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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一个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孩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戴着帽子,怀着理想,准备出发---奔向敦煌。
这个年轻瘦弱的女孩是谁?她,就是年轻的樊锦诗!
樊锦诗是谁?她就是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获得者,她就是今年国家特别拿出2000万奖励的人,她就是被称为“敦煌的女儿”,甘愿来守护敦煌的人。
她曾经说过,如果让我在死去时留下一句话,我会说:“我只是为敦煌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是的,她用自己的执着和坚守,成功的保护了敦煌。记得曾经有一次,某个大牌旅游公司想在莫高窟不开放的时候,让游客进入,而她硬是顶着层层压力把这个情况给制止了,她说“如果因为对莫高窟保护不当,而使它被破坏了,那我就是民族的罪人。”她用自己的铮铮誓言践行着自己的行动。从年轻的小姑娘直到现在的白发苍苍,她一直全心全意的投入到保护敦煌的行动之中。对的,正因为她的执着和坚守,才令她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樊锦诗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英雄的事迹也值得我们铭记,我们一定以她为榜样,刻苦学习,执着坚守,长大后也为国家的富强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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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是什么?是57年来默默无闻的付出,是为守护敦煌文化甘愿留在莫高窟的执着,是从青春到白发被时间所见证的痕迹。
他是樊锦诗。57年前,他从北大毕业,正是青春正好的年纪,他却毅然决然地服从了国家和学校的分配前往莫高窟。莫高窟里有著名的栩栩如生的敦煌壁画,但也以其黄沙漠漠,恶劣的气候令人望而却步。
可是樊锦诗先生却用自己的一生扎根在这片恶劣的土地上去守护并发扬了敦煌壁画。这些娇贵的壁画稍不留意,就会被各种自然灾害所破坏。但樊锦诗先生从不怕困难,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的他用科技的力量创新性的提出了解决和保护的方法。樊锦诗先生的这种直面问题,迎难而上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我们都需要去学习樊锦诗先生的这种精神。
莫高窟的游客中心,“数字敦煌”的建设,都是在樊锦诗先生的大力坚持和不懈努力下取得的成果。在80年代末时,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尚未普及。但樊锦诗先生却敢为人先,看到了数字化未来的光明前途,四处筹集资金,将壁画创新性地利用了数字化手段保存了下来。这种敢为人先,敢于尝试,敢于创新的精神激励了各行各业的工作者们,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力量。
村上春树曾写到:“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怎么也长久不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在樊锦诗先生的坚持和对面高呼的陪伴中,我们可以看出樊锦诗先生对敦煌壁画和对莫高窟这篇土地的上的深厚感情。他给莫高窟留下的不仅仅是对文物的保护与发扬,更是值得我们这些后人们去学习的无私奉献,脚踏实地,敢为人先,直面困难的莫高精神。
心之安处是吾乡,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们正为着我们的中国作者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樊锦诗先生用半生来守护这一洞画,此后,还会有更多的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发扬莫高精神守护建设着我们的祖国。我也相信,正是因为我们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如樊锦诗先生一样的中华儿女,我们距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路程才越来越近。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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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__年底,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这是莫高窟保护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樊锦诗不会忘记,一份她亲自参与事关敦煌文物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政协提案,终于作为莫高窟保护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项综合性保护工程开始实施。
在这一浩大的保护利用工程当中,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安全保卫等基础性工程外,
还要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完成敦煌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文化、艺术和价值的全新视角。
为了保护敦煌遗产,又能更好服务游客,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在全国的大型遗址中,还率先启动了参观预约制,并开展了游客承载量的研究。樊锦诗提出,要把敦煌莫高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不断增加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与服务功能。
在同行眼里,樊锦诗不光是一位出色的文物保护专家和遗产管理专家,还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敦煌学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新成果,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已经改变。
“国家的命运决定了莫高窟的命运,国家独立了,国家强大了,国家发展了,我们的文物也就得到更好地保护了。”樊锦诗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把一切的成果和荣誉归功于国家和集体,在她的内心深处,心甘情愿,只想做一个“敦煌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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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岁的樊锦诗又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全国道德模范。她一生简朴、淡泊名利,这些年所获的奖章、奖状、奖金,她悉数交回单位。“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归于敦煌研究院几代人。”
退休多年来,樊锦诗每年仍有大半时间在敦煌。历时10余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9窟考古报告》,是这位半个多世纪前从北大毕业的考古人如今最惦记的事情。
“樊院长最关心的就是考古报告。她总说,考古报告很重要,一定要静下心来做,要对得起良心。”与樊锦诗一并参与考古报告撰写的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馆员王娇说。
1963年,樊锦诗大学毕业来到大漠戈壁中的敦煌。“当初留下,就是对莫高窟有感情。丝绸之路孕育了敦煌,在这片祁连山雪水灌溉的绿洲上,中西文明交流荟萃。古人的智慧和创造,为我们留下了伟大的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樊锦诗说。
住土屋、睡土炕、点油灯、喝咸水,贫瘠的戈壁没有吓跑这位北京出生、上海长大的女孩。夫妻常年两地分居、孩子寄养在农村,生活上的困难与揪心也没能让她离开。
“敦煌的材料无比广阔,内容无限丰富,工作多得不得了。”来到敦煌后,樊锦诗参加了莫高窟南区窟前遗址、敦煌七里镇汉墓等发掘清理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
1985年至1986年,樊锦诗牵头负责莫高窟的申遗工作。“申遗给了我莫大刺激,世界文化遗产真是不得了的事!我才知道,国际上有关文化遗产的公约、宪章,文化遗产完整性、真实性等理念,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的关系,文物保护与法律等。”
樊锦诗说,这件事促使她不再限于考古的天地,开始在实践中学习法律、管理学等知识和各类政策,下定决心“把老祖宗留下的遗产管好”。
她的一大贡献,便是用数字化的方法“管好”了风沙中伫立千年的莫高窟。“与20世纪初拍摄的照片相比,很多壁画已经损坏模糊了。再往下发展下去,全都消失了怎么办?”上世纪80年代末,出于这个担忧,樊锦诗积极探索与国内外机构的交流合作,花了20年时间,做成了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数字档案。
在她的倡导下,敦煌研究院创新旅游开放模式,在我国文化遗产地中率先开展游客承载量研究,并利用敦煌石窟数字档案建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游客先观看数字电影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再前往洞窟领略千年前古人留下的慧心妙笔。
“我们提倡负责任的旅游,对文物负责,也对游客负责。”她说。
樊锦诗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从繁重的管理工作中抽身后,便回归考古本行,接着做“该做的事”——考古报告。
“樊院长有着做研究做到底的精神。她搜集国内外大量资料,经过非常详细的对比研究,才会提出自己的结论。但她从不以‘权威’自居,和我们讨论、听取我们的意见,总想着培养年轻人,为年轻人的发展考虑。”王娇说。
在自称“80后”的樊锦诗眼里,大漠戈壁中一代代人坚守接力,所要做的无非两件事:一是陪伴好莫高窟,二是不断地探索前进。
“我相信事情是一棒接一棒地做。我做了我的这一段,现在能做一点是一点。我期待并且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继承‘莫高精神’砥砺前行,为人类的文化遗产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樊锦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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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人默默无闻,甘愿奉献;总有人披荆斩棘,敢为人先;总有人持之以恒,不懈奋斗。一声先生,是您舍半生,给大漠的坚守;是您对文化从青丝到白发的热爱;是您克万难,创新法的不懈奋斗。我辈之楷模,樊锦诗先生当之无愧。
我辈当习樊先生的奉献精神。“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樊先生一生默默无闻,甘于奉献,将自己的奖章,奖金等都交给研究院。即使重来一次,也不改初心,坚守使命,毅然选择留在敦煌。先生的一生是为国家,为文化奉献的一生,是我辈楷模。
我辈当习樊先生的实干精神。先生脚踏实地,深入实际调查千年壁画所面临的威胁,直面问题,解决问题,进而设立了我国文物系统唯一的国家古代壁画和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我辈当习樊先生的开拓精神。大丈夫敢为天下先,先生更是巾帼不让须眉。80年代末,互联网技术尚未普及,先生提议建立敦煌数字化档案,在当时,先生四处筹资,克服万难,才得以让千年壁画走进寻常百姓家。先生的开拓创新精神,是我辈楷模。
先生精神千古流芳,我辈应当以先生为楷模,学习先生的奉献精神,实干精神,开拓精神,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早日成为祖国的喉舌,助力未来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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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1977年任副所长,1984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1998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2015年1月起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88年任副研究员,1994年任研究员。1995年为兰州大学兼职教授,1998年为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9年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樊锦诗1963年7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面对北京与上海的选择,樊锦诗毅然选择了千里之外的西部小镇,一来敦煌就再也没有离开。
40余年来,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由她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樊锦诗带领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樊锦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在人们面前。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
2004年七月,樊锦诗被国家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八月十四日,甘肃省举行樊锦诗先进事迹座谈会,樊锦诗如往常一样,衣着简单,显出她本质的洒脱与自然。在四十年的岁月里,戈壁大漠的风沙已将西部的粗犷、豁达揉合进这位今年六十四岁的江南女性内心。
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将敦煌石窟长期存在而又不能有效解决的难题作为合作课题,积极谋求国际合作,她所在的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进行了合作项目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樊锦诗用40多年的执著和坚守,谱写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她在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管理等领域的开拓创新,让世界同行为之骄傲。“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甘愿用生命守护敦煌。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千里迢迢来到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如今73岁的她已满头华发,还在为敦煌文物事业殚精竭虑。
在敦煌40多年的工作当中,保护成了樊锦诗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
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樊锦诗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保护仅靠人和技术还不够,还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近年来先后公布实施。
樊锦诗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樊锦诗带头参与科研,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与多个国外科研机构展开了合作,一大批先进技术和理念运用到敦煌遗产保护当中,使敦煌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樊锦诗十分清楚世界文化遗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正向人们走来。
2008年底,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在这一浩大的保护利用工程当中,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安全保卫等基础性工程外,还要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完成敦煌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文化、艺术和价值的全新视角。
建国七十周年之际,北京大学邀请了七位不同时代杰出的“北大新生”亲手写下书信,为本科新生表达祝福,讲述他们的“北大情缘”,作为给新生的特别礼物与全新改版的录取通知书一同寄出。1958年北大历史系新生樊锦诗是这七位“北大新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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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名从小处在风柔水也柔的江南女子,樊锦诗同样具有江南赋于的特性--温柔,在她的身上小家碧玉的气质展现的淋漓尽致:喜爱漂亮的衣服,说话柔和,如此如诗般的女子却被分配到黄沙漫布,条件恶劣的敦煌,范文网站难道命运如此不公吗?不,不是的,这倒是她蜕变成蝶的艰难一步。难道樊锦诗不想放弃吗?是的,她也曾无数次午夜梦回中穿上绸缎般的衣服与丈夫团聚,但这些问题却折断在樊锦诗的“温柔”上。
“温柔”使得樊锦诗在研究中柔中带刚,兼揉并济;“温柔”使得樊锦诗在决策中顾全大局,循序渐进;“温柔”使得樊锦诗在发展中内外兼收,以退为进。可以说,“温柔”是樊锦诗在敦煌能够坚守的关键,但“温柔”究竟是什么呢?樊锦诗在报告中提到:国家的志愿就是我的志愿!呜呼,“温柔”就是爱国之心所带给瘦弱的她坚守敦煌的原因!前有常先生,后有樊先生,而身为后辈的我们,怀着一腔长大报效祖国之热血的中国青年,这难道不是报国的榜样吗?
所以说,身怀爱国之心,心怀报国之志,不一定非要选择政治家或科技人才,正如樊锦诗所说:“国家的志愿就是我的志愿。”我们应该成为国家需要的人,这也是中国最需要的人,诚哉,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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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1963年7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面对北京与上海的选择,樊锦诗毅然选择了千里之外的西部小镇,一来敦煌就再也没有离开。
40余年来,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由她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樊锦诗带领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樊锦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人们面前。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
2004年7月,樊锦诗被国家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8月14日,甘肃省举行樊锦诗先进事迹座谈会,樊锦诗如往常一样,衣着简单,显出她本质的洒脱与自然。在四十年的岁月里,戈壁大漠的风沙已将西部的粗犷、豁达揉合进这位六十四岁的江南女性内心。
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将敦煌石窟长期存在而又不能有效解决的难题作为合作课题,积极谋求国际合作,她所在的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进行了合作项目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樊锦诗用40多年的执著和坚守,谱写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她在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管理等领域的开拓创新,让世界同行为之骄傲。“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甘愿用生命守护敦煌。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千里迢迢来到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如今她已满头华发,还在为敦煌文物事业殚精竭虑。
在敦煌40多年的工作当中,保护成了樊锦诗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
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樊锦诗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保护仅靠人和技术还不够,还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近年来先后公布实施。
樊锦诗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樊锦诗带头参与科研,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与多个国外科研机构展开了合作,一大批先进技术和理念运用到敦煌遗产保护当中,使敦煌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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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叫人着迷,我的心一直在敦煌,要去守护好敦煌,这就是我的命”,樊锦诗如是说。作为2019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心得体会范文锦集樊锦诗由此被大家所熟知。身着白衣,心有锦缎。樊锦诗用五十七年的执着和坚守阐释了什么是无私奉献,展示了什么是中华儿女的赤子情怀。鲁迅先生曾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________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便是中国的脊梁”。樊锦诗先生克服环境的恶劣,与常伟鸿,段文杰等前辈共同奋斗在一线。樊锦诗先生克服与丈夫常年分居两地的相思之苦,在有机会调走的情况下选择了留下来。樊锦诗先生说只是文物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职业操守,樊先生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负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梁任公如是说。樊锦诗先生用实际行动展示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中华儿女的责任。
____________曾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____________还言:“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樊锦诗说,管理者必须直面问题,不能回避问题,更有问题意识,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樊锦诗开创了“数字敦煌”,在技术落后后,资金匮乏的八十年代,硬是用自己的脚踏实地使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范文参考网手机版樊锦诗勤奋创新,求实严谨的态度正与当前社会中某些急功近利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诺贝尔生物与科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在世人皆为她欢呼之时,淡然地带着自己的团队继续投身于科学研究。这份淡泊名利,这份坚韧严谨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荀子说:“道虽弥,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一生很长,长到忘不了一个人;一生很短,短到只能做到一件事。樊锦诗用她短暂的一生为敦煌,为文物保护事业奉献了所有,樊锦诗也用她长远的一生书写了一篇华丽的篇章。
烛曜锦绣中华,照亮万里江山。绘制诗意莫高,血洒醉人敦煌。谨以此诗表达对樊先生的敬意,谨以此篇表达对樊先生的仰慕、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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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后,81岁的樊锦诗一直很忙,从北京到香港、从厦门到巴黎……但她心里惦念的,全是敦煌。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她说。
从“挖宝贝”到“守宝贝”
“老祖宗留下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
樊锦诗中学时就爱逛博物馆。1958年填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时,她以为自己以后成天“挖宝贝”。不想此后大半生待在了大漠,成了莫高窟的守护人。
在莫高窟9层楼旁的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里,有一个不大的房间。土炕,土桌子,还有一个土“沙发”,这是樊锦诗曾经的住所。
生活是苦的。灰土怎么也扫不完,老鼠窜上床头是常事;一直与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丈夫相隔两地,孩子出生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件孩子的衣裳。
有多次离开的机会,樊锦诗最终留在了敦煌。
“对莫高窟,是高山仰止。越研究越觉得,老祖宗留下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樊锦诗说。
是吸引,更是责任。这座千年石窟曾历经磨难,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白手起家、投身沙海,为保护敦煌倾尽一生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前所未有地重视莫高窟的保护。“文物命运是随着国家命运的。没有国家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文物保护的各项事业,我们也不可能去施展才能。”樊锦诗说,“只要莫高窟存在,我们一代代人就要把它陪好。”
从“一张白纸”到“极具意义”
“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
1987年,莫高窟被评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是申遗的主要负责人。梳历史、理保护、讲开放,在填写大量申遗材料的过程中,她看到了更为深广的世界。
“文物保护的国际宪章和公约原来没听过,保护涉及法律和管理从前不知道,怎么处理保护与旅游开放的关系也不清楚。这给我莫大的刺激。”樊锦诗说,在全面了解世界文化遗产体系后,她更深入地认识到了莫高窟的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的6项标准莫高窟全部符合。我想,一定要保护好莫高窟,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她说。
一幅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巨大图景,在樊锦诗心里悄然铺开。莫高窟历经千年,壁画彩塑已残损破败。如何让这一人类遗产“永生”?做过文物档案的她想到了用数字的方式。
上世纪80年代,敦煌研究院开始尝试文物数字化。就是将洞窟信息拍照,再拼接整理,最终形成能够“永久保存”的数字洞窟。这些数字资源还可以被“永续利用”,成为出版、展览、旅游等的资源。
说时容易做时难。形制改变、颜色失真、像素不足等一个个问题摆在眼前。与国内外机构合作,自己逐步摸索……樊锦诗说,从提出设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数字档案,他们花了整整20年。
这些数字资源显示了价值。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运,数字球幕电影让游客领略了石窟风采,也缓解了保护的压力。
此外,敦煌研究院还在立法保护文物、制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总结了经验、推广了成果。莫高窟的管理与旅游开放创新模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
“莫高精神”成大漠“第二宝藏”
“这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自194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以来,一批批学者、文物工作者来到大漠戈壁中的敦煌。今年国庆前夕,樊锦诗为工作30年以上的敦煌人颁发奖章。她那一头白发,写照着岁月的流逝,见证着一代代传承。
建院70周年之际,樊锦诗在总结前辈创业历程后,总结出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老先生们明明可以拥有很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偏偏历经千辛万苦留在敦煌,他们就是精神符号。东西坏了还可以再造,‘莫高精神’垮了就啥也没有了。这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樊锦诗说。
如今,莫高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大城市比还有不小差距,却仍有年轻人不断踏着前辈的足迹来到敦煌,甘愿奉献。他们说,“莫高精神”已经成为文物以外的“第二宝藏”。
“干了一辈子,总是不由自主地想敦煌。”“敦煌女儿”樊锦诗充满感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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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志青年铿锵有力的誓言和斩钉截铁的行动。在当时的大学生中流传着这样的话:毕业不去“天南海北”(天津、南京、上海、北京),报志愿要报“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
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我们恰好站在时间的节点上,我们越发感到时代激烈的鼓点,每一个青春梦想,都是励志之余需要耕耘的地方;每一个努力耕耘的地方,都是梦想青春最激越的鼓点。而梦想恰是需要我们与时代相连,与国家的命运前途相关的。樊锦诗先生的“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对这个时代青年人奋斗目标的正确引导;袁隆平院士的“向前看不要向钱看”对祖国新建设者的谆谆教诲;孔繁森党员的‘甘为人梯,长期铺垫’对我们青年一代的身体力行。时间的巨轮滚滚向前,真正能使我们铭记的,只有那些为共和国鞠躬尽瘁的先驱们。
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将青春与祖国相交织,无论我们从事哪种职业,坚守在哪个岗位,我们心中有光,我们就能发出时代之光;我们有梦想,就会有实现梦想的不竭之力。
时代之青年,祖国之青年,应谨记“为生民立命”的时代使命,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敲响青春之鼓,我们听到了新时代更加激越的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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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事迹概括从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提出多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到“数字敦煌”,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具体事迹为:
1、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
2、樊锦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在人们面前。
3、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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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知道敦煌。”樊锦诗说,现在不仅很多人都知道,甚至还出现了“敦煌热”,很多香港人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包括捐款、办讲座、帮着做各种文化推广。后来香港的朋友说,干脆成立一个组织,叫“敦煌之友”吧。
“我非常感动,他们不在这里领取一分钱,还聘请了律师,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后来,更多的香港政商界人士陆续加入了团队,在国际上推广敦煌文化,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敦煌。”
在敦煌文化里浸润愈久,樊锦诗愈发觉得这是“百科全书式的宝库”。这些年来,樊锦诗为传播和弘扬敦煌文化四处奔走,不仅到国内外办展览,还主动进学校、进社区去普及和推广敦煌文化。
她说:“过去我们要‘进洞’保护,现在我们要‘出洞’弘扬,要让敦煌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对于名利得失,樊锦诗早已云淡风轻。“要计较得失,我早就离开敦煌了。”说起吕志和奖的奖金,她说:“我对这个钱没有别的盘算。我在想,怎么用这笔钱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能为这个世界的和谐与发展作贡献。”
81岁的老人,眼神平和坚定,如大漠般坦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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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任重道远
贾正:像敦煌莫高窟这样珍贵的历史遗迹,一定会吸引许多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但是我也注意到,近些年随着游客数量逐年增加,给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带来不少压力。如何平衡文物保护和弘扬之间的关系,您做了哪些探索?
樊锦诗:文物管理既要考虑全局,又要谋取未来,要把各项保护研究和管理制度串起来,综合协调处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社会上不能正确理解保护和旅游、利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动不动就有人跟我讲旅游规划、讲捆绑上市。保护是利用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保护就谈不上利用。只有把文物保护搞好,把文物保护贯穿于旅游开发的全过程,才能形成两者的良性循环,才能保证文物的可持续利用。我始终提倡负责任的旅游,既对文物负责,也对游客负责。一方面,我们积极落实“互联网+中华文明”的战略部署,通过数字技术,上线了30个精品石窟。游客可以在电脑、手机上畅游莫高窟,进行视频、音频互动。另一方面,我们开展了“莫高窟旅游承载量研究”项目,在所有的洞窟都安装了监测器,监测游客进洞之后的湿度、温度、二氧化碳等等,确定了日游客最高承载量。但敦煌的游客量每年都在增加,要保护,也要让游客尽兴,怎么办?还是要打破旧思想,开发新思路。我们想到了敦煌的数字资源库,建立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我们请来导演,将这些数字资源制作成数字电影,一部是4k的高清宽屏电影《千年莫高窟》,主要讲述莫高窟的历史文化背景;一部是8k超高清实景球幕电影《梦幻佛宫》,主要讲述洞窟的历史。“数字电影+预约参观洞窟”既让游客得以尽兴,也让我们能够控制日游客总量。这一模式很成功,游客非常欢迎。有了这两部电影,敦煌莫高窟就“活”了。
贾正:建立“数字敦煌资源库”也是您为敦煌莫高窟保护与传承做出的一个重大决定。现在回想起来,您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数字敦煌”概念时,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这是一个相当大胆和富有想象力的工程。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吧?
樊锦诗:国家规定文物单位必须达到“四有”,其中“一有”就是得有档案,可是莫高窟当时没有。首先就是要给莫高窟建立科学的档案。当时虽然有一些照片,但是照片终究是要变质发黄,最终慢慢消失掉。莫高窟的很多洞窟及壁画正在逐步退化和病变,照片和录像无法长久保存历史信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世界独一无二的敦煌石窟艺术逐渐消亡,建立能长期保存的洞窟文物真实信息档案刻不容缓。
那时,我对电脑没有感觉。通过演示,我了解到只要保存成数字,它就能永远保存下来。经过不断琢磨,一个大胆的构想在我脑子里逐渐明晰起来,就是要为敦煌石窟的每一个洞窟及其壁画和彩塑建立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对壁画做了数字化实验,但效果与最初的构想存在较大距离。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利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发出多视点拍摄与计算机结合处理的数字化方法,但当时采集用的还是柯达胶片,不能满足高质量数字档案要求。2006年4月,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成立,在与国内外合作的基础上,不断试验、探索和研究,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2016年5月1日,第一期“数字敦煌”平台终于上线,可在世界任何地方登录敦煌数字资源库。应该说“数字敦煌”历史信息保存和利用的最终形成,是莫高窟保护发展理念跟随科技发展步伐的结果。“数字敦煌”的意义就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可以说是与时间赛跑,具有抢救文物历史信息的重要意义。未来我们会基于“数字敦煌”资源库,加大敦煌石窟综合保护体系建设,把一个真实完整的莫高窟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贾正:您刚提到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两个条例的提出,对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和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樊锦诗: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和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突出矛盾,在外部环境、政策不断变化的时代,要做到莫高窟的长期保存,稳定保护机构,稳定保护管理和研究人才队伍,需要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保障。于是,我们制定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有目标、分目标,也有原则和措施。在保护文物的同时,我们还要保护文物所在的环境,包括寺庙、舍利堂等人文环境和植被、树木、沙漠、水流、森林等自然环境。如果只保护石窟本身,而无视周围文化、环境氛围,那等同于破坏。《条例》和《总体规划》的颁布与实施,对莫高窟的保护与管理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是进一步做好莫高窟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等各项工作里程碑式的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认为保护文物只是文物部门自己事的错误观念,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遗址保护规律的认识和对保护本质特征的理解。
贾正:敦煌研究院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在全国文物界开启了国际交流合作的先河。开展这种交流,您最初的动机是什么?现在看来,是否取得了预期效果?
樊锦诗: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让我有机会看到了国外文物保护的技术,萌发了开展国际合作的想法。敦煌研究院在西北一隅的山沟里,本身就特别闭塞,必须要把大门敞开,让全世界的专家学者都关心、关注它。从那时候开始,莫高窟就不断开展国际合作。在合作中我们一直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互利共赢的原则”,合作机制也从最初的单向引进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先进理念,发展到双方平等对话合作解决莫高窟文化遗产重大疑难问题,培养专业人才方面。其实最初的动机就是瞄上了“人家”口袋里的钱。后来发现,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理念更值得学习。再后来又发现无论管理还是技术,总得有人来掌握吧!此后在国际合作中锻炼、培养人才成为最重要的事,让年轻人介入每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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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带着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来到敦煌,全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文物事业中,在大漠深处一呆就是47年,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做出了杰出贡献。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历经千百年来自然侵蚀和人为的破坏,文物本体已经十分脆弱,为了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文物,樊锦诗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聪明才智。在工作中,她始终坚持贯彻国家“抢救第一、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重视科技在石窟保护中的应用。她带领科研人员,经过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在古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路子,把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文物保护方面,樊锦诗同志和她领导的团队,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在管理上建立一整套遗址管理制度、有效地阻止了人为因素对石窟的破坏,通过环境监测与研究,对莫高窟窟区大环境及洞窟小环境做出了科学的质量评价;以工程阻沙、化学治沙、生物固沙为主的综合治沙防护系统已成一定规模,沙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多年研究和探索,确定和形成了一套砂砾岩石窟崖体裂隙灌浆、风化崖面防风化加固的材料与工艺,有些技术从材料到施工工艺均为我院所独创。探讨了壁画病害产生的机理,为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资料和科学数据;不断改进壁画修复技术,实验筛选了几种新的修复材料,等等,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真正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樊锦诗同志在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中始终意识到文物保存环境的重要性,她首次提出将考古与自然科学相结合进行敦煌石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的关系研究,主持申请了国家文物局项目《敦煌莫高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研究》、《敦煌莫高窟及周边地区环境演化科普教育》,并亲自调查洞窟、崖面现状,根据考古断代第一次提出莫高窟南区中段在历史上有过不同规模的三次坍塌的观点,并初步复原了历史上崖面原始形态。
她注重安全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有机结合,以高质量的展陈传播敦煌艺术;提出“数字敦煌”理念,利用数字技术储存和展示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策划实施了莫高窟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保护工程——“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为莫高窟的保护与利用拓展了空间,奠定了新的基础。樊锦诗同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并作为项目负责人,协调有关科研单位,申报并完成了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研究》的科研课题;主持完成了《曙光天演PowerPC工作站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研究》项目,该项目也已通过“863”计划专家组的鉴定。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墙壁上的博物馆——敦煌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到人们面前,并在敦煌壁画的艺术复原与艺术创造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樊锦诗同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的国际合作,按照"以我为主,对我有利,为我所用"的原则,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行了合作项目的研究,开创了我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使莫高窟文物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本体病害和损毁得到遏制。在她的组织、领导下,中外友好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把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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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2019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上的颁奖词,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的生动写照。从繁华旖旎的都市走向黄沙漫天的大漠,深居敦煌50多年,樊锦诗只做了一件事——用爱和生命守护莫高窟。
樊锦诗祖籍杭州,生在北京,长在上海,小时候一篇课文让她开始向往敦煌。1963年夏天,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25岁的樊锦诗毅然奔赴敦煌。
住土屋,睡土炕,用土桌,坐土凳,喝咸水,吃粗粮……本就体弱的樊锦诗咬牙坚持着,最苦的还是至亲分离。从敦煌到武汉,两地相距2500公里,夫妻天各一方,孩子寄养在农村。19年后,樊锦诗的丈夫来到莫高窟,他们才得以团聚。
“戈壁沙漠,环境闭塞,物资匮乏,但一走进洞窟,这些就都不重要了。”樊锦诗回忆说,“在莫高窟,一个洞窟一个洞窟看过去,我完全沉浸在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壁画和彩塑艺术中。”
50载春秋冬夏,樊锦诗走遍大大小小735个洞窟,看遍了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作为一名石窟考古学家,樊锦诗主持编写的记录性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被誉为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被学者盛赞“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退休多年,樊锦诗每年大半时间还留在敦煌,历时10余年编写的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是她心中最大的牵挂。
在敦煌莫高窟,每个洞窟都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博物馆,隐藏着无穷无尽的奥秘。为什么在遥远的沙漠里会产生如此璀璨的石窟艺术?这些画是如何画出来的?它们经历了什么?又该如何保护它们?带着这些问题,樊锦诗一头扎进繁忙的工作中,反复进洞、调查、临摹、记录、查阅资料,撰写考古报告。
1985年至1986年,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樊锦诗负责撰写申报材料。那一次的经历让她深刻认识到,“把老祖宗留下的遗产管好”还需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樊锦诗的发起和直接参与下,《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于2003年颁布实施,首次将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管理纳入政府法制治理体系,敦煌研究院还联合国内外3家机构编制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
世纪之交的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给敦煌莫高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游客量。如何让莫高窟得到有效保护,樊锦诗忧心忡忡。
一天,樊锦诗刚到一处洞口,就被一阵浓烈刺鼻的香水味呛得直打喷嚏。过多的游客进入,会破坏洞窟中稳定的小环境,温度、湿度、二氧化碳超标,包括游客身上的汗味、香水味,都会对壁画和彩塑产生不可逆的腐蚀。
壁画和人一样,不可能永葆青春。对比100年前拍摄的照片,莫高窟现在的壁画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褪去。“你对它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在樊锦诗看来,保护不是为了把观众拒之门外,而是“对文物负责,也对游客负责”。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樊锦诗陷入沉思。
一次偶然的机会,65岁的樊锦诗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提上议程。2016年4月,“数字敦煌”成功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游客只需轻点鼠标,即能一览无余。
2021年7月1日,樊锦诗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半个多世纪坚守大漠,她最为公众所知的称谓还是“敦煌的女儿”。
“我和敦煌有割不掉的缘分,我这一生注定属于敦煌。”84岁的樊锦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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