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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科学精神。”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只有于敏未曾留过学。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称他是“土专家一号”。
对这个称号,于敏颇多感触。
“在我国自己培养的专家中,我是比较早成熟起来的,但‘土’字并不好,有局限性,对搞研究的人来说,‘土’是个缺点。”于敏说,科学研究需要各种思想碰撞,在大的学术气氛中,更有利于成长。
由于保密和历史的原因,于敏直接带的学生不多。蓝可是他培养的唯一博士。
博士毕业时,于敏亲自写推荐信,让蓝可出国工作两年,开阔眼界,同时不忘嘱咐,“不要等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作为研究人员,于敏的工作对象是武器理论设计,但他对实验相当重视。著名实验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曾说接触的我国理论物理学家中,最重视物理实验的人是于敏。
为了研制第一代核武器,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着疲弱的身子来回奔波。
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了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于敏高原反应非常强烈。他的饭量是122,早、中、晚餐只能各吃下1、2、2两米饭。食无味,觉无眠,浑身疲惫无力,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有时都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到技术问题解决后才离开基地。
于敏平时讲话语速很慢,话也不多,唯一一次和人拍桌子,还是为科学真理起争执。
1970年,白色恐怖笼罩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驻基地的军管会将包括技术事故在内的三件事定为“三大反革命事件”。在一次会上,于敏终于按捺不住,拍案而起,“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绝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的意见不符合科学规律!”
“如果当时他说一句假话,整个氢弹科研方向、路线将全部改变。”40多年过去了,胡思得回忆当年的一幕仍心有余悸,“做科研首先要诚实,否则对不起科学,对不起真理,这是老于教会我们的。”
1992年,在大型画册《院士风采》中题词时,于敏写道:“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科学精神。”这也是他一直信奉的人生格言。
蓝可说,老师总是身体力行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态度。
模拟激光打靶产生X光激光的程序刚刚编好,于敏就要求她把每一行的计算结果都打印出来。
“他用整整两个星期,每天上午或下午到办公室,用计算器把一个个物理量计算出来并一一核对。”在蓝可印象中,老师除了思考,还是思考,全然不顾自己虚弱多病的身体。
如今,于敏的科研生命力依然饱满。
上世纪50年代,尽管信息不够发达,但他每星期都要到图书馆坐上一两天翻阅有关杂志,详细了解国际上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这种习惯一直保持至今。就在半个月前,蓝可刚给老师送去最新的英文版国际最新科研动态。
人赞于敏愈老弥坚,平时不大爱笑的他幽默作答:硬件老化,软件也过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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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这是2014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委员会写给于敏院士的颁奖词。也是对他一生的事迹的最佳凝练。
人生经历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
1944年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在张宗遂、胡宁教授的指导下,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他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从此至1988年,近30年时间,于敏过起了隐名埋姓的保密生活。
记忆力惊人创奇迹
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主要一个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当时中国的设备更无法可比,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1967年,中国完成了氢弹核爆实验。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在氢弹研制过程中,于敏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成为中国氢弹研制中的关键人物。
军事迷们都知道,世界上氢弹只有两种构型,而“于敏构型”就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构型诞生于美国。如此,也能看出于敏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大!
轶闻故事
国产土专家
于敏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在天津木斋中学念,后转学到天津耀华中学。1944年于敏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1955年,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由此而来。
与邓稼先的暗号
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与死神三次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主要荣誉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获光华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4年,国家科学技术奖榜单揭晓,89岁高龄的核物理学家于敏院士捧得象征科技终身荣誉的2014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当钱学森邓稼先等人被挂在教室里励志用时他却长时间属于保密人物,这就是他的水平和贡献。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前苏联用了四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而综合国力尚属落后的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速度之快让许多国家认为这是个奇迹。
2015年1月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5年2月27日,于敏获选“感动中国2014年度十大人物”。
2015年10月13日,于敏被授予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称号。
2018年12月18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获得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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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
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
受命之日,寝不安席
当年吴钩,申城淬火
十月出塞,大器初成
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
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
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
这是2014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委员会给于敏院士的颁奖词。在新中国的成长历程中,这位没有任何留学经历、土生土长的“中国氢弹之父”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1951年至1965年,于敏在原子能院(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先后从事核理论研究和核武器理论研究。2019年1月16日,这位改革先锋在京去世,享年93岁。就在9月29日,他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氢弹技术是各个核大国的最高机密,没有参考借鉴,中国的氢弹研究是彻底白手起家。因于敏的工作内容较为特殊,在28年时间里,他的名字曾是绝密,直到1988年解密。连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百日会战”:跪在地上做研究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速度世界第一。
“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西方科学家评论。
巨大的成功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全国仅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95%的时间算原子弹,5%留给氢弹设计。
1965年9—11月,上海。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来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对加强型原子弹进行优化设计。这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试验成功的这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他早已成竹在胸。
“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为了真理,他曾拍案而起:
1971年,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由于某型号试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被军管会定性为“理论长期脱离实际的恶果”,进而在“学习班”上对理论部横加批判。时任理论部副主任的于敏分析出实验失败是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从模型和原理上提出修改设想。
然而,这却完全违背了军管会定下的表态基调,在变本加厉的威逼胁迫下,一向温文尔雅的于敏竟拍案而起,“我不会同意你们的说法,那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事后,他对一同工作的胡思得说“顺了他们的意思,的确很好过关。但那是对不起真理,经不住历史考验的。”事实胜于雄辩,后来按照于敏的改进建议,实验得到技术上的修正并实现了成功。
对《出师表》,泪流满面:
1984年的12月,新疆核试验基地。零下三四十度的天气,早起刷牙拖鞋都会被冻在地上。
这次实验,参试人员都倍感压力。一次讨论会,大家刚刚坐定,心有触动的陈能宽忽然吟诵起诸葛亮的《出师表》“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在场的于敏也来了兴致,一人一句地接下去,狭小的会议室安静得没有其他声响。到后来,只听于敏一个人在吟诵,“夫难平者事也!……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那次原理实验的圆满成功,为我国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于敏生于一个天津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对新知,探究其所以然。进入北大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透过现象抓本质的功底、善抓“牛鼻子”的见解,深入浅出的表达……于敏的学术报告很“火”,头一天就有人占座位。
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说这是集体的功劳。
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
“人们亲切地称他‘老于’。作为后辈,我们竭力沿着前辈们留下的震撼心灵的足迹,继续前行。”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华说。
人,总有憾事。
老于说,亏欠妻儿很多;妻走了,他想补偿,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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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出国留学的于敏,自谦是“地道的国产”。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开阔视野。因此,他鼓励学生出国留学,但有一个条件——“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氢弹理论的探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因此,要在短期内实现氢弹研制理论上的突破,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为了尽快研制出我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和同事们知难而进、昼夜奋战。然而,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始终找不到氢弹原理的突破口。
重大转折点发生在那一年秋天,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外地用计算机进行优化计算。在“百日会战”里,他和同事们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氢弹原理一经突破,所有人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造出氢弹。但是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
试验场远在西北大漠,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喝的是苦碱水;茫茫戈壁上飞沙走石,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达-30℃,道路冻得像搓衣板……而于敏都甘之若饴。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
试验成功的那一刻,于敏很平静,“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直到于敏的工作逐步解密后,他的妻子孙玉芹才恍然大悟:“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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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如一滴水,融入大海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
20年前,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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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的自白。于敏,这个名字过去数十年里曾经一直是一个秘密,如今已成为一种精神的代名词。
1926年出生于天津的于敏,自谓青少年时代在一种“亡国奴的屈辱”中度过。内向、好静思的他,喜欢科学,而且对科学有一种特殊的寄托。1949年他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取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所器重,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集中攻关原子弹,并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翌年1月,钱三强请于敏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氢弹虽然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比原子弹复杂得多。
于敏喜欢做基础研究,自认为不适合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不过,他没有犹豫,“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后来说。
于敏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以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研究问题,而且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氢弹研制进入冲刺阶段。1965年1月,于敏和邓稼先、周光召等科学家一起,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氢弹原理作进一步探索。他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形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当他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向大家报告时,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一致。试验成功的那天晚上,于敏“睡得很踏实”。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西方科学家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婉拒了:“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氢弹技术突破后,于敏曾想过离开,回到自己喜欢的基础研究,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他认为,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于是,他把后半生献给了我国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以及其他核武器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于敏曾经直言,“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这位喜欢古诗词的科学家,向往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和“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仰慕文天祥威武不屈和“留取丹心照汗青”,教会孙子的第一首古诗词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正如他心目中的这些英雄,于敏在事业上鞠躬尽瘁,在科学上唯实不唯上。与于敏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毕生信奉“宁静以致远”的于敏,如此解释他心中的那片宁静:“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今年1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于”的于敏去世。老于走了,但这种情怀和精神永远地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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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下,于敏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氢弹之父”。虽然,他自己一直坚决反对,但就凭这一点,也足见他在中国核事业方面的杰出贡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之后的12月28日,又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用“轰六”飞机空投,进行了全当量氢弹实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速度之快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工作条件之艰苦却难以想象。1969年,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大型空爆热试验并行准备连着做。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就见他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
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第一次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1969 年1月,于敏和同事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专列。也许因为临时加车,有站就停有车就让,车速很慢。有时在深山峡谷中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除了少数老弱病残者坐硬卧车厢外,大部分人挤在没有厕所的大闷罐车厢内。于敏当时本来身体就不好,加上长途跋涉,休息不好胃病发作,整整四天四夜,差点把他折磨死。
到了大西南,由于工作条件不具备,上面只好又做出决定,家属留在深山,科研人员全部返京。于敏带着还没有休息过来的身体、没有治好的病,只身回到了北京。
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回到北京后,于敏的病情日益加重。1971年9月13日,林彪阴谋败露,研究院的斗争也降了温。领导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于敏的妻子孙玉芹10月回京探亲。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心急,赶紧扶他起来给他喂水。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这次出院后,于敏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为了完成任务,他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再次奔赴西北。1973年,由于在青藏高原连续工作多时,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他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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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著名核物理学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2019年1月16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而这样的抛头露面,于敏也就经历过两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
他并不习惯这样的大场合,因为此前的几十年里,他一直都是隐姓埋名。
一藏就是30年
其实,于敏自己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绑得这么紧。他原本以为会在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然而,一次与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应邀,冒雪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请报上面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里,于敏立即明白,祖国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接受任务后,于敏便转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从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一藏就是30年。
30个月的奋战
氢弹理论的探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时的核大国对氢弹的研究是绝对保密的,要想从报纸或者杂志上找到关于氢弹一星半点资料完全不可能。因此,要在短期内实现氢弹研制理论上的突破,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和同事们知难而进,废寝忘食,昼夜奋战。然而,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始终找不到氢弹原理的突破口。
转折发生在1965年。
那年9月,一场创造历史的上海“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在这次持续3个多月的艰难科研攻关中,于敏带领同事们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5个多月后,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
当年,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曾有不少人替于敏感到惋惜。
而于敏自己却从未后悔。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他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他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
回答问题有“三不”
于敏在科研中有一项特殊的本领,就是善于抓住物理本质来判断物理现象发展的结果,被简称为“粗估”。与他共事多年的何祚庥院士称:“于敏的这种粗估方法是理论研究的灵魂。”
一次,一位法国物理学家在北京作学术报告。当时于敏只有32岁。这位专家刚把实验的准备、装置及过程介绍完,于敏便对坐在他旁边的何祚庥说出了这个过程的分支比大约是多少,边说边在左手心上写着这个数字。
“这是一个较为稀有的核反应过程,你怎么知道的?”何祚庥反问道。
“先听下去。”于敏摆手制止他追问。
最后,法国专家公布了他的实验结果,果然不出于敏所料。
“这个问题的实质并不复杂……掌握住这一方法就能估出它的数量级来。”于敏说的方法确实并不复杂,但要真正自如地掌握并运用并不容易。物理学家的水平高低常表现在对一些基本理论、方法、技巧的掌握上。而这正是于敏有很高造诣之所在。
在单位,大家都知道,向于敏请教有“三不”:一是不论时间、场合,随时随地可以提问题;二是不论范围,物理、力学乃至其他相关学科都可以问;三是不论问题大小难易,一样耐心解答。
许多同事们都有这样的感觉,于敏总是将自己的知识、方法、诀窍乃至最重要的想法和盘托出,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
有一次,所里一位姓曾的年轻科研人员与同事讨论一道难题,结果谁都做不出来。于是,他找到于敏。于敏边讲边算,答案很快就得出来了。可是小曾仍不满足,继续刨根问底。于敏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便老老实实地说,回家后再想想。
第二天一上班,于敏就找到小曾说:“你看看这个推导。”小曾一看,没想到于敏给他写了整整三页纸。
常年埋头工作,于敏能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直到退居二线后,他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了。那段日子,每当夫妻二人外出时,同行的人总能够看到老夫妻相濡以沫,相互关照的温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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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今年寒假,我看了《功勋》这部电视剧,回顾了这些脊梁们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过程。我不由地感慨:强国需要一批批”脊梁”加油干,而国强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祖国与我们的关系是相互依托,荣辱与共的。之前我时常在思考我与祖国之间的距离,我有时觉得祖国离我很远,因为祖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而我只是沧海一粟。有时又觉得很近,因为我的骨子里刻着的是”中国”二字,身上流淌的是华夏的血脉。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功勋》里的先辈们给了我答案。
于敏先生在参与核研究之前,也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有着自己对未来的打算,准备出国留学。可当国家找上他时,他义不容辞地答应了。他当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令我印象十分深刻。”你想要和平,就要有不怕打仗的底气,什么是底气?我们造的就是底气。核平衡才是平等,咱们不欺负别人,可也不能让别人欺负咱们,不平等只能挨打,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
肩负起时代重任,争做新一代的”脊梁”。我们应当明白现在的生活是真的来之不易!当你坐在明亮的餐厅享受美味的食物时,你应该感谢像袁隆平这样废寝忘食的人,毕竟这世界上仍有6。9亿人在忍受饥饿;当你处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享受欢乐时,你应该感谢像李延年这样浴血奋战的人,毕竟这世上仍有许多国家饱受战争之苦;当你免受一些疾病折磨困扰时,你应该感谢像屠呦呦这样悬壶济世的人,毕竟这世上仍有许多人病魔缠身,痛苦不堪。
你可能仍在抱怨这个世界并不完美,祖国也没你想的那么美好,但这正是你存在的价值,祖国现在也需要你、我、他像先辈们一样用脊梁扛起重任,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当代青年又能否有《功勋》中那样的担当与奉献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你也不必妄自菲薄,认为那些离自己很遥远,须知少年何妨梦摘星?敢挽桑弓射玉衡!星辰大海才是我们的归宿,成为像先辈那样的国之脊梁才是我们的目标。愿诸君与我一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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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60年代,在中国的大西北,有着这样一群人,他们隐姓埋名,与世隔绝,在极其荒凉的戈壁滩上,资源匮乏,黄沙漫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默默无闻地为中国铸造“卫国利剑”。在这群铸剑师中,有一个人,叫于敏。
于敏,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今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
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于老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曾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三次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基金杰出科学家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国家最高科技奖等成就。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于敏,核物理学家,曾毅然服从国家需要,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隐姓埋名28载,从零开始探索氢弹理论研究,与时间赛跑,守护国防安全,“草稿纸铺满戈壁滩”。他一生兢兢业业,成就斐然,却用“身为一叶无轻重”将自己的成就轻描淡写。但是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这位隐姓埋名的功臣,他是真正的国士无双,是中国人民挺直的脊梁。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把己身微薄之力融入到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欣慰了。”为国家研究氢弹的承诺,他用一生来践行,他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无名英雄,踏光而来。”让我们向伟大的无名英雄于敏先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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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6日,惊悉于敏先生逝世,心中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为中国失去了氢弹主要的一位研究者,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失去了一位学术造诣很高的科学大家,为我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道德高尚的良师益友。
于敏先生曾在原子能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进行氢弹原理研究。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一位对祖国和人民做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师长。
记得1956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原子能所工作。在秋天的一个晚上,所里开大会,钱三强所长向全所职工介绍所里工作情况,谈到人才培养时,就表扬了于敏,“于敏就是我们国内自己成长起来的优秀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希望刚到所里工作的新大学生向于敏同志学习!”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于敏的名字,心中就产生了敬意。
1961年,于敏去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参加一个国际核物理的会议,我负责照料于敏在杜布纳期间的生活,并在开会时当翻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于敏。我发现于敏接受的能力很强,有一些我没翻译的地方,他也都听懂了,这源于很深的业务功底。
1982年,全国第一次惯性约束聚变研讨会在北戴河举行,于敏应邀在会上作了激光核聚变的主旨报告,王淦昌先生等当时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学会的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会后原子能院从事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的研究团队和王淦昌先生一起合影照相,距离我们不远的于敏先生听到了,他也跑过来,主动参加我们的合影,大家拍手欢迎,可见他对原子能院的感情是很深的!
于敏先生对我的工作帮助也很大。1965年,我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回国后,被调往青海工作,从事核试验中近区物理的测试工作。为了验证武器理论设计的正确性,在热试验中要测量核武器设计中许多关键的物理量,要进行很多探测设备的设计和安排。这就需要我们弄清楚理论部对物理测试有什么要求,物理测试的精度和量程要如何去满足检验理论的要求。这时于敏就成了我们最好的老师和朋友。
有时候,我们从青海、四川到北京来专门向他请教,回到青海和四川后有时有些还没有彻底弄明白,或许还有些不放心的地方,就专门跑去找于敏讨论、请教,每一次他都是那么谦逊、耐心地和我们讨论,直到我们把问题弄清楚。
在氢弹研发突破的过程中,我们和于敏的接触就更多了。在向领导和技术骨干介绍突破氢弹的会议上,我们听到了邓稼先和于敏同志介绍的理论方案,当时心情都十分激动。我们近区物理测试的工作也按照理论的要求,准备了物理测试的方案。于敏提出了很多改进的意见,这些都对后来取得重要成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氢弹原理性试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我们测量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它不仅达到了原定的设计指标,而且还超过了原来设计的当量。
于敏不仅精通理论,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视实验、理论联系实验的典范。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有幸和于敏等人在一个小组,当时有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困扰了我半年多,它直接影响着我测量数据的修正效果,我想解决它,也看了好多书,请教过许多同志,都没解决。有一天在会议休息的时间,我把问题告诉了于敏等人,他们说可以帮忙。在散会的那一天,他把写了好几张纸的推导给了我,我当时又感动又佩服。
在国家高技术主题专家组中,于敏的真知灼见对我们选择正确的技术路线、制定既积极又稳妥的工作规划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有很好的理论物理基础、渊博的知识,又熟悉许多具体的实验技术。在小组会上,他总是非常认真地听其他同志的发言,又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发表他的见解和分析。我们听了后,总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分析得很透彻,他最擅长把一个复杂的问题进行剖析分解,找到各种矛盾的相互关系,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对立面,并加以解决。这可能是他多年从事科研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方面。
我和于敏最后一次的交谈是在一次人民大会堂春节茶话会上。当时已有很长时间没见过他了。我在远处看见了他,就急忙地往他的方向走去,我们高兴地相互问候,并谈了一些自己的情况,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讲话的声音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响亮。
今年,这样一位对祖国和人民有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这样一位品德高尚、为人师表的师长和我们永别了!我们爱戴他,敬仰他,他将毕生的经历都奉献给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事业,并作出了载入史册的卓越贡献。我们将永远学习于敏的光辉榜样,将他的爱国精神和崇高思想铭记心中,继续前进!
愿于敏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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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一个曾经绝密28年的名字
他28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
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崇高荣誉,盛名之下保持一颗初心:“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是于敏,“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国产专家一号”——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于敏。
没有留过洋,却也成为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一切从头开始,装备实在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计。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百日会战”令人难忘。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记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用热血书写历史丰碑
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于敏婉拒。他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一个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这是参加“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代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在大会上发言。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 摄
如一滴水,融入大海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
20年前,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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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我们不搞核竞赛,但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于敏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研制氢弹就摆到了第一位。
其实,于敏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绑得这么紧,一次与钱三强的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请报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谈话里,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从事氢弹研究的于敏便隐姓埋名,全身心投入到深奥的核理论研究工作中。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又是惟一没有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站到世界核科学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研制工作初期,于敏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他拼命学习,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外相关信息,并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是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我们的设备更无法与他们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来氢弹设计。不过,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设计又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
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早晨,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8时整,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十几秒钟后,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多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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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1月16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
于敏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61年,于敏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氢弹理论探索任务,并取得了我国氢弹试验的成功,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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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答主我是一只小萌刀:于敏是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
建国初期参与原子弹氢弹研究,他几乎是唯一一个没出过国的土专家,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参与研究。
国内当时就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95%给了原子弹计算,只有5%用于氢弹设计,他居然不知天高地厚领着人去做,工具就是计算尺,居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因为他的不知天高地厚,中国也不知天高地厚,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而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
他对自己的身体更是不知天高地厚。1969年,于敏因奔波在北京和大西南之间,胃病严重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1971年10月,幸亏上级考虑于敏身体状况,特许妻子照顾他,才不至于深夜休克无人发现,终于被医生抢救过来。1973年,他在回京车上便血,在医院输液时又一次休克。
但他似乎又懂得天高地厚。因为工作性质,他隐姓埋名三十载。他面对别人甚至最亲近的人时,他说的最多的也是我不能说,就像邓稼先面对妻子质问时,回答的是地点我不能说,去多久我不能说,干什么我也不能说。
他曾遗憾的说一生没有出过国,如果出国学习,也许现在对国家的贡献会更大。其实他可以出国,但为了国家,他放弃了。
对于别人说他是氢弹之父,他总是婉拒。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于敏最大的遗憾是他的夫人去世了,他经常看到遗迹遗物,睹物思人,因为他觉得亏欠夫人太多,他引用了元稹的一句诗——报答平生未展眉。
于敏在房间里挂了诸葛亮说过的一句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我当年坐在饭馆里吃饭,电视上正在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于敏坐着轮椅缓缓走过来领奖。我看着颁奖,我高兴地哭了。
我看着坐在轮椅上的他,我记得他因为家里穷没路费,于是暑假不回家自己跑到景山顶,迎着夏日的凉风,拿着课本,做着习题,他从不认为自己天赋异禀,他只是勤奋。
我看到了那个年代那帮科学家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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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聊以自慰了。”——于敏
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 中提到,“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赫然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爱好历史和古典文学
1988年,62岁的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退休后,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这些书包括《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
“打松鼠”:与邓稼先的暗号
1965年,正是我国氢弹研究的突破期。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第二天,邓稼先就赶到了上海。一到嘉定,就钻进计算机房,听取了于敏等人的汇报,并与他们讨论分析,兴奋得像个大孩子头儿。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讨论和推敲,终于使整个理论设计日趋完善。
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
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30年后“氢弹之父”名字才获解禁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
1944年,18岁的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在张宗遂、胡宁教授的指导下,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他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1967年6月17日,氢弹爆炸成功,爆炸当量达到330万吨。试验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参试人员个个激动万分。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20多年前,连于敏这个名字都是绝密,他隐姓埋名30年,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
很多人称呼于敏为“中国氢弹之父”。对于这样的称呼,于敏极力反对,他常常对身边工作的人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实在追问之下,他只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氢弹的理论设计中,我是学术领导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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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废寝忘食。“百日会战”令人难以忘怀。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在他的组织和部署下,氢弹理论得以突破。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氢弹试验取得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用了2年8个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保持着谦逊。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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