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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17日,新疆罗布泊沙漠腹地。伴随震耳欲聋的响声,空中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他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他长长地舒了口气。他说:“我这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无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1949年,他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选中,来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苏联等国相继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核竞争,我国的核科学事业也全面上马。毛泽东强调,“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961年,组织决定让正在研究原子弹的于敏转而投身到氢弹研究中。这让已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上初露头角的于敏始料未及。“涉及的学科很多,并且搞氢弹不太符合我的兴趣,但是爱国主义压过兴趣,所以当时我就答应了,说,好!我转!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于敏说。
原子弹和氢弹一个属于核裂变,一个属于核聚变,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当时的中国,研究者们对氢弹的了解几乎一片空白,美国甚至公开表示,决不能让中国搞氢弹!
于敏说:“杜鲁门跟艾森豪威尔都赤裸裸地讲,他们绝不能让中国搞氢弹,并且派军舰,带着核武器到我们近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我一定要全力以赴搞氢弹。”
接受了这份工作,于敏的名字和他从事的事业,从此一起成为了国家最高机密。面对技术封锁,他们从零开始、四处奔波。1965年,于敏带领团队前往华东计算机所,开始了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著名的氢弹原理突破“百日会战”。当时,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都要依靠研究所唯一的一台晶体管计算机。计算机每周只有十个小时能留给氢弹计算,并且大多数是在深夜。与于敏共事多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至今都对于敏表现出的扎实的物理功底、敏锐的科学直觉印象深刻:“每一个时刻的计算结果打印一张纸,一会就是一大摞纸。我们就盯着这个纸,看这些物理量的变化。有一天于敏就很敏感地发现这个量不对了。他脑子里面非常清晰地知道这些概念该增加了还是该减少了、该正的该负的。”
于敏是“两弹一星”元勋里少有的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国产”科学家。谈到他在氢弹研制中的贡献,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将他比作“足球场上总能临门一脚、应声入网、起关键作用的人”。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仅用了2年8个月。“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大家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是可以创造出奇迹出来。发达国家能做出来的,我们也能够做出来,并且更快。”于敏说。
核武器的跨越式发展,为中国的和平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于敏敏锐地分析,美国核武器的设计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为了限制他国发展,美国很可能会促成国际社会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因此,他和邓稼先立即上书中央,建议我国应加快核试验步伐。杜祥琬介绍:“我们还有哪几次必须要做的实验,否则我们的核武库就停在一个半截的发展,他用了一个词,叫‘功亏一篑’,就是不要差这么一点,将来后悔都来不及。”
此后,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基本按照于敏、邓稼先的建议书方向进行,成功研制了大幅度小型化、高比威力的战略核武器,掌握了中子弹技术。1996年,我国签署了全面禁核试验条约。于敏、邓稼先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的国防科技现代化建设,争取了宝贵的十年时间。于敏说,核武器,不是用来杀人,而是要自卫。争分夺秒研制核武器,对维护世界和平至关重要。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先觉说:“美国现在在做反导,一般的武器很难突破它的防御。如果把对方的武器完全控制起来,它就能为所欲为。做那种控制的是不行的,我们的这种研究是对维护整个世界的和平有很重要的作用。”
“现在,请于敏同志领奖”……
这是20年前的今天、1999年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表彰现场。这是于敏一生中仅有的两次公开亮相之一。另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在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向坐在轮椅上的于敏颁发当年唯一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励证书。半个世纪与“核”共舞,做着“惊天”的事业,于敏却把自己隐藏在最普通的人群中。多年来,面对“氢弹之父”的赞誉,他一直婉拒,他说,“这不符合科学”。“这话不科学,当然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最主要的是团结。”
于敏热爱中国古典文化,家里的客厅挂着诸葛亮《诫子书》中的名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诸葛亮,是他心目中的完人。
于敏: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于敏:我觉得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就是自己完全遵守科学的规律、科学的态度,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
于敏:一个人总有思想,总有他的信仰。这个信仰应该是中华民族,学好真本事,给国家做点事,给民族做点事。
73岁那年,于敏曾以一首题为《抒怀》的诗总结自己,其中两句,“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正是他沉默而又不凡的一生的写照。
今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随着他的逝世,“两弹一星”获得者目前仅3人健在。
在儿子于辛眼中,科研工作以外的父亲,是位慈祥可敬的普通人。共和国即将迎来70岁生日之际,得知父亲获得首次颁发的“共和国勋章”,于辛最想替父亲表达的一句话是,这不是父亲一人的荣誉。他说:“我们为他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而感到骄傲,也为他获得这一荣誉而自豪。但是我父亲一定会认为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参加这一事业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因为他始终认为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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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于敏生前的卧室里,一本《三国演义》摆放在案头。和煦的阳光从窗口透进来,照着泛黄起皱的封皮。可想而知,那位温文尔雅的主人,曾经多少次倚在窗前的靠椅上,翻阅着心爱的书籍。
其实,于敏自己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更没想过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正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他,原本以为会在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然而,一次与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谈话,让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1961年1月的一天,雪花飘舞,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坚毅的眼神中,于敏立刻明白,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也要尽快进行。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还有几分不解。一向沉默的他,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后来这样说。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地独立。面对这样庞大又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当时的想法。
这个决定,改变了于敏的一生。自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我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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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幼对民族所受欺压有切肤之痛,为了祖国的安全,我愿意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于敏
他,叫做于敏,河北宁河人。
你认识他吗?或许你听说过,也可能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位。但你肯定知道在1967年,我国引爆了第一颗氢弹。而这颗氢弹的理论,就是由他带领着一批科技人员,从零开始研究出来的。
于敏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氢弹研究员,他是转岗特批的。一开始,他并不是被他的同事们完全认可。有一次,会议正开到一半,于敏突然起身,把手上的东西往旁人手里一塞,就直奔食堂。自然冷嘲热讽随之而来:“他打的不是饭,是算盘”,但是他也管不上那些声音,还有事没事拿一些干萝卜条。国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粮食紧缺,同事批评他说,不应该占国家资源的便宜。
但于敏没听见同事的话,他晕倒了。
原来,于敏有十二指肠溃疡,只要肚子空下来,就必须吃东西缓解。
一段时间后,于敏出院,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拉开抽屉,却发现抽屉里都是同事省下来给他的食物。
氢弹研究的过程和一帆风顺可以说是完全不沾边——进度很慢。于是组织就派了人过来责问。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一件事情——进度慢,到底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那是不是你们积极性出了问题呢!”
于敏猛然拍桌,他的话犹如惊雷在死寂之中炸响:“科学的事情,只有科学的问题!”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于敏也曾自己给自己鼓劲“什么叫快,什么叫慢,步子你迈的不扎实,你跑得再快,你,你只会摔跟头。”
在确信理论模型正确的那一天,于敏他好像很平静,就算宝贵的机器一开始出了问题,他也只是说,重启,咱们都等了一百多天了,也不差这一会儿。
但是,当模型正确的信息从机器的数据中显示出来的时候,他却不那么平静了。“再算一遍。”
一遍,又一遍。机器的数据无言的证实了他们的成功。整个研究室都欢呼起来,在这欢呼声中,于敏却失力倒了下来。在这时,他的心里只有一句话——成功了。
如果说李延年是“晴天响雷敲金鼓”,那于敏就是“于无声处响惊雷”。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氢弹功勋于敏,山河永远铭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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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一个曾经绝密28年的名字
他28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
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崇高荣誉,盛名之下保持一颗初心:“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是于敏,“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国产专家一号”——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于敏。
没有留过洋,却也成为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一切从头开始,装备实在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计。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百日会战”令人难忘。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记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用热血书写历史丰碑
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于敏婉拒。他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一个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这是参加“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代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在大会上发言。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 摄
如一滴水,融入大海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
20年前,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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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于敏有一个执着的信念:在那个内乱外侮的国土上,尽管自己不能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驰骋沙场,但他相信,总会有诸葛亮、岳飞式的盖世英雄出现,能够荡寇平虏,重振河山。
于敏怎么也想不到,半个世纪后,自己会成为这样的“盖世英雄”。
男儿何不带吴钩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战乱中度过。在那个自视为“亡国奴”的屈辱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
兵火轰隆的日子里,于敏性喜安静,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历史演义。他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倾慕岳飞和杨家将的精忠报国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凛然正气。他把为国纾困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
1941年,于敏进入天津木斋中学读高中,因成绩优异被推荐转学至耀华中学读高三。此时,他遇到了两位恩师。
语文老师王守惠,讲解古文和古诗词时,必会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个大的时空中,将写作的背景、文学的渊源和价值以及作者的家事等讲得透彻明了。这种教学方法使于敏很受启发:思考和分析问题也应如此,将对象置于一个大的环境之中,用高屋建瓴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他也因此发现了自己为何会倾心于《三国演义》里的恢宏场面和弘大背景,诸葛亮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正是源于其开阔的视野以及善于把微观的事情放在宏观的大环境中进行分解和缕析。
另一位是数学老师赵伯炎,讲课时喜欢讲授数学题的各种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来由,要求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种耳濡目染尽管只有一年,却使于敏受益终生,他由此逐渐养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善于从宏观角度处理微观问题,具有开阔视野和战略眼光,且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
于敏意识到,他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纾困之路——内向好静思,不喜交际,喜欢动脑不喜欢动手,这样的自己适合学习科学。因此,当朗诵起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于敏想到,他的“吴钩”就是科学,他要用科学收取“关山五十州”。
1945年高中毕业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但他发现那儿的老师并不喜欢刨根问底和追本溯源,难掩失落。更失落的是,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并不适合“心灵手不巧”的他。沉静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倾心于理科,他喜欢并选修了理论物理,并最终弃工从理,转至理学院物理系。
在物理系,于敏的学号1234013常年排在成绩排行榜的第一名。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对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国际前沿。
20世纪50年代,基本粒子研究尚无大进展,于敏在平均场独立粒子运动方面发表了《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关于原子核独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等颇有分量的论文。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学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大为惊叹。回日本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1962年,在原子核理论中创立了集体运动模型的丹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A·玻尔访问北京,于敏担任翻译,两人探讨过学术问题。玻尔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亲自邀请他去哥本哈根,于敏婉谢。
与同时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数同仁不同,于敏不曾出国留学或进修。王淦昌曾留学德国,邓稼先和朱光亚曾留学美国,郭永怀曾留学加拿大和美国,彭桓武和程开甲曾留学英国。
于敏那时却不曾踏出国门一步,他对此有些许遗憾。“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三十余年后,当自己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蓝可即将毕业时,于敏并没要求她留在身边做研究。“于老师希望我出国留学,完成他的‘留学梦’。”蓝可说。
“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强调献身祖国。”蓝可说,“于老师建议我出国两年,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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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男,89岁,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
他是我国杰出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面对祖国的召唤,他隐姓埋名20多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热血忠诚,默默奉献给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在核物理、中子物理等方面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为建设强大国防、奠定我国大国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9年,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2015年,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和平,党中央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英明决策。
1961年,时年34岁的于敏,面对祖国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他说:“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对于敏来说,工作几乎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每次遇到难题,他都会带领大家反复讨论研究,谨慎选择技术途径,认真试算物理模型。有时,为了得到一个准确的数据,他甚至趴在地上,绘出一条条特征线,然后马上跟大家讲解。于敏工作起来不分昼夜,有时因为产生灵感,半夜起床伏案工作;他的领导为了限制他出差在外无休止地工作,总是派一位同事与他同住。
于敏的同事都知道,在他面前,一个数据都不能含糊。在一次核试验之前,他突然发现原设计中一个数据可能有问题,但这时试验装置已下了竖井。他深知知道自己将要承担的责任,还是立即报告了上级,要求暂停试验。经过一天一夜的查找,终于弄清了这个不利因素可以为另一个抵偿因素所抵消,他才露出了放心的笑容,向上级报告可以继续试验。上级领导问他:“再发现问题怎么办?”于敏认真地答道:“再发现问题,我再如实报告。”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使我国核试验成功率之高为世界所先。
在于敏潜心钻究的20多年间,他带领着科研团队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实现了氢弹原理的突破——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在核武器的武器化研究、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在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之前,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热核试验时间。
1985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称号;1987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1987年、,三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第一作者);199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2014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获“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等称号。
阅读小贴士:本篇共计2299个字,有22个段落,预计默读时长8分钟,朗读时长13分钟,慢速需要18分钟,有111位用户喜欢。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于敏心中依旧记得他第一次来到这荒无人烟的大漠之上时,大声吟诵着:"不破楼兰终不还!"
为此,于敏曾经数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我国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高原,于敏曾经8次上高原,6次进入戈壁滩。他高原反应强烈,到了西北高原之后,他根本无法正常饮食。早上吃一两主食,午餐和晚餐也只能吃一、二两米饭。即便吃下去,也经常吐出来。因为身体不适,他常常失眠,工作繁重的他体力消耗很大。从办公室到宿舍,不到一百米的距离,他走一次要停下来休息好几次。
即便如此,为了能够掌握到完整准确的试验测试结果,在试验之前,于敏还是在半夜顶着零下30多度的低温,爬到了高达102米的铁塔顶端。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在说,于敏是在用生命制造氢弹。
1969年,因为不断奔走于北京和大西北之间,精神压力过大、积劳成疾的于敏患上严重的胃病,同事们眼看着他人日渐消瘦。第一次在地下进行核试验,于敏已经虚弱得走路都很困难,每次上楼梯的时候,都需要用手提着推腿才能迈上去;做热核试验,同事们兴致勃勃将他拉到小山岗去看火球,于敏突然全身冷汗,脸色苍白,突然休克昏迷。
于敏健康状况每况日下,到了1971年,组织实在不忍,商讨破例让于敏的妻子留在他身边照顾他。一天深夜,于敏正在钻研之时突然感觉到身体不适,头昏眼花,他用最后一点力气叫醒了妻子,孙玉芹一醒来,他已经瘫倒在地。孙玉芹赶紧通知医生,经过抢救之后,于敏才化险为夷。于敏在医院待不住,身体还没有恢复好,就又投入了工作之中。
1973年,于敏从绵阳返回北京,在列车上就开始便血,刚刚到了北京又昏厥过去。于敏都没进家门,就又被送到了医院之中。
那些年,于敏的身体状况是孙玉芹最为担忧的事情。她不知丈夫到底在做什么工作,但让他连生死都置之度外的理想,作为妻子,怎么可能不支持?
为了支持于敏,孙玉芹提前退休。每天她拉着小车去超市买菜,在邻居好友心中,她总是笑眯眯的,很秀气,也很精神。她用全部的精力保证于敏的事业,只想让于敏没有后顾之忧。
央视曾经采访过于敏,于敏提到他去亡故妻子的思念,孙玉芹因为心脏病先于敏而去,成为他的心头的一根刺。在于敏的记忆之中,孙玉芹是非常喜欢旅游的,但是为了照顾于敏的身体,她舍不得离开于敏,时间全部都花在于敏的身上。对妻子,于敏将所有的感情都凝聚在一句诗之中:"报答平生未展眉。"
注:“惟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出自唐·元稹的《遣悲怀三首·其三》。可以理解为:只能睁着双眼整夜把你思念,来报答你平生不得伸展的双眉。
"国产土专家"于敏,如果说一生之中还有什么遗憾的事情,除了没有好好陪伴妻子和家人,就是没有机会出国留学。当时国内顶尖的专家王淦昌、邓稼先和朱光亚等都曾经在国外留学,于敏却从来没有踏出国门。
其实在1962年于敏曾有出国的机会,丹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A·玻尔曾经访问北京,于敏担任他的翻译。两人曾经探讨过学术问题,玻尔赞叹于敏是一名"出类拔萃的人",亲自诚挚邀请他去哥本哈根,于敏拒绝了。
于敏晚年回忆说:"如果我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选择留学。"的确,"土专家"是对于敏"白手起家"的肯定,但在他看来,科学必须要有开放交流的态度,和足够广阔的视野。留学是科学交流的最好方式,但留学后必须回国给国家做点事儿,他说:"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就是因为这样的态度,于敏带的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蓝可在即将毕业的时候,于敏没有将他留在身边,而是鼓励他出国留学,只是一再强调,要求蓝可将来归来献身祖国。
在于敏和同事们不顾生死接受研制氢弹的重任之时起,就一直遭受着非议,有的人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一定要研制氢弹,他们认为于敏在研制杀人武器,是一种不人道的事业。对此,于敏只说了这样一段非常朴素的话:
"中国5000年的历史都是受外族的侵略,中华民族从来就是非常坚强同时又非常爱好和平。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但是在50年代,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必须打破核垄断。"
在祖国的核武器事业之中,于敏是先行者之一,和老一辈的科学家们完全靠着自己的智慧和毅力走出了自主创新的道路,为后来者引路。于敏在耄耋之年写下一首诗:"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生前,93岁高龄的于敏依旧是单位的"重要顾问",每当遇到重大或者难解的问题之时,后生们想到的还是要请"于老爷子"出山。
在于老去世后,有记者曾经拍下几张于敏家中的照片,于老睡觉的床铺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旧样式,用的也是当年的"国民床单"。床边有一副书法作品"国之干城",是于老对自己一生最好的总结。
这位大物理家,内心其实是浪漫而高雅的,他一直深爱着中国古典诗词。于敏的得意门生蓝可说,每次他只要说一句李白或者杜甫的诗,于敏就能接下去直接背完,还会和蓝可分析这首诗的特点。在陪孙子玩儿的时候,于敏也在教他们念诗,第一首诗,还是当年让少年的他一腔热血的《满江红》。
的确,古诗词,让中国人好好说话、好好做人,而搞氢弹,是为了让别国好好说话。50年代的青年学者们,因为曾经经历了近代中国外地入侵的苦痛,他们更加明白一个独立、富强的祖国的可贵之处。
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而这些为国家安定,人民安乐而隐姓埋名的人们,将自己的力量融入到了强国的事业之中。以沉默的人生,完成惊天的事业。这就是于敏,在核武器事业上不断开拓创新,为国谋策,鞠躬尽瘁,从未忘记过少年时的"一片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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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如一滴水,融入大海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
20年前,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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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观看了电视连续剧《功勋》后,我受到了很多启发,我为老一辈科学家的崇高精神而热泪盈眶,并且,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为有这样的英雄前辈而感到自豪。
剧中,无名英雄于敏有许多细节让我印象深刻。
首先,爱国主义精神在于敏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当隐姓埋名做研究和出国留学的选择题摆在于敏面前时,于敏说道:“你想要和平,就要有不怕打仗的底气,什么是底气,我们造的就是底气,核平衡才是平衡,咱不欺负别人,也不能让别人欺负咱们,不平等只能挨打,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于敏断然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打算,选择了条件异常艰苦的氢弹研究,以史为鉴,在如今全球化时代,他的这种热爱祖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当代青年学习。
其次,于敏无私奉献、大力协同的品质让我不禁感慨老一辈科学家们的崇高品性。正如于敏的妻子玉芹说的:“他将一生奉献给国家,我将自己奉献给他。”这是于敏的家国情怀,是大奉献。在与科研战友夜以继日地攻坚克难中,他与战友团结协作,失败、总结、再失败、再总结,纵使条件艰苦,他们始终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辛勤耕耘,终有收获。剧中,有两个细节让我难忘,一是于敏将家里妻子为他和孩子准备的鸡蛋拿出来,用作奖励科研有突破的同事,激发大家的工作热情,二是于敏与陆杰的战友情,他们相互挑战、相互激励,而后,相互扶持,这种情谊,着实让人动容。
最后,作为一名学生,观看了于敏为科学献身的示范后,我深受触动,思考了很多。于敏始终相信科学,敢想敢干。他说道:“搞科研,搞理论,讲的是实事求是。搞科研,需要灵感,不是蛮干。”正确的理论指导正确实践。正是由于这般脚踏实地的科研态度,我国氢弹研究少走了许多弯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在往后的学习生活中,我要将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其中,戒骄戒躁,做真正的研究。
忠孝最是难两全,隐姓埋名数十载。无名英雄于敏,是国家之幸,是民族之幸,更是吾辈之幸。无论条件如何,他始终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精神。英雄光辉照亮未来的路,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应该继承先辈优良传统,发扬“两弹一星”精神,争取为国家和社会做更大的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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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下,于敏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氢弹之父”。虽然,他自己一直坚决反对,但就凭这一点,也足见他在中国核事业方面的杰出贡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之后的12月28日,又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用“轰六”飞机空投,进行了全当量氢弹实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速度之快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工作条件之艰苦却难以想象。1969年,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大型空爆热试验并行准备连着做。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就见他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
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第一次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1969 年1月,于敏和同事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专列。也许因为临时加车,有站就停有车就让,车速很慢。有时在深山峡谷中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除了少数老弱病残者坐硬卧车厢外,大部分人挤在没有厕所的大闷罐车厢内。于敏当时本来身体就不好,加上长途跋涉,休息不好胃病发作,整整四天四夜,差点把他折磨死。
到了大西南,由于工作条件不具备,上面只好又做出决定,家属留在深山,科研人员全部返京。于敏带着还没有休息过来的身体、没有治好的病,只身回到了北京。
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回到北京后,于敏的病情日益加重。1971年9月13日,林彪阴谋败露,研究院的斗争也降了温。领导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于敏的妻子孙玉芹10月回京探亲。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心急,赶紧扶他起来给他喂水。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这次出院后,于敏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为了完成任务,他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再次奔赴西北。1973年,由于在青藏高原连续工作多时,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他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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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隐姓埋名28载,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不为外物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坚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信条;
他就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弹一星”功勋勋章、“共和国勋章”等多项荣誉的获得者——于敏!
01 未曾留过学的“国产专家一号”
在中国核物理的几位开创者中,于敏是他们之中唯一一位没有留过学的人。尽管如此,这位由我国自主培育的“国产专家”依然成为了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并在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里,在一张白纸上书写了中国人用最快速度独立研制出氢弹的神话。
1926年8月16日,于敏出生在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
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度过的,童年时期作为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年幼的他留下了惨痛的记忆。
1944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
但是在上学后于敏发现,相较于工学院的老师只教授学生知识,却不告诉学生根源,他更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探索之中。彼时,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
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从此,于敏便与理论物理结下了一生的羁绊。
02 一次谈话,开启氢弹研究之路
1951年,研究生刚毕业不久的于敏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此开始了他的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生涯。
在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过程中,于敏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同时,他还与北京大学杨立铭教授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1961年,时年34岁的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渐入佳境,但在与时任近代物理所所长钱三强的一次谈话之后,他开始从原子核理论研究转入氢弹原理研究和核武器研制。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正如于敏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转折就是他开始从事氢弹研究,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更是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在当时,我国想要研究氢弹,但是却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氢弹计算的繁复。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被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
可以说,在氢弹的理论探索中,于敏几乎零开始,不断依靠自己的勤奋,一步一步克服重重困难,最终通过不懈的努力,自主研发,解决了氢弹研制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
03 “百日会战”,形成氢弹理论方案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于敏和他的团队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探索与试验后,终于攻克了氢弹研究中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
1965年9月底,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在国庆节前夕一起去上海华东计算所做计算物理实验,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当时国内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同年10月下旬,于敏为上海研究人员作了“氢弹原理设想”系列学术报告,提出了两级氢弹的原理和构形的设想,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
回顾在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带领科研队伍不断探索、实验,最终实现了氢弹原理的重大突破,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04 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创下最短研究周期纪录
在于敏的组织和部署下,我国氢弹理论研究实现了重大的突破。但是,氢弹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最终检验才能确定是否正确。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正式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也是从那时起,于敏确信他的氢弹原理是正确的,他也确信,我国已经取得了设计实战氢弹的自由。
1967年6月17日,在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其形状之大在爆炸点以北250公里处仍能看到,烟云升离地面10公里,仿佛一颗人造“大太阳”,这标志着我国的氢弹试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也标志着中国核武器发展又取得了一个质的飞跃。
纵观全球,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中国的速度堪称世界之最。
05 婉拒“氢弹之父”称呼,他表示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需要
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技术途径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一同参与研究的同事们直接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却始终不肯接受。
“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曾这样婉拒别人称呼他为“氢弹之父”。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获表彰科学家作了发言。在回顾自己五十年的科研历程时,于敏却淡然的说,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需要。
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回顾我国核武器研制的历程,是完全依靠我国自己的科研力量攻克了核武器的秘密,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战略需要的有自己特色的研制核武器的道路。
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背后无数个像于敏一样,为了国家大义,甘愿“隐姓埋名”、披荆斩棘、忘我奉献的奋斗者们,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脊梁”。
在他们身上,折射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光辉,他们无私奉献、开拓创新、忠于职守、以身许国,今天让我们向这些共和国的脊梁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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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绝密长达近30年的名字,一段铸核盾卫和平一甲子的传奇。
越神秘,人们越想了解他。
今天,让我们走近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镁光灯下,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院士坐着轮椅,被缓缓推向主席台中央,接过荣誉证书。这是党和国家的崇高褒奖,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16年前的1999年,于敏重回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在这之前,因为从事事业的保密性,他的名字“隐形”长达近30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面对荣誉,于敏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黄沙百战穿金甲 功在当代壮国威
这次转身,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1952年11月1日,美国研制的世界第一颗氢弹爆炸,其威力相当于1945年在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几千倍。
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我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决定自力更生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
1961年1月的一天,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于敏冒着刺骨寒风,踏着厚厚积雪,应邀来到了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先生的办公室。
这是于敏人生中一次重要转型。
钱三强非常严肃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将你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这次转身,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尽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务,从此,他的名字从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消失了。
多年后,他敞开心扉: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度过的,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印象。正是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促使我下定决心从基础研究转向研制氢弹工作。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了突破氢弹原理,上级将黄祖洽、于敏及其研究小组中的30余人一起调往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集中力量攻克氢弹,但迟迟未得要领。
1965年9月,于敏率领13室部分人员,带上被褥、脸盆、计算手册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利用该所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完成加强型核航弹的优化设计任务。
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
作为参与会战的五十分之一,两鬓染霜的蔡少辉老人至今对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
他回忆,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细分析结果,终于挑出了三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回到宿舍后坐在铺着稻草的铁床床头,做进一步分析。
0、1、2……9,这10个枯燥无味的数字,在于敏眼中却是一首首诗,一幅幅画,而他,俨然是演算纸上的将军。
“别人从纸带里看不出来的东西,经他一分析就成了活的知识。”蔡少辉称赞于敏,总是能透过现象触及事物本质。
剥茧抽丝,氢弹构型方向越来越清晰,于敏和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鸣”,蔚蓝色的天空骤然升起一团炽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几百个太阳还要亮的光芒,急剧翻腾的烈焰腾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蘑菇云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卷起沙尘,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戈壁滩。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为330万吨级,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
尽管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然而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突破氢弹,我国仅用了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这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又是一个漂亮的反击。
审时度势预则立 魂系国防情更急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缓过劲来要几年。”
1999年,《纽约时报》以3个版面刊出特稿: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间谍来突破核武发展?
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时,于敏指着报道中的一句话——“不用进行间谍活动,北京可能已经自力更生实现了自己弹头的小型化”对记者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话锋一转,“但我们不是‘可能’,是‘已经’实现了小型化。
第一颗氢弹只是试验装置,尺寸重量较大,还不能用作导弹运载的核弹头,属于第一代核武器。要与运载装置导弹适配,核装置还必须提高比威力并小型化,发展第二代核武器,难度大大增加。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种种原因,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科技骨干相继调离,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领导突破二代初级和次级原理,发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决策、把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不但在初级小型化和中子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第二代核武器研制实现重大决定性进展,而且次级小型化技术途径已明确,核武器事业跻身世界水平已指日可待。
于敏没有盲目乐观,他将视线投向全球。
当时美国仍在不断做地下核试验,但他分析,其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为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署全面核禁试条约。
“这好比百米赛跑,要将成绩在10秒基础上再提升0.1秒,要花很长时间和精力。”胡思得院士说,当时我国还处于爬坡期,进步潜力还很大。
如果必须做的核试验没有做,该拿到的数据没有拿到,岂不是要“功亏一篑”?
于敏心急如焚。他顾不上老朋友邓稼先先生已身患重病,直奔医院谈了自己的想法。邓稼先亦有同感。
几经反复,邓稼先和于敏给中央打报告,正式提出加快核武器进程的建议。
正是这封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党中央做出果断决策,我国才争取了宝贵的十年热核试验时间,完成了必须做的热试验。
禁核试后,如何保持我国核武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于敏早已未雨绸缪。他提出,一定要把经验的东西上升到科学的高度,用计算机模拟等新的方式开展深入研究,确保库存核武器安全、可靠和有效性。
“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华说,至今它仍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缓过劲来要几年。老于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干着第一代,看着第二代,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对核武器发展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
上世纪70年代,他敏锐感觉到,惯性约束聚变(ICF)不仅有可能用于解决能源问题,还可能用来研究武器物理。在他建议下,我国ICF终于作为一个独立主题列入国家863计划,从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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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1月16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
于敏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61年,于敏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氢弹理论探索任务,并取得了我国氢弹试验的成功,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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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答主我是一只小萌刀:于敏是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
建国初期参与原子弹氢弹研究,他几乎是唯一一个没出过国的土专家,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参与研究。
国内当时就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95%给了原子弹计算,只有5%用于氢弹设计,他居然不知天高地厚领着人去做,工具就是计算尺,居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因为他的不知天高地厚,中国也不知天高地厚,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而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
他对自己的身体更是不知天高地厚。1969年,于敏因奔波在北京和大西南之间,胃病严重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1971年10月,幸亏上级考虑于敏身体状况,特许妻子照顾他,才不至于深夜休克无人发现,终于被医生抢救过来。1973年,他在回京车上便血,在医院输液时又一次休克。
但他似乎又懂得天高地厚。因为工作性质,他隐姓埋名三十载。他面对别人甚至最亲近的人时,他说的最多的也是我不能说,就像邓稼先面对妻子质问时,回答的是地点我不能说,去多久我不能说,干什么我也不能说。
他曾遗憾的说一生没有出过国,如果出国学习,也许现在对国家的贡献会更大。其实他可以出国,但为了国家,他放弃了。
对于别人说他是氢弹之父,他总是婉拒。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于敏最大的遗憾是他的夫人去世了,他经常看到遗迹遗物,睹物思人,因为他觉得亏欠夫人太多,他引用了元稹的一句诗——报答平生未展眉。
于敏在房间里挂了诸葛亮说过的一句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我当年坐在饭馆里吃饭,电视上正在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于敏坐着轮椅缓缓走过来领奖。我看着颁奖,我高兴地哭了。
我看着坐在轮椅上的他,我记得他因为家里穷没路费,于是暑假不回家自己跑到景山顶,迎着夏日的凉风,拿着课本,做着习题,他从不认为自己天赋异禀,他只是勤奋。
我看到了那个年代那帮科学家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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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土专家
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与邓稼先的暗号
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与死神三次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靠古诗词安眠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多年来于敏的休息时间一天只有6个小时左右。而至少有30年了,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的。
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5年1月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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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屈辱史。因为落后腐朽,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攫取了众多的权益。好在,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挺身而出,他们前仆后继,不惧牺牲,才将侵略者打败。
而新中国的建立,也更是这些先贤们的奋斗的辉煌成果。但是,虽然山河已无恙,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依然存在,新中国面临的威胁也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尤其是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空前紧迫。
一方面是苏联、美国在经济等方面的孤立、打压,另一方面则是要面对他们的核讹诈,如何保证国家安全也就显得极为迫切。
于敏,中国氢弹之父,从零开始引领我国成功研制出氢弹,使中国成为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也是氢弹研究用时最短的国家。
而在这成功的背后,于敏忍受的是超乎常人的压力,以及隐姓埋名28年的落寞。
中国积弱,立志报国
于敏出生于1926年,彼时的中国军阀林立,民不聊生。一方面,西方列强仍在不断的攫取的利益,另一方面,军阀们互相攻讦,鱼肉百姓。
生于普通家庭的他,好在还能读得起书,就这样他完成了小学学业。当于敏十二三岁的时候,中国的自行车并不普遍。看到同学骑着自行车在街上飞驰,于敏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将自行车借了过来。
骑上自行车的于敏十分开心,在街上一边骑车一边观察周围人的状态。就在车子行进到一个人群密集的街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小汽车,车上坐着一位日本人。
于敏无处可躲,只能停下车子。原本以为日本人不敢撞过来,结果车子一直毫不减速地向他行驶过来。
“完了,可能今天就要丢掉性命了。”这是当时于敏心里唯一的想法。
好在汽车在于敏跟前停了下来,于敏这才保住一条性命。可事情并没有到这里就结束,日本人下来之后怒骂于敏一通,随即扬长而去。
原本是过错方,却因为祖国实力强大而在他国蛮横无理,这在于敏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此事过后,于敏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让祖国变得更强大。
高考后,于敏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在工学院学习两年后,机缘巧合之下转到物理系学习。
有人说于敏因为工学院不能实现报国理想才改专业,也有人说是于敏物理方面的天赋引起物理系老师的注意,这才转入物理系学习。
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改变专业,于敏凭借自己的智慧折服了他的老师。
“于敏是我见过物理最好的一个学生。”这是教过于敏的老师对他最多的评价。
顺利从本科毕业后,于敏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而且是在母校读研,并没有像大多数学者那样出国深造。
当于敏从研究生毕业后,他的能力有了一个合适的施展舞台。
原子核理论奠基人,因祖国需要研究氢弹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等领导人决意研制“两弹一星”。
很快“中国要研发原子弹!”这个消息一出来立刻传遍了世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收到了许多国家的“问候”,不过收到的可不是祝福,更多的是劝阻和嘲笑。
包括中国人在内,许多人并不认为中国能成功制造出原子弹。原因很简单:没钱、没人、没技术。其实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更遑论这还是一个刚刚走出战争泥淖的国度,一个连基本的工业门类都极为薄弱的国家。
而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更犹如冷水一般,难道尚在襁褓中的中国原子弹事业要中断?显然不可能,无奈之下钱三强等人只能组织国内的专家学者,尝试共同攻克这一难题。
彼时刚刚从北大读研毕业的于敏,也正是这个时候加入了这支队伍。
于敏与其他的研究人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没有留学经历。用现在的话来说,于敏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家。可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研究出原子核的理论基础。
毫无疑问,于敏的这项研究对原子弹的制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原子弹就是以此为基础制作的。虽然这项研究成果不是于敏单独完成的,却也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
若是按照正常的发展过程来看,于敏应该会在原子弹上有更深入的发展。可命运就是那么神奇,钱三强突然的一次谈话改变了于敏的命运。
“于敏,你除了原子弹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兴趣?”
“什么?”
“你除了原子弹以外,想不想研究一些其他的武器?”
原子弹虽然制作困难,但好歹曾经接触过苏联的技术,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可氢弹在中国完全是一个空白领域,连材料和原理都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东西。
当知道钱三强想让自己研究氢弹后,于敏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原因很简单,别的国家有中国没有就会挨欺负。
当于敏真正踏入这一领域后才发现,事情比想象中要难上许多。
困难的氢弹制造
别看于敏在原子弹方面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可并不代表着氢弹就能借上力。原子弹反应过程是核裂变,可氢弹却是核聚变,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
至于氢弹具体什么样,谁都不知道,只能凭借着基础知识加上想象力来推演。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每个有想法的人都上台解释一遍,然后大家从中进行可行性的推敲。光是确定氢弹的主要材料就消耗了大量时间。
美国等大国对氢弹材料严防死守,中国也只能自己寻找最适合的材料。当年美国采用的是粒子加速器进行碰撞,将可能的原料都实验一遍,从中寻找最合适的。
这种方法最科学、省事,可他的代价太大了,每次实验都需要上万人参加,费用更是高得吓人。更重要的是,中国根本没有粒子加速器,想实验都不可能。
这时于敏展现了他超乎常人的能力,用一支笔一张纸人工进行推演,最后发现氘化锂是最合适的材料。不过于敏提出氘化锂需要四千万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才能使其达到反应温度,如何给它加温成了随之而来的难题。
有人提议在原子弹外增加氘化锂外壳,这样原子弹爆炸产生的高温就可以达到氘化锂所需温度,而且中国已经制造出原子弹,只要这个设想成功,实验起来应该会容易一些。
这个建议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可于敏并没有发表意见,而是拿起纸笔直接推演,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原子弹爆炸的温度并不会燃烧外壳。
换句话说原子弹爆炸后会发生许多反应,并不是所有物质都在燃烧,可能可能打不到氘化锂所需温度。
即便大家对这个结论将信将疑,可于敏一直以来的能力却不得不让大家接受这个事实,就连当时的组长黄祖洽都有着泄气。
“实在不行将氘化锂加入到原子弹内部,做一个杀伤力大的原子弹好了。”
听到这句话,于敏又拿起纸笔推演起来。原子弹内部的高温足以达到所需温度,加入氘化锂确实可以做出一个超级原子弹。
可当于敏继续算下去时,他发现加入氘化锂后原子弹效果比之前大一千多倍,也就是说这就是氢弹。
这个重大发现极大程度上鼓舞了所有研究人员的心,接下来就是对这个想法进行完善、修改的过程了。
终于在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八个月,而美国用了七年,苏联用了四年。
中国氢弹的研制成功之初,美国人甚至以为是国家机密泄露了。当知道这是中国的自主研发后,惊讶得合不拢嘴。但此时的于敏并没有凭借氢弹扬名天下,反而处于隐藏状态。
一路的艰辛
事实上从研究氢弹开始,于敏就知道自己会改名换姓地隐藏起来,连家人都不知道他的工作。这样做是对他的一种保护,因为其他国家的监听无处不在。
就像于敏推演出氢弹雏形一样,他想向好朋友邓稼先分享一下,顺便让他帮帮忙。可在电话中于敏却用了一套暗语。
“我们打猎打到一只松鼠,还没吃呢,因为想把它做成标本,但现在人手不够。”
听到于敏前言不搭后语的话,邓稼先猜到自己这位好朋友一定是有了重大发现,为了保密这才说起暗语。于是赶紧回答:“我马上过去。”
也正是这种谨慎才使得氢弹只要没有受到太大干扰,可于敏却因此隐藏了二十几年。这二十多年中,他的妻子孙玉芹同样承受着生活的艰巨。
因为丈夫时常不回家,家里大大小小只能依靠孙玉芹一人完成,包括去医院生孩子都是一个人。别人询问丈夫工作的时候,就是孙玉芹最难受的时候,因为她也不知道丈夫是干什么的。
“我最对不起我的妻子。”
这是于敏接受采访时的肺腑之言,前陪伴时间少,后半生却因为身体不好多次被妻子照顾。在于敏为祖国奉献的同时,孙玉芹也在默默地为这个家庭奉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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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他淡泊名利,甘做无名英雄,默默铸造国防基石数十载。
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是指氢弹。从理论到技术,氢弹都要比原子弹复杂得多。1961年1月,于敏被国家选派参加氢弹理论的预研工作。时年34岁的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任务,服从分配,并开始了自己隐姓埋名、远离公众视野的生涯。于敏在回忆自己“转行”的心路历程时说到,“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的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从1961年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对氢弹原理和结构作了初步探讨,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产生了60多篇论文,但均作为秘密文件保存。1965年1月,于敏率领的“轻核理论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调入二机部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1966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之后,于敏带领团队又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技术,为我国核武器和国防高技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7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国务院授予于敏“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隐姓埋名20余年的于敏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与其他4位劳动模范不同的是,他除了“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的头衔外,没有任何事迹介绍。与“沉默无声”的事业一样,于敏毕生都信奉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曾对身边人说,不要计较有名无名,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从事氢弹研究数十年,连他的夫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直到解密后才恍然大悟,“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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