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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1月16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
于敏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61年,于敏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氢弹理论探索任务,并取得了我国氢弹试验的成功,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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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答主我是一只小萌刀:于敏是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
建国初期参与原子弹氢弹研究,他几乎是唯一一个没出过国的土专家,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参与研究。
国内当时就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95%给了原子弹计算,只有5%用于氢弹设计,他居然不知天高地厚领着人去做,工具就是计算尺,居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因为他的不知天高地厚,中国也不知天高地厚,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而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
他对自己的身体更是不知天高地厚。1969年,于敏因奔波在北京和大西南之间,胃病严重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1971年10月,幸亏上级考虑于敏身体状况,特许妻子照顾他,才不至于深夜休克无人发现,终于被医生抢救过来。1973年,他在回京车上便血,在医院输液时又一次休克。
但他似乎又懂得天高地厚。因为工作性质,他隐姓埋名三十载。他面对别人甚至最亲近的人时,他说的最多的也是我不能说,就像邓稼先面对妻子质问时,回答的是地点我不能说,去多久我不能说,干什么我也不能说。
他曾遗憾的说一生没有出过国,如果出国学习,也许现在对国家的贡献会更大。其实他可以出国,但为了国家,他放弃了。
对于别人说他是氢弹之父,他总是婉拒。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于敏最大的遗憾是他的夫人去世了,他经常看到遗迹遗物,睹物思人,因为他觉得亏欠夫人太多,他引用了元稹的一句诗——报答平生未展眉。
于敏在房间里挂了诸葛亮说过的一句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我当年坐在饭馆里吃饭,电视上正在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于敏坐着轮椅缓缓走过来领奖。我看着颁奖,我高兴地哭了。
我看着坐在轮椅上的他,我记得他因为家里穷没路费,于是暑假不回家自己跑到景山顶,迎着夏日的凉风,拿着课本,做着习题,他从不认为自己天赋异禀,他只是勤奋。
我看到了那个年代那帮科学家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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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28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
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崇高荣誉,盛名之下保持一颗初心:“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是于敏,“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国产专家一号”——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于敏。
没有留过洋,却也成为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一切从头开始,装备实在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计。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百日会战”令人难忘。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记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用热血书写历史丰碑
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于敏婉拒。他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一个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如一滴水,融入大海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
20年前,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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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我们不搞核竞赛,但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于敏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研制氢弹就摆到了第一位。
其实,于敏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绑得这么紧,一次与钱三强的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请报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谈话里,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从事氢弹研究的于敏便隐姓埋名,全身心投入到深奥的核理论研究工作中。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又是惟一没有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站到世界核科学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研制工作初期,于敏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他拼命学习,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外相关信息,并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是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我们的设备更无法与他们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来氢弹设计。不过,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设计又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
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早晨,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8时整,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十几秒钟后,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多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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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一个个闪亮的名字,为人耳熟能详。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惊天动地的贡献,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脊梁;他们与共和国同行,与时代同行,所拥有的家国情怀和人格魅力深深折服国人。
从“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的于敏,到“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贡献”的袁隆平,再到“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的屠呦呦……这些国之脊梁的科研高度,让人高山仰止,我们可能难以企及他们的专业水准,但他们的精神力量具有磅礴的感染力,能够激励出我们的爱国心、报国志,也能引领我们找到精神家园。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于敏等人所展现出的精神风骨,正是中华民族精神大厦巍然耸立的支撑力。比如,于敏甘于“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张富清战功赫赫,却“60多年来,他深藏功名,埋头工作”;黄旭华在无经验、无技术、无条件的环境中牢记毛泽东“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的嘱托。那么,又是什么支撑于敏等人砥砺奋进?是信心,是信念,也是信仰。
于敏说过,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人生足矣!这样的精神风范让人动容,也让人共鸣。实际上,每一位为国为民的国之脊梁,都有坚不可摧的信仰,也都有润物无声的精神力量。
信仰看似抽象,精神力量看似缥缈,但它们都能让人感受得到,也能激发我们奋发向上。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飞跃,正因为有信心、有信念、有信仰。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应该承认,这些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当年建功立业时条件远没有如今优越,遭遇的艰难险阻也不少,但他们“熬”出来了,成就斐然,这是信仰的力量,也是精神的力量。这对今天的我们颇具启发意义,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这更需要我们扬起信念风帆,培厚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扬起信念风帆,培厚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我们就能更好地凝心聚力,敢于攻克一个又一个的“娄山关”“腊子口”,创造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我们就能更好地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保持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风险挑战;也会更清醒地意识到: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会忘记为什么出发。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无论宝贵精神品格还是崇高价值追求,都熔铸了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的实际行动,我们将走得更坚定从容,我们将更有沛然不可御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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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重要推动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的一户普通人家。1944年,他考上北京大学理学院,师从张宗遂先生学习物理。于敏在物理学科上展现出过人的才华,毕业后即被调往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协助钱三强等著名物理学家开展科研工作。
60年代,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于敏等年轻科学工作者放弃了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业已取得的巨大成果,转而开始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氢弹研究工作。
在研究团队中,于敏是唯一没有留过学的,他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进行氢弹研究工作。在1966年大半年的时光里,于敏先生带领团队,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和人手一把的计算尺,完成了对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研究,解决了氢弹制造的关键问题。对比世界各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原理试验时间——美国7年3个月;英国4年3个月;前苏联4年三个月,中国仅仅花了2年8个月,这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69年到1973年这段时间里,于敏先生的身体因为高强度的科研工作垮了下来,短短5年时间里,他曾经3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多次出现虚弱、便血、休克等严重症状。
在后来的采访中,满载荣誉的老人回首沧桑往事时显得波澜不惊,他委婉地拒绝了“氢弹之父”的称呼。老先生家中客厅一幅字上,赫然印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2014年,于敏先生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他的颁奖词是这样的:“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
漂泊一生,归来时止不住满头白发;满目沧桑,不声不响已成国士无双。在旁人看来,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人生免不了辛苦沉寂。但是于敏先生却是这样看的:“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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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人物事迹
姓名:于敏
出生年月:1926年
籍贯:中国河北宁河(今天津)人
职务: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部副主任, 理论
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副院长、院科学
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于敏河北宁河(今天津)人,1926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做出了优异成绩。1960年底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1965年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 院,历任理论部副主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副院长、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94年1月起任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后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 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从70年代起, 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三度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992年获光华奖特等奖,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 动模范"称号。1999年9月18日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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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废寝忘食。“百日会战”令人难以忘怀。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在他的组织和部署下,氢弹理论得以突破。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氢弹试验取得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用了2年8个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保持着谦逊。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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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由核武器研究院集中攻关,突破原子弹,同时,原子能研究所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
1961年1月12日,于敏被叫到了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告诉他,经研究批准,决定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有些不解。他内向沉默,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喜欢搞应用研究,自认为不适宜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而且,他当时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
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他忘不了少年时代的那个关于“盖世英雄”的信念。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于敏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于敏所说的“欺负”,并非仅指过去而言。20世纪50年代,美国等核大国多次威胁使用核武器来打击中国。“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就曾建议用核武器袭击中国。它是真的在进行核讹诈、核威慑,不是报纸上说说玩儿的。”于敏回忆道。
自此,于敏走上了氢弹等核武器研制的道路,他愿“了却君王天下事”,但并不为了“赢得身前身后名”。
于敏的身影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他的夫人孙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二十多年后才恍然,“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1960年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对氢弹原理和结构作了初步探索,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产生了六十多篇论文,但均作为秘密文件保存。
1965年1月,于敏率领“轻核理论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当时国内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同年10月下旬,于敏为上海研究人员作了“氢弹原理设想”系列学术报告,提出了两级氢弹的原理和构形的设想,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
在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
当于敏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再一次向大家报告时,同志们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请客的还有另外一人。当氢弹原理的方案传到北京后,邓稼先第二天即飞到上海,听完于敏的汇报后十分兴奋,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
氢弹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就造出氢弹。但是,氢弹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接下来的一年,于敏他们忙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但在试验现场的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仍不觉得圆满,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于敏确信他的氢弹原理是正确的,他也确信,我国已经取得了设计实战氢弹的自由。
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这次的蘑菇云更大,仿佛一颗人造“大太阳”,爆炸点以北250公里处仍能看到,烟云升离地面10公里。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的速度为世界之最。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
爆炸成功后,氢弹须根据实战需要进行武器化并装备部队。于敏接着对氢弹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过早“点火”几率等作了优化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阅读小贴士:本篇共计1373个字,有12个段落,预计默读时长5分钟,朗读时长8分钟,慢速需要11分钟,有211位用户喜欢。
据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消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今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
他曾“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1月9日,于敏院士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于敏个人简介:
于敏,男,1926年8月出生,天津宁河人,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历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副主任、九所副所长、所长、九院副院长、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于敏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
上世纪50年代,于敏在国内率先开展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多篇论文,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与北京大学杨立铭教授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上世纪60年代起,投身于我国核武器事业,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在氢弹突破中,组织领导攻关小组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带领科研队伍完成了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作为第一完成人的“氢弹突破和武器化”工作,荣获198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小型化突破中,领导突破了气态引爆弹(初级)原理和高比威力次级原理。作为小型化关键的气态引爆弹主要负责人,主持研究并解决了裂变材料的压紧、中子注入及其增殖规律、氘氚点火燃烧规律、轻重介质混合对聚变的影响、高能中子裂变反馈规律等一系列关键问题,提出了加大两个关键环节设计裕量的具体措施。气态引爆弹的研制成功,为我国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奠定了可靠基础。作为第二完成人的“气态引爆弹装置的突破”工作,荣获198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中子弹突破中,作为主要领导人和参加者,提出了中子弹的设计指标,明确了中子弹探索的主攻方向,指出了某些关键技术问题和难点,研究了热核反应中等离子体过程,分析了中子弹的反应规律并归纳为三个阶段,提出了判断聚变点火裕量的主要判据和提高裕量的措施。作为第一完成人的“中子弹装置的突破”工作,荣获198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基础理论发展中,揭示了武器核反应内爆过程的运动规律,解决了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及驰豫过程、辐射波与冲击波的传播规律等一系列基础问题。作为第四完成人的“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研究,荣获198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在核武器发展战略中,与邓稼先提出了“加快核试验进程”建议。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使党中央做出果断决策,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核试验时间,为提升我国核武器水平、推动核武器装备部队并形成战斗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前瞻性作用。针对禁核试,提出了以精密实验室实验等几个方面支撑禁核试后武器研究的设想,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四大支柱,至今仍然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上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国防高科技项目尤其是我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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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60年代,在中国的大西北,有着这样一群人,他们隐姓埋名,与世隔绝,在极其荒凉的戈壁滩上,资源匮乏,黄沙漫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默默无闻地为中国铸造“卫国利剑”。在这群铸剑师中,有一个人,叫于敏。
于敏,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今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
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于老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曾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三次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基金杰出科学家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国家最高科技奖等成就。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于敏,核物理学家,曾毅然服从国家需要,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隐姓埋名28载,从零开始探索氢弹理论研究,与时间赛跑,守护国防安全,“草稿纸铺满戈壁滩”。他一生兢兢业业,成就斐然,却用“身为一叶无轻重”将自己的成就轻描淡写。但是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这位隐姓埋名的功臣,他是真正的国士无双,是中国人民挺直的脊梁。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把己身微薄之力融入到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欣慰了。”为国家研究氢弹的承诺,他用一生来践行,他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无名英雄,踏光而来。”让我们向伟大的无名英雄于敏先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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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今年寒假,我看了《功勋》这部电视剧,回顾了这些脊梁们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过程。我不由地感慨:强国需要一批批”脊梁”加油干,而国强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祖国与我们的关系是相互依托,荣辱与共的。之前我时常在思考我与祖国之间的距离,我有时觉得祖国离我很远,因为祖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而我只是沧海一粟。有时又觉得很近,因为我的骨子里刻着的是”中国”二字,身上流淌的是华夏的血脉。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功勋》里的先辈们给了我答案。
于敏先生在参与核研究之前,也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有着自己对未来的打算,准备出国留学。可当国家找上他时,他义不容辞地答应了。他当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令我印象十分深刻。”你想要和平,就要有不怕打仗的底气,什么是底气?我们造的就是底气。核平衡才是平等,咱们不欺负别人,可也不能让别人欺负咱们,不平等只能挨打,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
肩负起时代重任,争做新一代的”脊梁”。我们应当明白现在的生活是真的来之不易!当你坐在明亮的餐厅享受美味的食物时,你应该感谢像袁隆平这样废寝忘食的人,毕竟这世界上仍有6。9亿人在忍受饥饿;当你处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享受欢乐时,你应该感谢像李延年这样浴血奋战的人,毕竟这世上仍有许多国家饱受战争之苦;当你免受一些疾病折磨困扰时,你应该感谢像屠呦呦这样悬壶济世的人,毕竟这世上仍有许多人病魔缠身,痛苦不堪。
你可能仍在抱怨这个世界并不完美,祖国也没你想的那么美好,但这正是你存在的价值,祖国现在也需要你、我、他像先辈们一样用脊梁扛起重任,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当代青年又能否有《功勋》中那样的担当与奉献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你也不必妄自菲薄,认为那些离自己很遥远,须知少年何妨梦摘星?敢挽桑弓射玉衡!星辰大海才是我们的归宿,成为像先辈那样的国之脊梁才是我们的目标。愿诸君与我一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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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载隐姓埋名,填补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实现了氢弹突破和武器化——于敏,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926年,于敏生于一个天津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大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废寝忘食。“百日会战”令人难以忘怀。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在他的组织和部署下,氢弹理论得以突破。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氢弹试验取得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用了2年8个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保持着谦逊。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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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于敏婉拒。他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一个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1999年9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这是参加“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代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在大会上发言。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
20年前,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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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于敏心中依旧记得他第一次来到这荒无人烟的大漠之上时,大声吟诵着:"不破楼兰终不还!"
为此,于敏曾经数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我国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高原,于敏曾经8次上高原,6次进入戈壁滩。他高原反应强烈,到了西北高原之后,他根本无法正常饮食。早上吃一两主食,午餐和晚餐也只能吃一、二两米饭。即便吃下去,也经常吐出来。因为身体不适,他常常失眠,工作繁重的他体力消耗很大。从办公室到宿舍,不到一百米的距离,他走一次要停下来休息好几次。
即便如此,为了能够掌握到完整准确的试验测试结果,在试验之前,于敏还是在半夜顶着零下30多度的低温,爬到了高达102米的铁塔顶端。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在说,于敏是在用生命制造氢弹。
1969年,因为不断奔走于北京和大西北之间,精神压力过大、积劳成疾的于敏患上严重的胃病,同事们眼看着他人日渐消瘦。第一次在地下进行核试验,于敏已经虚弱得走路都很困难,每次上楼梯的时候,都需要用手提着推腿才能迈上去;做热核试验,同事们兴致勃勃将他拉到小山岗去看火球,于敏突然全身冷汗,脸色苍白,突然休克昏迷。
于敏健康状况每况日下,到了1971年,组织实在不忍,商讨破例让于敏的妻子留在他身边照顾他。一天深夜,于敏正在钻研之时突然感觉到身体不适,头昏眼花,他用最后一点力气叫醒了妻子,孙玉芹一醒来,他已经瘫倒在地。孙玉芹赶紧通知医生,经过抢救之后,于敏才化险为夷。于敏在医院待不住,身体还没有恢复好,就又投入了工作之中。
1973年,于敏从绵阳返回北京,在列车上就开始便血,刚刚到了北京又昏厥过去。于敏都没进家门,就又被送到了医院之中。
那些年,于敏的身体状况是孙玉芹最为担忧的事情。她不知丈夫到底在做什么工作,但让他连生死都置之度外的理想,作为妻子,怎么可能不支持?
为了支持于敏,孙玉芹提前退休。每天她拉着小车去超市买菜,在邻居好友心中,她总是笑眯眯的,很秀气,也很精神。她用全部的精力保证于敏的事业,只想让于敏没有后顾之忧。
央视曾经采访过于敏,于敏提到他去亡故妻子的思念,孙玉芹因为心脏病先于敏而去,成为他的心头的一根刺。在于敏的记忆之中,孙玉芹是非常喜欢旅游的,但是为了照顾于敏的身体,她舍不得离开于敏,时间全部都花在于敏的身上。对妻子,于敏将所有的感情都凝聚在一句诗之中:"报答平生未展眉。"
注:“惟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出自唐·元稹的《遣悲怀三首·其三》。可以理解为:只能睁着双眼整夜把你思念,来报答你平生不得伸展的双眉。
"国产土专家"于敏,如果说一生之中还有什么遗憾的事情,除了没有好好陪伴妻子和家人,就是没有机会出国留学。当时国内顶尖的专家王淦昌、邓稼先和朱光亚等都曾经在国外留学,于敏却从来没有踏出国门。
其实在1962年于敏曾有出国的机会,丹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A·玻尔曾经访问北京,于敏担任他的翻译。两人曾经探讨过学术问题,玻尔赞叹于敏是一名"出类拔萃的人",亲自诚挚邀请他去哥本哈根,于敏拒绝了。
于敏晚年回忆说:"如果我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选择留学。"的确,"土专家"是对于敏"白手起家"的肯定,但在他看来,科学必须要有开放交流的态度,和足够广阔的视野。留学是科学交流的最好方式,但留学后必须回国给国家做点事儿,他说:"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就是因为这样的态度,于敏带的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蓝可在即将毕业的时候,于敏没有将他留在身边,而是鼓励他出国留学,只是一再强调,要求蓝可将来归来献身祖国。
在于敏和同事们不顾生死接受研制氢弹的重任之时起,就一直遭受着非议,有的人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一定要研制氢弹,他们认为于敏在研制杀人武器,是一种不人道的事业。对此,于敏只说了这样一段非常朴素的话:
"中国5000年的历史都是受外族的侵略,中华民族从来就是非常坚强同时又非常爱好和平。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但是在50年代,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必须打破核垄断。"
在祖国的核武器事业之中,于敏是先行者之一,和老一辈的科学家们完全靠着自己的智慧和毅力走出了自主创新的道路,为后来者引路。于敏在耄耋之年写下一首诗:"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生前,93岁高龄的于敏依旧是单位的"重要顾问",每当遇到重大或者难解的问题之时,后生们想到的还是要请"于老爷子"出山。
在于老去世后,有记者曾经拍下几张于敏家中的照片,于老睡觉的床铺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旧样式,用的也是当年的"国民床单"。床边有一副书法作品"国之干城",是于老对自己一生最好的总结。
这位大物理家,内心其实是浪漫而高雅的,他一直深爱着中国古典诗词。于敏的得意门生蓝可说,每次他只要说一句李白或者杜甫的诗,于敏就能接下去直接背完,还会和蓝可分析这首诗的特点。在陪孙子玩儿的时候,于敏也在教他们念诗,第一首诗,还是当年让少年的他一腔热血的《满江红》。
的确,古诗词,让中国人好好说话、好好做人,而搞氢弹,是为了让别国好好说话。50年代的青年学者们,因为曾经经历了近代中国外地入侵的苦痛,他们更加明白一个独立、富强的祖国的可贵之处。
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而这些为国家安定,人民安乐而隐姓埋名的人们,将自己的力量融入到了强国的事业之中。以沉默的人生,完成惊天的事业。这就是于敏,在核武器事业上不断开拓创新,为国谋策,鞠躬尽瘁,从未忘记过少年时的"一片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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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屈辱史。因为落后腐朽,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攫取了众多的权益。好在,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挺身而出,他们前仆后继,不惧牺牲,才将侵略者打败。
而新中国的建立,也更是这些先贤们的奋斗的辉煌成果。但是,虽然山河已无恙,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依然存在,新中国面临的威胁也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尤其是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空前紧迫。
一方面是苏联、美国在经济等方面的孤立、打压,另一方面则是要面对他们的核讹诈,如何保证国家安全也就显得极为迫切。
于敏,中国氢弹之父,从零开始引领我国成功研制出氢弹,使中国成为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也是氢弹研究用时最短的国家。
而在这成功的背后,于敏忍受的是超乎常人的压力,以及隐姓埋名28年的落寞。
中国积弱,立志报国
于敏出生于1926年,彼时的中国军阀林立,民不聊生。一方面,西方列强仍在不断的攫取的利益,另一方面,军阀们互相攻讦,鱼肉百姓。
生于普通家庭的他,好在还能读得起书,就这样他完成了小学学业。当于敏十二三岁的时候,中国的自行车并不普遍。看到同学骑着自行车在街上飞驰,于敏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将自行车借了过来。
骑上自行车的于敏十分开心,在街上一边骑车一边观察周围人的状态。就在车子行进到一个人群密集的街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小汽车,车上坐着一位日本人。
于敏无处可躲,只能停下车子。原本以为日本人不敢撞过来,结果车子一直毫不减速地向他行驶过来。
“完了,可能今天就要丢掉性命了。”这是当时于敏心里唯一的想法。
好在汽车在于敏跟前停了下来,于敏这才保住一条性命。可事情并没有到这里就结束,日本人下来之后怒骂于敏一通,随即扬长而去。
原本是过错方,却因为祖国实力强大而在他国蛮横无理,这在于敏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此事过后,于敏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让祖国变得更强大。
高考后,于敏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在工学院学习两年后,机缘巧合之下转到物理系学习。
有人说于敏因为工学院不能实现报国理想才改专业,也有人说是于敏物理方面的天赋引起物理系老师的注意,这才转入物理系学习。
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改变专业,于敏凭借自己的智慧折服了他的老师。
“于敏是我见过物理最好的一个学生。”这是教过于敏的老师对他最多的评价。
顺利从本科毕业后,于敏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而且是在母校读研,并没有像大多数学者那样出国深造。
当于敏从研究生毕业后,他的能力有了一个合适的施展舞台。
原子核理论奠基人,因祖国需要研究氢弹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等领导人决意研制“两弹一星”。
很快“中国要研发原子弹!”这个消息一出来立刻传遍了世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收到了许多国家的“问候”,不过收到的可不是祝福,更多的是劝阻和嘲笑。
包括中国人在内,许多人并不认为中国能成功制造出原子弹。原因很简单:没钱、没人、没技术。其实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更遑论这还是一个刚刚走出战争泥淖的国度,一个连基本的工业门类都极为薄弱的国家。
而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更犹如冷水一般,难道尚在襁褓中的中国原子弹事业要中断?显然不可能,无奈之下钱三强等人只能组织国内的专家学者,尝试共同攻克这一难题。
彼时刚刚从北大读研毕业的于敏,也正是这个时候加入了这支队伍。
于敏与其他的研究人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没有留学经历。用现在的话来说,于敏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家。可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研究出原子核的理论基础。
毫无疑问,于敏的这项研究对原子弹的制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原子弹就是以此为基础制作的。虽然这项研究成果不是于敏单独完成的,却也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
若是按照正常的发展过程来看,于敏应该会在原子弹上有更深入的发展。可命运就是那么神奇,钱三强突然的一次谈话改变了于敏的命运。
“于敏,你除了原子弹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兴趣?”
“什么?”
“你除了原子弹以外,想不想研究一些其他的武器?”
原子弹虽然制作困难,但好歹曾经接触过苏联的技术,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可氢弹在中国完全是一个空白领域,连材料和原理都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东西。
当知道钱三强想让自己研究氢弹后,于敏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原因很简单,别的国家有中国没有就会挨欺负。
当于敏真正踏入这一领域后才发现,事情比想象中要难上许多。
困难的氢弹制造
别看于敏在原子弹方面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可并不代表着氢弹就能借上力。原子弹反应过程是核裂变,可氢弹却是核聚变,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
至于氢弹具体什么样,谁都不知道,只能凭借着基础知识加上想象力来推演。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每个有想法的人都上台解释一遍,然后大家从中进行可行性的推敲。光是确定氢弹的主要材料就消耗了大量时间。
美国等大国对氢弹材料严防死守,中国也只能自己寻找最适合的材料。当年美国采用的是粒子加速器进行碰撞,将可能的原料都实验一遍,从中寻找最合适的。
这种方法最科学、省事,可他的代价太大了,每次实验都需要上万人参加,费用更是高得吓人。更重要的是,中国根本没有粒子加速器,想实验都不可能。
这时于敏展现了他超乎常人的能力,用一支笔一张纸人工进行推演,最后发现氘化锂是最合适的材料。不过于敏提出氘化锂需要四千万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才能使其达到反应温度,如何给它加温成了随之而来的难题。
有人提议在原子弹外增加氘化锂外壳,这样原子弹爆炸产生的高温就可以达到氘化锂所需温度,而且中国已经制造出原子弹,只要这个设想成功,实验起来应该会容易一些。
这个建议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可于敏并没有发表意见,而是拿起纸笔直接推演,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原子弹爆炸的温度并不会燃烧外壳。
换句话说原子弹爆炸后会发生许多反应,并不是所有物质都在燃烧,可能可能打不到氘化锂所需温度。
即便大家对这个结论将信将疑,可于敏一直以来的能力却不得不让大家接受这个事实,就连当时的组长黄祖洽都有着泄气。
“实在不行将氘化锂加入到原子弹内部,做一个杀伤力大的原子弹好了。”
听到这句话,于敏又拿起纸笔推演起来。原子弹内部的高温足以达到所需温度,加入氘化锂确实可以做出一个超级原子弹。
可当于敏继续算下去时,他发现加入氘化锂后原子弹效果比之前大一千多倍,也就是说这就是氢弹。
这个重大发现极大程度上鼓舞了所有研究人员的心,接下来就是对这个想法进行完善、修改的过程了。
终于在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八个月,而美国用了七年,苏联用了四年。
中国氢弹的研制成功之初,美国人甚至以为是国家机密泄露了。当知道这是中国的自主研发后,惊讶得合不拢嘴。但此时的于敏并没有凭借氢弹扬名天下,反而处于隐藏状态。
一路的艰辛
事实上从研究氢弹开始,于敏就知道自己会改名换姓地隐藏起来,连家人都不知道他的工作。这样做是对他的一种保护,因为其他国家的监听无处不在。
就像于敏推演出氢弹雏形一样,他想向好朋友邓稼先分享一下,顺便让他帮帮忙。可在电话中于敏却用了一套暗语。
“我们打猎打到一只松鼠,还没吃呢,因为想把它做成标本,但现在人手不够。”
听到于敏前言不搭后语的话,邓稼先猜到自己这位好朋友一定是有了重大发现,为了保密这才说起暗语。于是赶紧回答:“我马上过去。”
也正是这种谨慎才使得氢弹只要没有受到太大干扰,可于敏却因此隐藏了二十几年。这二十多年中,他的妻子孙玉芹同样承受着生活的艰巨。
因为丈夫时常不回家,家里大大小小只能依靠孙玉芹一人完成,包括去医院生孩子都是一个人。别人询问丈夫工作的时候,就是孙玉芹最难受的时候,因为她也不知道丈夫是干什么的。
“我最对不起我的妻子。”
这是于敏接受采访时的肺腑之言,前陪伴时间少,后半生却因为身体不好多次被妻子照顾。在于敏为祖国奉献的同时,孙玉芹也在默默地为这个家庭奉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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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于敏就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理论研究的开展。
1986年初,邓稼先和他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对我国所处发展阶段作了准确估计,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了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如今,于敏虽然认为自己已经“垂垂老矣”。但他仍然关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他认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不是实战的。现在则在考虑将核武器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反导系统,并开始部署,使得核对他没有威慑性。去掉了对方的威慑,就是新的垄断。
“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五十年代,就要受核讹诈。但我们还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们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威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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