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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泰是一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无私奉献优秀品格、高尚道德情操和工人阶级高度主人翁责任感的鞍钢英模。他十几年如一日,把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满腔热爱,化作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顽强拼搏的坚定信念和模范行动。他的精神既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体现了老一代鞍钢人不怕吃苦、甘于奉献的家国情怀。
中国冶金报 中国钢铁新闻网
通讯员 孙玲
他用一腔热血,为爱厂如家精神做出完美的诠释。
他用一份执着,为高炉恢复生产的每个细节而日夜奔忙。
他用一股干劲,为鞍钢人树立起时代楷模的标杆形象。
他就是老英雄孟泰。
2021年4月12日,笔者跟随鞍钢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党支部一同到孟泰纪念馆参观学习,再次聆听老英雄孟泰的故事。党员田雪告诉笔者,自己不止一次来参观学习,孟泰是鞍钢劳动模范最杰出的代表,借此历史学习教育契机,在此重温老英雄孟泰的故事,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老英雄在恢复鞍钢生产、开展技术革新方面的杰出贡献。孟泰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鞍钢,这种爱企、荣企、献企的精神,在任何时期都值得每名职工学习。
“跟共产党走,棒打不回头”
鞍钢是新中国最早开工的大型钢铁企业。孟泰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全国著名劳动模范之一。这位新中国第一代杰出劳模,少年时逃过荒,青年时为日本人背过煤,挨打、挨饿是常事,半辈子漂泊不定。当解放军开进鞍山城、工人们当家做主时,年过半百的他才找到了“家”。
“跟共产党走,棒打不回头”——孟泰的一句话,戳中了工友们的心。1948年鞍山解放,历经战火的鞍钢回到人民手中时已是千疮百孔,日本专家甚至认为,断壁残垣的鞍钢厂区只能用来种高粱。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党中央要求鞍钢迅速复工。老英雄孟泰发动大家收集、献交器材,甚至砸破冰层跳进齐腰深的水中寻找设备。在他的带动下,炼铁厂配管班在短短几个月内便回收了许多种材料、上万个零备件。厂里发动工人们献交器材,数千职工肩扛、担挑、车推,络绎不绝,队伍从厂区一直排到几里开外。
“高炉卫士”、劳动英雄,这是孟泰留给世人最鲜明的形象。当侵略者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并出动飞机狂轰滥炸时,他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守护,誓与高炉共存亡。他爱炉如命,爱厂如家。在修复高炉的那些日子里,他经常不回家,在最先开工的3座高炉点火的前前后后,他干脆住进炼铁厂,手拎大管钳没白天没黑夜。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鞍钢人仅用半年多时间就让企业开工生产,为新中国贡献了第一炉铁水和第一块钢材,鞍钢一度成为新中国工业的象征。
在那段时间里,老英雄孟泰用他的实际行动成为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楷模,也赢得了工友们的尊敬和爱戴。1949年7月9日,鞍钢举行开工典礼,表彰了141名在护厂、抢运、献交器材和复工竞赛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功臣,其中孟泰等22人被评为一等功臣。1949年8月1日,历经考验的孟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鞍山解放后发展的第一批工人党员。1950年底,孟泰光荣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劳动模范。1957年,孟泰当上了炼铁厂副厂长,成为从工人中提拔的第一批领导干部。
孜孜不倦的创新追求
红彤彤的铁沟映照着一张张黝黑的脸庞,特殊的工种、特殊的环境,造就出一群浴火的汉子。一代英模,代代仰慕。尽管逝去的岁月,有可能将一切着意的浓墨化为过眼的烟云,却不能褪去深植于他们灵魂之中的本色。
除了苦干、实干外,孟泰身上不乏创新、创造精神。孟泰只念过3个月私塾。解放后,他带头进课堂、学文化,摘掉“文盲”帽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孟泰组织全厂各方面人员进行联合攻关,先后解决了十几项技术难题,成功自制大型轧辊,填补了我国冶金史上的空白。凭借多年的经验,老英雄孟泰刻苦钻研,敢于大胆创造,形成了著名的“眼要看到、耳要听到、手要摸到、水要掂到”的孟泰工作法,他提出的“宁叫人找事故,不让事故找人”的口号,至今还在铁厂流传。为了减轻设备架工的劳动强度,孟泰带领大家找来废钢板、旧牙轮,利用业余时间制作了一台卷扬机。
上世纪60年代,走上领导岗位的孟泰依然保持着工人阶级本色,始终与工人在一起,“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他亲手建立起“孟泰储焦槽”,每年为国家节约大量焦炭。孟泰亲手改进自动注油器,由他提议和主持的小改小革不计其数。同时,他还把多年摸索和积累的高炉维护经验传授给职工,组织职工围绕生产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攻关。孟泰还会同王崇伦等全国劳动模范一起开展技术协作,使鞍钢的技术革新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他积极创新,成功改革了热风炉底部双层燃烧筒,大大地延长了燃烧筒使用寿命;成功研发了冷却箱串联技术,使用水量比以前节约了30%。正是这些闪光的事迹,逐步树立起老英雄的高大形象,奠定了“孟泰精神”的基础。
由王崇伦和孟泰、张明山等共同发起的技术协作活动,像“滚雪球”一样,聚合了一大批能工巧匠,并迅速扩展,形成了1500多人参加的技术协作阵容,成为了全国工业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而以孟泰为代表的鞍钢群众性技术革新、技术协作活动蓬勃发展,不断演进而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独特模式。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将这一成功经验批示为鞍钢宪法。其主要内容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相结合共同解决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中的问题。
“孟泰精神”永放光芒
孟泰是鞍钢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无论是恢复时期、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新的历史时期,“孟泰精神”都成为教育、激励、鼓舞广大鞍钢职工医治战争创伤、忘我劳动、克难攻坚、创新发展的坚强支柱,更为鞍钢广大职工留下了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孟泰纪念馆静静地坐落在鞍钢股份炼铁总厂厂区内,500多平方米的面积,数千件展品,向人们诉说着那个钢铁年代的故事。这里每年都接待数万名参观者,大学生入厂的第一课、基层班组的日常党课、新党员宣誓仪式,甚至中小学生的主题班会,很多都会选择在这里举行。
追溯鞍钢的英模文化,来源于鞍钢人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朴素情感。“艰苦奋斗、爱厂如家、为国分忧、无私奉献”的“孟泰精神”是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鞍钢精神的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永远激励炼铁厂职工、鞍钢职工甚至全国广大企业职工不畏艰难、精益求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
为了大力弘扬“孟泰精神”,鞍钢积极搭建“孟泰精神”的传承平台,以学孟泰系列活动为载体,搭建职工参与创造平台。例如,以“学孟泰、做主人、当先锋”为主题,持续开展“冠军炉、最佳烧结机”劳动竞赛活动,向精心操作、一流指标要效益,向提升管理水平、提高作业率要效益;以“孟泰仓库”为依托,搭建职工降本增效平台;以孟泰纪念馆为基地,搭建企业文化传承平台;组织新职工入职、退休职工离职、入党宣誓、重温入党誓词仪式,开展党课教育、历史教育,接受“孟泰精神”洗礼,使“孟泰精神”在职工思想中扎根,内化为内在品质和精神动力,感召着鞍钢人不断奋勇前行。
鞍钢,不仅盛产钢铁,也是楷模成长的沃土,英雄辈出的地方。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楷模的“接力棒”从不曾中断。孟泰、王崇伦、雷锋、郭明义、李超……他们不断为鞍钢精神注入新内涵、新力量,引领时代风采。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先进楷模茁壮成长,共同筑起鞍钢的精神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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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彦,1960年出生于吉林省集安市,1985年参加工作,2004年因病逝世,年仅44岁,生前曾任大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从他18年的法院工作历程中,我读懂了什么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对审判事业的无限热爱,也感悟到了人民心中“铁法官”“老铁”背后“铁”的品质。
“铁”中蕴含坚守,唯有坚守理想、坚守情怀、坚守初心使命,才能一以贯之忠于司法事业。1981年,21岁的谭彦考入吉林大学法律系,那时候他就立志做一名人民的好法官。1985年,他主动放弃市区优越的生活环境,志愿到刚刚起步、条件比较艰苦的大连开发区工作。他曾讲到作为一名司法战士,要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面对大连开发区艰苦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时,他依然能忘我工作,即便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还可以保持高结案率和零退还改判率,我认为这与他对法官事业的热爱是密不可分的。以谭彦为代表的人民法院英模由于怀揣理想、坚守理想、投身理想,才能做出了一份份让人叹服的工作成绩。当下,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在应对司法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时,只有保持对司法工作的高度热情、坚守对司法事业的初心使命,才能保证一往无前,进而深挖自身潜力,在人民群众当中树立起公正、神圣的法官形象。
“铁”中带着坚硬,唯有用过硬能力、过硬业务、过硬职业素养,才能将公平正义深深刻进人民心中。谭彦法官的职业生涯写满了拼搏、磨砺和进步,他曾经讲过“我们头顶国徽,肩扛着天平,绝不能在我们手中办错案子。”他积极投身大连开发区建设实践后,每日刻苦学习、潜心钻研,即使身患重病还能做到专业书本不离手。也正是由于他的勤奋,使他快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年轻法官,练就一身过硬的业务工作能力。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干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如果知识不够、眼界不宽、能力不强,就会耽误事。作为一名法院人,我认为要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责任心,珍惜光阴、不负韶华,保持将长本领、长才干作为工作的目标和方向,在每个案件办理过程中,将理论知识与工作实践有机结合,并从中汲取知识和营养,做到业务过硬、本领精湛,快速成长为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司法工作者,才能弄懂弄透司法工作,有效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铁”中还应有坚持,要能坚持生命不止、奋斗不息,方能打造一具“钢铁之躯”奉献岗位。谭彦法官在《让人生更加充实》一文中提到,“在有限的时间里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刻苦学习,努力工作,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来报答党和人民。”1993年7月到1995年6月间,本该按医嘱全休治疗的他,在560个出勤日中仍能出勤512天。从他妻子、同事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到,由于放心不下法院工作,他时常是成把成把的药灌下以后就继续工作,工作结束后等待他的就是晕厥、虚脱、住院……细细想来,撑起他这具“钢铁之躯”的不是强悍的躯体,而是钢铁般坚持不懈的意志。面对日常工作中各种风险挑战考验,应当要有谭彦般的意志,不松劲、不泄气,做到一仗接着一仗打,以坚持做笔、以奉献为墨,书写出一名法院人奉献青春、服务百姓的奋斗篇章。
时至今日,谭彦法官离世已近18年,但他的事迹和精神仍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作为一名法官助理,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反复感悟英模的精神,汲取身边榜样的力量,勤奋学习、扎实工作,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积极投身“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中去,以实际行动为司法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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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雷锋因共登上从抚顺到沈阳的列车。你看他,以上车就忙个不停。他主动帮列车员扫地、擦玻璃、收拾桌子,给旅客倒开水,帮助妇女抱孩子,给老人找座位。一会儿,就忙得满头大汗。别人叫他休息,他总说不累。
到沈阳站换车的时候,雷锋在车站内发现一位背着孩子的中年妇女因丢车票而焦急万分。他急忙上前问明情况,原来这位妇女是从山东来的,要去吉林探望孩子他爹。雷锋就安慰她不要着急,并领着她到售票处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一张去吉林的车票。大嫂接过车票,热泪夺眶而出。
又一次,雷锋到丹东作报告回来,早晨5点钟到沈阳换车回部队,过地下道时,他看见一位老大娘,拄着棍、背着大包袱,很吃力地走着。雷锋迎上去一问,知道大娘从关内来,是到抚顺去看儿子的。雷锋立即把包袱接过来,一手扶着老人说:“大娘,我送你到抚顺去。”
老人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上车后,雷锋给老人找座位,自己就站在老人身边。他问老人的儿子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老人说儿子是煤矿工人,出来好几年,老人没有来过抚顺,还不知道儿子住在哪里。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雷锋。他看信封上的地址,写的是“抚顺市__信箱”,他也不知道但他知道老人找儿子的迫切心情,就说:“大娘,您放心,我一定帮您找到儿子。”
“那敢情好!”老人高兴得眉开眼笑。
火车进站后,找两个多小时,终于帮助老人找到儿子。母子见面,老人的第一句话是:“儿呀,若不是这孩子一路送我,娘怕还找不到你呢。”
老人的儿子拉着雷锋的手,一再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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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我们全班同学都在读雷锋的故事,从书中我知道,雷锋是一个勤俭节约,不怕吃苦,乐于助人的人。
雷锋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解放军战士。他的一生是艰苦的一生,也是战斗的一生。在他留下的数百则日记里,不仅真实地记录着他在新中国的阳光下积极进取的奋斗历程,也写着他崇高的人生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生活准则。
有一天,天寒地冻,大雪纷飞。雷锋去做报告的路程中,看见一位年迈的老奶奶没有戴手套而冻得直打哆嗦,雷锋想也没想就把手套给了老人……还有一次他在出差的路上看到一位妇女背上背着一个小孩,手里还牵着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去坐车,他们全身都被雨水淋湿了。雷锋看见了,毫不犹豫地把他们送上火车,直至安全到家!正是这些小事给别人带来了无限温暖……真是“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雷锋在那么艰苦的年代里,都能做到那么优秀,而我们新时代的少年更应该学习他这种坚强不屈的意志,艰苦朴素的作风,不怕吃苦,虚心学习的精神!我们有着优越的生活条件,可是在我们身边却缺少雷锋精神,我们明明看见地上有一团垃圾也装着没看见;我们可以帮小朋友过马路,却觉得那不关自己的事……我们偶尔还会因为一些小事而闹情绪,发脾气……想想真的很惭愧!此刻,让我们一起改正自己的不足,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好少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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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10时45分,44岁的生命走完了最后的人生历程———“铁”法官谭彦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谭彦1985年7月大学毕业后,主动放弃市区优裕的生活环境,志愿到刚刚起步、条件比较艰苦的大连开发区工作。在因工作过度劳累而身患重病之后,面对医生“必须长期全休治疗,否则最多能活5年”的忠告,他义无反顾,以惊人的毅力与生命争夺时间,用更加忘我的工作来实践自己“活着就要工作,死也要死在工作岗位上”的誓言。1993年和1994年,他的病情再度加重,但是在这两年间他克服常人难以忍受的疾病折磨,审结案件105件,高出全院法官平均结案数的49%,而且无一发回改判,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谭彦具有坚强的党性,在开发区这种特殊的工作环境中,无论是面对创业时的艰辛,还是身处初步繁荣后的灯红酒绿的环境,都能经受住考验,做到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秉公执法,被誉为“铁”法官。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谭彦依然忘不了他所热爱的法官事业。他说:“作为法官,清廉如水是立身之本,秉公执法是生命之魂,枉法裁判是天大的耻辱。……我是一名普通法官,只是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多荣誉,心中时常不安。我的生命是有限的,矢志将青春年华献给党的事业,只叹身患重病,壮志难酬……”
谭彦曾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法院模范”等光荣称号。谭彦逝世前,任大连开发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新华社曾于1996年7月21日播发介绍谭彦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钢铁之躯托起神圣的天平———记秉公执法、无私奉献的“铁”法官谭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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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法官20年间,谭彦始终不为钱物所动、不被人情左右,坚决不办关系案和人情案。在开发区法院1994年的廉政记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谭彦,一年拒贿6000余元,拒请吃15次。”不为人情所动,不受金钱诱惑,不被权力左右,不向恐吓低头,这就是谭彦的铮铮铁骨。谭彦常说:“我们是人民法官,在法庭上,要忠实地捍卫法律的尊严;在法庭外,还要用自己的真情,感染和教育更多的人学法、懂法、守法。”他建立了缓刑罪犯回访制度,帮助他们弃恶从善、重新做人。
1994年,谭彦连续5天高烧不退,仍坚持出庭。同事实在不忍心,就连拉带拽把他送进了医院。医生看过他的胸透片后,直呼“不敢相信这个人还活着”。在开发区法院1993年7月至1995年7月的考勤表上,总共560个出勤日,除去48天因病请假,剩余的512天谭彦保持全勤。
凭借对司法工作的满腔热忱,谭彦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十大中国杰出青年卫士等荣誉称号。2009年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2004年11月28日,这位与病魔抗争了15年的“铁法官”永远倒下了。同事整理谭彦遗物时,在他的办公桌下发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生命就如一朵火焰,渐渐烧尽自己。但当一个孩子新生了,他就得到一个新的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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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发生8.0级地震。位于震中的映秀,在通信、陆上交通瘫痪的情况下,瞬间成为一座救援“孤岛”。
一位本不在救灾名单上的51岁飞行员主动请缨来到救灾前线。在此之前,他想象过理想中的退休生活:要去考驾照,和妻子一起旅行。旁人眼中的他是极其严肃的空军,而和他结婚20多年的妻子一直认定,“他只是很严肃,其实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他也曾认真地对儿子讲,“人一辈子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人是一辈子的,做官只是一时的,不管你现在有多大权力,别人多尊重你,你只要退休了,不在这个位置上了,别人还记得住你,那你就是成功的。”
他没有等到退休的那一天,却被无数经历过汶川地震的人所铭记。这场漫长的铭记,对于他的家人,是无止休的“余震”。
邱光华
1
最后一次告别
空难发生的那一天,邱光华特意叮嘱妻子李弟燕,不要让当时准备一同执行警戒任务的儿子邱锋坐上自己的飞机。
李弟燕觉得,做了大半辈子飞行员的丈夫对危险早有预判。往常,丈夫都会允许儿子坐上自己的飞机。但她仍尝试着问他,可不可以不飞了,“我大概一点飞行,三点钟左右就回来了。”邱光华答。儿子又劝,“爸,你不要去飞行,今天休息一天。”他站起来,回了一句,我的事情你们都不要管。
这是邱光华与家人的最后一次告别。
邱光华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邱光华老家茂县受灾严重。作为原成都军区某集团军陆航团副师职特级飞行员,51岁的邱光华还有11个月就到停飞年龄,团党委也特意派他执行地面指挥任务,但他依然决定递交请战书,哪怕面对的是这个危险重重的“死亡航线”。
从成都到理县的空中航线,是典型的“两山夹一谷”,被称为“死亡航线”。5月31日下午,邱光华机组奉命运送卫生防疫专家前往理县,这是他在地震中第64次飞行,由于突遇浓雾和强烈气流,邱光华和他的734机组成员——27岁的副驾驶李月、47岁的机械师王怀远、28岁的机械师陈林、23岁的物资装卸和地面警戒员张鹏,不幸牺牲……
2
飞行员和飞行员家属
邱光华去世后,李弟燕没有改变过家里的陈设,客厅的花瓶、摆设全是他在时的样子。儿子觉得她固执,劝她组建一个新的家庭,“我说既然选择了邱光华,这一辈子都跟随他。虽然他人不在了,但是他的心在这,我的心也在。”
李弟燕
每年过年,都有陌生人找她,他们表明自己的身份,说是曾坐过丈夫飞机的人,“我们一直想找你来感谢你们,邱光华给了我们一次生命。”可邱光华在救援的时候,曾经被弟弟误解。当时邱光华的母亲、弟弟在临时安置区,家里的房子在半山腰,全都倒了,弟弟觉得哪怕送个帐篷来让母亲能好好睡个觉,不理解为什么哥哥的飞机经过受灾的老家却不给老母亲送点吃的,邱光华只能解释,“我救援的不是你们一家,无法管你们,请你们不要打电话来骚扰我。”因为这句抱怨,弟弟在邱光华逝世后自责痛哭。
每年,也有熟悉的朋友看望李弟燕,他们都说李弟燕太勇敢了。“可是每当我遇到拿不动的东西或者需要求人的时候,都会非常难受,人家都是有人(陪伴),我自己是很单一的,有说不出来的苦。”
这些说不出的苦,她从来不跟孩子讲。成为飞行员家属的这27年,她已经习惯了咽下自己的辛苦,荣光背后,是亲人日日悬在心上的担忧。
在成为飞行员的妻子之前,李弟燕就清楚地知道以后的婚姻要面临的挑战。他们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相爱,步入婚姻殿堂。虽然李弟燕是地地道道的成都人,家境比邱光华好,但李弟燕的父母自始至终都看好这个女婿的人品性格。婚后,邱光华总是在执行任务,两人大多数时间是靠写信联络。邱光华朋友多,可飞机一落地,就会第一时间赶到家里帮忙,帮岳母做事。彼时,自来水都要担水,邱光华只要去担水就会帮整个院子邻居的忙。
邱光华和李弟燕
有了孩子之后,李弟燕才意识到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她清晰地记得在儿子邱锋很小的时候,一次夜里发高烧,她给儿子包了小被子,一个人冲到医院急诊室。孩子输了一整天的水,邱光华因为在执行任务,第二天下午6点多才回来。为了让邱光华多些时间陪伴家人,李弟燕从成都市区搬到了他所在部队附近——凤凰山,尽管自己每天要骑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到成都市区。只要邱光华安全落地,家人们任何烦恼都不会对他说,只讲高兴的事。“我们飞行员家属几十年都是这样子的,不是我一家人,到现在飞行员家属也是这个样子的。”李弟燕感慨。
但李弟燕从未怀疑过支持丈夫的理想,因为她知道这个理想已扎根邱光华心中多年。邱光华小时候,凌晨2点就要去砍柴,柴火起码一百多斤重,早上5点还要去上学,那时,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有一天我要上天”。那时,农村孩子读高中的并不多,但邱光华刻苦学习考上了。高二那年,邱光华成为了第一批少数民族飞行员。
他曾和妻子讲起那段闪闪发光的日子。那时候他才17岁,坐火车坐了一整天,来到一片荒凉的新疆戈壁滩。下车后,邱光华看到恶劣的环境,突然开始想家,偷偷地哭了。可很快,他就找到了自信,作为第一个飞战斗机的少数民族飞行员,他被教练夸奖“这个羌族飞行员是飞得最棒的”。
邱光华(右一)在空军第八飞行学院
邱光华的选择也赢得了儿子的尊敬与崇拜。邱锋眼中的父亲是个很直爽的人,不太喜欢开玩笑,但是回家以后也会很开朗。邱光华对邱锋的管教很严格,但邱锋理解,这是父亲希望自己成才,只是不会把“爱”挂在嘴边。作为小男孩的他有时也会失落,学校活动通常都是母亲陪在身边,也不理解为什么别的孩子都住在城里,自己要跟着父母住在那么远的地方。
随着年龄的增长,邱锋越发意识到父亲有着沉重的使命。有时候邱光华去西藏执行任务,母亲需要更多精力照顾邱锋,会叮嘱邱锋在家乖乖听话。后来又了解到以前飞行部队出过的事情,“会觉得爸爸这个工作还是非常危险的。”
邱锋还记得,自己12岁那年的5月份,他和父亲坐在家里看电视,父亲突然说,“儿子,87年的今天,我在雪山上”。这是让邱光华终生难忘的经历——那天,他驾驶的飞机撞在了雪山上。当天下午,他们去执行任务,需要从林芝到墨脱给老百姓送粮食,给官兵送急氧。天气本来非常好,进入一个山口的时候天气突变,飞机失去控制撞在了雪山上。邱光华真实地感觉到了濒临死亡的体验,一声巨响,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当他醒来的时候,肋骨断了三根,整个皮衣和毛衣都被打烂了。
“当时听到他讲这个故事以后,我感觉爸爸的工作是相当危险的,那个时候我就更加崇拜他了。因为我觉得我爸爸绝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人可能经历了一次事故以后,心里会有一种阴影,但爸爸又重返了蓝天。”邱锋说。
邱锋
2008年,21年后的又一个5月,邱光华再也没能回来。“我在想,爸爸可能也有一种感觉,他也会想到就像87年那样,一声巨响后,他还会醒过来。但是那个结果是,他醒不过来了。”
邱锋长大后,在原成都军区某部任职。汶川大地震救援期间,身在后勤部门的邱锋先后八次登机执行警戒、投送物资的任务,跟着邱光华的米-171就飞过四次灾区。一起工作的时候,邱光华告诉儿子,一名飞行员,飞行技术固然重要,但每一次起飞能平安,落地能平安,这才能说明技术。可他最后一次的飞行,叮嘱儿子不要跟着他,自己转身去执行这场不知是否能平安回来的任务。
3
“此生无憾”
映秀抗震指挥组的战友勒干波仍然记得和邱光华的最后一通电话。邱光华对他说,最近(你在抗灾一线)待了这么长时间,坐我的飞机回家洗个澡,然后明天早上再坐飞机过来。
邱光华失联后,勒干波在映秀地面指挥部通过无线电与他联系,但一直没有回话,情况紧急,用手机拨打邱光华的电话也无法接通。那天天气不好,邱光华的飞机拉了受伤群众,如果遇到天气突变,飞机的功率和上升率会受到影响。
搜救的时候,他们发现附近所有的山体全部垮塌。近十万人,通过地面、空中拉网式搜救,终于在第11天找到飞机的残骸,邱光华牺牲在3080米的山上。
勒干波
勒干波坐在飞机上搜救过,在地面也搜救过。地面搜救难度极大,他们不得不请专门的登山队,用钢索绳作为两山之间的滑行工具。余震不断,石头不停坠落。晚上休息时,勒干波就躺在一块块垮落下来的石头上,外面电线杆上的高压线基本上都被甩掉。“所有的山体,一座山、一座山的,都像切西瓜一样,全部切完。”勒干波回忆道。
找到邱光华的遗体后,勒干波怀着复杂的心情继续投入工作。“我们一天指挥的飞机都是上百架次,几十架飞机在空中、在山沟里面飞,在映秀,最晚的时候晚上8点钟还在飞,还在拉伤员。按照规定,山区是不允许飞夜航的,因为威胁到安全,没有航标灯,没有夜航灯,但我们为了救伤员破了例。”
作为周总理特批的第一批少数民族飞行员,勒干波经历过与邱光华一样的喜悦和艰辛。最初去新疆,往成都邮寄一封信件,来来往往也要三个月。勒干波和邱光华一样,喜欢钻研业务,经常在一起探讨飞行中的问题,攻克语言上的难题。看到朝夕相处、常常一起打篮球的邱光华就这样牺牲在山野里,勒干波也感受到沉重的精神打击。
“我们是和平年代的军人,没上过战场,但咱也是军人,始终是要做出贡献,该奉献的时候要奉献。”勒干波说。他每次回忆起那一天,心里总是堵得慌。曾有两个40多年前在新疆相识的同学来探访,他们同样是直升机飞行员,其中一个是邱光华曾经的室友。几个老同学一起到烈士陵园扫墓,共同讲起年少时的往事。回忆历历在目,人却再难重逢,又不禁陷入伤感。勒干波有时会参加一些革命故事讲座,但他一般都不愿分享邱光华的故事,因为太熟悉,想起他的逝世,这一天就异常沉重。
对于邱光华的家人来说,他的故事仍在继续。李弟燕时常教育自己的孙子孙女,一定要在学校里好好表现,像爷爷一样助人为乐。丈夫逝世后,一个小区管理人员告诉她,邱光华生前会主动把乱停的车子搬到路边,管理人员说,“我们每次都觉得那个穿军装的解放军,让车子不把楼梯挡住,还挺好的。我们不知道他是你的丈夫。”
一家人每年都会驱车前往邱光华机组遇难地祭奠
邱锋常常一个人拿出手机翻看父亲的照片,一个人去烈士陵园。他时常会想,父亲的离开换来了那么多被救的生命。如今国家越来越强大,无论是家人还是那些幸存者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父亲却没享过福,想想就觉得遗憾。2008年,邱光华被中央军委追记一等功。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邱光华被评为“双百人物”;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邱光华被评为“最美奋斗者”。邱锋明白,这是祖国和人民都没有忘记他。2021年,邱锋想起那天母亲去了天安门广场,“她说了一句话,‘此生无憾’。她是饱含热泪,怀着激动的心情,她认为自己是带着两双眼睛参加了这个活动,还有一双眼睛是我父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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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邱光华是羌族人,1957年出生于四川茂县,1974年入伍,1976年入党,是成都军区陆军航空兵某部副师职特级飞行员、机长,有33年飞行史,飞过6种机型的飞机。
他多次执行军事演习、卫星回收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总飞行时间5800多小时。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四次。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大地震爆发。
地震发生后,成都军区第一时间投入到了救灾战斗中。由于山体倾塌、碎石滚落,公路毁坏严重,地面救援受到很大阻碍。所以,成都军区派遣陆航直升机编队开赴救援一线。
邱光华
确定执行任务人员时,领导考虑到邱光华已经51岁,再有几个月就到停飞年龄了,而且他家也在重灾区,没有把他列入救灾的飞行人员名单。
邱光华得知这一消息后,一次次找团领导:“我是老飞行员了,有经验。家里的事压不垮我,何况家乡的地形我最熟悉不过,让我飞的话,还能带带新兵……”
领导经不住软磨硬泡,同意邱光华参加救灾抢险。
5月15日,邱光华驾机飞到青川,执行空运救灾物资任务。
邱光华机组工作照,前为邱光华
到达目标空域才发现,在满目疮痍的地面上,很难找到一块降落场。有人建议空投,邱光华不同意:“这可是乡亲们的救命粮、救命水,摔坏了怎么办?”
最后,他带领机组成员反复盘旋观察,成功将直升机降落在一个面积不足200平方米、由震后的几块石头组成的平面上。
回来后,有人不解地问邱光华,为什么要赌上生命去较真?
他说:“救民于水火,我们代表着党的形象和军队的荣誉,绝不能有半点马虎。”
就这样,在不具备降落条件、飞机各种参数接近飞行临界值和通信联络不通畅的情况下,邱光华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飞赴汶川、青川、北川、映秀等重灾区,抢救伤员,运送物资。
救灾飞机在川西高原的崇山峻岭间飞行,打开了一条条通向灾区的生命通道。邱光华和他的战友们,被灾区人民称为“希望的神鹰”。
右二为邱光华
5月31日,邱光华驾驶92734号飞机,往汶川草坡乡、耿达乡运送药品和食物两次。下午13时,他又第三次起飞,执行运送医务人员到理县的任务。
为保持飞机平稳飞行和保证降落安全,飞机一直保持在800米左右的高度。
这是一条从未飞过的航线,而且危机四伏:飞机在山谷中盘旋,四面都是悬崖峭壁,还有密密麻麻的高压电线。但凭着丰富的经验和过硬的技术,邱光华顺利完成了任务。
14时20分,他驾机返航。开始,飞行十分顺利。经过汶川时,他还和驾驶92750号机的藏族机长多么秀取得联系,双机目视跟进飞行。
但飞至汶川银杏乡狭窄山谷时,天气突变,多么秀爬飞到2600米时,与邱光华失去了联系。
这是邱光华驾着飞机第64次飞向地震灾区,人们都安静地等待着他一如往常地平安回来。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邱光华一去便成永别。
11天后,当人们终于在映秀镇一片陡峭的山岩上找到他们时,邱光华和同一机组的李月、王怀远、陈林、张鹏四位勇士,已经化成“丰碑”,永远融入这莽莽青山之中了……
邱光华驾驶的直升机(2005年拍摄)
2008年6月14日,邱光华和机组人员的遗体从映秀镇运回成都。为表彰邱光华所在的陆航某团在抗震救灾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追记邱光华一等功,并授予该团“抗震救灾英雄陆航团”荣誉称号。
在邱光华精神的激励下,该团的官兵在天气极限、飞机极限、人员操纵极限的条件下,续写了新的纪录,为整个救援立下了功勋。
2009年,在纪念汶川地震周年前夕,邱光华机组纪念雕像在成都落成。同年9月,邱光华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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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贤得,男,汉族,中共党员,1945年12月出生,1963年12月入伍,广东饶平人,原91708部队副部队长。1965年“八六”海战中担任611护卫艇机电兵,他在弹片插在头部、脑浆外露、鲜血粘住眼角和睫毛的情况下,仍然坚守战位,保证了机器正常运转和舰艇安全。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曾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17年获“八一勋章”,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钢铁战士 千磨万仞只为雷霆一击
麦贤得所在的部队所有新兵老兵,为能够及时有力应对周边形势的变化,都苦练出一手绝活——“夜老虎”。所谓“夜老虎”,就是在完全看不见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熟练操作机舱里的装备。为了不掉队、不拖后腿,平日里,麦贤得经常蒙住自己的双眼,在轮机舱一个螺丝一个螺丝、一个接口一个接口地揣摩、操作,直到将机舱里的几十个管路、几千个螺丝摸得滚瓜烂熟。熟练掌握这些技能后,他又开始向老兵们“偷师学艺”,很快又掌握了只有老兵才会的无照明条件下换油的绝技。
战斗英雄 关键时刻方显英雄本色
1965年8月6日凌晨2时51分,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在东山岛附近的海面正式打响。
任611号护卫艇机电兵的麦贤得,在战斗中抢修意外停车的后左主机时,被弹片击中右前额,插到左侧靠近太阳穴的额叶里。他顿时失去知觉,倒在机舱里。
副指导员周桂全替他包扎好伤口时,他苏醒过来,嘴里已发不出声音。他焦急地用右手推开周桂全,左手指着机器。周桂全命令他原地休息。可副指导员刚刚离开机舱,他就以惊人的毅力挣扎着站立起来。
在弹片插入头部、脑浆溢出粘住睫毛的情况下,他坚持战斗3个小时,凭着平时练就的“夜老虎”硬功夫,顽强地守着战斗岗位。在剧烈摇晃的机舱里,他穿梭检查一台又一台机器、一根根管路、一个个阀门、一颗颗螺丝钉,在几十条管路、数千颗螺丝里,检查出一个只有手指头大小被震松的油阀螺丝,成功排除故障,保证了机器正常运转和舰艇安全。
战斗结束后,麦贤得因为弹片插入脑部,部分脑组织外露,严重伤害了脑神经,导致神志不清、不能说话、不能活动、肢体瘫痪、生命垂危。经过8个多小时的手术,麦贤得才被救活过来。又经过四次脑手术,一直插在他脑颅中的弹片才被取出,并且植入两块有机玻璃片代替部分头盖骨。这两块有机玻璃,也一直完好无损地伴随麦贤得生活至今。
自强不息 练就钢铁筋骨
1967年12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小会客厅单独接见麦贤得,勉励他用硬骨头的精神战胜疾病,养好身体,为人民立新功……在这些关怀激励下,麦贤得一直自强不息,在与伤病搏斗中,续写了钢铁战士的传奇篇章。刚刚能发音吐字。就咿咿呀呀地唱起了《东方红》。右手瘫痪了,他就用左手写字。在体疗室治疗时,他每次都咬紧牙关,用左手抬起右手,搭到攀杆上逐级抬高,汗流浃背也不肯休息。右腿不灵便,他请护士搀着练习走路。虽然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但他强忍疼痛走了一圈又一圈。早晨一听到起床号,他就坚持自己穿衣服、叠被子,喊“一二一”口令,进行队列训练。医护人员无不感叹:麦贤得不愧为钢铁战士。
不忘初心 永做小小螺丝钉
麦贤得不仅用生命标注出民族精神的高度,还用奉献谱写民族精神的内涵。他虽重度残疾,却坚持一边治病、一边工作。写下“精忠报国”作为自己座右铭,写的最多的是“永做小小螺丝钉”。他不仅这样写,也是这样做的。
他积极发挥余热,每年都主动参加军地各种公益活动,到部队、学校、企业、厂矿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还受邀担任多所大、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多次到广州番禺名智小学、汕头市东厦小学、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汕头大学等学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为了让自己的母校——广东省饶平县阱北镇阱北小学有书读、读好书,他省吃简用,筹资购买书柜、桌椅和各类书籍,创建了阱北小学“英雄图书馆”。每个暑假他都会定期为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描绘海战场景、讲述战斗故事,告诫年轻同志要好学上进,鼓励他们树立崇高的人生追求,实现个人价值,努力为党和国家多做贡献。他还对扶危济困等公益事业非常热心,每次捐款活动都积极响应、踊跃参与。
近年来,麦贤得还先后参加了全军“中国梦·强军梦·我的梦”主题团日活动、海军“航空雄鹰团”命名50周年纪念大会、海军某部“强军梦、海军魂”主题晚会、广州市“感党恩、跟党走”主题实践活动等,在广大官兵和青少年中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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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期里,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认真的读完了雷锋的故事这本书,也了解了雷锋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
雷锋出生于1940年12月18日,死于1962年8月15日,年仅22岁。他小时候家庭条件差,1947年亲人一一离世,雷锋成为孤儿,因此他小小的心里种下了一粒火种。后来在党的关怀下,雷锋慢慢长大成人,无私的为人民服务。
俗话说“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比如有一次雷锋到旅顺去执行任务,火车上雷锋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一位找不到座位的老大娘,当起了的“义务服务员”。又是扫地又是给乘客倒水,再累也不愿意坐下来休息。你看雷锋叔叔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样,看到别人有什么需要,就尽量帮助别人。
雷锋不但乐于助人,还很爱学习。他在一座小学看电影之前,还在看《毛泽东选集》直到电影放映的最后一刻,雷锋叔叔才放下书。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挤时间读书:早起点,晚睡点,饭前饭后挤一点,行军走路想着点,外出开会抓紧点,星期假日多学点。如果不积累,许多个半步就走不完千里。”
雷锋的这一生是多么平凡而伟大啊!我们一定要向雷锋同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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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科学家,推动了人类科技发展,成就了我们如今这个精彩的世界。
不过,这些人是科学界的天才,同时也是生活中的“怪人”,有很多与平常人迥异的行为,留下了很多花絮,比如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就是这样一个“科学怪人”。
陈景润1933年出生于福建福州,从小就体现出了数学方面的超强天赋,1949年考入了厦门大学数学系。
毕业后,20岁的陈景润来到北京四中担任数学老师,不过,同学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数学老师,上课时羞羞答答的,像个大姑娘,不爱说话,只是在黑板上不停地写公式,简单说几句话又是福州方言,北京的学生根本听不懂。
后来,陈景润不得不回到母校厦门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资料员,潜心研究数学。
不过,金子肯定是会发光的,华罗庚知道陈景润的情况后,就推荐他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工作,陈景润这才如鱼得水。
很多人都知道,数字史上有个赫赫有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1+1=2”的求证,这是数学研究的根本性课题,但是一直没有人能最终证实,陈景润就向这个课题发起了进攻。
1966年,陈景润发表了《表大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文,可以简述为“1+2”,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最接近的成果,立即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轰动,年仅33岁的陈景润,从此成为世界瞩目的数学大师。
不过,这一切都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众所周知,科研是非常枯燥的工作,相比还有许多实验活动的物理、化学等学科,纯粹理论性的数学研究就更加枯燥乏味了。
陈景润的生活就是这样,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数学研究上,不仅不谈婚论嫁,就连理发这种事都觉得浪费时间。
那时候理发店只有国营理发店,数量少,人又多,理发的人去了都要排号,去得晚了,得排到几十号,要等好几个小时,这无疑是陈景润受不了的,于是他就干脆留起了长发,把理发的次数尽量降到最少。
因此,陈景润每次都是头发又长又乱,到了连同事们都受不了的时候,才不得不去理发。
有一次,陈景润在大家的“逼迫”下,不情愿地去了理发店,结果一取号,竟是“38号”,意味着至少要等好几个小时!陈景润肯定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等待上,就跑去了一家图书馆,等看会儿书再回去理发。
但是,陈景润一拿起书,就把什么都忘了,一直到天黑了,肚子也开始咕咕叫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往下书,一摸口袋,发现有一个硬硬的东西,掏出来一看,是一个“38”号的小牌子,他这才想起来,把理发的事给忘了!
不过,当时天已经黑了,别说是理发店了,就连图书馆都关门了,陈景润连家都回不去了。但是,陈景润没有失望,反而有些窃喜,可以不用去理发了,就继续坐下来看书,直到第二天早上图书馆开门后才出去。
理发毕竟还只是小事,在人生大事上,陈景润也嫌麻烦,一直到44岁了,还没找过一个女朋友,同事们给他介绍过好几次,他都说没时间,见都不见。
1977年,陈景润由于积劳成疾,住进了北京309医院,没想到,这次住院,竟给他意外解决了人生大事。
一天,一个刚从武汉军区调来的年轻女军医由昆,走进陈景润的病房,给他检查身体。陈景润一看到她,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他不知道这就是“一见钟情”,只是觉得自己很喜欢这个女医生,想和她多待一会儿。
陈景润虽然性格内向,但他也有非常直爽的一面,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于是,在一次由昆来检查时,陈景润就大胆地问:“由昆同志,你多大了?”
由昆回答说:“26岁了。”
陈景润又接着问:“你有男朋友吗?”
由昆一下子愣住了,她没想到陈景润会直接问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陈景润急了,又问了一次,由昆只好摇了摇头,算是做了回答。
陈景润一看,竟高兴地脱口而出:“太好了!太好了!”
陈景润可是大名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大家关注的话题,因此,“陈景润爱上了由昆”立即就传遍了309医院,无人不知。
其实,由昆也早就对陈景润仰慕已久了,但同时她也是一位事业心很重的女性,不想被婚姻拖累自己的事业,所以对陈景润的求婚,她一直没有答应。
有一次,陈景润忍不住了,对她说了一句:“如果你不答应,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结婚了!”
309医院的领导们知道后,也都给由昆做思想工作,最终让由昆答应了陈景润的求婚,两人于1980年8月25日正式结为了夫妻,当时,陈景润已经47岁了。
1996年3月19日,陈景润不幸病逝,享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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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彭金章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他们在1966年结婚,两地分居19年。她每隔一两年会回去看望爱人孩子一次,“表现表现,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1986年,最终樊锦诗的丈夫妥协了,放弃了他在武汉大学的事业。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樊锦诗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深为感动,认为“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她说自己在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上,更倾向于家庭,“如果说爱人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离开敦煌了,我还没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我不是那种人。”
尽管樊锦诗的同事说她是少有柔情的人,但她说起孩子时依然充满慈祥与母爱:“我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保护文物她顶住压力
“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病害。”樊锦诗从踏上敦煌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从前任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上任不久后,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非常矛盾,敦煌作为世界遗产,应该展示给公众。可是这些洞窟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大胆构想“数字敦煌”
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樊锦诗另一个大胆构想是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希望退休后重回上海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使樊锦诗的性格变得坚韧而执著。年轻时的樊锦诗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上站”。但她说话直来直去,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会变得非常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
她苦笑着说,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是因此出了名的。由于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有人在背地里骂她“死老太婆”。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常常独自在办公室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消化那些尖利刺耳的话。她说:“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句‘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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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孟二冬(1957年1月~2006年4月22日),生于安徽宿县(今宿州),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来,孟二冬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坚持不懈地教育学生追求真知、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师、高尚人格的楷模。为支援新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2004年3月,孟二冬主动要求参加了北京大学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教学的工作。他在剧烈的咳嗽中坚持讲完最后一节课,倒在讲台上。经医院诊断,他已患食管恶性肿瘤。2006年4月22日,孟二冬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49岁。人事部、教育部授予孟二冬“全国模范教师”荣誉称号。
2019年9月25日,入选“最美奋斗者”个人名单。
人物经历
孟二冬(1957.1—2006.4.22),1957年1月生,安徽省宿州市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原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专长为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多年来,孟二冬坚持党的教育方针,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坚持不懈地教育学生追求真知、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师、高尚人格的楷模;他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潜心治学,撰写了《中国诗学通论》(合著)、《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韩孟派诗传》、《千古传世美文》、《陶渊明集译注》、《中国文学史》(参编)等400多万字的专著 [2] ;荣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北京大学第九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得到了我国文学界和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1957年1月12日,孟二冬出生于安徽省蚌埠。他中小学时期学习成绩突出,品学兼优。1978年3月,孟二冬通过高考成为宿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的学生。1980年2月初,他被择优留校,成为中文系老师。他求学的脚步从未停歇,十余年中三进北大,走过了进修学习、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求学历程。
1994年,孟二冬留在北大中文系任教。此后,二冬备课缜密周详,课前静坐“过电影”,课后“回放”找得失。每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每个论点的论据都有翔实的文献资料作支撑。他从不对学生发脾气,课上课下,学生们看到的孟老师,是一位博学而又酷爱运动、儒雅而又专注学术、敬业而又热爱生活的老师和朋友。
孟二冬先后出版了《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等多部论著,获国家图书奖等多个奖项 [9] 。
学科专长为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孟二冬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潜心治学,撰写了《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韩孟派诗传》等400多万字的专著。他历时七年,经过大量艰苦的研究,完成了100多万字的《〈登科记考〉补正》。
为支援新疆高等教育事业,2004年3月,孟二冬主动要求参加了北大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教学的工作。在到石河子大学的第二周,他就出现严重的嗓子喑哑症状,尽管每天打针、吃药,他仍坚持上课。随着声音越来越微弱,他不得不在课堂上用起麦克风。校领导和老师们多次劝他休息,但他都微笑着说:“没关系,我还能坚持。”在师生们的再三要求下,他来到当地医院检查,医生根据病情做出了“禁声”的医嘱,但他第二天又强忍病痛站在了讲台上。2004年4月26日,他在剧烈的咳嗽中坚持讲完《唐代文学》最后一节课,倒在讲台上。经医院诊断,他已患食管恶性肿瘤。
孟二冬在石河子大学期间,除坚持为中文系2002级四个班的学生每周讲授10学时的必修课外,同时还为中文系教师开设了《唐代科考》选修课,利用业余时间积极主动与中文系教师座谈,交流教学工作经验,圆满完成了北京大学和石河子大学双方协议的支教任务 [8] 。孟二冬在北京治疗期间,仍以顽强的毅力坦然面对病痛折磨,坚持课题研究和指导研究生的工作,积极筹备让自己的研究生去石河子大学为本科生开设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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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上午八点多钟,细雨霏霏,雷锋和他的助手乔安山驾车从工地回到驻地。他们把车开进连队车场后,发现车身上溅许多泥水,便不顾长途行车的疲劳,立即让乔安山发动车到空地去洗车。经过营房前一段比较窄的过道,为安全起见,雷锋站在过道边上,扬着手臂指挥小乔倒车转弯;“向左,向左……倒!倒!”汽车突然左后轮滑进路边水沟,车身猛一摇晃,骤然碰倒一根平常晒衣服被子用的方木杆子,雷锋不幸被倒下来的方林杆子砸在头部,当场扑倒在地,昏过去……
战友们立即用担架把他送到附近医院抢救,各级首长立即赶到医院,同时以最快速度把沈阳的医疗专家接到雷锋床前。由于颅骨损伤,导致脑机能障碍,雷锋这个劳动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年仅22岁,就这样和我们永别!
八月十七日,在抚顺市望花区政府礼堂召开隆重的追悼会。近十万人护送雷锋的灵柩向烈士陵园走去。
一九六三年一月,国防部命名雷锋生前所在的班为“雷锋班”,共青团追任雷锋为全国少先队优秀辅导员,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相继发出关于学习雷锋的通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相继发表社论,评论和介绍雷锋事迹的文章。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首都各大报纸发表毛的光辉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雷锋,这个光辉的名字,在我们的心中闪烁着不灭的光辉。他把自己旺盛的青春全部献给党,献给人民,他的高尚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必将在我们青少年一代身上不断发扬光大,他那不可磨灭的美好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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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润(1933-1996)
福州仓山城门镇胪雷村人。中国著名数学家。 1933年5月22日生于福建福州。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6年3月19日逝世。
曾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解析数论方面的研究,并在哥德-猜想研究方面取得国际领先的成果。20世纪50年代对高斯圆内格点、球内格点、塔里问题与华林问题作了重要改进。60年代以来对筛法及其有关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研究,1966年5月证明了命题“1+2”,将200多年来人们未能解决的哥德-猜想的证明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一结果被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其后他又对此作了改进。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66年发表《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成为哥德-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他所发表的成果也被称之为陈氏定理。
这项工作还使他与王元、潘承洞在1978年共同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99年,中国发行纪念陈景润的邮票。
同年10月,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行星命名为“陈景润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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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彦是大连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名青年法官。从1985年大连开发区人民法院筹办伊始,他在开发区工作和生活了近20个春秋,也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这片土地。1980处8月,风华正茂的青年谭彦怀着“考一所能当‘法官’大学”的儿时梦想,以全校第二名高考成绩考入吉林大学法律系,走出实现自己梦想的第一步。大学毕业后,他先是被分配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庭。
后因开发区法院筹备急需要人,他又被改派到刚成立不久的开发区法院筹备组。面对艰苦的创业环境和沉重的创建工作压力,这位从吉林省集安市大山走出来的儿子,义无反顾地投身火热的创业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前沿经历风雨,在摔打磨练中增长自己才干。
创业初期,工作与生活环境都很艰苦,住在简易房,外出办公全靠步行,但谭彦并没有被吓倒,交给他的各项工作都做得很出色。在老同志眼中,他是一颗好苗子,与大家朝夕相处,他又是一位好同事。
法官的职责是公平办案,以自己模范言行维护社会安宁和法律尊严。谭彦时刻牢记自己的神圣职责,在审理案件中,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为钱物所动,不被人情左右,不向恐吓低头,只认清一个公理,法律面前不容有私情。
他以不能让头顶国徽减色、肩上天平失衡的无私无畏,向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答卷,被人民群众誉为“铁”法官。他先后曾被区、市、省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杰出法官”、“特等劳动模范”。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组织部分别授予他“全国法官模范”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1989年,他被诊断患有纤细空洞性肺结核。面对医生“必须长期全休治疗,否则最多能活5年”的忠告,他以惊人的毅力与病魔进行抗争,用更加忘我的工作实践自己“活着就要工作,死也要死在工作岗位上”的誓言。在1993—1994年,正是在他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他审理案件108件,高出全院人均审案件数44%,结案105件,高出人均结案50%,两项工作指标都名列全院第一,而且无一发回改判。
这一系列数字背后,饱含着一位备受病痛折磨的人付出多么惊人的毅力和代价!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压着美国作家查克·伦敦的一段名言:生命就如一朵火焰,渐渐烧尽自己。但当一个孩子新生了,他就得到一个新的火苗。他深深懂得这句话的寓意,时刻警醒自己的生命要为人民而燃烧,而自己又是这片新开垦土地的新生儿,应以更宽广的双臂擎起照亮未来的火苗。
谭彦从1989年被诊断身患重病到他去世整整15年。很多被称为“无不为之动容”的感人故事,也大多是发生在这15年中。甚至在他被自己同事带“强制性”送到医院,医生看了他的胸透片后,竟不相信这个人还活着。可医生哪里知道,从法院来时他还开了一天大庭。
生平经历
1985年,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技术开发区审判庭。
由于工作过度劳累,1988年后谭彦重病缠身,医生诊断为“慢性纤细空洞性结核”。
1994年6月,他连续高烧5天不退,还坚持4次开庭,庭审完后才去医院治疗,医生诊后都不想信他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坚持正常工作。
1993年和1994年,开发区法院法官人均审判案件74.8件,谭彦审理了108件;人均结案70.4件,谭彦为105件。
1997年,他又被评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优秀共产党员。
2004年11月,谭彦因病逝世,年仅44岁
个人荣誉
由于他与病魔顽强抗争,勤奋工作,无私奉献,业绩突出,多次被评为开发区、市中级法院、省高级法院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还荣立三等功一次,他所在的民事庭、刑事庭也多次被法院、政法系统、开发区管委会评为先进集体。
谭彦为政清廉,爱岗敬业,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他仍然执法如山,认真办案。谭彦被群众誉为“铁法官”,曾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法院模范”等光荣称号。
他先后被评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优秀共产党员,大连市优秀共产党员、职业道德建设十佳标兵,辽宁省十大杰出青年、中国首届十大青年卫士等;还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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