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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屈辱史。因为落后腐朽,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攫取了众多的权益。好在,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挺身而出,他们前仆后继,不惧牺牲,才将侵略者打败。
而新中国的建立,也更是这些先贤们的奋斗的辉煌成果。但是,虽然山河已无恙,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依然存在,新中国面临的威胁也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尤其是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空前紧迫。
一方面是苏联、美国在经济等方面的孤立、打压,另一方面则是要面对他们的核讹诈,如何保证国家安全也就显得极为迫切。
于敏,中国氢弹之父,从零开始引领我国成功研制出氢弹,使中国成为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也是氢弹研究用时最短的国家。
而在这成功的背后,于敏忍受的是超乎常人的压力,以及隐姓埋名28年的落寞。
中国积弱,立志报国
于敏出生于1926年,彼时的中国军阀林立,民不聊生。一方面,西方列强仍在不断的攫取的利益,另一方面,军阀们互相攻讦,鱼肉百姓。
生于普通家庭的他,好在还能读得起书,就这样他完成了小学学业。当于敏十二三岁的时候,中国的自行车并不普遍。看到同学骑着自行车在街上飞驰,于敏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将自行车借了过来。
骑上自行车的于敏十分开心,在街上一边骑车一边观察周围人的状态。就在车子行进到一个人群密集的街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小汽车,车上坐着一位日本人。
于敏无处可躲,只能停下车子。原本以为日本人不敢撞过来,结果车子一直毫不减速地向他行驶过来。
“完了,可能今天就要丢掉性命了。”这是当时于敏心里唯一的想法。
好在汽车在于敏跟前停了下来,于敏这才保住一条性命。可事情并没有到这里就结束,日本人下来之后怒骂于敏一通,随即扬长而去。
原本是过错方,却因为祖国实力强大而在他国蛮横无理,这在于敏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此事过后,于敏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让祖国变得更强大。
高考后,于敏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在工学院学习两年后,机缘巧合之下转到物理系学习。
有人说于敏因为工学院不能实现报国理想才改专业,也有人说是于敏物理方面的天赋引起物理系老师的注意,这才转入物理系学习。
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改变专业,于敏凭借自己的智慧折服了他的老师。
“于敏是我见过物理最好的一个学生。”这是教过于敏的老师对他最多的评价。
顺利从本科毕业后,于敏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而且是在母校读研,并没有像大多数学者那样出国深造。
当于敏从研究生毕业后,他的能力有了一个合适的施展舞台。
原子核理论奠基人,因祖国需要研究氢弹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等领导人决意研制“两弹一星”。
很快“中国要研发原子弹!”这个消息一出来立刻传遍了世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收到了许多国家的“问候”,不过收到的可不是祝福,更多的是劝阻和嘲笑。
包括中国人在内,许多人并不认为中国能成功制造出原子弹。原因很简单:没钱、没人、没技术。其实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更遑论这还是一个刚刚走出战争泥淖的国度,一个连基本的工业门类都极为薄弱的国家。
而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更犹如冷水一般,难道尚在襁褓中的中国原子弹事业要中断?显然不可能,无奈之下钱三强等人只能组织国内的专家学者,尝试共同攻克这一难题。
彼时刚刚从北大读研毕业的于敏,也正是这个时候加入了这支队伍。
于敏与其他的研究人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没有留学经历。用现在的话来说,于敏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家。可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研究出原子核的理论基础。
毫无疑问,于敏的这项研究对原子弹的制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原子弹就是以此为基础制作的。虽然这项研究成果不是于敏单独完成的,却也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
若是按照正常的发展过程来看,于敏应该会在原子弹上有更深入的发展。可命运就是那么神奇,钱三强突然的一次谈话改变了于敏的命运。
“于敏,你除了原子弹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兴趣?”
“什么?”
“你除了原子弹以外,想不想研究一些其他的武器?”
原子弹虽然制作困难,但好歹曾经接触过苏联的技术,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可氢弹在中国完全是一个空白领域,连材料和原理都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东西。
当知道钱三强想让自己研究氢弹后,于敏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原因很简单,别的国家有中国没有就会挨欺负。
当于敏真正踏入这一领域后才发现,事情比想象中要难上许多。
困难的氢弹制造
别看于敏在原子弹方面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可并不代表着氢弹就能借上力。原子弹反应过程是核裂变,可氢弹却是核聚变,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
至于氢弹具体什么样,谁都不知道,只能凭借着基础知识加上想象力来推演。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每个有想法的人都上台解释一遍,然后大家从中进行可行性的推敲。光是确定氢弹的主要材料就消耗了大量时间。
美国等大国对氢弹材料严防死守,中国也只能自己寻找最适合的材料。当年美国采用的是粒子加速器进行碰撞,将可能的原料都实验一遍,从中寻找最合适的。
这种方法最科学、省事,可他的代价太大了,每次实验都需要上万人参加,费用更是高得吓人。更重要的是,中国根本没有粒子加速器,想实验都不可能。
这时于敏展现了他超乎常人的能力,用一支笔一张纸人工进行推演,最后发现氘化锂是最合适的材料。不过于敏提出氘化锂需要四千万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才能使其达到反应温度,如何给它加温成了随之而来的难题。
有人提议在原子弹外增加氘化锂外壳,这样原子弹爆炸产生的高温就可以达到氘化锂所需温度,而且中国已经制造出原子弹,只要这个设想成功,实验起来应该会容易一些。
这个建议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可于敏并没有发表意见,而是拿起纸笔直接推演,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原子弹爆炸的温度并不会燃烧外壳。
换句话说原子弹爆炸后会发生许多反应,并不是所有物质都在燃烧,可能可能打不到氘化锂所需温度。
即便大家对这个结论将信将疑,可于敏一直以来的能力却不得不让大家接受这个事实,就连当时的组长黄祖洽都有着泄气。
“实在不行将氘化锂加入到原子弹内部,做一个杀伤力大的原子弹好了。”
听到这句话,于敏又拿起纸笔推演起来。原子弹内部的高温足以达到所需温度,加入氘化锂确实可以做出一个超级原子弹。
可当于敏继续算下去时,他发现加入氘化锂后原子弹效果比之前大一千多倍,也就是说这就是氢弹。
这个重大发现极大程度上鼓舞了所有研究人员的心,接下来就是对这个想法进行完善、修改的过程了。
终于在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八个月,而美国用了七年,苏联用了四年。
中国氢弹的研制成功之初,美国人甚至以为是国家机密泄露了。当知道这是中国的自主研发后,惊讶得合不拢嘴。但此时的于敏并没有凭借氢弹扬名天下,反而处于隐藏状态。
一路的艰辛
事实上从研究氢弹开始,于敏就知道自己会改名换姓地隐藏起来,连家人都不知道他的工作。这样做是对他的一种保护,因为其他国家的监听无处不在。
就像于敏推演出氢弹雏形一样,他想向好朋友邓稼先分享一下,顺便让他帮帮忙。可在电话中于敏却用了一套暗语。
“我们打猎打到一只松鼠,还没吃呢,因为想把它做成标本,但现在人手不够。”
听到于敏前言不搭后语的话,邓稼先猜到自己这位好朋友一定是有了重大发现,为了保密这才说起暗语。于是赶紧回答:“我马上过去。”
也正是这种谨慎才使得氢弹只要没有受到太大干扰,可于敏却因此隐藏了二十几年。这二十多年中,他的妻子孙玉芹同样承受着生活的艰巨。
因为丈夫时常不回家,家里大大小小只能依靠孙玉芹一人完成,包括去医院生孩子都是一个人。别人询问丈夫工作的时候,就是孙玉芹最难受的时候,因为她也不知道丈夫是干什么的。
“我最对不起我的妻子。”
这是于敏接受采访时的肺腑之言,前陪伴时间少,后半生却因为身体不好多次被妻子照顾。在于敏为祖国奉献的同时,孙玉芹也在默默地为这个家庭奉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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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隐姓埋名28载,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不为外物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坚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信条;
他就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弹一星”功勋勋章、“共和国勋章”等多项荣誉的获得者——于敏!
01 未曾留过学的“国产专家一号”
在中国核物理的几位开创者中,于敏是他们之中唯一一位没有留过学的人。尽管如此,这位由我国自主培育的“国产专家”依然成为了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并在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里,在一张白纸上书写了中国人用最快速度独立研制出氢弹的神话。
1926年8月16日,于敏出生在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
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度过的,童年时期作为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年幼的他留下了惨痛的记忆。
1944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
但是在上学后于敏发现,相较于工学院的老师只教授学生知识,却不告诉学生根源,他更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探索之中。彼时,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
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从此,于敏便与理论物理结下了一生的羁绊。
02 一次谈话,开启氢弹研究之路
1951年,研究生刚毕业不久的于敏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此开始了他的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生涯。
在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过程中,于敏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同时,他还与北京大学杨立铭教授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1961年,时年34岁的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渐入佳境,但在与时任近代物理所所长钱三强的一次谈话之后,他开始从原子核理论研究转入氢弹原理研究和核武器研制。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正如于敏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转折就是他开始从事氢弹研究,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更是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在当时,我国想要研究氢弹,但是却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氢弹计算的繁复。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被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
可以说,在氢弹的理论探索中,于敏几乎零开始,不断依靠自己的勤奋,一步一步克服重重困难,最终通过不懈的努力,自主研发,解决了氢弹研制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
03 “百日会战”,形成氢弹理论方案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于敏和他的团队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探索与试验后,终于攻克了氢弹研究中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
1965年9月底,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在国庆节前夕一起去上海华东计算所做计算物理实验,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当时国内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同年10月下旬,于敏为上海研究人员作了“氢弹原理设想”系列学术报告,提出了两级氢弹的原理和构形的设想,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
回顾在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带领科研队伍不断探索、实验,最终实现了氢弹原理的重大突破,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04 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创下最短研究周期纪录
在于敏的组织和部署下,我国氢弹理论研究实现了重大的突破。但是,氢弹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最终检验才能确定是否正确。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正式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也是从那时起,于敏确信他的氢弹原理是正确的,他也确信,我国已经取得了设计实战氢弹的自由。
1967年6月17日,在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其形状之大在爆炸点以北250公里处仍能看到,烟云升离地面10公里,仿佛一颗人造“大太阳”,这标志着我国的氢弹试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也标志着中国核武器发展又取得了一个质的飞跃。
纵观全球,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中国的速度堪称世界之最。
05 婉拒“氢弹之父”称呼,他表示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需要
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技术途径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一同参与研究的同事们直接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却始终不肯接受。
“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曾这样婉拒别人称呼他为“氢弹之父”。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获表彰科学家作了发言。在回顾自己五十年的科研历程时,于敏却淡然的说,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需要。
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回顾我国核武器研制的历程,是完全依靠我国自己的科研力量攻克了核武器的秘密,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战略需要的有自己特色的研制核武器的道路。
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背后无数个像于敏一样,为了国家大义,甘愿“隐姓埋名”、披荆斩棘、忘我奉献的奋斗者们,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脊梁”。
在他们身上,折射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光辉,他们无私奉献、开拓创新、忠于职守、以身许国,今天让我们向这些共和国的脊梁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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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我们不搞核竞赛,但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于敏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研制氢弹就摆到了第一位。
其实,于敏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绑得这么紧,一次与钱三强的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请报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谈话里,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从事氢弹研究的于敏便隐姓埋名,全身心投入到深奥的核理论研究工作中。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又是惟一没有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站到世界核科学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研制工作初期,于敏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他拼命学习,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外相关信息,并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是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我们的设备更无法与他们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来氢弹设计。不过,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设计又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
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早晨,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8时整,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十几秒钟后,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多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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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由核武器研究院集中攻关,突破原子弹,同时,原子能研究所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
1961年1月12日,于敏被叫到了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告诉他,经研究批准,决定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有些不解。他内向沉默,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喜欢搞应用研究,自认为不适宜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而且,他当时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
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他忘不了少年时代的那个关于“盖世英雄”的信念。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于敏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于敏所说的“欺负”,并非仅指过去而言。20世纪50年代,美国等核大国多次威胁使用核武器来打击中国。“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就曾建议用核武器袭击中国。它是真的在进行核讹诈、核威慑,不是报纸上说说玩儿的。”于敏回忆道。
自此,于敏走上了氢弹等核武器研制的道路,他愿“了却君王天下事”,但并不为了“赢得身前身后名”。
于敏的身影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他的夫人孙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二十多年后才恍然,“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1960年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对氢弹原理和结构作了初步探索,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产生了六十多篇论文,但均作为秘密文件保存。
1965年1月,于敏率领“轻核理论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当时国内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同年10月下旬,于敏为上海研究人员作了“氢弹原理设想”系列学术报告,提出了两级氢弹的原理和构形的设想,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
在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
当于敏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再一次向大家报告时,同志们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请客的还有另外一人。当氢弹原理的方案传到北京后,邓稼先第二天即飞到上海,听完于敏的汇报后十分兴奋,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
氢弹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就造出氢弹。但是,氢弹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接下来的一年,于敏他们忙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但在试验现场的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仍不觉得圆满,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于敏确信他的氢弹原理是正确的,他也确信,我国已经取得了设计实战氢弹的自由。
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这次的蘑菇云更大,仿佛一颗人造“大太阳”,爆炸点以北250公里处仍能看到,烟云升离地面10公里。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的速度为世界之最。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
爆炸成功后,氢弹须根据实战需要进行武器化并装备部队。于敏接着对氢弹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过早“点火”几率等作了优化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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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28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
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崇高荣誉,盛名之下保持一颗初心:“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是于敏,“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国产专家一号”——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于敏。
没有留过洋,却也成为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一切从头开始,装备实在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计。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百日会战”令人难忘。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记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用热血书写历史丰碑
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于敏婉拒。他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一个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如一滴水,融入大海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
20年前,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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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男,89岁,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
他是我国杰出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面对祖国的召唤,他隐姓埋名20多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热血忠诚,默默奉献给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在核物理、中子物理等方面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为建设强大国防、奠定我国大国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9年,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2015年,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和平,党中央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英明决策。
1961年,时年34岁的于敏,面对祖国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他说:“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对于敏来说,工作几乎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每次遇到难题,他都会带领大家反复讨论研究,谨慎选择技术途径,认真试算物理模型。有时,为了得到一个准确的数据,他甚至趴在地上,绘出一条条特征线,然后马上跟大家讲解。于敏工作起来不分昼夜,有时因为产生灵感,半夜起床伏案工作;他的领导为了限制他出差在外无休止地工作,总是派一位同事与他同住。
于敏的同事都知道,在他面前,一个数据都不能含糊。在一次核试验之前,他突然发现原设计中一个数据可能有问题,但这时试验装置已下了竖井。他深知知道自己将要承担的责任,还是立即报告了上级,要求暂停试验。经过一天一夜的查找,终于弄清了这个不利因素可以为另一个抵偿因素所抵消,他才露出了放心的笑容,向上级报告可以继续试验。上级领导问他:“再发现问题怎么办?”于敏认真地答道:“再发现问题,我再如实报告。”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使我国核试验成功率之高为世界所先。
在于敏潜心钻究的20多年间,他带领着科研团队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实现了氢弹原理的突破——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在核武器的武器化研究、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在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之前,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热核试验时间。
1985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称号;1987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1987年、,三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第一作者);199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2014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获“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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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1926 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在天津木斋中学念,后转学到天津耀华中学。
1944年于敏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后张病了,指导他学业的便是胡宁教授。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胡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于敏被彭桓武、钱三强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这个所是1950年成立的,当时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我国科学界一片空白,他们高瞻远瞩,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1955 年,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由此而来。
经过长期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也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留学英国、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则认为:“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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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天空风云变幻,岁月的江河奔流浩荡。唯一不变的是,总有丹心赤子甘为国家鞠躬尽瘁,总有殷殷志士愿为民族负重前行。
那个爱皱眉头、喜欢思考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走了。今年1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这样的“抛头露面”,于敏只经历过两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
对于这样的大场合,于敏并不习惯。因为此前几十年里,作为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的他,一直都隐姓埋名。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于敏生前的一次自白。今天,当我们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他已经成为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
生命无法永恒,精神却能不朽。
人物小传:于敏,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于敏生前的卧室里,一本《三国演义》摆放在案头。和煦的阳光从窗口透进来,照着泛黄起皱的封皮。可想而知,那位温文尔雅的主人,曾经多少次倚在窗前的靠椅上,翻阅着心爱的书籍。
其实,于敏自己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更没想过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正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他,原本以为会在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然而,一次与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谈话,让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1961年1月的一天,雪花飘舞,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坚毅的眼神中,于敏立刻明白,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也要尽快进行。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还有几分不解。一向沉默的他,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后来这样说。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地独立。面对这样庞大又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当时的想法。
这个决定,改变了于敏的一生。自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我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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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8年被媒体报道以前,很少有人知道于敏是谁,更少有人了解他在做什么,连他的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于敏从事的“高级的秘密工作”是研究氢弹和核武器。
于敏的科研生涯始于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钻研多年后,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将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交给了他。从那时起,于敏转向研究氢弹原理,开始了隐姓埋名的28年。
当时的核大国对氢弹研究绝对保密,造氢弹,我国完全从一张白纸起步。
由于大型计算机机时非常紧张,为了加快研究,于敏和团队几乎时刻沉浸在堆积如山的数据计算中。1965年9月,上海的“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于敏以超乎寻常的直觉,从大量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数据中理出头绪,抽丝剥茧,带领团队形成了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然而,设计方案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在那里,科研人员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喝的是苦碱水,茫茫戈壁飞沙走石,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低至零下30摄氏度,道路冻得像搓板。于敏的高原反应非常强烈,食无味、觉无眠,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路,有时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解决完问题才离开基地。
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1969年,于敏带领团队来到了四川绵阳的深山里,研究核武器。他判断,“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
他不敢停止脚步。但长期在艰苦环境里工作,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于敏上台阶都要用手抬着腿才能慢慢上去,同事都劝他休息,他坚持要到小山冈上观测火球。由于操劳过度,在工作现场,他几近休克。1971年10月的一天深夜,于敏再次因为过度劳累休克……
2015年1月,89岁的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满脸谦逊祥和。上一次像这般“抛头露面”,还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对于敏而言,他并不习惯这样的场合,在隐姓埋名的那些年里,默默耕耘的他“沉”在深处很自在。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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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下,于敏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氢弹之父”。虽然,他自己一直坚决反对,但就凭这一点,也足见他在中国核事业方面的杰出贡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之后的12月28日,又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用“轰六”飞机空投,进行了全当量氢弹实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速度之快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工作条件之艰苦却难以想象。1969年,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大型空爆热试验并行准备连着做。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就见他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
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第一次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1969 年1月,于敏和同事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专列。也许因为临时加车,有站就停有车就让,车速很慢。有时在深山峡谷中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除了少数老弱病残者坐硬卧车厢外,大部分人挤在没有厕所的大闷罐车厢内。于敏当时本来身体就不好,加上长途跋涉,休息不好胃病发作,整整四天四夜,差点把他折磨死。
到了大西南,由于工作条件不具备,上面只好又做出决定,家属留在深山,科研人员全部返京。于敏带着还没有休息过来的身体、没有治好的病,只身回到了北京。
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回到北京后,于敏的病情日益加重。1971年9月13日,林彪阴谋败露,研究院的斗争也降了温。领导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于敏的妻子孙玉芹10月回京探亲。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心急,赶紧扶他起来给他喂水。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这次出院后,于敏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为了完成任务,他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再次奔赴西北。1973年,由于在青藏高原连续工作多时,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他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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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砺就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世界;一个名字,隐形近30载。
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终成一番大业。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9月17日,于敏的荣誉簿上又添重要一笔——“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生前面对荣誉,于敏始终淡然处之,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半个世纪与核共舞,干着惊天的事业,名字却“隐形”长达28年。
肩负重任,祖国的需要高于一切
“55年前,我从莫斯科留学回来后进入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接触到于敏,从核武器到激光研究,我和他一直密切配合,并在他的指导下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告诉记者,于敏比自己大12岁,理论部有一个传统,都不称官衔,当时大家叫于敏“老于”。
杜祥琬说,非宁静无以致远,是老于生前特别喜欢的格言,也是他事业和人生的写照。
1961年1月,于敏迎来人生中一次重要转型——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在杜祥琬看来,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这次转型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尽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务,从此名字“隐形”长达28年。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只有于敏未曾留过学。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称他是“土专家一号”。于敏对此颇多感触。“在我国自己培养的专家中,我是比较早成熟起来的,但‘土’字并不好,有局限性。”于敏说,科学研究需要各种思想碰撞,在大的学术气氛中,更有利于成长。
由于保密和历史的原因,于敏直接带的学生不多。
培养的唯一博士蓝可毕业时,于敏亲自写推荐信,让她出国工作两年,开阔眼界,同时不忘嘱咐:“不要等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百日会战,形成氢弹设计方案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
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理论部几十位同志一起去上海华东计算所做计算物理实验,计算哪一个氢弹原理是可行的,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
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细分析结果。
核武器的结构有很多层,各种材料爆炸以后,每一个时间点、空间点上,都有它的温度、速度、压力、加速度等物理量。于敏突然发现,某个量从某个点开始突然不正常了。大家马上去查原因。杜祥琬去查方程、参数,没有发现错误;做计算数学、编程序的人去查原因,也没发现错误。最后检查发现,原来一个加法器的原件坏了,换掉这个晶体管,物理量马上就正常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敏高人一筹的地方,就是对物理规律理解得非常透彻。他总是那个能踢出临门一脚的人。”杜祥琬说,“尽管老于不愿称呼自己为‘氢弹之父’,但在氢弹研制过程中,他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终,于敏挑出了3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并且剥茧抽丝,让氢弹构型方向越来越清晰,和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爆炸成功,创下最短研究周期纪录
于敏从事的是武器理论设计,但他对实验相当重视。为了研制第一代核武器,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着疲弱的身子来回奔波。
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于敏高原反应非常强烈。他每餐只能吃下一二两米饭。食无味、觉无眠,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有时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到技术问题解决后才离开基地。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卷起沙尘,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戈壁滩。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他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长长地舒了口气。
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氢弹爆炸成功,我国仅用时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这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是一记漂亮的反击。
敏锐严谨,让核武器科研少走弯路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于敏承担的全是体现国家意志的科研任务,不能有丝毫的疏漏和马虎。
“他多次说,要防止‘落入悬崖(指风险区)’,防止功亏一篑。”杜祥琬说,老于的治学作风极为严谨,这不仅是科学家的一个基本素质,也源于他对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
第一颗氢弹只是试验装置,尺寸重量较大,还不能用作导弹运载的核弹头,属于第一代核武器。要与运载装置导弹适配,核装置还必须提高威力并小型化,发展第二代核武器,难度大大增加。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种种原因,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科技骨干相继调离,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领导突破二代核武器初级和次级原理,发挥两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决策、把关。
干着第一代,看着第二代,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对核武器发展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
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1/25。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要好几年才能缓过劲来。老于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杜祥琬至今保留着1992年的一份谈话记录。“当时我起草了一份事关重大的‘决策建议’初稿,送老于阅改,他对其中几个不确切的提法,一一作了修改,并说明了修改的道理。”在杜祥琬看来,对这种科学性很强、责任又很重的工作,严格和谨慎是绝对必要的。“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越来越意识到抑制学术浮躁的重要性,我没有问过于敏,但我想,他也许根本不知道‘学术浮躁’为何物。搞学术怎么可以浮躁呢,浮躁怎么可能作出真正的学术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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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一生丰富多彩,在核武器领域一直奋战到90多岁,电视剧巧妙地截取了主人公攻克氢弹研制这一最具代表性、最有时代特色的一个段落。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至难时刻。国外的核讹诈给中国带来极大的威胁,前苏联撕毁合作协议,给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釜底抽薪,尤其使氢弹设计的困难更大。它没有任何参考的资料与经验,一切都从零开始。
攻克氢弹技术时的于敏
这个时期的中国又出现了空前的自然灾害,使中国的国防工业和网民生活雪上加霜。
而中国唯有掌握了核武器才能抵御国外的核威胁,保卫国家的独立自主与和平安定。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背景下,中国的氢弹加快了研制的步伐,于敏也是在这个时刻,分手出去深造的机会,选择了把自己的一生与氢弹捆绑在一起的命运。
电视剧真实表现了于敏和他的氢弹攻关组日夜奋战的幕幕情景。
他们每天吃着填不饱肚子的窝窝头,每天仅睡五六个小时,用笔和纸,计算着没完没了的数字与公式。由于没有任何经验,几个月算出来的结果,被验证后又是错的,只能从头再来。
这时一家内部杂志上刊登了国外科学家验算出来的氢弹数据,如果参考它,对中国的氢弹设计会有帮助,也能省好多力气。于敏经过反复核算,大胆地认为国外科学家的数据有误,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
于是,于敏又带领大家开始了没日没夜地验算与攻关,演算的纸张足能铺满整个戈壁滩。
为了提高效率,于敏向领导申请使用计算机。当时的中国发计算机寥寥无几,主要用于箭在弦上的原子弹,可供氢弹使用的每周仅有2个小时,而且还安排在夜间。于敏只能找领导软缠硬磨,最终增加了一个小时。
依然供不应求,而在1966年进行氢弹爆破试验是死命令。紧急情况之下,于敏率队奔赴上海计算机研究所攻关。
电视剧详细表现中国氢弹的“百天攻坚战”。
于敏疯狂般地计算与核对,几次累得晕倒,休息一会儿又接着干。看不到结果的渺茫与困惑、全中国都盯在这里的巨大压力,使于敏和他的同事们几乎崩溃。
于敏他们终于成功了。用世界最快的速度、最简陋的条件,实现了中国氢弹试验的成功,维护了中国几十年的和平与发展。
但是,幕后牺牲的是他们的家庭,任劳任怨的是他们的妻子。
电视剧匠心独到地抓住这一点,给于敏和他的妻子设置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情节。
相亲时,沉浸于数据计算中的于敏忘了约定的时间,让倪妮饰演的孙玉芹白白等了几个小时。
从事氢弹研制后,于敏的身份保密,被街坊邻居误认为是犯了错误,传到孙玉芹耳朵里的流言蜚语甚多,让这位新婚妻子领受了巨大的屈辱。
因为工作性质,于敏每周仅回家一次,操持家务、养育孩子由妻子一人承担。而在他回家的这一天里,心里想得还是氢弹,手里算的还是数据,没能给妻子说几句话。
一次于敏回家,妻子重感冒发烧,于敏竟然不会哄孩子替妻子分忧,给妻子买药,又忘了药名,空手而归,让妻子硬是用冷水降温。
上海一趟,于敏100多天后才回家,孩子已经不认识他这个爸爸。于敏依然没有时间陪孩子玩,答应给孩子做的玩具飞机,也因为忙而耽误了,使孩子十分失望。在学校也因为对父亲的误传而受到奚落和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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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这是2014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委员会写给于敏院士的颁奖词。也是对他一生的事迹的最佳凝练。
人生经历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
1944年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在张宗遂、胡宁教授的指导下,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他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从此至1988年,近30年时间,于敏过起了隐名埋姓的保密生活。
记忆力惊人创奇迹
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主要一个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当时中国的设备更无法可比,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1967年,中国完成了氢弹核爆实验。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在氢弹研制过程中,于敏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成为中国氢弹研制中的关键人物。
军事迷们都知道,世界上氢弹只有两种构型,而“于敏构型”就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构型诞生于美国。如此,也能看出于敏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大!
轶闻故事
国产土专家
于敏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在天津木斋中学念,后转学到天津耀华中学。1944年于敏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1955年,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由此而来。
与邓稼先的暗号
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与死神三次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主要荣誉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获光华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4年,国家科学技术奖榜单揭晓,89岁高龄的核物理学家于敏院士捧得象征科技终身荣誉的2014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当钱学森邓稼先等人被挂在教室里励志用时他却长时间属于保密人物,这就是他的水平和贡献。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前苏联用了四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而综合国力尚属落后的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速度之快让许多国家认为这是个奇迹。
2015年1月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5年2月27日,于敏获选“感动中国2014年度十大人物”。
2015年10月13日,于敏被授予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称号。
2018年12月18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获得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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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观看了电视连续剧《功勋》后,我受到了很多启发,我为老一辈科学家的崇高精神而热泪盈眶,并且,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为有这样的英雄前辈而感到自豪。
剧中,无名英雄于敏有许多细节让我印象深刻。
首先,爱国主义精神在于敏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当隐姓埋名做研究和出国留学的选择题摆在于敏面前时,于敏说道:“你想要和平,就要有不怕打仗的底气,什么是底气,我们造的就是底气,核平衡才是平衡,咱不欺负别人,也不能让别人欺负咱们,不平等只能挨打,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于敏断然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打算,选择了条件异常艰苦的氢弹研究,以史为鉴,在如今全球化时代,他的这种热爱祖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当代青年学习。
其次,于敏无私奉献、大力协同的品质让我不禁感慨老一辈科学家们的崇高品性。正如于敏的妻子玉芹说的:“他将一生奉献给国家,我将自己奉献给他。”这是于敏的家国情怀,是大奉献。在与科研战友夜以继日地攻坚克难中,他与战友团结协作,失败、总结、再失败、再总结,纵使条件艰苦,他们始终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辛勤耕耘,终有收获。剧中,有两个细节让我难忘,一是于敏将家里妻子为他和孩子准备的鸡蛋拿出来,用作奖励科研有突破的同事,激发大家的工作热情,二是于敏与陆杰的战友情,他们相互挑战、相互激励,而后,相互扶持,这种情谊,着实让人动容。
最后,作为一名学生,观看了于敏为科学献身的示范后,我深受触动,思考了很多。于敏始终相信科学,敢想敢干。他说道:“搞科研,搞理论,讲的是实事求是。搞科研,需要灵感,不是蛮干。”正确的理论指导正确实践。正是由于这般脚踏实地的科研态度,我国氢弹研究少走了许多弯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在往后的学习生活中,我要将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其中,戒骄戒躁,做真正的研究。
忠孝最是难两全,隐姓埋名数十载。无名英雄于敏,是国家之幸,是民族之幸,更是吾辈之幸。无论条件如何,他始终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精神。英雄光辉照亮未来的路,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应该继承先辈优良传统,发扬“两弹一星”精神,争取为国家和社会做更大的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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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聊以自慰了。”“两弹一星”元勋、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如是说。2019年1月16日,享年93岁的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隐姓埋名28载,铸核盾卫和平一甲子,从意气风发到白发苍苍,他将报国之志融入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兑现了“愿将一生献宏谋”的誓言。
如果说痴心事业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体现,那么图强报国就是爱国精神的升华。从于敏“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到程开甲“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再到黄旭华“和祖国的核潜艇事业融为一体”,那些许身报国、奋斗毕生的共产党员,总能在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同时实现自身最大价值。
痴心事业者总是用行动证明自己“图个啥”。李浩一路赶考为强军,图的是“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跃动”;李保国一生倾注科技扶贫,图的是“太行山的老百姓能早一点过上好日子”。为党的事业图谋,为强军事业图谋,所有痴心事业的奉献者都是幸福的、值得的。
“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国家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勇挑重担的担当者。聂海胜把“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们随时准备再上太空”的报国誓言融入航天事业,黄大年把“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的报国之志融入地质事业,钟扬把“只要国家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去做”的报国之情融入生物科学事业。“只要祖国需要,任何专业都可以火焰四射。”铁心报国不分职业种类、职务高低,置身伟大时代,在醉心于事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活出归属感与价值感,报国的答卷就一定是精彩的。
国家昌盛,需要每个人争分夺秒,奋斗不止。“不能躺,一躺下就起不来了”,林俊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整理科研资料,像红烛一样,忘我地燃烧到最后一刻。他留下的不只是宝贵的科研成果,更是我们接续奋斗的精神养料。
“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强国强军的新时代,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需要我们奋发图强、真抓实干、真打实备,常思胜战之道,常务兴军之事,将每一份力量都用到助推强国强军的伟大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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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一个个闪亮的名字,为人耳熟能详。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惊天动地的贡献,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脊梁;他们与共和国同行,与时代同行,所拥有的家国情怀和人格魅力深深折服国人。
从“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的于敏,到“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贡献”的袁隆平,再到“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的屠呦呦……这些国之脊梁的科研高度,让人高山仰止,我们可能难以企及他们的专业水准,但他们的精神力量具有磅礴的感染力,能够激励出我们的爱国心、报国志,也能引领我们找到精神家园。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于敏等人所展现出的精神风骨,正是中华民族精神大厦巍然耸立的支撑力。比如,于敏甘于“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张富清战功赫赫,却“60多年来,他深藏功名,埋头工作”;黄旭华在无经验、无技术、无条件的环境中牢记毛泽东“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的嘱托。那么,又是什么支撑于敏等人砥砺奋进?是信心,是信念,也是信仰。
于敏说过,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人生足矣!这样的精神风范让人动容,也让人共鸣。实际上,每一位为国为民的国之脊梁,都有坚不可摧的信仰,也都有润物无声的精神力量。
信仰看似抽象,精神力量看似缥缈,但它们都能让人感受得到,也能激发我们奋发向上。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飞跃,正因为有信心、有信念、有信仰。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应该承认,这些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当年建功立业时条件远没有如今优越,遭遇的艰难险阻也不少,但他们“熬”出来了,成就斐然,这是信仰的力量,也是精神的力量。这对今天的我们颇具启发意义,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这更需要我们扬起信念风帆,培厚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扬起信念风帆,培厚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我们就能更好地凝心聚力,敢于攻克一个又一个的“娄山关”“腊子口”,创造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我们就能更好地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保持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风险挑战;也会更清醒地意识到: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会忘记为什么出发。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无论宝贵精神品格还是崇高价值追求,都熔铸了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的实际行动,我们将走得更坚定从容,我们将更有沛然不可御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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