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的先进事迹（16篇范文）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的先进事迹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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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8年被媒体报道以前，很少有人知道于敏是谁，更少有人了解他在做什么，连他的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于敏从事的“高级的秘密工作”是研究氢弹和核武器。

于敏的科研生涯始于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钻研多年后，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将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交给了他。从那时起，于敏转向研究氢弹原理，开始了隐姓埋名的28年。

当时的核大国对氢弹研究绝对保密，造氢弹，我国完全从一张白纸起步。

由于大型计算机机时非常紧张，为了加快研究，于敏和团队几乎时刻沉浸在堆积如山的数据计算中。1965年9月，上海的“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于敏以超乎寻常的直觉，从大量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数据中理出头绪，抽丝剥茧，带领团队形成了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然而，设计方案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在那里，科研人员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喝的是苦碱水，茫茫戈壁飞沙走石，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低至零下30摄氏度，道路冻得像搓板。于敏的高原反应非常强烈，食无味、觉无眠，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路，有时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解决完问题才离开基地。

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1969年，于敏带领团队来到了四川绵阳的深山里，研究核武器。他判断，“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

他不敢停止脚步。但长期在艰苦环境里工作，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于敏上台阶都要用手抬着腿才能慢慢上去，同事都劝他休息，他坚持要到小山冈上观测火球。由于操劳过度，在工作现场，他几近休克。1971年10月的一天深夜，于敏再次因为过度劳累休克……

2015年1月，89岁的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满脸谦逊祥和。上一次像这般“抛头露面”，还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对于敏而言，他并不习惯这样的场合，在隐姓埋名的那些年里，默默耕耘的他“沉”在深处很自在。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科学家于敏的感人事迹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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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于敏是我国自主培养的杰出的核物理学家，也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

周光召称他“毕生奉献、学界楷模”。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防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等十几项重大奖项的于敏，曾经为了我国的核武器研究而“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甚至直到今天，他的事迹也鲜见于报端。

创造世界纪录的“两弹元勋”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从事氢弹的研究，是于敏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都是指氢弹。从理论到技术，氢弹都要比原子弹复杂得多。为了加快氢弹的突破，1961年1月，于敏被国家选派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34岁年轻有为的于敏，带领他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小组，正处在重大成果突破的关键时刻。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一次次陷入困境又一次次突出重围，经历了我国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之后，于敏带领的科研队伍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的重大突破。

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一同参与研究的同事们直接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获表彰科学家作了发言。

他在发言中总结道，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人只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开创历史的“国产一号土专家”

于敏在回忆自己的“转行”心路历程时说到，“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的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于敏出生于1926年8月，他父亲当时是天津的一位小职员。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门门功课第一的成绩闻名全校。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大工学院机电系。1946年，出于对理论研究的热爱，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不久，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25岁的于敏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也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以我国当时的条件，想要快速突破氢弹着实困难重重。不过，“土专家”有他自己的办法。此时，于敏“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的特质得以发挥，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着，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巅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制造核武器的“和平主义者”

于敏说，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正是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于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

“我当然不愿意打仗，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可是，在50年代，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你要想不受人家欺负的话，就不能没有核武器。”

于敏说，但我国的核武器是属于战略防御性质，完全是为了自卫。因此，技术路线也和国外不同。我国核武器是用先进技术打破核垄断，并不追求核武器的多样化。“我国的核武器是威慑力量，主要防备他国干预我国内政。”

“我想，核武器最终会被销毁。”于敏坚信，当全球战略多极化，霸权主义没有实战余地的时候，和平与发展将真正成为现实。

科学家于敏的感人事迹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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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的自白。于敏，这个名字过去数十年里曾经一直是一个秘密，如今已成为一种精神的代名词。

1926年出生于天津的于敏，自谓青少年时代在一种“亡国奴的屈辱”中度过。内向、好静思的他，喜欢科学，而且对科学有一种特殊的寄托。1949年他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取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所器重，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集中攻关原子弹，并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翌年1月，钱三强请于敏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氢弹虽然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比原子弹复杂得多。

于敏喜欢做基础研究，自认为不适合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不过，他没有犹豫，“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后来说。

于敏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以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研究问题，而且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氢弹研制进入冲刺阶段。1965年1月，于敏和邓稼先、周光召等科学家一起，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氢弹原理作进一步探索。他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形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当他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向大家报告时，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一致。试验成功的那天晚上，于敏“睡得很踏实”。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西方科学家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婉拒了：“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氢弹技术突破后，于敏曾想过离开，回到自己喜欢的基础研究，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他认为，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于是，他把后半生献给了我国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以及其他核武器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于敏曾经直言，“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这位喜欢古诗词的科学家，向往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和“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仰慕文天祥威武不屈和“留取丹心照汗青”，教会孙子的第一首古诗词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正如他心目中的这些英雄，于敏在事业上鞠躬尽瘁，在科学上唯实不唯上。与于敏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毕生信奉“宁静以致远”的于敏，如此解释他心中的那片宁静：“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今年1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于”的于敏去世。老于走了，但这种情怀和精神永远地留了下来。

“无名英雄”于敏事迹简述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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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于敏心中依旧记得他第一次来到这荒无人烟的大漠之上时，大声吟诵着："不破楼兰终不还!"

为此，于敏曾经数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我国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高原，于敏曾经8次上高原，6次进入戈壁滩。他高原反应强烈，到了西北高原之后，他根本无法正常饮食。早上吃一两主食，午餐和晚餐也只能吃一、二两米饭。即便吃下去，也经常吐出来。因为身体不适，他常常失眠，工作繁重的他体力消耗很大。从办公室到宿舍，不到一百米的距离，他走一次要停下来休息好几次。

即便如此，为了能够掌握到完整准确的试验测试结果，在试验之前，于敏还是在半夜顶着零下30多度的低温，爬到了高达102米的铁塔顶端。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在说，于敏是在用生命制造氢弹。

1969年，因为不断奔走于北京和大西北之间，精神压力过大、积劳成疾的于敏患上严重的胃病，同事们眼看着他人日渐消瘦。第一次在地下进行核试验，于敏已经虚弱得走路都很困难，每次上楼梯的时候，都需要用手提着推腿才能迈上去;做热核试验，同事们兴致勃勃将他拉到小山岗去看火球，于敏突然全身冷汗，脸色苍白，突然休克昏迷。

于敏健康状况每况日下，到了1971年，组织实在不忍，商讨破例让于敏的妻子留在他身边照顾他。一天深夜，于敏正在钻研之时突然感觉到身体不适，头昏眼花，他用最后一点力气叫醒了妻子，孙玉芹一醒来，他已经瘫倒在地。孙玉芹赶紧通知医生，经过抢救之后，于敏才化险为夷。于敏在医院待不住，身体还没有恢复好，就又投入了工作之中。

1973年，于敏从绵阳返回北京，在列车上就开始便血，刚刚到了北京又昏厥过去。于敏都没进家门，就又被送到了医院之中。

那些年，于敏的身体状况是孙玉芹最为担忧的事情。她不知丈夫到底在做什么工作，但让他连生死都置之度外的理想，作为妻子，怎么可能不支持?

为了支持于敏，孙玉芹提前退休。每天她拉着小车去超市买菜，在邻居好友心中，她总是笑眯眯的，很秀气，也很精神。她用全部的精力保证于敏的事业，只想让于敏没有后顾之忧。

央视曾经采访过于敏，于敏提到他去亡故妻子的思念，孙玉芹因为心脏病先于敏而去，成为他的心头的一根刺。在于敏的记忆之中，孙玉芹是非常喜欢旅游的，但是为了照顾于敏的身体，她舍不得离开于敏，时间全部都花在于敏的身上。对妻子，于敏将所有的感情都凝聚在一句诗之中："报答平生未展眉。"

注：“惟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出自唐·元稹的《遣悲怀三首·其三》。可以理解为：只能睁着双眼整夜把你思念，来报答你平生不得伸展的双眉。

"国产土专家"于敏，如果说一生之中还有什么遗憾的事情，除了没有好好陪伴妻子和家人，就是没有机会出国留学。当时国内顶尖的专家王淦昌、邓稼先和朱光亚等都曾经在国外留学，于敏却从来没有踏出国门。

其实在1962年于敏曾有出国的机会，丹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A·玻尔曾经访问北京，于敏担任他的翻译。两人曾经探讨过学术问题，玻尔赞叹于敏是一名"出类拔萃的人"，亲自诚挚邀请他去哥本哈根，于敏拒绝了。

于敏晚年回忆说："如果我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选择留学。"的确，"土专家"是对于敏"白手起家"的肯定，但在他看来，科学必须要有开放交流的态度，和足够广阔的视野。留学是科学交流的最好方式，但留学后必须回国给国家做点事儿，他说："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就是因为这样的态度，于敏带的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蓝可在即将毕业的时候，于敏没有将他留在身边，而是鼓励他出国留学，只是一再强调，要求蓝可将来归来献身祖国。

在于敏和同事们不顾生死接受研制氢弹的重任之时起，就一直遭受着非议，有的人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一定要研制氢弹，他们认为于敏在研制杀人武器，是一种不人道的事业。对此，于敏只说了这样一段非常朴素的话：

"中国5000年的历史都是受外族的侵略，中华民族从来就是非常坚强同时又非常爱好和平。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但是在50年代，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必须打破核垄断。"

在祖国的核武器事业之中，于敏是先行者之一，和老一辈的科学家们完全靠着自己的智慧和毅力走出了自主创新的道路，为后来者引路。于敏在耄耋之年写下一首诗："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生前，93岁高龄的于敏依旧是单位的"重要顾问"，每当遇到重大或者难解的问题之时，后生们想到的还是要请"于老爷子"出山。

在于老去世后，有记者曾经拍下几张于敏家中的照片，于老睡觉的床铺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旧样式，用的也是当年的"国民床单"。床边有一副书法作品"国之干城"，是于老对自己一生最好的总结。

这位大物理家，内心其实是浪漫而高雅的，他一直深爱着中国古典诗词。于敏的得意门生蓝可说，每次他只要说一句李白或者杜甫的诗，于敏就能接下去直接背完，还会和蓝可分析这首诗的特点。在陪孙子玩儿的时候，于敏也在教他们念诗，第一首诗，还是当年让少年的他一腔热血的《满江红》。

的确，古诗词，让中国人好好说话、好好做人，而搞氢弹，是为了让别国好好说话。50年代的青年学者们，因为曾经经历了近代中国外地入侵的苦痛，他们更加明白一个独立、富强的祖国的可贵之处。

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而这些为国家安定，人民安乐而隐姓埋名的人们，将自己的力量融入到了强国的事业之中。以沉默的人生，完成惊天的事业。这就是于敏，在核武器事业上不断开拓创新，为国谋策，鞠躬尽瘁，从未忘记过少年时的"一片丹心"。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的先进事迹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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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一个曾经绝密28年的名字

他28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

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崇高荣誉，盛名之下保持一颗初心：“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是于敏，“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国产专家一号”——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于敏。

没有留过洋，却也成为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一切从头开始，装备实在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计。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百日会战”令人难忘。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记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用热血书写历史丰碑

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于敏婉拒。他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一个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这是参加“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代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在大会上发言。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 摄

如一滴水，融入大海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

20年前，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事迹简介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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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重要推动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的一户普通人家。1944年，他考上北京大学理学院，师从张宗遂先生学习物理。于敏在物理学科上展现出过人的才华，毕业后即被调往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协助钱三强等著名物理学家开展科研工作。

60年代，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于敏等年轻科学工作者放弃了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业已取得的巨大成果，转而开始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氢弹研究工作。

在研究团队中，于敏是唯一没有留过学的，他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进行氢弹研究工作。在1966年大半年的时光里，于敏先生带领团队，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和人手一把的计算尺，完成了对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研究，解决了氢弹制造的关键问题。对比世界各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原理试验时间——美国7年3个月;英国4年3个月;前苏联4年三个月，中国仅仅花了2年8个月，这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69年到1973年这段时间里，于敏先生的身体因为高强度的科研工作垮了下来，短短5年时间里，他曾经3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多次出现虚弱、便血、休克等严重症状。

在后来的采访中，满载荣誉的老人回首沧桑往事时显得波澜不惊，他委婉地拒绝了“氢弹之父”的称呼。老先生家中客厅一幅字上，赫然印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2014年，于敏先生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他的颁奖词是这样的：“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

漂泊一生，归来时止不住满头白发;满目沧桑，不声不响已成国士无双。在旁人看来，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人生免不了辛苦沉寂。但是于敏先生却是这样看的：“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于敏事迹作文素材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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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男，1926年8月出生，天津宁河人，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历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副主任、九所副所长、所长、九院副院长、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9年1月16日逝世。

于敏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

上世纪50年代，于敏在国内率先开展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多篇论文，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与北京大学杨立铭教授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上世纪60年代起，投身于我国核武器事业，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在氢弹突破中，组织领导攻关小组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带领科研队伍完成了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作为第一完成人的“氢弹突破和武器化”工作，荣获198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小型化突破中，领导突破了气态引爆弹(初级)原理和高比威力次级原理。作为小型化关键的气态引爆弹主要负责人，主持研究并解决了裂变材料的压紧、中子注入及其增殖规律、氘氚点火燃烧规律、轻重介质混合对聚变的影响、高能中子裂变反馈规律等一系列关键问题，提出了加大两个关键环节设计裕量的具体措施。气态引爆弹的研制成功，为我国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奠定了可靠基础。作为第二完成人的“气态引爆弹装置的突破”工作，荣获198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中子弹突破中，作为主要领导人和参加者，提出了中子弹的设计指标，明确了中子弹探索的主攻方向，指出了某些关键技术问题和难点，研究了热核反应中等离子体过程，分析了中子弹的反应规律并归纳为三个阶段，提出了判断聚变点火裕量的主要判据和提高裕量的措施。作为第一完成人的“中子弹装置的突破”工作，荣获198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基础理论发展中，揭示了武器核反应内爆过程的运动规律，解决了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及弛豫过程、辐射波与冲击波的传播规律等一系列基础问题。作为第四完成人的“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研究，荣获198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在核武器发展战略中，与邓稼先提出了“加快核试验进程”建议。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使党中央做出果断决策，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核试验时间，为提升我国核武器水平、推动核武器装备部队并形成战斗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前瞻性作用。针对禁核试，提出了以精密实验室实验等几个方面支撑禁核试后武器研究的设想，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四大支柱，至今仍然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上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国防高科技项目尤其是我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

于敏是一位忠于祖国、无私奉献、文理兼修、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科学家，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于敏先进事迹材料 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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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1月16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

于敏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61年，于敏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氢弹理论探索任务，并取得了我国氢弹试验的成功，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腾讯新闻精选知乎答主的优质回答，通过这些回答或许你能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于敏。

知乎答主我是一只小萌刀：于敏是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

建国初期参与原子弹氢弹研究，他几乎是唯一一个没出过国的土专家，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参与研究。

国内当时就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95%给了原子弹计算，只有5%用于氢弹设计，他居然不知天高地厚领着人去做，工具就是计算尺，居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因为他的不知天高地厚，中国也不知天高地厚，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而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

他对自己的身体更是不知天高地厚。1969年，于敏因奔波在北京和大西南之间，胃病严重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1971年10月，幸亏上级考虑于敏身体状况，特许妻子照顾他，才不至于深夜休克无人发现，终于被医生抢救过来。1973年，他在回京车上便血，在医院输液时又一次休克。

但他似乎又懂得天高地厚。因为工作性质，他隐姓埋名三十载。他面对别人甚至最亲近的人时，他说的最多的也是我不能说，就像邓稼先面对妻子质问时，回答的是地点我不能说，去多久我不能说，干什么我也不能说。

他曾遗憾的说一生没有出过国，如果出国学习，也许现在对国家的贡献会更大。其实他可以出国，但为了国家，他放弃了。

对于别人说他是氢弹之父，他总是婉拒。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于敏最大的遗憾是他的夫人去世了，他经常看到遗迹遗物，睹物思人，因为他觉得亏欠夫人太多，他引用了元稹的一句诗——报答平生未展眉。

于敏在房间里挂了诸葛亮说过的一句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我当年坐在饭馆里吃饭，电视上正在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于敏坐着轮椅缓缓走过来领奖。我看着颁奖，我高兴地哭了。

我看着坐在轮椅上的他，我记得他因为家里穷没路费，于是暑假不回家自己跑到景山顶，迎着夏日的凉风，拿着课本，做着习题，他从不认为自己天赋异禀，他只是勤奋。

我看到了那个年代那帮科学家的一个缩影。

于敏事迹作文素材 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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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观看了电视连续剧《功勋》后，我受到了很多启发，我为老一辈科学家的崇高精神而热泪盈眶，并且，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为有这样的英雄前辈而感到自豪。

剧中，无名英雄于敏有许多细节让我印象深刻。

首先，爱国主义精神在于敏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当隐姓埋名做研究和出国留学的选择题摆在于敏面前时，于敏说道：“你想要和平，就要有不怕打仗的底气，什么是底气，我们造的就是底气，核平衡才是平衡，咱不欺负别人，也不能让别人欺负咱们，不平等只能挨打，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于敏断然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打算，选择了条件异常艰苦的氢弹研究，以史为鉴，在如今全球化时代，他的这种热爱祖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当代青年学习。

其次，于敏无私奉献、大力协同的品质让我不禁感慨老一辈科学家们的崇高品性。正如于敏的妻子玉芹说的：“他将一生奉献给国家，我将自己奉献给他。”这是于敏的家国情怀，是大奉献。在与科研战友夜以继日地攻坚克难中，他与战友团结协作，失败、总结、再失败、再总结，纵使条件艰苦，他们始终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辛勤耕耘，终有收获。剧中，有两个细节让我难忘，一是于敏将家里妻子为他和孩子准备的鸡蛋拿出来，用作奖励科研有突破的同事，激发大家的工作热情，二是于敏与陆杰的战友情，他们相互挑战、相互激励，而后，相互扶持，这种情谊，着实让人动容。

最后，作为一名学生，观看了于敏为科学献身的示范后，我深受触动，思考了很多。于敏始终相信科学，敢想敢干。他说道：“搞科研，搞理论，讲的是实事求是。搞科研，需要灵感，不是蛮干。”正确的理论指导正确实践。正是由于这般脚踏实地的科研态度，我国氢弹研究少走了许多弯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在往后的学习生活中，我要将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其中，戒骄戒躁，做真正的研究。

忠孝最是难两全，隐姓埋名数十载。无名英雄于敏，是国家之幸，是民族之幸，更是吾辈之幸。无论条件如何，他始终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精神。英雄光辉照亮未来的路，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应该继承先辈优良传统，发扬“两弹一星”精神，争取为国家和社会做更大的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

于敏的事迹和精神品质 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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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于敏婉拒。他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一个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1999年9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这是参加“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代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在大会上发言。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

20年前，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时代楷模”于敏的简要事迹 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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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屈辱史。因为落后腐朽，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攫取了众多的权益。好在，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挺身而出，他们前仆后继，不惧牺牲，才将侵略者打败。

而新中国的建立，也更是这些先贤们的奋斗的辉煌成果。但是，虽然山河已无恙，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依然存在，新中国面临的威胁也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尤其是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空前紧迫。

一方面是苏联、美国在经济等方面的孤立、打压，另一方面则是要面对他们的核讹诈，如何保证国家安全也就显得极为迫切。

于敏，中国氢弹之父，从零开始引领我国成功研制出氢弹，使中国成为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也是氢弹研究用时最短的国家。

而在这成功的背后，于敏忍受的是超乎常人的压力，以及隐姓埋名28年的落寞。

中国积弱，立志报国

于敏出生于1926年，彼时的中国军阀林立，民不聊生。一方面，西方列强仍在不断的攫取的利益，另一方面，军阀们互相攻讦，鱼肉百姓。

生于普通家庭的他，好在还能读得起书，就这样他完成了小学学业。当于敏十二三岁的时候，中国的自行车并不普遍。看到同学骑着自行车在街上飞驰，于敏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将自行车借了过来。

骑上自行车的于敏十分开心，在街上一边骑车一边观察周围人的状态。就在车子行进到一个人群密集的街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小汽车，车上坐着一位日本人。

于敏无处可躲，只能停下车子。原本以为日本人不敢撞过来，结果车子一直毫不减速地向他行驶过来。

“完了，可能今天就要丢掉性命了。”这是当时于敏心里唯一的想法。

好在汽车在于敏跟前停了下来，于敏这才保住一条性命。可事情并没有到这里就结束，日本人下来之后怒骂于敏一通，随即扬长而去。

原本是过错方，却因为祖国实力强大而在他国蛮横无理，这在于敏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此事过后，于敏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让祖国变得更强大。

高考后，于敏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在工学院学习两年后，机缘巧合之下转到物理系学习。

有人说于敏因为工学院不能实现报国理想才改专业，也有人说是于敏物理方面的天赋引起物理系老师的注意，这才转入物理系学习。

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改变专业，于敏凭借自己的智慧折服了他的老师。

“于敏是我见过物理最好的一个学生。”这是教过于敏的老师对他最多的评价。

顺利从本科毕业后，于敏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而且是在母校读研，并没有像大多数学者那样出国深造。

当于敏从研究生毕业后，他的能力有了一个合适的施展舞台。

原子核理论奠基人，因祖国需要研究氢弹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等领导人决意研制“两弹一星”。

很快“中国要研发原子弹!”这个消息一出来立刻传遍了世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收到了许多国家的“问候”，不过收到的可不是祝福，更多的是劝阻和嘲笑。

包括中国人在内，许多人并不认为中国能成功制造出原子弹。原因很简单：没钱、没人、没技术。其实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更遑论这还是一个刚刚走出战争泥淖的国度，一个连基本的工业门类都极为薄弱的国家。

而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更犹如冷水一般，难道尚在襁褓中的中国原子弹事业要中断?显然不可能，无奈之下钱三强等人只能组织国内的专家学者，尝试共同攻克这一难题。

彼时刚刚从北大读研毕业的于敏，也正是这个时候加入了这支队伍。

于敏与其他的研究人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没有留学经历。用现在的话来说，于敏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家。可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研究出原子核的理论基础。

毫无疑问，于敏的这项研究对原子弹的制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原子弹就是以此为基础制作的。虽然这项研究成果不是于敏单独完成的，却也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

若是按照正常的发展过程来看，于敏应该会在原子弹上有更深入的发展。可命运就是那么神奇，钱三强突然的一次谈话改变了于敏的命运。

“于敏，你除了原子弹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兴趣?”

“什么?”

“你除了原子弹以外，想不想研究一些其他的武器?”

原子弹虽然制作困难，但好歹曾经接触过苏联的技术，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可氢弹在中国完全是一个空白领域，连材料和原理都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东西。

当知道钱三强想让自己研究氢弹后，于敏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原因很简单，别的国家有中国没有就会挨欺负。

当于敏真正踏入这一领域后才发现，事情比想象中要难上许多。

困难的氢弹制造

别看于敏在原子弹方面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可并不代表着氢弹就能借上力。原子弹反应过程是核裂变，可氢弹却是核聚变，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

至于氢弹具体什么样，谁都不知道，只能凭借着基础知识加上想象力来推演。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每个有想法的人都上台解释一遍，然后大家从中进行可行性的推敲。光是确定氢弹的主要材料就消耗了大量时间。

美国等大国对氢弹材料严防死守，中国也只能自己寻找最适合的材料。当年美国采用的是粒子加速器进行碰撞，将可能的原料都实验一遍，从中寻找最合适的。

这种方法最科学、省事，可他的代价太大了，每次实验都需要上万人参加，费用更是高得吓人。更重要的是，中国根本没有粒子加速器，想实验都不可能。

这时于敏展现了他超乎常人的能力，用一支笔一张纸人工进行推演，最后发现氘化锂是最合适的材料。不过于敏提出氘化锂需要四千万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才能使其达到反应温度，如何给它加温成了随之而来的难题。

有人提议在原子弹外增加氘化锂外壳，这样原子弹爆炸产生的高温就可以达到氘化锂所需温度，而且中国已经制造出原子弹，只要这个设想成功，实验起来应该会容易一些。

这个建议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可于敏并没有发表意见，而是拿起纸笔直接推演，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原子弹爆炸的温度并不会燃烧外壳。

换句话说原子弹爆炸后会发生许多反应，并不是所有物质都在燃烧，可能可能打不到氘化锂所需温度。

即便大家对这个结论将信将疑，可于敏一直以来的能力却不得不让大家接受这个事实，就连当时的组长黄祖洽都有着泄气。

“实在不行将氘化锂加入到原子弹内部，做一个杀伤力大的原子弹好了。”

听到这句话，于敏又拿起纸笔推演起来。原子弹内部的高温足以达到所需温度，加入氘化锂确实可以做出一个超级原子弹。

可当于敏继续算下去时，他发现加入氘化锂后原子弹效果比之前大一千多倍，也就是说这就是氢弹。

这个重大发现极大程度上鼓舞了所有研究人员的心，接下来就是对这个想法进行完善、修改的过程了。

终于在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八个月，而美国用了七年，苏联用了四年。

中国氢弹的研制成功之初，美国人甚至以为是国家机密泄露了。当知道这是中国的自主研发后，惊讶得合不拢嘴。但此时的于敏并没有凭借氢弹扬名天下，反而处于隐藏状态。

一路的艰辛

事实上从研究氢弹开始，于敏就知道自己会改名换姓地隐藏起来，连家人都不知道他的工作。这样做是对他的一种保护，因为其他国家的监听无处不在。

就像于敏推演出氢弹雏形一样，他想向好朋友邓稼先分享一下，顺便让他帮帮忙。可在电话中于敏却用了一套暗语。

“我们打猎打到一只松鼠，还没吃呢，因为想把它做成标本，但现在人手不够。”

听到于敏前言不搭后语的话，邓稼先猜到自己这位好朋友一定是有了重大发现，为了保密这才说起暗语。于是赶紧回答：“我马上过去。”

也正是这种谨慎才使得氢弹只要没有受到太大干扰，可于敏却因此隐藏了二十几年。这二十多年中，他的妻子孙玉芹同样承受着生活的艰巨。

因为丈夫时常不回家，家里大大小小只能依靠孙玉芹一人完成，包括去医院生孩子都是一个人。别人询问丈夫工作的时候，就是孙玉芹最难受的时候，因为她也不知道丈夫是干什么的。

“我最对不起我的妻子。”

这是于敏接受采访时的肺腑之言，前陪伴时间少，后半生却因为身体不好多次被妻子照顾。在于敏为祖国奉献的同时，孙玉芹也在默默地为这个家庭奉献着。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事迹简介 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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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空投爆炸指挥现场，于敏凝望着半空中腾起的蘑菇云，一言不发，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才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别人送来的“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于敏没有停止追寻的脚步。为了研发第二代核武器，于敏隐身大山，继续加班加点搞科研，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此身长报国，拿命换科研，这是何等的奉献!在那些日子，于敏常常会想起诸葛亮，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年冬天，格外的冷。于敏在西北核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他早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站在这严寒的戈壁上。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在试验前的讨论会上，于敏和陈能宽感慨地朗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不同于蜀汉丞相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敏的事业是“可为”“有为”的。就像他沉默的事业一样，于敏是个喜欢安静的人。他曾对身边人说，别计较有名无名，要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

这种“安静”，在于敏子女的记忆中却有点模糊。儿子于辛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就是一个字：忙。“整天待在房间里想东西，很多人来找他。”女儿于元亦很难觅寻儿时对父亲的记忆，因为父女俩不曾有太多交流。

于敏对“安静”有着自己的解释，“所谓安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谨的科学精神。”他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以及“丹心照汗青”，这丹心于他就是坚持科学，就是献身宏谋。

正如他73岁那年在一首题为《抒怀》的七言律诗中表达的那样，即使“身为一叶无轻重”，也要“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种共性，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这种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不断传承下去。”与他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杜祥琬说。

一棵大树俯身而卧的地方，正在长出一片森林。

中国脊梁“于敏”简要事迹范文 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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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9日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坐着轮椅，缓缓来到主席台中央，接过颁发的荣誉证书。这是党和国家的崇高褒奖，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耀。

这一刻，距离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雷鸣”——1967年6月17日8时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于敏是一个神秘人物，由于保密的原因，他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直到1999年9月18日，于敏才重回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在这之前，因为从事工作的保密性，他隐姓埋名长达28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国产专家一号

“在我这里，除了ABC，其它都是国产的……当然要留学，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回来再给国家做点事，但不要到落叶归根时才回来，应该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就回来。”——于敏

1926年8月16日，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各科第一闻名全校。1944年，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后来于敏发现，因为是工学院，老师讲课更强调知识的运用，而他对新知偏偏喜欢寻根探源。他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是，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随后考取研究生，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很快，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专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这期间，于敏与杨立明教授合著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曾有一位日本专家来中国访问，听了于敏关于核物理方面的报告后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于敏风趣地说：“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是国产的!”这位日本专家赞叹道：“你不愧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 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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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这是20__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栏目组送给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于敏的颁奖词。

人们在赞叹这位“中国氢弹之父”取得辉煌成就、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终身荣誉时，更多的是被他隐姓埋名三十年、始终践行“五个坚持”的铮铮铁骨精神所感动。

学习于敏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我们的党之所以能永葆先进性，不断地焕发青春与活力，关键就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始终坚持热爱党、忠诚于党的结果。才华横溢的“土专家”于敏就用三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行动告诉我们，永远跟党走就是他思想的“魂”，一辈子做党和人民最需要的人就是他坚定的理想信念。他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非常鲜明，在火热的阳光下，在鲜艳的党旗前，在茫茫的戈壁滩上，他无愧于“共和国铸剑师”，无愧于“感动中国20__年度人物”，其“铮铮铁骨”精神更是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

学习于敏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回顾我们党已走过的90多年风雨历程，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党始终都是以树立大局意识为重，团结广大党员干部，带领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英勇卓绝地斗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奇迹创造另一个奇迹。这也充分说明：树立大局意识是实现团结、走向胜利的重要基础。“两弹一星”功勋于敏几十年来舍小家、顾大家，为了国家核事业发展的大局毅然选择对家人“隐身”、对社会隐姓埋名，这难道不是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吗？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因此，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既是新时期每位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基础。

学习于敏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不是一句简单的承诺，而是需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扎扎实实地无私行动。毫无疑问，于敏就将执着坚守作为一种追求，将求真务实当作是无声的语言，把为党和人民服务看作是共产党员最靓的“名片”。在国内当时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一个从未留过学的人，但他始终孜孜以求，为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艰巨任务。他拼命学习，秉承“勒紧裤腰带也要造出原子弹与氢弹”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拼搏精神，打破国外重重封锁，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也正是因为以于敏为代表的中国物理学家们坚持极端负责、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才创造了只用两年零八个月就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的奇迹，令国人自豪，让世界震惊。站在新的起点，面对新的任务，各级党员干部更是要以于敏为样，立足本职，深深植“根”于对党和人民负责，用脚踏实地、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为党分忧，为民服务。

学习于敏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我们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辉煌与成就，正是因为我们有一批能打胜仗、敢打胜仗、乐于奉献的共产党员，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毫无疑问，耄耋之年的于老就是坚持奉献精神的典范。作为共和国建设初期的一名共产党员，于老把无私奉献当作是指导自己的有偿行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奉献出自己全部的光和热。为此，新时期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学习于老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因为自我们站在党旗下宣誓那一刻起，就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神圣使命，就义无反顾地代表着党的先进性，也就理应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以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彰显自己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大爱之“气”。

学习于敏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俗话说：“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其实，群众看党员干部好不好，最关键的就是看领导干部是否清正廉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是党员干部做人之根本，倍受国人敬仰的于敏老师就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虽然为国家做出了这么巨大的贡献，但他却自认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到淡泊名利实属不易，又在一辈子淡泊名利中取得辉煌成就更难上加难。因此，我们每位党员干部都要以于敏为样，学习他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一生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几十年如一日砥砺前行，用“五个坚持”的精神和实实在在的行动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增光添彩！

国家功勋模范于敏先进事迹 篇15

阅读小贴士：本篇共计742个字，有7个段落，预计默读时长3分钟，朗读时长5分钟，慢速需要6分钟，有202位用户喜欢。

于敏，1926 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在天津木斋中学念，后转学到天津耀华中学。

1944年于敏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后张病了，指导他学业的便是胡宁教授。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胡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于敏被彭桓武、钱三强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这个所是1950年成立的，当时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我国科学界一片空白，他们高瞻远瞩，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1955 年，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由此而来。

经过长期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也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留学英国、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则认为：“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人物事迹材料 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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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砺就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世界;一个名字，隐形近30载。

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终成一番大业。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9月17日，于敏的荣誉簿上又添重要一笔——“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生前面对荣誉，于敏始终淡然处之，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半个世纪与核共舞，干着惊天的事业，名字却“隐形”长达28年。

肩负重任，祖国的需要高于一切

“55年前，我从莫斯科留学回来后进入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接触到于敏，从核武器到激光研究，我和他一直密切配合，并在他的指导下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告诉记者，于敏比自己大12岁，理论部有一个传统，都不称官衔，当时大家叫于敏“老于”。

杜祥琬说，非宁静无以致远，是老于生前特别喜欢的格言，也是他事业和人生的写照。

1961年1月，于敏迎来人生中一次重要转型——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在杜祥琬看来，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这次转型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尽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务，从此名字“隐形”长达28年。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只有于敏未曾留过学。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称他是“土专家一号”。于敏对此颇多感触。“在我国自己培养的专家中，我是比较早成熟起来的，但‘土’字并不好，有局限性。”于敏说，科学研究需要各种思想碰撞，在大的学术气氛中，更有利于成长。

由于保密和历史的原因，于敏直接带的学生不多。

培养的唯一博士蓝可毕业时，于敏亲自写推荐信，让她出国工作两年，开阔眼界，同时不忘嘱咐：“不要等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百日会战，形成氢弹设计方案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

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理论部几十位同志一起去上海华东计算所做计算物理实验，计算哪一个氢弹原理是可行的，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

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细分析结果。

核武器的结构有很多层，各种材料爆炸以后，每一个时间点、空间点上，都有它的温度、速度、压力、加速度等物理量。于敏突然发现，某个量从某个点开始突然不正常了。大家马上去查原因。杜祥琬去查方程、参数，没有发现错误;做计算数学、编程序的人去查原因，也没发现错误。最后检查发现，原来一个加法器的原件坏了，换掉这个晶体管，物理量马上就正常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敏高人一筹的地方，就是对物理规律理解得非常透彻。他总是那个能踢出临门一脚的人。”杜祥琬说，“尽管老于不愿称呼自己为‘氢弹之父’，但在氢弹研制过程中，他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终，于敏挑出了3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并且剥茧抽丝，让氢弹构型方向越来越清晰，和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爆炸成功，创下最短研究周期纪录

于敏从事的是武器理论设计，但他对实验相当重视。为了研制第一代核武器，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着疲弱的身子来回奔波。

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于敏高原反应非常强烈。他每餐只能吃下一二两米饭。食无味、觉无眠，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有时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到技术问题解决后才离开基地。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卷起沙尘，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戈壁滩。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他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长长地舒了口气。

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氢弹爆炸成功，我国仅用时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这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是一记漂亮的反击。

敏锐严谨，让核武器科研少走弯路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于敏承担的全是体现国家意志的科研任务，不能有丝毫的疏漏和马虎。

“他多次说，要防止‘落入悬崖(指风险区)’，防止功亏一篑。”杜祥琬说，老于的治学作风极为严谨，这不仅是科学家的一个基本素质，也源于他对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

第一颗氢弹只是试验装置，尺寸重量较大，还不能用作导弹运载的核弹头，属于第一代核武器。要与运载装置导弹适配，核装置还必须提高威力并小型化，发展第二代核武器，难度大大增加。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种种原因，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科技骨干相继调离，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领导突破二代核武器初级和次级原理，发挥两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决策、把关。

干着第一代，看着第二代，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对核武器发展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

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1/25。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要好几年才能缓过劲来。老于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杜祥琬至今保留着1992年的一份谈话记录。“当时我起草了一份事关重大的‘决策建议’初稿，送老于阅改，他对其中几个不确切的提法，一一作了修改，并说明了修改的道理。”在杜祥琬看来，对这种科学性很强、责任又很重的工作，严格和谨慎是绝对必要的。“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越来越意识到抑制学术浮躁的重要性，我没有问过于敏，但我想，他也许根本不知道‘学术浮躁’为何物。搞学术怎么可以浮躁呢，浮躁怎么可能作出真正的学术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