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弹之父于敏英雄事迹（16篇范文）

氢弹之父于敏英雄事迹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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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氢弹技术是各个核大国的最高机密，没有参考借鉴，中国的氢弹研究是彻底白手起家。因于敏的工作内容较为特殊，在28年时间里，他的名字曾是绝密，直到1988年解密。连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百日会战”：跪在地上做研究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速度世界第一。

“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西方科学家评论。

巨大的成功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全国仅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95%的时间算原子弹，5%留给氢弹设计。

1965年9—11月，上海。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来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对加强型原子弹进行优化设计。这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试验成功的这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他早已成竹在胸。

“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为了真理，他曾拍案而起：

1971年，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由于某型号试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被军管会定性为“理论长期脱离实际的恶果”，进而在“学习班”上对理论部横加批判。时任理论部副主任的于敏分析出实验失败是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从模型和原理上提出修改设想。

然而，这却完全违背了军管会定下的表态基调，在变本加厉的威逼胁迫下，一向温文尔雅的于敏竟拍案而起，“我不会同意你们的说法，那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事后，他对一同工作的胡思得说“顺了他们的意思，的确很好过关。但那是对不起真理，经不住历史考验的。”事实胜于雄辩，后来按照于敏的改进建议，实验得到技术上的修正并实现了成功。

对《出师表》，泪流满面：

1984年的12月，新疆核试验基地。零下三四十度的天气，早起刷牙拖鞋都会被冻在地上。

这次实验，参试人员都倍感压力。一次讨论会，大家刚刚坐定，心有触动的陈能宽忽然吟诵起诸葛亮的《出师表》“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在场的于敏也来了兴致，一人一句地接下去，狭小的会议室安静得没有其他声响。到后来，只听于敏一个人在吟诵，“夫难平者事也!……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那次原理实验的圆满成功，为我国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于敏先进事迹简介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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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于敏是堂兄弟，他比我大26岁，但我们一家都是于敏寄钱供养的。”63岁的于确告诉记者，他祖父育有两男三女，大女儿和二女儿因病早亡。长子于振宵即于敏的父亲，曾当过宁河芦台二村的村长;次子于振远即于确的父亲，曾在宁河芦台十村当先生，很受乡亲们的推崇。于家祖上几代都是文人，虽然说家里不富裕，可总是尽力供子女们读书。

“虽然我父亲和我伯父各自成家，但两家9口人吃住在一起，从没分家。”于确说，在他的记忆里，也只有春节能见到于敏。那个时候，他特盼着过年，因为于敏回家给他带许多好吃的、好玩的。

“虽然一年才能见哥哥一面，但是月月都会收到哥哥寄来的钱。”于确说，因为那时其父亲和伯父已年迈，又没正式工作，兄弟姐妹几人都小，没有经济来源。于敏从1951年调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有了工资收入，从此便开始给家里寄钱，供养一家人的生活。“那时候我还没出生，直到有了记忆后，每月15号收到哥哥的汇款单已经成了规律。”于确说，在他的记忆里，投递员一进大门洞就喊：“于振远，拿手戳!”由于每月寄钱来，投递员都知道是谁给寄来的，每当盖手戳时，少不了要称赞几句：“于先生您真有福气，这样的好侄子，天底下难找呀!”周围乡亲们更是羡慕。

于确说，于敏每月寄来的钱，都贴补了家用。有一次，已经过了15号，汇款单还没寄来，一家人的生活难以为继了，整整过了一周时间，汇款单才邮到。后来家里人才知道，那次于敏的工资被人偷了，只好东筹西借把钱凑足给家里邮寄过来。1960年，于敏的父亲去世后，于敏还继续给家里寄钱，直至1978年于确的父亲去世，在于确家人的要求下，于敏才停止寄钱，整整27年。

“哥哥每月给家里寄钱，绝不是他钱多，而是他礼重，他深深地懂得做人‘以孝为先’的道理。”于确说。

在于确的记忆中，1960年伯父于振霄病故时，于敏回家为父亲送终。此后，长达44年的时间里，家中很少能见到他的身影。“我和哥哥虽然很少见面，但他谦逊谨慎的品格却影响我一生。”于确说。

为工作抱憾没能参加叔父葬礼

在于确家里有一个珍藏多年的箱子，里面全是于敏寄来的家书。“哥哥寄来200多封信，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只有30多封保存完好。每次哥哥来信，父亲就把全家人聚在一起读给大家听。”于确说，于敏的信里从不谈工作，全部是关心老人身体健康、关注孩子健康成长的内容。

1978年1月12日，于确的父亲怀着对于敏深深的思念离开了人世，于敏同样也十分想回家见叔父最后一面。然而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国开始了中子弹研究工作，于敏是我国中子弹物理设计的统帅，为了中子弹的研制，他选择为国尽忠，没能回家尽孝。

10年前，于确到北京探望于敏，提到叔父时，于敏动情地流泪了。于确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哥哥落泪，于敏十分愧疚地对于确说：“真对不起叔父，没能在他弥留之际见上一面。”于确劝慰说：“哥哥为了国家强盛，兢兢业业，是为国家尽了忠;27年汇款供养我们全家，已经尽孝了。哥哥是这世上忠孝两全的男人!”

1999年9月18日，共和国五十华诞前夕，于确在电视上看到了于敏的身影。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隆重举行的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大会上，共和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佩带在于敏胸前，于敏接过荣誉证书，并代表23位授奖科学家，走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台讲话。

当时于确热血沸腾，为哥哥感到高兴和自豪，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拨通了于敏家的电话，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电话那头，于敏的声音还是那样的平静、谦和，他劝慰弟弟不要太激动，自己为国家做点儿事，没什么了不起的。

于确说，2004年5月2日是他终生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于敏相隔44年重返故里。“当时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不要惊动地方领导。让我领他到小时候住的地方和上小学的地方看看，然后再到汉沽看一看。”看到于确一家生活不错，于敏非常欣慰：“看到你一家人生活得很好，我就放心了。”话语里充满了对兄弟深深的惦念之情。于确说，芦台大桥西曾是于家旧时的宅院，芦台完小是他上学的地方，于敏游兴极高，他对于确说：“人到老年有个共性，对于每个学习工作过的地方都流连难忘，林亭怀旧，频频回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于确告诉记者，于家与汉沽及滨海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家原籍在北塘，后落户芦台。于敏祖父于绍舟就读于通州师范，毕业时第一年赶上废科举，曾被官派到汉沽寨上教书办学，汉沽有名的大买卖“桐裕盛”的创始人张相炎，就是于绍舟的学生，1927年于敏的祖父患病故去。于确的二哥于慰曾在汉沽杨家泊教学，1976年唐山地震时遇难。于确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和二哥一家，1980年从天津碱厂调到位于汉沽的天津化工厂。

于敏先进事迹简介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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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天空风云变幻，岁月的江河奔流浩荡。唯一不变的是，总有丹心赤子甘为国家鞠躬尽瘁，总有殷殷志士愿为民族负重前行。

那个爱皱眉头、喜欢思考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走了。今年1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这样的“抛头露面”，于敏只经历过两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

对于这样的大场合，于敏并不习惯。因为此前几十年里，作为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的他，一直都隐姓埋名。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于敏生前的一次自白。今天，当我们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他已经成为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

生命无法永恒，精神却能不朽。

人物小传：于敏，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于敏生前的卧室里，一本《三国演义》摆放在案头。和煦的阳光从窗口透进来，照着泛黄起皱的封皮。可想而知，那位温文尔雅的主人，曾经多少次倚在窗前的靠椅上，翻阅着心爱的书籍。

其实，于敏自己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更没想过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正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他，原本以为会在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然而，一次与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谈话，让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1961年1月的一天，雪花飘舞，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坚毅的眼神中，于敏立刻明白，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也要尽快进行。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还有几分不解。一向沉默的他，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后来这样说。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地独立。面对这样庞大又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当时的想法。

这个决定，改变了于敏的一生。自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我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

科学家于敏的感人事迹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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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的自白。于敏，这个名字过去数十年里曾经一直是一个秘密，如今已成为一种精神的代名词。

1926年出生于天津的于敏，自谓青少年时代在一种“亡国奴的屈辱”中度过。内向、好静思的他，喜欢科学，而且对科学有一种特殊的寄托。1949年他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取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所器重，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集中攻关原子弹，并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翌年1月，钱三强请于敏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氢弹虽然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比原子弹复杂得多。

于敏喜欢做基础研究，自认为不适合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不过，他没有犹豫，“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后来说。

于敏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以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研究问题，而且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氢弹研制进入冲刺阶段。1965年1月，于敏和邓稼先、周光召等科学家一起，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氢弹原理作进一步探索。他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形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当他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向大家报告时，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一致。试验成功的那天晚上，于敏“睡得很踏实”。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西方科学家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婉拒了：“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氢弹技术突破后，于敏曾想过离开，回到自己喜欢的基础研究，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他认为，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于是，他把后半生献给了我国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以及其他核武器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于敏曾经直言，“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这位喜欢古诗词的科学家，向往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和“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仰慕文天祥威武不屈和“留取丹心照汗青”，教会孙子的第一首古诗词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正如他心目中的这些英雄，于敏在事业上鞠躬尽瘁，在科学上唯实不唯上。与于敏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毕生信奉“宁静以致远”的于敏，如此解释他心中的那片宁静：“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今年1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于”的于敏去世。老于走了，但这种情怀和精神永远地留了下来。

于敏两弹一星元勋人物事迹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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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由核武器研究院集中攻关，突破原子弹，同时，原子能研究所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

1961年1月12日，于敏被叫到了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告诉他，经研究批准，决定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有些不解。他内向沉默，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喜欢搞应用研究，自认为不适宜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而且，他当时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

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他忘不了少年时代的那个关于“盖世英雄”的信念。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于敏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于敏所说的“欺负”，并非仅指过去而言。20世纪50年代，美国等核大国多次威胁使用核武器来打击中国。“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就曾建议用核武器袭击中国。它是真的在进行核讹诈、核威慑，不是报纸上说说玩儿的。”于敏回忆道。

自此，于敏走上了氢弹等核武器研制的道路，他愿“了却君王天下事”，但并不为了“赢得身前身后名”。

于敏的身影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他的夫人孙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二十多年后才恍然，“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1960年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对氢弹原理和结构作了初步探索，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产生了六十多篇论文，但均作为秘密文件保存。

1965年1月，于敏率领“轻核理论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当时国内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同年10月下旬，于敏为上海研究人员作了“氢弹原理设想”系列学术报告，提出了两级氢弹的原理和构形的设想，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

在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

当于敏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再一次向大家报告时，同志们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请客的还有另外一人。当氢弹原理的方案传到北京后，邓稼先第二天即飞到上海，听完于敏的汇报后十分兴奋，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

氢弹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就造出氢弹。但是，氢弹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接下来的一年，于敏他们忙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但在试验现场的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仍不觉得圆满，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于敏确信他的氢弹原理是正确的，他也确信，我国已经取得了设计实战氢弹的自由。

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这次的蘑菇云更大，仿佛一颗人造“大太阳”，爆炸点以北250公里处仍能看到，烟云升离地面10公里。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的速度为世界之最。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

爆炸成功后，氢弹须根据实战需要进行武器化并装备部队。于敏接着对氢弹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过早“点火”几率等作了优化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国家功勋模范于敏先进事迹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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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下，于敏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氢弹之父”。虽然，他自己一直坚决反对，但就凭这一点，也足见他在中国核事业方面的杰出贡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之后的12月28日，又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用“轰六”飞机空投，进行了全当量氢弹实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速度之快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工作条件之艰苦却难以想象。1969年，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大型空爆热试验并行准备连着做。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就见他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

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第一次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1969 年1月，于敏和同事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专列。也许因为临时加车，有站就停有车就让，车速很慢。有时在深山峡谷中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除了少数老弱病残者坐硬卧车厢外，大部分人挤在没有厕所的大闷罐车厢内。于敏当时本来身体就不好，加上长途跋涉，休息不好胃病发作，整整四天四夜，差点把他折磨死。

到了大西南，由于工作条件不具备，上面只好又做出决定，家属留在深山，科研人员全部返京。于敏带着还没有休息过来的身体、没有治好的病，只身回到了北京。

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回到北京后，于敏的病情日益加重。1971年9月13日，林彪阴谋败露，研究院的斗争也降了温。领导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于敏的妻子孙玉芹10月回京探亲。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心急，赶紧扶他起来给他喂水。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这次出院后，于敏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为了完成任务，他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再次奔赴西北。1973年，由于在青藏高原连续工作多时，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他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全国劳动模范”于敏事迹简介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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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60年代，在中国的大西北，有着这样一群人，他们隐姓埋名，与世隔绝，在极其荒凉的戈壁滩上，资源匮乏，黄沙漫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默默无闻地为中国铸造“卫国利剑”。在这群铸剑师中，有一个人，叫于敏。

于敏，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今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

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于老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曾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三次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基金杰出科学家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国家最高科技奖等成就。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于敏，核物理学家，曾毅然服从国家需要，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隐姓埋名28载，从零开始探索氢弹理论研究，与时间赛跑，守护国防安全，“草稿纸铺满戈壁滩”。他一生兢兢业业，成就斐然，却用“身为一叶无轻重”将自己的成就轻描淡写。但是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这位隐姓埋名的功臣，他是真正的国士无双，是中国人民挺直的脊梁。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把己身微薄之力融入到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欣慰了。”为国家研究氢弹的承诺，他用一生来践行，他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无名英雄，踏光而来。”让我们向伟大的无名英雄于敏先生致敬。

科学家于敏的感人事迹 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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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脑袋永远20岁”、名字长达28年都是绝密的“非著名科学家”老于同志，还是走了。

2019年1月16日13时35分，于敏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发布这条讣告时，在于敏的名字前加了8个身份，每一个都熠熠生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技奖、改革先锋称号、全国道德模范称号获得者。

细心的人可能会发现，这里面并没有“中国氢弹之父”——尽管这一说法流传甚广，就在今天于敏去世时，它也是媒体引用、朋友圈传播最多的词之一。

1961年，于敏在原子核理论领域的研究渐入佳境，但在与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一次谈话后，开始转入氢弹原理研究和核武器研制。

当时的研制起点是：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还有年轻的于敏和30多位同样年轻的科研人员，以及他眼中自强不息的信念。

这一干，就是40多年。

1967年6月17日，我国使用图16轰炸机空投完成首颗氢弹的爆炸，轰鸣声响彻地球。那一年，于敏不过41岁。

41岁的年轻人，并没有立即收到来自全中国的鲜花或掌声。相反，外界并不知晓谁是中国氢弹背后的英雄，更不知道于敏是何许人也。

时隔多年，于敏华发稀疏，当他再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这样的肺腑之言至今仍掷地有声。

上世纪80年代，于敏获得全国劳模称号时，他的名字才算真正解密。

老于，是同事和晚辈们私下的叫法。

那一年，老于和同事创造出的价值，终于能和中国氢弹一样，在爆炸瞬间让所有人都记住了：就是他们，仅仅花费两年零8个月的时间，就让中国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

老于，和他同时代的老科学家们，用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深藏功与名”，以及强大的科研实力，护佑着祖国的和平和安宁。

老于被推到了“首功”的位置，民间也流传着“于敏构型”的故事，说五大拥核国家的氢弹理论模型只能分两类，中国的和外国的。中国能够以最快速度实现从核裂变到核聚变的飞跃，关键是于敏的物理贡献，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今天，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讣告后附了一篇于敏的生平，其中也写道：于敏以他超乎寻常的物理直觉，能在复杂纷乱的现象和数据中理出头绪找到关键，在氢弹研制许多关键性问题上，于敏都作出最主要的贡献，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氢弹之父”。

老于过去总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全部的工作”。

他认为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这是从事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品格。”

在学生蓝可眼中，他似乎永远都是那个让人惊叹“脑袋瓜灵”的老于，“脑子永远只有20多岁”。

一年前，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蓝可。那几天，正赶上老于身体不好，一度处于半昏迷状态。蓝可去医院看老于，从书包里掏出一摞材料，准备讲讲最近所做的物理实验。

老于的眼皮一抬，射出一道锐利的目光，但同时警报也响了——监控仪显示，老于的血压从140忽然飙升到208。

10分钟后，老于的血压才恢复。

这段故事后来被记录在《中国面壁者》一文，引发不少读者共鸣。

蓝可说，老于就是为了科研而生的。

至于“中国氢弹之父”那些虚名，老于则轻轻一挥手，从不以此自居。

于敏两弹一星元勋人物事迹 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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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17日，新疆罗布泊沙漠腹地。伴随震耳欲聋的响声，空中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他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他长长地舒了口气。他说：“我这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无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1949年，他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选中，来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苏联等国相继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核竞争，我国的核科学事业也全面上马。毛泽东强调，“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961年，组织决定让正在研究原子弹的于敏转而投身到氢弹研究中。这让已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上初露头角的于敏始料未及。“涉及的学科很多，并且搞氢弹不太符合我的兴趣，但是爱国主义压过兴趣，所以当时我就答应了，说，好!我转!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于敏说。

原子弹和氢弹一个属于核裂变，一个属于核聚变，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当时的中国，研究者们对氢弹的了解几乎一片空白，美国甚至公开表示，决不能让中国搞氢弹!

于敏说：“杜鲁门跟艾森豪威尔都赤裸裸地讲，他们绝不能让中国搞氢弹，并且派军舰，带着核武器到我们近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我一定要全力以赴搞氢弹。”

接受了这份工作，于敏的名字和他从事的事业，从此一起成为了国家最高机密。面对技术封锁，他们从零开始、四处奔波。1965年，于敏带领团队前往华东计算机所，开始了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著名的氢弹原理突破“百日会战”。当时，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都要依靠研究所唯一的一台晶体管计算机。计算机每周只有十个小时能留给氢弹计算，并且大多数是在深夜。与于敏共事多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至今都对于敏表现出的扎实的物理功底、敏锐的科学直觉印象深刻：“每一个时刻的计算结果打印一张纸，一会就是一大摞纸。我们就盯着这个纸，看这些物理量的变化。有一天于敏就很敏感地发现这个量不对了。他脑子里面非常清晰地知道这些概念该增加了还是该减少了、该正的该负的。”

于敏是“两弹一星”元勋里少有的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国产”科学家。谈到他在氢弹研制中的贡献，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将他比作“足球场上总能临门一脚、应声入网、起关键作用的人”。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仅用了2年8个月。“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大家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是可以创造出奇迹出来。发达国家能做出来的，我们也能够做出来，并且更快。”于敏说。

核武器的跨越式发展，为中国的和平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于敏敏锐地分析，美国核武器的设计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为了限制他国发展，美国很可能会促成国际社会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因此，他和邓稼先立即上书中央，建议我国应加快核试验步伐。杜祥琬介绍：“我们还有哪几次必须要做的实验，否则我们的核武库就停在一个半截的发展，他用了一个词，叫‘功亏一篑’，就是不要差这么一点，将来后悔都来不及。”

此后，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基本按照于敏、邓稼先的建议书方向进行，成功研制了大幅度小型化、高比威力的战略核武器，掌握了中子弹技术。1996年，我国签署了全面禁核试验条约。于敏、邓稼先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的国防科技现代化建设，争取了宝贵的十年时间。于敏说，核武器，不是用来杀人，而是要自卫。争分夺秒研制核武器，对维护世界和平至关重要。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先觉说：“美国现在在做反导，一般的武器很难突破它的防御。如果把对方的武器完全控制起来，它就能为所欲为。做那种控制的是不行的，我们的这种研究是对维护整个世界的和平有很重要的作用。”

“现在，请于敏同志领奖”……

这是20年前的今天、1999年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表彰现场。这是于敏一生中仅有的两次公开亮相之一。另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在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向坐在轮椅上的于敏颁发当年唯一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励证书。半个世纪与“核”共舞，做着“惊天”的事业，于敏却把自己隐藏在最普通的人群中。多年来，面对“氢弹之父”的赞誉，他一直婉拒，他说，“这不符合科学”。“这话不科学，当然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最主要的是团结。”

于敏热爱中国古典文化，家里的客厅挂着诸葛亮《诫子书》中的名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诸葛亮，是他心目中的完人。

于敏：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于敏：我觉得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就是自己完全遵守科学的规律、科学的态度，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

于敏：一个人总有思想，总有他的信仰。这个信仰应该是中华民族，学好真本事，给国家做点事，给民族做点事。

73岁那年，于敏曾以一首题为《抒怀》的诗总结自己，其中两句，“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正是他沉默而又不凡的一生的写照。

今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随着他的逝世，“两弹一星”获得者目前仅3人健在。

在儿子于辛眼中，科研工作以外的父亲，是位慈祥可敬的普通人。共和国即将迎来70岁生日之际，得知父亲获得首次颁发的“共和国勋章”，于辛最想替父亲表达的一句话是，这不是父亲一人的荣誉。他说：“我们为他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而感到骄傲，也为他获得这一荣誉而自豪。但是我父亲一定会认为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参加这一事业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因为他始终认为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于敏的事迹和精神品质 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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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国家最高荣誉。“共和国勋章”授予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道德品质高尚、群众公认的杰出人士。“友谊勋章”授予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在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道德品质高尚、群众公认的杰出人士。

他二十八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

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崇高荣誉，盛名之下保持一颗初心：“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

他是于敏，“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夜以继日，终获突破

“国产专家一号”——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于敏。

没有留过洋，无碍他成为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一切从头开始，装备实在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计。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百日会战”令人难忘。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记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青春无悔，铸就丰碑

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于敏婉拒。他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一个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1/25。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铸就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

20年前，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感动中国人物于敏事迹 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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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废寝忘食。“百日会战”令人难以忘怀。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在他的组织和部署下，氢弹理论得以突破。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氢弹试验取得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用了2年8个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保持着谦逊。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时代楷模”于敏的简要事迹 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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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屈辱史。因为落后腐朽，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攫取了众多的权益。好在，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挺身而出，他们前仆后继，不惧牺牲，才将侵略者打败。

而新中国的建立，也更是这些先贤们的奋斗的辉煌成果。但是，虽然山河已无恙，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依然存在，新中国面临的威胁也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尤其是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空前紧迫。

一方面是苏联、美国在经济等方面的孤立、打压，另一方面则是要面对他们的核讹诈，如何保证国家安全也就显得极为迫切。

于敏，中国氢弹之父，从零开始引领我国成功研制出氢弹，使中国成为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也是氢弹研究用时最短的国家。

而在这成功的背后，于敏忍受的是超乎常人的压力，以及隐姓埋名28年的落寞。

中国积弱，立志报国

于敏出生于1926年，彼时的中国军阀林立，民不聊生。一方面，西方列强仍在不断的攫取的利益，另一方面，军阀们互相攻讦，鱼肉百姓。

生于普通家庭的他，好在还能读得起书，就这样他完成了小学学业。当于敏十二三岁的时候，中国的自行车并不普遍。看到同学骑着自行车在街上飞驰，于敏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将自行车借了过来。

骑上自行车的于敏十分开心，在街上一边骑车一边观察周围人的状态。就在车子行进到一个人群密集的街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小汽车，车上坐着一位日本人。

于敏无处可躲，只能停下车子。原本以为日本人不敢撞过来，结果车子一直毫不减速地向他行驶过来。

“完了，可能今天就要丢掉性命了。”这是当时于敏心里唯一的想法。

好在汽车在于敏跟前停了下来，于敏这才保住一条性命。可事情并没有到这里就结束，日本人下来之后怒骂于敏一通，随即扬长而去。

原本是过错方，却因为祖国实力强大而在他国蛮横无理，这在于敏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此事过后，于敏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让祖国变得更强大。

高考后，于敏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在工学院学习两年后，机缘巧合之下转到物理系学习。

有人说于敏因为工学院不能实现报国理想才改专业，也有人说是于敏物理方面的天赋引起物理系老师的注意，这才转入物理系学习。

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改变专业，于敏凭借自己的智慧折服了他的老师。

“于敏是我见过物理最好的一个学生。”这是教过于敏的老师对他最多的评价。

顺利从本科毕业后，于敏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而且是在母校读研，并没有像大多数学者那样出国深造。

当于敏从研究生毕业后，他的能力有了一个合适的施展舞台。

原子核理论奠基人，因祖国需要研究氢弹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等领导人决意研制“两弹一星”。

很快“中国要研发原子弹!”这个消息一出来立刻传遍了世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收到了许多国家的“问候”，不过收到的可不是祝福，更多的是劝阻和嘲笑。

包括中国人在内，许多人并不认为中国能成功制造出原子弹。原因很简单：没钱、没人、没技术。其实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更遑论这还是一个刚刚走出战争泥淖的国度，一个连基本的工业门类都极为薄弱的国家。

而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更犹如冷水一般，难道尚在襁褓中的中国原子弹事业要中断?显然不可能，无奈之下钱三强等人只能组织国内的专家学者，尝试共同攻克这一难题。

彼时刚刚从北大读研毕业的于敏，也正是这个时候加入了这支队伍。

于敏与其他的研究人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没有留学经历。用现在的话来说，于敏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家。可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研究出原子核的理论基础。

毫无疑问，于敏的这项研究对原子弹的制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原子弹就是以此为基础制作的。虽然这项研究成果不是于敏单独完成的，却也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

若是按照正常的发展过程来看，于敏应该会在原子弹上有更深入的发展。可命运就是那么神奇，钱三强突然的一次谈话改变了于敏的命运。

“于敏，你除了原子弹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兴趣?”

“什么?”

“你除了原子弹以外，想不想研究一些其他的武器?”

原子弹虽然制作困难，但好歹曾经接触过苏联的技术，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可氢弹在中国完全是一个空白领域，连材料和原理都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东西。

当知道钱三强想让自己研究氢弹后，于敏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原因很简单，别的国家有中国没有就会挨欺负。

当于敏真正踏入这一领域后才发现，事情比想象中要难上许多。

困难的氢弹制造

别看于敏在原子弹方面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可并不代表着氢弹就能借上力。原子弹反应过程是核裂变，可氢弹却是核聚变，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

至于氢弹具体什么样，谁都不知道，只能凭借着基础知识加上想象力来推演。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每个有想法的人都上台解释一遍，然后大家从中进行可行性的推敲。光是确定氢弹的主要材料就消耗了大量时间。

美国等大国对氢弹材料严防死守，中国也只能自己寻找最适合的材料。当年美国采用的是粒子加速器进行碰撞，将可能的原料都实验一遍，从中寻找最合适的。

这种方法最科学、省事，可他的代价太大了，每次实验都需要上万人参加，费用更是高得吓人。更重要的是，中国根本没有粒子加速器，想实验都不可能。

这时于敏展现了他超乎常人的能力，用一支笔一张纸人工进行推演，最后发现氘化锂是最合适的材料。不过于敏提出氘化锂需要四千万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才能使其达到反应温度，如何给它加温成了随之而来的难题。

有人提议在原子弹外增加氘化锂外壳，这样原子弹爆炸产生的高温就可以达到氘化锂所需温度，而且中国已经制造出原子弹，只要这个设想成功，实验起来应该会容易一些。

这个建议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可于敏并没有发表意见，而是拿起纸笔直接推演，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原子弹爆炸的温度并不会燃烧外壳。

换句话说原子弹爆炸后会发生许多反应，并不是所有物质都在燃烧，可能可能打不到氘化锂所需温度。

即便大家对这个结论将信将疑，可于敏一直以来的能力却不得不让大家接受这个事实，就连当时的组长黄祖洽都有着泄气。

“实在不行将氘化锂加入到原子弹内部，做一个杀伤力大的原子弹好了。”

听到这句话，于敏又拿起纸笔推演起来。原子弹内部的高温足以达到所需温度，加入氘化锂确实可以做出一个超级原子弹。

可当于敏继续算下去时，他发现加入氘化锂后原子弹效果比之前大一千多倍，也就是说这就是氢弹。

这个重大发现极大程度上鼓舞了所有研究人员的心，接下来就是对这个想法进行完善、修改的过程了。

终于在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八个月，而美国用了七年，苏联用了四年。

中国氢弹的研制成功之初，美国人甚至以为是国家机密泄露了。当知道这是中国的自主研发后，惊讶得合不拢嘴。但此时的于敏并没有凭借氢弹扬名天下，反而处于隐藏状态。

一路的艰辛

事实上从研究氢弹开始，于敏就知道自己会改名换姓地隐藏起来，连家人都不知道他的工作。这样做是对他的一种保护，因为其他国家的监听无处不在。

就像于敏推演出氢弹雏形一样，他想向好朋友邓稼先分享一下，顺便让他帮帮忙。可在电话中于敏却用了一套暗语。

“我们打猎打到一只松鼠，还没吃呢，因为想把它做成标本，但现在人手不够。”

听到于敏前言不搭后语的话，邓稼先猜到自己这位好朋友一定是有了重大发现，为了保密这才说起暗语。于是赶紧回答：“我马上过去。”

也正是这种谨慎才使得氢弹只要没有受到太大干扰，可于敏却因此隐藏了二十几年。这二十多年中，他的妻子孙玉芹同样承受着生活的艰巨。

因为丈夫时常不回家，家里大大小小只能依靠孙玉芹一人完成，包括去医院生孩子都是一个人。别人询问丈夫工作的时候，就是孙玉芹最难受的时候，因为她也不知道丈夫是干什么的。

“我最对不起我的妻子。”

这是于敏接受采访时的肺腑之言，前陪伴时间少，后半生却因为身体不好多次被妻子照顾。在于敏为祖国奉献的同时，孙玉芹也在默默地为这个家庭奉献着。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 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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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国士无双”，恐怕完全无法将于敏的成就功勋对于国家兴衰民族庚续、对于子孙后代的重要影响反映出来。我认为于敏这个名字需要在一个更高层次的语境中来被提及，只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存在，这个名字就应该被顶礼膜拜，这个名字就应当与日月同辉！

有朋友评论说不喜欢这种把国家的前途命运与虚无缥缈的所谓天命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我很是赞同。但有时候历史的发展又是非线性的，甚至雷同于物理上三体中的混沌效应，充满了偶然性，一次微小的蝴蝶翅膀的挥动，甚至可以引起一场飓风…所谓的“天佑中华”我的理解就是一种正向的偶然性，是一种概率事件。

于敏幼时差点被日军的卡车撞死，高中毕业因家境困窘濒临失学，是一个同学的父亲不忍心这样的天才被埋没才资助他上了北大，在大学时又生重病生命垂危，是物理系同学们集体献血才挽救回来，一次又一次的偶然或许造就了某种程度的必然，两弹一星的事业也成就了天才施展拳脚的舞台，这也是我强调“诞生”和“发挥作用”的原因。

于敏这个名字第一次为人所知是因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共和国给予国家功臣的最高嘉奖，一共23位科学家，任何一位都是各领域的泰山北斗，而与核武器相关的一共9位（邓稼先、彭桓武、周光召、程开甲、王淦昌、郭永怀、钱三强、陈能宽、于敏）。若要论资排辈，于敏恐怕要排最末，而且只有他一人没有留过洋。但要按贡献大小来排序，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吧，于敏对于核武器的贡献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且大于另外八位功勋科学家之和。这句话从来没有人敢公开说过，如果不是自媒体平台，或者但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也不敢这么说，这么说似乎有夸张成分和博人眼球之嫌，因为那些名字一个个都太如雷贯耳。

其实这个事实是如此的明晰，从1958年九院（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成立，1959年6月苏联专家撤走，自力更生开始，到1996年停止核试验全面转入实验室研究的整个阶段来看，邓稼先于1986年英年早逝；王淦昌、彭桓武、周光召均于七十年代离开核武器研制单位，基本上未参加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朱光亚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就在国防科工委做领导工作；程开甲于1963年组建核试验基地研究所，专攻核试验诊断测试；钱三强除在最早期拉队伍外没参加任何科研工作；陈能宽主要解决了原子弹的起爆问题……每一位都很伟大，但是于敏更不容易。

如果必须用几个定语来形容于敏所做的工作，那只能是贯穿始终、攻坚克难、引导方向、决定作用！并且一直到未来的2040年，都是在于敏规划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进着。考虑到科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不能够线性叠加，或许有不尽准确之处，我所说的也仅限于核武器科技这一个方面，丝毫没有贬低其他科学家的意思。

王淦昌、程开甲在实验物理领域，彭桓武、周光召在理论物理领域都是几乎获得诺贝尔奖的世界级科学家。有朋友留言说，一直以来都认为两弹一星是理所应当板上钉钉的…那只是宣传口宏大叙事的说辞，其实这当中的艰难困苦是非曲折甚至惊心动魄实不足为外人道也。在不触及保密的情况下，我想把工作中接触过的所知的点滴事实稍稍来展开一下，作为我人生最宏大的一篇命题作文。我不敢打涉密的擦边球，很多细节只能模糊过去点到即止，有空的时候会写几个字，前前后后写了几个月。以我非常有限的文字水平，写这样一个回答真的是捉襟见肘，总感觉语言苍白，平淡无力，但铁一样的事实总会胜于一切华丽的描写，我唯一能保证的是我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来告诉大家于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神，拥有这个神对于国家和民族又意味着什么。

于敏最为人所知的称号是所谓的氢弹之父，曾经我还看到有人质疑说夸张和过誉，其实如果仅仅是氢弹之父这一个头衔，最多也只能把于敏的功勋概括了不到五分之一！

1960年，于敏被调进轻核理论小组，做一些预先研究。由于西方严密的技术封锁，当时尚不能确定氘氘聚变、氘氚聚变和氚氚聚变哪种热核反应适用于氢弹。由于氘从海水中提取非常昂贵，而氚的制备只能依靠核反应堆，都是极为稀缺且获取困难的材料，价值远超等量的黄金。美国人用的方法是，修建海水提纯氘的工厂，再用提取出的氘在反应堆中人工嬗变造出氚，然后做氚靶和氚束加速器进行打靶实验来测量轻核反应的反应截面。这是最自然不过的步骤了，但对于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和几乎为零的工业基础来说，连最基本的电力供应都没法保证，这就还需要修发电站，有了发电站，还要修铁路运煤炭给电站发电，等这一切都造完就绪，多少年都过去了！

更重要的是中国到底需不需要生产氚，如果氚是氢弹中不可缺少的材料的话，又不是说造第二天就能造出来的，要用的时候没有，直接就是死路一条…轻核的反应截面完全是一个实验参数，也绕不过去，怎么办，要做饭难道不用米？大神就这样第一次登场了，于敏当然没有条件做试验，只能用理论方法，于敏并没有直接计算各个轻核反应的反应截面，而是用一种巧妙的近似方法估算出了所有轻核反应的反应截面的上限，发现氚氚反应并不具有特殊优越性，进而否定了该路线，确立了氘化锂材料核反应中现场造氚的技术路线。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的先进事迹 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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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6日，惊悉于敏先生逝世，心中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为中国失去了氢弹主要的一位研究者，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失去了一位学术造诣很高的科学大家，为我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道德高尚的良师益友。

于敏先生曾在原子能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进行氢弹原理研究。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一位对祖国和人民做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师长。

记得1956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原子能所工作。在秋天的一个晚上，所里开大会，钱三强所长向全所职工介绍所里工作情况，谈到人才培养时，就表扬了于敏，“于敏就是我们国内自己成长起来的优秀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希望刚到所里工作的新大学生向于敏同志学习!”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于敏的名字，心中就产生了敬意。

1961年，于敏去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参加一个国际核物理的会议，我负责照料于敏在杜布纳期间的生活，并在开会时当翻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于敏。我发现于敏接受的能力很强，有一些我没翻译的地方，他也都听懂了，这源于很深的业务功底。

1982年，全国第一次惯性约束聚变研讨会在北戴河举行，于敏应邀在会上作了激光核聚变的主旨报告，王淦昌先生等当时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学会的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会后原子能院从事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的研究团队和王淦昌先生一起合影照相，距离我们不远的于敏先生听到了，他也跑过来，主动参加我们的合影，大家拍手欢迎，可见他对原子能院的感情是很深的!

于敏先生对我的工作帮助也很大。1965年，我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回国后，被调往青海工作，从事核试验中近区物理的测试工作。为了验证武器理论设计的正确性，在热试验中要测量核武器设计中许多关键的物理量，要进行很多探测设备的设计和安排。这就需要我们弄清楚理论部对物理测试有什么要求，物理测试的精度和量程要如何去满足检验理论的要求。这时于敏就成了我们最好的老师和朋友。

有时候，我们从青海、四川到北京来专门向他请教，回到青海和四川后有时有些还没有彻底弄明白，或许还有些不放心的地方，就专门跑去找于敏讨论、请教，每一次他都是那么谦逊、耐心地和我们讨论，直到我们把问题弄清楚。

在氢弹研发突破的过程中，我们和于敏的接触就更多了。在向领导和技术骨干介绍突破氢弹的会议上，我们听到了邓稼先和于敏同志介绍的理论方案，当时心情都十分激动。我们近区物理测试的工作也按照理论的要求，准备了物理测试的方案。于敏提出了很多改进的意见，这些都对后来取得重要成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氢弹原理性试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我们测量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它不仅达到了原定的设计指标，而且还超过了原来设计的当量。

于敏不仅精通理论，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视实验、理论联系实验的典范。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有幸和于敏等人在一个小组，当时有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困扰了我半年多，它直接影响着我测量数据的修正效果，我想解决它，也看了好多书，请教过许多同志，都没解决。有一天在会议休息的时间，我把问题告诉了于敏等人，他们说可以帮忙。在散会的那一天，他把写了好几张纸的推导给了我，我当时又感动又佩服。

在国家高技术主题专家组中，于敏的真知灼见对我们选择正确的技术路线、制定既积极又稳妥的工作规划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有很好的理论物理基础、渊博的知识，又熟悉许多具体的实验技术。在小组会上，他总是非常认真地听其他同志的发言，又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发表他的见解和分析。我们听了后，总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分析得很透彻，他最擅长把一个复杂的问题进行剖析分解，找到各种矛盾的相互关系，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对立面，并加以解决。这可能是他多年从事科研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方面。

我和于敏最后一次的交谈是在一次人民大会堂春节茶话会上。当时已有很长时间没见过他了。我在远处看见了他，就急忙地往他的方向走去，我们高兴地相互问候，并谈了一些自己的情况，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讲话的声音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响亮。

今年，这样一位对祖国和人民有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这样一位品德高尚、为人师表的师长和我们永别了!我们爱戴他，敬仰他，他将毕生的经历都奉献给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事业，并作出了载入史册的卓越贡献。我们将永远学习于敏的光辉榜样，将他的爱国精神和崇高思想铭记心中，继续前进!

愿于敏先生安息!

“时代楷模”于敏的简要事迹 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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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8月出生，天津宁河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长期主持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称号。

历史的天空风云变幻，岁月的江河奔流浩荡。唯一不变的是，总有丹心赤子甘为国家鞠躬尽瘁，总有殷殷志士愿为民族负重前行。

那个爱皱眉头、喜欢思考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走了。今年1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于敏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还是在2015年1月9日。

这样的“抛头露面”，于敏只经历过两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

对于这样的大场合，于敏并不习惯。因为此前几十年里，作为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的他，一直都隐姓埋名。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于敏生前的一次自白。今天，当我们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他已经成为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

生命无法永恒，精神却能不朽。

中国脊梁“于敏”简要事迹范文 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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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9日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坐着轮椅，缓缓来到主席台中央，接过颁发的荣誉证书。这是党和国家的崇高褒奖，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耀。

这一刻，距离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雷鸣”——1967年6月17日8时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于敏是一个神秘人物，由于保密的原因，他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直到1999年9月18日，于敏才重回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在这之前，因为从事工作的保密性，他隐姓埋名长达28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国产专家一号

“在我这里，除了ABC，其它都是国产的……当然要留学，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回来再给国家做点事，但不要到落叶归根时才回来，应该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就回来。”——于敏

1926年8月16日，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各科第一闻名全校。1944年，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后来于敏发现，因为是工学院，老师讲课更强调知识的运用，而他对新知偏偏喜欢寻根探源。他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是，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随后考取研究生，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很快，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专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这期间，于敏与杨立明教授合著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曾有一位日本专家来中国访问，听了于敏关于核物理方面的报告后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于敏风趣地说：“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是国产的!”这位日本专家赞叹道：“你不愧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