半夜总有一两只老鼠落在枕头上，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樊锦诗都是爬起来掸掸土，再继续睡过去。她是来自江南的大家闺秀，却比任何人都能经得住敦煌风沙的洗礼。当年丈夫第一次到敦煌看望妻子，只是心疼地说了一句：才两年就变土了。

考虑到敦煌艰苦的生活条件，樊锦诗与彭金章的两个孩子有着相似而漂泊的成长轨迹：在敦煌度过童年，到远方的亲戚家求学，长大后再回武汉，回到父亲身边。

分别太久，樊锦诗曾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大姐的一句“你进来的时候没看到你儿子吗?”就让她泪流满面，樊锦诗在耄耋之年仍然自称是“不称职的母亲”，从心底感谢儿子们的理解和宽容。

近几年，樊锦诗获得过无数崇高的荣誉与奖项，她把所有奖章、证书和奖金全部交给了敦煌研究院。在她心里，自己只是一个“代表”，去把奖给领回来，最终还要还给她用一生守护的荒野大漠的735座洞窟。去年，81岁的樊锦诗先生用10天时间与作家顾春芳对谈，回顾并讲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内容编纂成书，取名为《我心归处是敦煌》。

“我没有想到自己能在敦煌56年，也就是说命该如此在敦煌。”走在人生边上，有人向樊锦诗请教“幸福的秘诀”，樊锦诗干脆地说：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

文史哲研读间想说，樊锦诗平日里是一位干练坚韧的女性，《我心归处是敦煌》的文字讲述却多了一些温柔与沉静。樊锦诗是幸福的，因为家庭的开明，亲人的理解和照顾，让她得意从事一项艰苦卓绝却有富有价值的工作。同时她的人生也有诸多遗憾，在退休之时丈夫的突然离世，成为了她心中难以释怀的伤痛。

一位传奇女性的志业与爱情、困境与坚守，敦煌艺术崇高之美，石窟考古和文物保护的筚路蓝缕娓娓道来，莫高窟“申遗”及“数字敦煌”背后艰难又动人的故事，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切地领会中国古老而美好的诗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素材摘抄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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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岁的樊锦诗又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全国道德模范。她一生简朴、淡泊名利，这些年所获的奖章、奖状、奖金，她悉数交回单位。“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归于敦煌研究院几代人。”

退休多年来，樊锦诗每年仍有大半时间在敦煌。历时10余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9窟考古报告》，是这位半个多世纪前从北大毕业的考古人如今最惦记的事情。

“樊院长最关心的就是考古报告。她总说，考古报告很重要，一定要静下心来做，要对得起良心。”与樊锦诗一并参与考古报告撰写的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馆员王娇说。

1963年，樊锦诗大学毕业来到大漠戈壁中的敦煌。“当初留下，就是对莫高窟有感情。丝绸之路孕育了敦煌，在这片祁连山雪水灌溉的绿洲上，中西文明交流荟萃。古人的智慧和创造，为我们留下了伟大的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樊锦诗说。

住土屋、睡土炕、点油灯、喝咸水，贫瘠的戈壁没有吓跑这位北京出生、上海长大的女孩。夫妻常年两地分居、孩子寄养在农村，生活上的困难与揪心也没能让她离开。

“敦煌的材料无比广阔，内容无限丰富，工作多得不得了。”来到敦煌后，樊锦诗参加了莫高窟南区窟前遗址、敦煌七里镇汉墓等发掘清理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

1985年至1986年，樊锦诗牵头负责莫高窟的申遗工作。“申遗给了我莫大刺激，世界文化遗产真是不得了的事!我才知道，国际上有关文化遗产的公约、宪章，文化遗产完整性、真实性等理念，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的关系，文物保护与法律等。”

樊锦诗说，这件事促使她不再限于考古的天地，开始在实践中学习法律、管理学等知识和各类政策，下定决心“把老祖宗留下的遗产管好”。

她的一大贡献，便是用数字化的方法“管好”了风沙中伫立千年的莫高窟。“与20世纪初拍摄的照片相比，很多壁画已经损坏模糊了。再往下发展下去，全都消失了怎么办?”上世纪80年代末，出于这个担忧，樊锦诗积极探索与国内外机构的交流合作，花了20年时间，做成了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数字档案。

在她的倡导下，敦煌研究院创新旅游开放模式，在我国文化遗产地中率先开展游客承载量研究，并利用敦煌石窟数字档案建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游客先观看数字电影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再前往洞窟领略千年前古人留下的慧心妙笔。

“我们提倡负责任的旅游，对文物负责，也对游客负责。”她说。

樊锦诗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从繁重的管理工作中抽身后，便回归考古本行，接着做“该做的事”——考古报告。

“樊院长有着做研究做到底的精神。她搜集国内外大量资料，经过非常详细的对比研究，才会提出自己的结论。但她从不以‘权威’自居，和我们讨论、听取我们的意见，总想着培养年轻人，为年轻人的发展考虑。”王娇说。

在自称“80后”的樊锦诗眼里，大漠戈壁中一代代人坚守接力，所要做的无非两件事：一是陪伴好莫高窟，二是不断地探索前进。

“我相信事情是一棒接一棒地做。我做了我的这一段，现在能做一点是一点。我期待并且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继承‘莫高精神’砥砺前行，为人类的文化遗产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樊锦诗说。

樊锦诗事迹心得体会 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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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知道敦煌。”樊锦诗说，现在不仅很多人都知道，甚至还出现了“敦煌热”，很多香港人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包括捐款、办讲座、帮着做各种文化推广。后来香港的朋友说，干脆成立一个组织，叫“敦煌之友”吧。

“我非常感动，他们不在这里领取一分钱，还聘请了律师，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后来，更多的香港政商界人士陆续加入了团队，在国际上推广敦煌文化，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敦煌。”

在敦煌文化里浸润愈久，樊锦诗愈发觉得这是“百科全书式的宝库”。这些年来，樊锦诗为传播和弘扬敦煌文化四处奔走，不仅到国内外办展览，还主动进学校、进社区去普及和推广敦煌文化。

她说：“过去我们要‘进洞’保护，现在我们要‘出洞’弘扬，要让敦煌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对于名利得失，樊锦诗早已云淡风轻。“要计较得失，我早就离开敦煌了。”说起吕志和奖的奖金，她说：“我对这个钱没有别的盘算。我在想，怎么用这笔钱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能为这个世界的和谐与发展作贡献。”

81岁的老人，眼神平和坚定，如大漠般坦荡。

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事迹 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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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1977年任副所长，1984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1998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2015年1月起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88年任副研究员，1994年任研究员。1995年为兰州大学兼职教授，1998年为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9年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樊锦诗1963年7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面对北京与上海的选择，樊锦诗毅然选择了千里之外的西部小镇，一来敦煌就再也没有离开。

40余年来，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由她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樊锦诗带领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樊锦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在人们面前。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

2004年七月，樊锦诗被国家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八月十四日，甘肃省举行樊锦诗先进事迹座谈会，樊锦诗如往常一样，衣着简单，显出她本质的洒脱与自然。在四十年的岁月里，戈壁大漠的风沙已将西部的粗犷、豁达揉合进这位今年六十四岁的江南女性内心。

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将敦煌石窟长期存在而又不能有效解决的难题作为合作课题，积极谋求国际合作，她所在的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进行了合作项目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樊锦诗用40多年的执著和坚守，谱写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她在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管理等领域的开拓创新，让世界同行为之骄傲。“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甘愿用生命守护敦煌。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千里迢迢来到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如今73岁的她已满头华发，还在为敦煌文物事业殚精竭虑。

在敦煌40多年的工作当中，保护成了樊锦诗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

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樊锦诗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保护仅靠人和技术还不够，还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近年来先后公布实施。

樊锦诗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樊锦诗带头参与科研，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与多个国外科研机构展开了合作，一大批先进技术和理念运用到敦煌遗产保护当中，使敦煌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樊锦诗十分清楚世界文化遗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正向人们走来。

2008年底，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在这一浩大的保护利用工程当中，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安全保卫等基础性工程外，还要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完成敦煌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文化、艺术和价值的全新视角。

建国七十周年之际，北京大学邀请了七位不同时代杰出的“北大新生”亲手写下书信，为本科新生表达祝福，讲述他们的“北大情缘”，作为给新生的特别礼物与全新改版的录取通知书一同寄出。1958年北大历史系新生樊锦诗是这七位“北大新生”之一。

樊锦诗的万能作文素材 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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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气候干燥，黄沙漫天，冬冷夏热。樊锦诗一天只吃两顿，喝的是盐碱水，住土房、睡土炕、用土桌。“每天这里拍拍，那里拍拍，都是土”，她拍拍左右胳膊，比划着当时的情景。

白天去洞窟，必须要爬蜈蚣梯。

什么是蜈蚣梯?就是一根棍子上分出不同的短叉，通过攀爬这些短叉上下的“梯子”。“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梯子’，还那么高”，81岁的樊锦诗一边比划一边往脚下看，宛如当年站在梯子上那个心惊胆战的小姑娘。

因为害怕，樊锦诗每天都会在身上揣几个干馒头，尽量不喝水，少去厕所，以免攀上爬下。

现实生活如此艰苦，而洞窟里却宛若仙界。“完全是两个世界，陶醉、震惊、震撼，反正怎么形容都可以，简单说就是太美了!太好看了!内容太丰富了!”

当时，一些老画师在洞里临摹壁画，洞里没电，他们想出个土办法。早晨太阳从东边出来，洞窟坐西朝东，他们就拿一面镜子对着太阳，再拿一张白纸，靠反光来照明，就这么在洞里临摹，居然临出了许多艺术精品。

还有敦煌研究所带头人常书鸿、段文杰，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文物专家，却脚蹬布鞋，穿着打扮与当地农民无异。经过他们将近20年的整理，在几乎没什么经费的情况下，莫高窟初步有了个样子，看起来不那么破败了，樊锦诗心里很佩服他们。

从此，这位江南姑娘尽心尽力做起敦煌文化的供养者。

樊锦诗感动中国人物事迹简介 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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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数千年光景轮换，中华文化繁花簇簇盛开。让你我重逢于漫漫历史长河，且看千秋沉蕴，黄河之畔的种花家奏出文化的赞歌。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你是敦煌的女儿，自憾于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躺下之敦煌，醒来还是敦煌，用57年青春年华无言坚守于狂沙漫卷，用90分钟宣告文物工作者以生命谱写民族华章。一腔爱，一洞画，心归处，是敦煌。

为国之需，忍双载分居，弃灼灼芳华。

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自身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心如磐石坚岂任土房硬炕而为所动，志如鸿鹄远岂任浓烟熏眼而所动。您是青山巅上的白月尖，皓雪堆里当梅花屑，是风吹日晒于窟前，望尽风尘，听尽悠悠驼铃。根入石窟蟠，心自向阳生。风浪再高，全胜似闲庭步;天堑再深，敢教它变通途。

为窟之兴，宁踏石有印，愿抓铁有痕。

“总之岁月漫长，然而值得等待”，从职工到所长，从窈窕淑女到耄耋老人，当她的飒爽英姿被赋予烈火，她的风烛残年，苍颜白发皆是岁月的馈赠，如星火一般在它一生中熠熠生辉。一生择一事，一事终一生，正因心中有一簇迎着烈日生长的花，比一切美酒都要芬芳。滚烫的馨香淹没过稻草人的胸膛，草扎的精神从此万寿无疆。

为火之传，既凡益之道，皆与时偕行。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多少风吹雨渗，几近凋零;多少次危在旦夕，如履薄冰。六九冰开，七九燕来，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手持火把渡岸而来，点亮敦煌孤妄的等待，此后，壁画彩塑不再驶向孤站，风雨漂泊都有了归舟。自闻新兴科技之精妙，四方奔走建数字敦煌，得改革开放之优势，敢为人先架旅游爆点。以蒲苇之柔软接纳，以磐石之坚实捍卫，护悠悠敦煌生机盎然，万事不涸。

自禹铸九鼎，浸润礼乐春秋，点燃六朝金粉，而后更经战火峥嵘的熔铸，正因有您，篝火熊熊烈火驼铃声声得以流芳百世，以羸弱身躯承担使命重担，撑起了敦煌一片崭新的天地!

推开孤城万里，不见春风吹度盛世几千载;听凭朔风卷尘，未见敦煌圣火立风雨安如山。何也?樊先生之坚守哉!

樊锦诗人物事迹 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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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记录了自十六国，北朝，隋唐等至清朝，近代的兴衰。它记录这王朝的繁盛，记录着文化的交融，记录着清末近代的屈辱。莫高窟像一个阅历深厚的老者，为我们慢慢讲述着这历史长河，这荣辱兴衰。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莫高窟的兴衰与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息息相关，作为中外交流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莫高窟大量的壁画中可发现，古代艺术家们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吸取了伊朗、印度、希腊等国古代艺术之长。

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后日本，俄国，美国都曾盗窃了藏经洞中的珍贵文物。

藏经洞的发现是因王道士，损毁也因他。藏经洞内文物的遗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忘怀的。这屈辱的教训更加让我们自强自立。

飞天壁画

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是敦煌艺术的标志。 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

它是印度佛教天人和中国道教羽人、西域飞天和中原飞天长期交流、事融合为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飞天。它是不长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云而不依靠云，主要凭借飘逸的衣裙、飞舞的彩带而凌空翱翔的飞天。敦煌飞天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家最天才的创作，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飞天壁画虽然人物不带翅膀但从其飘忽的衣袖，人物轻盈的姿态，婀娜的动作即可感觉到其飞翔之感。这也与中国传统的绘画特点形似相符合。

敦煌飞天舞就是根据其壁画上女子的人物形象，动态，衍生出来的一种飘逸自然的舞蹈。有机会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敦煌石窟开凿在砾岩上，除南北大像是依山而建的石胎泥塑外，其余多为木架结构。彩塑为敦煌艺术的主体有佛像、菩萨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刚、力士、神等。彩塑形式丰富多彩，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 最高34.5米，最小仅2厘米左右(善业泥木石像)，题材之丰富和手艺之高超，堪称佛教彩塑博物馆。17窟唐代河西都统的肖像塑，和塑像后绘有持杖近侍等，都惟妙惟肖，把塑像与壁画结为一体，为中国最早的高僧写实真像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莫高窟中沉淀这说不清道不明的故事，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藏着无数人的心血结晶。“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先生将青春热血洒在了护卫敦煌莫高窟的事业上。而今的我们也应感悟莫高窟的精神，守护中华文化之瑰宝。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事迹材料 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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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岁高龄的樊锦诗，已经在敦煌整整工作了56年。她将大半辈子的光阴奉献在敦煌，只为守护荒野大漠的735座洞窟。她是莫高窟发生巨变和敦煌研究院事业日新月异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这是国家最高荣誉，也是继去年荣获“改革先锋”称号后，樊锦诗获得的又一殊荣。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敦煌，历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她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各洞窟的分期断代，带领团队致力保护传承，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探索形成了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智慧，极大提高了敦煌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的现代化水平，为甘肃省乃至全国的文物保护和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敦煌的女儿”，她却说：“我其实也想过离开”。然而，在每一个荆天棘地的人生路口，她都选择了坚守。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日前，中共甘肃省委作出《关于深入开展向敦煌研究院先进群体学习活动的决定》，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以敦煌研究院先进群体为榜样，积极投身富民兴陇各项事业的火热实践，努力创造一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樊锦诗事迹心得体会 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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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1963年樊锦诗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1977年任副所长，1984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1998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2015年1月起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88年任副研究员，1994年任研究员。1995年为兰州大学兼职教授，1998年为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9年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樊锦诗感动中国人物事迹简介 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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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些生命，酣畅淋漓的肆意挥洒，即使遍体鳞伤，亦能够坚守最初的梦想。也有些生命，宁静淡泊的安于一隅，即使无波无澜，亦能够坚守最初的自己。

“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五十七年定居敦煌，无私奉献，只为成就璀璨的敦煌文化。从令人艳幕的青春年华到两鬓斑白的鲐背之年，坚守敦煌，已知莲子般在心头激荡。她的一腔热心已化为平静湖光，但只有敦煌二字，仍在心头久久回荡。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________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便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先生如是说。樊锦诗先生则更是中国的脊梁!初到敦煌时，与当地居民一样住土房，睡土炕，由于气候不适导致水土不服，但这又怎能阻挡热枕?与爱人两地相隔，受尽相思之苦。曾经的相濡以沫，曾经的相敬如宾，如今所剩的只有记忆中泛起的涟漪。纵困难重重，但她始终无所动容，这便是中国的脊梁!

《莱根谭》中说道：“心得体会范文酷烈之祸，常起于玩忽之人;盛满之功，常效于细微之事”。樊锦诗先生为了更好研究敦煌文化，夙兴夜寐，焚膏继晷，查阅了浩如烟海的书籍。脚踏实地，立足实际，却又敢为人先。面对游客量增加使得壁画破坏加剧的问题，她提出在莫高窟内安装传感器，更好的更科学的进行管理;在得知计算机可以使壁画色泽样式永久保存后，更是创造性的提出了将壁画“数字化”的方案。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我辈作为大丈夫，忧以天下，乐以天下。更应该继承和发扬樊锦诗先生“舍一朝风月，得万古长空”的奉献精神，使家国情怀与个人情感有机结合，让流连小家的私情走向民族复兴的大义，助力中国繁荣昌盛!

樊锦诗感动中国人物事迹 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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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女，汉族，1938年7月生，中共党员，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樊锦诗择一事、终一生，把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管理工作当作终身事业，在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1963年，樊锦诗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那时的莫高窟，工作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她克服严重水土不服引起的身体不适等困难，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

她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完成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揭示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规律和时代特征，为敦煌石窟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得到国内外学术界采纳。她先后承担国家及省部级研究课题10余项，主持国际合作项目10余项，出版专著13部，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编制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3部。由她主持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是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为其它石窟寺遗址考古报告的撰写提供了借鉴。在她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率先建设数字敦煌档案，实现了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

如今，83岁高龄的樊锦诗还在为编写第二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殚精竭虑。她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积极推动敦煌研究院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促成《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颁布，使莫高窟保护、研究、利用和管理纳入法治化和规范化轨道。

樊锦诗生活简朴、淡泊名利，她每次领完奖回到单位，第一件事就是上交奖章、奖状、奖金。她认为，这些荣誉属于所有为莫高窟作出贡献的人。

樊锦诗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改革先锋”、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